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1918年的德国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路特·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1948）

第三章 1918年的德国

· 在基尔
· 11月9日的柏林
· 工人委员会
· 德国共产党的成立
· 古斯塔夫·诺斯克
· 血腥的一月

　　虽然布尔什维克盼望在德国发生的公开起事并没有立即展开，在签订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以后的几个月里，不满情绪在德国的一切社会阶层中都日益增长。德国政府开始实行一种两面政策：一方面，他们尽可能利用东线的单独媾和在西线上谋取最大利益；另一方面，他们又指望将来有可能和他们谋取的敌人在扑灭布尔什维主义的斗争中合作。但是，由于美国生力军的投入西线和德国的日益疲敝，总参谋部手头并没有执行其宏图远略的足够力量。由于做得太过火，它到处都遭到了失败：它激起了德国东方势力范围内那些受其统治不久的民族的反对；它加剧了布尔什维克的抵抗；它在西线连一个僵持的局面都不能维持。

　　不过，德国总参谋部到底取得了和一个革命政府打交道的第一手经验。先是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的谈判桌上，以后是在德军深入布尔什维克领土时经过的城市和乡村中，它面对面接触过布尔什维主义。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德国军官遇到了一些新型的社会主义者，这些人完全不同于他们与之打惯交道的那些温和的社会民主党人。在1918年最初几个月中，红军还没有成为一支力量，布尔什维克的手上只有一个武器——和平宣传。人们认为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政权不会长久，可是革命很可能蔓延到德国这一点，却是一周比一周更令人害怕的梦魇。布尔什维克希望德国军队会和俄军普遍友好往来而趋于瓦解，发生这种局面的可能性使得在东方作战成了极危险的事。德皇威廉为他的沙皇表弟的命运所震动，想到自己的统治也可能继罗曼诺夫王朝之后而崩溃，感到十分惊恐。在总参谋部和内阁的讨论中，人们认识到，如果东线的同盟国军队溶入已经冲刷着德国边境的红色海洋，就会造成任何堤防也拦阻不住的高涨浪潮。

　　德皇写道：“冯·加耳维茨^[1]和冯·穆德拉^[2]将军在前线向我作了报告。他们说明了军队内部的形势——在战线后面有大量士兵开小差，不服从上级的事情屡见不鲜，从重返前线的列车上出现了红旗……”^[3]

　　1918年2月，彼得格勒苏维埃选举卡尔·李卜克内西和弗里德里希·阿德勒^[4]为名誉代表，前者是德国反战运动的象征，后者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在1916年暗杀了外交大臣冯·施图尔克^[5]伯爵，此时正在狱中。列宁、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写的第一批德文本小册子开始出现了。布尔什维克并且立即利用了无线电广播他们的和平口号。布尔什维克使用的那种语言是“在德国社会主义者圈子里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它使得那些本来昏昏欲睡的市民禁不住心惊肉跳”。^[6]德国总参谋部那些活跃的、受过政治训练的军官，对布尔什维克的传单和小册子进行了研究，可是面临着这种新的语言、对于一切问题的进攻性态度、经过周密考虑的号召直接行动的建议等等，他们感到茫然不知所措。柏林—勃兰登堡军区司令冯·林辛根^[7]将军尤为担忧。

　　通过建立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基础上的正常外交途径，越飞和布哈林被派到柏林的俄国大使馆。独立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胡戈·哈泽、鲁道夫·布莱特沙伊德^[8]、奥斯卡·科恩^[9]——出席了大使馆的五一节招待会，哈泽在会上举杯为苏维埃政府祝福。帝国政府利用弗里德里希大街火车站上的一项事件，破坏了大使馆和德国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合作。俄国大使馆的行李被——表面上好像偶然地——被打开了，发现了在俄国印刷的颠覆性传单。^[10]德国政府于是以此为借口，驱逐了俄国的使节。不过，对反战运动还是不得不作了一些让步。李卜克内西获释出狱，并被允许回到柏林。

在基尔

　　在西线的春季攻势中，总参谋部以已经难以驾驭的部队应付着新的联军和新的武器——坦克，而德国的内地却生活在和平就要到来的希望中，一周比一周更为厌倦这场还在拖下去的战争。和德国一百九十一个师对峙的，是协约国的二百二十个师，其中有四十师美国生力军，但决定性的因素则是源源不断运来支持这些军队的物资。

　　8月初，德国总参谋部丧失了军事胜利的希望。同盟国的全部力量开始崩溃：奥匈帝国谋求立即谈判媾和；保加利亚不再可靠了；土耳其一心只顾在高加索追求自己的利益。总参谋部反复讨论了在乌克兰十二个师的调动问题；西线非常需要他们，可是假如把他们撤走，布尔什维克是否会接踵而至？指望得到的乌克兰小麦，不可能通过一个正在发生内战的国家运出来，打算用来振作本国情绪的面包篮空空如也。

　　9月末，局势变得再也撑不下去了。鲁登道夫和兴登堡商谈以后，一起和主要阁员们举行了会议。

　　“革命正站在门口，我们只有两种应付的办法：或是厉行专政，或是作出让步。一个议会制政府似乎是最好的防御武器……作为会议的讨论结果，我们在皇帝陛下面前提出了谋和的建议。我的任务是说明当前的严重局势（其严重性已经为皇帝所认识），为采取必要的政治行动提供理由。”^[11]

　　9月29日，赫特林^[12]的首相职位为马克斯·冯·巴登亲王^[13]所取代，人们认为不像普鲁士政府那样穷兵黩武的南方人巴登亲王，以他的名誉和协约国打交道会比较容易一些。

　　10月2日，鲁登道夫将军在一份致民政当局的备忘录中，直截了当地说明军队在西线守不长了。在10月5日至21日，德国三次向威尔逊求和，它以为威尔逊不会提出像法国那样苛刻的条件。当这个希望也最后宣告破灭的时候，灾难终于降临。

　　鲁登道夫将军提议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基础上打下去：放弃原来的战争目标，鼓舞德国人民为保卫祖国的领土实行全面抗战。但内阁认识到，虽然革命力量还没有明显的组织，却已经强大到难以抵挡的程度，因此拒绝了鲁登道夫的计划，认为它根本行不通。为了扫清进一步谈判的道路，鲁登道夫被迫辞职，为兴登堡的密友冯·格勒纳^[14]将军所代替。^[15]三天以后即10月29日，政府下令大批征兵，目的主要是为了增加它和协约国谈判的本钱；这一措施引起了很大的激动，只是使工业中心的反战运动更为猛烈。

　　鲁登道夫的立场鼓舞了海军部采取了它自己的行动，它希望能通过这一行动在当前的危急时刻使局势变得于德国有利。当时，德国海军还完整无损地停泊在基尔港，在海军上将冯·希珀尔^[16]的领导下，海军高级将领们拟订出一个同英国舰队决一死战的计划。可是在10月29日，三只军舰上的水兵公开表示，他们并不热心于分享他们的军官正在寻求的光荣的死亡。后来虽然恢复了秩序，却不得不给这些水兵戴上镣铐。到这一天的夜半时分，就连海军上将希珀尔的旗舰“巴登号”都受到了影响。于是，希珀尔下令以特殊的机动演习来代替原订的作战计划。第二天，水兵们拒绝起航；他们在前瞻口堆起障碍物，高唱社会主义的歌曲。31日，“提林根号”和“赫耳果兰号”上最糟糕的兵变者投降，从军舰上被运往别处。第三舰队被送回他们在基尔的基地，当局以为在海港基地停留一些时候会提高士气，从而可以给予军官们一个重新控制水兵的机会。

　　不料这一着带来了致命的后果。基尔当时正处于革命的气氛中，这个地方在1月已经发生了一次严重的罢工。从水兵和工人们那天晚上聚会的会议厅里，德国革命开始了，它在以后几天中先沿着整个北部海岸蔓延，然后发展到中央和南部各邦。^[17]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起义爆发了，其规模为任何现代工业国所未见，不论什么人或什么措施都无法将其控制。当水兵们于11月3日和4日在基尔、汉堡和不莱梅举行示威的时候，数以万计的工人参加了进来，他们高唱着先辈的社会主义歌曲，宣布成立共和国。好些水兵在基尔被捕，可是全副武装的士兵从驻扎在附近的各个团体里汇合到一起，打着红旗冲进监狱把他们解救了出来。一艘又一艘战舰上升起了红旗。

　　11月6日，政府派遣社会民主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委员古斯塔夫·诺斯克^[18]到基尔，他向水兵们保证已经在谈判停战问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控制。可是，尽管如此，水兵和士兵们仍然夺取了火车向汉堡挺进。在这里，军官团决定抵抗，他们在一个将军的率领下集队走向火车站，打算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基尔水兵进入汉堡中心。领头的这位将军对自己的威信很有把握，习惯于自己的命令受到服从，因此认为只要拿一支手枪对着头一群水兵，耀武扬威地下一道命令就足以解决问题。可是，当一个水兵什么也没讲，只是把将军的手枪一掌打落地上的时候，士气低落的军官们一枪未放，便抱头鼠窜了。

　　二十四小时以后，起义遍及汉堡、吕贝克、诺伊明斯特、不莱梅、威廉港、不莱梅港、伦茨堡、石勒苏益格、库克斯港、布龙斯比特耳、什未林、吕内堡、汉诺威等地。温和的社会民主党人在自己的传统政治中心，例如汉堡、不莱梅和布伦瑞克，都被排除掉了。

　　暴动最后蔓延到柏林，李卜克内西在10月底到达柏林以后，就成为工厂代表委员会的权威和注意中心，通过互选方式，他和另外两个斯巴达克团成员威廉·皮克和恩斯特·麦耶尔^[19]被选进了这个组织。

　　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当时非常踌躇不决，拒绝了李卜克内西和皮克提出的在11月3日举行示威作为“革命锻炼”的建议。游行示威是毫无意义的，政治领袖们说。“总体革命“是议事日程上的一切，此外再也没有别的了。11月2日工厂代表委员会讨论了起义计划，这项计划以二十二票对十九票遭到否决。李卜克内西和皮克的口号只得到五票，这些口号是：“立即媾和！解除戒严！德国是社会主义共和国！”

　　基尔起义的消息传到柏林以后，李卜克内西召集了另一次委员会会议，提议在11月8日或9日举行起义。“组织者拒绝采纳这一时间表，因为这几天都是发工资的日子，工人们将不愿意离开工厂。”^[20]

　　在11月初，有一个瓦尔茨中尉和他的团队表示愿意服从工厂代表委员会的指挥。瓦尔茨在11月8日被捕，这一消息使委员会决定迁移到警察不敢侵入的议会大厦去开会。在去议会大厦的途中，计划中的起义的领袖之一恩斯特·多伊米希^[21]被捕。在他的公事皮包里，警察搜出了有关起义的详细计划和一份密谋者名单。多伊米希是《前进报》的前编辑，这时已被推选为领导军事行动的负责人，因为他曾长期在法国外籍军团中服役，被认为是一个军事战略专家。露易丝·齐茨^[22]，另一个独立社会民主党代表，当时和多伊米希在一起，但她设法逃脱了警察的逮捕，她赶到议会大厦后报告的消息，使人们精神的紧张达到顶点；密谋者认识到，政府已经掌握了起义计划的一切细节，随时都有可能逮捕他们。对于11月9日被订为起义日期说来，这一事件起了决定性作用。

11月9日的柏林

　　同一天，帝国首相马克斯·冯·巴登亲王命令几团可靠的军队开进柏林来保护政府机关。为执行这一任务被挑选出来的，都是知识最闭塞的军队，例如来自斯普里瓦尔特的团队、吕本轻骑兵等等。第二天，也就是11月9日早晨，这些士兵离开了原来的营地。当天上午10时，新用手榴弹和军火装备起来的第四兵营赶到了首都。可是这些士兵拒绝服从巡逻街道的命令，开始讨论起是否要参加革命的问题。^[23]不知所措的军官们也参加了讨论，只是在宣布德皇业已退位（而这在当时还没有发生）以后，才得以说服士兵们不和工人一道去参加示威游行。士兵们在军营里集会，撕下了表明军衔级别的一切标记，扔掉了奖章和十字勋章，逃出士兵委员会。

　　皇宫对柏林来说是一块磁石。在大战刚开始的时候，德皇威廉曾两次站在它的阳台上，号召人民同心同德地作战。在这里，历代普鲁士国王习惯于从一层楼的大窗户里检阅御花园里一列列走过的军队。这座城堡象征着霍亨索伦王族特权的神龛。

