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尼基福罗夫《布尔什维克地下活动年代》 关于伊尔库茨克监狱中挖地道的案件 战争时期，在监狱里出现很多兵士。他们差不多都是被判处长期徒刑：十五年、二十年和无期徒刑。 我已经和十一号牢房的兵士们建立联系，并且始终保持着这种联系。有一天，我接到兵士的来信，在信中请求给他们组织一个政治文化学校。我同意到兵士那儿去鸳忙。十四号牢房全体允许我移居到兵士那儿去做学校的“校长”。 兵士们对我非常友爱。他们里面有足够的文化程度的人：一个教会中学学生，几个读完教育部设立的二年制学校的学生。他们是学校文化组织中的核心。 把学生分为三组：不识字的（最大的组），约略有文化程度的和有足够的文化程度的。我指定由足够的文化程度的学生担任教授各种不同课目的初级教员。有系统的教学部门和算术完全由那个教会中学学生负责教授。我领导着政治座谈。 教科书很少，但学校的工作却搞得热火朝天，所以学习进步很快。 自从我移住兵士牢房三个月以来，差不多把所有兵士都吸引来参加学习。 有一天，我被叫到监狱长斯聂日柯夫那儿去。他一见我就发问： “你又搬到兵士那儿去了吗？” “是的，得到你的许可在那边组织学校，所以我就帮着他们......” “我知道你帮着他们......对于你的处罚不是还没有执行吗？” “没有，没有执行。” “让他上洗衣房里去做一个月工，”他转身对着守长说。 我给兵士授课这项工作停止了。我搬回十四号牢房来。但是学校的工作还是很紧张地进行着，在别的牢房中的兵士开始请求加入兵士牢房中来。 我在洗衣房里从早晨六点钟工作到晚上六点钟，洗着囚犯们的由粗麻布缝制的贴身衣服。洗衣房设立在一所古旧、倾斜而又腐朽的木头房子里。在这里充满着腐烂和潮湿的气味。 在洗衣房里有三十个人在工作，全都是脱得赤条条的，只在身子前面围着一条粗布的围裙，或者就拿送来洗涤的衬衫，把两只袖子拦腰缚住。洗衣房整天瀰漫着蒸汽。水的哗啦啦声，镣铐的噹啷声，嘈杂的人声，粗浊的詈骂声一分钟也没有停过。在吃午饭时可以休息三十分钟。他们给了我一双里面又湿又滑的破靴，一小块肥皂和六十件贴身衣服。指给我一个要在它里面洗涤的长盆。 我洗涤的工作进行得很不好：头晕得很厉害，因为潮湿，到晚上两脚就开始发痛，全身疼痛，从指甲里渗出血来。肥皂我只够洗一半衣服，其余的衣服我就用手搓着。到晚上，好容易洗完了。但是看来，工作并没有完：看守认为有二十二件衣服洗得不干净，强迫我再洗。大家全都走了，而看守却和我留下来，我想要再洗，但血从指甲里面渗出来，沾染在衣服上。因此看守就吩咐放在明天再洗，把我带回了牢房。第二天，在通常的定额之外，又加上要再洗的二十二件。 于是囚犯中就有一个指教我，怎样使用肥皂： “你先把最脏的衣服挑出来，把比较干净的拿开去。把衣服侵湿之后，再擦肥皂。只在那很脏的领头上擦上肥皂，其余的地方，只要放在肥皂水里洗洗就可以了。” 这一课上得对我很有用。我很快就能适应，并且一点也不浪费肥皂了。 在潮湿中工作了一整天，到晚上，我已很疲倦。走到牢房里，胡乱吃完晚饭，躺上床就睡着了。在我还没有服满因逃跑而受到的惩罚期限以前，就这样一天天做着。 “不要干那不成功的逃跑，”我在洗涤时抱怨自己。 牢房的生活，仍旧在炽烈的政治战斗中度过去。监狱管理人准许把伊尔库茨克出版的报纸上的军事消息送进牢房里来，并且根据国内军事和政治情况的最近材料进行着辩论。 