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1919—1920年的内战时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路特·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1948）

第四章 1919—1920年的内战时期

· 志愿团和民族布尔什维主义
· 列宁对民族布尔什维主义
· 魏玛共和国与共产国际的成立
· 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
· 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
· 墨索里尼的崛起

　　工厂代表委员会的失败以及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遇害，标志着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一阶段的结束。从德国的前提条件出发，斯巴达克团和工厂代表委员会都曾试图发展一种旨在防止帝国派势力重新组织起来的社会主义政策，但他们也全都遭到了失败。郑重反对以恐怖为武器的人道主义者罗莎·卢森堡，本人便被恐怖主义者杀害了。

　　在一个文明城市的中心，对社会主义领袖——其中有一个还是身带残疾的弱女子——实行半公开的暗杀，是德国社会中的一个新特征。这一事件造成了巨大影响。工人们要为被杀害的斯巴达克派领袖报仇。他们产生了一种新的仇恨心理；他们摆脱了最初的天真。这是一个最简单、最容易理解的例子，使他们明白凡是反对复辟力量的人都会有什么遭遇。在1月15日以后，德国革命者原来的慈悲心肠大部分已成明日黄花了。作为年轻德国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去世，的确是一个悲剧。他们的死亡象征着一切企图把德国社会民主运动的最优良传统发展成熟，并使之适应于德国历史新阶段的努力宣告结束。

　　至于艾伯特——卢森堡的反面——的立场，也必须被置于1918年欧洲正在摇摆不定的势力均衡的背景上来考虑。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是一些想象力不强的人，但好歹也算是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他们竭力为德国在凡尔赛和约签订后的欧洲重新抬头而斗争。他们宁愿和法英两国达成任何安排，而不愿和俄国合作。艾伯特的坚决反对斯巴达克团，就如他的一心要保存德国社会旧结构一样，正反映了这样一种立场。

　　从他和德国军队的合作来看，在社会民主党的空想家和空谈家中间，艾伯特是一个现实主义的政治家。假如他的党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以及斯巴达克派一致行动，就会为德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洪流打开闸门。他认为，这股洪流就会把帝国毁灭得干干净净，使它不再有任何复辟的可能（不论这种复辟采取多么温和的形式）。这种转变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局面就会把德国和革命的俄国联在一起，从而使德国脱离西方列强的范围，成为俄德轴心的一端（这个轴心将沿着莫斯科—柯尼斯堡—柏林的路线形成，包括华沙、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在内）。

　　因此，艾伯特和诺斯克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和使用一切手段来挽救帝国。而在挽救帝国的同时，艾伯特指望能实行一个逐步进行社会改革的长期计划，这个计划将会提高工人的地位和加强他们的影响。他的政策并不是什么新东西；这是战前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对新环境的适应。在巴黎和伦敦，人们都赞扬他能洞察新欧洲对德国具有的意义；他是德国的救主。“的确，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可以说是德国唯一受过政治教育的阶级，而目前到处执政的社会民主党领袖，则可以说是德国各政党中唯一有经验的行政管理人。”^[1]

　　可是，德国介于俄国与西方之间的这种奇特的尴尬处境，解决起来却不是那么容易——不光是把革命运动可以见到的部分、即斯巴达克团和工厂代表委员会消灭掉就能完事的。帝国正处于分崩离析之中。它在欧洲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已经一落千丈。德国社会的一切阶层都感受到了战败的后果，不可能用假装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什么重大的变化也不曾有过的办法抹杀掉这一切。

志愿团和民族布尔什维主义

　　把帝国军队的干部非法地重新聚集起来的志愿团，^[2]是由一些军官领导的，这些军官始终怀着的一个主要愿望，就是消灭掉以任何形式出现的工人运动，包括消灭他们的暂时同盟者社会民主党人；因为他们认为，在瓦解着的德国，整个工人阶级都有成为布尔什维克的可能。德国旧政权的瓦解，也反映在最热衷于保持它的那些集团的身上。被战争夺去立足基础的青年民族主义者焦急不安，对老一辈感到不满。将军们、保皇党人、前高级官僚的知交密友们，这时正在各自施展着纵横捭阖的手段，他们或则抗议凡尔赛条约，或则并无抗议表示；总而言之，他们的大声疾呼只是一种托词，而不是一种行动的号召。年轻一辈的人则希望对战胜国展开积极的抵制，以恐怖主义的手段反对占领，消灭采取合作立场的共和派，使用示威性的暗杀手段等等。在他们的密谋组织中，这些年轻人展开了无休止的辩论，企图探寻出能够迅速解放德国的最佳计划。

　　志愿团使青年民族主义者的冲动和军队干部的经验与技巧结合了起来。革命者和志愿团之间的鸿沟，可以从恩斯特·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洛蒙^[3]的一件琐事上反映出来。萨洛蒙是一个有才能的作家，他的自传《不受法律保护的人》生动地写出了志愿团和“费姆”^[4]的历史，总结了他那一代人的感情。在发生11月事件的那些日子里，他还是柏林—利奇菲尔德军事学院的一个不满二十岁的学生，当时，他在柏林各处游浪，为自己祖国的命运深感痛心。他到处都看到“叫嚷着的暴民”从每一个敢于佩着肩章上街的军官身上撕下肩章，把这些德意志荣誉的象征品扔到地上任意践踏。受到这种经验的刺激，萨洛蒙参加了一个志愿团，随着它在波罗的海战役中服役。

　　回到德国以后，他所属的志愿团被调到哈堡，这是一切生活都以橡胶工厂为中心的汉堡附近一个灰色的工人城镇。第二天，萨洛蒙的一个伙伴霍夫曼和他有这样一段对话：

　　“霍夫曼，跟我到那边看一看吧。那里有多少我不喜欢的东西啊。（他把萨洛蒙拉到讲堂一角的大窗子面前。）看，操场上正对着我们架起了机关枪。这半小时里，我一直看着他们在堆积弹药。不但有男人，还有女人和小孩子。街上满是武装了起来的工人。可是，这还不算，你再看看这边，看看学校背后的那边空地。那是正规的战壕！我们被包围了，干脆是被包围了。

　　萨洛蒙：我们的军官知道这一切情况吗？

　　霍夫曼：当然知道。可是他们在干什么呢？他们一直在谈判呢！已经同工人赤卫队、市民自卫队的委员会和代表以及军队司令都谈判好几小时了。

　　萨洛蒙：什么？这儿有正规军吗？那还不错。

　　霍夫曼：正好相反。第九团在这儿，可是今天早上，这些猪猡把他们的军官逮捕了。他们打开了仓库，把枪支拿出来分发给工人。

　　（萨洛蒙继续叙述下去：）我们沉默地看着窗外，感到非常孤独。从学校周围的群众中升起了一阵仇恨的浪潮。这是两个人种之间的仇恨，一种人对另一种人从肉体上感到厌恶。他们彼此憎恨到这种程度，以致谁看到谁都觉得恶心。

　　我们瞪大眼睛瞧着群众——我们没有瞧那些武装起来的个人，因为他们更危险。但是，使我们印象更深的，却是这一大群没有眼睛的黑压压的群众。”^[5]

　　这时，在同一类型的青年民族主义者当中也在同一个冯·萨洛蒙的思想中——兴起了一股相反的潮流即模模糊糊地希望德俄两国有可能结成反西方的联盟。只有在全体德国人彼此和解、一致为共同的目标而斗争的情况下，凡尔赛的枷锁才能被粉碎，德国在欧洲的地位才能恢复。内战使德国人分裂成了两个种族，而处于这样一种分裂之中，德国就不会有东山再起的希望。

　　在这样的环境下，许多人开始向往一种能够把军方和无产阶级力量团结在一起的专政。正在寻找着有效行动工具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被吸引到了这种青年民族主义者的身边，对这些举止风度都大不相同于德国工联主义保守派的活跃青年发生了兴趣。

　　在汉堡，共产党的领导人是两个社会主义老战士海因里希·劳芬贝格^[6]博士^[7]和弗里茨·沃尔夫海姆^[8]。战时，在反对社会民主党官僚的勇敢斗争中，他们曾谴责帝国以及替它的掠夺性扩张主义辩护的社会党人。1916年，他们曾发表一本谴责德国帝国主义的小册子。但是到1918年，在汉堡这个面向世界的德国港口，人们先于别处而且更容易地感到了战败的后果。德国的对外贸易完结了，码头闲下来了，汉堡工人最先体会到了后来由希特勒说出来的经济真理：不是出口，就是死亡！

　　1919年10月，劳芬贝格和沃尔夫海姆到柏林毛比特监狱访问了卡尔·拉狄克（他从一月事件以后就一直作为政治犯被囚禁在那里）。他们向拉狄克提出了自己的政策（他们为之制造了“民族布尔什维主义”这样一个新词）。他们的理论是，在签订凡尔赛和约以后，德国将沦落到甚至比三十年战争之后拿破仑统治时代还要悲惨的地步。如果我们现在不创造一种能够把全民族的精力结合为一个坚实整体的组织，德国人此后就将永无出头之日。我们必须致力于国内的复兴，挣断外国的枷锁；而可以做到这一点的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虽然由于四年的战争和社会民主党人的无耻叛变，德国人民的力量已经被深深削弱，却还强大得足以——如果进行的是一场争取维持生存的战斗，一场保卫全民真正利益的战斗——实现俾斯麦的话，唤醒一个从波罗的海到康斯坦茨湖都武装到牙齿的德国。^[9]

　　拉狄克对此很感兴趣，和这两个来自汉堡的人讨论了他们的建议具有的意义，他们的思想和拉狄克本人的政策有一些关联，这种政策是他和布哈林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谈判期间发展出来的，其内容是：俄国应该在革命战争的火焰燃烧到欧洲。俄国加上德国，应该把布尔什维克的使命带到英伦海峡，把英美军队赶下大西洋。可是在最近期间，拉狄克的这种雄心壮志已经变成了类似绝望的心情。他担心外国干涉军会取得成功，特别是在尤登尼奇^[10]对彼得格勒发动进攻期间。他在牢房里心神不安地来回踱步，时刻等待着传来最坏的消息。在他看来，和一部分德国军队取得谅解，通过重大的政策转变打开一个德国战争的新阶段以挽救革命俄国，是一条大胆的出路。在1918年，拉狄克曾主张继续和俄国当时的主要敌人德国作战，也就等于是无声地站在协约国一边。而在这时，当法国、英国以及站在背地里的美国成了俄国的主要敌人以后，拉狄克则又感到有可能和战败的德国结成反西方的联盟。

　　最初，劳芬贝格和沃尔夫海姆在斯巴达克团内赢得了很大一批追随者，这个组织在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被杀、它的其他杰出领袖大部分被捕以后，又一次处于混乱和瓦解的局面。在1919年，狱中的拉狄克和列宁的政治局之间是没有正规联系的。当拉狄克在1920年1月返回莫斯科报告工作时，列宁断然拒绝了民族布尔什维主义，认为它简直是荒谬绝伦。

列宁对民族布尔什维主义

　　凡尔赛谈判震撼了年轻的魏玛共和国，动摇了它的薄弱基础。在德国，没有一个集团愿意为签订和约负责。艾伯特内阁担心，如果他们在和约上签字，对政府的支持一向都是半心半意的国防军就很可能叛变，他们一想到波罗的海地区的部队会开回本国，把社会民主党政府负责人作为祖国的叛徒逮捕起来，便不由得感到心惊胆战。傻了神的艾伯特，秘密地征求军方上层人物的意见。诺斯克认为如果签订和约，将军们一定会辞职，并且以他自己的辞职相威胁，他说：“如果将军们辞职，军队就会瓦解。如果没有了军队，帝国的秩序就无法维持。”^[11]

