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奥〕弗兰茨·柏克瑙《西班牙战场：内战见闻实录》（1937年）

三 重返西班牙，一九三七年


↘巴塞罗那
↘瓦伦西亚：中央政府
↘马拉加
↘空中交战
↘危机
↘狱中
↘离开西班牙


　　一九三七年一月中旬，我做了二次探访，方方面面都起了变化。记者无法自由走访各地，除非具有党员身份。我所遇到的阻碍更是远超预期。不得不弃用直接誊录原始笔记、呈现每日观察的做法。
　　同时，如今更容易弄清政治问题的来龙去脉。我已结识相当多的人，获得更多信息，也更了解战争进程。因此我决定不再聚焦于不同地区的事态进程异同，转而研究关键政治问题。研究报告如下，其中也包含观察记录。
　　这份报告是在西班牙期间所写：加泰罗尼亚部分是我到达瓦伦西亚后几天内完成；返回瓦伦西亚不久，我完成了马拉加部分；其余部分是在离开西班牙后几天内完成。
　　我站在观察者的位置上记录了一月和二月的局势，没有作任何改动，虽然又过去了几周。就其本身而言，并不比之前或之后哪一阶段更加关键。那刚好是个灾难性的阶段：在政治领域，发生内阁危机、克莱伯将军被解职、苏联大使罗森伯格也被解职；在军事上，有马拉加溃败和哈拉马沦陷。我的观察聚焦于这一阶段，并非内战全局，自瓜达拉哈拉战役后显然已进入新阶段——会另作讨论。但是我已身处国外，获取信息有限，只能尽力而为。
　　即使自三月中旬之后，局势已变得有利于共和政府，也不能就此断言之前的灾难性阶段无关紧要。每一阶段的发展都左右着未来。内战伊始，工人在马德里和巴塞罗那巷战中取得胜利，引发社会革命——已趋于尾声，但影响仍在，加泰罗尼亚工业集体化仅是较为重要的成果之一；九十月间的一次次败北迫使政府寻求外国援助，也因此承受着政治压力。眼下，政府取得军事胜利，危急时刻度过，集权趋势却在继续；将更加依赖统一指挥、统一管理，而非倚仗一伙手持武器的民众。这也将左右西班牙的命运。历史无冗余，每一行动，每一决策，都会在后续事件中有充分体现。因此，历史学家需竭力捕捉某时某地的真实情形。我也原原本本呈现我的记录，并不沉迷于预卜未来。

巴塞罗那


　　第二次西班牙之旅至少有一点与第一次相同：谣言。无论老友还是泛泛之交，都把过境讲得极糟。据说法国边境极难通过，要符合种种条件，西班牙边防委员会则进行人身搜查。过境比第一次还顺利。法国方面仅仅是让每个人签署一份声明（过境是自愿行为，如有意外，铁路公司概不负责）。塞尔贝尔（Cerbére）与布港间的边境隧道已被叛军巡洋舰“加那利群岛”号炮击过数次，尽管不太奏效。我安全过境，政府军一艘军舰正停靠在附近，海上不会发起攻击。
　　火车上有一伙国际纵队志愿兵，大多来自大西洋对岸：加拿大、美国、古巴、墨西哥和菲律宾，聚在一起，不分彼此。大衣和靴子备得齐全，从体格上看都不像是失业者。有不少人是抱着冒险心态而来，不乏颇具军人资质的年轻人。他们聊得兴高采烈，从一个个停靠站的快餐部买了不少东西。在佩皮尼昂（Perpignan）齐齐下车。西班牙共产党在那里设了点，对志愿兵做最后一次筛选。两天后，还是这支队伍，在民众热烈的欢呼声中进入巴塞罗那。法国当局没有阻碍志愿兵通行。
　　西班牙边境也一样，不为难人。没有搜身，仅是查查携带外币的情况。政治委员会仍然存在，仍然有权检查证件，决定是否放行。已在车站里办公，方便多了。与去年八月不同的是，成员似乎主要是安那其，对我礼貌而友好。
　　火车有一等、三等车厢，一节餐车，出发准时，抵达也准时，和八月时一样。其他方面完全两样。去年八月乘坐火车时，沿途看上去几乎与平日无异，如今建起军营。整条海岸线都有军队驻守，堑壕也挖好了（这些堑壕如何抵挡军舰炮击？）。军队也与之前的民兵迥异。谁是长官谁是士兵，一望即知，长官的军装更像样，缀臂章。先前的警察力量，突击卫队和国民卫队（如今叫作“共和国卫队”）随处可见。突击卫队又穿起了惹眼的深蓝制服，戴起了鸭舌帽，金色穗带多了不少。国民卫队不再戴那夸张的黑色三角帽，换成朴素的绿帽。他们一点儿都没想显得像无产者。士兵服装还没完全统一，但五颜六色的罗宾汉式装束也完全见不到了。帽子上配党名缩写的人稀稀朗朗。连我车厢里的一个安那其士兵也不说“民兵”，而说“军队”。餐车里有不少军官和飞行员，我不觉得士兵会在这里吃饭。餐车供应饮料，食物少得可怜。
　　巴塞罗那依然令人震撼。不再有街垒，不再有涂着标语缩写的汽车载着一群戴红色领巾的男人呼啸而过，不再有身穿便服、肩背来复枪的工人。除了制服挺括的突击卫队和国民卫队，根本见不到几个带枪的人。党组织据点门前不再人头攒动，大停车场也不见了。八月时处处闪耀生辉的红色横幅和铭刻已黯淡。街头尚未出现“资产阶级”。真正的富人，如果还在这里住着，绝不会在公共场合露面。兰布拉大道，巴塞罗那最具人气的地方，工人氛围已稀薄得多。彼时戴帽子都危险，如今没有人顾忌了，姑娘们也穿出靓丽衣裙。一些较为时髦的饭店和舞厅重新开张，不乏顾客登门。商人、小店主以及专长人士等一一现身，街头气氛为之一变。大陆旅馆，我之前住的地方，那时住着相当多的民兵；如今入住的客人不少，正常支付住宿费，衣着相当不错。这间旅馆似乎生意正旺。
　　革命势头减弱，连战争也是。几天后我去瓦伦西亚，一位政府高官难掩愤慨：“加泰罗尼亚人可没在打仗。”
　　没错。巴塞罗那的征兵几乎停止。我停留了一个星期，眼见一列列外籍志愿兵经巴塞罗那前往南方，却不见一支本地队伍去阿拉贡前线。那里仍在僵持。人们对战报早已失去企盼。街上鲜见伤员。
　　另一方面，人们担心空袭（不久前瓦伦西亚遭袭），更担心海上攻击，为此做足防御。加泰罗尼亚人做真正想做的事时总是细致有加。大批防空洞准备就绪，所有商店橱窗都贴满长纸条，以防被震碎。富于想象力的地中海居民，把不得不做的事变成了乐趣，纸条排列得十分悦目，生意没有冷清，反而更加吸引顾客。一个下午，在提比达波，我听到炮声低沉的回响，是为抵御海上攻击的排炮演练。两天后，凌晨两点，我被同样的轰响惊醒。一艘巡洋舰正在炮轰港口（到了早上我们得知，它没有得逞）。刺耳的警报响彻全城，灯火熄灭三十秒以示提醒，三分钟后正式熄灭。奔出家门的人都已寻到防空洞。我去了地下二层的一处，照明充足，还有椅子。一位夜班警卫赶来查看一切是否正常。我感到无比安全。
　　巴塞罗那要应付的大问题不是炸弹，而是食品供应。这与政治冲突密切相关。想弄清楚就得先了解一下当前政治形势。
　　自八月以来，本地政治图景日趋简化。各个政党仍存在，但大多丧失影响力，变得无足轻重。左有马统工党，这个托派及类托派的政党势头明显式微。右有影响力本就有限的加泰罗尼亚共和派。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党一直秉持激进的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也是眼下唯一有分量的非工人阶级政党，依然在主持自治政府，主席孔帕尼斯和总理塔拉德拉斯（José Tarradellas）都属于左翼共和党，然而在八月时衰落就很明显，如今已极弱。与其有来往的人可能仍在抱怨安那其势力日益增强。其实，共和党人让位于安那其的时期已经结束。左翼共和党衰落，崛起的并非安那其，而是加联社党。如今仅存两支主要力量，即安那其与加联社党。占据主动的显然是后者。
　　不得不注意的是，在一九三一年共和国宣告成立之前，巴塞罗那只有安那其的全国劳工联盟这一支工会组织，尽管联盟提过不少彼此相异的政治主张。社会党人胡安·科莫雷拉（Juan Camorera）虽然也在巴塞罗那，那时却还默默无闻。一九三一年以后，在马德里政府的帮助下，社会党人的工会组织劳工总会不断尝试在巴塞罗那立足（社会党人任政府要职），并非全无成果。他们不参与一九三三年起义，孤军奋战的安那其伤亡惨重。不久，安那其改变政策，在七月发挥主力作用，到底赢得了几乎所有体力劳动者的支持。在铁路工人、雇员及类似群体中间，全国劳工联盟和劳工总会的影响力不相上下，也因此冲突激烈。但就整体而言，安那其无疑是加泰罗尼亚实力最强的组织。
　　自七月以后，这种局面被打破，起初缓慢，而后加剧，由两个相生相伴的事实所引发。其一是安那其的恐怖统治。大规模征收和处决使市民阶层吓破了胆。他们往往选择左翼共和党，但是自内战爆发以来，左翼共和党丝毫不是安那其的对手。市民阶层一心维护本地利益，仅就此而言，决不会认同法西斯——彻头彻尾的卡斯蒂利亚中心观。他们想寻求庇护，可与安那其抗衡。
　　农民的态度更成问题。在那头几天里，安那其的目标是村里大户，后来波及普通农民，靠剿灭大户赢得的优势不复明显。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反对废除地租、征收土地。安那其从反对统一立法的原则出发，拒绝对征收来的土地进行立法，农民获得土地，却无法律保障。另一方面，民兵口粮以及大城镇的食品都要从农村征收，农民不堪重负，愈发不满。涓滴汇聚，削弱着安那其的影响力。
　　进入十一月，危机来袭。叛军攻占托莱多，目标马德里，战争似近尾声。苏联施以援手。援助不仅改变了战争走势，也使政局动荡，向共产党人倾斜。
　　苏联派来数量有限的专家、指令官、炮兵军官以及飞行员，只管发号施令，与其余政府军完全隔绝，尽管其存在不是秘密。也在每一个紧要关头运来数量可观的武器。西班牙迫切需要这些武器，尽管做了种种努力，军火工业发展仍然缓慢。或许最为关键的援助既非专家也非炸弹，而是“国际纵队”。志愿兵在保卫马德里中起了重要作用，他们来自世界各地，但没有来自苏联本土的士兵。
　　大部分武器交给了已迁至瓦伦西亚的共和政府，留在加泰罗尼亚的全归加联社党所有。武器的出现直接影响到加泰罗尼亚的政治形势。去年八月，加联社党担心在克复萨拉戈萨之后（那时谁都以为轻而易举），握有大把武器的安那其会发起突袭。转眼工夫，加联社党坐拥大把武器，还有了充裕资金开展大规模宣传，安那其被远远落在后面。自七月起不断演变的纷繁态势瞬间汇聚于一点。对安那其不满的各个群体都站到了加联社党这边。
　　革命往往会半途而废，要么进行到底，否则不如不开始。安那其的行动威吓到各个阶层，却没能最终掌权，制伏各路反对势力。安那其仍掌管着一些工厂，规模较小，不是目前所急需的工厂，尤其是纺织厂（包括仍由原厂主管理的纺织厂），因为他们仍有大多数工人的支持。在更为关键的军工行业，尽管安那其也有大多数工人的支持，技术顾问——几乎全是来自本地或苏联的共产党人——变得不可或缺。就整个巴塞罗那而言，安那其的影响力日益减弱。
　　而加联社党的影响力稳步上升，在工人中间取得了一些支持，在广大雇员以及小店主中间也呼声渐高。与此同时起了鲜明变化。有了苏联的武器援助、意识形态的影响、共产国际的建议以及大批外籍志愿兵的到来，加联社党实际上已受共产国际领导。
　　加联社党发起攻击。去年十月，安那其参与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比马德里的安那其参与中央政府要早。据我所知，此举是出于现实考虑。形势危急，各路反法西斯势力需组成联盟。那时的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仅由左翼共和党和几个类似的小党组成，安那其的加入使之大为改观。加联社党也参与了政府，马统工党的领导人尼恩出任司法部长。安那其反对参政的信念似有所松动，但这是加泰罗尼亚政治左转的一大步。然而不久战势恶化，革命力量参与政府所带来的影响被完全颠覆。
　　施予武器援助和意识形态援助的苏联人还有政治上的考量，可以由加联社党执行。首先要求解散“民兵中央委员会”，这个与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并存且更有权力的管理机构，一直以来由安那其把持。加联社党认为，既然安那其已参与政府，这一独立机构不该继续存在。委员会就这么解散了。安那其丧失了自己的据点，只保有几个部长职位。委员会主席米拉维特列，也是安那其与左翼共和党的非官方联络人，转入宣传部。负责追剿反叛势力的调查委员会（民兵中央委员会的下属机构）也被解散，成立了隶属政府的监察委员会。加泰罗尼亚革命的委员会制时期走到了尽头。
　　加联社党的下一个目标是马统工党。马统工党抨击斯大林的所作所为，在西班牙问题上也持坚定的革命立场——不知哪一方面更招加联社党憎恶。却并没有立即得逞。其实马统工党名声不佳，组织单薄，却认为安那其和社会党——这两个有深厚民众根基的党派应听令于自己。安那其掌握实权之后对待马统工党毫不留情，而此刻却认为加联社党的攻击也旁及自己。加联社党拒绝马统工党参与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认为有进行“反革命活动”嫌疑（指托派与盖世太保勾结）。安那其表示抗议，部长危机持续了四天。苏联扣下了已允诺支援的重要武器。最终，安那其不得不妥协。
　　至此扫清一切障碍，进而发起一场取缔各类委员会的运动，重新确立自治政府的权威。大概就是在元旦那天，将科莫雷拉任命为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食品部部长，此人极为右倾。安那其的表态模棱两可，这是一个革命政党衰落的征兆。他们丧失了方向感，不得不放弃反对集权等惯常主张，眼下无路可走。马统工党日益衰微是有目共睹，部分成员已想举旗投降；安那其表面看去没有太大变化，其实在走下坡路。他们一切接受加联社党的安排，加联社党则在等待合适时机，吞并他们，或在其更为衰弱之际给予一击。
　　科莫雷拉的到来成了冲突公开爆发的导火索。安那其厌恶科莫雷拉，科莫雷拉一直认为社会党的首要目标就是与安那其斗争到底，也从一开始就反对安那其的集体化政策，却没想到在共产党人那里找到共鸣，他们早在九月就提出“保护小工厂主财产”的口号。然而这条口号想在加泰罗尼亚实施十分困难。加泰罗尼亚的工厂征收范围比西班牙其他地区大得多，多是先杀掉工厂主及其继承人，或工厂主逃到叛军辖域或国外，留下的工厂自动被征收。因此这些工厂仍由安那其管理，无法再被私有化。科莫雷拉却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寻到机会。与工业领域相比，在商业领域取消宏观干预更容易：科莫雷拉宣布政府不再介入巴塞罗那的食品供应。
　　巴塞罗那的食品供应一直由各村的“面包委员会”负责，是政治委员会的分支，自然多受安那其的影响，并在其协助下将面粉运往各个城镇。加联社党称他们不是在协助，而是搞破坏。村民并不情愿把面包送出去，因为得不到足够报偿。食品供应急需管理，科莫雷拉却遵照“绝对自由”的原则办事——一般的战时政府都不会这么做，右翼社会党人却坚定不移地信奉——听任零散的面包委员会各行其是，拒绝统一筹划，并恢复了私人面包贩卖。一月的巴塞罗那连一套配给制度都没有。工人仍拿自己的钱买面包，工资自去年五月以来几无变化，面包价格却见涨，还不一定买得到。清晨四点女人就赶去排队。科莫雷拉的上任加剧了面包短缺，工人聚集区怨声沸腾。或许不能归咎于科莫雷拉个人，短缺必然会发生，这一年的收成只会越吃越少，不会越吃越多。安那其怀疑他是想破坏其经济政策，要科莫雷拉对这场严重危机负责。双方互相攻击，针锋相对。安那其青年组织强烈要求科莫雷拉辞职，他“无能而又居心叵测”。加联社党则以张贴海报来回应，有一些还是匿名发布，写着“少些空谈，少些委员会；多些面包，一切权力归自治政府！”
　　食品供应问题至少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来理解。首先，它是两种政策冲突的焦点，安那其一向主张对食品作统一管理，而共和派和共产党人则要保护个体商贩。其次，它被当成一件武器，加联社党用来败坏委员会的名声，安那其则指责是加联社党造成了食品短缺。第三，无论各路政治家怎么回避都改变不了这个事实——比起互相指责，如何填饱每一个人的肚子才是最重要的事。眼下食物短缺已非常严重，尽管还不能与一战时发生在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大饥荒相比。买不到起码的食物，士气、荣誉感以及当家作主的信心都被削弱——在七月，工人可是把权力牢牢握在自己手里。相比之下，小店主和商人就不必太担心面包问题。这引发了不少冲突。一个下午，我就见到这样一幕。经过两家面包店门口，排队等候的有三四百人。九名突击卫队成员在维持秩序，其中两人骑着马，身着从前的制服，肩背来复枪，枪膛上满子弹。这是星期日，排队等候的男人和女人差不多各半。店门紧闭，不知得等多久。一扇门开了，面包师出来张贴告示，大意是今日无面包。这激起了一阵抱怨，仅仅是抱怨，暴虐惯了的突击卫队立即出手了。那两名骑手把马赶上人行道，令其不断转圈，后蹄不时踢到人。这算不上残忍，却让人心头发堵，最说不过去的是根本没有失序，等候的人毕竟不算多。我想要是伦敦的警察就不会用马后蹄去对付民众，而是会和他们说明情况，请他们回家。突击卫队却觉得马后蹄是驱散人群的最快方法。旧政权下的西班牙警察眼里没有民众，他们认为自己的职责就是开枪和逮捕。突击卫队是在共和国时期组建，所服务的政府却是反民主的，在思维习惯上与国民卫队并无太大不同。这些在专制政权下发展起来的警察力量如今面对革命的工人群体，他们空着肚子排队等候面包。我和朋友说起我看到的情景，他们说这真不算什么，在别处已发生两起严重骚乱，为了驱散人群，警察用枪托击打女人。
　　不只是食物供应，军队建制也是冲突焦点。目前，加泰罗尼亚实际上有两支队伍，一支是人民军，募集而成，听从之前的警察或军人的指挥，掌握在加联社党手里，守卫海岸线。我从布港到巴塞罗那路上见到的军队就是。另一支是韦斯卡——萨拉戈萨军，依然是支民兵部队，受安那其指挥，军人只做军事顾问。这两支队伍互不相容，都不开展进攻。安那其当然明白整编民兵队伍之必要，但是该如何整编，处处存在分歧。加联社党不想保留军队的一切革命特征，长官应由上级委任，不该设立士兵委员会，召开士兵大会。士兵应向上级行军礼，恢复军阶制，层级分明，一目了然。总之，加联社党希望组建一支由长官统率的常规部队，长官要么是现役军人，要么是外籍专家，都听从加联社党调遣。安那其的处境十分尴尬。整编军队的任务与其原则相冲突。他们不愿放弃自七月以来组织起的民兵队伍，尽管其作战能力有限。整编后的民兵不再会是安那其的民兵。这犹豫不决使得加泰罗尼亚参战能力大打折扣。而一旦安那其没有了民兵队伍，加联社党不会心慈手软。谁拥有武装力量谁才能决定革命的走向，安那其对此十分清楚。要么保留民兵队伍，顶住作战压力；要么后撤一大步，退回到革命之前。进退两难。自去年十一月以来，西班牙革命一直在此徘徊，打转，越不过这道空墙。
　　必须意识到加泰罗尼亚的摆幅比其他地区更宽。这里始终是西班牙的革命中心，自七月十九日以来社会革命开展得最为迅猛。其他地区还没来得及开展革命，战争成了最紧迫的事，压过了其他一切。战场上节节败退，不得不向苏联求助，也使共产党人的影响力大增，冲在最前面的加泰罗尼亚被孤立。巴塞罗那的市民阶层更心惊胆战，也更想反扑，毕竟安那其仍占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与其相对抗的势力其实大多并非加泰罗尼亚人，部分是外国人。阿拉贡前线的僵持亦雪上加霜。战场上败北反而可能会削弱党派间的敌意。