　　王室早在1914年8月16日就离开了皇宫，只有一些管理内廷事务的人员留在那里，但是柏林人预料皇宫周围将是帝制派最后挣扎的战斗中心。皇宫卫戍司令弗赖赫尔·冯·里希托芬^[24]将军决定做好防守准备。斯普里河的各座桥梁上都设置了武装警察，在11月8—9日夜间，又增加几辆装甲车充实防守力量。守军得到了对骚扰者格杀勿论的命令。

　　11月9日上午9时，这位司令要求增援。上午10时，里希托芬在慌乱中命令部队撤离周围地区。一小时后，警察部队又接到相反的命令，要他们抵抗示威者。中午，民政当局报告皇帝已经退位逃走，皇宫守军起先不以为这个消息是真的，直到午后2时半从军方听到同样消息后才相信。柏林—勃兰登堡区的军事首脑，军区最高指挥官，命令里希托芬“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向示威者开枪，军队全部自皇宫附近撤退”。下午3时，人们像潮水一样涌向皇宫。“守军立即放下武器，一队士兵在群众的热烈欢呼下，打着红旗从御花园中走了出去。”^[25]

　　3时30分，在李卜克内西赶到的一小时以前，一个被征去服杂役的小店主施列辛格，爬上皇宫的阳台请求群众不要触动现在已经属于国家所有的宫内财产。他把一条从仆人房间里找到的红色悬挂起来（还有人说这是一块红色的围涎，或者甚至是一块红色手帕）这个象征革命的旗帜在德皇的阳台上飘扬了几个星期。群众虽然对于这样轻易地就拿下皇宫感到高兴，却以为警卫军已经通过一条地道退到附近的马斯托尔（以前的御马厩)，打算在那里负隅顽抗。

　　到中午，人们已经像潮水一样从各个郊区向市中心涌来。人群中平民和士兵杂在一起；妇女的比例达到惊人的程度。示威者占领了发电厂有好几小时。一些汽车和公共汽车的司机还想继续工作，也被迫把车辆开回车库。不过，发生的事件都是小规模的。示威者从市中心又复散开，走向分布于柏林各郊区的帝国政府军营，去向士兵们呼吁和解除军官的武装。在迈克福军营发生了开枪射击事件（这类事件在全市只有很少几起），有几个人被打死。下午，整个柏林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兵营——革命的兵营。汽车载着以李卜克内西为首的宣传家们到处巡回，鼓动群众。一个军官不论在哪里露面，总要被人撕去肩章。“人们对于旧政权的倒台感到的喜悦，简直大得无法形容，”一位革命编年史作者海因里希·施特勒贝尔^[26]这样说。

　　到四时左右，李卜克内西带着一小群水兵和工人赶到皇宫，从阳台上发表了下列演说：

　　“解放的日子已经到来。从此以后，再也不会有一个霍亨索伦站在这里了。七十年前，曾经有一个志哀的队伍抬着五十个鲜血淋漓的尸体从这里走过，这五十个人是自由事业的牺牲者，是在柏林的街垒旁边倒下去的。当时，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曾在那里向那支队伍脱帽致意。今天，这里走过了另一支行列……今天，无数的群众站在同一个地方欢呼着自由的诞生……

　　我现在宣布，一个包括全体德国人的、自由的社会主义德意志共和国成立了……我们要建立无产阶级的新秩序，这是和平与幸福的秩序，它将使我们的全体德国兄弟和全世界的兄弟得到解放。我们向他们伸出手来，号召他们完成世界革命。在你们当中，凡是赞成一个自由的社会主义德意志共和国和世界革命的人，请举起手来宣誓。”^[27]

　　群众欢呼，举手如林。皇宫警卫队纷纷扔下了枪。武装着机关枪的士兵从四面八方涌来，加入了群众的队伍。

　　与此同时，马克斯·冯·巴登亲王正在和弗里德里希·艾伯特^[28]谈判，准备建立一个社会民主党看守政府，而可能由皇储以德皇继承人的身份担任国家元首。可是，尽管有着保持君主政体的这一愿望，共和国却在几小时后宣告成立了。对这件事的发生过程作了仔细描述的，是菲利普·谢德曼^[29]的一篇报道。谢德曼是社会民主党的老领导人，曾在马克斯亲王的内阁中任职，也是构成第一届共和国政府的六名人民委员中的一个。他的报导是这样写的：

　　“在1918年11月9日上午，议会大厦简直成了一座兵营。工人和士兵们进进出出，许多人都带着武器。伴随着从首相府来到议会的艾伯特和以及别的朋友，我饿着肚子坐在餐厅里……接着一群工人和士兵冲进了餐厅，直奔我们的桌子而来。

　　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同时叫嚷道：‘谢德曼，马上跟我们走。菲利普，你非得出去讲话不可。’

　　我拒绝了；我已经有多少次不讲话了啊！

　　‘你非讲不行，非讲不行，不然就麻烦了。那边有成千上万的人嚷着要你讲话呢。快点儿走吧，谢德曼。李卜克内西已经在皇宫上演讲了！’

　　‘好吧，要是非讲不可，我就去讲一讲。’

　　‘走吧，你是非讲话不可的……’

　　‘李卜克内西打算宣布成立苏维埃共和国。’

　　现在，我完全明白他们想干什么了。我知道他的口号——最高权力归于工人士兵委员会。这就是要德国变成俄国的一个省，变成苏维埃政权的一个分支机构。决不能容许这样的事，绝对不能，一千个不能！

　　事情毫无可怀疑的余地。那个能够把‘布尔什’从皇宫带到议会、把社会民主党人从议会带到皇宫的人得胜利。

　　我看到了俄国的那种胡干乱搞——那种以布尔什维克暴政代替沙皇暴政的局面——眼看就要重演。不，不，德国已经苦难深重，不能再加上这种灾祸了……

　　我只说了很少几句话，但是这些话引起了人们如雷的欢呼。我说道：

　　‘工人们和士兵们，……该死的战争已经结束了……皇帝已经退位，并且已经和他的伙伴们逃走了。人民已经对他们获得全线的胜利。马克斯·冯·巴登亲王已经把他的首相职位让给艾伯特。我们的朋友将成立一个劳工政府，一个将包括一切社会主义政党的政府……

　　要团结一致，永不变心。陈旧、腐朽的东西——君主制度——已经垮台。新生的事物万岁！德意志共和国万岁！’

　　下面爆发了经久不息的欢呼声，以后，人群便开始向皇宫那边移动。威胁着要吞没德国的布尔什维克浪潮，这时已成为强弩之末。德意志共和国在群众的心中和他们的各种打算中，已经变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东西。

　　我话刚讲完，就立刻赶回议会大厦的餐厅去吃完我的薄粥……跟着我一道进餐厅的几个工人和士兵……都争先恐后地告诉马克斯亲王：‘谢德曼已经宣布共和国成立了。’……

　　艾伯特听到我做的事以后，脸马上气得刷白，他用拳头砰地擂了一下桌子，向我大叫道：‘是真的吗？’我回答说：这不仅是真的，而且是理所当然的事。听了这话，他便令我难以理解地大吵起来：‘你没有权利宣布成立共和国。德国应该变成什么样子——是变成共和国还是变成别的什么东西——要由一个制宪议会来决定……’

　　今天，在那个翻天覆地的日子已经过去许多年以后，我比较理解艾伯特当时的行为了，因为我们今天已经可以从许多书籍和报刊中了解到，当时我毫无所知的关于君主制、共和国、代替德皇的元首等问题的秘密谈判是确实进行过的。在一定程度上，艾伯特当时不是一个能够完全自主的人……”^[30]

　　德意志帝国最后一任柏林警察总监冯·奥佩尔^[31]如何把他的职位让给革命者的经过，和皇宫的轻易被占领同样能说明旧政权不堪一击的程度。冯·奥佩尔当时在亚历山大广场的警察总署里，他在自己的办公桌旁坐立不安，心里只盘算着一件事：怎样安全地逃出去。亚历山大广场位于无产阶级居住区的中央，周围的街道和空场上都挤满了示威的工人和士兵，他们正在挥舞着小红旗，喊声震耳地列队游行。警察们相当惶恐。由于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显然代表柏林工人的多数，奥佩尔便向德克逊街的该党总部打电话，请他们派一个人来接替警察总监的职务。预先被指定担任这一职务的是一个五金工人，名叫艾米尔·艾希霍恩^[32]，社会民主党的老党员。他几乎被看成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因为他曾经同俄国大使馆里的越飞和布哈林很要好，甚至还在1918年8月参加过俄国设在柏林的第一个通讯社——俄罗斯电讯社（罗斯塔）——的工作。他接到冯·奥佩尔的电话以后，便步行到警察总署去，伴随着他的只有一个社会主义青年。他看到警察总署关闭着的门前围着一大群示威者，守门的士兵正在和围攻者热烈地讨论着什么。他只简单地说了一句，“我是新到任的警察总监艾希霍恩，接到电话以后到这里办接收的。”士兵们便向新总监敬礼，给他打开了大门。高级官员们已经从办公室中逃走；他受到了人们的热情欢迎。^[33]

　　驻扎在这一区中的团队中的士兵，围着他们的上尉讨论一个问题：我们是参加革命运动呢，还是安静地呆在一边？这些士兵都是来自梅克伦堡和波美拉尼亚的农民，他们觉得和大城市里的人格格不入，宁愿守在兵营里不出去；他们要求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保证他们的粮食和供给，这一点得到了满足。他们在以后几天中都一个个地离开营地回家去了。

　　一群示威者跟着艾希霍恩涌进警察总署，释放了六百五十名过去几天内的被捕者。在警察总署的后院里，柏林警察扔下的步枪、马刀和手枪很快便堆积如山，这些警察都迫不及待地自愿解除武装，好赶紧溜走。

　　11月9日晚间，柏林许多地区的枪声变得密了一些，但是并没有在任何地方发展成为真正的巷战。在为大学生们占据的菩提树下街的大学和皇家国立图书馆一带，发生了特别激烈的冲突。一群群士兵暂时占领了《前进报》和《地方新闻》报社、沃尔夫通讯社以及其他许多报社。《地方新闻》报社的人员作了顽强的抵抗，《红旗报》第一期直到11月21日才出版。政府官员们惊慌失措了。他们丢下了正在办的公事，从侧门逃出机关。“在外交部的新闻处，所有的文件都还摊在桌子上。办公室的情况清楚地表明，新闻处的官员是丢下了手上正在做的工作匆忙跑掉的。”^[34]

　　第二天，柏林便落到了新成立的工人士兵委员会的手中。在全德国，各邦的君主和邦政府都纷纷退位，把政权让给由社会民主党领导的内阁。可是在这段时期，工人士兵委员会和看守政府形成了并存的局面，而且，它们的实际权力大于继承旧政权和合法政府，这些委员会发表了数不清的文告，宣布德意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成立。

　　作为建立社会主义政权这一愿望的象征，同时也是作为对驻军采取的反措施，各地的工人士兵委员会纷纷占领公共建筑物。看守政府夺回了这些建筑物，以后，它们又再次为委员会所夺取；政权的不稳定性便反映在这种反复拉锯的局面中。

　　暂时夺取公共建筑物、报社、通讯社等等，是中欧国家在11月那几周动荡局势的特点。^[35]这种自发地夺取政权机关的做法，部分是出于回国士兵的战争经验。军队开进一个被征服的城市以后，总是先占领各座主要的建筑物。这种做法一部分也是模仿俄国的榜样：工人们夺取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两地主要政府机关的事实，最引人注意地表现了布尔什维克少数派的胜利。数以百万计的人虽然还几乎不知道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名字，虽然肯定没有读过一马克思或列宁的文章，却本能地接受了他们那种通过占领政府重要机关而夺取政权的方法。

　　当骚动的消息从全德国的四面八方传来时，弗里德里希·艾伯特认识到单靠他自己的党无法抵挡住革命狂澜。这个党本身就正在被彼此冲突的潮流分裂着。普通党员纷纷和工人士兵委员会合作，一点也不愿意和革命少数派断绝关系。艾伯特受到很大压力，以致不得不邀请李卜克内西入阁。而李卜克内西对于这种表示当然如所预料地拒绝了。

　　11月9日晚间，艾伯特打电话给格勒纳将军，请他支持新内阁。在卡塞尔附近威廉岗的兴登堡总部里，格勒纳是一个中心人物。作为社会民主党的领袖，艾伯特曾经在战时和军方进行过友好合作，他现在希望至少从一部分军队那里得到帮助来应付即将爆发的革命，这是很自然的。^[36]

