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尼基福罗夫《布尔什维克地下活动年代》 审判 一九一一年十月，我又给审判员叫去，宣布说，我的案件已经结束，就要转交军事检察长。到十二月我接到了起诉书。在起诉书里指出，依照刑法二百七十九条规定，应把我交给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在给了我起诉书之后，他们为要认识一下案件把我叫了去。在案件中给我发现密码信件和警察局所加的附语：“不能解释的密码”。警察局还把一个叫托塔节的人“加入”我的案件。 到二月，我被带去审问。显然，恐怕我可能逃走，特别把押送队加强到十二个人。和我一起审问的是一个很矮小虚弱的人。他老是唉声嘆气，摊开两手。 法庭由斯塔罗科夫斯基将军担任审判长。在审问时我只作了一个申明，就是“牵连在我一起的那个人，我并不认识，并且他也没有参加过我的事件。” 我被判处死刑，而托塔节却宣告无罪。 我被带到监狱里来时，已经只有一个人了。六个看守迎上来，给我全身都换了新衣服，带上脚镣，套上钢制的手铐。 牢房里的一切枕套被单也都已换过，放在架床上的垫褥和被头也都是新的。 看守们走了。一片静寂。 我开始在牢房里踱步。镣铐当啷啷地作响。 我很想抖掉、扔开那种已经开始使我很苦痛的新的感觉。“这是什么呢？”我心里想。“意志沮丧了吗？不是的。我感到自己很安静......” 这种自我检查引起了我侷促不安之感。我谛听着自己的心意，似乎感到不好意思。但思潮的激流却没有中断停止。 我忽然想起涅克拉索夫的诗句：
“有什么改变吗？”我问自己。“要知道我在没有审问之前就知道，我是要给绞死的。我发生了怎样的新的感觉呢？死刑犯的感觉吗？是的。这是正在期待那确定的死刑仪式的人的戚觉……” 我慢慢地在单人牢房里踱着，锁链在脚上噹啷作响。双手给很短的钢手铐系紧，感到很不舒服。我谛听着自己新产生的心意。出现了一种像睡醒后想舒展一下身体的渴望，我想把自己身上的苦痛扔掉......我有什么改变呢？我谛听着。不，完全是一样...... 但是并不完全“一样”。一种新的感觉生长起来，并包围着我。要知道摆在我面前的死：并不是像在交战中，在斗争中那样突然战死，而是有准备地用确定的仪式和确定的方法把我勒死......在这种场合出现的感觉，在别的场合中是感觉不到的...... 在晚上点名时，雪烈密特并不理睬我，很快地跑了过去。可是他却命令对我进行严密的搜查。甚至连锁链上的皮带也给我拿走了。没有皮带在牢房里行走是很困难的：锁链拖在地板上，很讨厌地噹啷响着，打痛了脚。我躺在架床上很快就睡着了。早晨，给小窗上的敲声弄醒——进行点名。昨天的感觉已经消失了。 “这样很好。去多想它干吗？”我决定了。“绞死我——好吧......不绞死我——那就再继续战斗。” 我很满意，因为昨天的感觉已经消失，并且真正的生活重又佔有了我。 第二天十一点钟，我给叫到办公室里去。原来审判的仪式还没有完。我将要再次到法庭里去听取判决。这很使我高兴：在临死之前还可以看一次故乡的城市，它的房屋、街道、群众，还可以再感觉到一次激动的生活。 加强的护送队押解着我。军官高声地下着命令： “如果碰到想要逃走，或从外面来的进攻，马上开枪。” 从监狱大门里出来，押送队把我围成一个紧圈子，于是我们就沿着城市的大街走去。 审判大厅显得很空洞。在审判臺后面坐着检察长和法官。审判长出来了。一个很高大、鬚发斑白的将军，他独自站在一张大桌子后面，把文件拿近脸孔，清晰明白地唸着。 将军唸完之后，就瞅着我，好像在研究，宣读读判决有怎样的影响似地。他沉默了一下，说： “军事法庭的最后判决，不准上诉......押送队，可以把罪犯带走。” 我们重又沿着城市的大街走向监狱。 这是最后的道路...... 不过，我的情绪并没有改变：在宣读判决之后，也还是和早晨的情绪一样。 午饭给我送到牢房里来。在汤盆中浮着一块很大的肥肉，这在平常却是没有的。很明显？厨师打算喂一下已经到了末日的死刑犯。监狱里原来是有这一套的。 每晚点完名后，总要在我那里搜查。 “你们每天在我牢房里搜查什么？” “官长有命令，所以要搜查。” “那为什么把皮带拿去呢？” “这是为的不让死型犯在没有到刑期之前就自己吊死。” 搜查得真使我讨厌极了，我要求他们停止。可是管理人对于我的要求却置之不理。于是我就申明，要宣布绝食，这才隔一天搜查一次。这样也就减少了麻烦。 我发生一种写作的渴望。整个星期我写着自己的革命工作，写满了一厚本练习簿。 然后我专心致志于代数学和电工原理。加紧利用脑力工作，做开了关于死的思虑。 