瓦伦西亚：中央政府


　　从巴塞罗那去瓦伦西亚。八月时乘火车，气氛平和得仿佛普通旅行。如今的火车极像一战时的火车。一等车厢和三等车厢一样挤满来自北部前线的士兵，要南下增援安达卢西亚，那里陷入僵持。凌晨两点才抵达瓦伦西亚，晚了三小时。四处漆黑，各个旅馆早就住满了人，添不下一张床。我只有一把扶手椅可坐，勉强休息一会。后来才在一家旅馆找到房间。这里住宿是大问题，吃喝不太愁，仅肉和土豆匮乏。旅馆有所谓“战时餐”，“仅仅”四道菜，讲究饮食的西班牙人会觉得受约束，而我自己都吃不完。
　　与巴塞罗那不同，这里的生活一如往常。一月中旬港口受过军舰炮轰，已被忘在脑后。晚上十点实行灯火管制，这是唯一可见的生活习惯上的改变。政府迁至此地，商店和旅馆的生意红火多了，还得赶建防空洞。征兵比巴塞罗那常见些。也有军事检阅以及类似的列队行进活动，与欢快的气氛再相融不过。
　　和巴塞罗那一样，这里也总算少了处决，有了集权趋势，受实际独立于中央政府的本地人民执行委员会管辖的时期已经结束（委员会宣布解散，但目前仍协助政府管理事务）。十一月战局恶化，共产党人和安那其爆发武装冲突，以安那其落败告终。然而本地政治观点却越发左倾，比现在的加泰罗尼亚更加左倾。因为社会党和共产党总部都迁了过来，瓦伦西亚才算真正参与革命。征收继续进行。大多数旅馆、饭店和电影院归属工会，或由工人直接管理，柑橘出口由两个工会组织负责。仍然有身着便服的工人，肩背来复枪，在街上巡逻，夜晚也是如此。
　　从本地转到国家层面，看到的景象多少有所不同。如今想观察宏观层面的动态必须观察瓦伦西亚，因为这里是中央政府所在地。观察结果依然是共产党人影响力与日俱增。
　　共和政府无法组织力量抵御佛朗哥的进攻，寻外国援助而不得，终让位于卡瓦列罗政府，左翼声望一时攀至最高点。新政府没能守住托莱多和圣塞巴斯蒂安，正如共和党人在埃斯特雷马杜拉的惨败。左翼社会党人力量之薄弱由此可见。仅有少数党内元老持左倾态度，如阿拉吉斯坦（Lluis Araquistáin），目前是驻巴黎大使；卡瓦列罗不再年轻，阿尔瓦雷斯·德尔瓦约就成了唯一具有号召力的左翼领导人。可一个人只是一个人，社会党对民众的号召力无法与安那其相提并论。唯一根基深厚的地区，阿斯图里亚斯，是右翼社会党人的地盘。卡瓦列罗能担任总理，自己并没出多少力，而是因为共和党毫无作为，安那其又不愿（抑或没有能力）担当重任。
　　进入十一月，佛朗哥的摩尔军团抵达马德里郊外，卡瓦列罗不得不把实权让渡给第一个施予援助的人。有苏联支持的西班牙共产党站了出来。共产党人也因此成为反佛朗哥阵营的领导力量。武器援助如何转化为政治权力？首先，并非通过在广大工人中间唤起支持，虽然入党人数成倍增加。内战伊始，西班牙共产党最多有三千名党员，到了今年一月底，公布党员人数为二十二万（增幅遥遥领先，尽管各路左翼党派党员人数都有增加）。西班牙的统计数字不太可靠，所反映的大趋势却可以得到观察的证实。而且，由其统领的第五军团的征兵工作进行得最为成功，募集人数多，个人素质又出类拔萃。但是不能只看这一面。一个政党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力体现在是否争取到核心工人群体，而非党员人数。就此而言，西班牙共产党不像新增入党人数和作战能力显示得那般强势。自七月以来，共产党人没从安那其或社会党人手里赢得一支体力工人工会、一座大型工厂或是哪片工业区，而是争取到若干公务员和私企雇员工会，在不少村庄也赢得支持。共产党人认为如果将来在劳工总会内部举行自由选举（因内战爆发而中止），定能赢得相当多个分支工会的支持。但是，要问工厂工人更支持谁，并不是看选举，而是看最有号召力的那一群工人更拥护哪一方——还和从前一样。党员人数激增并不意味着在工人间的影响力也大大增强。以加联社党为例，产业工人寥寥无几，公布的党员人数却有四万六千，绝大多数是公务员、私企雇员、小店主、商人、军官、警察、专长人士以及部分农民。在西班牙其他地方，工人共产党员所占比例会高过加泰罗尼亚，但人数仍不多；而在有些地区，尤其是瓦伦西亚乡村，获得的农民支持无疑更高。如今的西班牙共产党，首先是军事和组织人员的政党，其次构成是小资产阶级和若干富农团体，再次是雇员阶层，最末才是产业工人。起初几乎毫无根基，随着内战的进行，它吸引了观点以及利益与其政策相符的人群。这一演变有着深远意义，会左右西班牙未来政治走向，也会对国际政治产生影响。
　　吸纳党员之外，施展影响的主要手段是实行融合政策，即把独立政党纳入自己的轨道。加联社党就是典型例子，还有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去年九月时狂热支持卡瓦列罗，现已隶属共产党。这一融合进程在安那其传统深厚的地区受阻。
　　两年前，共产国际奉行的还是斗争路线，想扩大影响力只有把对方击倒在地。如今正相反，公开爆发冲突已极少见，费边式渗透成效显著。与其他国家不同，共产国际在西班牙的渗透并非通过树立领导人的威望。尼恩和毛林早已退出，组建了马统工党。如今的领导人，如迪亚兹（José Díaz Ramos）、米亥（Antonio Mije García）、埃尔南德斯（Jesus Hernandez）、乌里维（Vicente Uribe）等人，民众都不熟悉，谈不上有个人威望。而广受爱戴的“热情之花”并不是党内领导人。苏联大使罗森伯格以及驻巴塞罗那领事安托诺夫——奥甫申科（即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发生在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起义的指挥官）也在党内履行职责，但他们毕竟是外国人，可以提出建议，却不能站到前面面对民众。
　　领导地位体现在哪里？体现在对战争性质做了严格限定，我们在和佛朗哥交战——“保卫民主共和国”。如果这句口号里的民主共和国是指结社自由、新闻自由、各路政党可以自由开展活动，那么目前的西班牙并不存在民主共和国，也不可能存在。艰难形势下发生的西班牙革命无法像在顺遂环境中发生的革命那样自发开展。“民主共和国”不存在于当下，而是希望在战胜佛朗哥之后能够恢复的先前状态。事实上，根本无法预料那时会是什么局面。这条口号可给共产党人聚拢更多同盟，而每每陷入争执的革命力量，如安那其和托派则日益衰弱。共产党人也更易与右翼社会党人结成联盟，双方主张实已完全相同。将社会党与共产党正式合并的尝试已不是秘密。在瓦伦西亚，他们拥有同一份报纸《真理报》。与社会党融合也意味着与西方民主国家更有希望结成亲密联盟。
　　除了合并社会党，还要与共和党建立合作关系，这也在顺利进行中。马丁内斯·巴里奥的共和同盟并未做出过多披露。但人人都清楚双方存在合作，如果巴里奥将来出任总理，共产党人也会赞成。
　　共产党与巴里奥的合作算是暗中进行，与总统阿萨尼亚所领导的左翼共和党的合作已公开。不久前的一次演讲中，阿萨尼亚明确反对任何致力于革命的活动，捍卫议会民主制。这番话可谓向安那其宣战，也推翻了卡瓦列罗出任总理时所作的革命宣言。共产党报纸予以热烈响应，人们都觉得阿萨尼亚是与共产党人商议之后才发表了这番演说。安那其的态度依然摇摆不定。瓦伦西亚的安那其报纸《社会熔炉》抨击了阿萨尼亚，引来《团结报》的批评。左翼共和党与共产党人意见十分一致，自内战爆发以来一直如此，将来极可能会联合执政。合并的阻碍甚至比与社会党合并还少，都对对方不吝赞赏之辞。正如一位年轻编辑所说，“共产党人组织能力最强，说不定哪天我就会加入”。他是共和党人，目前在马拉加的一支民兵部队任政治代表。
　　目前的局面就是：马统工党处在衰落中，左翼社会党人势力也在衰落；共产党人与右翼社会党人密切合作，也与两支共和党力量密切合作，各路政治力量日趋汇成一股，唯一的阻碍是安那其。这却是个不可小觑的阻碍，尽管安那其也在衰落。安那其的反对态度在眼下关键问题——改组政府上仍起关键作用。
　　共产党人认为卡瓦列罗必须辞职。处于决策地位的人与自己意见相左，不要说执行，在关键时刻甚至碍手碍脚。总理候选人名单上包括马丁内斯·巴里奥、普列托和内格林（社会党人，在卡瓦列罗内阁任财政部长）。早在一月下旬消息灵通人士就已在谈论内阁危机，至今没有定论。主要是因为有安那其的抵抗。普列托任总理或其他关键职位（如国防部长）的内阁将会把安那其排除在外，或迫使其完全放弃革命信念。
　　制伏安那其的尝试举不胜举，十一月也是个关键点。中央政府撤离马德里，一时间城里乱成一片。内阁其他成员都已撤离，两位安那其部长留下了。但他们并没有争权。几天后，防务委员会建立，完全听令于共产党人。从马德里到瓦伦西亚开通两条路线，一条途经塔兰孔（Tarancon），另一条途经昆卡（Cuenca）。这两地都是由安那其控制。位于塔兰孔的一支安那其纠察队拦下所有逃难的男人，把随政府撤离的工作人员也拦了下来。多亏德尔瓦约才放行。也就是说，安那其虽然拦住道路，却没有拘捕政府人员的打算，遭到德尔瓦约斥责后就放行了。劳工总会的主要官员走另一条路，途经昆卡时遭遇胁迫，有数小时之久，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但最终被无条件释放。另一边也传来安那其起义的消息。瓦伦西亚的安那其在一次葬礼上组织起大规模游行，有演变为一场突袭的态势。但突袭意图并不明确，送葬队伍中了埋伏，意外频生，在小广场上遭到共产党人机关枪的三面夹击，伤亡惨重。进攻势头顿时受摧折。我听说塔兰孔遭空袭（已证实消息来源可靠），那飞机却不像是佛朗哥的。昆卡的共产党人已把维持秩序的工作交给社会主义青年联盟，来取代那些“无法无天”的安那其。昆卡似乎是第一个实施这项政策的地方：巧妙区别“好”安那其和“坏”安那其。与此同时，在马德里成立了防务委员会，第一支国际纵队、第一支苏联飞行中队悉数抵达，终于开始取得战场上的胜利。连安那其也承认共产党人有纪律，组织确实起作用。在这种形势下，要区别对待参与政府的安那其与“无法无天”的安那其日益深入人心。
　　什么是“无法无天”的安那其？政治立场不同，意义也随之变化。有时仅仅是指那些劣行累累的罪犯，打着安那其旗号肆意进行“征收”“处决”，这样的人已日益减少。有时也指所有自作主张开展活动的人，为数不少的村委会在农业问题上与农业部长（共产党人乌里维）意见不一，就会发现自己“无法无天”，被划进罪犯的行列。十一月战势危机发生后，安那其领导人决定协力政府打压“无法无天”的安那其。昆卡似是最先开展的地方，这也使得当地安那其与领导人的关系十分紧张。昆卡这个安那其的据点，转眼间成了典型的劳工总会城镇。在这几周里，类似过程想必在各地都发生着。先是安那其发起攻击，引来共产党人、社会党人以及政府的猛烈回击，他们有苏联援助的武器、军事顾问、苏联飞行员以及大义凛然的国际纵队的支持，当然是武器更先进的共产党人取胜，也赢得了除了工人之外其他阶层的支持，安那其向前推进受阻。除了七月十九日之前就跟随安那其的民众之外，这半年来安那其没有赢得多少其他人的支持。
