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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沙皇政权与革命
﹝俄﹞伊拉里翁·维萨里奥诺维奇·姆格拉泽（Ил. Вардин）
1923年
Zveza 翻译
俄国的自由主义在俄国沙皇政权的命运之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它与贵族官僚的专制制度之间是什么关系？俄国的自由主义与谁斗争，如何斗争，又以什么名义进行斗争？它对革命的态度是什么？特别是，当革命最终废除俄国君主制的时候，自由主义采取了什么立场？
我们有必要准确地厘定历史事实，并且真实地揭示一九〇五年到一九一七年间自由主义、沙皇政权与革命之间的关系。我们需要这样做，才能在俄国最近的往事之中找准方向；我们必须这样做，才能了解俄国自由主义将来的命运。
I.
俄国自由主义仅仅是作为群众性革命运动的结果出现在政治生活与政治活动中。在西方，自由主义开启了反对专制的斗争，使群众来参加这场斗争，领导群众并使群众受到它的影响，而在俄国则恰恰相反，是工农群众的斗争推动着自由主义反对沙皇专制。群众的行动越激烈，自由主义者就越是大声疾呼要向专制制度让步，要建立“政府和社会”的统一战线，来形成合力、共建“秩序”。
自由主义以政党的形式出现是在第一次革命期间。它有两个主要政党：一、（人民自由的）立宪民主党；二、十月十七日联盟（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代表自由主义的左翼，十月党则代表其右翼，也就是保守自由主义，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民族自由主义。其他自由主义政党和团体（和平革新党、法律秩序党、进步党、民主改革党等）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没有发挥过重要作用，都在重大关头与立宪民主党或十月党联合了。
这些党派依靠的是什么社会阶层？
我们从立宪民主党人开始说。他们的社会基础是中等的地主、资本家和一部分大地主、大资本家。组成立宪民主党的是“地方自治派—立宪派”和“解放联盟”这两个团体。这两个组织的成员主要都是从地方自治局的贵族当中产生的。第一届国家杜马中，立宪民主党派系的构成清楚地说明了这个党的社会性质：贵族占了60%以上，派系内73%的成员是地主，41%的成员每人拥有100俄亩以上的土地，32%的成员每人拥有500俄亩以上的土地，7%的成员每人拥有2000到10000俄亩的土地。入选杜马的所有大地主中，有一半是立宪民主党的成员。城市资产阶级的选票也几乎全部投给了立宪民主党。
同时，由于立宪民主党拥有庞大的政治报刊、合法的政党机关和相当强大的竞选力量，它成功吸引了小资产阶级的某些圈子、工商业的上层职工等群体站到自己一边。但是，这显然没有改变立宪民主党的阶级本质。它仍然是资产阶级和地主联盟的党。党内的这两个阶层不断地“表现出来”。地主成分占据了右翼，由彼得伦克维奇、罗迪切夫和纳博科夫等自由派贵族的支柱来领导。党内的资产阶级和城市成分则位于中间和左翼。他们的领导人是米留科夫、维纳弗、科柳巴金、曼德尔施塔姆，以及后来的申加廖夫和涅克拉索夫。
我们现在再仔细看看十月党的情况。和立宪民主党一样，它在社会关系上是一个联盟，也就是同时依靠地主和资产阶级成分。它以大地主为基础，但大工商业资产阶级，尤其是莫斯科的资产阶级也在其中发挥了突出作用。它的地主派系领导人是霍米亚科夫、希波夫、罗将柯，大资产阶级派系领导人是古契柯夫和克列斯托夫尼科夫。
在第二届国家杜马中，大约80%的十月党人代表是从地主中选出来的，其余的则来自城市资产阶级。
俄罗斯自由派政党的社会性质决定了他们对沙皇专制和革命的态度。这些态度在不同时期是如何发展的？
※ ※ ※