我常常想到母亲。老娘已经七十多岁，并且她很久就已瞎了眼睛。我是她的最小的儿子，因此她最疼爱我。但我带给她的悲伤和苦痛却也最多。关于我的宣判，不知她有没有知道？……她现在究竟怎样了？ 有一天，我接到哥哥寄来的明信片，写着：“母亲已经逝世，我回去办理丧葬。”哥哥安葬了母亲， 回到了城里。父亲也和他同来。他无论如何要来看看我。我们被准许隔栅栏会面。父亲站在栅栏旁边，望着我哭。他什么话都说不出来，我也没有一句话。在这时候说些安慰的话是不恰当的，我只是默不作声地望着父亲。看到他那颤动的头和充满了忧愁的眼睛，真使人难受。 “爸爸，再会啦！您别想我吧。” 父亲举起手来，大概想给我祝福或者擦眼泪，但是他的手却无力地垂下了。看守捉住了他的手把他拖了出去。 自从判决我死刑那天起，已过了十二天，但还没有把我绞死。“为什么拖延呢？快点绞死我吧，”我想。孤独的生活重又折磨着我，于是我在牢房里不安地跑来跑去。有一天，在“小圆窗”里塞进了一个纸球。我把它打开。在纸上有两个字母“U·K”我再解开了第二层纸：里面却是白的粉末。 原来是氰化钾！ 这使我的思想转上了新的方向。 “自杀吗？不。我宁愿死在那满天星斗下面的绞首台上，却决不愿死在窒闷的单人牢房里。” 我把毒药扔在桶里。 通过看守我又得到从外面来的字条： “总督谢里伐诺夫已经撒换。关于你的判决要移给新总督批准。我们的党组织已垮。一部分人被捕。派维尔已上故乡去。” 下面并没有具名。 这意味着，死刑无定期延缓执行。 我重又寻思着，关于死刑延期的消息，对我究竟有怎么样的反应？我很安静，但好像有一种什么重担已不再压在我的身上。周围的一切，彷彿也更明亮起来。我很想念书、工作。 “人是多么热爱生命呀！”我想。“甚至就是不定期地延缓执行不可避免的死利，也竟有这样好的影响......” 不过谢里伐诺夫的总督职位虽已被撒销，但很快在我们的监狱里还是有人被处决。没有一星期不处决人的。 检查员高尔德舒赫又在我的单人牢房里出现了。他看见我的桌上放着一堆书。 “为什么准许他有这许多书？拿出去！只给他留一本！” 高尔德舒赫拿去了桌上的书。我跳起来从他那里把书夺回。 在他手上还留着一本。我把它抓住，夺过来就把它扔在检查员头上。他边跳向走廊，边叫着： “给他上刑，上鸭子！绑住他，这坏蛋！” 看守们向我猛扑过来，把我打倒，紧压在地板上。我狂叫着： “刽子手！刽子手！刽子手！” 在别的牢房里也同样叫喊着。 他们把我两腿向背后屈过去，用脚镣的皮带捆住了两只手肘。手铐给猛力地拉紧，紧得陷进了腕骨而流出血来。我感到大腿夹里剧烈地刺痛，好像脚关节已被扭断似地。在肩膀上双手也被扭转到极点。从嘴巴和鼻孔里都视出血来。看守把我抛下，就和大怒的检查员一起走了。随着喧哗门砰地关上了，锁叮噹响着，于是牢房里就寂静下来。只从远处传来了抗议的声音，那是相邻牢房里的叫喊。 我脸朝下躺着，一动不动，沉入半昏迷的状态中。躺了多少时候——我不知道。结果给冷水浇醒了。这是看守长给我浇的。虽然已给我解开了，但还是爬不起来。看守们抬着我的手脚把我扔在架床上。过了一昼夜我才能勉强在牢房里走动。我脸上有着青伤痕，手和脚都给锁链伤得很深。 和高尔德舒赫搏斗之后，监狱管理人对于我的态度又改变了。真的，他们对我“欢迎”是决不会的，都用了更巧妙的嘲弄方法。有一天夜里，马古扎和一群看守走向我的牢房来。 “出去！” “唔，这就是说，要绞死我了，”我想。我向值班看守要求给我镣铐上的皮带，把长袍披在肩上。看守们成半圆形地围立在门外。马古扎默不作声。当我走出去时，他就发口令： “搜查牢房！” 看守们稍微搜查一下，就走了出来。 “进去！” 我默默地回到了牢房。躺在床上，但已不能睡去。马古扎的卑鄙行为使我激怒。我知道，现在他们可以屡次重复这种戏弄，而我却永不能知道，这究竟是拉出去绞死，或者只是一种通常的戏弄。 有一天白天，看守们惊惶不安的跑来。打开了门，副看守长走近我。 “喂，你真实的姓是尼基福罗夫，而并不是康窦雪夫，是吗？” “牢头，你怎么啦，你发疯了吗？你们在三天之前就已把康窦雪夫绞死啦。” 副看守长像给蜂螫似地跳出牢房，跑向办公室去。 我叫来另一个看守，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要找康窦雪夫。 “接到赦免他死刑的命令，但是已找不到他。已把他绞死，未免太急了。现在要找，也已找不到，人已死了。全都给翻转过来了......他们怕受处罚。” 从外面报导说，来了新的总督克尼雅捷夫。 “唔，现在快啦。彼特鲁哈，就要度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