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路特·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1948）
第二十四章 国防军和红军
道威斯计划刚实行一年，就使德国工业以惊人的速度和效率开始复兴。这种复兴产生了一个最有意义的政治成果，即1925年10月16日签订的洛迦诺公约。英国保守党政府有意要通过这一公约，明确表示不再把德国当做一个侵略成性的军国主义国家。公约规定，占领莱茵区的部队将大大削减；甚至当它还没有在该区全部恢复民政主权的时候，德国就可以参加协约国的管制机构；科隆的占领军将立即撤除。这些占中心地位的政治条款，加上一系列帮助实现这些条款的经济规定，冻结了德国的西部疆界。不过，东部疆界还没有最后稳定下来，因此，人们普遍认为，一个东部的洛迦诺公约恐怕也在所难免。（正好和今天的情况相反：波茨坦宣言和雅尔塔协定加上苏联迁移人口的既成事实，似乎已经按照俄国的计划解决了波兰边界的问题，而萨尔和鲁尔问题则还处在一种危险的波动中。）
德国经济的稳定
“和平大使”达波能勋爵[1]在1925年10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
“共同安全公约已在洛迦诺提出。正式签字仪式即将于12月1日在伦敦举行。一切都很顺利。这个日子标志着欧洲战后历史的转折点，不仅从外交上说是如此，而且从心理上说也是如此。这是对普遍存在的战争情绪的一个决定性打击——迄今以来，这种情绪一直是战胜国和战败国之间横亘着一条敌对的鸿沟。公约是一个经过协商产生的而不是一方专横提出的条约。它也结束了单方面联盟的体系，因为英国和意大利已经保证，德法之间日后如发生冲突，两国一定给予被侵略一方以道义上和物质上的全部支持，而不论它是德国或法国。公约的宗旨以及它注定要起的作用，就是要以这种方式来保证法国和比利时不会有重新遭受德国攻击的任何危险。与此相似，它也保证了武装的德国不会受到全副武装的法国及其众多盟友滥用权力的侵害。一句话，公约重新建立了必要的均势。”
[2]
洛迦诺公约是新西方联盟的粘合剂。它能够缓和德法两国彼此的疑惧；它能够防止德国同俄国紧密合作。它将为欧洲带来这样一个稳定时期，就像1815年拿破仑被最终击败，举行过维也纳会议以后的欧洲一样。
“在洛迦诺公约签字当天，奥斯汀·张伯伦爵士在外交部的接待室里悬起了卡斯尔雷勋爵
[3]的肖像。他希望以此表明今天的洛迦诺公约可以同当年维也纳会议的成就比美。”
[4]
全欧洲的每一家自由主义报纸，也都流露了正在夸大的希望，以为被战争弄得筋疲力尽的欧洲正在进入一个相当长的和平稳定时期。
“如果洛迦诺公约是一个事实，而在美国又达成了关于欧洲偿还债款问题的协议，这些事实便足以表明欧洲正在进入一个将会持续一百年之久的新时代。”
[5]
作为洛迦诺精神的高潮，德国以全权会员国的资格加入了国联，但这是在经过几个月的多方活动之后才实现的。1926年3月，接受德国加入国联的动议被巴西否决；美国担心英德两国过于密切的联合会损害美国在德国的利益。此外，缔结了保证德波疆界密约的波兰和法国，也不肯轻易同意走向修改凡尔赛条约的这一步。不过，六个多月以后，德国终于加入了国联。
德国在政治上重新加入了欧洲集团，在经济上也同样大有起色。依靠美国的贷款，德国工业得到恢复。它受到美国生产方式的强烈影响，每一个地方的实业家都在大谈亨利·福特[6]。在中德、在鲁尔、在北部沿海的大港口，大量资金投入了使生产机器现代化的工作；1926年，发明了把煤变为合成汽油的方法，于是，德国化学工业便迅速扩展，在德国经济中占了主要地位。1927年，莱茵区的实业家阿尔伯特·弗格勒[7]在杜塞尔多夫建立了汀塔研究所，研究怎样使劳资关系合理化和减少摩擦。
这种新繁荣大大减少了失业人数。
德国工人联合会
在各年年底的失业会员百分比
| 1922 | 2.8 | 1925 |
15.4 |
| 1923 | 28.2 |
1926 | 16.7 |
| 1924 | 8.1 | 1927 |
12.9 |
而且，这几年中的失业在性质上也有所不同，造成失业的原因并不是经济萧条，而是技术变革。当合理化使得无利可图的工厂或矿山纷纷倒闭——或是永久歇业，或是由于技术革新而暂时关闭——时，每年总要有二十五万名左右的工人失去工作。产业工人增加到二千八百万人，达到魏玛共和国全部存在时期的最高数字。[8]
在1925—1928年，德国工会扩大了它的社会和经济职能。德国工人联合会创办了工人银行，以便通过工会投资来资助工会的发展。在这个基础上，又相继成立了各种合作社——一个非营利性的工会房产公司、一个图书基尔特（一个出版社兼读书会的组织，由印刷工人工会建立）和若干消费合作社。在贝尔瑙设立了一所工会大学；在正规大学里攻读劳工法，工会可以给予奖学金。
工会的发展反映为社会民主党各级组织的加强。党的影响在市一级特别巨大，在那里，借助于美国贷款，开始建立起一系列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公社；在运动场、市立托儿所、图书馆、医院、博物馆、俱乐部、市议事厅的数目和美观方面，各座城市一个争着压倒一个。德国工人的社会主义建设精神在全国范围内受到压抑，这时在城市范围内得到了充分发展，在最优秀的工业天才同社会民主党官僚勤恳而有效的管理相结合的情况下，建成了一种为提高了的生活水平而需要的种种设备。
这些设施虽然按美国标准来看并不见得了不起，却引起了德国许多穷邻居——它的战胜国——的惊讶和妒忌；驻柏林的赔款委员会认为这种开支完全是对美国贷款的浪费。在德国人中间，这些市政建设计划也经常遭受着猛烈攻击；不多几次愚蠢的投机活动，例如柏林的施克拉雷克丑闻，被夸大到了不适当的程度。
在全国范围内，工会和社会民主党影响的加强反映为福利预算大大增加，福利机构——特别是儿童福利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同时通过了许多新的社会立法，特别是关于公共卫生事业的立法。最后，这个社会和平时代的高潮表现为国家提供失业保险和强制仲裁劳资冲突。比起同样大小的任何国家来，德国的新社会立法整个说来要先进得多，它们在工业中心一般都能起很好效果，但是农村地区还没有受到它们的影响。
德国工人在不断地向前迈进，以往几年来的进步为什么不能无限制地继续下去呢？人们似乎看不出有什么阻碍它的理由。弗里茨·纳夫塔利[9]，工人银行董事会董事，是一个集团的中心人物，这个集团包括克莱门斯·内帕尔[10]、里夏德·宰德尔[11]、阿道夫·布劳恩[12]、罗伯特·施密特[13]——这都是些工会理论家，他们引证目前处境改善的事实和数字，竭力鼓吹从垄断资本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战前社会民主党理论。据这些分析家说，德国的经济已经如此高度地集中化，以致使它的垄断组织预示了社会主义经济组织的面貌。他们可以举出造船、化工、采煤、碳酸钾、电气设备等部门的德国卡特尔组织。许多这样的组织，首先是中欧钢铁卡特尔，都拥有广泛的国际分支机构。通过它们的托拉斯协定，卡特尔正在破坏古典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市场；另一方面，通过把社会上的大多数人组织在一起，工会也在逐步破坏自由的劳动市场。这样，由卡特尔和工会从上而下、从下而上地两头组织起来的德国社会，就有可能借助于中间的仲裁人——将日益受到居民中最广泛阶层民主控制的国家——逐步发展为社会主义社会。在1927年举行于基尔的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上，鲁道夫·希法亭是主要报告人，他把这种理论发展到了最完备和最深刻的程度；同年举行于汉堡的工会代表大会，也采取了一种支持“有组织的资本主义”、主张通过“经济民主”来改造资本主义的立场。
