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英〕亨利·佩林《英国工党简史》（1977年）
第九章 威尔逊与经济破产的沧桑（1966—1970）
（一）
1966年的大选，给予威尔逊政府一个远远超过正常任期的政府所拥有的议会多数。这次大选也提高了首相的威望。因为与保守党的新领袖爱德华·希思的才能相比，威尔逊的个人才能似乎是这一次为政府获得信任票的因素。1931年遗留下来的党内领导间的旧的猜疑，现在随着议会党团的改组而正在逐渐消除。工党议员中，工会代表的成分比过去削弱了。这时，在六十五名新的工党议员中，只有六名是传统的工会代表，而一半以上的人是大学毕业生。有此人对这种变化可能感到遗憾，但没有人能否认在政府的职位中有大量的人才。
尽管有这些有利条件，但是在不到几个月的时间里，首相和政府失去了在过去十八个月内曾经获得的一切舆论支持，而且情况还不止于此。1967年初，保守党人就在民意测验中领先;到1968年，他们建立了如此强大的优势，以致在将来任何一次大选中，工党要想恢复优势似乎也办不到。在伦敦金融界中滋长着一种期望，即威尔逊政府可能会象麦克唐纳政府一样地解散，这样就可以成立一个联合内阁。的确，内阁内部存在着严重分歧，到1968年和1969年，工党区分部和工会中的最忠实的支持者都对政府感到绝望。1968年补缺选举时转而反对工党的票数达到百分之二十，工党在郡和自治市的选举中失去大量的席位，以致工党对地方政府的控制权与过去相比只是徒有其名。在1967年，工党不仅失去了对新的大伦敦市议会的控制，甚至对其中心区——如1934年以来一直是受工党控制的伦敦郡议会也失去了控制。只是到1969年至1970年间，工党才逐渐地恢复了一些失去的地盘。工党在1970年4月和6月的民意测验中稍有领先，威尔逊决心凭借这一点以及春天的地方选举中出现的较好的迹象来恢复他的权力。但这种恢复根本是不稳定的。参加这次选举运动的志愿工作人员比上几次选举少，结果工党以四十几席之差而被击败。不过，当选的工党议员还是认为这一恢复已经是惊人的。因为按1967到1969年期间事态的进展，他们早就休想再次进入议会了。
（二）
威尔逊政府在大部分执政期间不孚众望的主要原因在于其经济政策的失败。威尔逊和他的财政大臣詹姆斯·卡拉汉一开始就为避免英镑贬值而持续奋斗。同时，他们竣力避免回到工党过去曾猛烈抨击过的保守党的“停步”经济政策上去。卡拉汉的1966年预算案没有实施立即减税的措施。它的主要的改革是实施选择就业税，打算把服务行业中的人力吸引到出口工业中去，它引起的通货紧缩的效果似乎延续了几个月。同时，对英镑的压力增加了，这种压力大多是由于海员在5月和6月的长期罢工引起的。内阁在7月间辩论英镑贬值问题。乔治·布朗表示赞成贬值;而首相则激烈反对并有多数阁员附和他的意见。接着又制订了一系列的措施，替代冻结工资和物价的做法，这些措施包括限制出国度假的外汇消耗，增加购买税及烟酒税。虽然没有削减社会服务经费，但这实际又是“停步”经济政策的重现。乔治·布朗承认他想通过一个同财政部脱离的经济事务部来制订经济增长计划的打算失败了。起先，他打算辞去在政府中的全部职务，但被劝说留了下来，8月，他和外交大臣迈克尔·斯图尔特对调了职务。
当时，工会正被工资冻结压得透不过气来，先是冻结了六个月，紧接着又是六个月的“严格限制”。政府希望工会自觉遵守工资冻结;但万一发生骚动，将根据在8月匆忙通过的物价和收入法中的强制权来实行。一些工会领袖，包括7月退出内阁的弗兰克·卡曾斯在内，对政府采取的办法表示愤怒，并公然反对该法案的条款。因此，政府实施了强制权。在秋天的工党年会上，工会代表对这个法案作了批评，但威尔逊明确表示他不打算让步。他宣称：“直至执政的最后一天，政府必须根据整个国家的利益，采取最后决定。”在1966年他的地位仍旧十分坚固，足以防止在这个问题上在年会中遭到失败。