　　上述战斗仅仅是个开始，在关键的社会问题上斗争继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瓦伦西亚柑橘出口委员会所引起的冲突（类似冲突随处可见）。柑橘出口是获得外汇的重要来源，委员会由全国劳工联盟和劳工总会共同负责，各个环节的工人都有代表，包装工人、运输工人、托运商，唯独不包括种植柑橘的农民。这些人可是最富有的一群农民，在内战爆发之前，就组建了自己的组织，致力于维护本地利益。一位杰出的观察者告诉我，如今他们大多支持共产党。柑橘出口委员会运作良好，能够履行合约运输柑橘（部分走海运），也能够预付款项购买所需物资。柑橘销量自然没有往常那么多；仅有少数抱怨柑橘有质量问题。矛盾发生在管理出口的工会组织和农民之间。由共产党人乌里维担任部长的农业部批评柑橘出口委员会，引起安那其报纸《社会熔炉》激烈反驳。争论焦点自然是柑橘的收购价。通常情况下，收购价即国际市场上的公认收购价。但是在内战爆发之前，农民是把柑橘卖给本地商人。这些商人多已被排挤，只剩下较有影响力的，帮助委员会打理出口事宜。农业部预先支付百分之五十，扣除必要支出后，另外百分之五十在售卖成功后支付。正是采摘柑橘的时候，眼下这后一半收入还拿不到。前一半收入也不是直接付给农民，而是付给柑橘出口委员会。这些钱要用来收购柑橘，还要支付各种酬劳和运输费。共产党人认为这样一来，农民就没得到多少钱。安那其指责共产党人想驱逐工会，重新让个体商人处理柑橘出口（在西班牙大部分地区依然是个体商人控制着农产品销售）；并且认为个体商人与买方的境外交易政府可管不到。获得外汇至关重要。虽然农民在柑橘出口委员会里说不上话，但至少委员会是代表政府处理西班牙最重要的出口作物，不会私吞外汇。
　　究竟谁对谁错？在批评对手时双方都显得有理有据。能否建立一个双方都参与的组织？仅仅由农民组成的组织，只会考虑自身利益；工会组织，如安那其说了算的瓦伦西亚柑橘出口委员会，也很难为农民着想，哪怕是满足其最基本的要求。如果这些农民像安达卢西亚或拉曼查地区的农民那样贫穷，就不会有这样的冲突。安达卢西亚的油橄榄林大多被叛军掌控，政府不能再失去瓦伦西亚的柑橘，不得不与并不支持自己的富农打交道。西班牙革命遇到了俄国革命中最为关键的问题，即富农阶层的态度。政府处理这一问题的方法实属权宜之计。富农以为把自己园子里的柑橘交上去，会先拿到一半钱，这愿望落了空，还遭语言威胁。已爆发一两起严重骚乱。库勒拉村（Cullera）反抗了，宣布独立，在海边点燃照明弹，朝瓦伦西亚开炮——瓦伦西亚远在十五英里之外。政府迅速扑灭反抗，还引来叛军飞机，对村子进行了一场空袭。共产党人在一九一七年和工人一道对抗富农，在西班牙是和富农站在一起对抗工会。有些人甚至觉得他们想重新启用从前的富农组织。
　　我不清楚这是真是假。但共产党人的确赢得了富农好感，抗议反宗教活动。比如在最近召开的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的大会上，这样的态度多有表达。许多人都不赞成焚烧教堂，在去年七月多地都有发生，此举野蛮粗暴，也是个政治错误。教会势力已严重衰落的地方没必要再去焚烧，而仍有狂热信徒的地方，焚烧势必加深他们对共和政府的敌意。即便如此，宗教问题也没有对共和国构成威胁。没有发生类似法国大革命中一腔热情捍卫天主教的运动。鲜闻哪里秘密举行弥撒，或神甫为面临生命危险的信众祷告。天主教信念或者说至少有些天主教习惯为民众所坚持，他们都没能对教会做些挽救努力，这就要归结到西班牙教士的所作所为。从前的高层教士每每做出与自己身份不符的事，这早已不是新闻。他们对民众不闻不问，对世界所知甚少，却无比贪婪，为谋取一己私利不择手段。但是，如果教士能够以身殉道——对不甚光彩的过去作一番补救，种种劣行也许会被迅速遗忘。完全没有甘愿殉道之人，由此可见教会衰落至极。许多神甫完全没料到会大难临头，没能及时逃跑的都被杀了。很少听说有谁顶住压力返回自己的教区，为信众秘密举行圣礼。法国天主教抵挡住了革命的洪流，尽管从前犯下诸多恶行，依然有大批殉道者。这样的事并没在西班牙发生。神甫溜之大吉，被撇下的信徒也不会想殉教。成千上万的革命者为信念牺牲，却找不到几个人愿意为教会牺牲。因此对政府而言，宗教问题并不是亟待解决的棘手问题（如今已不再杀死神甫、焚烧教堂，而巴斯克地区的教士竭尽所能帮助信众抵御佛朗哥）。
　　还有盘根错节的农业问题。许多记者和外国观察者都没有注意这一点，在我看来这是整个运动的核心。尽管大片土地的归属状况几乎和去年八月时一样，在那头几个月间，乡村就酿成了一场政治大冲突。如今开展调查已困难得多，中立记者无法获得许可去各地。但是从报纸、旅客讲述以及从瓦伦西亚去马拉加途中进行的观察，我也获得了一定信息。现在不必再给大地主交地租。往常收成的一半都要当成地租上交。但免除地租的实际效果被征用农作物有所冲抵，就像前面讲到的柑橘出口委员会。征收来的大片土地依然由委员会掌管（委员会已衰落，更准确地说，是由市政当局掌管），还是从前的农工，待遇也和从前一样。而在像拉曼查地区的某些小麦农场或马拉加的甘蔗园，已为农场工人集体所有，自己耕种自己管理。农民的土地总体而言没有被征收，除非是支持叛军的农民。农民地里的农产品还是卖给本地商人，这些商人也因此获利颇丰。但是也有不少农民土地被安那其“集体化”。有些经营得不错，典型例子就是穆尔西亚省的柑橘林；更多农场一团糟（如我探访过的里奥堡村，后来被叛军攻占）。共产党人发起反对集体化的运动，认为那是在安那其强迫之下完成，违背农民意愿。本就不太关注农业问题的各个政党，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农民土地的集体化上。
　　当然，反对集体化的理由很充分。不引进拖拉机等现代农耕机械提高产出，集体化吸引不了农民。很难判断集体化多大程度上是自愿。关键在于集体化土地能否经营得好，吸引更多农民加入。想经营大片土地需要大笔资金投入，还需要专业管理。眼下正值内战，这些都是奢谈。集体化是安那其信念的最后一点残留，他们要坚持到底，能否实现已是另一回事。农业部出台的政策是拿外汇购买农用物资，如化肥，再卖给一个个土地所有者。起初价格比成本价低得多，如今以成本价售卖，仍比市场卖的便宜得多，但普通农民仍买不到（比起少数富农，食不果腹的他们更愿意集体化）。
　　最成问题的是人们怎么看待集体化。安那其一直主张集体化，这也为其追随者所竭力拥护，却并不意味着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农民对所谓的征收政策全无了解，不管是大地主的土地，还是早已逃跑或当成政府敌人遭处决的农民的土地。哈恩省至少有百分之九十的土地都属于贵族，且面积广阔（参见前述日记）。在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的大会上，一位来自哈恩省的年轻农民说本地农民宁愿守着自己的地，不愿集体化。他却不提土地由当地政府管理的地方，如安杜哈尔和拜林，不论是集体化还是按户分地，都会使农民受惠，农民就不会再想着自己那一点点地，收成还不够养活自己。西班牙革命的初衷本该是把贵族的土地还给农民，却渐渐走进死胡同，注意力集中在农民自己的土地是不是该集体化。
　　农民也不知道种出来的庄稼会派何用场。打仗需要征用物资，不管是公开征用还是以货币贬值的形式征用。农民不清楚要交出多少，日后会有何报偿。焦虑与日俱增。仅有瓦伦西亚等少数地区的富农可以不去关心叛军的最新动向；无数农民被迫离家。不只是躲避炮弹和空袭，否则在山里躲一阵就可以返回。西班牙农民大多贫苦，地主、警察、士兵都要从他们身上榨点油水，甚至还有神甫。如今躲避战火躲进了政府辖域，应募入伍的农民却不多见，自发组织保卫本村的行为也极少，不像头几个月。他们知道躲开，却不知道为何而战。叛军掠夺成性，共和政府也没让农民心里觉得踏实。农民的态度正是这种现实的反映。
　　村民入伍意愿淡薄，对征兵却也不抵抗。二十至三十岁的男人都在征召范围内。登记表不够，不想入伍的人可以轻易逃过。但大多数年轻人都会来到征兵处，要是查出身体缺陷，无法入伍，会觉得丢脸。体检合格仅仅是第一步，离真正上战场依然遥远。讨厌军事训练的男孩（许多人都讨厌）找到回村的路并不难，管理也松懈。说到这里不得不补充一句，根本没有足够枪支武装所有人。共产党提出强制履行兵役的口号（同时也要求统一指挥），这能否实现不仅看政府意愿，更要看如何解决武器不足的问题。能够上战场的年轻人往往会被分到所谓的“混合纵队”，就像法国大革命时著名的混合军，由部分老志愿民兵和入伍新兵组成。有上级任命的指挥官，要严格按军纪行事。这种混合纵队还没有在西班牙全境铺开。在有些地方，比如马拉加，从前那种完全由志愿民兵组成的队伍仍很常见，整编军队开展得极其缓慢。西班牙各地的安那其队伍目前统一编制，但仍具有鲜明的政治特征，不愿接纳非安那其志愿兵。
　　号召组建统一听令于共和政府的军队容易，如何组建则是另一回事。连力主整编军队的共产党也保有自己的队伍，即“第五军团”，已降格为普通军团。有六至七万兵力，也是政府军中最具战斗力的一支队伍。士兵并不都是共产党员，有一支旅主要由外国安那其组成，但整个军团都受共产党领导。有传言说军团会被解散，融入政府常规部队，但在其他政党仍保有自己军队的情况下，如何能先解散共产党的军队。
　　他们也想把军事纪律引入政治。其他地方不像加泰罗尼亚那样公开爆发冲突，却也有计划地解散政治委员会。总体而言，进展顺利，尽管尚未达成目的。主要方法是进行地方政府改革。一道法令勾勒改革纲要。今后的地方政府将由工会组织以及其他民众组织代表组成，市长设置不变。市长由省长任命，省长由政府任命。各政党以及工会组织推举代表参与地方政府。就组成而言，委员会和改革后的地方政府差别并不大，不同之处似乎就是委员会没有市长担任领导。实际操作起来，差别就会变得显著。不管市长个人能力如何，都会执掌大权。而且地方政府总归是政府机构，依法设立，而非革命的创造，就更要依法管理。
　　回头再想想那句口号，“为议会民主共和国战斗”。这当然仅是纲领。议会中没有持反对意见的代表——安那其拒绝参与议会，而托派远不具备参与实力。开会次数极其有限，作出的决议也是全体意见一致通过；紧急法颁布后，甚至连定时召开会议也被取消。但在地方政府层面，议会民主却可以实行，尽管会受限。而刚才提到的地方政府改革却不是战时紧急措施。完全废除选举，代之以任命制，也并非根据不同政党的影响力实行比例代表制。实际运作就成了：本地劳工总会的书记、共产党书记、共和党领导人以及安那其（如果当地有的话）协商地方政府的组成。
　　因此，法律将地方管辖权交到政党负责人手上，不同政党地位平等，无需理会民众意愿。如果举行选举——哪怕是把所有佛朗哥的支持者都排除在外——提出政治纲领就会是当务之急，各个政党就不能不考虑全体选民的意愿，如果想让自己的参选人获胜的话。这正是所有政党想避开的局面。内战需要统一力量是很有说服力的一句话，却不是支持这样一项改革的理由。这次地方政府改革是个重要标志，标志着朝集权制发展，而非所谓议会民主制。安那其接受了这一法案，尽管不无犹豫。其衰落由此可见，这法案与其理念有根本冲突。
　　眼下一切仍处于演变之中。从前的政府机构自七月丧失权威，再也没有恢复。政治委员会也在衰落，因为缺乏官方认可，共产党人的介入使其无法照常运作，也因为那一股将他们推到前面的民众运动狂潮已经退去。各地分支委员会仍在工作，负责某项事务，如征兵、食品供应、巡逻、管理汽车、管理武器、管理住宿等等。革命中止，中央机构尚未就位；小委员会林立，使改组政府遥遥无期。