在国际工会代表大会上，德国工会理论家时常受到严厉攻击。譬如说，在1925年的维也纳代表大会上，英国代表布拉姆利[14]就曾说过，德国代表扎森巴赫[15]和格拉斯曼[16]所代表的并不是德国工人，而是德国资本家。当格拉斯曼发言反对德国共产党时，布拉姆利反驳说：“你们是怎么对付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的？”在1927年的巴黎代表大会上，英国代表希克斯[17]、法国代表茹奥[18]和荷兰代表菲蒙[19]，都谴责德国工会缺乏阶级觉悟。虽然这些批评一般都使用着社会主义的名词术语，骨子里很大一部分原因却是出于对德国工人较高生活水平——特别是同失业严重的英国相比——的妒忌。他们觉得，如果德国工人采取较强硬的态度，就可以束缚住德国工业家的手脚，使他们没有能力在世界市场上倾销商品，夺去英国的原来主顾。
是否要没收皇室财产？
在这几年中，民族主义极端分子的力量大大削弱，变成了一个以慕尼黑为中心的地方性小集团。希特勒为团结残剩的信徒而进行挣扎，纳粹运动看来正在消亡。施特莱斯曼的以东制西政策，要比民族主义极端分子的死硬态度为德国带来的好处多得多；他的政策愈成功，他们对他的攻击就愈厉害。
在德国政治光谱的另一端，共产党在这段相对繁荣的正常时期也丧失了影响，但它从来也没有削弱到像纳粹那样微不足道的地位。一般说来，德国工人，特别是熟练工人、尽管对于沉重的债款负担以及为合理化付出的代价有某种不满，却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社会民主党对德国和世界形势的解释，在一定程度上追随者社会民主党，因此，这个党又一次变成了德国工人中的领导力量。共产党只能从事于组织失业者——在他们当中，由于战争和战后危机，许多人都缺乏能使他们找到合意工作的经验和教育。到后来的经济萧条时期，这两个劳工集团的分裂便起了攸关大局的作用，那时，共产党的不利条件一变而成为有利条件，重新变成了德国工人中的核心组织。
列宁的思想从来也没有在德国的土地上真正生根，曾经得到发展的列宁思想的各种歪曲形式都以陷入死胡同告终。虽然在这段经济稳定时期，斯大林版的布尔什维主义又被推到了社会边缘，它同内战刚结束后的德国却颇为投合。美国人的统治势力一撤出，共产党就从边缘移到靠近中心的地带。东方巨人没有能把德国拉进它的势力体系的圈子，但它的影响仍然是巨大的。在斯大林把围绕着欧洲飘浮不定的各种法西斯倾向合并到“列宁主义”、也就是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国教里以后，经过1918—1923年的经验加过工的布尔什维主义传到德国。一旦移植到德国的土壤上，布尔什维克便依靠那里的许多极权主义分子做肥料，成长为一种具有德国偶像和口号的特殊德国形式。一旦德国共产党完全布尔什维克化——也就是说，一旦它完全隶属于莫斯科——以后，它就只剩下了一个任务，即充当把极权主义病毒传染给德国政治机体的病媒。对于这种传染，德国只有在得到美国不断输血的情况下才抵抗得住。这一时期的共产党是一种奇特的混血儿：它的组成者是一些共同经历过内战的危险和希望的人，他们在失意的青年和失业者当中的威信几乎一点没有降低，他们的许多口号和旗帜都还保持原样——这是它的躯体；而它的灵魂则是斯大林专制主义。移植极权主义思想的方法并不仅限于松散的宣传，而且包括直接地和牢固地控制一个组织严密的机构的核心。德国是养育出大批新型共产党人的第一个欧洲大国，这些人已经放弃了他们的国际社会主义信仰，而完全听命于一个外国政府的政策指挥。上自台尔曼下至共产党工厂工人，每一个党员都生活在一种半清醒半迷糊的状态中，一方面，他们的脑海中还残留着对1918年的燦烂希望和光辉幻想的追忆，另一方面却越来越快地跨进了黑夜，变成由莫斯科操纵的别动队。
德共虽然已经不再能直接控制大部分德国工人，对工会和社会民主党还能施加很大压力；这是由于工人们从1917年以来对它一直怀有同情，再加上日益扩大的宣传机器不断鼓吹着俄国文化、俄国社会和社会主义的俄国。本来，社会民主党左右两翼的主要分歧就在于，在国内问题上是否应该同共产党合作，工人统一战线应该限制于何种范围；而现在，在苏联文化的这种进攻下，共产党人便得以说服社会民主党左派，从而得以影响整个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斯大林排除“老近卫军”的做法，在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引起了非常混乱的争论，但到最后他们都一致认为，这表明俄国回到了比较理性、比较清醒的世界政策上。德共不再那样粗暴干涉社会民主党的愿望这一事实，虽然是这些年来德国社会形势大变的结果，却被部分地归因于莫斯科采取了比较友好的态度；德国自由主义分子和社会民主党人由此而产生的善意，起了比毫不阻碍地欢迎俄国宣传还要大的作用。由于共产党已经不再有可能发动革命，对手们也就不再常对它进行尖锐的抨击；作为一个间接的压力集团，它不仅在左派当中，而且在德国的每一个社会集团中都取得了重要影响。在每一个政党内部，都有一派人还愿意通过联合俄国来改善德国的地位，因此也听信了关于斯大林正在那里进行复兴的宣传。
在决定是否没收霍亨索伦皇室财产的公民投票中，共产党所起的作用也反映出它作为一个压力集团的影响。这次运动以一种奇特的方式把过去十年中所有的信条和思想，同各种新的趋向——特别是群众操纵的新方法结合了起来。
威廉二世的财产已经于1918年被普鲁士政府查封，但是由于发生一场要不要给予部分补偿的争执，官司从各级法院一直打到议会司法委员会，因此迟迟没有实行全部没收。许多年来，德国皇室以及巴伐利亚、萨克森、符腾堡等邦的前统治家族，都领取到大量金钱作为在德国进行活动的经费。当社会民主党提出一项妥协方案，建议议会通过一项给予霍亨索伦皇室以部分财产补偿的方案把问题彻底解决时，共产党人出面干预，要求毫无补偿地没收皇室全部财产。他们的这一主张在自由主义集团和社会民主党组织中间获得广泛支持，为了组织一次决定这一问题的公民投票，各种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联合委员会纷纷建立起来；领导议会委员会的罗伯特·库钦斯基[20]，就是后来一个重要的同路人经济分析家。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民主派同共产党人第一次共同组织起来，为一个共同的政治事业进行斗争。
帝制派分子领导了一个强有力的反运动。
“今天对付霍亨索伦或者布伦瑞克—吕讷堡家族的办法，明天也可能拿来对付舒尔茨先生或者米勒小姐，如果‘共和国’恰巧需要他的存款或她的结婚戒指的话……这种没收实际上对任何人都没有多大好处，因为谁也不能分到一小块御花园、博物馆或画廊……”
[21]
兴登堡总统亲自出马；他在一封公开信中指出，他为普鲁士国王和德国皇帝服务了一生，在他看来，这种没收霍亨索伦皇室财产的建议，违反了作为魏玛共和国基础的私有财产观念。建议的没收措施是极不公平的，是一种令人伤心地缺乏传统、粗暴和忘恩负义的行为。
随着“帝制派”和“反帝制派”之间斗争的展开，内战年代中的每一件丑闻、每一个象征、每一桩事件——秘密法庭事件、国旗问题等等都旧事重提。多给、少给甚至根本不给霍亨索伦皇室以补偿的问题本身，本身并不会对共和国的历史发展有巨大影响，但是，为了决定这个问题而展开的运动，却大大影响了纳粹运动的形成过程。这是老派保守分子和反动分子最后一次大规模地打出君主政体的旗号，试验它作为操纵群众的工具有多大效力。事实证明它已经没有号召力量。许多主张给予补偿的集团，例如中央党，只是在非常小心地和帝制派划清界限之后才得以争取到一批拥护者的；民族主义极端分子认识到，霍亨索伦之鹰已经死去，再也不能用它来号召德国人，把他们重新团结在民族主义纲领的周围了。对民族主义群众的情绪相当敏感的鲁登道夫，同希特勒捐弃前嫌，在1926年12月又开始同《民族观察家报》的工作人员合作。
1926年6月20日，举行了一次民意表决；这是一次预备投票，以决定是否要举行实际解决没收问题的公民投票。在这次预备投票中，必须获得二千万张赞成票，才能进行最后的公民投票；民族主义分子抵制了投票。在接近四千万名有投票权的公民当中，只有一千五百万人参加投票，投赞成票的有一千四百五十万人，投反对票的有五十万人。民族主义分子虽然获得了这一胜利，左翼也有收获。两党的联合政纲在民意表决中争取到的一千四百五十万票，比它们在以前的议会选举中得票的总和还要多好几百万张。团结就是力量。