在1966年底到1967年初的冬季，7月措施看来正在恢复英镑的实力，虽然付出了相对高的失业率为代价——从百分之一至一点五提高到百分之二至二点五，而失业率的提高在全国已经习以为常了。在1967年初，银行连续几次降低了贴现率，看来国际收支差额正在变为顺差。限制工资的期限到夏天结束，但是政府坚决主张对于推迟增加工资持有保留权，这使它的支持者感到失望。6月份发生了阿以六天战争以及尼日利亚内战，引起了石油和航运价格的上涨，对英国不稳定的国际收支差额产生了不利后果。到了秋天，又必须提高银行贴现率，英镑的信用就此大减。11月终于作出了决定，英镑对美元的比价从一英镑折合二点八美元降低到二点四美元。正如1966年的7月措施意味着乔治·布朗的经济政策的失败那样，英镑贬值意味着卡拉汉的经济政策的破产。同月下旬，卡拉汉与一直在工作中作出成绩的内政大臣罗伊·詹金斯对调了职务。
英镑贬值不仅是希望克服一段时间以来的英镑疲软状态，而且也希望对英国出口商人提供直接的利益。然而，同时必然增加英国海外支出的负担，并目助长了国内通货飞速膨胀的势头。为了保障经济免遭这些危险，政府不得不作出决定，从苏伊士以东的基地（除香港外）逐步撤军和取消对美国军用飞机的大宗订货，以削减国外的防务费用。更不能适合党员群众口味的是防止国内通货飞速膨胀的措施。在国家保健规定中加了一条收费规定，这样牙科的收费标准增加了一半。对中学生免费供应牛奶也停止了，而对中学生最严重的打击是，关于学生的毕业年龄从十五岁提高到十六岁的规定从1971年延期到1973年实行的问题。房屋和筑路计划也作了削减。掌玺大臣朗福德勋爵向政府辞职以表示对这些措施的抗议。性喜激动的乔治·布朗接着在几个月后也因为与首相有一些较小的意见不和而辞职。迈克尔·斯图尔特回到外交部，经济事务部被降级，到1969年该部就完全取消。1968年3月罗伊·詹金斯提出第一次预算案，要求进一步增加间接税。他的政策，正如他所说明的，是“经过两年苦干后提出的一个紧缩的预算案”。
在进行三次补缺选举以后的几天内，公众对政府的愤慨程度是估计得到的。转而反对工党政府的平均票数至少有百分之十八，这意味着1966年工党在伍斯特郡的达德利以超过一万以上的多数票所获得的可靠席位，现在已由保守党以更大的多数票取代了。工党的工人阶级支持者内部的动乱，部分是由于政府坚持控制工资的主张所引起的。为此目的，政府在年初向下院提出一项新的关于工资问题的议案：规定增加工资的最高限度为百分之三点五，并且规定政府对于提高物价或者增加工资的问题，有携迟一年之权。当这个议案在5月二读后表决时，许多工党议员弃权，政府仅以三十五票的多数获得通过。老式的工会主义者雷·冈特在6月辞职，他直到4月一直长期担任劳工大臣，他称这个职位是“针毡”，他对“知识分子占优势”的内阁所决定政策的方式感到灰心。工党在5月份失去对许多自治市的控制，再加上议会补缺选举时的灾难性的后果，选举连遭挫折。在苏格兰和威尔士，工党的大量选票转为民族主义的候选人获得，在英格兰大批人弃权。那年秋天的工党年会上以五比一的多数通过一项决议，遗责政府对于工资问题把持了法律上的权力。
英镑的贬值对增加出口的刺激是缓慢的，整个1968年贸易逆差仍很大。法国法郎在11月的贬值再次增加了英镑的压力。结果不得不再次减少消费者支出，这一次是通过增加购买税和进口商必须把商品进口额的一半储存海关六个月的方法来实施的。罗伊·詹金斯在其1969年的预算案中，未能减少税务负担，相反更进一步增加了课税。选择就业税和公司税都上升到新的高度。可是，因为物价和工资法年底将到期，显然对工资的法定控制不能超过年底。英镑贬值在那时终于幸运地有了明显的效果，贸易变为顺差。