马拉加


　　在瓦伦西亚时听说叛军对马拉加的进攻受阻，进攻正是从我到达西班牙那一天发起，起初推进迅速。人人都期望这会是战场上的转机，我也决定去马拉加。一月二十九日一早出发，二月一日才抵达，花了整整三天。
　　之前我没有走访过这一地区，与我八九月时看到的乡村相比是多么不同！那时随便问起“委员会”，得到的回答总是有关“政治委员会”，它有着绝对威信，人们不会把它与分支委员会弄混。如今问起“委员会”的构成，人们一脸茫然。“你是想问安那其的委员会，还是劳工总会的？还是交通委员会，想得到汽油？”“不是，是政治委员会。”我答道。没有这种东西。最终在洛尔卡（Lorca）碰巧找到一个人民阵线的所谓“联系委员会”，为联络各个政党而设。这个委员会还保有政治职能。我们在街上遇到委员会成员，要检查证件。洛尔卡也是去马拉加途中唯一一个村民自发组织守卫道路的村庄。“停车，否则开火”，大幅海报在两个入口都张贴着。
　　去年八九月时，每经过一个村子都要停车，接受检查。过了七月那关键几天，这对打击敌人已作用不大，但守住道路这一举动充分显示了村民抗击叛军的热望。农民以及工人在自家门口的势头压过了国民卫队。如今正相反。一个又一个路卡是没有了，随之消失的还有村民参与战斗的热情。从前的警察现身了。国民卫队和突击卫队守卫着道路。历时短暂的委员会制走到尽头。
　　而政党组织十分活跃，横幅和海报随处可见，比北部城市多。有些海报是在本地印制，有些是从北边运来，尤其是安那其的海报，有些来自巴塞罗那，标语以加泰罗尼亚语写就。在阿利坎特省，安那其极具影响力；穆尔西亚省至马拉加省，安那其和社会党实力相当。社会党的劳工总会在马拉加省想必赢得了不少成员，之前这里是出了名的安那其据点。
　　这一地区食物丰盛，汽油也充足，仅限本地人使用。汽车比北边多得多（几天前，瓦伦西亚颁布了汽油管控条例，记者根本联系不到汽车）。除了卡塔赫纳和阿尔梅里亚，这一地区少见空袭。阿利坎特在十一月遭受了一次七小时空袭，但损失不大，也再无空袭。
　　尽管这一地区不像加泰罗尼亚那样饱经政治纷争，战争迹象依然明显。阿利坎特、穆尔西亚以及阿尔梅里亚的主要街道和广场上遍布防空洞，必须做这样的准备，因为连大型房屋的墙壁都薄得不堪一击。军队随处可见。国际纵队德国分遣队驻扎在穆尔西亚，德国工人与波兰犹太人身穿同样制服，属于同一支队伍。有相当多的波兰犹太人为政府作战，被编入这支德国分遣队，因为都懂德语——无法单独编队，找不到懂意第绪语的军人做指挥官。街头随处可见伤员。每经过一个小镇，都能看到军事设施：或是飞行营，或是炮兵学校，士兵训练营以及军队停车场。
　　阿尔梅里亚已遭多次空袭，大部分居民宁愿睡在街上——现在是二月！西班牙南部山区的冬天并不像人们想的那样温暖。食品供应紧张。难民不少，甚至有从马德里来的，我们的旅馆大厅里有几天曾住满了难民。雇不到汽车，连从阿尔梅里亚到马拉加的长途客车都已停运。镇长要把部队和一批军械运至马拉加，他是个有行动力的人（至少比一般的西班牙长官有行动力），立即开始征用途经此地的汽车，一辆也不放过，不管他们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守卫紧守镇子入口，拦下每一辆车，征为公用。我没有车，寸步难行。一天打探搜寻汽车无果，只剩下最后一个办法。我知道不准记者随军同行，但我携带的证件或许管用。
　　晚上六点半，天已经黑了，我搭乘增援部队指挥官的汽车前往马拉加。这位长官不同于从前的军人。他曾在摩洛哥服役五年，是中士，参与了普里莫·德里维拉征讨阿卜杜·克里姆的行动。退伍后学习机车技术，在马德里火车北站工作，那里是劳工总会的据点。他也加入了工会，成为社会党党员。内战爆发后，又应募入伍，任中尉，不久升为上尉。有类似经历的长官不在少数。他率领的这支队伍在马德里郊外的田园之家阵地（Casa del Campo）驻守了三个月。士兵们喜欢他，把他看作是平等的人。
　　从阿尔梅里亚到马拉加这段路十分危险。我们沿海岸行驶，而海面被叛军把持。一边是海，另一边是几百英尺高的山岩。从海上或空中实施致命打击都轻而易举。车队无任何防范。车灯一直开着，连遮光纸都没贴；也没有人想到这一辆辆汽车卡车需要保持车距。月光皎洁，几发炮弹就能毁了整个车队。这段路的中点上有个叫莫特里尔（Motril）的小镇。叛军在对马拉加发动首轮进攻时，从格拉纳达南下，欲截断交通，却只攻抵距莫特里尔八英里处。车队在莫特里尔停留约一小时。据说前方干道被淹没，通行受阻。阿尔梅里亚到马拉加这段公路遭多次空袭，损毁处均迅速修好。而莫特里尔这处桥梁损毁是因为水淹还是炸弹，我无法弄清楚。这座桥受损已一周有余，我们只能绕远路走。起初还有泥泞小道可走，后来开到河床上。汽车突然熄火，发动不着。我们转搭满载士兵的卡车。马拉加目前急需大炮，却因桥梁损毁运不过去。直到最后关头，道路才勉强通了，运过去一些。
　　卡车上的士兵在马德里战斗过，都非常年轻，大多是应募入伍，纪律严明。他们谈论食物、武器、战斗以及住处，没有一个人提起政治。突然传来一阵可疑声响，我们都以为是敌机。士兵们习以为常，并不惊慌，但在此时此地遭遇空袭的话，后果不堪设想。五点，我们到达内尔哈（Nerja），离马拉加还有十五英里。这一卡车的士兵以及上尉准备在一座剧院过夜。不一会儿大厅就空了，椅子都搬走了，铺位备好，秩序井然，也没有损坏设施，与八月时的民兵形成强烈对比。这不是一伙莽夫，而是一支常规部队。
　　休息两小时后，我便乘上一辆普通客车继续前行。乌云密布，瞬间大雨倾泻。在看到马拉加的那一刻，我才明白这是多么幸运。
　　我从工人住宅区入城，仅有一些房屋遭军舰炮击。紧接着驶进繁华的卡莱塔区，已是一片废墟，是在那头几天里民众纵的火。几家旅馆孤零零立着，最大的那一家，美丽华（Miramar）已征为医院。所有豪华别墅只剩下几片墙。该怎么描述这样一座死城？客车沿海边开到港口，有一条海滨大道，向内行驶几百码远，就到了市中心。这里被烧的房子没有那么多，炮击和空袭造成的破坏却触目惊心。废墟，废墟，有些在雨中还冒着烟。乍一看去会觉得整个市中心都毁了，其实有三分之二的房屋没有遭袭，郊区完好无损的房屋所占比例还要高得多。就整个城市而言，说百分之五的房屋被毁都可算夸张。然而废墟给人的印象很深，大部分集中在卡莱塔区和市中心，即最繁华的区域。让人绝望。下一次空袭来临时我该怎么办？无处可躲。四五层的高楼被炮弹削去一大块。没有地下室，也没有防空洞，只有偏远的岩洞。无法挖掘，因为会引得海水倒灌。而空袭每天都有，除非下雨——这在马拉加很少见。最严重的空袭发生在凯波·德拉诺（Quiepo de Llano）首次进攻马尔韦利亚（Marbella）受阻之际。每次空袭过后都有十几二十几人死亡，居民似习以为常。最近一次是在下午一点半，商店和办公部门快要关门，街上人头攒动，九架轰炸机来袭。几分钟的工夫，造成二百六十人死亡，超过一千人受伤，其中有不少儿童。而驻扎在马拉加的部队连一架侦察机也没有。一场无法还手的屠杀。部队已撤至郊外某地。民众久久不能平复。听不见笑声，也见不到笑容。尽管一支侦察机中队已在一月三十一日抵达，准备防御敌人。
　　雨下了一整天。这倒是采访的好机会。我去找市长，他正独自坐在办公室里。恐怕没什么事要他处理。这位大人以坚定的口气告诉我什么都没发生，一切正常，空袭是很久之前的事，最严重的一次造成两人死亡七人受伤。片片废墟就在视野之内。最后他向我推荐了一家旅馆，恰恰位于轰炸最频繁的地区，或许是为了显示信心（不得不补充一点，这种态度为他一人所独有，次日我发了封电报，内容提到空袭的真实伤亡人数，这封电报通过了军事部门审查，毫无阻碍地发出）。随后我又走访政治委员会（已演变成联络委员会），没有说充门面的话，详细回答了我的问题，但他们也无所事事（共产党人在马拉加很有影响力，早在七月之前这里就成为首个据点）。有权威可言的只剩下军队。管理机构缺席，面包也供应不足，却没引起骚乱。并非是因为暴徒的恐吓，他们已被彻底消灭，消灭得比其他地方都彻底。这是如何做到的，我尚不清楚。大教堂竟然还开着。那里挤满了从省内其他地方逃来的难民，叛军已占领他们的家乡。人们睡在石头地面上，没有铺盖，也没有什么食物，卫生条件恶劣。
　　瓦伦西亚晚上十点熄灯，四处漆黑，而马拉加从不开灯。惯于夜生活的马拉加，八点的街道就已空荡荡。行人稀稀落落，脚步迟缓，低声交谈，神经绷得正紧。电车整晚运行，一道光闪过，照亮阴沉的街。
　　在马拉加停留三天，我和几位同伴没有赶上军舰炮击，却没错过空袭。次日一早放晴，轰炸机立时降临。港口和市中心都遭到轰炸。十五分钟后，政府侦察机加入战斗，空袭遂告终止。后来我们得知，损失了两架飞机。第三天早上六点，轰炸机再次轰炸市中心。八点又来了一趟，这次空袭我没听到，睡得正沉。我们住的地方较为偏远。
　　城里居民竟与前线毫无联系。在前线作战的士兵几乎全是安达卢西亚人，其中又有相当多人来自马拉加，居民却并不热心做好后援。敌人步步紧逼，大幅海报张贴出来号召人们入伍，响应寥寥无几。空袭天天来，马拉加愈发消沉。另一方面，部队指挥部设在军营内，驻扎在距城中心近两英里远处，毫无组织民众进行抵抗的打算。指挥部司令（亦统率整个南部前线）是比利亚尔瓦中校，新近任命，几天前才到达。他在去年七月十日巴塞罗那取得一场大捷，至今没有失利。我见过他好几次，但交谈不多。他是典型的军事学校培养出的军人，言谈举止一板一眼。熟悉他的朋友说他是个优秀军人，反感民兵。这样的人无法掌控马拉加。他认为只需对军事行动负责，事实上没有多少可供他调遣的军事力量，只有民众。
　　我和几位熟知马德里前线的记者一道探访了马拉加前线多地。他们都觉得两地差异颇大。在马德里前线作战的是军事化部队，而这里依然是志愿民兵，组成先前那种政治色彩浓厚的队伍。政治代表由指挥部任命（先由联络委员会推举，各个政党都会推举代表）。民兵受过军事训练，也有实战经验，士气活跃，比马拉加城里活跃得多。埃斯特波纳（Estepona）曾形势危急，民兵顶住压力，迫使敌人退却。他们有信心守住这里。我们（一位记者除外）相信他们。他们还没和以一敌十的现代武器交过手，也没有这样的武器。
　　至少修建了防御工事。各条道路围上了带刺铁丝网覆盖住堑壕。但仍有不少地段毫无防御。机关枪和大炮没有排在最前面，而是和部队主力一起留守后方村子，“以应急”。
　　我们也探访了紧邻前线的一个村庄，停留一小时。在那里遇到了村长。他也是村里社会党的负责人，这个村支部于一九三〇年建立，如今是这里的主导力量。三年后，共产党人也在此建立据点。他本是理发师，其大多数拥护者自然是农民。这里土地贫瘠，没有大地主，也就没有征地行动。“农民从革命里获得了实在好处吗？”我们问道。他们一致觉得没有。小麦收割现在由地方政府负责（“根据中央政府的法令，政治委员会已废除”），这对农民生活没什么改善，还要供应民兵口粮。即使这样我们手里还是有余粮，农民说。他们省了又省，才有多余粮食，却做了不少事。很多逃到此地的难民讲了不少叛军的暴行。这个村子有很多人去修防御工事，没有得到报酬（整个马拉加前线的防御都是由这样的人修建起来的）。我们问一位农民：“你为什么战斗？”“为自由。”他回答。不觉得这场战斗该有何回报。敌人离这里仅有几英里远，但村民并不害怕。几个月来这里一直很平静。
　　然而这一天还是来了。前线被突破，村子沦陷。当时我不在现场，从几乎留守到最后一刻的人们那里得知了事情经过。前线被大多从正北方和东北方驶来的坦克攻破，进攻目标之一是文塔——德——扎发拉亚山道（俯瞰小城贝莱斯——马拉加）。一旦山道被攻占，马拉加到阿尔梅里亚这段公路也守不住。马拉加面临被包围的威胁。指挥官下达了撤退命令，他认为大势已去。敌人并没有控制这条干道，而是故技重施，像在托莱多那样，保持道路畅通。
　　三艘叛军巡洋舰也火力全开。身处现场的人都说德国军舰“格拉夫·施佩”号紧随其后，但不能确定是否也开了火。不间断的炮击让民兵深感煎熬，然而早在敌人到达丰希罗拉（Fuengirola）——政府军在海岸线上的防御要地之前，那里的民兵就撤空了，害怕陷入敌人包围。从正北方向发动的坦克攻击情形也类似。坦克推进迅速，但是还在路上时，政府军就已撤离。
　　这些坦克给外人出了道难题。一共有多少辆？从哪里来的？败北一方把士兵溃逃归因为敌人攻击能力太强——有约一百辆坦克参战。虽然无法核实这个数字，但我并不相信。坦克确实不少，也并非集中在一地出现。有一点可以肯定，绝大多数是小坦克，只配一挺机关枪和两名士兵，坦克手是德国人。另一些对外国援兵的观察就不那么可信。不论西班牙还是外国的报纸，都有不少报道说到意大利步兵团从一开始就参加了围攻马拉加的战斗。根本没有。在二月初，我和其他记者探访了马拉加前线所有关键地段，询问对面的敌军构成，回答是摩尔人、外籍军团以及长枪党的武装部队。每到一处我们都问有没有意大利士兵参战，每一个指挥官都说在他的地段没有见到，也许其他地段有。俘虏里也没有意大利人。类似的仔细排查直至整个前线被攻破都没有再进行。又有德国步兵团参战的传言。如果真的参战了，他们也该出现在夺取莫特里尔的战斗中。有传言说德国坦克团编入了驻守后方的德国混合师。这几个月里都没有俘获德国或意大利士兵（飞行员除外），无论是在马拉加还是其他地方。
　　马拉加的指挥官没有准备防御坦克攻击。我们这些记者里有一位看得格外远，也悲观，每到一地就问准备得怎么样，回答是没有准备。谁都知道这些小坦克缺陷不少。几英尺深、几英尺宽的沟就能绊住一辆。连这样的沟也没挖。一个营的士兵都在修建防御工事，村民也很踊跃，然而事倍功半。在怎么部署炮兵部队上也漫不经心。蜿蜒的山脉处处都是架设大炮的有利位置，守住道路轻而易举。可是有关架设大炮的新闻报道并不等于大炮确实架在山头。
　　来复枪和机关枪严重缺乏，何谈战术实施。兵力更是缺乏。一月十三日，凯波发动进攻，而第一架侦察机在一月三十一日才到达马拉加，第一支炮兵增援部队（带来少数小型炮）在二月一日赶到，第一批六辆小坦克在二月三日到达，人数有限的步兵增援部队在一月底陆续赶到。国际纵队分遣队已在穆尔西亚驻扎数周，只待命令下达。道路一直没修好，重型武器运不过去。
　　最令人费解的是军舰毫无反应，没有参战。政府后来给出的解释是伪装成叛军军舰的意大利巡洋舰出现，阻挡我方军舰前进，还发动了攻击。眼前的舰船是不是已交战数月的敌人，日夜待在舰上的指挥官怎能分辨不出？或许也不能苛责他们。大型巡洋舰上的指挥官也参与了叛乱，被船员所杀，找不到能胜任指挥的人。“加那利群岛”号和“巴利阿里群岛”号那时刚好在叛军的船厂建造，匆忙交付使用，极具战斗力，余下的老旧舰船根本不是其对手。那些潜艇为什么不用？它们都在政府手里，外国可能援助了叛军一艘潜艇。潜艇指挥官不服从指挥也不妨事，外国志愿兵可以操作潜艇。有一至两艘潜艇巡护，马拉加海上敌舰炮击也就不起作用。这也会突破对政府军的封锁。但不知为何，潜艇没有出现。
　　敌人用来主攻的坦克就是那种小坦克，因而这么说是公允的判断：马拉加本来可以守住。政府方面发布消息称敌人火力全开，我军无法抵御。但是敌人后来在莫特里尔攻势骤然减弱证明了只要某一方面防御得稍微好些，就可以避免这场一溃千里的灾难。民兵没有了提前逃命的习惯，在炸弹、轻型炮弹以及机关枪火力面前能够坚守。坦克却从未见过。他们逃了，之前没人告诉他们该如何对付坦克。没有谁想以肉身相搏。这不能说是民兵独有的毛病，新组建的混合纵队——在沦陷之前，马德里的混合纵队抵达马拉加，作战表现并不比本地民兵好多少。西班牙人经历一场溃败，几天后，一小支国际纵队就迅速防御了莫特里尔。
　　而军官的指挥能力也有限。没能针对坦克做好防御足以说明问题，接下来的判断更使一场败北演变成灾难。在山道被攻占后，比利亚尔瓦中校命令全体撤退，完全不考虑发动反攻，也没在马拉加城郊组织有效防御。从军事角度说，他对战势的判断也许没错。叛军会从海上登陆，与坦克汇合，马拉加会陷入包围，不如趁早快撤。他忽略了政治方面。叛军不怕他手下的士兵，却怕民众发起的誓死保卫之战。这就是他们保持干道畅通的原因。比利亚尔瓦的判断所基于的假设没有成真，撤退命令却引发灾难性连锁反应。部队立即溃散，离大路近的民兵只顾自己逃跑，大批部队被困，坐等被擒。城内亦骚乱不断。据说大教堂在敌人攻城之际被点燃。更可信的传闻是早在沦陷之前三天，街上枪声不断。这或许可以演变成全体民众参与的誓死保卫之战。然而四分五裂的政治势力无法动员民众。七八月间安那其可谓发起了这样的战斗，随后政治委员会继续发挥统率作用。如今安那其被挤到一旁，名声被恐怖活动损害；政治委员会内部坍塌，亦外受强压。政府也无威慑力。军队将领不理解民众战斗有何用处，只觉是在添乱。像九月中旬的巴斯克城、十一月八日的马德里所发生的事件都表明即使在军事上败局已定，如果能够点燃民众的斗志，保卫自己的城市，仍可能扭转局面。敌人后续力量不足的弱点不久便暴露无遗。下决心坚守到底的指挥官，号召民众力量，仍有胜利希望。但是，发起民众参与的保卫战需要各路政治力量通力合作，还需要使士兵懂得自己在为何而战，才能倾尽全力。最后撤离也遭敌人堵截。支持共和国的民众被困城内，数以万计，逃出去的人也难活命，他们一直向北走，从马拉加到阿尔梅里亚就有一百英里，德国坦克追了上来，还有摩尔人先遣队。他们拦住去路，放女人走（难民使食品紧缺愈发严重），射杀男人，有时就在家眷眼前。捡了一条命的人不分日夜地赶路，直至筋疲力竭，倒在路边，孩童奄奄一息。城内交战也没这样惨烈。
　　如果政府能够及时反应，派遣足够部队增援马拉加，结果会大大不同。然而马拉加已被忘在脑后，尽管时不时要讨论一番。本地政府瘫痪与中央政府危机息息相关。正是共和党人和共产党人考虑改组内阁的时候，安那其决心抵制，动用所能动用的一切手段，改组即意味革命阶段的彻底结束。马拉加陷落前两周，对局势稍有了解的人都在想说不定哪天早上瓦伦西亚就会爆发巷战。陷落前一天，安那其在瓦伦西亚城内发起游行，坚持大型旅馆应继续征用作医院。战火一触即发。双方都屯集了大批武装力量。政府官员和军队将领被内阁危机弄得焦头烂额，注意不到小小马拉加。右翼共和党人决定终止革命，与左翼共和党人针锋相对，终于付出马拉加沦陷的沉重代价。