“看，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正沿着同一条道路前进，
他们将合力打断反动分子的头颈！”
1926年的德俄条约
1923年的德国危机使英美进一步认识到德国在欧洲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从一个参加者的角度来看，在共产国际一系列挫折中，在力求实现的全球计划的各个部分中，那一年的共产党的企图也许要算是最可悲的了。在准备不足和内部互相倾轧的情况下，革命的国际主义者丧失了他们最后的和最大的机会，否则，他们本来是有希望使四分五裂的欧洲历史车轮不致倒转，并使之发展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联邦的。但是在局外人看来，差点儿没让共产党的政变搞成功：俄德联盟是如此具有威胁性，以致西方采取反措施已成为刻不容缓的事。1923年危机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法国地位的下降。它的一系列打算——并吞鲁尔、使莱茵区脱离德国、同巴尔干半岛和东欧各个小继承国保持联盟等等——都宣告失败。现在，英美推开法国，把德国拉进了它们的势力体系。
德国的外交部长古斯塔夫·施特莱斯曼，是一个能够充分利用这种东西方竞争的人。他看上去像一个被啤酒撑大肚子的市民——秃脑袋、笨手笨脚——但是他有一个善用权术的政治家头脑，知道如何用快刀斩断外交上的乱麻，一下子抓住中心问题：德国能从这种局面中捞到什么好处？德国的处境就体现在他身上：一个战败国，它只能通过挑拨邻邦相争坐收渔人之利的办法，来恢复它在欧洲的地位，从而维持一种未必能存在的和不稳定的平衡。施特莱斯曼的每一着妙棋，总怀着替德国捞一点眼前利益的部分目的，而更大的用意则在于增加它同别的国家讨价还价的本钱：同俄国缔结条约，以致使美国的贷款赶快送来；同法国达成协议，以便向俄国显示德国地位的加强。（同白里安[22]在梭里共进午餐的著名事件，就是一种虚张声势。）使德国东山再起的步骤是：第一，占领军撤出莱茵区；第二，归还鲁尔；第三，在事实上（即使不是在法律上）吞并奥地利；第四，在德国如此加强了的基础上，重新划定波兰边界，收回但泽市和但泽走廊。施特莱斯曼愿意搁下其他边界问题——同法国有关的阿尔萨斯—洛林问题、同比利时有关的欧本—马尔美提问题等不谈，先集中力量要求对凡尔赛条约作比较缓和的修改，这种修改只足以使德国地位稍有改变，能在一个重新组织起来的欧洲发挥它的充分作用。特别重要的是，这个计划并不是民族主义分子的纯粹幻想；在1926年，它看起来不仅有可能实现，而且是事态发展的必然进程。
德国——俄国剩下的唯一的一个不可靠的朋友——的加入国联，使政治局的恐慌情绪达到新的高潮。当时，俄国已经日益以欧洲弱小国家的保卫者自居，表示要保护它们不为来自海外的新帝国主义阴谋所危害，要保护欧洲不为美国霸主所奴役。“联合起来，为反对国联而斗争！”是一篇宣言的标题。
“洛迦诺公约的和平主义只是一面幌子。在它的背后，帝国主义者仍在以工人阶级的生命进行着罪恶的赌博……第二国际已经公开地直接参加国联的活动……社会民主党人不仅不接受联合起来对国联进行一切斗争的一切建议，反而积极地直接参加了国联理事会及其小组委员会……
正如一家法国报纸所说，和平的奇迹并没有出现。倒是一场新战争的‘奇迹’正在以吓人的力量向我们扑来。美国财政资本……正在准备一系列新的强制措施，通过这些措施，已被战败和遭到掠夺的德国的命运，将成为一切欧洲国家、将成为整个欧洲的命运……通过它的财政压力，美国正在向欧洲的劳动群众挥舞着饥饿的皮鞭。德国的命运，即一个伟大的工业国竟沦为任人宰割的贫困的殖民地的命运，威胁着波兰、法国、意大利和多瑙河沿岸国家，威胁着整个欧洲大陆……
今天，要摆脱战争的威胁和掠夺，要使欧洲布置为美国资本所宰割，出路只有一条。同苏维埃共和国、同全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团结起来，为建立欧洲社会主义合众国而斗争！”
[23]
政治局以这种反对美国超帝国主义的欧洲保护人身份，发展了拉狄克的民族布尔什维主义，使它能一般适应于欧洲的新形势。
作为实现这一政策的一个重大步骤的德俄柏林条约，被柏林方面接受了，因为它增加了德国对付英美的力量。达波能勋爵从他的柏林大使馆里不安地注视着德国同苏联的合作。
“我仍然认为，德国右派和俄国左派之间的长期合作是不可想象的，但我必须承认，那天晚上在俄国大使馆里，看到有那么多佩挂着铁十字勋章、挺直腰板和胸脯的军界人士毫无拘束地喝着苏联的香槟酒，我的确有一些感到吃惊。”
[24]
由施特莱斯曼和克列斯廷斯基在1926年4月24日签订的柏林条约，由6月10日提交议会批准。内容共有四条，第一条是：“德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为了对于涉及两国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一切问题达成协议的目的，将在今后维持友好接触。”[25]条约规定，在五年时间内，[26]缔约一方遭到其他国家进攻时，缔约另一方保证保持中立，此外，当缔约一方遭到其他国家抵制时，缔约另一方将不参加这种抵制。在此以前，已经在1925年10月12日签订了一项预备性的通商条约，并且在军事合作问题上作了补充性的秘密安排。此后，两个签字国交换了一系列照会，在一份照会中，施特莱斯曼特别声明，德国参加国联决不应该被理解为“对德俄两国政府发展友好关系的障碍”。
按照德国共产党的说法，上述同样“消除了苏德两国之间发生战争的一切可能性”[27]，这种情绪实际上表达了举国上下的共同希望。在议会中，从极端民族主义的右派到居于中间的社会民主党，最后到共产党，只有三个人投票反对条约——卡尔·科尔施、恩斯特·施瓦茨[28]和海因里希·施拉格韦特[29]，他们都是在5月1日被开除出党的共产党异端分子。在科尔施的鼓动下，这三个人对这项条约展开攻击，说它同德俄两国工人的利益都是背道而驰的；在他的6月10日议会演说中，科尔施提到罗莎·卢森堡的警告——卢森堡曾在她的第十一封“斯巴达克信札”（1918年9月）中警告人们，存在着布尔什维主义和德国军国主义结成联盟的危险。在议会中公开攻击苏联外交政策，即使以共产党异端分子而论，这也是破天荒第一次。[30]
俄国工厂重新武装了德国
俄国政治局最注意防止泄露的秘密之一，就是红军同国防军之间的勾结。除去一般的外交理由以外，还有一些特殊的因素使得这种军方合作一定要绝对保密。反对国防军及其黑师，是战斗的德国工人政策赖以立足的坚实基础，如果那些现在已大白于世的秘密联系当时就被人知道，建立德国共产党就会成为完全不可能的事。
在导致签订凡尔赛条约的谈判期间，在困境中竭力寻找出路的德国军官便开始想到，德国能否同正在兴起的东方强国携起手来反对协约国。1919年6月，在条约签字前后，两国军队开始了最初的试探性联系；从1921年起，这种联系就巩固起来，一直继续下去。正是国防军的政治谋士，为1922年4月签订的重要的拉巴洛条约铺平了道路。总参谋部中有许多人要求同苏俄结成联盟，在他们当中，最重要的人物有冯·施莱赫尔将军和冯·哈默尔施坦[31]将军、新军队的缔造者冯·塞克特将军以及一位军事谍报专家冯·尼古莱上校。这些军官以及另外一些人时常到俄国去作官方或非官方旅行，参加红军的演习，和俄国总参谋部的人员建立密切联系。德国军官被苏俄的新军队迷住了，对它的迅速恢复和发展极为羡慕。
1921年3月，在喀琅施塔得暴乱被平息以后，俄国总参谋部派卡尔·拉狄克赴柏林提出一项秘密建议。这个步骤符合于拉狄克在以后几年中要帮助宣传的那条政治总路线：欧洲革命已经停滞，因此，俄国这个年轻的工人国家和德国这个英美的工业殖民地，只有联合成为一个巨大的欧亚强国把帝国主义的西方击溃，才能逃脱灭亡的命运。他越来越肆无忌惮地大谈这种理论，但是借以实现这一政策的军事计划的具体条件，却只有国防军军官才有资格听到。俄方向德国军队表示，愿意在俄国境内建立兵工厂，帮助德国在违反凡尔赛协定的情况下重整军备。