俄罗斯进入二十世纪时已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但是，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由于国家的政治体制以及劳动群众，特别是农民的政治和社会状况而遇到了严重的障碍。沙皇专制意味着农村保留了无数农奴制的残余，最主要的就是在少数贵族手中保留了大量的土地。农民被束缚住手脚，因土地匮乏而窒息，并在沙皇的专制政策下破产。在这种情况下，农民无法为资本主义创造一个强大的国内市场，村庄无法完全进入资本主义的循环圈子。俄罗斯进一步发展的利益要求解放农民，要求民主地解决土地问题，要求废除贵族的政治和经济统治。
俄国的自由主义明白，必须要改变国家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中等地主和部分大地主明白，必须要让地主的地产转向新的、欧洲的、农业资本主义的轨道。资产阶级明白，为了发展国家的生产力，必须解除农奴的束缚。但是，虽然自由主义意识到了这一切，却不敢与沙皇专制进行严肃的斗争。几十年来，它的所作所为都没有超过请求、请愿书、卑躬屈膝的呈文和自由派的那些决议——事情并没有进展。如果专制制度的命运取决于自由主义，那么沙皇的宝座直到今天都不会受到动摇。
当然，自由主义的无能和软弱是由其自身的社会性质决定的。自由主义的地主阶级派系是俄国贵族的一部分，而贵族的土地所有权则是以君主制为基础的。从自由主义的角度来看，对这一秩序进行“修正”既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但要“破坏基础”、“动摇国本”，它就觉得完全不可能了。
由于一系列原因，资产阶级也不可能对沙皇专制进行某种程度的严肃斗争。首先，在社会和经济上，它是极其脆弱的——俄国工业的主导力量是外国资本。其次，俄国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相当依赖政府。然后，自由派贵族和资产阶级都对“街头”感到极端恐惧，他们害怕革命爆发，害怕工人阶级决定性地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我国的资本家和地主做不到忽视十九世纪的革命经历，因为它们无一例外地伴随着工人阶级的革命行动，以及工人阶级的阶级要求。当然，我国的资本家和地主完全明白俄国工人阶级有什么样的力量，毕竟俄国工人已经有了相对较长的反对沙皇专制和资产阶级的大规模革命斗争之经验。
在一九〇三至一九〇七年的五年间，俄国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发现——当然这不由他们自己的意愿决定——自己处于两种活跃的力量中间：一方面是革命的工人阶级，另一方面则是沙皇专制。革命运动在某种程度上对自由主义是有利的，因为它可以要求运动为自己做出让步，坚持在它和反动贵族之间划分权力，以此来要挟沙皇专制。但同时，沙皇专制对自由派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来说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它保护他们的财产权和特权不受工农的侵犯，同时它也是防止革命浪潮扩散得过于广泛的最有力的堡垒。
面对日益高涨的人民运动，自由主义给自己定下的任务是：用议会的、合法的、“正当的”形式向沙皇专制施加压力，实现对俄国资产阶级发展来说必要的改革。一九〇四至一九〇五年，自由主义动员了整个俄罗斯的地方自治局和城市派系，也就是那些远超过财产资格限制的大贵族和工商业人士，以促使沙皇满足“社会”的要求。身为自由主义的领袖，米留科夫敦促有产阶级“坚决而明确地大声疾呼”，支持改革、支持宪法，“这样才不会让生活在没有他们参与的情况下就自发地决定了他们的事情”。换句话说，米留科夫公民是在劝说自由派地主和资本家，让他们赶在革命之前使沙皇做出让步，从而避免革命。他当然明白，如果权力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问题以革命的方式“自发地”解决了，这就必然会引起对“神圣的私有财产”的攻击，就会对有产阶级的政治和经济统治提出质疑。
