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尼基福罗夫《布尔什维克地下活动年代》

新监狱长



  在十四号牢房里传来了消息,新监狱长要来了,至于斯聂日柯夫就要离开岗位,升职调任到不知什么地方去。这消息很使政治犯们激动。大家都以为,新监狱长一来,就要开始更残酷的迫害。大多数受过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领导者的妥协教育的政治犯集团,都不准备顽强的斗争,也不知道在这种“复杂化”的场合下究竟要怎样对付。

  新监狱长尼基京在被委任到亚列山大罗夫斯克中央监狱里来之前,曾当过尼古拉也夫监狱的监狱长,而后又在哈尔科夫当过犯人劳动大队的队长,他在那里建立了极残酷的制度。哈尔科夫的犯人劳动大队是很出名的,因为在那里的犯人为了任何一点小过失就要受到鞭笞。很明显,尼基京受到上司的赏识,因此就把最大的中央监狱之一委任他来管理。

  十四号牢房决定准备斗争。

  可是,完全和我们的期望相反,和新监狱长的会晤很平安地过去了。当尼基京走进刑事犯的牢房里去时,那边传来了他的尖锐的声音:

  “弟兄们好!”

  刑事犯一致友善地回答:

  “祝你健康,大人!”

  当他走进政治犯牢房里来时,他正常地说:

  “你们好。”

  传来回答他的声音是不友善的:

  “你好。”

  他在十四号牢房前面停了一下。助理监狱长轻轻地对他说着什么话。

  他和我们道好,举手行礼,并且说:

  “你们好。”

  我们回答得很零乱,而且有的人并不回答。

  尼基京什么话也不说,看了看牢房就走了。他的个子并不高,有着淡红色的修剪得像刺猾一样的胡髭;在他的左手上带着一只黑色的手套,很明显,那是缺少几个手指的。

  他走了之后,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在监狱中的条件下和管理人进行斗争——事情不是容易的。

  预期中的斗争的开始还更艰苦。所以大家都很高兴,因为和监狱长的会晤很顺利地过去了。

  “恐怕他是笑里藏刀的吧?”一个主持监狱“年鉴”的囚犯说。

  囚犯们说起话来。

  “可能他曾经得到这样的训令。聂尔庆斯基监狱的事件并不是白白过去的,而且还有战争......”

  集团的组长来了。大家都向他迎上去:

  “喂,你们那儿的会晤经过怎么样?”

  “正和期望相反,一切过得很顺利,没有发生一点事故。尼基京在工场里停留很久,很详细地了解工场的情形。这是很好的现象。”

  虽然会晤的情形很良好,大家还是等待着有什么变化。可是过了几天,中央监狱的制度并没有改变。看守们在最初几天都勤奋起来,开始更挑剔人家,但后来就又完全和以前一样了。

  有一次,我正在院子里打扫,碰到看守长,我问他:

  “喂,新监狱长怎么样?想要有什么改变吗?”

  “暂时还没有。他尽在忙着工场的事情。他说,工场的制度不好,收入很少。”

  新监狱长注意工场对我们很有利。这给我们发生一种利用工场作为反迫害斗争的工具的希望,假使监狱长想对政治犯加以迫害的话。

  从尼基京接收中央监狱和工场之后过了一个月,他就上伊尔库茨克去了,在那里他从军事工业委员会接到关于医院器材的大批定货。这种定货完全由工场负责供应。尼基京只限于接受医院器材的定货这种事实,就证明关于政治犯集团内部的斗争,已经报导给新监狱长知道。

  战争的第二年标志着政治犯大批流入中央监狱。大家对于政治问题的兴趣重又大大提高起来。估计到这一点,十四号牢房再度提出关于集团的策略问题:关于“老实话”,关于从资产阶级组织得到帮助等等。我们,布尔什维克,力图把集团的一部分工人由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影响下拉开来。

  所有这些问题经过激烈的讨论之后,在十四号牢房里的布尔什维克小组得到大多数牢房的赞同,把这些问题提到整个集团中去讨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反对这样做,经过多数表决推翻了十四号牢房的提议。

  于是我们就在十四号牢房提出关于成立独立集团的问题。我们并不隐瞒,这个事件蕴藏着很重大的后果,可能增加来自监狱管理人方面的压迫。但是我们认为必须这样做。

  在各牢房内部争论了几天,并和集团组长委员会谈判没有结果之后,我们的牢房作出了一个决议:“假使集团不改变自己的政策,十四号牢房就要脱离集团。”

  分裂的威胁在政治犯中间引起了激动。集团的普通组员要求领导者觅致和十四号牢房调和的可能性。谈判开始了。他们谈了几天毫无结果。于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就提议成立集团的“最高法庭”,把一切原则性的意见分歧都转交给它来决定。十四号牢房表示同意,但是提出一个条件,就是问题不应该由多数决定,而是要全体同意。这样一来,就是在这种场合之下,我们也可以保持自己的行动自由。

  从十四号牢房派去三个代表参加“最高法庭”。其余牢房分派到三个人,集团组长也包括在内。

  在“最高法庭”中的斗争延长了两个月。各种说法或者这方面反对,或者那方面不同意。整个集团过着紧张的生活。在各牢房和工场中进行着争论。有很大一部分工人支持着十四号牢房。

  我们的代表持久争论的结果,得以达成了一条虽然不是完全的,但是却极重要的关于对管理人说‘老实话’的限制的法规。

  第五条法规指出,“对管理人说老实话一般是准许的,但是只能在这种场合下才可进行,就是当同志们接受任务时,必须保证不违反大家共同生活的主要任务……”在“最高法庭”中争论的结果,在这一点上添注:“对管理人说老实话的同志们,如果并不违反上面所说的法规,那也只有在得到全体共同生活者同意的场合之下才可进行;但有时候在事情不宜迟延的个别情形下,老实话可以由共同生活的执行机关来批准。” 这个补充差不多把利用老实话的可能性取消了,因为在任何场合之下都要提到整个集团中加以表决。

  我们也达成了拒绝用集团名义对资产阶级的捐助者们寄发“感谢信”。法庭决议停止给“捐助者”寄送艺术礼品。关于这个问题,和资产阶级有联系的社会革命党人反对得很厉害。

  我们的代表在十四号牢房报告之后,曾经表决通过了“最高法庭”的决议,问题就算最后解决了。在争论的时候,清楚地表现出两种政治派别。集团的百分之二十的人坚决地站在我们布尔什维克小组方面,并且他们在监狱中不管多久在一切政治问题上始终站稳革命的立场。集团的大多数继续逗留在机会主义和庸俗的泥坑里。

  我们内部事务并没有把我们从注意和战争相关联的一般政治问题上拉开去。我们和护国分子之间仍旧发生着无情的争论。列宁同志的精确的提纲:“革命阶级在反动的战争中不能不希望自己的政府失败”,在和我们的反对者论战的时候给了我们巨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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