　　艾伯特向作为最高军事权威的兴登堡呼吁。1919年6月17日，兴登堡回答说：“如果战衅重起，从军事上讲，我们在东线无法夺回波森，守不住我们的边界。在西线，考虑到协约国人数上的优势和从两侧包抄我们的能力，如果他们认真发动一场进攻，我们就几乎不会有任何胜利的希望。我们的作战能否胜利结束是非常成问题的，可是作为一个军人，我必须这样说，我宁愿光荣地战死，而不愿耻辱地媾和。”^[12]

　　兴登堡的空洞表示没有能消除惶惑。包括梅克尔^[13]在内的好几个将军感到，如果由社会民主党人诺斯克充当德国的独裁者兼军队首脑，就有可能重新鼓舞起德国人民的战斗意志，就有可能拒绝这个丢脸的和约而重开战端。作为民族布尔什维主义又一表现的这种意见维持了三天。到6月20日，格勒纳终于打电报给艾伯特要他签订和约，从而消除了形形色色的一切幻影。

　　毫无疑问，莫斯科政治局是知道德国国防军中这种内部变动的。尽管内战持续不断，红军和德国总参谋部之间最初的薄弱联系已经在这一时期形成；不过，要把这种薄弱的联系发展成全面打成一片，以军事联盟来掩盖住革命俄国和资本主义德国之间的对立，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列宁在毫不含糊地拒绝这一政策时，没有以它在本党政治局中的鼓吹者，而是以比较不重要的劳芬贝格和沃尔夫海姆为攻击的靶子。列宁把他的批评进一步发展为有关德国革命工人阶级对外政策的一项积极建议在这项建议中，他现实主义地分析了战败的德国在欧洲所处的新的不稳定地位，并且以此为他的立论起点。他写道：

　　“最后，德国‘左派’十分固执地不承认凡尔赛和约，这无疑也是他们的错误之一。这种见解像克·霍纳所表达的那样，表达得愈‘庄严’和‘郑重’、愈‘坚决’和武断，结果就越发笨拙。在现时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下，仅仅唾弃那种荒谬绝伦的、甚至主张同德国资产阶级订立同盟对协约国作战的“民族布尔什维主义”（劳芬贝格等），是不够的。还应该认识到，不容许苏维埃德意志（如果德意志苏维埃共和国不久就可以成立的话）在一定的时期内承认和服从凡尔赛和约的策略是根本错误的。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当谢德曼辈还呆在政府里、匈牙利苏维埃政权还没有被推倒、维也纳苏维埃革命还不是绝对没有可能去援助苏维埃匈牙利的时候，在当时这样的条件之下，‘独立党人’提出签订凡尔赛和约的要求是正确的。‘独立党人’当时实行机动和灵活是很不好的，因为他们多少替叛徒谢德曼辈分担了责任，多少离开了同谢德曼辈作无情的（和十分冷静的）阶级战争的观点，而滑到了‘无阶级的’或‘超阶级的’观点上。

　　然而现在的局势却显然不同，现在德国共产党人不应当束缚自己的手脚，不应当预先声明说，共产主义一旦取得胜利，就一定否定凡尔赛和约。这是愚蠢的。应该这样说：谢德曼辈和考茨基辈干了一系列的叛卖勾当，阻碍了（甚至多少直接危害了）同苏维埃俄国和苏维埃匈牙利结成联盟的事业；而我们共产党人却要采取一切办法，去促成和准备实现这个联盟，至于凡尔赛和约，我们完全没有必要立刻加以否定。这个和约能不能顺利地取消，不仅决定于德国苏维埃运动的胜利，而且取决于国际苏维埃运动的胜利。谢德曼辈和考茨基辈阻碍了这种运动，而我们却要赞助这种运动。这就是问题的本质所在，这就是根本的差别所在。既然我们的阶级敌人，剥削者及其走狗谢德曼辈和考茨基辈，放过了加强德国及国际苏维埃运动，加强德国及国际苏维埃革命的许多机会，那末，这种罪过就应该由他们去承担。德国的苏维埃革命会加强国际的苏维埃运动，而国际苏维埃运动则是反对凡尔赛和约、反对整个国际帝国主义的最强大的堡垒（而且是唯一可靠、牢不可破、极其强大的国际堡垒）。一定要把解除凡尔赛和约的问题急不容缓地放在第一位，放在使其他被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获得解放的问题之上，这就是市侩的民族主义（这该由考茨基、希法亭、奥托·鲍威尔^[14]之流去提倡），而不是革命的国际主义。在欧洲任何一个大国，例如在德国，推翻资产阶级将是国际革命的一大胜利，为了这种胜利，如果有必要，可以而且应当容忍凡尔赛和约存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既然俄罗斯一国为了革命的利益能够忍受几个月布列斯特和约，那么苏维埃德意志为了革命的利益，在同苏维埃俄罗斯结成联盟的情况下，忍受为时更久的凡尔赛和约决不是不可能的。

　　英法等帝国主义者做好圈套来陷害德国共产党人，向他们挑衅说：‘你们说，你们不愿意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而左派共产党人不善于随机应变地对付诡计多端而且目前还比他们强大的敌人，不会回答敌人说：‘现在我们要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却像小孩子一样，果然上了这个圈套。事先把自己的手足束缚起来，公开告诉那个目前武装得比我们精锐的敌人说，我们是不是要同他作战、什么时候要同他作战，这是愚蠢的，而不是革命的。当应战显然对敌人有利而对自己不利的时候，却去应战，那就是犯罪；革命阶级的政治家不善于实行‘机动、通融、妥协’，以避免显然不利的战役，那就是毫无用处的人。”

　　在凡尔赛条约于1919年夏季签订以后，斯巴达克团内产生了反对汉堡民族布尔什维主义的反应。政治问题上的派系斗争变成了恶毒的相互攻击，因为与此同时，劳芬贝格和沃尔夫海姆还反对皮克领导机构的集权主义。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继承人利用党的地下状态建立了一种官僚主义的统治，对这种统治的反抗几乎逼及斯巴达克团的所有支部。结果，劳芬贝格和沃尔夫海姆被开除出党，他们那个分裂出去的集团很快便宣告瓦解。但是，这一最初阶段的民族布尔什维主义在党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且在拉狄克继续对此感到兴趣和进行活动的刺激下延长了下去。

魏玛共和国与共产国际的成立

　　然而，两个阵营的活动家之间的初步和解，并没有立即获得任何成果。军界领袖们身上的反劳工传统、俾斯麦和威廉二世的传统实在太浓厚了，这种传统使他们对内部的敌人抱有无法压抑的憎恨。因此，德国军队再度开始了南征北讨，不过这一次的战场并不是敌国的领土，而是归共和国政府管辖的本国土地。它围攻工人们进行抵抗的据点（例如，不莱梅在被围攻了三天以后才投降），在旧日的旗帜下像过去那样耀武扬威地穿过乡村，侵占城市和工业区，就像它侵占欧洲的许多城市和地区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后来的卡普暴动领袖之一梅克尔将军，变成了出名的“城市征服者”^[15]。军队完全按照战时的规则行事。士兵们行进时排成一列纵队以防止狙击者的暗袭，占据城市的主要建筑物，劫掠工人区，成百成百地逮捕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把他们几十个一批地就地处决，封闭工人报纸，对进占的城市和地区实行戒严。在他们的各种命令得到执行以后，军队便开往别处，民政当局重新负起责任，可是气氛已经不同了。

　　这场内战进行了三年，和俄国的内战同时发生。每一个阵营都愈来愈了解对方，也愈来愈憎恨对方。工人们尽管不断遭受挫折，并没有真正被打败；志愿团虽然不断占上风，并没有真正胜利。

　　在1918年至1920年的内战时期，军队同以前的帝国高级官僚和大企业结成联盟的情况，和老马克思预料的完全一样。这种社会现实冷却了年轻一代队伍中第一阵民族布尔什维主义的热潮。在一个充满经济矛盾的环境中，民族布尔什维主义的意识形态受到了孤立。尽管在卡尔·列金和特奥多尔·莱帕特^[16]的领导下，德国工人联合会和厂主协会成立了一个联合委员会来保持国内和平，还没有立定脚跟的德意志共和国仍然被群众罢工的浪潮冲垮了。柏林起事不过是内战的一个重大插曲，用恩斯特·冯·萨洛蒙的话来说，这“是帝国的一种典型状况。德国变成了志愿团的作战场所，在这里进行着大大小小的战争”。^[17]从汉堡到康斯坦茨湖，在不莱梅、埃森、斯图加特、布伦瑞克、萨克森，工人委员会和重新聚集起来的军队之间经常发生冲突。“各地的工人士兵委员会纷纷按照‘我既在此，我即为主’的原则，主动执掌起管理地方事务的权力。”^[18]社会主义工人和革命者站在一起，但是不论在什么地方，他们的领导都是软弱的，组织都是松散的，并且由于内讧而削弱了力量。另一方面，军界所能指挥的部队数量也少得惊人，而且装备比较低劣。

　　不论是军队或革命者，都把艾伯特政府只当作一种看守政权，它取代了旧的制度，但是为其他的发展敞开了大门。因此，艾伯特急忙组织立宪会议的选举，以便使自己的内阁具有一个新的共和国政府的法律地位。于是，在1919年1月19日，就在这种内战和完全分崩离析的气氛中举行了选举。有百分之四十四的选民投票赞成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并盼望这个国家立即成立。艾伯特选择魏玛作为德国议会举行第一次会议的地点；尽管军队在一月事件中获得了胜利，尽管斯巴达克团和工厂代表委员会被击败了，柏林仍是一个不够安全的地方。地方猎兵志愿团的组织者梅克尔将军负起保护魏玛的责任，防止在那里发生革命政变。“部队在十公里以外把魏玛包围了起来，处在这一圆圈内的所有道路都由全副武装的军官和军士分头把守……因为图林根的乡村和工业小镇对我们的部队是抱有敌意的。”^[19]

　　在1919年，德国的内战是最初阶段各种情况的不断重演：政府和志愿团部队向工业区进军，消灭工人士兵委员会的政权。“城市征服者”梅克尔将军（他所指挥的志愿团不过是许多同类部队中的一支）。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载了下列行动：2月17日占领哥达；2月27日至3月3日，在哈雷激战一周；4月9日占领马格德堡；同日占领布伦瑞克，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塞普·奥尔特^[20]在当地的统治迅即结束；5月7日至30日，对莱比锡采取军事行动，突击爱森纳赫和爱尔福特。

　　1919年3月，柏林重新发生了战斗。人们谣传已经有六十名警察在利希滕贝格郊区被杀死。^[21]后来证明这个谣传并不是事实，可是诺斯克却下令进行挨家挨户寻找武器的大搜查。人民海军师的营地被包围了，水兵们经过短时间的战斗后被迫投降。有二十四名水兵遭到了拷打并被立时杀死。战斗中使用了大炮。飞机越过市区上空，到处流传着它们将轰炸工人郊区的谣言。伦哈特团，特别是一个名叫马洛^[22]的中尉，以野蛮地对待革命者出了名。有二百人以上被就地处决。

　　但是，尽管斯巴达克团失败了，1919年的春季仍然给欧洲带来了高涨的革命希望。3月2日，共产国际第一次世界代表大会于莫斯科召开。它的宣言最好地反映了世界共产主义十字军的情绪、希望和幻想。共产党人认为他们是十九世纪一切革命传统的合法继承人；他们把自己的组织渊源具体地推溯到马克思在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上。第一国际在1870年至1971年的普法战争中蜕化了，第二国际又在1914年的战争中堕落。如果帝国主义社会不为共产主义所取代，就要不可避免地发生另一场更残酷的新战争。

　　出席大会的有三十二名代表，但他们所代表的政党无法同旧的劳工组织相比。各国年轻的共产主义集团这时既没有力量，又没有政治经验。罗马尼亚、瑞士、捷克斯洛伐克和比利时，只由社会民主党内的同情分子充当代表。