我们必须实话实说：俄国的有产者在一九〇四至一九〇五年这段时间表现出了完全不符合其特点的激情、毅力和勇气——当然，这是在“法律和秩序”的界限之内。在一系列大会和宴会上，在无数的决议、讲话、代表团和报刊文章里，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都劝说贵族的沙皇成为“全罗斯的沙皇”，给社会一部宪法，也就是说准许资产阶级参加政权。这种口头斗争对自由主义来说可是够不寻常的，这一点从米留科夫公民把他在这一时期的文章合集命名为“斗争之年”就看得出来！就在这个文集的其中一篇文章里，早在一九〇六年，他就说过以下的一段话：
一个罕见的英雄时代！它可能很快就会结束，所以我们更应该珍惜它余下的短暂时间。
自由主义者觉得，他忠心耿耿地为沙皇政权效劳，同时恳请政府用温和的君主制宪法来取代靠着打落别人牙齿来统治的反动体制，为社会上层提供权利和自由——这幅场景就是了不起的英雄气概了！自由主义的斗争当中没有什么英雄气概，哪怕它被迫地、不情愿地做了些“英勇”的事情，因为自由主义者是在革命“街头”持续不断的实际压力下进行斗争的。社会的自发力量在以自己的方式解决沙皇专制这个俄国的基本问题，资产阶级被迫匆忙加快脚步，从而在革命胜利之前与沙皇专制达成协议，给沙皇专制提供比反动贵族和官僚机构更加广泛的基本盘，这样，如果革命运动继续进行，它就能借助“焕然一新”的政权的全部力量，对运动发起猛攻。
自由主义愿意卑微地进行和解，它同意了最为浅薄的宪法方案。一九〇五年夏天，它热情地欢迎了布雷金那个立法咨议性质的杜马，还准备在它的屋檐下“认真地、长期地”定居下来。在土地和劳工问题上，它的纲领相当温和。但随着革命的加强和扩大，自由主义的纲领也随之扩展了，呈现出越来越多的“体面样貌”和“民主形式”。当然，自由主义的右翼比起它的左翼更反感“民主”的纲领，在接受这种纲领时拖延的时间也更长，但最后，革命运动给自由主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它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了劳动者的基本要求。
革命的浪潮越是汹涌，自由主义就越觉得自己需要假扮人民的支持者和朋友这么一个角色。立宪民主党最为积极地在口头上推行了配合革命的政策。这种配合在一九〇五年十月的重要日子里达到了最高点，就是在此期间，立宪民主党的第一次立宪会议在莫斯科召开了。会议在欢迎和支持工人阶级英勇斗争的声音中开幕。会议对十月罢工表示赞许，认为它是一种和平的革命斗争形式！但与此同时，会议又反对武装起义和建立民主共和国这样“幼稚”的口号。会议通过了一项“激进”的工作纲领，并主张强制出让土地。但是，在出让的时候，还必须按公平的估价进行赎买。这种估价能有多“公平”呢，我们从下列事实就能看出：从后来立宪民主党在杜马提出的草案来看，地主们将因“他们的”土地得到约60亿卢布，而且其中大约30亿卢布会归9500个最大的地主所有！可见，立宪民主党的“强制出让”在实际中就意味着把地主变成资产阶级——而且是以农民为代价。最后的最后，地主自己当然不会因为这次行动而有什么损失。
不过，我们还是回到主题，看看立宪民主党在十月期间的策略吧。米留科夫公民继续那套口头上配合革命的策略，他在那段时间这样朗诵道：
有些人把‘革命的暴政’和‘专制的暴政’混为一谈，而我们不属于这一类人……我们完全理解并且充分肯定革命的最高权利，因为它与如今已经过时的政治制度进行斗争、与这制度的历史权利进行斗争，它是创造未来权利的动因。
但是，立宪民主党虽然承认“革命的最高权利”和“支持和平的”总罢工，它同时又坚定地奉行和解政策，希望与沙皇专制达成协议以反对革命。米留科夫公民劝说沙皇政府的首脑维特，“不要错过宝贵的时机”，不要拒绝自由主义者伸出的橄榄枝，而是要同他达成协议。在劝说沙皇政府的同时，自由主义者也同时劝说革命者不要对沙皇政权进行武装斗争，不要把革命提上日程表，不要推翻专制制度，而是要等待自由主义者与“陛下”的政府讨价还价。在《十月十七日宣言》之后，也就是在自由派看来俄国已经成为宪政国家和代议制国家之后，他们尤其觉得革命斗争就是“疯狂”和“犯罪”了。
