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蒋经国怎样建立特务组织
如果有人说蒋经国在自由中国里面，还有一个「地下小朝廷」，不仅海外人士觉得是闻所未闻，就连台湾的高级官员悉包括在内，我相信百分之九十以上，也一定讥为信口雌黄的。然而事实胜于雄辩，我自己便在这个「小朝廷」的核心里面工作过四年之久，直到两年以前才算完全自它的阴影中钻了出来。现在这个「小朝廷」还是一个不为外人所知的神秘组织，所以我愿趁此机会，打开它的一角小门，让大家看看那里面究竟是些什么样的稀奇古怪东西。
蒋介石先生数十年来，所以能够打倒一切政敌，屹立不倒，而有今日地位，完全靠的是军队、「特工」两件法宝，因此，他深深知道特务工作的无形威力，并不弱于军队的有形力量。况且大陆沦陷前后，投共分子中，还是以「共产党的死对头」——特务工作人员为最少，这证明了对「领袖」最忠诚的还是这班人，使他对特务工作愈加重视，因而一到台湾，便又决定把特务工作在那里全面推行；一面作为东山再起加紧控制的本钱，一面作为爱子窃国继位的重要工具。
一九四九年（民国三十八年）七月，老先生在高雄召集各特务机关负责人和他的亲信开会，决定秘密成立一个定名为「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核心组织，并指定：蒋经国、唐纵、郑介民、毛人凤、叶秀峰、张镇、毛森、陶一珊、彭孟缉、魏大铭等人为委员，以唐纵先生为召集人，负责组设机构。它的基本任务是：统一所有情报工作，并使之充实、强化。
「政治行动委员会」于同年八月二十日在台北圆山正式成立，最初的首脑部，只有两个部门：一个是书记室，一个是石牌训练班。而我一开始便在书记室担任秘书工作，这就是我在「我为什么脱离台湾国民党」那本书第四章以后，屡次提到的那个无名单位，也就是在台湾人人侧目的「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和后来改组成为一个公开最高情报机关的「国家安全局」。
不管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也好，国家安全局也好，无名单位也好，这些都无关重要，因为那不过只是几套颜色不同，式样各异的服装而已，而包装在那些里面的真正主人，依然只是「政治行动委员会」一个。
「政治行动委员会」的现任委员，当然不是原来的名单了，由名单上的名字变换，恰可看出一些人在台湾官场中的官运穷通与势力的消长。这里面担任委员时间最短的是宪兵司令张镇将军，大概只开过两次会就病逝了。接替他的是黄珍吾将军。
其次是叶秀峰先生，他是以内政部调查局局长的身份，被指派为委员的，到了次年唐纵先生调为中央改造委员会第六组主任，「政治行动委员会」由太子先生按替时，他的委员名衔，也随着内调局局长的免职而连带取消。记得当时我为此事还闹过一次笑话：当唐纵先生调职之前，忽然要我通知各委员开临时会议，我还不晓得叶已经被免职，仍然按照名单用电话通知，叶先生到来一问，晓得是「政治行动委员会」开会，马上怫然变色，拂袖而去。事后一问，才知道自己摆了一个大「乌龙」，心里觉得非常对他不起。
和叶秀峰先生时间长短差不多的，还有毛森先生和陶一珊先生，毛森仅以委员的身份，在石牌训练班讲过一次话，不久就离开了台湾，后来因为不见谅于太子先生，始终寄居海外，未再回台。陶一珊先生的委员名义，虽也担任得不久，但他却出过一阵风头，干了几年台湾省警务处长，访问过马尼拉，在国民党「改造」后，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里，以距太子先生票数并不太多的比率，当选为中央委员，而俞鸿钧先生所获票数却远远望尘莫及——仅仅又得了一名候补。当时老先生叫他退让给俞鸿钧（票选的委员，也可以私相授受，足见国民党人对法的观念如何了）他只得遵命办理，但还不知自量地向俞大卖人情，闹得俞很不开心。不久，俞鸿钧先生便继吴国桢当了台湾省主席，一般不知内幕的人，以为陶一珊真是鸿运当头，俞主席看在让中央委员的分上，也应该对陶处长加以关照的，想不到俞鸿钧上台之后，第一个垮下来的，便是警务处长陶一珊。
陶一珊自警务处长下来之后，便一蹶不振，直到今天。我以为这是他「聪明反被聪明误」了，试想当时国民党「改造」工作刚刚结束，数以千计的中央委员都被取消了资格，重新在三十二个名额中互相角遂，在千万人瞩目之下，他竟胆敢以一个微不足道的警务处长，和那些政坛宿将（包括太子在内）斗力量，别瞄头，而且居然又名列前茅，几乎追上太子，那有不招忌的道理？孟子说：「其进锐者其退速」，其陶一珊之谓乎。
叶秀峰先生交卸之后，继任局长的季源溥先生，始终没有跻入委员之列，我相信现任局长张庆恩，也未必有此幸运。
现在「政治行动委员会」的全体委员是那些人，我已不十分确知，不过周至柔、蒋经国、唐纵、彭孟缉、陈大庆、魏大铭、诸先生一定不会有问题的，黄珍吾先生因刘自然事件被撤之后，一定连委员也一并丢掉。叶翔之先生以国防部情报局局长兼中央委员会第二组主任，兼负大陆工作双重责任的一等红人，和太子先生的另一亲信蒋坚忍将军，大概都已登堂入室，名单如此排列，可能不致于有什么错误了。