　　在她遇难前不久，罗莎·卢森堡曾选出两名出席大会的代表，胡戈·埃贝莱因和欧根·列维涅^[23]。可是，只有埃贝莱因到了莫斯科，他在会上维护了卢森堡的观点，即认为成立共产国际的时机尚未成熟。由于奥地利代表施泰因哈特^[24]大吹大擂地宣布德属奥地利即将爆发革命，^[25]不了解奥地利形势的埃贝莱因发生了动摇；不过，他并没有投票赞成建立共产国际，而只是宣布弃权。这样一来，在共产国际的成立宣言上，对于革命扩展起有最重要作用的国家竟没有签字。

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

　　1919年4月7日，内战具体地表现为巴伐利亚成立了一个德意志苏维埃共和国。在德国所有的“邦”中，巴伐利亚是帝国最不同心同德的一个。普鲁士的中央集权主义在这里是被深恶痛绝的。位于战争主要通道之外的巴伐利亚，受到的战祸比较小，但是许多中产阶级的庞大集团早就发展了一种和平主义的态度。巴伐利亚市民忠于他们自己的维特尔斯巴赫王朝，对霍亨索伦·威廉二世没有多大好感。当战败的命运把灾难带给帝国的时候，巴伐利亚便为一种离心倾向所震动。

　　共和国第一任总理，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库尔特·艾斯纳^[26]以一个社会民主党政府统治着巴伐利亚。巴伐利亚的大工业比较少；城市人口主要从事于手工业和小商业。屈指可数的慕尼黑有一座大工厂马法伊工厂，另有一座是克虏伯在战时兴建的，另外，在纽伦堡、富尔特、奥格斯堡和施韦因富特还有一些工业。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人比德国一般的社会主义者软弱，他们拥有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作点缀，但是和农民的联系得比较少。

　　在这些情况下，再加上德国其他地区的内战消息和中欧的危机正在激动着人们的时候，单单是一个社会主义政府的存在就足以引起居民中重要阶层的仇视。2月21日，艾斯纳在去邦议会途中被暗杀。凶手安东·冯·阿尔科—瓦列伯爵^[27]，是一个二十一岁的御林军中尉，出身于巴伐利亚最古老的贵族世家之一，是排他性的保皇党俱乐部图勒联谊会的会员。一小时以后，艾斯纳的同僚，社会民主党部长埃尔哈特·奥尔^[28]主持了邦议会的开幕并致悼词。不料，这时有一个工人委员会的委员、干屠宰行的林德纳^[29]，在议会中当场开枪打伤了奥尔；他大骂“杀害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的凶手”社会民主党人认为他们要为艾斯纳的遇刺负责。在随之而起的混乱中，又互开了几枪，结果有两个人被打死——一个叫奥塞尔^[30]，是中央党的议员，一个是旁听席上的总参谋部成员冯·耶雷斯少校。

　　慕尼黑陷入了万分激动的状态。人们怀着满腔悲愤，为一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者艾斯纳送葬。他遇刺的地点摆上了花圈；邦议会的大门上装饰了图片和鲜花。人们担心艾斯纳的遇刺是一次有计划的保皇党政变的前奏，担心军官和大学生会用暴力把社会主义者排除出政府，在慕尼黑宣布独裁统治。“在人们的心目中，艾斯纳遇刺是由军官和大学生的大资产阶级叛变阴谋造成的。”^[31]在艾斯纳下葬时，全巴伐利亚的教堂都鸣钟致哀。

　　几天以后，无政府主义者埃里希·米萨姆^[32]向慕尼黑工人士兵委员会建议成立社会主义共和国。这一建议以二百三十四票对七十票被通过，斯巴达克派投的是反对票。接着便成立了一个包括社会民主党、独立社会民主党和无政府主义者的政府。尽管他们在议会中的席位不多，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在慕尼黑工人中却很有影响，因此，社会民主党人不得不和他们妥协。

　　第一届巴伐利亚苏维埃政府，时常被描绘成为学者阶层和知识分子中疯狂的冒险。^[33]政府主要由两个社会主义政党的代表组成，领导它的是一些虔诚地相信人道主义社会主义即将来临的空想家。这些人后来都证明是严肃的斗士，毫不动摇地为自己所选择的事业受苦受难。

　　这个集团的首要人物是古斯塔夫·兰道尔^[34]，一个文化修养很高的人道主义无政府主义者，曾写过一系列关于莎士比亚、赫德林^[35]和法国大革命的文章。在他的心目中，社会主义是一种反专制的合作社。兰道尔是一个直言不讳的个人主义者，社会主义道德的卫士，不赞成对阶级敌人采用恐怖和暴力。内阁中的另一个无政府主义作家埃里希·米萨姆，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工人中有不少追随者。^[36]政府中的第三个作家恩斯特·托勒尔^[37]，在1919年还是个政治信仰没有肯定的青年。他也是一个德国人所说的“伦理社会主义者”，一个由于重视社会主义的精神和道德价值而拥护它的人。托勒尔在法西斯时代逃到美国，因为目睹共产党的现实和他的社会主义信仰背道而驰，在精神苦闷中自杀。这个集团的第四个杰出人物，财政部长西尔维奥·盖塞尔^[38]，也是一个反官僚主义类型的人。他是亨利·乔治^[39]的信徒，主张实行重农主义的货币政策和土地改革，以便使农民获得一种新的自由和独立。盖塞尔在这个问题上写过一本书和许多小册子，用生动的语言表达了他对集权主义国家的憎恶。他说：“给我们做一些送信、扫街、刷靴子等等的杂事，国家是很适合的。但是，除此以外，国家就不应该再干涉更高级范围的人类生活。”不过，在慕尼黑当时特有的那种乌托邦气氛中，他倒是建议过在全国设立国家面包房，为每一个人生产免费供应的面包，而且不仅生产面包，还制造醱面点心和做蛋糕用的奶油。

　　巴伐利亚农民同盟在内阁中的代表是屈布勒^[40]，另一个成员是社会民主党人恩斯特·尼基施^[41]，他是公立学校的老师，后来变成了一个著名的民族布尔什维克和作家。他发表了一部挑战性的反纳粹著作，^[42]为了这本书他被判无期徒刑，关押在勃兰登堡—高登监狱，直到柏林被攻克后才恢复自由。

　　这个政府的“外交部长”弗兰茨·利普^[43]博士分别拍发给柏林和莫斯科的两份电报，最富有特征地表明了巴伐利亚革命者的精神。生怕失去本邦特权的巴伐利亚，在帝国成立后还保留了它派驻柏林的大使，在这一时期，担任大使的是冯·普雷格^[44]博士。利普打给他一封内容如下的电报：

　　“普洛伊斯^[45]先生关于德国宪法的第一部但非最后一部的著作^[46]，决不是对巴伐利亚具有约束力的法律，因为我不能牺牲巴伐利亚人用洒在沃特和色当的鲜血赢得的巴伐利亚特权；因此，我命令你立即把辞呈递交给布罗克道夫—兰曹伯爵^[47]。”^[48]

　　利普博士向莫斯科作了下列广播：

　　“上巴伐利亚的无产阶级已经可喜可贺地团结起来。社会民主党、独立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团结一致，合成了一支强大的团结力量。作为普鲁士代理人的自由资产阶级已经被完全解除武装。逃亡到班贝格的霍夫曼^[49]，带走了外交部密室的钥匙。以霍夫曼为走狗的普鲁士政策，旨在割断我们同柏林—莱比锡—纽伦堡以及同法兰克福和埃森煤区的联系。另一方面，他们又在协约国面前把我们描绘成强盗和嗜杀的暴徒。可是，与此同时，杀人魔王古斯塔夫·诺斯克的两只毛爪上却染满了鲜血……我们需要永久的和平，需要实现伊曼纽尔·康德在1796年所著《永久和平论》一书中的第二至第五条论纲。普鲁士要求休战，只是为了准备另一场复仇的战争。”^[50]

　　这个政府没有能力采取必要的军事措施，来保卫它的社会主义旗号。作为第一步，他们试图改组保皇党大学生的谋叛中心慕尼黑大学。4月7日被宣布为国庆节，以庆祝新政权的开始。城市被涂成一片红色，群众喜气洋洋，德国革命尽管遭受了一次次惨败，仍然朝气蓬勃和充满希望，相信社会主义的即将胜利，相信德国大多数群众只要宣布一下社会主义的诞生，就能使两代人的愿望化为活生生的事实。

　　这个内阁没有打碎巴伐利亚的原有制度。公务人员仍被留用，并且得到了新政权将仁慈地对待他们的保证。为了防止新的阴谋和暗杀，建立了由二十八名法官组成的革命法庭。

　　然而，巴伐利亚和德国的现实形势，很快便向巴伐利亚的热心家们泼了冷水。德国工人阶级并没有站起来，单靠它本身的重量把敌人压碎。摧残着它的生命力的那些变乱仍在继续。4月5日，斯巴达克团要求它的成员遵守共产党人的纪律，不和新内阁进行任何方面的合作。^[51]新内阁的国防部长、社会民主党人施奈本霍斯特^[52]，竟从慕尼黑逃到班贝格（那里有一个宣布忠于艾伯特的反对派政府）。这一出走深深震动了巴伐利亚的社会民主党人，七千名党员在4月11日举行秘密投票的结果是，拥护和反对苏维埃共和国的各占半数。

　　在最初二十四小时的热情消逝以后，慕尼黑工人中间产生了不安情绪，志愿团在帝国全境的进军使工人委员会感到惶恐。不过，工人们由于是巴伐利亚人，还认为柏林不敢侵犯巴伐利亚。但是，慕尼黑驻军在4月13日叛变了，逮捕了好几名政府成员并把他们送到埃尔巴赫的监狱中。这一事变深深改变了人们的情绪；兰道尔内阁倒台了，一个共产党内阁代之而起。

　　共产党文献中往往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党为什么让自己被拖入一种它从一开始就认为是灾难性的政策呢？原因非常简单，被驻军的叛变激怒了的慕尼黑工人要求保卫慕尼黑，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人抵挡不住工人们的强大趋势。

　　新集团的首脑是欧根·列维涅、马克斯·列文^[53]和维克多·阿克雪里罗德^[54]。列维涅并不是谣传的列宁和托洛茨基的个人密使，而是从沙皇俄国逃到德国一个大学中来的许多俄国革命知识分子之一，他是一个接受了德国文化的俄国人，也是一个俄国血统的德国人。

　　列维涅于1883年生于圣彼得堡，父亲是一个犹太富商。俄国的犹太人，就像1933年以前一切地方的犹太人一样，一向羡慕德国的文化。欧根起先在圣彼得堡的一所德国学校中求学，以后便去海德堡和威斯巴登，在那里，许多年轻的俄国人组成了一个民族主义的革命团体。列维涅于1905年返回俄国，参加了革命斗争，遭到了逮捕并被送往肯路塞尔堡监禁。他设法逃到了德国，但又被引渡给俄国政府，放逐到西伯利亚一个铅矿上做工。他再次逃了出来，通过西藏和土耳其斯坦回到他的第二祖国德国。他于1914年夏在柏林取得博士学位，1915年作为归化的会民被征入伍。在军队中，他先在俄国战俘营充当翻译，然后在步兵中服役。战争结束时，他被柏林的一个军事机构雇用，在那里遇到了苏俄大使馆的新主人。作为社会民主党党员，他参加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后来又参加了斯巴达克团。

　　在革命的最初几个月里，列维涅活跃于莱茵区、布伦瑞克和萨克森。他于1919年3月到达慕尼黑，当时，群众把他看成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化身。可是，列维涅从来也不是列宁党的成员或列宁主义的信徒。