过了六星期，在洗衣房里做完工作之后，我被叫到事务所里去，交给我一张伊尔库茨克地方法院送来的关于在伊尔库茨克监狱中挖地道的案件的传票。 “过一星期我们就要把你押送去，”值班的副监狱长对我宣布。 到别地方去，散散心倒是不坏的。也许，碰到方便的机会，就可以逃跑。不过回想起伊尔库茨克监狱，却又引起我无限的苦闷：“必须又要碰到所有的监狱管理人......并且谁知道，这次新的相逢对我又将有一个怎样结局呢......” 凡是参加过挖地道的人全都被押送去。我们的路程要经过乌苏里叶村，而从那里——搭火车到伊尔库茨克。夏天已经完结：树林刚刚发黄，田野里在开始收割了。我们不慌不忙地走着，贪婪地吸着森林的树脂香气。很快走完了狭窄的森林地带，接着我们就走向河水清澈品莹、闪闪发光的美丽的安迦尔河河岸。 渡船慢慢地离开河岸：护送队紧紧地把我们包围在渡船中央。 “我们知道，你是美丽的，”我们想着关于安迦尔河，“但是你的寒冷的波浪都是很险恶的，谁也不敢冒险跳进它里面去。” 但还是很想向着它跳去...... 当还没有到达伊尔库茨克的时候，命令我们在车厢里躺着，不准爬起来。 在伊尔库茨克监狱里，把我关在一座新监狱的单人牢房里。这座监狱是由很多五步长三步阔的很小的单人牢房所组成的。伸手就可以碰到天花板，地是水门汀的，墙壁和天花板是白色的。一点木头也没有，只有石头和铁。在天花板下面——是一个有粗铁槛的窗子。铁的桌子和椅子是钉牢在墙上的。铁的架床也是钉牢的，白天要抬上去。囚犯们在白天不可能躺睡。在角落里——一只放着马桶的椅子。高声诵读、自己跟自己谈话、打瞌睡、坐在椅子上并把身子俯在桌上都是不准许的。假使你这样睡着，那看守马上会执拗地警告你。假使你没有反应，看守就打开了门上的小窗，高声地叫喊着： “不能靠在桌子上！” 但是当你感到静默得厌烦时，你就会高声地跟自己说起话来，在“小圆窗”上重又发出敲击声，看守叱喝着： “不准谈话。不要作声！” 假使你不听话，那就不给你热的吃食，把你的单人牢房改变成禁闭室的状况七昼夜、十五书夜、三十昼夜，那要看你的倔强性而决定。直到像疯子一样把你用绳子捆起来。 按照监狱规则，在这种单人牢房里是不可以把囚犯关到一年以上的。但是监狱的管理人却很容易迥避这种规则：在单人牢房里坐满一年，他们就给你转移到普遍的牢房里去住一个月，然后重又给你转移到单人牢房里去坐一年。 关在这种单人牢房里的囚犯的生活，是被电铃调度着的。早晨起床——响着电铃。把自动关闭的架床提上去——响着电铃。点名——响着电铃。点完名——响着电铃。发给面包和开水——响着电铃。整天就是这样。 在最初几天，电铃对我并不觉得厌烦，但是以后就开始感到烦恼，它像尖针刺在脑里一样使人难受。 我知道，我不会在伊尔库茨克监狱里关得很久，所以并不特别为自己的处境耽忧。在第一天黄昏，我走近窗子，开始望着一小块隐约可见的天空。听到在“小圆窗”上的敲击声。我回过头来看。 “离开窗子。不可以站在窗子旁边。” “为什么不可以？”我奇怪地问。 “不可以，”看守简短地重复说，等待我离开窗子。 “那末在牢房里踱步可以吗？” “可以。” “走近窗子可以吗？” “可以。只是站在窗子旁边都不可以。” 我离开窗子。看守关掉“小圆窗”。我决定在开始时候别跟他们闹别扭，先来研究一下这个“欧洲制度”的秩序，这是狱卒中的一个对我这样介绍的。我决定要来体验一下，在这里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我开始在牢房里走来走去，很轻地吹着口哨，并且陷入了凝思，甚至关于刚才要想体验什么竟然也忘记了。