工人委员会

　　在俄国，推动工农的力量是结束战争与平分土地的愿望。在德国，战争已经结束，而农民并没有被卷入革命；尽管还有许多残余的封建特征，他们的处境仍然要比俄国农民好许多倍，在1918年11月，举足轻重的问题是：究竟要不要保存军队，或者说，究竟要不要保持帝国能借以在欧洲东山再起的力量。对于一般士兵来说，资本主义只是一种不具人格的抽象的东西。在战败前的艰难时期，士兵们天生的敌人，即他们每天碰面的统治阶级的代表，不言而喻是军官。从这种根深蒂固的经验出发，工人出身的士兵痛切感到，如果要使德皇不致在一个短暂的历史时期以后复辟，要使德国不致再次投入战争，就必须摧毁军队的骨干。

　　德国这个迅速工业化的国家，处于俄国和英法两大列强势力的夹逼之下，四面八方的疆界都易于受到攻击，因此，军队就在这种情况下得到了发展壮大。没有保护力量，德国的工业便不可能向欧洲扩张。正如德皇威廉所说，只有用实力保护他的工商业，一个国家的福利才能够得到保证。

　　从帝国建立起，德国军队便养成了作为一支政治军队的传统。总参谋部——一个野心勃勃的、还没有被征服的社会阶层的化身——由于1918年11月的战败而遭到损伤，但是并没有因此绝望颓唐。这些人清楚地看到：由于革命的俄国这个天平中的未知因素严重地打乱了一切悬而未决的方案，德国在战后是有可能就卷土重来的。所以，德国总参谋部和社会民主党暂时联合，只是为了挽救军官团和军队的技术基干力量不致为革命的风暴所摧毁，这种联合是出于战败后万不得已的需要，从一开始就充满了相互猜疑和憎恨。东部的大地主、西部的大工业家以及很大一部分中产阶级，不能相信德国怎么可以没有军队。^[37]

　　反对凡尔赛条约规定的军事限制、为保持军队的骨干组织而斗争的最好论据，就是需要对付内部的敌人。由于周围新成立的小国露骨地施加压力，帝国的疆界正处于一种变动状态，因此，保卫这种变动性很大的边境地区，成了使军方发言人的论证具有分量的另一个因素。

　　“内部的崩溃摧毁了国家的权力，首先使敌视国家的成分占了上风，这意味着那些几十年来一直反对帝国的各种力量——国际主义者、和平主义者、阶级斗争的鼓吹者和个人主义者等等——的胜利。国防军就是在反对这一切力量的斗争中创立起来的。最初，它同资产阶级的大多数和在社会民主党政治领导下的工人温和派结成联盟，对这些力量作斗争。……新的国家就是从这种合作中诞生的。”^[38]

　　有政治觉悟的工人，即当时德国工人的大多数，都理解问题的症结所在，但是他们的组织却在纠缠不清的讨论中丧失了时间。连那些最能干的领袖。也陷进了围绕着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这一问题所进行的不可调和的争论。走上街头的工人，回到了工业城镇的还乡士兵，从那些躺在德国一个死港里的军舰上下来的水兵——这些人都各自效忠于他们自己的政党。但是，在一个简单的目标上，社会主义工人和天主教工人都越过了本党的组织界限，团结了起来，那就是一定要解除总参谋部的武装，剥夺其军队和设施，取消军官团。在这个目标上，同工人们团结在一起的还有德国中产阶级的广泛阶层，特别是在那些战败后变成和平主义者和民主派的人。这些社会集团在寻找一种代替帝国主义扩张的政策。艾伯特和中央党左派的议会联盟，就是这一倾向的表示。

　　11月9日，社会民主党看守政府责成总参谋部把军队遣散回乡。这一措施增强了军官团的权力，因为他们的地位正在遭受士兵委员会的威胁。散布在欧洲各地的德国军队，有一部分还不知道国内的情况。但是，相当一部分士兵，特别是东线士兵，对于俄国和柏林的事变都有所反应。军官团的态度是随机应变的；在压力太大的时候，他们会自动退位，把权力让给士兵委员会。有时候，他们主动下令选举士兵委员会，把他们吸收进指挥机构。只要有可能做到，并且在可能做到的范围内，总是设法保持住原来的纪律。

　　在1918年，德国士兵可能变成行劫盗匪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这些人完全能自己组织起来，返回他们原来的营地。艾伯特所以坚持军官团是不可更换的，主要是出于政治的而非后方勤务的考虑；他和军官团都了解，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设法防止革命的破坏性影响继续蔓延。总参谋部充分利用了这次机会进行改组；艾伯特在11月9日晚间向格勒纳求救，更于总参谋部有利。

　　和工人们那种巨大而无定形的群众运动相反，总参谋部从溃散的各师军队中挑选出一些骨干，把他们组成了由帝国军官领导的小规模精锐部队。骑兵近卫师——这个名称就强调了它对帝国传统的继承——变成了这些反革命力量中最有名的一部分，他们主要都聚集在柏林周围的小城镇上。

　　军队和革命者之间争夺政权的斗争在继续着。军官们坚决认为，自己的部下既然受到街上骚动的威胁，就应该和它正面较量一下，排成密集队形走上街头，一方面借以恢复自己的士气，一方面也以他们的纪律杀一杀群众的威风。

　　柏林驻军的第一次游行早在11月23日就发生了。几天之后，指挥第十七军的冯·穆德拉将军下令禁止士兵佩戴革命标徽，并且要仍旧穿着军服的复员军人继续向军官敬礼。格勒纳将军公开颂扬最高总司令兴登堡将军是祖国的救星，因为他让军队秩序井然地撤了回来。格勒纳发表这篇声明的用意，是要使人们对那些散布于德国全境、在日益发展的群众暴动面前惊慌失措的军官干部恢复信心。

　　12月5日，主要由二千名军曹组成的骑兵近卫师列队走过柏林的各条大街。第二天，在柏林市北部，当这些新组成的“志愿团”企图逮捕工人士兵委员会的几个委员时，发生了流血冲突。12月6日，独立团开到首相府，要求艾伯特独断独行。而在此以前，格勒纳刚刚警告了艾伯特，要他采取更有力的措施。7日，柏林出现了大量传单，号召人们暗杀李卜克内西，消灭革命分子。这种宣传带有反犹太人的性质：“杀死李卜克内西！杀死犹太人！”街头出现了巨大的招贴，上面写着这样一些口号：

　　“工人们！公民们！

　　我们的祖国已经处于灭亡的边缘，拯救祖国！

　　对祖国的威胁不是来自外界，而是来自内部，来自斯巴达克团。

　　杀死它的领袖！

　　杀死李卜克内西！

　　这样，你们才会有和平、工作和面包！

　　 ——一群前线士兵”^[39]

　　就是在这种气氛下，工人士兵委员会于1918年12月16日举行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40]大会代表是在乌烟瘴气的混乱情况下选出的，既没有清楚的程序，也没有明确的纲领。选举方法是根据1910年人口调查每二十万人选出一名代表；在代表和数目如此庞大的选民之间，自然不可能发生任何亲密的关系。^[41]这样，最强大的政治机器控制了选举；在四百九十名代表中，社会民主党占二百九十八名。代表中有一百九十五名党和工会专职干部，七十一名知识分子，十三名军官，一百七十九名工人。大会拒绝给予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以代表资格。

　　和各个党组织内同样的讨论相比，大会辩论甚至显得更加混乱和纠缠不清。会上一方面宣布社会主义是必不可缺的制度，另一方面又宣布它由于经济混乱而不可能实行。当时，艾伯特本来甚至在自己党内也受到了很大一部分人的反对，然而，由于与会者的勾心斗角和个人之间的各种争吵嫉妒，他反而在会上占了上风。但是，这种软弱无力的表现却模糊不了大会的主要倾向——一致反对旧的帝国军队。

　　辩论有好多次被正在示威的一百万名工人派来的代表所打断。这些无穷尽的工人队伍来来回回地示威，要求建立一个德意志社会主义共和国，把全部政权交给工人士兵委员会。有一次，三十名打着本团军旗的士兵闯进会议厅，围住主席台。士兵费希纳代表柏林士兵委员会发言，要求：“（1）由全国各地士兵委员会选出的代表组成的士兵最高委员会掌握全部海陆军的指挥权；（2）废除一切军衔；（3）解除一切军官的武装。”他并且补充说，“当一切从前线回来的士兵在军营里放下武器以后，这一决定就将立即生效。士兵委员会将为军队的忠诚和纪律负责。”

　　以上各项要求典型地代表了帝国全境一切士兵组织的倾向。譬如说，主要由社会民主党员组成的汉堡士兵委员会，虽然非常温和，制定出的纲领也和上述要求大体相同，并且还提出禁止佩带各种勋章和绶带。长期的训练使他们忠诚于自己选出的党的领袖，因此，代表们希望通过施加群众压力而又严守规章的办法，迫使上级实现他们的要求。他们的确是真正讲民主的，他们在一切境况下都坚信民主程序的效率和价值。^[42]

　　艾伯特为保存军队进行了有力的斗争，他强调指出必需有足够多的师团来保卫德国边疆。“在德国和波兰之间的边境地区，非正规的军队、开小差和到处游浪的士兵造成了危急万分的状态。我们必须有一个有保障的边疆。艾米尔·巴尔特^[43]那个和士兵委员会的要求完全相同的建议，使得组织军队成为不可能的事。如果巴尔特坚持这一建议，我很怀疑我们是否还能继续合作下去。”^[44]在艾伯特讲到这里的时候，另一个士兵代表团又拿着旗子和标语牌闯进来支持巴尔特。

　　大会在一片混乱和意见不一中休会。它所通过的指示并没有束缚艾伯特的手脚，还准许他继续和军界合作。大会刚一结束，总参谋部消灭革命分子的计划便立即开始实行。1918年12月23日，艾伯特命令勃兰登堡驻军司令莱克维斯^[45]将军带兵开进柏林。他的第一项任务就是解散人民海军部。

　　人民海军部是当时一个奇特的和颇有意义的产物。它原来由大约六百名柏林籍贯的水兵组成，后来又有几千名其他地方的水兵和士兵参加了进来。由于基尔暴动的影响，做一个水兵在当时具有一种革命的魅力。在革命发生的头几天，水兵们占据了皇宫以及与之相连的御马厩作为临时宿营地。他们不属于任何政党，自愿服从共和国新政府的指挥。可是，艾伯特却害怕这些不请自来的合作者，希望尽快地摆脱他们。

　　这种暧昧不明的地位导致了经常的争执，水兵们感到自己完全有资格向新政府领取正规的军饷，因为他们既是尚未正式复员的水兵，又是新的人民水兵师的成员。在11月23日，这些人占据了首相府和电报局有几个小时，抗议政府故意拖延发饷。在艾米尔·巴尔特出面干预，答应和内阁谈判以后，他们便退出了。这时，莱克维斯将军插了进来。他的部队在一个冯·哈尔博^[46]少校的指挥下，包围了皇宫和御马厩，在发出一份限时十分钟的最后通牒以后，他们便开始轰击。水兵们撤出了难以防守的皇宫，在御马厩成功地筑起了障碍物；经过一天的僵持，冯·哈尔博终于被迫撤退。在此以后，政府只好承认水兵们有权继续以御马厩为营地，但要他们遵守一项条件，即这个师不得再招募新兵。这一出人意料的结果加速了军方统帅部和柏林革命者之间的摊牌。军官们本来以为革命者的军事力量是微不足道的；在他们看来，只要有组织的军队一露面，还怕这一群武器简陋的乌合之众不马上溃散吗？所以，“当冯·哈尔博少校在御马厩失利的消息传到卡塞尔的司令部时，人们中间第一次露出了垂头丧气和胆怯的迹象”。^[47]

　　军官们打算加剧冲突，使艾伯特和柏林革命者的关系完全破裂，他们试图让艾伯特把政府迁到卡塞尔去。“12月24日，我再次和艾伯特谈话，”格勒纳将军报告说。^[48]“他问我该怎么办。我告诉他，我们在柏林大约只留下了一百五十个人，因此，总参谋部打算继续驻在卡塞尔附近。”

　　这是一个明显的威胁，艾伯特也是心中有数的。因此，他作了相应的答复。“我也要回家去了，”他说。“我要回家去睡上三天觉。我需要这样做，我就是要总理府里看不见我的影子，同时想法让我的那些阁员先生们也全都离开总理府。我们打算只留下一个门房。要是李卜克内西集团现在就夺取政权，不会有一个人阻挡他。也许我们会在几天以后，或许是在波茨坦，重新建立我们的政府。”

　　艾伯特所以留在柏林，是因为他认识到，如果他和格勒纳联合的事实公开出来，他在工人中的威信就会完全丧失，这样一来，革命分子就有可能获得成功。可是，当革命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几乎粉碎了看守政府的时候，革命的头脑斯巴达克团却由于迟疑不决和意见不协调而丧失了时机。