这些建议在以后三四年中发展成了具体的合作。[32]容克公司在费利、萨马拉和萨拉托夫建立了若干工厂，在坦波夫地区建筑了一所飞机场。胡戈·施托尔岑堡[33]公司建立了一座生产“伯索尔”（一种爆炸盐）以及“伏斯根”和“洛斯特”（两种毒气）的工厂。国防军少校洛曼[34]在波罗的海和黑海试验潜水艇。德国军官被派到俄国去训练化学战专家和飞机驾驶员。
1921年，国防部成立了一个简称为“GEPU”的“工业企业促进会”。这个团体得到大量贷款，德累斯顿和达姆施塔特银行对它尤为支持。它的主席是卡尔—冯·鲍里斯将军，前梅斯军团司令，后来变成了国家档案馆历史委员会委员。1926年春天，迫于广泛的舆论压力，国防军解散了工业企业促进会，但又立即成立了一个简称为“WIKO”的“经济办事处”来执行同样的任务。银行存款改用一个私人名字开户，由一个叫曾夫特累本的上校经营。
在这些年代中，德国托拉斯的办公桌中堆满了俄国的计划。乌克兰的甜菜工业将要用德国资本去扩大。施蒂内斯集团有一个提高顿河煤矿产量的计划。克虏伯得到了一处高加索油矿的租让权，但还希望更多得一些。此外，还有一个移出二万五千名德国人——作为第一批——到乌克兰定居的计划。在一段时间内，这些计划搞得非常热闹，然后，它们便逐渐烟消云散，很少留下什么实际成果。
1926年底，三艘德国船——“戈登堡号”、“阿图斯霍夫号”和“考尔堡号”——满载着供国防军使用的手榴弹从俄国驶抵斯德丁。卸货的码头工人得到一笔特殊自决，作为保守秘密的酬劳，而且在工作期间，他们不得离开码头。可是，他们当中的一些社会民主党员把事情告诉了弗兰茨·金斯特勒[35]，他是议会议员，并且是当时柏林党组织的主席。[36]这项消息成了社会民主党人手上的一把双刃宝剑，既可以用来打击可恨的国防军，又可以用来对付共产党；金斯特勒这位前独立社会民主党员和坚定的和平主义者，仔细地搜集了所有目击者的证词，他还搞到了在萨马拉的特罗伊茨克建立毒气工厂的证据；批准德国工人到那里去的许可被拍下了照片。
在12月17日的议会会议上，谢德曼对共产党人竭尽嘲弄之能事。他说，从现在起，当他们再被国防军杀害的时候，他们可以有福气知道，这是用苏联手榴弹干的事。社会民主党的《前进报》和民主党的《柏林日报》广泛宣传了这些事件。可是，社会民主党请议会进行调查的要求却始终没有实现，因为国防军有足够强大的势力把这个要求压制下去。
这种宣传在德国工人当中收到的效果，并不如预期的那样大，因为数以百万计的工人，即使是那些没有加入共产党的工人，都已经养成一种信念，即不相信社会民主党报刊上攻击苏联的任何一句话。《红旗报》使用下列手法模糊了问题，这就是，它再次指出了艾伯特和诺斯克同德国总参谋部勾结的事实，把目前的问题同内战时期两党之间长期的剧烈争执硬缠在一起。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而不是由于它们本身有什么特殊价值，共产党脱党集团的出版物才显得那样重要。在它们当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下列三种报刊：《共产主义工人报》（1920年分裂集团的机关刊物）、《共产主义政策》（1925年分裂集团的机关刊物）和《共产主义旗帜》（1926年分裂集团的机关刊物）。令人惊讶的是，虽然这些反对派报刊的发行量并不大，它们却遭到了那样多的辱骂。咒骂的用语很多，从标准的“社会主义祖国的叛徒”到那时爱用的“毕苏斯基和张伯伦的代理人”，应有尽有。恩斯特·施瓦茨，一个没有地位的、本身毫不重要的人，竟成了莫斯科反宣传的主要攻击对象。
对于国防军企图摆脱凡尔赛禁令的活动进行任何讨论，都被看做是叛国。指责这种重整军备活动的德国和平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被扣上了祖国叛徒的帽子，并且受到要对他们进行法律处理的威胁。对德国共产党人来说，也要考虑考虑背叛工人祖国——社会主义祖国的罪名。基层共产党员是不信任拉狄克的；尽管采取了一系列预防措施，他同德国军队进行秘密接触的一些风声仍然走漏了出来。许多工人，不论是共产党员或非共产党员，都要求德共中央回答这些谣传是真是假。我去见曼努伊尔斯基，向他询问情况，他建议我去问季诺维也夫和皮亚特尼茨基。1926年12月，由库西宁领导的国际监察委员会奉命重新审查开除我出党的问题，把我召到莫斯科去当面对质。[37]在那里，我没有打探出任何消息，所听到的都是圆滑的否认；只要一提到两国军队的联系问题，便会引起人们的烦躁和敌意。欧洲共产党人如果过问苏联的这部分外交秘密，甚至只是对它产生好奇心，都是“反布尔什维克”的行为。
我回到柏林以后，在若干次公共集会上作了反对俄德军事同盟的演说，于是，俄共政治局便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作答复，这篇文章后来由《国际新闻通讯》转载，题目叫《从路特·费舍到张伯伦》。文章把张伯伦和施瓦茨扯在一起，力图把问题从军事同盟方面岔到反对“世界反动派”的斗争问题上。[38]
这样，德俄军事同盟便同时遭受到三方面的攻击——左派共产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和和平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对于社会主义祖国和普鲁士军国主义之间这种联盟的详细揭露，使得德国的大部分舆论都受到影响。接连好几个星期，德国共产党组织了一系列抗议“伪造”苏俄手榴弹事件的集会，可是未获成功。事实是无法抵赖的，而对于这些事实的了解则给德国共产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进一步瓦解了早期的国际主义团结。在共产党的教条中，整个事件被说成是彻头彻尾的捏造——用台尔曼的话来说，这是“最肮脏和最狡猾的反布尔什维主义伎俩之一”[39]——对于信徒说来，这样就算是解决了问题。
对于这些揭露所产生的影响，采取许多措施——开除党籍、用大嚷大叫的方法把反对派压下去、进行蛊惑性宣传等等——进行了斗争。但是，反对这种政策的力量甚至在台尔曼的中央委员会内部也是很大，以致斯大林不得不亲自进行干预，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一次会议上为“左派”共产主义辩护。斯大林的追随者曾经以“必要的右倾”这类含糊的说法为苏德条约辩护，这时，斯大林不得不来纠正他们；斯大林在一次闭幕会议上说，右倾政策总是在某种程度上对工人阶级的背叛。人们立刻理解了间接提到苏德条约的这句话的含意：这是一道要大家忘记那件事、不要再去谈它的命令，这样，在共产国际内部便禁止进行这方面的正式讨论。
斯大林打算以一种比革命者更为革命的姿态来抵消德俄联盟在德国工人中间产生的影响，他在同一次会议上对德国左派备忘录的攻击，更清楚德反映了这种企图。由马斯洛夫编写的这份声明，要求各国无产阶级实行“一种坚定不移地为推翻本国资产阶级而斗争的政策，即使该国的资产阶级同苏俄友好”。单单攻击马斯洛夫的备忘录是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已经不够了；德共代表海因茨·诺伊曼得到斯大林的具体指示，要他从左的而不是右的立场上来攻击它。于是，诺伊曼遵照指示，给马斯洛夫的备忘录加上“社会爱国主义”和“反革命”的罪名。事实上，从列宁造出这一名词以来，“社会爱国主义”就一直意味着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民族团结，恰恰是“一种坚定不移地为推翻本国资产阶级而斗争的政策”的反面。