十月罢工之后是十一月罢工，然后是十二月莫斯科的武装起义。农村动乱在外省广泛蔓延，在一些地方还爆发了士兵和水兵的起义。同时，彼得格勒的工人阶级以革命的方式把实施八小时工作制提上了日程。自由主义看到，革命的新阶段正在开启，群众正在继续斗争，争取比有产阶级所希望的更彻底地完成革命。于是在十一月至十二月期间，自由主义急剧地右转了。立宪民主党中的绝大多数人向政府承诺，在反对革命的斗争中，“社会”将提供广泛的援助和支持。莫斯科的街垒在这个贵族和资产阶级政党的队伍中引起了激烈的愤怒。正是在十一月事件的影响下，右翼自由主义才形成了十月十七日联盟这样一个独特的政党。这个党的领导人古契柯夫宣布，他们的任务就是支持政府的反革命斗争。
右翼自由主义认为，《十月十七日宣言》正是上层资产阶级和地主所需要的，不应采取进一步措施了。必须果断地停止革命，为此必须与沙皇政权建立完全的、牢不可破的联盟。可见，右翼自由主义不再是反对沙皇政府的派别，而是完全加入了沙皇的阵营。
立宪民主党保留了“负责任的”反对党这个称号。但它不再认为反对沙皇政权是它的职责，而是把它的所有力量用于反对革命。在第一届杜马期间，它希望能够上台。它认为，沙皇政府会信守它十月的诺言，履行《十月十七日宣言》，从而使俄国走上资产阶级发展的正确轨道。立宪民主党不愿对沙皇政权表露出任何严厉的姿态，不愿说出任何“粗鲁”的话语。他们体现出对“宪法正统性”和“新生的代议制”的崇拜情绪。他们强烈反对杜马中的左翼派别，反对任何在反沙皇政权的斗争中依靠群众革命运动的尝试。
最后，自由主义为沙皇政权提供了宝贵的服务——甚至可以说，它在一九〇五至一九〇六年的革命中拯救了沙皇政权，它打击群众革命运动、持续压制人民的斗争精神、播撒宪法的幻想、激起完全没有根据的议会希望、在欧洲面前粉饰沙皇政权（俄国有议会，俄国有宪法），用这些方法挽救了沙皇政权。如果没有自由主义的这种支持，如果沙皇政权仍然与工人阶级和日益奋起的农民正面对抗，沙皇主义几乎在一九〇五至一九〇六年就逃不掉灭亡的命运了。
※ ※ ※
一九〇七年六月三日，沙皇政府解散了第二届杜马并修改选举法，使“人民代表”牢牢掌握在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上层手中，由此，沙皇政权确立了对革命下层阶级的胜利，使得以贵族为首的有产阶级得利。战胜革命之后，沙皇政权为自己设定了一个任务，那就是以贵族的、俾斯麦式的办法，自上而下地解决历史摆在它面前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中，土地问题是第一位的。沙皇政权决定以两种方式解决这个问题：一是摧毁村社，把其中“强壮的”、富裕的农户划为独户田庄，二是把无地农民和少地农民迁移去西伯利亚。沙皇政府想通过这种方式为资本主义创造出国内市场。同时，沙皇政权想通过更加有力的外交政策来扩大国外市场——尤其是在近东的土耳其和波斯。沙皇政府也并没有“忽视”工人阶级，为它提出了一套“劳工法”的体系——这首先是疾病和工伤保险的各项法律。
首席大臣斯托雷平领导下的沙皇政权所提出和推行的方案与自由主义的纲领相去甚远，但自由主义自己却心甘情愿地放弃了革命曾强加给它的一切纲领。在斯托雷平的反动派胜利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之后，立宪民主党就把土地的“强制出让”抛到了一边，解释说本党是在“特殊情况”的压力下才适时通过这条要求的。在土地问题上，立宪民主党采用了斯托雷平的方案，把赌注押在“强壮的”、富裕的农民身上，而立宪民主党的政论家们（伊兹戈耶夫、司徒卢威、特鲁别茨科伊）则开始梦想斯托雷平要为他们预备新的社会基础，立宪民主党将因此变得强大。在劳工问题领域，立宪民主党实际上放弃了它全部的“民主”纲领，尤其是八小时工作制。在外交政策领域，立宪民主党完全站在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一边——在这方面，它的“反对立场”竟体现在它要求沙皇政权采取尽可能有力、尽可能连贯的侵略政策。
在我们所叙述的这段时期里，右翼的十月党自由主义所采取的立场与斯托雷平政府的立场融为一体了。