德国共产党的成立

　　罗莎·卢森堡是在11月10日从监狱里回来的。她在《地方新闻》报社中受到她最亲密的合作者和朋友列奥·约吉希斯（一个波兰社会主义者）的欢迎。他们对李卜克内西的态度感到非常不安，因为他已经明确表示完全赞同工厂代表运动。卢森堡认为在当时就建立工人士兵委员会的政权还为时过早；在她看来，斯巴达克团的主要任务应该是唤起工人的社会主义精神和觉悟。在社会民主运动的两派中，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在当时似乎包括了德国工人的绝对多数，因此，卢森堡和约吉希斯赞成斯巴达克团留在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内。

　　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之间的冲突，在11月和12月趋于激烈。卢森堡在德国共产党建党大会上毫不含糊地说明了自己的观点。她就新党的政治任务问题所做的报告，非常扼要地表明了她对德国革命发展进程的看法。这是一个交错着两种态度的报告，一方面热情地呼吁群众直接行动，一方面又提出一个政治弃权主义的纲领。

　　“现在就夺取政权将是一种犯罪性的错误（她说）德国工人阶级还没有采取这一行动的准备。不用说，艾伯特和谢德曼政府当然不能被看做是工人政府，因为这些叛徒已经同帝国军队和总参谋部的余孽勾结起来。和这样一个政府是不能妥协的。工人们应该对艾伯特和谢德曼进行斗争，在工厂里和大街上进行斗争，但是他们却不应该以推翻艾伯特政府为目的。如果群众还没有组织德国的准备和能力，把这个政府推翻和换上另一个是毫无用处的，是幼稚的。我们的战场是在工厂内部。”^[49]

　　在卢森堡的想像中，罢工将得到发展，声势愈来愈大的一连串罢工将会逐步地把绝大部分工人都卷到运动中来。这些罢工将会把工人组织起来，教育他们，使他们充满阶级斗争的热情。在具有了这一种阶级觉悟以后，他们就会联合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及其在社会民主党官僚机构中的同盟者，到那时候，这些党的官僚就将完全孤立于普通群众之外。对于卢森堡来说，这一群众罢工阶段是组织一个革命政党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也是为一切进一步行动而必需的准备过程。根据这一前提，斯巴达克团的纲领以含蓄的文字和坚决的态度拒绝了列宁希望德国革命者采取的政策。

　　“斯巴达克团拒绝参加资产阶级的工具谢德曼和艾伯特的政府……斯巴达克团也反对通过艾伯特政府的垮台，或者是由于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势难再和他们合作下去，而获得政权。

　　斯巴达克团只有在获得德国无产阶级绝大部分明确表示的支持以后，才愿意掌握政权，而且取得这种支持的手段也只有一个，那就是依靠他们自觉地接受斯巴达克团的理想、目标和斗争方法……

　　斯巴达克团的胜利不是在革命开始时取得，而是在革命结束时出现的，它的胜利就是千百万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群众的胜利。”^[50]

　　这项决议实质上意味着，斯巴达克团将不参加任何种类的工人或民主政党联盟。如果现在的政府走进了死胡同，斯巴达克团既不打算给予它以支持，也不打算把它推翻；斯巴达克团既不参加继承旧政权的看守政府，也不单独夺取政权。实际上，斯巴达克团的纲领就等于有批判地容忍艾伯特政府，同时进行反对军队和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战斗性宣传。

　　纲领的另一段明确反对采取革命恐怖政策，这又是一个对于布尔什维克实践的自觉而坚决的否定。斯巴达克团断然否认他们将对敌人采取惩治政策；“社会主义革命厌恶和鄙视暴力与屠杀”。

　　这样，罗莎·卢森堡就拟定了一个不干预新共和国政策的纲领对新国家的形成采取弃权主义立场，也就是说，虽然参加国民议会的选举，但只把它看成是宣传工具。按照卢森堡的理解，德国正在进入一个阶级斗争尖锐的漫长时期，而斯巴达克团将在这个时期成熟。目前还软弱无能的革命力量，将通过罢工和政治教育的结合在组织上壮大起来，经过这样一段漫长的准备时期，革命运动就会几乎不必流血地把政权拿过来，并且在几乎用不着强迫措施的情况下进行统治。在卢森堡还有机会申述其观点的几个星期里，她在自己的演说和文章中并没有详细谈到德国改变了的地位和新旧德国之间的鸿沟。她不遗余力的和正在重新集聚力量的反革命进行斗争，但却丝毫没有分析欧洲的新的均势，德国夹在革命俄国和西方之间的形势。

　　在斯巴达克团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卢森堡和列宁之间这种隐蔽的冲突（她的密友都很清楚这一点），以一种含蓄的方式影响了大会的各项决议。拉狄克当时以布尔什维克正式代表的资格出席了德共的大会；卢森堡甚至拒绝和他见面，只是在列维苦苦劝说，指出不能这样做的道理以后，她才放弃了自己的想法。当他们两人会面时，态度是冷淡的和客套的。波兰党组织“在1912年的分裂自然引起了罗莎·卢森堡对我的疏远”，拉狄克后来写道。^[51]在所有重大问题上的这些基本分歧，使斯巴达克团代表大会产生了一种混乱和涣散的气氛。既然公开批评俄国革命和布尔什维克策略是绝对禁止的（因为对于工人阶级有史以来的第一次胜利，在公开场合下只有赞扬），这些立场冲突的政策便不得不寻找其他比较迂回的表现途径。

　　李卜克内西的思想远比卢森堡接近列宁，但是他不能发展这些思想。他不想建立一批干部核心来支持他的政策，他甚至不能够把这些政策申述清楚。一大堆决议用模棱两可的语句向苏维埃、列宁和托洛茨基欢呼，遮掩了政治上的基本分歧。就在这种混乱和气氛中，李卜克内西和他的朋友们反对卢森堡的理论，认为这是对于德皇倒台后德国主要形势中的一种十分不现实的解释。他们攻击她的一个前提，即革命阵营的处境将继续不断地得到改善。针对这一批评，罗莎以一种伤心的语调，请求他们千万不要陷入冒险主义政策不要陷入暴动主义。“同志们，”她这样说，“你们正在掉进称心如意的激进主义陷阱里去。”

　　这些争执明显地反映了德国革命党人的混乱状态。他们没有对当前的各种重大危险作相应分析；相反地，代表大会只讨论了下列问题：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危机，报告人卡尔·李卜克内西；参加立宪会议的问题，报告人保尔·列维；目前的政治形势和我们的纲领，报告人罗莎·卢森堡；我们的组织，报告人胡戈·埃贝莱因；经济矛盾，报告人保尔·郎格^[52]；关于国际会议，报告人赫尔曼·敦克尔^[53]。大会主席是威廉·皮克和雅可布·瓦尔赫尔^[54]；书记是弗里德里希·赫克特^[55]和萝茜·沃尔夫施泰因^[56]。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四十六个区的代表。

　　李卜克内西被推选出来为他们和独立社会党人分裂的行动申辩，因为他在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工人中的游行最大。提到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在11月9日参加艾伯特内阁的问题时，他建议斯巴达克团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组成反对社会民主党的统一战线。

　　卡尔·拉狄克代表布尔什维克党和苏俄致贺词。代表大会发出一份经过字斟句酌的电报向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致敬，而避免和布尔什维克党有任何直接接触。

　　保尔·列维作了关于参加立宪会议问题的报告。他为卢森堡的主张即斯巴达克派应该参加立宪会议作辩护，反对用暴力推翻政府。“只有等到我们，斯巴达克团，在工人阶级的支持下有能力接收政权的时候，才有可能那样做，但是在目前，我们却必须首先把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争取过来。”

　　奥托·吕勒，来自萨克森区皮尔纳的代表，反对这种看法。“我们如果参加，就等于在政治上批准了立宪会议……这将是一种自杀政策……我们唯一的任务是建立工人士兵委员会。假如立宪会议由于害怕群众而迁移到希尔达^[57]，我们就在柏林建立一个新政府。”

　　罗莎·卢森堡为参加选举的主张作了辩解，弗里德里希·赫克特数说了社会民主党为获得选举权进行了“五十年斗争”的历史，但是没有引起任何反应；杜伊斯堡的萝茜·沃尔夫施泰因主张以群众性的政治罢工抵制立宪会议。

　　大会以六十二票对二十三票否决了参加立宪会议的提议。“李卜克内西承认他头一天睡觉时还赞成参加选举，第二天醒来时又反对参加了。”^[58]

　　保尔·郎格说：“战争破坏了小工厂，工业社会化的时机已经成熟。生产集中了，由于缺乏煤和原料，国家不得不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干涉私人企业。社会化应该由工厂委员会负责执行。工会在理论上赞成社会化，实际上却抱反对态度。”

　　对郎格的报告进行的讨论，是和对工会问题的讨论结合在一起的，“要为实现社会化而斗争，”卢森堡说，“不可能不提出是否要取消工会的问题。”弗里德里希·赫克特指望，随着革命的进展，工会将得到改造；他坚决反对脱离工会。在作总结时，郎格对工会能够转变这一点表示怀疑。

　　罗莎·卢森堡说：“11月9日与其说是新思想的胜利，还不如说是旧思想的崩溃。随之而来的可以说是一场大混乱，一个没有计划、没有觉悟的运动，在这个运动中，具有统一作用的唯一原则是建立工人士兵委员会。这是革命诞生的标志，是一切力量围绕着它聚集在一起的口号……人们有一种在所谓社会主义的旗帜下团结起来的幻想……艾伯特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当选了……对艾伯特—谢德曼政府抱有幻想的第一个阶段已经过去……他们成了反革命，而革命现在正向前迈进。我们不需要改变政府，但是需要削弱它。革命只是政治上的而不是经济上的……”

　　大会通过了各项动议，谴责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军队正在干着“背叛德国工人阶级”的勾当，反对英国工党提出召开国际会议的建议，主张建立工人士兵委员会作为无产阶级阶级组织的“战略据点”。

　　在对政策问题进行了这些深奥的讨论之后，大会开始研究其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问题，即怎样和其他革命集团联合的问题。本来，明智的做法应该是留在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内，因为这个党的松懈组织允许存在巨大分歧；而在一旦决定断绝这种联系以后，最低限度也应该有一个和工厂代表委员会团结一致的纲领；可是事实上李卜克内西的促成这种统一的一切努力都落了空。工厂代表委员会提出五个条件：（1）参加选举，（2）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联合决策委员会，（3）要能对街头示威的策略发出精确指示，（4）合编宣传文献，（5）取消“斯巴达克团”的名称。卢森堡和约吉希斯认为这些条件无法接受。大会决定断绝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联系，另外成立一个独立的党“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团）”。^[59]

　　在这次大会混乱的和纠缠不清的讨论中，主要的问题是对十一月事件的不同评价。大部分仍然穿着军服的代表们，是刚从战壕中回来的。他们根据军队在占领区的亲身体验，学会了怎样直接行动。他们知道自己的敌人，他们知道被推翻的集团不会束手待毙，不会放过任何使霍亨索伦王朝复辟的机会。

古斯塔夫·诺斯克

　　在1918年底，柏林的局势变得于艾伯特不利了。继御马厩事件之后，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三名人民委员——胡戈·哈泽、艾米尔·巴尔特和威廉·迪特曼^[60]——退出了内阁。在这一时刻，在看守政府朝不保夕的政权已经摇摇欲坠的时候，艾伯特再次向曾经挽回基尔危局的诺斯克求救，让他负责联络旧军队共同对付革命力量。

　　古斯塔夫·诺斯克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最令人注目的人物之一。他在1868年出生于柏林附近的一个小城哈费耳河畔的勃兰登堡，他的家庭是无产阶级，他死后出版的自传^[61]里谈到这种社会地位曾如何使他感到耻辱。他想当一个林务官，但是家庭的贫困使这一项志愿不可能实现。他只能跟一个附属于一家儿童车制造厂编篮工当学徒。他憎恨这种工作，但他在自传中强调说，这是家里特地为他选择的职业，好让他学到一行手艺——倍倍尔毕竟也当过木匠头呢。他被吸引到工会运动和社会民主党内以后，很快就在当地树立起威信，变成了社会民主党报纸的编辑，起先在勃兰登堡，后来到柯尼斯堡，后来又到开姆尼茨工作。在这些年代中，“根本没有人谈起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直到1903年，当诺斯克在一次短期被拘禁于监狱中的时候，他才第一次读到一些马克思的浅显小册子，而当时，他已经当了六年社会民主党报纸的编辑。