　　慕尼黑舞台上的第二个俄国布尔什维克，和他是一路人物。马克斯·列文于1885年生于莫斯科，也是一个犹太商人的儿子。他也曾在1905年革命中被捕，后来逃往苏黎世，在该处攻读科学。他在这里和列宁发生了联系，并且遇见了布尔什维克集团的其他成员，不过，他并没有变成一个职业革命家。列文以后来到德国，入了德国籍，继续研究科学。战争爆发以前，他被征入步兵，一直作战到1918年。他在这年11月去慕尼黑，以斯巴达克派的身份担任了士兵委员会的主席。

　　新集团中另一个有趣的人物是鲁道夫·艾格尔霍菲尔^[55]，是一个参加过1917年基尔兵变的青年水兵。他同莱希皮奇和科比斯一起被判处死刑，以后减为无期徒刑。他是在1918年被释放后来到慕尼黑的。

　　新领袖们认识到，能够生存下去的一切机会都取决于立即组织军事防御，只有这种防御才能把慕尼黑插曲延长下去，直到巴伐利亚境外的运动逐渐发展到席卷各个工业区。艾格尔霍菲尔负起一支组织红军的责任。可是，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生命是过于短促了，因此，被他组织为一支支游击队的二万名工人始终没有能编成正规军。来自附近普希海姆拘留营的俄国战俘，加强了艾格尔霍菲尔部队的力量——这一事实在柏林的宣传中被广泛利用。

　　几天以后，严酷的现实便结束了短促的几日欢庆。当时出现了三个中心——由红军据守着的慕尼黑；设立着社会民主党政府的班贝格，这个政府不断地号召工人抛弃暴动主义者；最后是因戈尔施塔特，这里聚集着诺斯克的部队，准备向慕尼黑进军。

　　在革命者的阵营中，混乱和分裂日甚一日。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接受了斯巴达克团的领导，但完全是勉强的。特别是托勒尔坚决反对这种领导，为了同他协商丧失了很多时间；最后，他总算让了步，负起军事指挥的责任。他在达豪打败了国防军——这一插曲显示了年轻的托勒尔身上出人意料的军事才能，也鼓舞了慕尼黑的革命者。在此期间，冯·艾普上校组织了民防团、学生志愿军和志愿团，从四面八方，特别是海德堡和土宾根得到大量支援。而慕尼黑的革命者则始终处于孤立地位；事实上，根本就没有出现过任何来自帝国别处的支援。不过，红军在起初却取得了一些局部的胜利。有好几个飞行员脱离了政府军。革命者满怀希望；全德国都人心惶惶，特别是在邻近的萨克森地区。

　　但是，慕尼黑集团没有能够把巴伐利亚的农民和中产阶级吸引到自己这一边。最初，乡村地区保持置身事外的态度，但是到这时，却由于慕尼黑—柏林战争在他们的土地上进行而深为不安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开始动摇，托勒尔建议同社会民主党的霍夫曼讲和。可是，由于霍夫曼公开地站在诺斯克一边，而诺斯克又公开地和旧军队站在一起，所以不可能有任何和解。

　　4月13日，一群工人在路特波尔德大学预科学校杀死了十名被囚禁者，这些人都是被视为反革命密谋中心的图勒联谊会的会员。这十人中有一个是妇女，海拉·冯·威斯塔普伯爵夫人^[56]。政府并没有下令处决这些人质，但是人们却纷纷传说这是政府干的，结果，内战中的这一事件便被充分利用，作为指责苏维埃政府实行恐怖政策的证据。

　　5月1日，军队以一营社会民主党志愿军为前导开进了慕尼黑。于是开始报复，其恐怖程度超过了巴伐利亚革命者的恐怖措施。艾格尔霍菲尔同其他许多红军俘虏一道被杀。兰道尔受到酷刑折磨，并在即决军事法庭的审判后被处决。工人住宅区遭到劫掠，志愿团的士兵照例胡作非为。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另一个同大学预科学校事件相对应的插曲。一个目睹了在斯塔德海姆监狱处决人犯情况的人，作了以下的报导：

　　“哪里有犯人在窗户口露面，士兵们就立即向哪里开枪。他们不愿让别人观看在监察院子里进行的就地处决。有三十个人就这样被枪毙。我亲眼看到了这件事。这是在5月4日晚间7时半，那天正是星期天。在前一天，已经有好几个人被视为示威者在街上被枪杀。有两个妇女跑到尸体面前大声痛哭，哀号着‘我的亲人，我可怜的亲人’。这时，一个士兵喊道：‘抓住这两个女的，她们是同党，’于是，她们便披头散发地被带到斯塔德海姆；首先进来的是一个法兰西斯派托钵僧，接着是这两个妇女。就在她们喊着‘天哪，天哪’的时候；她们在士兵们的排枪齐射中倒了下去。那个托钵僧向士兵们说，你们不觉得害羞吗？士兵们却哈哈大笑。他们把尸体剥得精光，特别注意剥下死者脚上的鞋子。他们从死者的手指头上褪下戒指，拿走手表。”^[57]

　　慕尼黑插曲对德国中产阶级产生了强烈影响，增加了他们对革命和革命者的憎恨。巴伐利亚变成了永远处于紧急状态的一邦。这种状态阻碍了成立社会主义组织的一切企图。共产党转入地下。没有在最初几天被杀死的领袖们，也都被民事法庭判处了长期徒刑——他们当中包括了第一届内阁的领袖托勒尔、米萨姆等。列维涅在6月3日被判死刑，几天后被处决。

　　对于每一个德国社会主义者说来，慕尼黑变成了反动的同义语。许多慕尼黑社会主义者不得不逃离这个城市，在许多情况下，柏林的社会民主党警察保护了这些避难者，如果没有德国内战，慕尼黑绝不会变成希特勒运动的发源地。

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

　　假如巴伐利亚的这段历史是在一个稳定的欧洲孤立发生的事件，它就会真正是一场滑稽剧或悲喜剧，像大多数同时代人所说的那样。但是，我们必须结合两方面的背景，即德国持续不断的内战和中欧、意大利以及巴尔干半岛整个地区的骚乱，来考察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

　　从德国革命一开始起，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就在奥匈帝国的战俘中间找到了一块特别肥沃的土壤这些人甚至更盼望哈布斯堡王朝的倾覆。归国的战俘发现，他们的新祖国无论在经济或政治方面都很不稳定。各个民族之间的仇恨——哈布斯堡王朝为维持自身的困难平衡而挑唆各个民族彼此相争的结果——在王朝覆灭以后仍然全部保存了下来。

　　从匈牙利战俘中产生了一群相当重要的新社会主义信徒，在他们当中，库恩·贝拉^[58]迅速树立了声誉。库恩于1886年出生于锡拉吉—彻，一个属于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之间引起争执的多事边区特兰西瓦尼亚的地方。他是一个乡村公证人的儿子，从大学预科学校毕业后，开始当新闻记者，后来又在附近的柯罗泽瓦（克劳森堡）做工人疾病互助会的雇员，并在那里参加了社会民主党。战争爆发时，他被征入柯罗泽瓦匈牙利军第二十一团。他在1916年被俄国人俘虏，送往西伯利亚的托木斯克战俘营。

　　在战俘营中，库恩·贝拉以进行热烈的社会主义宣传和坚持反哈布斯堡立场，很快在伙伴中出了名。革命爆发后，他到了莫斯科，和他的密友蒂博尔·沙姆耶里^[59]组织了一个匈牙利共产主义小组。^[60]1918年11月，库恩依靠一张化名尤金·塞巴斯蒂安的军医护照返回布达佩斯。根据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驻在布达佩斯的俄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在他最初的努力中给了他帮助。和他一起回国的，还有一群前匈牙利社会主义者——尤利乌斯·阿尔帕里^[61]、弗拉基斯拉夫·卢达斯^[62]、桑托·贝拉^[63]等。

　　匈牙利共产党于11月21日成立，在布达佩斯不安的气氛中，影响很快便越来越大。1919年2月21日，在发生了游行示威和街头骚动以后，共产党的领导人被捕，共产党的报纸被封闭。以后的几星期中，在要求匈牙利割让边境领土的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压力下，政府迅速瓦解。

　　3月21日，匈牙利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到监狱中访问了库恩·贝拉，邀请共产党人参加政府。在监狱中签订了以下列三点为基础的两党协议：（1）成立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由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共同执政；（2）立即建立一支革命军队，以保卫匈牙利不受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侵犯；（3）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合并为一个统一的社会党。社会民主党人所以这样改变立场，是因为面临着贪得无厌的邻邦的威胁。他们感到单靠自己的力量已经无法维持匈牙利的独立。在他们到监狱中访问库恩的前一天，内阁接到了法国维伊克斯^[64]上校送来的最后通牒，要求匈牙利军队立即从捷克、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的边境地区撤退。匈牙利社会主义者希望得到俄国的保护，借助俄国军队消灭他们的主要敌人罗马尼亚。

　　在这一时期，尽管布尔什维克的政权还很软弱并且为干涉军所包围，革命和反革命阵营两方面却都认为，红军出现于中欧是指日可待的。匈牙利社会民主党人在二十四小时内的转变震动了西方。巴黎、伦敦和柏林每天都在等待着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采取类似的行动。和匈牙利相比，他们在各方面的处境都优越得多。奥地利既没有本国的志愿团，也没有占领军，它的新边界是稳定的；哈布斯堡王朝的崩溃造成了一个社会真空，使社会民主党成了其中唯一有组织的力量。它只要发布一下宣言，完全用不着恐怖手段就可以取得政权，而在欧洲能够这样做的工人党，除它以外还找不出第二个。

　　可是，在向共产国际第一次世界代表大会报告奥地利即将爆发革命的时候，施泰因哈特却未免有些根据不足。共产党人在奥地利的影响，比在德国其他任何地区都要小。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坚决反对对他们所选择的中间道路有任何偏离；和他们的紧邻意大利或匈牙利的社会主义者相反，他们代表温和的一翼。这个党的普遍党员以日益增长的热情注视着俄国革命的发展，要求在奥地利采取俄国的方法，但是，他们却能够通过在这些党员中间进行巧妙的活动，保持住中间路线。全国都选举了工人委员会。和德国的情况相反，传统的工人组织并没有和这些委员会展开斗争，而是设法吸收它们。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袖的每一篇演说，都以攻击诺斯克和艾伯特开始，以庄严地宣布同情列宁和托洛茨基结束。如果说布尔什维克的方法不适用于奥地利，那只是因为这个国家太弱小，对外国援助的依赖性太大。^[65]

　　以奥托·鲍威尔和马克斯·阿德勒^[66]为首的奥地利马克思学派，变成了一种关于何时可以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民主方法的理论，他们认为，只有由无产阶级已经通过议会程序获得多数，而占少数的反动派进行暴力反抗的时候，才能够这样做。这时候，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得到了几乎一半选民的支持，因此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赢得多数。不过，在震撼了一切哈布斯堡继承国的政治动乱中，他们的温和社会主义纲领实在是一种幻想。

　　匈牙利共产党人焦急地等待着奥地利革命的爆发。一群宣传家和组织家被派往维也纳，他们当中有一些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或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奇怪人物。在这些人当中，前布达佩斯律师恩斯特·贝特海姆^[67]享有一定的人气；他是欧洲第一个企图以暗中破坏挑起群众暴动的人。4月18日，他的集团放火焚烧奥地利议会，同一天晚上，匈牙利共产党人企图发动政变，但是，就连大多数奥地利共产党人都反对这一行动，不用说，社会民主党工人更不会被这类方法引到暴动中去了。

　　当时，奥地利的工人运动正为一个问题而深刻不安：参加不参加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是否和匈牙利结成联盟，把被包围的社会主义国土扩展到意大利和德国去。为了应付他们的温和路线在党内遇到的反抗，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已经忙得不可开交。这时，匈牙利共产党人在维也纳进行的幼稚和冒险主义的干涉，恰恰给了他们再好也不过的帮助，因为对于促进奥地利工人的团结说来，这种干涉带来的害处要比好处大得多。