过了一些时候，在“小圆窗”上就敲起来了： “不可以吹口哨。” “我吹得这样轻，对任何人是没有妨害的。” “轻也不可以。你再吹——我就要报告值班的副监狱长。” 我重又踱起步来。在窗边站着不可以吹口哨不可以。倒要试试看，什么事情是可以的。我开始轻轻的唸着涅克拉索夫的在俄国谁过活得好。唸了约三分钟——没有什么......就是说，可以的。我已经想停止唸了，恰好又敲击起来： “不可以高声说话！” 虽然这原只是试试看的，但我却生气了： “怎么，甚至低声说话也不可以吗？” “不可以。不行。” “那末我可以唸祈祷文吗？” “只有在点名时可以祈祷。” “算了，不可以，就不可以......” 在牢房里走累了，我坐到椅子上去。想把疲倦的两腿提到椅子上来，但是椅子太小了。我移坐在马桶椅上。把腿蜷起来，用两手抱着它们。默默地坐在那里。过了一些时候，“小圆窗”上又发出了敲击的声音。 “坐在马桶椅上不可以，坐到椅子上去。” “我坐在椅上感到不舒服，我愿意坐在这里，我在这里舒服些。” “不可以坐在马桶椅上，移坐到椅子上去，”看守执拗地重复着。 我的神经开始紧张起来。 “我不离开这地方，”我回答。“在这里我对谁也没有妨害。” “你不服从我的命令。我报告值班的副监狱长。” 小窗关掉了。看守再不来打搅我。在点名时，值班的副监狱长对我宣布： “明天你将要没有热的食物。值日的命令应该绝对执行。” 我决定什么话也不跟管理人说，不管任何迫害，却默默地在牢房里建立自己的秩序。 第二天早晨看守打开了小窗，递给我水和面包。我并不去拿。于是看守打开了门，把面包和水放在桌上。我在牢房里走了很久，再三考虑着已经发生的情势。应该准备不可避免的斗争。新“制度”的条例要求我新的防御和进攻的方法。过去在伊尔库茨克监狱中虽然在极困难的条件下进行斗争，但是他们的制度却是很混乱的。那时的管理人对于“不顺从”并不是总能找到有系统的斗争方法。现在的情形却不同了：狱卒们折磨着囚犯，影响着他们的心理，可是他们却是用的客气的方法，不用吵嚷，而是顺序地按照着严格拟定的计划。因此回击的策略也应该不同，而是要顽强、镇静和坚忍不拔。 由于长期过着监狱的生活，使我养成一边走一边思想的习惯。我能够在牢房里整整几小时踱着，陷入深思，忘记了时间。新的伊尔库茨克的单人牢房是太狭窄了，要在它里面长久地踱步我是办不到的。转几转，我走近了窗子，一边思索，一边望着天空。又听到看守在“小圆窗”上的敲响声。 “离开窗子。” 我默不作声地继续站着。看守重复说： “离开窗子。不准站在窗边。” 我并不回答他，继绩站着。 “我不得不报告监狱长。” 我继续站着。看守走了。 晚上点名时，值班副监狱长对我宣布，我又要丧失热的食物。但我什么话也不对他说。 第二天把我带出去散步。 在门口那儿有几个人鱼贯地站着。我走近去，站在他们徒面。门打开了，于是我们就在看守伴随下走到院子里去。在我们后面还跟着看守长。在院子里有一块圆地给我们散步。囚犯们走到小径上，就拾着它一个跟一个地走起来。我停了下来。 “走，走，停下来不可以！” “我不沿着圈子散步。” “怎么不走？那为什么出来散步呢？” “我不知道，你们这儿是转圈子的。” 看守不知所措地摊开了两手。 “把他带到牢房里去，”看守长命令着，“他反正不要转圈子散步。” 我被带回牢房。 我在单人牢房里走来走去，开始轻声地唱起歌来，不由己地倾听着。看守又敲起来： “不要唱。” 我不加理睬，还是继续低声地唱着。 “假使你不停止，我就叫副监狱长来。” 