总的来说，在一九〇七至一九一〇年期间，我国实际上形成了一个斯托雷平、古契柯夫和米留科夫的集团，也就是贵族、官僚和资产阶级的集团。这个集团的纲领如下：一、防止革命，消除新革命爆发的风险（“预防和镇压”）；二、自上而下解决土地问题（通过确立有经济实力的小产业，在农村为资本主义开辟道路，同时把工业所需要的自由劳动力推向城市）；三、扩大海外市场（海峡、波斯、加利西亚等地）。
然而，在一九一一至一九一四年期间，这个集团逐渐瓦解，在战争之前，我国的有产阶级出现了彻底的分裂。分裂的主动权始终属于沙皇政府——事实上，正是沙皇政府在逐步赶走有产阶级中任何具有自由思想的部分，并越来越急剧地转向右翼。
一九一〇年，政府在杜马中“创建”了一个民族主义政党，由反动地主克鲁片斯基和巴拉绍夫领导。十月党人则收到了“退职信”——民族主义者现在成了杜马里的政府代言人。政府的政策越来越黑暗，斯托雷平的方案逐渐退居幕后——主导角色逐渐变成了彻头彻尾的农奴制支持者、“死硬派”和“野蛮地主”。他们对农民施行了“新方案”，那就是对“流氓行为”，即哪怕最轻微的不满表现进行体罚鞭打。在对抗农民方面，首席贵族和地方自治局领袖都拥有“特命全权”。对地方自治局自治和城镇自治的压力都加强了，民族主义政策则以极快的速度推进：沙皇专制进攻芬兰，废除了它的宪法，然后扑向波兰，把海乌姆地区从那里分离出来。对“异族人”的迫害形式则极其疯狂。极端分子指控犹太人“使用基督徒的血液”，在基辅对贝利斯进行了令人发指的审判[1]。
与此同时，在整个六月之后的对外政策中，沙皇政权遭受了一系列重大的外交失败。沙皇俄国再也无法在世界舞台上发号施令了。
在一九一二至一九一四年这个时期，自由主义可以发现以下对它非常不利的事实：一、革命正在抬头——工人阶级再次登上历史舞台，它开始了斗争，而且背后还有着一九〇五至一九〇七年间积累的丰富经验；二、土地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斯托雷平的独户田庄政策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成果——不把地主手里的土地划分出去，就不可能让农民满意，而且他们正开始骚动，并倾听革命工人的声音；三、沙皇政权在外交政策上软弱无力，战争的准备工作进行得很差（根据杜马军事委员会的数据）；四、国内既没有宪法也没有议会，既没有自由也没有权利……俄罗斯算是回到了一九〇五到一九〇六年的那个出发点。
以前全心全意支持沙皇政权的各种政治流派开始远离它了。首先是十月党人的分裂——由古契柯夫领导的十月党资产阶级左翼转向了反对派。稍后的一段时间，以罗将科为首的贵族十月党人，也就是所谓“地方自治派十月党人”还在支持政府和民族主义者。但很快，不仅是这些地方自治派十月党人，甚至是一部分民族主义者（以舒尔金和萨文科为首的所谓“进步民族主义者”）和右派（以著名的普里什克维奇为首的所谓“温和右翼”）都变成了反对派。只剩下一小撮以马尔科夫和扎梅斯洛夫斯基为首的极右派还在支持政府。
杜马对政府发起了强烈的……口头攻击。杜马反对派的领袖和实际指挥者当然是米留科夫公民。和立宪民主党人一道，十月党人、“进步民族主义者”和“温和右翼”“猛烈地抨击”了政府。“内阁跳山羊”[2]这个说法是在战争前夕造出来的，创造人则是……普里什克维奇。杜马在反对派的“勇气”方面走得相当之远，竟然否决了内务部的预算案，这在六月三日政变[3]之后的“代议制”历史上可是闻所未闻！……
不过自然，俄国自由主义再次拾起“勇气”是因为工人阶级正在为以革命方式解决历史提出的任务而积极斗争。自由主义并不希望革命，它就像一九〇五至一九〇六年间那样，要求各方向自己让步，提出了“让政权与社会和解”这种老掉牙的口号。
一九〇五到一九一四年期间，自由主义的政策带来了什么结果？对于这个问题，罗季切夫，立宪民主党的领袖之一，作了简短却又详尽的回答。一九一三年，他在一次演讲时这样说道：
“我们是当了傻子！”……
但是，哪怕他做了这番价值连城的坦白，立宪民主党，以及其他所有或右翼或左翼的自由主义流派，还是在继续执行他们以前那套说服沙皇政权的“傻子”办法。他们显然做不到采取任何别的政策。
II.