在发表于共产国际德国委员会会议上的长篇演说中，斯大林广泛地谈到了德国的各种反对派集团。他令人惊佩地列举了各种细节，对各派领导人的性格作了往往是极准确的说明，从而加强了这些人当中的向心倾向。意大利党的代表阿马迪奥·波尔迪加[40]是一个优秀的斗士，但他的批评往往失之于抽象——斯大林说他是一个思想混乱而品格正直的人。斯大林对分裂派小集团的领导人这样注意，同时，在批评他们时态度又很温和，把他们当作很快就会回到大家庭中来的一时走上歧途的浪子，这些都使他们感到很受用。而极左派——科尔施、施瓦茨和马斯洛夫—费舍等人，则被说成是特别危险的分子，因为他们抱着反布尔什维主义的立场，这样，他们在被开除以后同他们留在党内的时候一样，各种反对派集团仍然受到离间，始终没有能在共同反对斯大林主义政策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在党内，关于俄国共产党人和德国军国主义有勾搭的危险话题被搁下了，谁也不敢再去提它。
在柏林，当时大力鼓吹德俄两国军事合作的人，就是国防部长奥托·盖斯勒。在公开场合，他当然矢口否认果真存在着这样的合作，但是在议会外交委员会（我是委员之一）比较小的圈子内，他便公然主张一切措施对于保卫祖国来说都是必需的。在委员会会议上，盖斯勒往往无所顾忌，畅所欲言，尤其爱谈这样一个话题——波兰危险。德国民族主义的一切派别，都为反对波兰人而团结起来了；连那些在国内问题上反对同布尔什维克作任何妥协的民族主义分子，也认识到盖斯勒下述论点的正确性，这就是：针对着新的波兰国家，针对着法国在东欧的这个据点，缔结俄德同盟是一种最有利于德国的政策。
共产党人在外交委员会中具有一种特殊地位。在议会全体会议以及几乎每一个别的议会委员会中，共产党议员都被当做国家的敌人——内政问题上永远不可调和的反对派——看待。可是，在这个委员会里，同样的共产党议员却成了一个友邦的亲信代理人，可靠到足以像他们报告外交计划各种细节的程度，而这些细节对于议会中的其他集团却是保密的。这方面的许多秘密情报都是非正式的、有时候甚至是不当回事地告诉了委员会委员。譬如说，盖斯勒以及经常陪他出席委员会会议的那批军官，往往会信口讨论起某些德国军官到俄国去旅行的收获。当时，正有数以百计的德国军官在分批去俄国旅行；有些人用的是假名；有时候，在担负着比较重要的使命时，他们往往被正式免去军职，但暗中领取津贴，到他们完成任务后，再重新被接纳到军队中来。
盖斯勒，一个性情愉快的德国南方佬，往往利用德国共产党和俄国国家之间的意见不一，一针见血地说明问题。他时常这样说，德共议员同议会中其他集团的所有这些争吵都已经变得毫无意义了。现在，我们这些军官已经同莫斯科搞得这样水乳交融，因此，这些俄国政治家的明智使我们很钦佩，我们愿意同他们合作，建立一个强大的俄德联合军事组织。这是苏联对德政策的真正基础，因此，到适当的时刻，莫斯科就会关闭它在这里开设的共产党分店。
在1927年2月24日的外交委员会会议上，盖斯勒受到围攻，为了答复人们提出的一系列质询，他被迫说出了一些重要的情况。当时，委员会中的共产党代表是恩斯特·托尔格勒（后来的国会纵火案被告之一）和奥古斯特·克罗伊茨堡[41]。（我在被开除出党后，便失去了委员会中的职位，虽然我在1928年5月以前，还一直是议会议员。）盖斯勒说，两国军队之间的合作是在俄国人的倡议下开始的。在1920年的俄波战争以后，俄国政府曾要求德国帮助它改组红军，由于这一建议给了德国一个秘密重整军备的机会，并且可以合作进行军事研究，因此被接受下来。据谢德曼估计，单是在1926年的最后一个季度，就在俄国花了二亿五千万马克——相当于国防军全部预算的三分之一。可是，考虑到这一秘密扩张军备的消息公开以后对德国和西方的关系可能产生的影响，盖斯勒在强大压力下保证结束这种同俄国的合作。
在委员会会议一结束以后，我便同托尔格勒谈了话（他并没有改变同左派反对派的友好态度）。他对盖斯勒的证词深感震动。他说，苏俄政府把我们直接出卖给国防军了；如果我们的下层党员知道这些事实，就会有大量党员离开党。我建议他退出共产党，把盖斯勒的证词内容公布出来，以帮助我们建立一个独立的德国共产主义组织。托尔格勒在原则上同意我的话，但他认为，从策略上考虑，还是留在党内更为有利。
在盖斯勒的声明以后，两国之间的军事合作并没有中止；在1927—1928年间，派到俄国去的军官数目更为增多。在1928年，国防军派去同红军合作的人至少有八百名。这些德国军队的长期驻俄代表同俄军的训练计划、特别同训练飞行员和化学战军官的工作有密切关系。包括弗里茨·哈伯[42]博士在内的德国著名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纷纷去俄国帮助工作，譬如说，合作组织莫斯科化学战研究所。在列宁格勒、彼尔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和乌克兰，德国专家协助建立了若干军火工厂，并且帮助指导生产。
1928年8月，冯·勃罗姆贝格[43]将军率领一群高级军官前往莫斯科。一年以后，冯·哈默尔施坦男爵，冯·施莱赫尔将军的密友，又在屈伦塔尔上校的陪同下去俄国。海姆上校在1929年到了那里。这一德俄秘密军事组织的首领之一，冯·塞克特将军，于1926年离开国防军以后在这方面格外活跃。同塞克特接头的主要联络人之一，是一个罗马尼亚血统的德国作家瓦列里安·马尔库[44]。马尔库在1921年同保尔·列维一起退出了德国共产党，可是他仍然同莫斯科集团保持着联系，后来，他传递了许多危险到不能写在纸上的口信。[45]
在很长时间内，两国军队之间的联络人之一是爵士奥斯卡·冯·尼德尔迈埃[46]博士，他在1936年以前一直在国防部担任中校。他训练了数以百计的派到俄国去的军官，他同图哈切夫斯基交谊深厚，1934年以前，他每年都要到俄国去休假，在纳粹党对罗姆[47]集团进行清洗以后，他不敢再继续这类旅行了，但仍然常派他的妻子到俄国去维持联系。在1916年，尼德尔迈埃曾经率领过一个军事代表团去阿富汗，考查能否从设在土耳其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德国基地上对印度发动陆路进攻的问题。[48]他著有两本分别介绍阿富汗和苏联的杰作；后者发表于1934年，是同俄国作家谢米奥诺夫合写的，旨在向德国读者介绍俄国的地理政治和经济的巨大潜力。[49]
德俄两国军队之间的长期合作，一直是近代史上隐瞒得最好的秘密之一。可是，我们要想对斯大林主义和纳粹主义的许多因素作出根本解释，却必须从这种关系上去探求。在两个独裁政权历史上的许多重大关头，两国军队都曾力求找到一种共同的政策，在1932年11月—1933年1月施莱赫尔短期担任总理期间，政治局曾试图在他和共产党之间找出一种可行的妥协方案。希特勒上台后，斯大林又不断通过军队途径，试图同纳粹德国结成联盟，后来，这个政策终于在1939年8月获得实现。当这一联盟在1941年随着德国的侵入俄国而宣告破裂后，它在1943年成立自由德国委员会时又借尸还魂，并且反映在1944年7月20日的“将军暴动”上，尽管有许多复杂因素掩盖了这次暴动的本质。
[1] 埃德加·文森特，第一代达波能子爵（Edgar Vincent, 1st Viscount D'Abernon，1857年8月19日——1941年11月1日），英国作家、外交家、收藏家。1889—1897年任奥斯曼帝国银行行长。1899年加入保守党。1899—1906年任下议院议员。1920年苏波战争期间担任驻波兰代表团成员。1920—1925年任驻德国大使。1926—1928年任皇家统计学会主席。1941年去世。
[2] 达波能勋爵：《和平大使：第三卷，复兴的年代》，伦敦1930年版，第199页。——原注
[3] 罗伯特·卡斯尔雷（1769—1822），英国政治家，出席维也纳会议的英国代表。——原注
罗伯特·斯图尔特，第二代伦敦德里侯爵（Robert Stewart, 2nd Marquess of Londonderry，1769年6月18日——1822年8月12日），通称卡斯尔雷子爵（Viscount Castlereagh），英国资产阶级政治家。出身于爱尔兰一个苏格兰人家庭。1790年加入辉格党。1790—1801年任爱尔兰议员。1795年加入托利党。1797—1799年、1800年任爱尔兰财政部专员。1798—1801年任爱尔兰首席秘书，在任期间于1799年镇压了爱尔兰起义。1802—1806年任管理委员会主席。1805—1806年、1807—1809年加入战争和殖民地大臣。1812—1822年任外交大臣兼下议院领袖。1822年自杀身亡。