　　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生命非常短促，1919年3月21日成立，同年8月1日就宣告结束。经验不足和缺乏干部的共产党犯了一系列的错误，从而使中产阶级和农民都对它抱敌视态度——这些错误中尤以4月4日的法令最为严重，该项法令规定，凡规模在一百摩尔根^[68]以上的地产，均须并入生产合作社。这种土地社会化后来被列宁看成是一个基本错误（他正在设法为俄国大多数农民找寻一种生活方式）。他忧虑地注视着新的匈牙利社会党政府动摇不定的政策，并且建议库恩不要放弃共产党干部的独立组织。库恩对之表示反对，这一争执后来成了共产国际一次广泛讨论的中心问题。

　　6月24日，在前匈牙利军队的军官领导下，布达佩斯爆发了一次反革命暴动。暴动很快被镇压了下去，但是它削弱了抵抗协约国军队入侵的力量。6月末，匈牙利人在对捷克人的作战中取得了局部胜利，在几个星期内，存在过一个斯洛伐克苏维埃共和国。通过在7月初达成的妥协，匈牙利军队从斯洛伐克撤退，作为交换条件，罗马尼亚军队答应撤出占领的匈牙利领土。可是，在此以后，罗马尼亚人却继续进攻。7月22日，他们在通向布达佩斯的门户塞格德渡过蒂萨和。匈牙利军队发动的反攻以惨败告终，这一来，苏维埃政府便立即崩溃。8月1日，共产党人辞职，工会建立的政府在几天以后就转移到资产阶级政党的手中。

　　库恩·贝拉、尤金·瓦尔加^[69]、卢卡奇·捷尔吉^[70]、拉科西·马加什^[71]等人逃到了维也纳，被拘留在斯坦霍普疯人院一座特殊的附属建筑物中。1920年7月15日，他们乘坐一辆俄国红十字会的火车离奥赴俄，在那里，他们作为欧洲唯一具有重要的本国革命经验的共产党人集团，受到布尔什维克的热情接待。他们很快便并入了俄国党机器，并且在国家机关中担当起各种职务。^[72]

墨索里尼的崛起

　　1919年，意大利北部的工业中心发生了一次革命波动，这是战争结束后的失望和和经济困难以及俄国革命影响的结果。

　　1919—1920年，社会党拥有三十万名党员，工会会员达二百万人。党在议会中拥有一百五十六个席位，在二千零二十二个村议会和市议会——包括了大部分都市中心——中居于多数地位。^[73]在战时的一场败仗以后，社会党、合作社和工会获得了大量新的信徒；大大小小的市政机关都完全为社会党人所掌握。地方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发展，逐渐蔓延到乡间，即使在那些曾经倾向于改良主义的乡村地区，社会党人的运动在这一时期也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

　　意大利社会主义的显著特征，就是它在农民、特别是波河平原的农业工人中间具有巨大的影响。本来是保守派的意大利中部的佃农，这时也参加了反对地主的斗争。在意大利的北部和中部，一直就存在着工团主义直接行动的传统。社会党人所掌握的地方公社，继续向地主征收地方税。雇主被迫缴出保证金，以保证执行工会强迫他们签订的协议。最后，许多地主不得不离开自己的田庄，逃到城市去避难。^[74]

　　在波伦亚，尼古拉·彭巴奇^[75]的地方专政引起了人们的惊恐。在都灵，撒丁人安东尼奥·葛兰西^[76]发展了一种关于工厂委员会的新理论。他认为，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工厂委员会将是同时进行经济和政治斗争的工具，以后，它们则是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核心。葛兰西在上大学时参加了党，成为都灵《前进报》的编辑。作为社会党内共产主义派的一个领袖，他创办了《新秩序报》。都灵的占领工厂运动就是由他以及和他类似的一些人领导的。他于1926年11月在罗马被捕，在监狱中度过了漫长的岁月，最后在三十年代中期因肺病死于狱中。他的名字和生活已经变成意大利共产党传说的一部分。

　　这一声势浩大的运动由于缺乏有力的领导而逐渐消散。欧洲大家庭中最人道主义和最理想主义的党之一，意大利社会党，具有一种和平主义的传统。所有的意大利社会党人都敬佩俄国革命及其领袖列宁和托洛茨基，鄙视诺斯克和艾伯特，把他们看作叛徒。但是，他们却没有能力解决自己面临的各种复杂问题。

　　在1920年，意大利党长时间地讨论了加入共产国际的问题，并且形成了许多派别，意大利党的多数不赞成激烈派的主张，反对仅仅由于自己的同志是“改良派机会主义者”就把他们开除，而构成内部斗争焦点的，正是这一开除问题。当社会党人正在不断辩论和左右摇摆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凶狠的社会主义叛徒贝尼托·墨索里尼。这个人把他在革命运动中学到的一切，都用来组织反革命运动。自信力很高、出身于平民并对意大利工人阶级有广泛了解的墨索里尼，协调了那些十分不满于老一辈领袖消极无为的激烈分子的行动。

　　在莫斯科，列宁对墨索里尼的出现深为不安。它立即感觉到这个叛徒是反革命的一个新信息、一个先兆。他火速给米兰、波伦亚、都灵、罗马等地送信，请求同志们立即和骑墙派断绝关系，重新组织起干部准备迎接战斗行动。

　　意大利党内的各个派别都派遣代表出席了1920年8月的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以便和共产国际领导机构就接受“二十一个条件”的问题达成协议。^[77]中派领袖塞拉蒂^[78]指出下列事实为他自己反对分裂的立场申辩，即右派嘴上的词藻是够革命的，而目前还没有发明一种机器能用来判断他们的动机。列宁竭力想达成妥协，但是没有成功；党内喋喋不休的争论继续了下去。

　　在代表们回到本国的时候，意大利爆发了一种以新的出人意料的形式出现的自发性群众运动。1920年9月，大约有六十万名罢工者占领了工厂，特别是在都灵和米兰。意大利国内外的每一个人都在等待着，等待着这种占领工厂运动、这种走向工人所有制的事态发展为全国内战。为这种行动规模吓倒的政府，没有采取反对措施，而让运动慢慢地自行销声匿迹。政府依靠这种明智的政策挽救了自己。由于缺乏协调和更为基本的目标，罢工争得的结果不过是工资略有增长，以及一个后来从未出现的由工人管理生产的含糊语言。1921年4月，党在它的利沃诺会议上终于因为“二十一个条件”的问题宣告分裂，共产党略占多数。塞拉蒂仍然坚决拒绝批准把右派开除；后来，在1924年，他的组织通过并入共产党也参加了共产国际。可是，在这几个月里，党已经丧失了它的持久力；意大利北部工团主义工人的失败，鼓舞了正在形成的墨索里尼黑帮。

　　这样，在匈牙利和意大利相继遭受挫折以后，欧洲革命便走向了低潮。假如组织强大而训练有素的意大利和奥地利社会主义者，曾经跨越了宣布原则和投入行动之间相隔的一小步，匈牙利就会成为中欧革命的起点。在一个短暂的历史时刻，改变欧洲的主动力一度从柏林移到了维也纳—布达佩斯—米兰，但终于未能成功。

^[1] 《经济学家》，伦敦，1918年11月16日，第87卷，第682页。

^[2] 参看冯·厄尔岑：《1918—1923年的德国志愿团》，慕尼黑1939年版。
　　弗里德里希·威廉·卡尔·瓦尔特·冯·厄尔岑（Friedrich Wilhelm Karl Walter von Oertzen，1898年10月5日——1944年7月8日），德国记者、作家。出身于军旅世家。十一月革命后参加了自由军团，在一月起义期间监听李卜克内西的电话，致使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被捕。1921年参与镇压上西里西亚波兰人起义。1924年起担任记者，倾向于右翼保守主义。纳粹党上台后参加新教反对派的活动。二战爆发后应征入伍。1944年在东线战场被击毙。

^[3] 恩斯特·冯·萨洛蒙（Ernst von Salomon，1902年9月25日——1972年8月9日），出身于贵族家庭，1913年入读少年军校，1919年参加自由军团，镇压了斯巴达克斯起义，1920年参加过卡普暴动，后参加“执政官组织”，在拉特瑙谋杀案中曾为凶手提供汽车。

^[4] 在中世纪德国，“费姆（Fehme）”是一种私自组织的秘密法庭，专门审判那些逃避了官方处罚的罪犯。先由志愿团后来又由纳粹实行的对政敌的暗杀，就是由一个自称为“费姆”的团体组织的。

^[5] 恩斯特·冯·萨洛蒙：《不受法律保护的人》，柏林1931年版，第163页以下。

^[6] 海因里希·劳芬贝格（Herinrich Laufenberg，1872年1月19日——1932年2月3日），出身于莱茵兰的一个天主教家庭。曾获哲学博士学位，参加过天主教中央党，后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1904年至1908年间在杜塞尔多夫当记者，接到撰写汉堡工人运动的任务后，移居汉堡。1914年在汉堡组织左翼反对派。1918—1919年任汉堡工人士兵苏维埃主席，在1918年12月的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组织了“统一共产主义者”。后因支持革命“工人联合会”，在海德尔堡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后参加共工党，1919年在同沃尔夫海姆（Wolffheim）发展出了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思想后被共工党开除。他被指控同发动1920年卡普暴动的将军们有联系。1922年后因病重退出政治活动。

^[7] 劳芬贝格（死于1932年）以他所写的汉堡社会民主党史这一渊博著作知名于世。一个鼓吹民族布尔什维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人恩斯特·尼基施在为他写的讣闻中说：“在1919年，劳芬贝格已经从各大洲着眼来考虑问题。”

^[8] 弗里德里希·威廉·沃尔夫海姆（Friedrich Wilhelm Wolffheim，1888年10月30日——1942年3月17日），记者，1912年至1913年在旧金山参加过世界产业工会的机关报的工作。1913年返回德国，一战中与劳芬贝格一起领导汉堡的极左派。后成为产业“联合会”的理论家，参加了德共（斯），在德共（斯）内竭力维护极左理论（这些理论对共产主义政党作用提出了质疑）。后成为在海德尔堡代表大会上被开除的反对派的代言人。后来当了出版商，与劳芬贝格一起鼓吹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被人指控与参加了卡普暴动的部分军官相勾结（这些军官想同苏联结盟反对西方）。共工党成立时即加入。1920年8月被开除出共工党。与人一起创建共产主义者同盟（Bund der Kommunisten），后与民族主义者一起创建德国共产主义研究协会（Vereinigung zum Studium des deutschen Kommunismus）。1923年同纳粹党有联系。领导过多个小组织，同纳粹党内由施特拉塞（Strasser）领导的左翼有明显的联系。纳粹上台后被捕，死于集中营。

^[9] 海因里希·劳芬贝格与弗里茨·沃尔夫海姆：《革命人民战争，还是反革命内战？》，致德国无产阶级的第一篇共产主义演说，汉堡1920年版。

^[10]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尤登尼奇（Никола Николаевич Юденич，1862年7月30日——1933年10月5日），俄国步兵上将，苏俄内战和外国武装干涉时期白卫军首领之一。生于莫斯科。1881年和1887年先后毕业于亚历山大军事学校和总参学院。1902年起任团长、旅长，参加过日俄战争。1907年起历任军务总监、喀山军区和高加索军区参谋长等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任高加索集团军参谋长，1915年1月任高加索集团军司令。同年晋上将。1916年参与指挥埃尔祖鲁姆战役和特拉布宗战役。1917年3月升任高加索方面军总司令，5月退役。1918年侨居芬兰，后迁居爱沙尼亚。1919年7月任白卫军西北集团军司令，两次率部进犯彼得格勒。同年11月被红军击溃，其残部退到爱沙尼亚后被解除武装。1920年流亡英国。1933年死于法国。