空中交战


　　二月三日下午，我和两位记者一同乘坐汽车离开马拉加。一个宁静的下午。我们没想到这里很快就会沦陷。在马拉加停留的这几天赶上过几次空袭，都还顺利地挨过。不必再提心吊胆；谁知恰恰相反。
　　马拉加以东约十五英里处就是内尔哈村。四天前，货船特尔斐号遭鱼雷攻击，此时搁浅在沙滩上。船上的货物大多运走，敌人似乎并不知道。我们的汽车离船越来越近之际突然停下，同伴全部下车。我跟着下去（以为他们想走近看看那艘船）——他们已经躲到路旁的石头后面。一架水上飞机就在头顶。我刚奔到石头后面，第一枚炸弹就落了。附近的农妇惊惶逃开，寻找躲避的地方。我们待的地方既不安全也不舒服，所幸轰炸一个目标不像想的那么迅速。投弹间隔至少两三分钟，飞机需要反复盘旋来定位目标。此刻飞机飞到一座山后，我们赶紧跑出去，飞机出现，赶紧趴下，如此反复三次，才找到一处安全地方，一丛岩石后面。炸弹落在路上（有一枚几乎炸中我们的车），落进船边上的水域，爆炸的轰响低沉，而非震耳欲聋，但一次投掷炸弹恐怕重达四百磅。突然间船身冒出滚滚浓烟，它被一枚燃烧弹击中。飞机终于完成任务，开始轰炸通往内尔哈的公路。又多了两架侦察机随行。我们终于安全了。起初飞机不停盘旋，待我们明白目标不是自己，心才放下。
　　猛地传来一阵轰鸣，一架苏联侦察机疾速驶来。立即朝意大利飞机开火。紧接着第二架、第三四架悉数赶到。在一连串机关枪开火中，飞机上升，下降，翻转。声音就在耳边炸响，却也有种难以形容的韵律美。交战双方的侦察机都配有七至九挺机关枪，由一支操纵杆控制，枪声响得像大炮，速度却依然那么快。双方不能同时开火。一方占据有利位置，另一方就得躲避。机关枪开火也像是挑战与应答，像两个狂怒的巨人比武，要压过对方的吼叫。我们就遭殃了。战场就在头顶，流弹不知会从哪个方向飞来。几乎忘了自己。一位同伴觉得轰炸就像是在轰自己的神经，却脱口而出：“太壮观了。”我们都这么想。真羡慕驾驶员，可以开火反击，不必趴在地上。交战持续了五至十分钟，胜负立现。苏联战机速度更快，数量也占优。意大利战机朝大海方向逃走，苏联战机紧追不舍，不久返回，得意盘旋。我们去找车。在桥下躲着的人们也走了出来，妇人和孩子们大哭不止，我们赶忙安慰。没有人受伤。一辆牛车倒在路上，不是被炸弹击中，是被吓坏的牛踩扁。牛车不能用了，农民心疼不已，这是他的宝贵财产。我们的车安然无恙。开出去很远还能看到船身冒出的浓烟。晚上汽车突然熄火，检查不出是哪里的毛病。想必是那一阵轰炸掀起的热浪摧毁了它。向洛尔卡的委员会借了车，才返回瓦伦西亚。

危机


　　与此同时，瓦伦西亚的局势日益严峻。马拉加沦陷使得已十分严重的食物短缺问题愈发突出。政府发出公告，要求市民弃食面包三天，省下面包给阿尔梅里亚的难民充饥。面包越来越难买到，糖、肉等许多食品都是如此。旅馆全挤满了人，我找不到一处能落脚的地方，只能和朋友挤一挤，那里供应的食物极少。妇女排起长队，就像我在巴塞罗那见到的一样，怨气冲天。瓦伦西亚会像马德里那样誓死守卫吗？据说公职人员有办法弄到食品，这绝不是空穴来风。
　　前线传回的战报始终糟糕。就在马拉加沦陷消息传开的同一天，人们听说马德里前线南翼也被突破。三天后，政府发布了马拉加沦陷的消息，对另一条消息只字不提，尽管早已在城里传遍。人心惶惶。报纸上到处是激励斗志的文章，但征兵处没有出现踊跃报名的场面。马拉加沦陷几天后，人民阵线组织了游行，号召积极行动，统一领导；旗帜四处挥舞，游行队伍一眼望不到头，军乐奏响，大声歌唱，我却感觉不到坚定的斗志。
　　瓦伦西亚遭受过一次军舰炮击，港口有十几人受伤。而在马拉加沦陷后一星期之内，我们经历了两次炮击，一次是在凌晨两点半，一次是在晚上十点以后。都不是针对目标打击。舰船经过此地，随意发射炮弹。第二次遭袭时，我们住的大楼（体积庞大，在瓦伦西亚也是数一数二）晃得厉害，居民吓坏了，所幸无人受伤。但是这两次炮击都造成十几人受伤。“今晚还有袭击吗？”人们问个不停，神经不堪重负。防空洞还在修建。警报每次都是在六发炮弹落地后才拉响。
　　晚间守卫也因此养成了放枪习惯。遭袭时所有路灯都要熄灭——人们都理解，守卫要把还亮着的灯射灭。空袭一来，街上枪声就响个不停，可没有空袭时夜晚也不安宁。不时一声枪响。九点以后出门十分危险。听说几支安那其部队对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下手。
　　从多方渠道获悉，叛军计划从马略卡岛发动袭击，目标可能是萨贡托（位于瓦伦西亚以北十六英里处，毗邻瓦伦西亚至巴塞罗那铁路线）。登陆部队会与从特鲁埃尔南下的部队汇合，齐向瓦伦西亚挺进。竟有不少人想离开瓦伦西亚，北上避难。
　　离开可不容易。火车近于瘫痪。直到一月初还能正常运行，之后一周也勉力维持。之前火车天天呼啸而过，连巴塞罗那人的周日出游专列都没停运。似乎没人想到煤会用光。这一天终于到来了。从布港到巴塞罗那有时甚至需要十八个小时（约一百一十英里的路程），因为司机下了车，一站站找煤。汽油情形类似。之前随意挥霍，直到一月中旬短缺乍现，才有严格限令。记者很难雇到汽车，政府人员无法撤离马德里，军队调遣严重受阻。只能靠火车运送士兵，铁路就成了目标。叛军开始轰炸主要铁路线，起初还间隔几天，后来每晚都炸。瓦伦西亚至巴塞罗那这段铁路时时瘫痪。巴塞罗那至法国这段铁路受到较好保护，仍时有延误。轰炸目标不单单是铁路，也包括火车。瓦伦西亚成了一块隔绝之地。
　　政治危机持续酝酿。共产党人起初提名马丁内斯·巴里奥作总理，而后是普列托，以及社会党人内格林（普列托任国防部长），这一系列提名引来极大争议。有一件小事，从中可以体会到此刻的政治气氛。一位年轻的英国记者在到达瓦伦西亚几天后，对普列托进行了一次采访（他为赫斯特旗下报纸工作，但本人持左翼观点）。普列托说了不少肺腑之言。“我不理解西方民主国家民众的态度，”他说，“他们为什么支持不干涉政策？他们怎么就想不通必须帮帮这个西班牙政府？这个政府是帮助西班牙抵御布尔什维克的最后力量。”这段话可能和实际有出入，但主旨准确。我看到了经普列托本人修订的访谈稿。上面还有红色铅笔迹，新闻审查官标出所有需要删改的地方。记者明白如果坚持把原文传回通讯社，会有生命危险。整个事态之矛盾可见一斑。普列托，这位由共产党人提名的总理候选人，也是内阁（共产党人在其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尽管人数并不多）核心成员之一，向来自再“反动”不过的新闻社记者说他自己以及共产党人是西班牙抵御布尔什维克的最后堡垒。而这篇对核心内阁成员的访谈被由同一内阁所任命的审查官禁止，并非因为泄露了军事或政府机密（那很好理解），恰恰是因为陈述了事实。这位审查官很可能并不支持普列托，而是属于卡瓦列罗一路，即左翼社会党人，更担心这篇访谈会在本国引起何种反响。
　　这件事不能怪罪普列托。他一直希望争取到西方民主国家的援助，好推行自己的政策。共产党人不像普列托那么直言不讳，并不承认一九三七年与一九一七年的政策已极其不同。彼时支持社会革命，此时则是反对革命的关键力量。他们本可以举出不少理由来阐述这一变化，但他们不愿这么做，而是否认有所变化。因此眼下在西班牙，连起码的事实都无法公开讨论。安那其与共产党人，一方主张革命，另一方反对革命——如果正大光明地对抗可能会产生涤荡作用。人们不了解形势，冲突也没有公开爆发——以主张赢取民众支持——而是暗中进行，暗杀、影射攻击、散布谣言，使出在动荡局势中所能使用的一切手段。这会严重败坏整个国家的士气，也会使各政党陷入僵化，难以在将来发挥创造力。
　　就在此时，我的行程被迫终止。本打算只要条件允许，就在瓦伦西亚继续观察作业。我的经历并不罕见，只是声势浩大的逮捕行动中的一例。我无法待下去，看马德里如何防卫。我去监狱走了一遭，对内战中的西班牙监狱有了一些了解；也遇到许多有类似经历的人，他们都不大愿意当众谈起。这段监狱经历短暂，换作在别的国家，恐怕不会这么“平淡”，却促使我发现了政权的某些特征。