[4] 奥托·赫茨施：《德国的内政和外交》，伦敦1929年版，第74页。拿破仑时代以后的欧洲稳定者卡斯尔雷，在进步分子看来是反动的象征。在《杀人魔王和假面舞会》一诗中（这首诗写于1819年8月16日曼彻斯特的彼得卢大屠杀以后），雪莱曾这样攻击他：“我在路上碰到了杀人魔王——他带着一副像卡斯尔雷那样的面具。”——原注
[5] 布拉格社会民主党日报语，转引自季诺维也夫，见《1926年2—3月举行于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会议记录》，汉堡1926年版，第21页。——原注
[6] 亨利·福特（Henry Ford，1863年7月30日——1947年4月8日），美国资本家、汽车工程师，福特汽车公司的创立者。
[7] 阿尔伯特·弗格勒（Albert Vögler，1877年2月8日——1945年4月1日），德国自由派政客、工业家、企业家。大学毕业后在多特蒙德钢铁厂任工程师，后成为德意志—卢森堡采矿与冶金集团董事会成员。1924年施蒂内斯死后继任经理。1918年参加创立德意志人民党，1923年脱离人民党。纳粹上台后，弗格勒大力支持纳粹，并向纳粹党捐赠大笔资金。1940年后弗格勒大力参加军火工业的生产。1945年他为了避免被美军俘虏而服毒自尽。
[8] 弗拉基米尔·沃伊廷斯基：《最近十年来的德国：以数字表示的概况》，柏林1929年版，第133页以下。——原注
弗拉基米尔·萨维利耶维奇·沃伊廷斯基（Владимир Савельевич Войтинский，1885年11月12日——1960年6月11日），出身于一个犹太家庭。1904年起开始参与革命活动。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08年被捕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一战爆发后持护国主义立场，与策列铁里合作。二月革命后因反对《四月提纲》而退出布尔什维克，加入了孟什维克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十月革命后参加了克伦斯基—克拉斯诺夫叛乱，叛乱失败后被捕。1918年获释后流亡格鲁吉亚。1920年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政府被颠覆后流亡德国。1933年纳粹党上台后流亡瑞士。1935年移居美国。1960年在华盛顿逝世。
[9] 弗里茨·纳夫塔利（Fritz Naphtali，1888年3月29日——1961年4月30日），早年参加了社民党。1920年起任临时帝国经济委员会委员。1927—1933年任德国工人联合会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纳粹上台后被捕，获释后流亡以色列。1951年加入以色列工党。1951—1952年、1958—1959年任不管部长。1952—1958年任农业部长。1959—1961年任福利部长。1961年在特拉维夫逝世。
[10] 克莱门斯·内帕尔（Clemens Nörpel，1885年10月12日——1950年6月1日），早年担任会计师和通讯员，并参加了社民党。一战时入伍。1917年加入独立党。1920年进入德国工人联合会工作。1922年返回社民党。1927—1933年任莱比锡帝国劳工法院名誉劳工法官。纳粹党上台后短暂被监禁，获释后投靠纳粹。1935年进入劳动阵线工作。1941年加入纳粹党。1944年被解除一切职务。二战后进入德国工会联合会工作，1950年死于柏林。
[11] 里夏德·宰德尔（Richard Seidel，1882年6月13日——1951年11月19日），早年担任画家。1907年加入社民党。1917年加入独立党。1918—1922年任《自由报》主编。1922—1926年期间在德国铁路工人协会工作，随后在德国工人联合会工作。1944年“七·二〇政变”时被政变方指定为新闻部负责人。二战后在德国工会联合会工作。1951年去世。
[12] 阿道夫·布劳恩（Adolf Braun，1862年3月20日——1929年5月13日），1888年加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1890年移居德国，在《萨克森工人报》工作。1893—1898年任《前进报》编辑，1898年被普鲁士邦政府驱逐出境，随后移居法兰克福，曾任法兰克福《每日邮报》主编。1919—1920年任国民议会议员。1920—1927年任社民党执行委员会委员。1920—1928年任国会议员。1921年参与起草《格尔利茨纲领》。1929年去世。
[13] 罗伯特·施密特（Robert Schmidt，1864年5月15日——1943年9月16日），社民党政客，1893年至1902年任《前进报》编辑，1893年至1898年和1903年至1918年间当选国会议员，十一月革命后到1930年间继续当选国会议员，魏玛共和国时期曾多次入阁。
[14] 弗雷德·布拉姆利（Fred Bramley，1874年9月27日——1925年10月10日），英国工会活动家。早年参加了独立工党。1912年创立全国合并家具行业协会（National Amalgamated Furnishing Trades Association），支持罢工。一战期间持反战立场。1916—1919年任工党伦敦组织主席。1923—1925年任工会大会主席。1925年在阿姆斯特丹逝世。
[15] 约翰内斯·扎森巴赫（Johannes Sassenbach，1866年10月12日——1940年11月19日），德国工会活动家。1902—1919年任全地工人联合会总委员会委员。1906—1915年任柏林市议员。1919—1923年是德国工人联合会理事会成员。1920—1923年任柏林社区大学校长。1923—1927年任国际工会联合会书记。1927—1931年任国际工会联合会总书记。1934年被捕，获释后退出政治活动。
[16] 彼得·格拉斯曼（Peter Graßmann，1873年7月28日——1939年10月25日），德国工会活动家。1893年加入全德工人联合会和社民党。1919—1933年任德国工会联合会副主席。1924—1932年、1933年任国会议员。纳粹党上台后曾被监禁，获释后脱离政治活动。
[17] 欧内斯特·乔治·希克斯（Ernest George Hicks，1879年5月13日——1954年7月19日），英国工会活动家。1904年参与创立大不列颠社会党。1910年退党。1912年创立操作砖匠协会（Operative Bricklayers' Society）。1919—1921年任操作砖匠协会总书记。1921—1941年任建筑行业工人联合工会（Amalgamated Union of Building Trade Workers）总书记。1926年参加英国总罢工。1927—1928年任工会大会主席。1931—1950年任下议院议员。
[18] 列昂·茹奥（Léon Jouhaux，1879年7月1日——1954年4月28日），法国工会活动家。曾长期担任法国总工会领导。
[19] 埃多·菲蒙（Edo Fimmen），全名爱德华·卡尔·菲蒙（Eduard Carl Fimmen，1881年6月18日—1942年12月14日），荷兰工会活动家，1919年至1923年任国际工会联盟（International Trade Union Confederation）总书记，1919年至1942年任国际运输工人联合会（International Transport Workers' Federation）总书记。