当时，由于政府企图在常设劳资关系机构内实施法律制裁，党内人心大为激动。1969年1月公布的标题为《代替冲突》的白皮书建议劳工部或现在新改名的就业与生产部应该有权在罢工可能实现之前，强迫劳资双方要有一个月的调解期，并坚决主张在适当的场合有关的工会或职工联合会的会员进行关于罢工问题的无记名投票。这些建议超出了多诺万报告的建议范围，这份报告是政府自已的皇家委员会关于工会问题的报告。但公众舆论赞成这一计划，因此可以设想，英国的外国债权人也会赞成。然而工会领袖剧烈反对，尤其是因为这一反对运动中当时最有权力的两个人物都是左派，一个是继承卡曾斯任运输工人工会书记的杰克·琼斯，另一个是接替卡伦任机械工人工会领袖的休·斯坎伦。而左派得到整个反对运动的广泛的一致的支持，他们全都靠牛津学派劳资关系专家的论据来武装自已，那些专家曾参与撰写多诺万报告，他们认为如果工人们决心坚持不复工，法定权力不能阻止罢工。特别召集的职工大会以压倒多数驳回了政府的建议。内阁在议会里工党内部不仅遭到大部分通常的左翼造反者的反对，而且还遭到很多素来最忠于党的指挥棒的人的反对。当工党总督导员罗伯特·梅利什通知内阁关于推行这一议案的危险性后，首相和就业与生产大臣卡斯尔夫人终于被迫让步。在一次职工大会领导人出席的会议上，首相和就业与生产大臣同意放弃议案的惩罚条款，以报答职工大会作出的关于尽可能防止或停止非正式的罢工的保证。
尽管政府在经济和工业方面的政策又遭到这些失败，它还是在1969年底和1970年初逐渐恢复了一些表面的声望。国际收支差额的盈余看来日有起色，1970年1月财政大臣觉得可以撒销对出国旅游者的严格的货币控制。虽然1970年的预算案没有给予绝大多数纳税者多少利益，但解除了大约二百万较小的纳税者的全部所得税。显然这些改进的结果使政府又赢回了不少在民意测验中失去的地盘。在4月和5月的地方选举中，工党显著获胜。虽然这届议会仅存在四年多一点的时间，但是在5月底以前，首相就决定解散议会，举行选举。
（三）
政府的经济困难其后果是严重地限制了它执行社会改革纲领的机会。但它在某些方面的社会改革的成就还是给人深刻印象，即使它往往只不过意味着现行政策的发展而已。工党在1966年的竞选宣言中曾许诺从1969年到1970年每年增建五十万幢新住房的目标。这个数字大大高于保守党执政的最后几年，1960年至1963年每年平均建房三十一万幢的数字。不管怎样，在1966年至1969年这几年中,平均每年建造了四十万幢以上的住房。市营住宅的比例从约占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二上升到百分之五十。1967年通过的租地改革法，允许拥有长期租屋契约的人买进其住房的完金持有权。政府为买地造屋而建立了土地委员会，禁止从地价中牟利投机的行为，但收效甚微。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比例从1964年的百分之四点八增加到1968年的百分之五点九。在1964年至1967年，培养教师的人数增加了三分之一以上。十六岁以上的在校中学生的百分比也同样增长，学生人数每年增长百分之十以上。政府决定建立一所“空中大学”，以后被称为“开放大学”，它通过电视节目、函授和暑期补习班方式，为在适龄时期失学的人提供系统的大学教育。任命珍妮·李为促进艺术的大臣，丹尼斯·豪厄尔为促进体育运动的大臣，政府增加了这两方面的经费支出。
在社会安全方面有了重要的变化。国家救济厅和年金与国家保险部合并成为新的社会保险部。政府增加了许多福利项目，家庭津贴按金额计是过去的一倍多;而1965年开始实行的额外津贴费，对于相当大数目的失业者可以有所贴补。社会学家们，其中特别是彼得·汤森教授，抱怨说，从相对基础看，1970年贫富间的差距比1964年并未缩小，部分为了防止这种情况长期恶化下去，担任新设立的社会事务部大臣这个职务的理查德·克罗斯曼制订了一份有关收入与年金关系的计划;但在议会解散之前，这一计划还没有制定为法案。国民保健经费从1964年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百分之四点二上升到1969年的百分之五，医院建筑经费增加了一倍;但有关服务方面的一些改革，在内阁解散时还在考虑之中。