狱中


　　其实，从一开始跟踪和告发就屡屡发生，与上一次来西班牙形成鲜明对比。去年八月，我一路上和共和党人、社会党人、安那其以及托派都交谈过。我反复声明自己不属于任何组织。在某些场合，甚至说过保持中立的话。这些观点没给我带来麻烦，有也并不多。他们明白我并不是因为支持佛朗哥才那么说，相反，我真心希望这场革命能出成果。但是如果我想进行一番实地调查，作出尽可能准确的描述，就需要保持距离。只有这样，我才能与观点彼此迥异的人群走近。如果我必须加入某组织，我的研究也就无从实现。
　　第二次来西班牙，起初我还像之前那样做，得到的反应却大大不同。当然，因为事态发展得愈发复杂，敌对程度也大大加深，我的话也更加不中听。即便如此，和不少政党成员说起他们的缺点也并不困难，和八月时差不多。但我犯了个严重错误。上一次在巴塞罗那，我和几名共产党人说起我不同意他们的政策，仅仅得到几句气愤的回应，后来连回应也没有了。显然他们深信自己胜券在握。交谈话不投机，但也不过是交谈而已。
　　这一次就不同了。我没想到我的质疑会引来暗中监视，之前在西班牙各地走访都没遇到过。这是个在巴塞罗那工作的美国人，从一开始他就说他和我想的一样，政策真不合理。他说他完全理解不了。你能不能向我解释解释？我说我不能。我们没做多深交谈，但气氛还算融洽。
　　到达瓦伦西亚两三天后，有人想和我谈一谈。一阵寒暄过后，他才道出目的。做一个警告。我要小心。那个在巴塞罗那和我聊过天的人告发了我。怎么回事？不由得一阵紧张。转念一想，毕竟这样的人是少数，共产党人不会理会这些，不过是要澄清一番，也想好意提醒一下不巧成为盯梢目标的我。我理解错了。
　　这个好心人聊起在巴塞罗那没聊完的话题。和那个美国人一样，他也对政治形势深感焦虑，也支持托派——和我一样。我马上反驳我不是托派。他充耳不闻。找了这么久，才找到一位能说说心里话的文化人，真是太好了，和政府那些人只能做泛泛之交。我冷静下来；一个人觉得危机四伏还能和一个陌生人——经人告发的反共人士敞开心扉。“既然是这样，你怎么能在政府做事？”我问道。“他们都不知道我究竟怎么想。”他回答。又提到一个名字，是安排他工作的某政府高官。我没再说什么。他是一派天真还是暗中监视？保险起见，我把他当成后者，毕竟也更像。假如他真的一片赤诚，还和陌生人这样交谈，恐怕早就中了为引诱批评人士露面而设的埋伏。最后他提到了那封举报信。关键一句是：“他是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我到底哪里不对劲，举报人只字不提，读了他的描述，人们会以为我是佛朗哥那边派来的。批评言论尚不足以定罪，不如怀疑我的人品。我感谢这位好心人，谢谢他如此坦诚，没再多说一句。这件事没了下文。麻烦却不止这一件。
　　在瓦伦西亚的旅馆住下没多久（约一小时后），两名秘密警察出现在门口，拿走了我的护照（上述交谈是几天后的事）。去年八月时我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形，上个月在巴塞罗那也没遇到过。但是这么做有充分理由。随后我了解到执行搜查的部门可不寻常。是安全局情报部，本已被安全局宣布解散，却仍然活跃。第二天我去了部门办公地点，特图安广场15号。不能马上拿回护照，需要进行审查，确定我是否托派。来自巴塞罗那的告发还在路上，我猜不少人都经历了类似盘问。我从来都不是托派，我的回答毫不含糊。盘问马上结束。次日，我拿回了护照。特图安广场15号是由外籍共产党人把持的地方。后来时有耳闻他们随意抓捕嫌疑人，关进监狱，一关就是很长时间。有时也错杀无辜（这一非正式警察机构也实施处决）。据我观察，他们与普通警察可谓水火不容。
　　想理解这些特殊警察的态度，先得明白他们口中的“托派”到底指什么。真正的托洛茨基派，属于马统工党，一直默默无闻，影响力极为有限。仅就这些人而言，共产党人完全可以置之不理。但是，眼下的古怪氛围却与托洛茨基派本身无关，与苏联内政无关，而是因为共产党人已养成一种习惯，视每一个唱反调的人为托派。其思路是，在政治问题上持反对意见罪不可恕，而罪不可恕之人就是托派（此处与该杀同义）。人们往往被自己的宣传弄糊涂，比如德国纳粹把每一个反感纳粹政权的人都称作“共产党”，叫到最后自己信以为真，认为敌人都是共产党人。四周充斥着怀疑和告发，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难以体会。而且我也相信，在西班牙遇到的每一个为难我的人都认为我就是托洛茨基派。有以下两点理由：一，我对官僚极权持批判态度，德国和意大利也实行类似权力架构；二，我认识不少托派。如果一个人反对极权国家，还和托派交往，那么他不是托派又是什么？我尝试了不止一次，托人向很多共产党人表达自己的观点；我写的很多文章可以证明我绝不是托派，甚至可以说我对他们的评价并不高。完全没用。
　　幸运的是，特图安广场15号还不知道这些，不知道我的批评言论，也不知道我在巴塞罗那认识可疑分子。如果那时就被指为托派，事态会严峻得多。而我还要反复和那里打交道。
　　从马拉加返回瓦伦西亚后不久，在一个小咖啡馆，我和一位女记者正在闲聊（我们一同去了马拉加），两位工作人员叫我们跟他们走一趟。路上又叫来两个民兵，紧跟在我们身后，他俩很可能有手枪。我把手伸进口袋，一人立即大喝伸出手来！他没想到只是一块手帕。随后警告我不要再乱动。到了特图安广场15号，我们被搜身。显然，被当成了危险罪犯。又过了一阵，我被传到一个委员会面前。这个委员会性质不明，不是法庭，却也像一个审问团。至少有十人坐在那里，其中有几个普通人，但大多穿着警服或军服。到底要干什么？我摸不着头绪。有人给我拿来一把椅子。几个介绍性问题后，他们问起我之前探访加泰罗尼亚的事。我说我第一次去加泰罗尼亚是在一九二八年，只待了几天，在巴塞罗那一个人都不认识。又有人严肃地问我那我怎么懂加泰罗尼亚语，怎么和亚历杭德罗·勒鲁的激进党有了接触。我老实回答我不懂加泰罗尼亚语，只能稍稍读一点，从未见过激进党成员。一个年轻人高声打断了我：你撒谎，你懂加泰罗尼亚语。场面顿时变得尴尬而可笑。他们坚信自己逮住了个危险分子，而我完全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我反复强调我不懂加泰罗尼亚语，虽然不好证明，你们肯定弄错了。他们说实施抓捕的工作人员亲耳听到我们用加泰罗尼亚语交谈。我忍无可忍，当时我们在用德语交谈。最后，我被带到另一间屋子，那位女记者正在接受类似审问。后来她告诉我，她费尽口舌解释她不是我妻子，他们也不信我们之前并不认识；又仔细检查她随身携带的信件。约十五分钟后，我又被叫进去，宣布我们可以走了，认错了人——举出不少理由。我始终不知道我被当成了谁。我告诉这个古怪法庭的负责人，语气尽量心平气和，他的手下应该知道一点加泰罗尼亚语和德语的区别，别再轻易抓人。我们和气道别。
　　这里还有更滑稽的巧合。当时我们正在谈着另一个被抓的人，一个德国社会党人，刚到西班牙就被投进监狱，因为特图安广场15号觉得他的证件有问题。在西班牙的那些德国难民都知道他，他一直支持共和政府。逮捕这样一个人，不经审问就直接关进监狱。我们正说着怎么才能救他出来，自己就被逮捕。次日我见到了他，他对这一切无话可说。
　　我想我总算和特图安广场15号再无瓜葛了。不时听到有人被抓，这些人都支持共和政府，有些一直是活跃的社会党人，但都对当下政策有所质疑。我想我本人应该安全了，可以继续行程。谁知另一个部门又现身了。
　　一天下午，我被几个密探拦住，“这不是逮捕，只需要你做一番说明。”起初这像是例行公事。他们是从前的警察，不像特图安广场15号的人那么神经紧张。我以为回答几个问题就行（不知要问什么），到了那里却等了几个小时，随身携带的一切证件，包括护照，都被收走。与此同时，空袭警报拉响。如果大楼被击中，人们慌忙逃命，我的文件恐怕也会散失。所幸空袭没来。等了大概三小时（“耐心点儿，耐心”，面对这种情形西班牙人会这么说），我被带到另一个部门。已是晚上九点，官员都走了。我意识到我得在这里过夜了。我提出抗议，这才有人告诉我证件都在长官那里，要等他明天来处理。似乎事态很严重。
　　我被带进监狱。那时我还觉得不该责怪现在的警察，这肯定是以前的监狱。第二天早晨我才发现，这监狱还有大半没修建好，是政府迁来之后才建的。我的牢房约八英尺长，四英尺宽，有一条长凳，够三个人坐，潮湿阴冷。已住进两名犯人，后来又进来两名，挤得连坐的地方都没有。其他牢房更挤。没有床垫，没有毯子，也没有伙食。我很快明白这其实是好事。身上带着钱的——虽然这样的人不多——可以从一位妇人那里买食物。我买了一些，毫无胃口。我向守卫要条毯子。没有拿到手，这不能怪他们。他们四处去找，才找到一条。这时一位长官发了话：“这样的人还想要毯子？伤员才配，他们不配！”这位老长官是监狱里唯一一个为难犯人的，坚信都没抓错，而民兵守卫对我们这些“法西斯”非常友好。他们很清楚，大多数犯人和法西斯一点关系都没有，不知怎么冒犯了警察，被关了进来。
　　牢房里有个人极不愿意透露自己的情况，我猜他是个商人。还有一个民兵，在瓜达拉马参加过战斗，说根本不知道为何被捕（事实上，大多数犯人都不知道，包括我自己在内，也有些人深信自己被误抓）。午夜时，这两名犯人都被带出去审问，再没回来。我不认为保卫局会在半夜审问后实施处决；另一方面，去模范监狱的车只有晚上六点和七点两趟。我希望他们已被释放。到了早上，其他犯人说好像情况不乐观。另一个人是个生手工人，像农民，是唯一一个不在乎牢房环境的，靠在墙边不一会儿就打起鼾。问题出在他的工会证件上，在家里被捕，在那两个人之后被叫去审问，又很快回来，说警察告诉他会核查清楚，如果属实，早上就会放了他。第四个人是个活跃的外籍安那其，却与西班牙的著名安那其过从甚密。他无意间看到他的逮捕令，上面写着“由国际纵队处置”。谁都知道国际纵队处决起来毫不拖延，这个安那其猜得出指控罪名。他编辑一份小型安那其报纸，在共产党人中间派发，特别是国际纵队成员。他十分焦虑，越说我越能感同身受。早上他被叫了出去，一会儿就回来了。告诉我说他被释放了，他被错当成了别人。