　　诺斯克随着自己的党步步高升，他代表了一个社会阶层，这个阶层把党的上升到全国性地位和他们自己的野心等同了起来。在党内讨论中，诺斯克一贯站在右边，把对于党的民族主义的一切偏偏都谴责为愚蠢。他很不耐烦那些“东方佬”，即从沙皇迫害下逃来德国的俄国和波兰社会主义者，特别讨厌卢森堡。在参加过1907年社会党国际斯图加特会议以后，他向自己的开姆尼茨党组织报告了关于卢森堡的情况，在报告中，他用挖苦的语气评论了“东方佬特有的那种暧昧不明的资格证明书”。为此，倍倍尔写了一封信对他大加申斥，批评他的立场并热烈地为卢森堡辩护。“有一段时期，”倍倍尔写道，“我曾希望你的思想会有所发展，现在，我必须说，这种希望是落空了。”

　　在战争爆发前的那些年中，作为他的党在议会中的军事专家之一，诺斯克博得了某些民族主义集团的赞扬，也引起了一般党员群众的反对。早在1907年，德国报纸就登过一篇拙劣的诗歌讽刺他的好战主义：

　　“在遥远的未来，总有这一天，
　　要我们大家当炮灰，走上前线，
　　到时候，许多后备兵会临阵胆怯，
　　‘不，我还是跟着妈妈，守住家园吧。’
　　可是，虽然这些人怕上前线，
　　却不会叫我们打败仗丢脸，
　　因为有一件事可以保险，
　　诺斯克到时候准会在那边……

　　诺斯克排上马刀，
　　诺斯克冲锋逞英豪，
　　砰，砰，砰，诺斯克开枪了，
　　诺斯克攻要塞、夺城堡，
　　冲啊，杀啊，诺斯克呼声最高，
　　诺斯克不怕累，来回放哨，
　　诺斯克打出了最后一颗子弹，
　　诺斯克一定会这样办到。”

　　但是，不论是公众的揶揄、倍倍尔的指责或是爱好和平的党员群众的激烈反对，都不能动摇诺斯克的民族主义抱负，特别是他那帝国一定要在非洲获得殖民地的信念。为了替自己的立场申辩，他写了一本名为《社会民主主义和殖民地政策》的书，这本书正好在战争爆发时出版，随即为战争的洪流吞没。

　　在战时，诺斯克是最坚定的“爱国社会党人”之一，当人们需要挑选一个下层阶级的活动家来平定战争结束时的革命骚乱时，他的历史使他成为最明显不过的合适人物。诺斯克是最优秀的党组织家；他生活在党内，即使在做了官掌握了大权以后，他在自己的言谈举止中也从没有失去无产阶级出身的风度。他懂得军事（当他在回忆录中谈到他曾打算在社会民主党的监督下改造德国军队的时候，他夸口说，他本来是有可能成为德国的托洛茨基的！）；他有组织手腕，但他在党的全国执行委员会中胜过其他同事的主要之点，在于他的更大胆、更敢作敢为的性格。他认为，只有在一个更强大的帝国之中，社会民主党工人的生活才能改善，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努力使德国更为富强。党和军队应该同时成为一个进行扩张的帝国的两大支柱。他在回忆录中不止一次地说，他所以没有能实现这一宏图壮志，都是由于社会民主党的其他领袖优柔寡断、摇摆不定，特别是谢德曼，总是满足于对讨厌的左派采取姑息手段。但是在1918年底，诺斯克激昂到了极点，他相信只要来几次经过周密组织的小小镇压，就可以把那些胡闹的革命者驱散。

血腥的一月

　　12月25日，有五百来人再次占领了《前进报》社，如果艾伯特不愿意自己在党内的威信遭到无可挽回的损失，就必须立即对这一行动进行反击。社会民主党的这份报纸是通过柏林党组织的努力创办起来的，该组织在几十年的日常工作中募集了必要的资金。从法律上说，这是柏林党组织的财产。当大多数柏林社会民主党人脱离艾伯特的党，帮助成立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时候，他们认为《前进报》的报社、印刷厂和其他设施都理当属于他们所有。因此，在广大柏林工人的心目中，占领报社的行动是为了收回柏林党组织被窃取的财产。

　　当诺斯克担当起负责军事的内阁职务时，政府手头没有任何可靠的军队，形势似乎已经无望。决定性的冲突是围绕着和平主义的警察总监艾米尔·艾希霍恩具体形成的。艾希霍恩那样轻而易举地当上了总监，可是并不知道怎样运用自己的权利，他已经组织了一支大约有三千五百人的保安队，这支队伍后来又得到扩大，补充了几千名复员士兵，本来可以增援《前进报》社的占领者。但是，艾希霍恩丝毫也没有这种反政府的参政意图。与此相反，他在本党的同事迪特曼和哈泽指使下，却力图逼迫占领者退出《前进报》社；他这种试图调解冲突的努力，连工厂代表委员会也愿意参与。假如军方没有一直在伺机采取决定性的讨伐行动，这种和平调解就有可能成功。可是，军方得到了发动的机会。

　　在1919年1月初，新选出的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派）中央委员会开会讨论了当前的危急局势。卡尔·李卜克内西建议柏林的各派革命运动——人民海军师、工厂代表委员会、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斯巴达克团——组成统一战线。卢森堡反对李卜克内西的主张，她的立场得到列奥·约吉希斯的支持。约吉希斯提议在《红旗报》上刊登一篇由卢森堡代表斯巴达克团中央委员会签署的激烈声明，宣布李卜克内西在工厂代表委员会中不再代表斯巴达克团。^[62]

　　所有的人都注视着柏林。柏林工厂代表委员会是“内部敌人”的最大化身，是一个战斗性组织的核心。他们比组织不明确的工人士兵委员会握有更多的实力。为此，艾伯特有意识地向工厂代表委员会挑衅，在1月4日命令艾希霍恩离开警察总署，由社会民主党人欧根·恩斯特^[63]继任他的职务。1月5日，诺斯克下令进攻警察总署和报社。工厂代表执行委员会认识到这一试探行动的重要性，决定进行战斗以保留艾希霍恩的职位。同日开会的斯巴达克团中央委员会通过一项决议，反对支持艾希霍恩，理由是这可能导致艾伯特政府的倒台。当他们后来一反自己这种立场的时候，他们仍然明确声明反对推翻政府。

　　这样一来，在反对德皇帝国主义复辟的斗争中，第一个挺身而出的和最重要的集团工厂代表委员会，就不得不在一切党的领导机构和组织都与它疏远的情况下孤军作战。他们向艾伯特内阁发出一份最后通牒，要求让艾希霍恩复职，立即把军队解除武装和全部遣散（此外并提出照例的一套社会主义要求）。不过，工厂代表委员会并没有要求艾伯特内阁辞职；尽管口头上有着种种争论，他们在最后一刻到来以前，始终没有认识到“艾伯特同志”真是他们的敌人（当然也不知道艾伯特和军队之间的协定）。他们希望艾伯特会在压力下最后屈服，接受妥协。

　　1月6日，发生了支持艾希霍恩的示威。这次示威的规模之大超出了任何人的预料。在柏林，数十万人列队通过凯旋大道。当时的群众情绪给同时代的观察家留下了深刻印象，这种情绪在近几个月中得到了很大发展。只要有领导有组织，这些群众就是一支不可抵挡的大军。

　　李卜克内西在威廉·皮克的陪同下去找工厂代表委员会，宣布艾希霍恩事件是向反革命发动决定性打击的起点。委员会决定继续占领《前进报》社，并发出举行总罢工的号召。由五十三个人组成的行动委员会选出三名共同负责人——李卜克内西、格奥尔格·雷德布尔和保尔·肖尔策^[64]。这个委员会——有组织地指挥德国革命者的第一次尝试——是由不代表政党而代表各个工厂的工人干部组成的，其中只有少数几个不顾其本党公开表示的意见而参加进来的政治家。不论是李卜克内西或雷德布尔，参加这个委员会都没有得到本党的批准。

　　当时的局势是混乱复杂的。工厂代表委员会感到自己的政治地位并不怎么可靠。他们和人民海军师的关系是紧张的；水兵们也难以控制。可是，尽管有这些先天的缺点，工厂代表委员会仍然日益成为威胁军队和艾伯特内阁的最大危险。古斯塔夫·诺斯克正确地分析了局势，指出它对于政府说来是严重的：

　　“由于威廉街（政府所在地）可能有骚动，政府成员不得不在某个别的地方安排会晤（也就是说，转入了地下）。在我听够了‘打倒诺斯克’的口号以后，我在那里遇到艾伯特和巴克^[65]……过了一会，来消息说斯巴达克派占领了《前进报》社，不一刻又占领了其他报社。我们垂头丧气地坐在一起，由于继续存在着威胁，回家是不相宜的。到外面饭店里去吃饭也办不到，因为服务员正在罢工。我给一个熟人打了电话，他给我们送来一些吃的。到了，深夜我又在他的寓所里见到谢德曼和巴克。我们谈了很多事情，但得不出任何结论。连明天早晨的柏林会是什么样子，这时都很难猜测。”^[66]

　　军队需要有时间为进军柏林作好准备。“在1月6日，上校手头的军队至多也不过几百人，而解救柏林所必需的军队数目却要比这大得多。”^[67]

　　如果迅速推翻艾伯特内阁，在柏林建立起一个工人政府，就会像风箱一样把德国正在冒烟的火堆煽旺。一旦各工业中心行动起来，已经士气涣散的军方就无法重新聚集起足够的干部。他们就会丧失向柏林进军的机会。这正是他们万分恐惧的事。在1919年，尽管工厂代表委员会存在着那么多缺点，它们只要作出最低限度的努力和牺牲，就能够粉碎反革命。在柏林工人和总参谋部持续不断的斗争中，军官团遇到了自从帝国成立以来再不好过的日子。

　　工厂代表委员会没有认识到自己事实上是多么强大。内部的紧张关系蒙蔽了他们的眼睛，为政治家们所抛弃这一处境使他们惶恐不安，在已经由于无谓的辩论而丧失了最宝贵的时机之后，他们还不能一致同意采取这样一些措施，即号召全体柏林工人拿起武器，立即对柏林地区的少数军队据点展开进攻，同时进军波茨坦。不让重新聚集起来的军队在柏林的各战略要点立定脚跟，具有攸关大局的意义。

　　诺斯克写道，凯旋大道上的群众等待着，等待着指示、号召和具体的计划。他们沉默地和有纪律地等待着，等待了好久好久，终于回家去了。

　　1月7日，柏林大学的学生们发表了一篇号召保卫“德意志神圣秩序”的宣言。大学生们号召当时仍然敌视艾伯特赤色内阁的保守派不计前嫌，和社会民主党并肩作战。

　　在这宝贵的两天时间内，冯·吕特维茨^[68]将军得以在柏林近郊聚集起军队。在莱克维斯的直接指挥下，他们等待着进攻市区的命令。1月8日，艾伯特、谢德曼、诺斯克、兰兹贝格^[69]和维塞尔^[70]共同发表了反对斯巴达克团的声明，扬言要以暴力对付暴力。柏林的每一个人都懂得，这就是命令军队进攻的信号。不再能置身事外的斯巴达克团，也发表了宣言宣布它和战斗着的工人团结一致。几小时以后，波茨坦团队开进城内。这是一支由旧军队的残余拼凑成的杂牌军，其中包括军官、二等上士、第一近卫团的士兵、第一猎兵营、一座军操学校的学员！骑兵近卫师和两个炮兵班。

　　军队毫无阻挡地开进了市中心。郊区无产阶级以充满憎恨的眼睛看着军队占领这一战略要点，可是他们自己的战斗意志已经由于缺乏组织、领导和行动计划而瓦解了。

　　军队的第一个目标是攻占《前进报》社，这一行动由于和革命者进行谈判而推迟了几小时。与此同时，在报社的四周、友盟广场和附近的大街上都架上了迫击炮和大炮。1月9日早晨，军队开火了。在这个人烟稠密、街道狭小的地区，一开火就造成了巨大的伤亡。从柏林市中心响起的第一枪的时刻起，革命者的失败命运就已注定。据守《前进报》大楼的一小群人考虑到自己的处境已经无望，派遣七名代表打着白旗去见军队指挥官谈判投降问题。于是，柏林见到了它的第一次纳粹暴行。求降代表被带到龙街的一个哨所，先受到皮鞭和大棒的拷打，然后全被枪决。

　　柏林爆发了时断时续的巷战。柏林工人的最孚众望的领袖之一，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格奥尔格·雷德布尔被捕。他的被捕粉碎了工人们对艾伯特内阁的最后一丝幻想；工厂代表委员会宣布成立一个李卜克内西—雷德布尔—肖尔策政府——一个在波茨坦团队进攻后已经无济于事的步骤。