在1967年制定了钢铁工业国有化方案，同年成立了英国钢铁公司。这个长期来一直成为各党派间的主要争端的改革，并没有引起大惊小怪，也并未出现多大分歧。对普通老百姓有直接影响的是卡斯尔夫人任运输大臣时制定的1968年运输法。该法案规定了政府给予运输当局津贴的原则：即从社会福利的角度考虑，对于一些必要的、然而却是无利可图的客运事业，可由政府给予补助。根据同一法案建立了国营运输公司;提供公路铁路联运服务。公路公共经费稳步上升，还采取了包括著名的探测酒醉驾驶用的呼吸分析器等更严格的安全预防措施。根据1966年码头港口法和1967年的码头劳动方案，为了结束临时工，重新建立了码头就业制度。在1969年10月，安东尼·克罗斯兰大臣以地方政府和地区计划大臣的头衔负起运输与住房政策的全部责任。这是遵照英格兰和苏格兰皇家委员会1969年报告中提出的方式改组地方和地区政府的前奏。
来自英联邦国家的有色人种移民问题仍然是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当一些持有英国护照的旅居肯尼亚的亚洲人，由于“非洲化”而即将被赶出他们的家园时、英政府1968年匆忙地通过一项严格的英联邦移民法，使这些人也几平全部被排斥于英国之外。同时政府通过了一项种族关系法来安慰自己的良心。该法防止在就业或居住方面歧视已在国内的有色人种。最近几年来，北爱尔兰新教徒和罗马天主教徒之间积有几世纪的斗争，形成了联合王国内最近几年中最大的民间冲突，这件事是具有讽刺意味的。北爱尔兰政府被迫呼吁英国军队去维持秩序，但尽管政府已对罗马天主教徒采取了消除歧视的措施，严重的骚乱继续发生，造成了许多人受伤和一些人的死亡。
政府在对外关系上继续为从1964年和1965年以来那些纠缠不清的问题所困扰。工党绝大多数活动家衰叹美国的卷入越南战争，并随着战争的升级和暴行的报道，这种感情变得更强烈了。但政府不想割断与美国结成的联盟，而是要继续依靠这一联盟以防御苏联人可能对西欧的侵略。首相与历任外交大臣寻求一些和平解决方案的种种企图是彻底失败了。关于罗得西亚问题，首相与伊恩.史密斯在1966年和1968年举行会谈谋求恢复法治，可是没有达成协议，罗得西亚宣告成为一个共和国。联合国利用国际制裁来搞垮反叛政权的企图明显地失败了。英联邦的非洲成员国看到英国政府在面临对其威信的挑战中竟然软弱无力而感到愤愤不平。只是在政府作出禁止向南非当局出售武器的决定时，英联邦的非洲成员国的情绪才部分缓和下来。在尼日利亚的内战中，对于英国以武器弹药支持尼日利亚联邦政府的政策正确与否，存在激烈的辩论。一个由左派和右派组成的大杂烩支持比夫拉的呼声高涨，但当1969年比夫拉政府垮台时，他们就无声无息了。总之，英国在第三世界的势力由于经济紧张而不断低落。国家预算案中的对外援助逐渐下降，同时英国军队准备在1971年前从远东和波斯湾撤军。
英国在欧洲以外地区所承担的义务进一步减弱，加强了它参加西欧共同市场的迫切性。1966年大选后不久，政府决定考查重新申请加入共同市场的可能性，并在1967年5月宣布了它的这一意图。在内阁和议会党团内都有一些人反对，但没有人辞职，1967年工党年会支持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改变政策。但不久法国政府不愿谈判的态度很明朗。戴高乐总统抓住英镑贬值的机会，宣称鉴于英国经济疲软，不宜于在此时加入共同市场。然而，1969年戴高乐下台后，英国才有可能趁早作出重新申请，但在工党政府1970年下台以前，没有就此事恢复谈判。
在回顾政府1966年至1970年间的工作时，忽略了后座议员在立法上的成就是错误的，他们在工作中不时得到赞同改革的政府的帮助。在这几年里，许多通过自由表决解决的议案，都是有关个人道德和良心方面的事情，值得注意的是其中许多问题在为1959年大选而出版的罗伊·詹金斯写的一本名叫《工党的立场》的书中得到概述。詹金斯在1966年和1967年任内政大臣时，得以帮助与他持有相同观点的后座议员系统地阀述和实行这些改革。1967年的性行为罪犯法使“法定成人”间的同性恋爱行为合法化。同年由一名自由党议员提出而且得到工党议员大力支持的医药绝育法规定，如果有两名医生从医疗的或精神的角度着眼认为人工流产是可取的，这种人工流产就是合法的。