　　早上守卫也极友善。很多人，特别是巡捕，从前就是工会成员，与突击卫队和国民卫队不同，自己就坐过牢，对我们这些犯人也尽力帮忙。牢房门打开，犯人可以随意走动。院子里阳光明媚，待多久都行。我们或站或坐，聊着天，也和守卫聊。和守卫以“同志”相称，聊政治也行。在守卫换班、长官出现时，我们才赶紧跑回牢房，随后就放出来。守卫没想捞一丁点儿好处。没有人试着塞钱，守卫连递来的烟都不收——在西班牙，递烟再平常不过，已是一种礼貌行为。无论长官在不在，他们都不收看起来像是贿赂的东西。守卫这样友好，却无可回报，只能道声感谢。仅凭个人经历不足以下结论，在其他监狱待过的朋友都说看管犯人时或更加严格，但对待犯人也都很礼貌。至少在我这座监狱，折磨犯人这个想法显得很可笑（报纸却总出现此类报道）。很容易了解一下究竟是哪些人被抓了进来。没有一个“资产阶级”或贵族。有一两个做小生意的。大多是贫民，还有工人。我的牢房在一楼，后面还有三间。其中一间关着的人难以辨认职业，从衣着可以看出并不富裕——一位老妇，身边有一位较年轻的女人陪同，是盲人，一条腿瘸。相邻牢房关着两户大家庭，都是祖孙三代。看起来生活好些，有时也开开玩笑。最远那间牢房里有八个男人，看得出是农民，生手工人。向这些人询问为什么被抓无疑是白费工夫。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也可能装作不知道。我得知犯人顶多被关三天，到那时还没被释放的话，就会转到正规监狱。但有些犯人已经待了四十八小时，仍没有审问。
　　守卫这么友好，长官又不太管事，有计划可以顺利进行。因为不供应伙食，犯人当然要联系家人，给自己送饭。食物要经过检查，但允许直接送到犯人手上。这是捎信的好办法。早上七点，工人的妻子来了。她泪流满面，以为丈夫已经死了，只能见到一具尸体；她紧紧拥抱他，不肯松手。我安慰她不必担心，她丈夫很快就会释放，顶多再等几小时（果真如此），也请她帮我捎个信。能不能带条毯子来，还有我的大衣？写好的纸条经过巡捕审读，允许传递。很快我就有了毯子，所有朋友都知道了我被捕的事，知道被关在哪里。我放心了，他们一定会帮我。
　　我告诉他们去我的住处，把我在瓦伦西亚写好的那部分文稿立刻销毁，就在桌子上。警察随时可能去搜查，必须尽快销毁。我还不知道会对我作何指控，也不知道那是否与指控有直接关系，但我十分肯定如果警察拿到了文稿，坐牢时间会大大延长。我一直想把它们转移，不想零散拆开，想等完成一整章节时再说。恰恰是在我被捕那天，我完成了写作，本想次日早晨就全部转移。虽然提心吊胆，但我觉得并非死路一条。我已见过不少西班牙人，我敢说他们不会那么按时行动。如果是在下午把我带到长官那里，情形就会完全不同。他们没有那么做，直到深夜才得知我的地址——不知道我从马拉加返回瓦伦西亚后换了一家旅馆住，仍去我之前住的旅馆抓捕，无功而返。在街上无意间遇到我，在现住所附近。所以不可能马上搜查我的屋子，除非随后就知道了我现在住哪儿。他们直到晚上九点才知道。那时我明白危险已经过去了，因为负责人已经回家了。我也知道西班牙长官不想多处理公务，能躲一件是一件。他上午十点才会来办公室，最早也得九点。更不会来了就急着处理前一天的事，对此我十分肯定——直到下午四点，我才被叫去审问。而早上八点，一位朋友已得到消息，约半小时后，到达我的住处。我本来是让他销毁文稿，但他觉得把在现场采集的第一手观感销毁太可惜。他决定把它藏好。这需要多少勇气。搜查令很可能已下达，房子已处于监视中，出入房屋的人——还带着文稿——会当场被捕。罪过甚至大过我。
　　几小时后，我得知手稿安全了，朋友们也在努力救我出去。一切还算顺利。下午，我终于被带去审问——一名持枪守卫坐在我身后，三名前革命时期的警察官员坐在我面前。我明白了是唯一看过文稿的人，我的英国籍秘书告发了我。她是共产党员，之前就对我的一些观点有所耳闻，为了接近我才来应聘做秘书。我看到了告发信，把我的文稿说成是极其危险的东西，也提到这一事实：八九月间的观察记录已在英国。警察明白已无法销毁那部分文稿，但至少抓到了人。我向她口述的那些内容恐怕不足以作严重指控的证据（几周前我们就已不再一起工作），至少有一处她在告发信中提到的内容我的手稿里并没有。第二处指控是我对“全部武器交给前线”这句口号的评论，在政党斗争中它所起的作用，她理解错了我的意思。还剩下一项指控，我详细描述了苏联援助所带来的政治影响。如果这算是罪过，那我确实有罪。警察就是这样认为。他们来回传看告发信，一脸严肃，负责人摇着头，对其他人说：“太多了。”[1]
　　但关键不在多还是少。他们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是手里没有证据证明什么，除非我肯承认。我礼貌地、毫不含糊地告诉他们，文稿不在这里。都已销毁，我说。他们也很清楚这句话的真实含义是文稿已被藏好。他们可以再关我几天，却不能一直关下去，在没有掌握丝毫证据的情况下。毕竟，我那本书是为一家英国出版商而写。他们决定不再坚持。从我告诉他们文稿消失的那一刻起审问其实就已结束，后来就是走走形式。要说我还担心什么，只担心还得在那阴冷牢房待一夜。一位英国友人愿意作担保，我马上被释放（在这里向他表达由衷的感谢）。
　　像我这样的经历并不罕见。我在瓦伦西亚又待了几天，和朋友聊天时讲起我的监狱经历。这六位朋友来自不同国家，有几人是记者，为支持政府的报纸工作，另外几人在政府部门做事。只有两人在西班牙生活期间没进过监狱，其中一人觉得自己随时可能被捕，因为一件与反政府完全无关的事。大家说起各自认识的一些人因为一点儿指控就被逮捕，包括一位工人运动领导者，在他自己的国家非常有名。类似种种被当作笑谈，但我能感觉到笑容背后有无尽失望。至于我自己，已无回旋余地。唯一能做的就是离开。朋友都觉得我这次走运，别想下次还能侥幸脱身。于是我订了船票，一艘开往法国塞特港的英国货船。在登船之际才发觉它推迟起程，我不得不在港口多住至少三天。行程虽被打乱，却有意外发现。在讲述这段经历之前，我想对恐怖活动作一番总结。
　　来西班牙之前，我对恐怖活动并未多加留意。到了巴塞罗那，我才发现人人都在谈论，尤其是安那其实施的恐怖活动。有人兴高采烈，有人深恶痛绝。态度不同，所属党派亦不同。在随后的探访中，我逐渐了解到在城镇以及村庄，恐怖活动是开展社会革命最为重要的手段。处决引发了征收活动，也因为害怕被处决，剩下的富人不得不向革命政权表示服从。那种认为安那其能够在加泰罗尼亚获得巨大影响力就是因为实施了恐怖活动的观点是错的。安那其不必大动干戈就可以赢得广大工人的支持。各工人组织在各地清剿政府敌人，只是安那其的清剿最为残酷。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西班牙革命的恐怖活动阶段已经结束。恐怕并非如此。
　　当然，这取决于如何定义“恐怖活动”。如果是指不经审判就执行大批处决，那么恐怖活动阶段的确早已过去。仅仅从法律或道德角度思考——只关注要维护法律或个人遭受多少折磨——恐怖时期确已结束。但是对社会学家以及政治家而言，无法到此为止。他不仅要问在某时某地是否有“恐怖活动”，还要研究其演变，以及这种演变的社会和政治意义。
　　在七月、八月以及九月的西班牙所发生的革命恐怖活动可称为“民众恐怖活动”，这个指称有双重含义，一指实施恐怖活动的人是民众；二指恐怖活动的牺牲者众多。历史上曾发生过类似事件，如一七九二年发生在巴黎的九月屠杀、一九一八年发生在俄国的屠杀。把一七九二年的巴黎与一九三六年的巴塞罗那作个比较。巴黎的志愿民兵在奔赴前线之前将在押犯人全部处决，巴塞罗那的民兵也这样做了。当时敌人正朝巴黎迫近，革命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志愿兵实施屠杀，认为这是避免反动势力反扑的最好办法，在自己离开巴黎奔赴前线之前除掉后患。巴塞罗那的情形也如出一辙。巴黎与巴塞罗那的恐怖活动都不是由某个组织（为实施而特意设立的组织）所策划，而是民众的自发行为。当然，政治党派大力支持：在巴黎是丹东及其同党，在俄国是布尔什维克，在西班牙是安那其。但实施恐怖活动的不是这些政党，而是民众。人们可能会因此认为攻击是盲目行为，其实不然。就社会地位而论，他们攻击的那些人是天然的敌人。在俄国、西班牙以及法国，贵族因其是贵族而被杀，神甫因其是神甫而被杀；在俄国和西班牙，资产阶级因其是资产阶级而被杀。民众恐怖活动越是自发行动，就越能达到目的，因为他们了解周围人的政治立场。
　　冷酷实施屠杀、欢呼胜利、程序不合法（其实毫无程序可言），民众恐怖活动令人胆寒，甚至会波及年轻一代。但是正因为民众恐怖活动具有这些特征，它不会是革命阵营内部进行斗争的有效手段。不是参与九月屠杀的民众，而是革命特别法庭把吉伦特派及其他众多参与大革命的人士送上断头台。不是喀琅施塔得的水兵和愤怒的农民，而是“格伯乌”（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清除了持不同政见的社会党及共产党人。上述恐怖活动是由少数掌权者控制下的警察机构执行。每一场革命似乎都会经历这种转变，从民众恐怖到警察恐怖。
　　后一种恐怖活动与前一种有什么区别？处处不同。警察成了实施者，在西班牙，警察队伍经过彻底清肃，又补充进政党成员；亦持效忠态度，效忠于当前的合法政府。警察有权不经审判就实施处决，但这仍是少数行为，不光是普通警察，特图安广场15号的特殊警察也包括在内，不会轻易实施处决。尽管如此，被捕人数却直线攀升。八月，时刻害怕自己会被逮捕乃至处决的人是贵族、神甫、大工厂主、富商和富农；今天，除了为佛朗哥服务的奸细，还包括质疑现行政策的人。我听说一位相识多年的朋友遭到严重威胁。他一直秉持社会主义信念，和托派完全无关，只因为曾提过反对意见。和我关在同一间牢房的那位安那其也十分惶恐，他编辑了一份报纸，在共产党人中间派发。这不是神经过敏，尽管他其实并无过错。另一个人，仅仅因为对国际纵队的组织形式提了些意见（我觉得他的意见有道理，是为共和政府着想才提），就不得不使尽各种花招来躲避迫害，逃离西班牙。而国际纵队的政治代表认为离开纵队去别处任职的都是叛逃者，理应受到严惩。
　　人们可能会把这样的政权比作宗教法庭，其实并不准确。中世纪的天主教会在诸多教义中择选若干作为“教旨”，谁对这些教旨表示怀疑，都会被视为“异端”，加以迫害。谁是异端一目了然。人们仍可以思考、写作那些并非完全正统却也不属异端的教义。在整个中世纪天主教历史中有许多神学争论，涉及面广，并且追根问底，大多顺利进行，宗教法庭没有干涉；无论现实生活还是艺术，都不乏与天主教苦修相背的精神趋势。而极权国家的目标正相反，要求实际生活与思想的方方面面都要完全与国家相一致。大众恐怖在其他许多方面都与宗教法庭迥异，在这一点上与其十分类似。民众针对的是政权的敌人，并不关注阵营内部的分歧者。因此，实施民众恐怖活动的革命阶段也是思想自由的时期。而在极权警察出现的地方，不论智识还是艺术（或笼统谓之创造力）终将萎缩。看到处决人数有所减少人人都松口气——墨索里尼和希特勒都夸耀实施的革命流血代价之小——曾是民众恐怖活动的目标人群更会格外感激。然而文明注定萎缩，不仅因为对表达思想做出种种限制——这通常有充分理由，更是因为但凡思想都要遵循命令而行。
　　而且，像在西班牙内战这样的战争中，没有组织可以独立于民众的由衷支持而继续存活。警察采取恐怖手段，对共和政府阵营而言到底是利是弊，目前尚不明了；他们在打消民众参与的热望——那只能在自由氛围中生发。