　　1月10日，斯巴达克团又一次试图中止它和工厂代表委员会的联系。它再次禁止李卜克内西参加该委员会，但是并无效果。

　　革命者逐渐丧失斗志。到1月12日，波茨坦团队已经占领了所有重要的据点和建筑物，被军队追逐的工厂代表委员会转入地下。柏林的街头拦上了铁丝网。到处都是岗哨，到处都是这样的告示：“此处禁止通行，违者格杀勿论！”

　　1月16日，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被捕。他们本来很容易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隐蔽起来（就像列宁在1917年7月被迫逃往芬兰那样），可是他们并没有立即离开柏林，而是躲在西柏林一个同情者的家里，而且连一支足够的卫队都没有。不用说，这两个被追捕的最重要的对象很容易地就落网了。他们被带到设在伊甸旅馆里的军队临时总部，总部里的人觉得没有必要把他们的被捕通知艾伯特，而艾伯特事先也没有发出他们如果被捕应作如何处置的指示。在我个人以及其他许多同时代人看来，吕特维茨将军的总部从一开始就打定了要杀害他们的主意。

　　没有经过任何审讯，他们在当天夜里就遭到杀害。

　　经过特别挑选的态度野蛮的士兵把他们横拖竖拽地押过动物园，在一个地方枪决了。罗莎·卢森堡的脆弱躯体被扔进了国防运河，很久以后才被发现。“对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野蛮和怯懦的暗杀……是这一动荡时期最卑鄙的表现……囚犯后来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但只判了很轻的徒刑。法庭接受了他们的辩词：‘受害者是在企图脱逃时被枪杀的。’这一句当时捏造出来的遁辞，在十五年后又可怕地借尸还魂了。”^[71]

^[1] 马克斯·卡尔·威廉·冯·加耳维茨（Max Karl Wilhelm von Gallwitz，1852年5月2日——1937年4月18日），1870年入伍，参与了普法战争。1902年晋升为陆军少将。1906年晋升为陆军中将。1911年获炮兵将军军衔。1913年获封世袭贵族。一战中参与了玛苏里河战役、维斯瓦河战役、凡尔登战役、索姆河战役等。一战后退役，参加了民族人民党。1920—1924年任国会议员。1937年在度假期间死于意大利。

^[2] 卡尔·布鲁诺·尤利乌斯·穆德拉（Karl Bruno Julius Mudra，1851年4月1日——1931年11月21日），1870年加入普鲁士军队。1911年被提升为步兵将军。1913年获封世袭贵族。一战时曾参与马恩河战役。一战后退役。1923年加入民族人民党。1931年在什未林去世。

^[3] 德皇威廉二世：《1878—1918年间的事件和人物》，柏林1922年版，第235页。参看埃里希·鲁登道夫：《鲁登道夫自传》，纽约1918年版，第2卷，第326页以下。

^[4] 弗里德里希·沃尔夫冈·阿德勒（Friedrich Wolfgang Adler，1879年7月9日——1960年1月2日），他是维克托·阿德勒的儿子，1897年参加奥地利社会民主党，1907年起任《斗争》（Der Kampf）杂志编辑，1911年任奥地利社民党维也纳组织的书记，1916年10月21日刺杀了奥地利首相卡尔·冯·施图尔克（Karl von Stürgkh），被判死刑，后改判18年徒刑。1918年革命后获释，在革命期间曾任工人苏维埃领导人，后当选为奥地利国会议员。第二半国际和第二国际合并后，他曾任总书记，时间长达15年。二战爆发后流亡美国，1946年退出政界，1960年死于苏黎世。

^[5] 卡尔·格拉夫·冯·施图尔克（Karl Graf von Stürgkh，1859年10月30日——1916年10月21日），奥匈帝国政治家。1891年当选为参议员。1909—1911年担任教育大臣，1911—1916年任奥匈帝国首相。1916年10月21日被弗里德里希·阿德勒暗杀身亡。

^[6] 赫尔穆特·提德曼：《1917—1919年的苏俄和革命德国》，历史研究丛书第296册，柏林1936年版。

^[7] 亚历山大·阿道夫·奥古斯特·卡尔·冯·林辛根（Alexander Adolf August Karl von Linsingen，1850年2月10日——1935年6月5日），出身于军旅世家。1868年入伍。1870—1871年期间参加了普法战争。一战期间参加了蒙斯战役、布鲁西洛夫攻势、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战役、平斯克战役、乌克兰战役等。1918年6月1日至11月9日任柏林军事总督。十一月革命期间，禁止士兵武力镇压革命。革命胜利后退休。

^[8] 鲁道夫·布莱特沙伊德（Rudolf Breitscheid，1874年11月2日——1944年8月22日），出身于书商家庭，曾是左翼自由派，1912年参加社民党，1917年参加独立党。1918年至1919年任普鲁士邦内务部长。1922年随独立党右派返回社民党后，担任社民党国会党团主席。纳粹篡权后流亡法国，1941年被盖世太保逮捕，被关押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1944年8月22日在盟军空袭中身亡。

^[9] 奥斯卡·科恩（Oskar Cohn，1869年10月15日——1934年10月31日），出身于犹太商人家庭，当过律师，后参加社民党。1912年当选国会议员。1914年时支持党内多数派，并在前线任士官。1917年退伍，参加了独立党，在审判中为水兵和罢工工人辩护。1918年任苏俄大使越飞的法律顾问。1919年1月期间进行调和活动。随后参加了独立党右派，1922年返回社民党。1933年流亡国外，1934年于日内瓦逝世。

^[10] 参看奥伯斯特·尼古莱：《秘密力量：世界大战期间与目前的国际间谍以及对他们的斗争》，莱比锡1924年版，第161页。

^[11] 陆军元帅保尔·冯·兴登堡：《往事回忆》，伦敦1920年版，第2卷，第261—262页。

^[12] 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冯·赫特林（Georg Friedrich von Hertling，1843年8月31日——1919年1月4日），德国政治家，1912年至1917年间任巴伐利亚首相，1917年至1918年间任德意志帝国首相。

^[13] 巴登亲王马克西米利安（Prinz Maximilian von Baden），全名马克西米利安·亚历山大·弗里德里希·威廉（Maximilian Alexander Friedrich Wilhelm，1867年7月10日——1919年11月6日），1918年10月4日德国成立议会制民主政府后，出任帝国首相，十一月革命爆发后，于11月9日被迫将权力移交给艾伯特。

^[14] 卡尔·爱德华·威廉·格勒纳（Karl Eduard Wilhelm Groener，1867年11月22日——1939年5月3日），出身于军人家庭，1884年参军，1899年进入总参谋部工作，任职于铁路科，1912年任铁路科科长，1916年11月转入普鲁士陆军部，任副部长，负责战时生产。1917年8月任驻乌克兰德军集群参谋长。1918年10月鲁登道夫辞职后，他接任军需总监一职。十一月革命爆发后建议威廉二世逊位。为了阻止共产党人夺取政权，当时已经是德军第二号人物的格勒纳同艾伯特达成了密约，艾伯特同意镇压革命，并保持军队作为德国政权支柱的地位，作为回报，格勒纳同意让军队支持艾伯特政府。1919年9月退役，1920年至1923年任交通部长，1928年至1932年任国防部长，在弗兰茨·冯·巴本任命海因里希·布吕宁为总理后，格勒纳退出政界，1939年死于波茨坦。

^[15] 格勒纳在全柏林到处张贴这样的标语：“在兴登堡需要枪炮的时候，只有狗杂种才会罢工。”从此以后，他在柏林的各工厂中就被称为“狗杂种格勒纳”。

^[16] 弗朗茨·冯·希珀尔（Franz von Hipper，1863年9月13日——1932年5月25日），德国海军上将。1881年入伍。一战期间曾与英军交战，屡获战功。1918年8—12月被任命为公海舰队司令。基尔水兵起义爆发后辞职，一战结束后从帝国海军退役。

^[17] 参看哈里·鲁丁：《1918年的休战》，纽黑文1944年版，第244页以下。

^[18] 古斯塔夫·诺斯克（Gustav Noske，1868年7月9日——1946年11月30日），生于哈菲尔河畔勃兰登堡（Brandenburg an der Havel），1884年参加社民党，1892年当选为社民党勃兰登堡组织主席。1902—1918年担任开姆尼茨的《人民之声》主编。1906—1918年当选国会议员。基尔起义后，骗取了基尔水兵的信任，当上了基尔士兵苏维埃主席。1918年12月30日出任人民全权代表。1919年1月利用自由军团和国防军镇压了斯巴达克斯起义，并指使自由军团杀害卢森堡与李卜克内西。1919年2月13日——1920年3月22日任国防部长。1920—1933年任汉诺威省总督，纳粹党上台后被撤职。1944年因卷入七·二〇事件而被捕，被监禁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后来被盟军解救。1946年死于汉诺威。

^[19] 恩斯特·麦耶尔（Ernst Meyer，1887年7月10日——1930年2月2日），出身于火车司机家庭，曾与社会主义者论战，后来于1908年参加社民党。1913年初开始在《前进报》当记者，负责文艺部门。他是卢森堡的朋友，1914年8月反对战争。因患有结核病，未被征召入伍，一战期间是坚定的斯巴达克斯派，曾多次被捕。1918年德共（斯）成立时即当选为中央局委员。他和列维是党的主要领导，曾任《红旗报》主编，1921年任政治局书记，后任党主席。他很敌视左派，但出于机会主义立场批评共产国际执委会，1922年8月让位于回国的布兰德勒。1923年未入选中央局。1923年在准备起义时任南方局书记。1924年成为中派领袖，然后又成为了“调和派”领袖。1929年公开反对共产国际的极左路线，1930年初逝世。

^[20] 威廉·皮克：《1918年11月9日的柏林》，载《国际新闻通讯》，第8卷，第125期，第2475页以下。皮克是在1918年10月27日从荷兰回到柏林的。
　　《国际新闻通讯》是共产国际最重要的期刊，有英、德、法文版。该刊英文版简称为“Inprecor”，德文版简称为“Inprekorr”。

^[21] 恩斯特·弗里德里希·多伊米希（Ernst Friedrich Däumig，1868年11月25日——1922年7月4日），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曾参加法国外籍军团。一战前参加社民党，1911年起任《前进报》记者，1914年参加反对派。参与创建独立党，1917年至1918年任《自由报》（Freiheit）主编。1918年被选入革命工长组织核心，负责筹备十一月起义。十一月起义期间任大柏林工人士兵苏维埃执委会委员，反对成立德共（斯），拥护革命工长组织，在1919年1月反对起义，未成功。他是独立党左派的领袖和“苏维埃制度”的理论家。在卡普暴动之后，坚决拒绝列金提出的成立工人政府的建议。参加了共产国际三大，支持“二十一条”。1920年12月同列维一起当选为统一共产党主席，1921年与列维一起辞去主席职务。此后参加了列维的“共产社”，在列维和共产社加入独立党后不久逝世。

^[22] 露易丝·卡塔琳娜·阿玛丽·齐茨（Luise Catharina Amalie Zietz，1865年3月25日——1922年1月27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女活动家，曾当过女仆、制烟工人、幼儿园老师。1892年参加社民党，长于宣传鼓动活动，被誉为“女倍倍尔”。1908年入选社民党全国执委会，成为第一个入选全国执委会的女人，负责妇女工作。1917年参与创立独立党，直至逝世之前一直任独立党中央委员。1919—1920年当选国民议会议员，1920—1922年当选国会议员。

^[23] 德皇威廉报导：“11月9日，陆军大臣报告了若干部分柏林驻军不稳的情况——第四猎兵营、亚历山大团第二连、于特博克炮兵第二中队都已经投到叛变者一边，没有发生巷战。”（《事件和人物》，第243页）

^[24] 曼弗雷德·卡尔·恩斯特·弗赖赫尔·冯·里希托芬（Manfred Karl Ernst Freiherr von Richthofen，1855年5月24日——1939年11月28日），1874年入伍。一战期间参加了第一次佛兰德战役、罗兹战役等。1918年1—11月任皇宫卫戍副司令，4—11月兼任帝国军事法院院长。十一月革命后退役。

^[25] 鲁道夫·罗特海特：《十一月革命爆发初期的柏林皇宫》，柏林1922年版，第9页。并可参看皇宫图书馆馆长博格丹·克里格博士：《1918年革命时期的柏林皇宫》，莱比锡1922年版。
　　博格丹·克里格（Bogdan Krieger，1863年10月8日——1931年5月5日），德国历史学家。