^[11] 伏克曼：《德国的革命》，第301页。

^[12] 伏克曼，第282页。

^[13] 格奥尔格·路德维希·鲁道夫·梅克尔（Georg Ludwig Rudolf Maercker，1865年9月21日——1924年12月31日），曾在德国驻东非、中国的殖民军队中服役，一战期间任团长，两次负伤。1918年8月晋升为少将，任214师师长。十一月革命后组建了自由军团，为反革命效尽犬马之劳。

^[14] 奥托·鲍威尔（Otto Bauer，1881年9月5日——1938年7月4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奥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奥地利马克思主义 ”的主要理论家和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领导人之一。出身于犹太富商家庭，大学期间参加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一战爆发后应征入伍，1914年11月在东线被俘，1917年二月革命后获释，9月返回维也纳。奥地利革命后任外交部长，1919年2月起兼任社会化委员会主席，在任外交部长期间参加了扼杀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罪恶勾当，1920年至1934年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1921年率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英国独立工党等几个中派主义政党一起成立了第二半国际。1934年2月起义失败后流亡国外，后死于巴黎。

^[15] 恩斯特·冯·萨洛蒙：《最近的历史》，柏林1936年版，第89页。

^[16] 莱帕特在纳粹政权崩溃后还在世，1946年，他在柏林鼓吹建立统一社会党。列金于1920年12月26日去世。
　　恩斯特·特奥多尔·爱德华·莱帕特（Ernst Theodor Eduard Leipart，1867年5月17日——1947年3月23日），出身于制衣工人家庭，1886年参加社民党的工会运动，1908年任斯图加特木工协会主席。1919—1920年曾任符腾堡邦政府的劳动部长，1920年至1921年当选符腾堡邦议会议员。1921年当选为全德工联主席，1922年任国际工会联合会副主席。1946年参加统一社会党。

^[17] 《最近的历史》，第28—29页。

^[18] 路德维希·梅克尔少将：《从德皇军队到国防军：地方猎兵志愿团的历史。德国革命史料之一》，莱比锡1927年版第2卷，第109页。

^[19] 梅克尔，第91页以下。

^[20] 约瑟夫·“塞普”·奥尔特（Josef “Sepp” Oerter，1870年9月24日——1928年12月4日），1887年参加社民党，1890年退党，转向无政府主义。1893年因“进行爆破阴谋”而被判处八年徒刑。1913年重新加入社民党，并在《前进报》编辑部工作。1917年参加独立党。十一月革命期间曾任布伦瑞克工人士兵苏维埃主席。1920年6月—1921年11月当选布伦瑞克邦总理。在独立党分裂时参加了右派。1922年因卷入贪腐丑闻而被开除出独立党。后参加纳粹党，1925年后退出政治活动。1928年因心脏病逝世。

^[21] 可参看《柏林巷战真相》，载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日报《自由报》，柏林，1919年。

^[22] 奥托·马洛（Otto Marloh，1893年8月1日——1964年3月20日），德国军官，曾参加一战，一战后参加了自由军团，1919年3月10日，他下令枪杀人民海军师的30名水兵（其中1人侥幸生还），后因此受审，但最终无罪获释。1930年参加纳粹党，此后积极为纳粹党效力。二战后被判处4年有期徒刑，但因病未执行。

^[23] 欧根·列维涅（Eugen Leviné，1883年5月10日——1919年6月5日），出身于圣彼得堡的一个犹太商人家庭，1897年起在德国求学。参加过1905年俄国革命。1906年、1908年两次被捕，被流放西伯利亚，后逃回德国，参加了社民党。1914年至1916年间应征入伍，后参加独立党，在苏俄罗斯塔通讯社工作。参加斯巴达克斯同盟，负责莱茵兰地区的组织工作，参加了苏维埃代表大会。被派去参加共产国际一大，但未能抵达俄国。他受命重建巴伐利亚的德共（斯）组织，清除亲无政府主义的左派，领导了巴伐利亚第二苏维埃共和国，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被颠覆后被反动法庭判处死刑，6月5日在狱中就义。

^[24] 卡尔·施泰因哈特（Karl Steinhardt，1875年8月1日——1963年1月21日），生于军官家庭，当过印刷工人，1894年参加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German: Sozialdemokratische Arbeiterpartei Österreichs，SDAPÖ）和印刷工会。一战期间持反战立场，1916年因参加反战宣传而被开除出党。1918年参与成立奥地利共产党。在1919年2月的奥共一大上当选党执委会委员与总书记。1919年3月参加共产国际一大，回国途中被罗马尼亚军队逮捕，被判处死刑，后改判苦役，1920年1月获释。1920年7月参加共产国际二大，当选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1921年6月参加共产国际三大。1921年11月前往不莱梅，为当地德共机关报《西北德意志回声》（Nordwestdeutsches Echo）工作。被不莱梅地方当局驱逐出境后，于1922年4月转到苏联驻汉堡贸易使团工作。1925年被汉堡地方当局驱逐出境后，转到苏联驻柏林贸易使团工作。1925年6月被德国政府驱逐出境，回到奥地利，为苏联贸易使团工作。从1928年11月开始在奥地利共产党机关工作。纳粹德国占领奥地利后，重新以印刷工为业。1945年4月苏军解放奥地利后，被任命为维也纳副市长。1945年至1949年当选维也纳市议员。在1946年4月的奥共十三大上当选中央委员会委员。

^[25] 我个人很熟悉卡尔·施泰因哈特，他是汉堡的一个排字工人，1918年初来到维也纳，在不莱梅激进派的影响下，他参加了我们的大学生集团。1918年11月14日，在发生奥地利议会事件以后，我们一起被捕，并在坐了几星期监狱后一同获释。施泰因哈特经过二十年受迫害的岁月仍然健在；红军于1945年开进维也纳时，他被选进了第一届市政府。

^[26] 库尔特·艾斯纳（Kurt Eisner，1867年5月14日——1919年2月21日），出身于加利西亚的一个犹太家庭，出生于柏林，1898年参加社民党，同年参加《前进报》的编辑工作，撰写文艺评论。后成为修正主义者，1905年离开《前进报》编辑部，此后靠撰文为生。1914年出于和平主义立场反对战争，1917年参加独立党，在慕尼黑的工厂里开展组织工作。1918年1月被判处八个月监禁，十一月革命中在巴伐利亚领导革命，后任巴伐利亚总理，1919年2月21日被暗杀。

^[27] 安东·格拉夫·冯·阿尔科—瓦列（Anton Graf von Arco auf Valley，1897年2月5日——1945年6月29日），出身于贵族家庭。1916年入伍，1918年退役。1919年2月11日刺杀了巴伐利亚邦总理库尔特·艾斯纳，旋即被捕，在狱中参加巴伐利亚人民党。1920年被判处死刑，后改判在要塞中监禁5年，1924年获假释，1927年获大赦。纳粹党上台后一度被捕，后获释。1944年“七·二〇政变”后再次被捕，不久获释。1945年死于车祸。

^[28] 艾哈德·奥尔（Erhard Auer，1874年12月22日——1945年3月20日），12岁开始当农场工人，1892年参加社民党，1907—1919年当选为巴伐利亚众议院议员，1918—1933年担任巴伐利亚社民党主席，1919年担任巴伐利亚邦议会主席，并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1919—1933年当选为慕尼黑市议员，巴伐利亚成立共和国后担任内务部长，在库尔特·艾斯纳遇害后的暴乱中负伤。纳粹上台后被禁止从事政治活动。1944年被关进达豪集中营，后转送到吉根集中营，1945年在集中营内死去。

^[29] 阿洛伊斯·林德纳（Alois Lindner，1887年8月14日——？），出身于工人家庭，成年后担任屠夫和厨师。十一月革命后，在慕尼黑参与创立革命工人委员会。1919年2月21日艾斯纳遇刺身亡后，在市议会中开枪打伤社民党议员埃尔哈特·奥尔，随后流亡匈牙利，同年在奥地利被捕，后遣返回德国。1919年被判处14年徒刑。1928年获大赦。30年代初移居苏联，在红军工作。1943年以后的情况不详。

^[30] 海因里希·奥塞尔（Heinrich Osel，1863年5月10日——1919年2月21日），1897年发起成立上巴伐利亚基督教农民协会。1903—1907年代表中央党担任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1905—1919年任巴伐利亚邦议会议员。十一月革命后参与创立巴伐利亚人民党。1919年2月21日在邦总理艾斯纳遇刺身亡后，在邦议会中被不明枪手刺杀身亡。

^[31] 艾舍里特—赫夫特：《慕尼黑的共产主义运动》，第三部分，《与布尔什维主义相对抗》，慕尼黑1921年版，第10页。

^[32] 艾里希·库尔特·米萨姆（Erich Kurt Mühsam，1878年4月6日——1934年7月10日），德国作家，出身于犹太药剂师家庭，一战前积极参加无政府主义运动，一战初曾支持战争，但后来又转向反战立场。1918年4月被捕，十一月革命后获释，参加了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被颠覆后被判处15年徒刑，在狱中写了许多作品，1923年获大赦出狱。出狱后他写了不少辛辣讽刺纳粹党的作品。国会纵火案发生后被捕，1934年在奥拉宁堡集中营遇害。

^[33] 参看保尔·弗勒利希用“保尔·魏纳”的笔名所写的一本同时代的小册子。弗勒利希是共产党的右派领袖之一，在1929年由于倾向布哈林被开除出党。他把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说成是一场滑稽剧（斯巴达克团自始至终都反对这个共和国，认为它是冒险主义的胡闹）。他很少提到邻国的事件；在斯巴达克团看来，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同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一样，也是一个该诅咒的东西，因此，斯巴达克团尽可能少地报导他们的消息。
　　“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以滑稽剧开场，而以悲剧告终。它不是共产党人创造的，它是政府中的社会党人、堂·吉诃德式的无政府主义者和机会主义的独立社会民主党人思想混乱和玩弄诡计的产物。”保尔·魏纳：《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事实与批评》，彼得格勒1920年版，第15页。

^[34] 古斯塔夫·兰道尔（Gustav Landauer，1870年4月7日——1919年5月2日），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德国无政府主义运动的主要理论家。一战中坚持和平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立场，1919年4月参加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任公众教育和启蒙人民委员，后辞职。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被颠覆后被捕入狱，1919年5月2日在狱中遇害。

^[35] 约翰·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赫德林（Johann Christian Friedrich Hölderlin ，1770年3月20日——1843年3月7日），德国浪漫主义诗人。

^[36] 米萨姆在萧恩费尔特城堡被囚禁了五年，获释后仍然忠实于自己的思想。1933年，在霍亨斯堡集中营中，纳粹冲锋队强迫他唱《国际歌》，在他唱到一节当中时杀死了他。他的妻子逃往俄国，在那里被捕。

^[37] 恩斯特·托勒尔（Ernst Toller，1893年12月1日——1939年5月22日），德国著名表现主义剧作家，出身于犹太商人家庭，1914年志愿从军，后因伤退伍。1917年担任慕尼黑地区的独立党组织领导人。1919年领导巴伐利亚红军，1919年4月6日至12日间任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被颠覆后被判处五年徒刑，在狱中写了多部剧本，获释后参加了德共。纳粹上台后流亡国外，1939年5月22日因抑郁和财政拮据而在纽约自杀。

^[38] 约翰·西尔维奥·盖塞尔（Johann Silvio Gesell，1862年5月17日——1930年5月11日），德国经济学家。出身于商人家庭。1919年任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财政部长，共和国失败后被捕，获释后脱离政治活动。