「政治行动委员会」由太子先生负责之后，为了怕人议论，又派周至柔将军担任挂名的主任委员，然而周将军除了一年一度，在工作检讨会上出现一次之外，所有其他事情，概不过问，这情形恰和数年之前，徐庭瑶将军以装甲兵司令的名义，带领副司令蒋纬国一样，他们都不过是陪伴太子玩耍的「男性褓姆」罢了。
「政治行动委员会」到了太子先生手中，马上便不同了，由无名单位改为「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这个名衔，真是微不足道，然而大家不要以为它仅仅是机要室下面的一个小小单位，而便小看了它，实际上它是一颗包在败絮里面的钻石，虽然没有关防大印，只有个木刻条戳，但是就凭这个木戳，有时再加上一颗太子先生的名章，便已所向披靡，没有那个机关敢不另眼相看！
这个机关，除了内部组织一日千里地迅速扩大之外，它所指挥的机关，简直包罗万象，无所不有：在党的方面有中央党部、军队党部、知识青年党部，和青年反共救国团。在「政」的方面有司法行政部调查局（该局原属内政部，其实不论隶属何部，都是一个幌子，不过是使其要钱合法化的一种手段而已），外交部情报司、行政院新闻局、行政院退除役官兵就业辅导委员会和属于内政部系统的台湾省警务处。在「军」的方面有国防部总政治部、国防部情报局、国防部第二厅、宪兵司令部、警备总司令部。如果把它列成表示，便是下面这个样子。
（政治行动委员会）
由上面这个表解，可以看出「政治行动委员会」所管的业务范围是多么广泛，其权力之大是多么惊人，它差不多成了一个小型的行政院，但行政院决不敢指挥「党」，相反地「党权高于一切」，行政院每遇重大的问题，一定先向「党」请示，它的工作计划和施政报吿，也一定交「党」审核，而太子先生则更不得了，他是「亲权高于党权」，用那披着「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或「国家安全局」外衣的「政治行动委员会」的特殊威力，连中央党部一样指挥——至少指挥了大半，其中二、六两组，在人事和业务方面，更是百分之百的受着他的控制。它真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地下小朝廷」，用中六组的保防工作，控制着每个党员（每个小组都秘密设有保防干事）；用调查局的安全系统，知识青年党部和青年反共救国团的各级组织，控制着公教人员和学生，用各级政工人员，宪兵、谍报参谋，控制着军人；用全套警察系统，各种秘密组织，各种检查机构，控制着全体商民；又用检查书信和审查书报，控制着人们的思想。试看这种种非法措施，和铁幕里的国家又有什么两样？外人常常讽剌台湾是一个警察国家，他们还一再厚着脸皮矢口否认，其实半点也没有冤枉他们！
如果国民党的特务工作，也能和国际间谍一样，处处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前提，那么，站在「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立场，看在国家民族的利益分上，为它牺牲若干自由，也不能说完全不值得。但是国民党的特务工作，是不是也以国家民族为重呢？我的答案是否定的。本来我之参加特务工作，完全为了抗日（见「我为什么脱离台湾国民党」一书），想在国家危难之际，为它献出一个国民所应尽的力量来。当时我还以为特务工作的最后目的，也是为了国家民族，虽然无法出头露面，然而为了抗日，也愿以无名英雄自甘；这个观念，直到一九四九年（民国三十八年）老先生引退之后，才发觉完全错了。
老先生引退之后，副总统李宗仁以代总统的身份上了台，国防部保密局是政府机构之一，无论从任何角度看，都应该向代表中华民国政府的李代总统效忠才对（李之好坏是另一回事），然而不然，毛人凤局长带着十分之九的人员，追随老先生到了台湾，另由徐志道局长率领一小部份工作同志组成一个新的保密局，随着政府而广州，而重庆，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军统」分裂之局。不但此也，徐局长领导的一批干部，在重庆撤退的时候，想去台湾，毛先生一个也不肯加以援手（黄逸公便是这样牺牲的），而且几乎以叛徒视之，后来虽有少数人自行设法逃到台湾，但都被毛局长打入冷宫，连徐志道先生也不例外。
我对于这种情形，始而惊诧，继而痛心，原来我为它半生拼命的，竟是一个专为一人一姓效忠的集团，视一人一姓的利益，远在国家民族利益之上的一个「家奴」集团，而我自己居然也成了「家奴」之一！自那时起，我的脑海中便充满了被骗与屈辱之感了！
关于国民党特工方面的形形色色，这里不及详述，将来当再专书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