我并不回答看守，继续唱着。看守走了。过了一些时候，门打开了，副监狱长走进来。 “你为什么叫喊？” “我并没有叫吵，而是是很轻的唱歌。我以为，这对谁也没有妨害。” “已经对你说过，唱歌是不准的。” “你剥夺了我的书本、热的吃食。那我怎么办呢？只有唱歌。” “不行。要把你的牢房转变成禁闭室。监狱长可以处罚你三十昼夜。” “这我并不怕。当你们不让我安静的时候，我将要破坏你们的一切规则。” 副监狱长惊奇地瞅着我，什么话也不说，走了。 副监狱长实行了自己的威吓：把我的牢房转变成禁闭室七昼夜。架床被锁死了，让我要怎样安排就怎样安排。又是这个马桶椅帮助了我。这真是一个避难所，我在它上面度过了漫慢长夜。看守有时在“小圆窗”里窥探。那怕我就是唱着歌，看守也不对我叫嚷了。 我决心获得那怕就是最少限度的自由。 在禁闭室的限期终了之后，又给了我热的食物，并打开了架床。但我还是不断地破坏“秩序”。 副监狱长对我宣布： “假使你再继续破坏确定的规则，我们就要给你坐十四昼夜禁闭室。” “我所要破坏的，就是你们作难我的。”我叫副监狱长放心。 过了一天，他们向我宣布，要把我的牢房转变成禁闭室十四昼夜。最不痛快的是不给我卧床。地是水门汀的，冷冰冰地睡在它上面是不可能的。在马桶椅上，不能不把身子蜷缩起来坐着：两脚非常吃力，背脊发痛。 我的处罚快过完一个星期时，我被叫到法庭里去。检察长要给我判罪，因为我是逃亡的发起人。 我完全否认自己曾经参加这个案件。 “你对于参加挖地道承认自己有罪吗？” “不，不承认。我挖地道没有参加。” “从材料上看出来，在你那个牢房里，有一块地板被截断，此外，把你从牢房带到走廊去时，从你身上落下了脚镣和手铐，很明显，你已把它们锯断了。” 我抗议着： “关于锯断木板和打穿墙壁的事，我一点也不知道。这大概是在别的牢房里发生的。当把我带到走廊去时，我身上的镣铐不是落下来的。因为没有皮带，我把它们拿在手上，而当我跑到走廊去时，把镣铐一放，它们就掉在地上了，但并不是从脚上落下来的。” “把证人马古扎传来，”检察长命令着。 过去的副监狱长马古扎走了进来。他很久就不在监狱所属的机关里服务，而已转到铁路上工作。 “证人，请告诉我们，在揭露挖地道的时候，你在怎样的情况下发现尼基福罗夫的？” 马古扎把当时搜查的大概情形说了一遍，最后证实说： “当尼基福罗夫被带到走廊里时，在他身上落下了镣铐。” “证人，请你说一说，尼基福罗夫过去曾经判决过死刑吗？” “是的，曾判决过。” “请告诉我们，在死刑犯身上那托住镣铐的皮带，在夜里是给拿走的吗？” “是的，有这样的规矩：夜里把皮带拿走，为的不让已判决的囚犯自杀。” “你可记得，那时被告身上的皮带给拿走了没有？” “是的，无疑地给拿走的。” “是否有可能，当时把被告带到走廊里，他用手拿住镣铐，放开它们，照你看来，它们就会落下来吗？” 马古扎陷入沉思，随后犹豫不决地回答说： “我想这是可能的。” 是什么迫使马古扎这样说的呢？他真的已把一切忘记了吗，或者，因为他不再和监狱有联系，就不关心我的控告吗？ 参加逃走的人，有几个是无期徒刑的，他们自己承认了所有的罪行，并否认我们——“有期徒刑”囚犯——“有罪”，法官认定无期徒刑的囚犯们是肇事人，一律判处他们三年监禁，至于我们有期徒刑的囚犯，却被宣告无罪。 伊尔库茨克监狱的管理人打发我和第一批囚犯一起送回亚列山大罗夫斯克中央监狱。不久我又来到了老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