^[39] 亨利·乔治（Henry George，1839年9月2日——1897年10月29日），美国经济学家，鼓吹对土地征收“单一税”。

^[40] 康拉德·屈布勒（Konrad Kübler，1884年5月15日——1974年10月30日），早年担任印刷商。1918—1919年任巴伐利亚州议会议员、农民委员会委员和人民全权代表。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被颠覆后被捕，后无罪释放。纳粹党上台后被捕，1933—1934年被拘禁在达豪集中营。1944年“七·二〇政变”后再次被捕，1945年获释。1946—1950年任巴伐利亚州议会副主席。1950年脱离政治活动。

^[41] 恩斯特·尼基施（Ernst Niekisch，1889年5月23日—1967年5月23日），一战中入伍。1917年加入社民党。1918—1919年任慕尼黑中央工人士兵苏维埃主席，参与创立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1919年加入独立党。1919—1922年巴伐利亚邦议会议员兼任奥格斯堡市议员。1922年返回社民党。1923年任柏林纺织工人协会主席。1926年退出社民党，加入了老社会民主党，在此期间鼓吹民族布尔什维主义。1937年被捕，1939年被判处无期徒刑。二战结束后获释，先后加入了德共和统一社会党。1949—1953年任民主德国人民议会议员。1953年东柏林六月起义后辞去一切职务。1955年退出统一社会党。1963年移居西柏林。1967年去世。

^[42] 恩斯特·尼基施：《希特勒：德国的灾难》，柏林1932年版。

^[43] 弗兰茨·安东·利普（Franz Anton Lipp，1855年2月9日——1937年3月18日），曾学习法律和哲学，当过图书馆管理员和记者。在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周内担任外交人民委员，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覆灭后被关进精神病院，1920年获释后被驱逐出巴伐利亚。

^[44] 康拉德·里特尔·冯·普雷格（Konrad Ritter von Preger，1867年7月23日——1933年3月27日），德国公务员。1893年起担任律师。1903—1905年任上普法尔茨政府教会和学校事务部长。1914—1918年任巴伐利亚行政法院检察官。1916—1917年任西德利采区区长。1917—1918年期间在内政部工作。巴伐利亚革命后，于1918—1920年任巴伐利亚驻普鲁士和萨克森特使。1919—1932年任巴伐利亚邦议会议员兼联邦委员会委员。

^[45] 胡戈·普洛伊斯（Hugo Preuss，1860年10月28日——1925年10月9日），律师、自由派政治家。他被认为是魏玛共和国宪法之父。1918年出任内务部国务秘书，1919年任内务部长。

^[46] 胡戈·普洛伊斯（1860—1925），德国法学家与政治活动家，是魏玛宪法的起草人，这里所说的著作，就是指魏玛宪法。

^[47] 乌尔里希·格拉夫·布罗克道夫—兰曹（Ulrich Graf Brockdorff-Rantzau，1869年5月29日——1928年9月8日），德国外交家。出身于贵族家庭。1891年入伍。1894年因伤退役，转入外交部工作。1897—1901年任驻彼得堡公使馆秘书。1901—1909年期间任驻维也纳公使馆雇员和顾问。1909—1912年任驻布达佩斯使馆领事。1912—1918年任驻丹麦大使。一战期间主张实行反俄政策。二月革命后，支持了列宁取道德国回国的要求。1918—1919年任外交部国务秘书。1919年2月任外交部长，参与了巴黎和会。同年6月20日因反对签署《凡尔赛条约》而辞职。1922—1928年任驻苏联大使。1928年去世。

^[48] 转引自魏纳：《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第77页。

^[49] 约翰内斯·霍夫曼（Johannes Hoffmann，1867年7月3日——1930年12月15日），1887年至1908年在凯泽斯劳滕（Kasierslautern）当教师，1908年当选为巴伐利亚邦议会议员，1912年至1919年任凯泽斯劳滕副市长，1912年当选为国会议员。十一月革命后，在库尔特·艾斯纳领导的独立党与社民党联合政府中任教育部长，库尔特·艾斯纳遇害后，于3月17日当选为巴伐利亚邦总理。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于4月随前巴伐利亚邦政府一起被驱逐出慕尼黑，被赶到了班贝格（Bamberg）。5月与政府重新返回慕尼黑。1920年3月16日，在巴伐利亚民卫军和自由军团的武力胁迫下辞职，让古斯塔夫·冯·卡尔（Gustav von Kahr）接任巴伐利亚邦总理。

^[50] 伏克曼：《德国的革命》，第223页，引用了帝国档案馆的一个文件。康德的论纲如下：“2.任何一个独立存在的国家，不论是大是小，都不得由另一国通过继承、交换购买或作为接受礼品加以吞并。3.常备军在经过一段时间后应全部废除。4.贷借国债不得影响国际外交。5.任何一国都不得以武力干涉另一国的宪法和政府。”

^[51] 魏纳：《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第144页。

^[52] 恩斯特·威廉·施奈本霍斯特（Ernst Wilhelm Schneppenhorst，1881年4月19日——1945年4月24日），曾当过木工，1906年参加木工工会，后任木工工会书记。1912年至1920年当选为巴伐利亚议会议员，1932年至1933年当选为国会议员。纳粹上台后，于1937年、1939年两次被监禁，“7·20政变”失败后被关押在奥拉宁堡集中营，1945年4月24日被党卫队杀害。

^[53] 马克斯·列文（Max Levien，1885年5月21日——1937年6月17日），出身于莫斯科的一个德裔犹太商人家庭，1905年俄国革命期间参加了社会革命党，1907至1908年被监禁，获释后前往苏黎世求学。在瑞士期间同布尔什维克关系密切。后取得德国国籍，1914年至1918年参军。十一月革命后成为慕尼黑的斯巴达克斯派领袖，作为慕尼黑代表出席了德共（斯）成立大会。在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内发挥了重大作用。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被颠覆后被捕，后逃往维也纳。1921年流亡苏俄，此后在共产国际内工作。同阿尔卡季·马斯洛夫关系密切。三十年代在莫斯科大学任教。1936年在大清洗运动中被捕，1937年6月17日遇害。

^[54] 托比亚斯·阿克雪里罗德（Tobias Akselrod，1887年10月15日——1938年3月10日），1905年加入崩得。1910年流亡国外。一战期间持反战立场，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左派。1917年4月回国。十月革命后任苏俄人民委员会新闻办公室主任。1918年4—7月任俄共（布）中央办公厅新闻办公室主任。十一月革命后赴德国，1919年1月在斯图加特被捕，被送往慕尼黑软禁。1919年4月当选为慕尼黑工人士兵苏维埃行动委员会委员。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失败后被捕，同年5月14日被判处15年徒刑。1920年获释后返回苏俄。1921—1922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出版部部长。1922年起在西欧工作，曾任法共中央机关报《人道报》编辑。1925年回国，担任记者。1937年被捕。1938年遇害。

^[55] 鲁道夫·艾格尔霍菲尔（Rudolf Egelhofer，1896年4月13日——1919年5月3日），出身于工人家庭，后参加海军。在海军服役期间曾参加了莱希皮奇的地下活动，被判处苦役，十一月革命后获释，在革命水兵中间进行组织活动，1919年参加德共（斯），当恩斯特·托勒尔辞去红军指挥员一职后由他接任，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被颠覆后被自由军团杀害。

^[56] 海拉·格拉芬·冯·威斯塔普伯爵夫人（Haila, gen. Hella Gräfin von Westarp，1886年1月11日——1919年4月30日），出身于贵族家庭。1918年加入极右翼组织图勒联谊会，1919年担任图勒联谊会书记。同年4月26日被捕并被扣为人质，4月30日被处决。

^[57] 阿尔科—瓦列伯爵的朋友威廉·克雷奥夫迪的报告，转引自魏纳：《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第110页。

^[58] 库恩·贝拉（Kun Béla，1886年2月20日——1938年8月29日），匈牙利共产党创始人。出身于小职员家庭。毕业于科洛日瓦尔大学法律系。当过记者。1902年参加匈牙利社会民主党。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征入伍。1916年在俄国被俘。191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8年3月创建直属俄共（布）中央的匈牙利共产主义小组，任组长。同年11月归国，建立匈牙利共产党，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1919年2月被捕，在狱中同社会民主党达成两党合并、联合夺权的协议。3月21日获释出狱，立即将匈共同社会民主党合并为匈牙利社会党，接管政权，宣布成立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出任外交人民委员，后兼任军事人民委员。苏维埃政权被颠覆后侨居奥地利。1920年8月到苏俄，在克里米亚任红军南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平定白匪军的战斗。1922—1923年在乌拉尔做党的宣传工作，后任俄共（布）中央驻共青团中央的特派员。1921—1936年参加共产国际领导工作。1924年10月秘密抵达维也纳，重建匈共，并任主要负责人。1928年4月在维也纳被捕，3个月后获释回到苏联。1936年被指控阻挠执行共产国际七大路线而被解除一切职务，并在翌年6月被捕，1938年8月29日被判处死刑。1956年平反。

^[59] 蒂博尔·沙姆耶里（Tibor Szamuely，1890年12月27日——1919年8月2日），1908年加入匈牙利社会民主党。1914年被征入伍，1915年被俄军俘虏。1917年同库恩·贝拉一起在匈牙利战俘中组建共产主义团体。1918年在德国加入斯巴达克团。1919年任匈牙利共产党中央委员。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创立后出任反恐人民事务专员，并担任红色恐怖组织“列宁男孩”（Lenin-fiúk）负责人。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政权被颠覆后流亡奥地利，在被奥地利边防军逮捕前自杀。

^[60] 1918年，英国社会党出版了一部库恩·贝拉在那一年为《真理报》撰写的论文集：《库恩·贝拉革命文集》，伦敦1918年版。

^[61] 尤利乌斯·阿尔帕里（Gyula Alpári，1882年1月19日——1944年7月17日），1903年加入匈牙利社会民主党。1907年起在德国工作，回国后在工会内组织左翼反对派。1910年被开除出党。一战期间支持齐美尔瓦尔德左派。1917年支持十月革命。匈牙利革命爆发后参加匈牙利社会党，革命期间担任副外交人民委员兼布达佩斯人民军事委员会委员。革命失败后流亡捷克斯洛伐克，参与创立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1921年赴德国担任《国际新闻通讯》德语部主编。1929年辞职。30年代初因与库恩·贝拉有路线分歧被打为“托派”。1933年流亡法国。1939年加入法国共产党。1940年被捕。1944年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就义。

^[62] 弗拉基斯拉夫·卢达斯（László Rudas，1885年2月21日——1950年4月29日），1903年加入匈牙利社民党，在党内参加左翼反对派。1907年被开除出党。1918年参与组建匈牙利共产党，当选为中央委员，并担任中央机关报《红色公报》（VörösUjság）总编辑。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共和国被颠覆后相继流亡奥地利、意大利和德国，后在德国被捕，1922年流亡苏联，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列宁学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学院工作。二战后回国。1945年任匈共中央党校校长。1945—1950年任匈牙利国会议员。1948—1950年任匈牙利经济大学校长。1949年当选为匈牙利科学院院士。1950年在布达佩斯逝世。

^[63] 桑托·贝拉（Szántó Béla，1881年2月1日——1951年6月1日），本名施莱伯·贝拉（Schreiber Béla），生于匈牙利一个犹太人家庭，中学毕业当过会计，1904年参加匈牙利社会民主党，1918年参与成立匈牙利共产党，并被选为中央委员，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任军事人民委员，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积极参加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的工作。1946年回国，1948—1950年任匈牙利驻华沙大使。

^[64] 费尔南德·维伊克斯（Fernand Vix，1876年10月26日——1941年3月21日），法国军人。1898年入伍。一战结束后，于1918年11月26日至1919年3月20日任协约国驻布达佩斯军事委员会主席。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于3月26日回国。1928年升准将军衔。1932—1935年任驻黎凡特军队总司令。1935—1939年任驻塞内加尔第二师团司令。1939年9月2日至11月24日任第54师团司令，随后因病转入预备役。