^[26] 海因里希·施特勒贝尔（Heinrich Ströbel，1869年6月7日——1944年1月11日），1889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曾为多家党报撰写文章。1908年起当选为普鲁士邦议会议员，1910—1916年间任《前进报》编委。一战初期反对社会沙文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属于国际派，1917年加入独立党，曾与其他编辑一起企图将《前进报》置于独立党的控制之下。1918年11月14日至1919年1月4日任普鲁士邦总理。独立党分裂后，回到社民党内。1931年参加社工党，但1932年初又返回社民党。1933年流亡瑞士，1944年逝世。

^[27] 这篇演说没有被记录下来，但是米勒、施特勒贝尔等许多观察家关于它的介绍都大致相同。

^[28] 弗里德里希·艾伯特（Friedrich Ebert，1871年2月4日——1925年2月28日），生于海德堡一个裁缝家庭，当过制鞍匠。1889年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1905年任社民党总书记，1912年当选国会议员，1913年当选为党主席。一战爆发后，支持战争。十一月革命后，于1918年11月9日—1919年2月13日任临时政府总理，并镇压了斯巴达克斯起义。1919年2月11日—1925年2月28日任德国总统。

^[29] 菲利普·海因里希·谢德曼（Philip Heinrich Scheidemann，1865年7月26日——1939年11月29日），社会民主党人，1903年当选为帝国国会议员，一战期间跟艾伯特一起支持战争拨款。1919年2月13日——1919年6月20日任魏玛共和国首届总理。1919年11月19日——1925年10月1日任卡塞尔（Kassel）市长。1920—1933年当选为国会议员。纳粹篡权后辗转流亡奥地利和丹麦，1939年死于哥本哈根。

^[30] 菲利普·谢德曼：《新德意志的缔造》，纽约阿普耳顿公司1929年版，第2卷，第261页以下。

^[31] 海因里希·卡尔·威廉·艾伦菲尔德·赫尔穆特·冯·奥佩尔（Heinrich Karl Wilhelm Ehrenfried Hellmuth von Oppen，1869年4月6日——1925年11月2日），出身于军官家庭。1896—1909年上巴尔尼姆区长。1909—1916年任布雷斯劳警察总监。1916—1918年任柏林警察总监。十一月革命后被解除职务。

^[32] 艾米尔·艾希霍恩（Emil Eichhorn，1863年10月9日——1925年7月26日），出身于手艺人家庭，当过玻璃工人，1881年参加社民党，1893年起成为全职党务工作者，1908—1917年间领导社民党出版局。1917年参加独立党，组建了独立党的出版局，并领导了苏俄罗斯塔通讯社的“信息”部。1918年11月9日被任命为柏林警察总监，在他身边有一批工人活动家。1919年1月5日他被解除警察总监的职务，此事成了一月起义的导火索。一月起义失败后流亡到布伦瑞克。后当选为独立党的国民议会议员。在党内属于左翼，1920年参加统一共产党。1921年支持列维，参加共产社，但后来回到德共。在逝世前一直任德共的国会议员。

^[33] 艾米尔·艾希霍恩：《一月事件》，柏林1919年版。

^[34] 1918年11月11日的《柏林日报》，转引自里夏德·米勒：《从德皇帝国到共和国》，第2卷，第15—16页。

^[35] 我当时住在维也纳，在当时，组织严密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内，没有一个可以和“斯巴达克团”相比的组织。只有一群社会主义大学生和青年工人，设法同维也纳和地下奥地利的兵工厂联系，替布尔什维克宣传。在发生“面包罢工”以后，这一群人自称为“左派激进派”（以区别于奥托·鲍威尔和罗伯特·丹尼堡领导的左派；丹尼堡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1926年林茨纲领的拟定者，1945年死在布痕瓦尔德）。我们这个小集团不久就收到了布尔什维克首先从瑞士、然后从莫斯科寄来的信。在他们的鼓励下，我们便骄傲地自称为奥地利共产党，于1918年11月4日成立了奥共这个欧洲最早的共产党之一。我是第一号建党人。我们印了许多宣传文件，但是在有组织的工人中却没有多大影响。另有一个和我们的组织没有关系的集团，是由所有奥地利团队打剩下的士兵组成的，夺取了西维也纳的兵营。他们自称为“赤卫队”；他们的司令是著名的捷克作家埃冈·欧文·吉希，他在随同奥地利军队出征后以中尉的资格回国。（吉希经历了许多冒险以后，于1941—1945年流亡在墨西哥城。他已经回到自己的祖国捷克斯洛伐克，现在是亲俄的新共和国最有名的官方记者之一。）
　　当奥地利共和国于11月12日宣告成立的时候，从弗罗里兹多夫区大工厂中来的人抬着奇大无比的标语牌，上面写道：“奥地利社会主义共和国万岁！”这是名副其实的空洞口号，因为在它们的背后并没有任何组织。一群社会主义大学生朝奥地利议会门前的迴栏走去，准备向新成立的共和国政府呈递“维也纳工人的请愿书”。当时普遍的神经紧张达到了如此地步，以致竟有人命令卫队用武力拦阻示威者接近议会——或者也许是卫队并未接到命令而自行开的枪。总之，事实是造成了一场大混乱。一个新入党的共产党员弗兰茨·科里乔纳肚子上中了一颗子弹。（他后来在三十年代后期不名誉地死于俄国。）我被惊慌的人群踏倒，昏迷了过去。我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维也纳最大的一家日报《新自由报》总编辑的办公桌上。原来是赤卫队的士兵们发现我躺在人行道上，便把我抬进报馆，夺取了这家报纸，并且宣布我为主编。报馆全体人员都聚集到我躺着的房间里，向我保证他们的忠诚。那时我才二十岁左右，想到我们已经取得政权，不由得有些莫知所措。有两三天，我们发行了特刊，说明占领报社是出于示威目的。接着，我们都和平地离开了报社，《新自由报》随即复刊，此后一直顺利无阻地出版到纳粹上台。几天以后，我被新政府逮捕，并被控以背叛奥地利国家罪，但是在六个星期后获得了赦免。
　　罗伯特·丹尼堡（Robert Danneberg，1885年7月23日——1942年12月12日），1903年加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1908—1914年任国际社会主义青年团总书记。一战期间持反战立场。1918—1934年任维也纳市议会议员。1919—1920年、1920—1934年任奥地利国民议会议员。1920—1932年任维也纳市议会主席。1934年2月参加起义，起义失败后被捕并被解除一切职务，获释后继续参加地下运动。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后，企图流亡捷克斯洛伐克未果。1938年被捕并被关进达豪集中营。1942年转入奥斯维辛集中营，12月12日遇害。
　　埃冈·欧文·吉希（Egon Erwin Kisch，1885年4月29日——1948年3月31日），捷克作家、记者。出身于奥地利一个犹太人家庭。1904年加入奥匈帝国军队，期间因持无政府主义倾向而被监禁。1905年退役。1906—1913年期间在布拉格《波希米亚》杂志工作。1913年移居柏林。1914年一战爆发后回国入伍，参加了德里纳河战役。1915年在俄国前线负重伤，出院后转入预备役。1917年重服现役，同年11月在军队中秘密成立工人士兵委员会。1918年1月参加罢工，同年11月参加奥地利革命，并于1918年11月1—18日担任奥地利赤卫队总司令。1919年加入奥地利共产党，同年被奥地利政府驱逐出境，返回布拉格。1921年返回柏林。1925年加入德国共产党。国会纵火案后被捕，获释后被驱逐出境，流亡法国。1934年移居澳大利亚。1935年返回法国，从事反法西斯工作。1937年赴西班牙采访国际纵队战士。二战爆发后，于1939年9月被保护性拘留，同年12月获释后流亡美国。1940年流亡墨西哥。1946年返回捷克斯洛伐克。1948年在布拉格逝世。
　　弗兰茨·科里乔纳（Franz Koritschoner，1892年2月23日——1941年6月9日），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1909年加入青年工人协会。1916年参加了第二次齐美尔瓦尔德会议。1918年领导了1月罢工，同年发起成立奥地利共产党。1918—1925年任奥共中央委员兼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1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23年任奥共主席。1929—1934年期间在赤色工会国际工作。1930年加入联共（布）。1934—1936年任国际电信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1936年在大清洗运动中被捕。1940年被引渡到德国。1941年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遇害。1956年部分平反。1991年完全平反。

^[36] 关于这一被人谈论得很多的通电话事件，伏克曼（帝国档案馆档案员）在他的著作中有所报导，见《德国的革命》一书第68页，奥尔登堡1930年版。并可参看格勒纳将军的证词，见贝克曼所著的《慕尼黑的利剑袭击》，慕尼黑1925年版，第110—111页，转引自阿图尔·罗森贝格所著《德意志共和国史》，伦敦1936年版，第324页。罗森贝格曾接触过法庭的审讯记录。
　　艾伯特和格勒纳之间的合作问题，引起了一直继续到今天的无休止的讨论。替艾伯特辩护的人并不否认合作的事实；讨论的症结主要是艾伯特的动机以及这种合作的后果。格勒纳的供词是否可靠，特别受到了怀疑。在这一问题上提出了最详尽资料的罗森贝格本人，就坚持说艾伯特是忠于共和国的。“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艾伯特曾和军官们合谋反对革命工人阶级。艾伯特从来也没有背叛过他的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同事（即他的同志）。但是，他由于意识到德国政府正面临着巨大困难而深感忧虑。除去经济困难严重和对外政策棘手以外，还加上了分离主义运动的威胁，这种威胁不仅来自莱茵区，而且来自德国的其他许多部分。在这种情况下，艾伯特希望把内讧的可能性减到最小限度，在各党各派之间充当调停人。如果最高统帅部向他表示忠诚，艾伯特看不出有任何拒绝的理由。不过，艾伯特过于信任最高统帅部，却是一个策略上的错误。”（罗森贝格，第50页。）
　　在我看来，这种讨论是过时的和毫无意义的。艾伯特的动机，即他真诚地相信通过和军界的这一谅解他是在挽救德国，是不能怀疑的。至于他的行动，则需要根据对于整个内战时期的一般政治估价来衡量；讨论之所以局限在艾伯特的行动和人品问题（这只是许多有关的复杂因素之一）上，大部分是由共产党的宣传造成的。然而，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不能否认下面一点，即：社会民主党的右派领导人和军队之间的暂时结盟，对于年轻共和国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
　　埃里希·奥托·伏克曼（Erich Otto Volkmann，1879年11月23日——1938年12月？日），1898年参军，1914年起在总参谋部任职，1919年起在东普鲁士海关工作，1920年进入国家档案馆工作，著有多部历史著作。

^[37] 共和国军队“德国国防军”的缔造者汉斯·冯·塞克特将军，后来是出席凡尔赛会议的军事代表。1919年5月26日，他向德国代表团团长布罗克道夫—兰曹伯爵呈递了一份备忘录，抗议和约中的军事条款，明白地拒绝共同负责。“我想说清楚，”他写道，“按照一切军事权威的意见，一支军官团人数有限的十万人的军队，是不足以完成那些即使说成立了国联也还需要由德国负责的对外任务的，也不足以使它的对内政策具有必需的后盾……如果德国接受这些条件，它就会在对内对外两方面都变得无能为力。”见埃里希·奥托·伏克曼著《回忆冯·塞克特元帅》中《德国国防军的组织者》一章，德国国防政治与国防科学协会，柏林1937年版，第35页。

^[38] 马克斯少校：《帝国、人民和国防军》，载《科学与国防》，1931年第12卷第1期。马克斯是总参谋部的一个成员，一月事件中曾作为柏林司令部的一个负责人和诺斯克合作，后来成为国防部主要专家之一。

^[39] 转引自保尔·弗勒利希：《罗莎·卢森堡的思想和行动》，巴黎1939年版，第266页。

^[40] 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于1919年4月15日，会址仍在柏林。这次大会没有什么重要意义，因为在这一期间，工厂代表运动已经在内战的一系列战斗中趋于沉寂。8月23日，诺斯克解除了大柏林市工人士兵委员会的权力。关于这两次会议的同时代人的报导，可参看《工人士兵委员会全国代表大会速记记录》，载弗里德里希·普利茨博士编《德国革命》（莱比锡，出版年代不详），第1卷第201—259页，第2卷第186—201页，《德国革命大事年表》部分；并可参看海因里希·舍弗著《一个莱茵区社会主义者的日记》，波恩1919年版。

^[41] 里夏德·米勒：《从德皇帝国到共和国》，第2卷，第203页。

^[42] 后来，兴登堡宣布：“我不承认中央工人士兵委员会关于军事问题、特别是关于军官和军士地位问题所通过的决议……现在和以前一样，军方支持艾伯特政府，希望政府实现它所许下的保存军队的诺言。”（米勒，第2卷，第222页。）