离开西班牙


　　周末这几天船一直停泊在港口外的中立海域内。这是“不干涉”委员会禁止志愿者参战正式生效的第一天。人人都觉得敌人会来攻击。却没发生。到了星期一，船又返回港口，觉得危险已经过去。凌晨两点半，我被几乎同时坠落的五枚炸弹发出的轰响惊醒，船舱玻璃剧烈震动。我冲到甲板上，才发现这不是常见的海上炮击，而是空袭——瓦伦西亚经历的头一场空袭。毫无防备。港口架着三台高射炮，如同摆设——无侦察机护航的轰炸机旁若无人地循目标驶去。港口内的一座建筑被一枚燃烧弹击中，冒起大火，离我们这艘船约五六百英尺远。飞机飞走，我拿出怀表。二十二分钟后，消防队才赶到。空袭警报解除的鸣笛正回响之际，轰炸机回来了（抑或是另一架），高射炮依然毫无反应。这一次炸弹落入海里，离我们的船更远。我们都觉得飞机没能瞄准目标。几小时后我们得知，轰炸目标是一艘油轮——只偏了几码远。如果炸中，整个港口都将陷入火海。而高射炮击中“皇家橡树”号，停泊在中立海域的英国军舰，伤及包括指挥官在内的四名军官和一名水兵。
　　我返回舱内，继续睡觉。七点十五分，传来巨响。天已大亮，轰炸机清晰可见，仍无侦察机护航，缓缓驶来，朝着远处港口地区的几处目标随意投弹。半小时后，飞机又回来了！这一次，不光是高射炮，停泊在港口内的两艘驱逐舰也加入战斗。高射炮、舰炮轰响。轰炸机毫发无损，投光所有炸弹后离去。
　　上午十点半，搬运工来到船上，比平日迟了一个半小时，害怕空袭再来。他们嘲笑那些保持中立者，一晚没见就有不少船躲进了中立区，胆子真小。难道外国人就该待在原地挨炸来显示自己“英勇”？我和一位安那其运输工人交谈了一会儿，他先前在特鲁埃尔战斗过。他对外国人的评价更差。由这些胆小鬼联想到自己在特鲁埃尔的见闻，一名德国指挥官因通敌被枪决，最后总结道：“等战争结束，我们就把所有外国人赶走。”这竟然是从一个活跃的安那其口中说出。在去年八月可听不到这种话。不止他一人这样想，一个颇有教养的西班牙人，和我在穆尔西亚一同见到那支由德国难民组成的分遣队，后来说道：“我不喜欢这些德国人。”“为什么？”“因为他们今天站在我们这边，明天就会跟着佛朗哥。”如此轻飘的回答。我强压怒火，没去反驳——敌人的每一次进攻都势如破竹，每一次都是国际纵队力挽狂澜。
　　对外国人的厌恶是我从西班牙人口中听到的最后一句话。在离开之际，我体会到海上封锁之严。船驶了两小时，瓦伦西亚还在视野之内。一艘大型战列舰，“加那利群岛”号或是“巴利阿里群岛”号发现了我们。它改变航线，不一会儿就赶了上来，打开巨大的探照灯，发现我们是英国人。一边并肩航行一边盘问，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船上装了什么货物等等，小口径炮对着我们。盘问结束，调头返回。昨晚，一艘从阿利坎特至毕尔巴鄂的西班牙轮船被拦下，满载货物以及乘客，带到梅利利亚港[2]。恐怕会有人遭殃。没有叛军舰船的默许，任何船只都不能顺利离开。如果说商船往来不受阻拦，那是因为叛军不得不礼让英国、北欧诸国以及荷兰国旗。礼让也是相对的。次日下午，我们在正常航行中，遇到一架叛军飞机，贴海面飞行。不光是想惹人厌，也在告诉我们正被密切监视。飞机一个急转，盘旋，倾斜机身，似准备投弹。在最后一刻恢复水平位置，又紧贴船尾飞行。威胁意图十分明显。
　　那一晚，我见到两盏灯。一直实行灯火管制，连灯塔也不例外，我已习惯黑夜。一盏是布港的灯，标示西班牙水域入口，另一盏是法国旺德尔港的灯塔。我们正在离开西班牙的土地，离开战争。我望着那两盏灯。和许多外国人一样，我被抗争深深吸引。不为那些政治纷争，而是为这个国家本身，为生活在这里的人（除了少数政客），越了解越产生深厚的爱。已有不止一位朋友长眠于此。其他人会不会遭遇不测？我还能再见到他们吗？怎样才能再见？从今往后，我只能远远观望。次日一早，即二月二十五日，抵达法国塞特港。人们一脸安详，仿佛南边数英里外的地方并没有战争，也从未发生过战争。



[1] 原文为西班牙语。

[2] 西班牙在北非的一块飞地，位于摩洛哥北部，濒临地中海。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