计划生育法赋予地方当局建立计划生育技术顾问机构的权力，如果地方当局想这样做的话。1968年通过了政府帮助起草的戏剧法，撤销了御前大臣对剧本的审查制度。1969年的离婚修正法简化了离婚规定，其准则是“婚姻破裂，无法挽回”，只要双方一致同意离婚而且分居二年以上的，或虽不同意但分居已五年以上者，即可办理离婚。同样通过了夫妻财产法，如果离婚，妻子可平分家产。最后，在1969年12月，当时的内政大臣卡拉汉首先提出。经过两院的自由表决，把1965年制定的为期五年的废除死刑条文转为永久性的规定。共二百七十九名工党议员投赞成票，仅三名投反对票;而保守党的大部分议员都反对它。
（四）
到了1970年的春天，据我们所看到，国际收支差额有了改善，开始使选民对工党政府抱有比较良好的看法。但许多支持工党的传统的工会成员疏远了党，地方党也严重地削弱了。工会干事为政府对罢工权利加以法律限制的企图而感到生气，1970年才慢慢地重新团结到党内。一般的学生和青年人受到美国、法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突出的不满情绪的影响，不大相信工党实行的自由改革和社会服务。因此赢得选举的机会似乎要依靠占很大比例的“流动投票者”的拥护，这也许是一个正在增长的因素，他们是严格根据政府处理国家大事的能力来判断好坏的。当然，威尔逊在1964年和1966年就曾谋取他们的支持，而这次他比以往更要依赖他们。
5月的民意测验意味着这一选民集团又回过头来支持工党了。在对两党的领袖的任何一次民意测验中，可以看出威尔逊经常比希思有利得多;因此威尔逊再次要使这次选举成为那些尚未决定取舍的选民根据他本人和反对党领袖的为人，所作的一种选择。这意味着他力图缩小两党之间在诸如“国有化”甚至种族关系方面的一些原则问题。而着重强调工党在克服贸易逆差以及较少争议的改善环境计划等方面的成绩。以哈罗德·威尔逊的照片为封面的选举宣言，标题为《今天的英国是强大的，让我们把英国变得更伟大》。从这次选举运动中的大多数情况来看，这一策略似乎是成功的。直到6月18日投票那天的民意测验表明工党将获胜利。但出乎一般意料的是，平均百分之四点七的选区转向保守党;这样一来，足使爱德华·希思在新议会中获得三十一席的多数。与1966年相比，工党失去了七十四席，在下院总共只有二百八十七席（不包括议长），而保守党则有三百三十席。自由党也失去一些席位，减为六席，另有大部分代表北爱尔兰的六名独立派议员。参加投票的选民比例从1966年的百分之七十六下降到1970年的百分之七十二。虽然部分原因是由于许多人在6月份出去休假了，但或许也是由于选举运动很平静，形成一定程度的漠不关心的气氛的结果。在选民中第一次包括了根据1969年法案获得选举权的十八至二十一岁的青年人。
观察家在判断为什么民意测验与这次选举的结果大有径庭时，感到十分困惑不解。有一些迹象表明，恰好在选举日的前三天发表了一些情况不妙的贸易数字，对工党的支持者起了反作用。同时，关于英联邦移民问题的争论又有抬头，前保守党大臣伊诺克·鲍威尔对此事是有责任的。但这个问题只在国内的部分地区引起注意，然而对工党的背离却是突出地一致的，因此这一问题似乎未必起了多大作用。比较重要的或许是保守党组织能力的效率高，而工党相形之下则办法较少。当莱恩·威廉斯1968年从党的书记的职位退休时，工党不是象原来打算的那样以有能力的和相对年轻的行政领导去接替他，而是以运输工人工会的老手哈里·尼古拉斯接替，对此人并不能期望他会作出什么根本的改革。这一点对于工党来说或许是一个不幸。总之，以上的一切，使得许多以前支持工党的人都感到幻想破灭。在制订七十年代的计划时，工党显然不仅需要改革其国内政策，而且需要改革其组织机构，振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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