^[43] 艾米尔·巴尔特（Emil Barth，1879年4月23日——1941年7月17日），五金工人，社会民主党人。1917年退伍，加入独立党。一月工潮后，他接替里夏德·米勒，任革命工长组织领袖。曾任苏维埃执委会委员，一九一八年十一月至十二月间任人民全权代表（但他的同志并不承认）。1921年任企业代表会主席。1920年仍留在独立党内，1922年回到社民党。此后无突出表现。

^[44] 《速记记录》（注[40]所引），第220—221页。

^[45] 阿诺德·莱克维斯（Arnold Lequis，1861年2月2日——1949年2月16日），1880年参加普鲁士陆军，1881年获少尉军衔。1896年晋升为总参谋部上尉。1898年进入总参谋部工作，1902年担任普鲁士军事学院教官。1904—1909年在海外殖民地工作。1912年晋升为上校，1913年出任第1军工兵司令。1914年10月出任第2集团军后勤主任，1914年12月晋升为少将。1916年5月被任命为第104步兵旅旅长，1916年11月被任命为第12步兵师师长。1918年3月晋升为中将。十一月革命后被任命为军区司令，积极参加反革命阴谋。1919年1月被任命为国防军第8旅旅长。卡普暴动后，于1920年9月退役。

^[46] 波多·冯·哈尔博（Bodo von Harbou，1880年12月12日——1943年12月22日），一战期间在总参谋部作战部工作，从1918年9月起积极参加了军方、政府、社民党和资本家的会谈。十一月革命后积极参加反革命阴谋，担任格勒纳将军与社民党之间的联络员。战后退役，担任德国氮气辛迪加（Deutschen Stickstoffsyndikat）经理。1943年年底被秘密警察逮捕，在狱中自杀。

^[47] 伏克曼：《德国的革命》，第163页。

^[48] 根据他在1925年慕尼黑审讯中的证词，参看罗森贝格，第325页。

^[49] 《1918年12月30日至1919年1月1日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团）建党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柏林1919年地下出版。

^[50] 《斯巴达克团的方针》，柏林1918年12月版。

^[51] 《百科辞典》，俄国格拉纳特图书学研究所，莫斯科191？—1934年版，第41卷，第2部分（附录），第155页。

^[52] 保尔·郎格（Paul Lange，1880年1月5日——1951年6月14日），生于庄丁工家庭，当过办公室职员，1898年参加社民党，1903—1906年任《莱比锡人民报》编辑。一战期间参加了斯巴达克斯同盟，1918年入选中央局。1920年11月因不同意德共的工会政策，在德共与独立党左派合并之前退出德共，参加了独立党（右派），1922年随独立党右派返回社民党。后来他和列维一起成为社民党左翼反对派成员。1945年6月重新参加德共，1945—1951年任《莱比锡人民报》编辑。1946年参加统一社会党。

^[53] 赫尔曼·路德维希·鲁道夫·敦克尔（Hermann Ludwig Rudolph Duncker，1874年5月24日——1960年6月22日），出身于商人家庭，受过高等教育，得过哲学博士学位。1893年参加社民党，1903年成为新闻工作者、巡回演说家，1911年在中央党校与卢森堡一同执教。1914年8月参加国际派核心小组，后来参加了国际派和斯巴达克斯同盟。德共（斯）成立时当选中央局委员，1919年1月再次当选中央局委员，1920年未能连任。后任哥达地区的独立党政府的部长。由于患有哮喘病，他便致力于脑力工作和培养活动家的工作。1933年被捕，在集中营内被关押了一年，1936年设法逃到丹麦，1941年抵达美国。反对1939年的德苏互不侵犯条约。1947年返回东德，参加了统一社会党，在大学执教。

^[54] 雅可布·瓦尔赫尔（Jacob Walcher，1887年5月7日——1970年3月27日），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车工。1906年参加社民党。1910年至1911年间在党校学习。之后在斯图加特当记者。后成为左派组织者，1914年在斯图加特组织斯巴达克斯集团，1915年被捕，被征召入伍。在德共（斯）成立大会上任主席，把斯图加特的独立党组织争取了一半过去。1920年入选中央局，支持用总罢工来抵抗卡普暴动，并担任罢工领导，支持工人政府路线。1921年任中央局书记，负责工会工作，在1923年代表德国出席红色工会国际代表大会，把有关德国形势的消息告诉了托洛茨基。因参加右派而被降职，在1924年至1926年间住在莫斯科，1928年被开除出党，参加了德共（反对派），然后参加了社工党。1933年流亡国外，曾短暂接近托洛茨基，随后又与托洛茨基拉开距离，参加了伦敦局。1939年被法国当局扣押，1941年抵达美国，参加了民主德国委员会。1946年返回东德，被接纳加入统一社会党，1949年被免除一切职务。1956年平反并恢复职务。

^[55] 弗里德里希·卡尔·赫克特（Friedrich Carl Heckert，1884年3月28日——1936年4月7日），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建筑工人。1902年参加社民党。1904年起四处游历打工，1908—1911年先后在柏林、不莱梅和瑞士定居，在瑞士通过妻子的关系联系上了布尔什维克。1912年当选为开姆尼茨建筑工会主席，并认识了布兰德勒。1916年在开姆尼茨建立起了强大的斯巴达克斯派组织，1917年加入独立党，领导当地的党组织。1918年10月被捕，十一月革命后获释，当选为开姆尼茨工人士兵苏维埃主席，参加了同年年底的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德共（斯）成立时即入党，把开姆尼茨的独立党组织并入了德共（斯）。1919年在德共（斯）二大上当选为中央局候补委员，1921年当选中央局委员，1922年担任中央局工会工作部副部长。在1923年秘密准备起义的工作中发挥了重大作用。1923年10月在蔡格纳的萨克森邦政府中任经济部长。1924年从右派转投中派，1924—1933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24年10月被捕，1925年7月获释。1927年入选政治局，领导工会工作部的工作，1928年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与红色工会国际的代表。1931年被冲锋队打成重伤。1932年返回莫斯科，重新担任德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1936年4月7日逝世于莫斯科，葬于克里姆林宫宫墙下。

^[56] 萝茜·沃尔夫施泰因（Rosi Wolfstein，1888年5月27日——1987年12月11日），出身于商人家庭，学过贸易。1907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组织，1908年参加社民党。1912—1913年在党校里当过卢森堡的学生。一战中活跃于青年组织和斯巴达克斯同盟。1917年参加独立党，1918年被选为杜塞尔多夫工人士兵苏维埃委员，在德共（斯）成立大会上任书记。1921年当选中央局候补委员。1924年起与丈夫保尔·弗勒利希一起致力于出版罗莎·卢森堡的著作。1929年被开除出党。后参加德共（反对派）和社工党。1933年流亡国外，1941年至1950年流亡美国。后返回法兰克福定居，并参加了社民党。

^[57] 一个以笑谑闻名的市镇，这里象征自得其乐的中产阶级的愚蠢。

^[58] 保尔·弗勒利希：《罗莎·卢森堡》，第274页。

^[59] 参加过斯巴达克团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格·弗先生告诉我，约吉希斯在开会期间曾问过他，他建党这一档子事都吹掉究竟好不好。约吉希斯的态度还表现在另外一件事上。已经作为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代表被选入瓦登堡地方议会的克拉拉·蔡特金，自从斯巴达克团脱离该党以后，在保持自己的议席时难以应付一般党员。约吉希斯写信给她，要她继续做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议员，因为他怀疑当时建立一个新党是否适宜。

^[60] 威廉·迪特曼（Wilhelm Dittmann，1874年11月13日——1954年8月7日），当过家具木工，1894年参加社民党，1899年担任《贝尔吉施工人之声》（Bergische Arbeiterstimme）编辑。1904年担任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党组织书记。1912年当选为国会议员。一战爆发后持反战立场，特别反对书报审查制度。1917年参与创建独立党，曾与水兵莱希皮奇有联系。在1918年1月罢工之后，被判处在要塞内监禁五年。1918年10月获赦出狱，十一月革命后，在1918年11月—12月任人民全权代表。在独立党内是右派领袖，反对与共产党合并。1920—1933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22年率独立党右派返回社民党。纳粹篡权后流亡瑞士，1951年回国，在社民党档案馆工作。

^[61] 古斯塔夫·诺斯克：《德国社会民主主义兴衰史》，苏黎世1947年版。该书完稿于1933年，诺斯克在序言中说，在1936年以前，他一直幻想这本书能够在纳粹政权下出版。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先后被捕两次，第一次是在战争刚爆发的时候，只被拘禁了几天，第二次是在1944年7月22日，受到将军谋叛案的牵连。他在1945年4月俄国人已经打到柏林郊区的时候，逃出了毛比特监狱。1946年11月30日，他以七十八岁的高龄去世。

^[62] 有关斯巴达克派两大领袖这一冲突的文件，现在还可以见到两份，其一是保尔·列维于1921年5月4日在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的声明，载于他的小册子《有何罪过？》，柏林1921年版，参看罗森贝格，第330—333页；其二是拉狄克的一封信，载《德国革命简史》，柏林1926年版。

^[63] 欧根·恩斯特（Eugen Ernst，1864年9月20日——1954年5月31日），出身于木匠家庭，1886年参加社民党，十一月革命期间曾当选为大柏林工人士兵苏维埃委员，1919年至1920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19年3月起任普鲁士邦人民全权代表。1919年1月至1920年3月间任柏林警察总监。二战后参加了把社民党和德共合并为统一社会党的工作。

^[64] 保尔·肖尔策（Paul Scholze，1886年4月13日——1938年5月22日），生于德累斯顿一个工人家庭，当过工具装配工学徒。一战期间参加革命工长组织，组织了多次罢工。十一月革命期间曾任柏林革命工长组织主席，一月起义时任革命委员会主席之一。1920年随独立党左派参加统一共产党。二十年代初参与成立国际工人救济会（Workers International Relief），1924年至1935年间领导国际工人救济会西欧分会。1929—1932年当选为柏林市议员。纳粹篡权后流亡法国，1935年流亡苏联，1936年11月4日在大清洗中被捕，1938年5月11日遇害。1991年10月18日公开平反。

^[65] 库尔特·巴克（Curt Baake，1864年4月2日——1940年4月16日），记者、社民党政治家。1884年任社民党报纸《柏林人民报》（Berliner Volksblatt）编辑。1890年参与创立柏林自由人民剧院（Freie Volksbühne Berlin）。1891—1893年担任《新世界》（Neue Welt）编辑。1894年担任《士瓦本每日卫报》（Schwäbische Tagwacht）编辑。1914年后成为艾伯特的亲信。1918年11月12日——1919年3月3日担任总理办公厅主任。1920—1933年担任德国人民剧院协会（Verband der deutschen Volksbühnen）主席。

^[66] 古斯塔夫·诺斯克：《从基尔到卡普：德国革命的历史》，柏林1920年版，第67页。这件事发生在星期六（1月5日）晚上。

^[67] 《从基尔到卡普》，第70页。

^[68] 瓦尔特·冯·吕特维茨（Walther von Lüttwitz，1859年2月2日——1942年9月20日），一战期间曾任旅长、第4集团军参谋长、第5集团军参谋长、“皇太子威廉”集团军群参谋长、第10集团军司令、第3集团军群司令。十一月革命后被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任命为柏林卫戍司令，1919年1月利用自由军团镇压了斯巴达克斯起义。1920年3月与卡普一起发动暴动，失败后流亡匈牙利，1925年获大赦后回国。

^[69] 奥托·兰茨贝格（Otto Landsberg，1869年12月4日——1957年12月9日），1890年参加社民党，1912年当选为国会议员。一战爆发后持爱国主义立场，在党内属于右翼。1918年被选为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委员，1919年出任谢德曼内阁的司法部长，1920年至1923年出任驻比利时大使，1924年至1933年被选为国会议员。纳粹上台后流亡国外。

^[70] 鲁道夫·维塞尔（Rudolf Wissell，1869年3月9日——1962年12月13日），1888年参加社民党，1908年起任柏林工会中央工人书记处委员，1916年起在《前进报》工作，1918年3月当选为帝国国会议员。十一月革命期间任工会总委员会副主席，鼓吹劳资合作，反对成立苏维埃共和国。1919年1月当选为魏玛共和国国民议会议员。1919年2月至7月任经济部长。1928年至1930年任劳动部长。纳粹上台后退出政治活动。1945年后参加了社民党的重建，反对社民党与共产党的合并。

^[71] 奥托·布劳恩：《从魏玛到希特勒》，纽约1940年版，第84页。布劳恩是普鲁士内阁的社会民主党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