[20] 罗伯特·雷内·库钦斯基（Robert René Kuczynski，1876年8月12日——1947年11月25日），德国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出身于银行家家庭。1920年起支持德共。纳粹党上台后流亡英国，在大学任教。1943年发起成立自由德国委员会，并担任主席团委员。1947年在英国逝世。
[21] 〔阿道夫·施坦〕：《从公民投票到新革命》，载于《政治文丛》，柏林，1926年，第6期，第3页。——原注
[22] 阿里斯蒂德·白里安（Aristide Briand，1862年3月28日——1932年3月7日），生于南特的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青年时即投身左翼运动，参加了法国社会党，1902年当选为众议员，1904年与饶勒斯一起创建《人道报》。1906年首次入阁，担任公共教育与文化部长，在1906年至1932年曾26次出任内阁部长。1909年7月出任总理，在1909年至1929年间曾11次出任总理。
[23] 《国际新闻通讯》，1926年，第786页。在1929年的美国经济萧条出现后，这种比较缓和的词句就变成了民族主义的疯狂咒骂，譬如说，把杨格计划比成一只兀鹰，说它正在咬住德国婴儿的领子吸食鲜血。1928年实行的杨格计划，要求德国按年偿还债款直至1988年还清，但是放弃了对德国经济的其他一切控制。对国家银行和铁路的控制权归还了德国政府，赔款委员会离开了柏林，并且在1930年，最后一个协约国士兵也撤出了莱茵区。——原注
欧文·D·杨格（Owen D. Young，1874年10月27日——1962年7月11日），美国商人、律师、外交家。1919年创立美国无线电公司（RCA）。1919—1929年任美国无线电公司主席。1922—1939年任通用电气总裁兼董事长。1924年参与编制道威斯计划。1928—1939年任洛克菲勒基金会董事会成员。1929年参与编制杨格计划。1939年退休。
[24] 达波能勋爵：《和平大使》，第3卷，第205页。——原注
[25] 《国际条约集（1924—1933）》，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第242页。 ——译者注
[26] 1932年6月24日，条约延长二年。1933年5月5日，在希特勒上台后，条约再次延长。——原注
[27] 《红旗报》，1926年4月25日。——原注
[28] 恩斯特·施瓦茨（Ernst Schwartz，1886年1月18日——1958年5月29日），早年曾就读于格勒诺布尔大学、波恩大学和柏林大学。一战中入伍。1918年加入社民党。1920年加入独立党，并担任基尔地委书记。1920年底随独立党左派加入德共。1921年任黑森—拿骚地委书记，在三月行动后被捕，获释后进入柏林—勃兰登堡组织领导层。1924—1928年任国会议员。1925年起是极左反对派。1926年被开除出党，曾短暂同科尔施合作，但不久又决裂。1928年议员任满后转向泛欧运动。纳粹党上台后流亡国外。
[29] 海因里希·施拉格韦特（Heinrich Schlagewerth，1890年5月2日——1951年8月11日），早年担任建筑工匠。1914年入伍。1916年被指控在战场上“擅自撤退”，被捕并被判处十八个月监禁。1918年加入独立党。1920年底随独立党左派加入德共。1923—1926年任门兴格拉德巴赫组织主席，在党内是极左派。1924—1928年任国会议员。1924—1931年任门兴格拉德巴赫市议员。1926年被开除出党，德共曾试图恢复他的党籍，但被拒绝。1929—1933年任德国产业联盟门兴格拉德巴赫分会主席。纳粹党上台后参加抵抗运动。1936年被捕，旋即变节，致使大批共产主义者被捕。1938年被判处三年监禁，但在盖世太保的干预下获释。二战后脱离政治活动。
[30] 例如保尔·列维和脱离共产党加入社会民主党的另外一些人，仍然主张同俄国联合，特别是决不愿意在议会的讲坛上攻击俄国的外交政策。在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党的左翼和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对条约尤为大力支持（关于实例，可参看1927年1月1日的《莱比锡人民报》和1926年12月24日的《维也纳工人报》）。——原注
[31] 库尔特·格布哈特·阿道夫·菲利普·弗赖赫尔·冯·哈默尔施坦·艾克多（Kurt Gebhard Adolf Philipp Freiherr von Hammerstein-Equord，1878年9月26日——1943年4月24日），吕特维茨的女婿。1888年入伍。一战期间在德军总参谋部工作。1919年加入国防军。1920年拒绝参加卡普暴动。1929—1930年任德军办公厅主任。1930—1933年任德国陆军总司令。1934年以上校军衔退役。1939年二战爆发后曾短暂重服现役，不久即被迫退休。
[32] 在提供了这方面情况的其他资料来源中，应该提一提以下各团体和个人：德国的和平主义团体，特别是德国自由协会和新祖国联盟，卡尔·冯·奥西茨基的《世界舞台》一书；以及两家巴黎报纸，《自由报》和《巴黎回声报》。
一部分真相是通过一种非常奇怪的方式暴露出来的。容克公司曾经和国防军签订合同，替它在俄国建立军事设施，军方并委派一批军官到公司去指导工作。后来，军方竟拒绝为工程费用付款，由于一切协定都是秘密缔结的，公司无法把它的合同拿到法院去打官司。于是，它便拟出了一份关于这一问题的详细备忘录，向每一个议会议员各发一册；它也许还送了一册备忘录到国外，因为在1926年12月，《曼彻斯特卫报》曾发表了一篇关于德国在德国重整军备的轰动一时的连载报导。（罗森戈尔茨在1938年的莫斯科审判中供认，他曾经把“有关苏联外交政策的情报”交给一个叫法布曼的英国记者。参看《反苏‘右派和托洛茨基分子联盟’案审讯记录》，莫斯科1938年版，第261页。）
奥西茨基在1931年11月23日被魏玛共和国政府关押起来。通过共和国法庭的一项口头秘密判决，他把德俄两国军队之间的详细合作情况公诸于世——即使是在议会委员会已经讨论过这些问题以后——的行动被认为是犯了叛国罪。纳粹上台时他正在狱中，他们把他关进了一个集中营。当他还在那里的时候，他被授与诺贝尔奖金，后来便死于营中。——原注
卡尔·冯·奥西茨基（Carl von Ossietzky，1889年10月3日——1938年5月4日），德国记者、作家。出身于天主教家庭。1908年加入德国和平协会和“民主协会”（Demokratische Vereinigung）。一战中入伍，持和平主义立场。1919年发起成立参战者和平协会。1920—1924年任《柏林人民报》编辑。1924年发起成立德国共和党（Republikan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同年5月大选失利后不久解散。1926—1933年任《世界舞台》杂志主编，在任期间揭露了德国国防军与苏联红军的合作情况。1931年被捕并被判处十八个月监禁。1932年总统选举中，公开支持台尔曼。纳粹党上台后再次被捕并遭受虐待。1936年获诺贝尔和平奖。1938年在柏林监狱医院病逝。
[33] 胡戈·施托尔岑堡（Hugo Stoltzenberg，1883年4月27日——1974年1月14日），德国化学家。1915年入伍，参与制造含有芥子气的手榴弹。1919年参加国防军，秘密生产化学武器。1921年向西班牙输送大量芥子气，协助西班牙政府镇压摩洛哥里夫起义。1926—1928年期间与苏联合作生产毒气弹。1941年加入纳粹党，为纳粹生产毒气弹。1960—1970年期间继续为联邦德国国防军提供化学武器。1974年死于汉堡。
[34] 瓦尔特·洛曼（Walter Lohmann，1878年12月30日——1930年4月29日），1897年入伍。曾参加一战。1918年起在海上运输部门工作。1922年起领导研发潜艇，曾在世界多国试验潜艇。1928年因卷入贪腐丑闻被解职，旋即退休。