^[65] 参看卡尔·托曼与爱尔芙丽德·弗里斯兰德（即路特·费舍）：《德意志奥地利是否具备了成立苏维埃共和国的条件？》，在1919年6月30日德意志奥地利工人协会全国会议上的报告，维也纳1919年版。

^[66] 马克斯·阿德勒（Max Adler，1873年1月15日——1937年6月28日），奥地利哲学家，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代表人之一。1896年获维也纳大学法律系博士。此后参加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党。1919—1921年任下奥地利州议会议员。1937年去世。

^[67] 恩斯特·贝特尔海姆（Ernst Bettelheim，1889年5月30日——1959年2月18日），匈牙利语名贝特尔海姆·埃尔诺（Bettelheim Ernő），生于匈牙利东北部的沙托劳尔尧乌伊海伊（Sátoraljaújhely），16岁时加入匈牙利社会民主党（Magyarországi Szociáldemokrata Párt，MSZDP）。当过律师。一战结束时当选家乡工农兵苏维埃主席。1919年5月被库恩·贝拉派往维也纳，指导奥地利共产党准备起义。起义失败后继续留在奥地利，参加奥地利共产党的工作。1927年前往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的工作。1948年返回匈牙利，担任过一些职务。

^[68] 一百摩尔根等于五十俄亩。

^[69] 叶夫盖尼·萨姆伊洛维奇·瓦尔加（俄语：Евгений Самуилович Варга；匈牙利语：Varga Jenő，1879年11月6日——1964年10月7日），苏联经济学家，原籍匈牙利。出身于匈牙利一个乡村教师家庭。1906年参加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曾担任财政人民委员等职务，匈牙利革命失败后流亡奥地利、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的工作，曾出席共产国际四大、五大、六大。

^[70] 卢卡奇·捷尔吉（Lukács György，1885年4月13日——1971年6月4日），出身于布达佩斯的一个犹太银行家家庭，十月革命后参加匈牙利共产党，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任教育与文化人民委员，革命失败后流亡奥地利，1923年发表《历史与阶级意识》，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鼻祖之一。1930年前往莫斯科，在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工作。1945年回国。1956年匈牙利革命期间，曾参加纳吉·伊姆雷（Nagy Imre）政府，革命失败后逃往罗马尼亚，1957年回国。

^[71] 拉科西·马加什（Rákosi Mátyás，1892年3月9日——1971年2月5日），原姓罗森菲尔德（Rosenfeld），出身于犹太零售商家庭，一战期间在俄国被俘，十月革命后参加布尔什维克党，回国后参与成立匈牙利共产党，在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时期，于1919年3月至4月任商业副人民委员，4月至6月任社会生产人民委员，7月任赤卫队全国司令。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被颠覆后流亡奥地利，1920年起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工作，1921年至1924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他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在意大利社会党的利沃诺代表大会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对德共中央局进行干预，导致了党内危机和列维的辞职。1924年年底回国重建匈牙利共产党，并在1925年的匈牙利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同年9月被匈牙利法西斯政府逮捕，被判处八年半苦役，刑满后再次被判处终身苦役。1940年被苏联政府用囚犯交换回苏联。1945年1月返回匈牙利，同年2月当选为匈牙利共产党总书记，1948年6月匈牙利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合并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Magyar Dolgozók Pártja）之后任总书记，1952年至1953年任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1956年6月被迫辞去第一书记的职务，1962年8月被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Magyar Szocialista Munkáspárt）永远开除出党。1971年于苏联逝世。

^[72] 特别是库恩·贝拉，他积极地参加了内战，以后成为共产国际主席团的一个亲密合作者。他于1937年夏季大清洗的高潮中被捕。和库恩一同关押在列福尔托沃军事监狱中的另一个政治犯，曾经看见他在一次审讯后回来时，向天空沉默地挥着拳头发出绝望的抗议。维辛斯基的政策一向是，决不让非俄国的共产党重要人物在证人席上有人为他们作哪怕是受严格控制的发言。最后，库恩在1937年的某一天，于关闭着的门背后被枪决了。
　　尤金·瓦尔加，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经济部长，变成了苏联首屈一指的经济学家，在以后二十年的期间一直为政治局分析资本主义的趋势。直到1948年1月，他始终是苏联科学院院士和莫斯科《世界经济》杂志的主编。
　　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结束时，尤金·瓦尔加接受“苏联共产党的委派，对于世界大战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及其战后经济前景的影响进行了一次客观研究……他在一本不朽的著作中报告了自己的结论，可是，作为指导制订外交政策的党的文献，这本书只流行了一年。从他的结论来看，客观分析使他在苏联战后与西方民主国家的关系这一问题上，不得不采取在每一个方面都和目前共产党路线的基本内容完全相反的立场。”（《纽约时报》，1948年1月25日）
　　尤利乌斯·阿尔帕里是现代第一个共产党新闻通讯刊物、著名的《国际新闻通讯》的创刊人。拉科西·马加什、约瑟夫·波加尼、瓦果·贝拉和其他许多匈牙利共产党人，都变成了共产国际在西欧的代理人；波加尼曾化名为约翰·佩珀，在二十年代初期充当过共产国际派往美国的代表。卢卡奇·捷尔吉成了一个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别是文学批评家。
　　苏维埃共和国的失败造成了一种被毒化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中，派系斗争发展到了如此激烈的地步，以致使俄国政府当局不得不在1920年进行干预，逮捕了持反对意见的人。参看弗拉基斯拉夫·卢达斯：《冒险主义和取消主义：库恩·贝拉的政策与匈牙利共产党的危机》，维也纳1922年版。
　　在这场生存竞争中，拉科西·马加什——1945年成立的匈牙利共产党政府的中心人物——爬上了领导地位。他在二十年代初期开始为共产国际在西欧奔走；在德国的列维危机和意大利的塞拉蒂危机中，他都以执行莫斯科指示时那种粗暴和直截了当的方式，闻名于社会主义者的圈子中。1925年，同前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另一个官员桑托·贝拉一道，拉科西非法潜回匈牙利，在那里被霍尔蒂政府逮捕，判处十五年徒刑。他服满了刑期，在1940年又要被再次审判，这一次是为了他参加过1919年的政府。但是，苏德条约当时已宣告生效，匈牙利政府于是以拉科西换回了帮助镇压1848年科苏特起义的沙皇军队虏获到莫斯科去的一组匈牙利军旗。他从塞格德的监狱中被带到布达佩斯警察总部，在那里立了一份永不再回匈牙利的保证书，然后走下台阶，进入正在等着他的苏联大使馆的汽车，赶乘开往莫斯科的火车去了。
　　瓦果·贝拉（Vágó Béla，1881年8月9日——1939年3月10日），出身于一个犹太人家庭。1900年加入匈牙利社会民主党。1903年参加私人雇员工会。1905年起是社民党左派领导人。1906—1908年任德布勒森地委书记。1908—1912年任凯奇凯梅特地委书记。一战期间领导反军国主义活动，并成为私人雇员工会领导人之一。匈牙利独立后，于1918年加入匈牙利共产党。1918—1919年任布达佩斯工人委员会匈共党团主席。1919年1月28日被开除出工人委员会，2月20日被捕，获释后参与了将匈共和社民党合并为社会党的进程。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于1919年3月21日至6月24日任内务人民委员，4月3日至5月25日任铁路和水路交通专员，期间兼任匈牙利红军第1军军长。匈牙利革命失败后，相继流亡到奥地利和德国。纳粹党上台后流亡苏联，在国际革命战士援助组织工作。1938年被捕。1939年遇害。1956年平反。
　　拉约什·科苏特（Lajos Kossuth，1802年9月19日——1894年3月20日），匈牙利资产阶级政治家、独立运动领导人。出身于路德教家庭。1824年起担任律师。1825—1827年、1832—1836年任布拉迪斯拉发议会议员。1837年被捕并被判处3年徒刑。1840年获释。1841年起参加独立运动，主张建立单一的民族国家，解放农奴。1847年创立反对党（Ellenzéki Párt）。1848—1849年任匈牙利议会议员，期间发动资产阶级革命，试图推动匈牙利独立，革命失败后流亡土耳其。1851年流亡英国。1852年赴美国演讲，返回英国后与各国独立运动成员取得联系，支援意大利独立运动。1861年流亡意大利。1867年反对旨在推动成立奥匈帝国的《匈牙利—奥地利协定》。1894年在意大利逝世。

^[73] 因凡诺·波诺米：《从社会主义到法西斯主义：当代意大利研究》，伦敦1924年版，第36页。
　　因凡诺·波诺米（Ivanoe Bonomi，1873年10月18日——1951年4月20日），意大利律师、记者。1893年加入意大利社会党。1899—1902年任曼托瓦（Mantova）市议会议员。1904—1905年、1907—1910年、1914—1920年任曼托瓦省议会议员。1909—1925年任意大利王国议会议员。1912年被开除出党，随后另行成立意大利社会改良党（Partito Socialista Riformista Italiano）。一战期间支持战争。1916—1917年、1919年任公共工程大臣。1920年、1920—1921年任战争大臣。1921年任财政大臣。1921—1922年任首相兼内政部长，代理外交部长，期间参加了共济会，在任期间支持法西斯准军事组织，打击反法西斯运动。1924年加入全国联盟（Unione Nazionale）。1924—1926年任最高委员会委员。1925年议员届满后暂时退出政坛。1942年起担任王室与巴多格里奥之间的联络人。1943年加入意大利自由党（Partito Liberale Italiano）。墨索里尼政府倒台后，于1943—1944年任民族解放委员会主席，期间创立劳工民主党（Partito Democratico del Lavoro），全力维护君主制。1944年辞职。1944—1945年再次担任首相兼内政部长。1946—1948年任制宪会议议员。意大利共和国成立后，于1948—1951年任参议院议长，兼任意大利民主社会党（Partito Socialista Democratico Italiano）主席。1951年去世。

^[74] 参看波尔迪加：《法西斯主义的历史》，载《劳动月刊》，伦敦，1923年2—3月，第4卷，第93—99、172—183页。

^[75] 尼古拉·彭巴奇（Nicola Bombacci，1879年10月24日——1945年4月28日），一战期间的意大利社会党领袖之一，1921年参与创立意大利共产党，二十年代中期被开除出党，三十年代卖身投靠法西斯阵营，1943年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北部成立“意大利社会共和国”（Repubblica Sociale Italiana）后，他当上了墨索里尼的顾问，死心塌地效忠法西斯主义。1945年4月，在逃往瑞士途中被意大利共产党游击队抓获，并于28日被处决，次日与墨索里尼一起暴尸广场。

^[76] 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1891年1月22日——1937年4月27日），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及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出身于撒丁岛的一个小职员家庭，1911年毕业于都灵大学，1913年参加意大利社会党，1919年4月与帕尔米洛·陶里亚蒂（Palmiro Togliatti）、安杰洛·塔斯卡（Angelo Tasca）和恩贝托·特拉奇尼（Umberto Terracini）创办《新秩序》（L'Ordine Nuovo）周刊，1921年成立意大利共产党（Partito Comunista d'Italia），1923年担任意共总书记，1928年被法西斯政府逮捕入狱，1937年病逝。

^[77] 参看本书第170页及以下。

^[78] 吉亚钦托·梅诺蒂·塞拉蒂（Giacinto Menotti Serrati，1874年11月25日——1926年5月10日），意大利社会党领袖之一，曾任党报《前进！》（Avanti!）编辑，一战期间积极参加齐美尔瓦尔德运动，十月革命后率社会党参加共产国际，在共产国际二大上入选共产国际执委会，1921年社会党分裂后，留在社会党内，1924年再次率社会党左翼同意大利共产党合并，并入选意共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