[35] 弗兰茨·金斯特勒（Franz Künstler，1888年5月13日——1942年9月10日），1906年加入德国五金工会。1907年加入社民党。一战期间持反战立场。1916年被征入伍。1918年退役后加入独立党。十一月革命后当选为士兵委员会委员。1919—1922年任独立党执行委员会委员兼五金工会全职书记。1920—1924年、1924—1933年任国会议员。1922年随独立党右派返回社民党，在党内是左派，但与列维领导的左翼反对派保持距离。1930年起对社民党支持布吕宁的政策持反对态度，但未在1931年参加社工党。1932年公开主张与德共合作反对纳粹，但被维尔斯等人阻挠。纳粹党上台后多次被捕，期间曾与奥托·布拉斯领导的抵抗组织来往。1939年被强征入伍，担任搬运工。1942年逝世。
[36] 金斯特勒于1943年在柏林被盖世太保杀害。参看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出版的《苏联手榴弹事件》小册子，柏林1927年版；这本小册子的全文都作为附录收进了塞西尔·梅尔维尔的《德国的俄国面貌》，伦敦1932年版，第177页以下。——原注
[37] 关于详细情况，可参看本书第635—636页。——原注
[38] “……施瓦茨举出的理由非常可怜。它们根本经不起批判分析，同施瓦茨本人所扮演的既可怜又可厌的角色恰好相适应。在施瓦茨之流看来，苏俄在鲁尔占领期间居然会帮助库诺执政的德国这一事实，就证明苏俄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共产国际的总路线是对无产阶级的背叛。可是，这件事本身就是理所当然的，为了解放无产阶级，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必须支持其他国家，甚至资产阶级国家，假如它们已经为帝国主义强盗的武装力量所打垮的话……当然，容克在这里建立了工厂。谁不知道容克是一家飞机制造厂呢？——它当然制造飞机。但是，谁要是硬说这就构成同德国军队的合作，他便背叛了苏俄的以及与之不可分的无产阶级的利益。……施瓦茨已经同张伯伦结成联盟，已经同英国外交部的阴谋家、老而不死的叛徒头子考茨基、俄国的白卫分子、毕苏斯基的追随者、立陶宛的宪兵和秘密警察勾结起来。……每一个普通工人都必然明白，施瓦茨是一个卑鄙的、万恶的叛徒。”（《国际新闻通讯》，1927年，第63页。）——原注
[39] 《党代表大会报告》，埃森代表大会，1927年，第49页。——原注
[40] 阿马迪奥·波尔迪加（Amadeo Bordiga，1889年6月13日——1970年7月23日），高中时即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910年参加意大利社会党（Partito Socialista Italiano），十月革命后参加共产主义运动，1920年出席了共产国际二大，1921年与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一起主持成立意大利共产党（Partito Comunista d’Italia）。1923年2月被墨索里尼政府逮捕；1926年年底再次被捕，被判处三年徒刑；1930年被开除出意共。1944年后将极左派组织为“国际共产党”（International Communist Party），继续领导“左”派共产主义运动。
[41] 奥古斯特·克罗伊茨堡（August Creutzburg，1892年3月6日——1941年9月11日），1908年加入社民党。1917年加入独立党。1919—1920年任独立党图林根组织全职书记。1920年指挥哥达第一人民军参与镇压了卡普暴动。1920年底随独立党左派加入德共。1920—1923年任德共耶拿组织书记。1923—1924年任德共马格德堡组织主席。1924年任德共马格德堡组织政治书记。1924—1925年任德共瓦塞尔坎特组织主席。1924—1928年、1930—1933年任国会议员。1928年1—8月任德共普法尔茨组织政治书记。1928—1929年任德共鲁尔组织主席。1929—1933年任德共中央组织部长。纳粹党上台后，先后流亡荷兰、法国和苏联。1938年被捕并被判处死刑，后改判为25年徒刑。1941年遇害。1998年平反。
[42] 弗里茨·雅可布·哈伯（Fritz Jakob Haber，1868年12月9日——1934年1月29日），德国化学家。1914—1915年任德国物理学会主席。一战期间任战争部科学顾问，参与研发化学武器并在战场上大规模使用。1918年获诺贝尔化学奖。一战后短暂流亡瑞士，回国后继续从事化学研究，并参加了君主派的活动。纳粹党上台后流亡国外。
[43] 维尔纳·爱德华·弗里茨·冯·勃罗姆贝格（Werner Eduard Fritz von Blomberg，1878年9月2日——1946年3月13日），1897年入伍。1910年进入德军总参谋部工作。一战期间参加了马恩河战役和凡尔登战役。1919—1921年任国防军顾问。1927—1929年任德军办公厅主任。1929—1933年任东普鲁士第一军区司令。1933—1938年任国防部长。1937年加入纳粹党。1938年因在战略上与希特勒有分歧而被迫退休。1945年被盟军逮捕。1946年死于纽伦堡监狱医院。
[44] 瓦列里安·马尔库（Valeriu Marcu，1899年3月8日——1942年7月4日），作家、历史学家，出身于罗马尼亚一个犹太人家庭。一战期间曾赴瑞士访问列宁，支持共产主义。1920年移居柏林。1926年抛弃共产主义，转向保守主义，并同塞克特合作。纳粹党上台后相继流亡到瑞士和法国。法国沦陷后，于1941年流亡美国。1942年死于纽约。
[45] 马尔库在1933年以后同俄国党完全断绝了关系，成为一个坚定的反斯大林主义者，后来死在纽约。——原注
[46] 奥斯卡·里特尔·冯·尼德尔迈埃（Oskar Ritter von Niedermayer，1885年11月8日——1948年9月25日），德国冒险家。1905年入伍。1912—1914年期间赴波斯和印度探险。1914年回国。一战期间在中东作战，曾指挥德军驻中东地区部队。1918年回国。1919年加入国防军。1919—1921年任国防部长盖斯勒的副官。1921年退出国防军，并被派驻到苏俄工作。1932年回国并返回国防军。1933年以中校军衔退役，并参加了纳粹党。1935年再次返回国防军，后在军事院校任教。1942—1944年任第162土耳其师团司令。1944年5月在意大利战败后被解职，同年8月因抨击希特勒的政策而被捕，同年10月被判刑并被开除出国防军。1945年4月被美军释放，不久被红军逮捕并被送往苏联，后被判处25年徒刑。1948年死于莫斯科弗拉基米尔监狱。
[47] 恩斯特·尤里乌斯·君特·罗姆（Ernst Julius Günther Röhm，1887年11月28日——1934年7月2日），出身于公务员家庭，1908年军校毕业后被授予少尉军衔，一战期间曾三次负伤，晋升为上尉。战后参加自由军团，镇压革命运动。1919年参加德国工人党，1920年参加了卡普暴动，协助希特勒组织纳粹党与冲锋队。1923年参加啤酒馆暴动，失败后被判处一年三个月的监禁，但立刻获得假释。1930年担任冲锋队总司令。纳粹上台后，以罗姆为首的一派主张实行更加激进的改革，并将冲锋队与国防军合并，遭到国防军的强烈反对。1934年6月30日，希特勒命令党卫队清洗冲锋队，开始了“长刀之夜”，罗姆于次日被枪决。
[48] 参看〔格里辛格〕：《德国在波斯的阴谋：一个德国间谍的日记。尼德尔迈埃通过波斯到阿富汗和印度的远征》，伦敦1919年版。——原注
[49] 奥斯卡·冯·尼德尔迈埃和尤里·谢米奥诺夫：《苏俄——地理政治研究》，有卡尔·豪斯霍弗作序，柏林1934年版。——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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