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奇迹”发生了：自由主义立马忘记了沙皇政权犯下的全部罪行，忘记了它的腐朽和平庸，一致团结在它的周围，“同外部敌人作斗争”。在好战的陶醉情绪之中，自由主义完全地、无条件地信任沙皇政权，停止了同它的一切斗争，并在“政权与社会”之间建立起了“神圣的团结关系”。
在战争的头几周，政府自己也谈论起了“信任”和“团结”，帮自由主义减轻了任务。但是很快，“团结”这种话就被遗忘了，随后笼罩着这个国家的是骇人听闻的白色恐怖。工人阶级遭到了军警机器的彻底压迫。为了彻底消灭无产阶级，政府在一九一四年十一月逮捕了国家杜马中的布尔什维克派，把他们全部流放去了西伯利亚……
自由主义沉默不语。等到前线开始出现灾难性的失败时，它才开口说话。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它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一、一九一四年春天，欧洲的政治地平线上万里无云，它正在为权力而斗争；二、一九一四年夏天，欧洲的战争汹涌爆发，它开始放弃权力斗争，与反动政府联合，并发誓会保持沉默；三、一九一五年一月，反动派的猖獗举动对对外斗争产生了危险的影响，它开始担忧，并在杜马中试图“私下”“说服”政府放弃反动政策，而它相当神圣地遵守了保持沉默的誓言，以至于杜马里的左派连质问工人代表为何遭到逮捕都做不到——因为自由派不肯在提案上签名；四、一九一五年春天，在外部挫折的影响下，它打破了保持沉默的誓言，开始“说话”。渐渐地，整个俄国资产阶级都开始行动起来；五、一九一五年夏天，所有的农业派系和资产阶级派系联合起来，要求成立一个农业和资产阶级的内阁——也就是说，“人民授予信任”的内阁……在客观情况之下，资产阶级又转回到了它在战前奉行过的策略。
最令人感兴趣的是最后一个阶段，也就是二月革命的前夕。
事件以极快的速度发展。要塞群沦陷、整个省份遭到放弃、军队遭受重大失败、敌人不断胜利进军……政府不知所措。它害怕自己罪行会带来的结果。杜马召开了，大臣们用略带亲切和仁慈的语气开口讲话，新闻界得到了一点宽慰，“社会”得到了“信任”的承诺，因为政府认为“社会”的“协助”是必要的、有益的。
国家杜马提出了以下要求：“保持国内安定”；“政权要对所有忠于俄罗斯的公民之利益给予仁慈的关注”；“达成和解，遗忘旧时的政治斗争”；“政府享受着整个国家的充分信任，所以要与国家紧密团结”。
政府听取了杜马的要求，然后……“回去做自己的例行事务”了。俄国的一切都保持了原样。没有组建新的政府，没有彻底革新政权，被任命为副大臣的是杜马里的十月党人穆辛-普什金和民族主义者沃尔孔斯基。然而，连这种微不足道的事实也让我国的自由主义者欣喜若狂。八月二日，自由派为了对新任命的副大臣表示庆祝而举行了宴会。米留科夫公民在宴会上高兴地说，“我们正在向部长的职责靠拢”！米留科夫公民竟然在任命一个十月党人和一个右翼议员做政府官员的时候就看出了“靠拢”的趋势！
然而，资产阶级这个整体并不都像米留科夫公民和他的朋友们一样，用这样乐观的心态看待局势。它开始不安、提出决议、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请求乃至于恳求政府把权力交到自己手中，但政府仍然充耳不闻。而与此同时，自由主义却坚信，杜马里的一次投票表决就足以让政府放弃它的所有立场。它甚至想不到，这个政府可以无视六月三日召开的这届杜马——这届杜马没有任何实权，与人民群众格格不入、相互敌对，无力去做任何关键的、勇敢的、对旧政权有威胁的事情。立宪民主党的《言语报》在一九一五年八月十日的那期报纸上这样写道：“国家在期望，随着国家杜马的召开，内阁的政策会以某种方式自然而然地发生关键性的改变。”
当然，如此天真幼稚的并不是国家，而是自由派的先生们。国家完全明白，杜马不可能迫使政府下台。后来，自由派的先生们也明白了这一点。但他们又认为，杜马这个机关肯定能给俄罗斯带来复兴。他们对左翼党派的活动感到愤慨和反感。在上文刚刚引用过的那篇文章里，《言语报》苦涩地抱怨说，杜马里的“左翼把精力集中在国家上，他们不觉得国家杜马是形势中的一种因素，而只把它当成一种影响国家的手段”。立宪民主党党员马克拉科夫恳求说：“不仅要和上层斗争，也要和下层斗争，因为这些下层阶级的心中已经觉醒了凶恶的精神。”阿尔费奥罗夫伯爵，立宪民主党人城市联盟里的一名代表，表示反对“庶民们可能的过火行径和极左翼倾向的加强”……他们把六月三日杜马这个“形势中的一种因素”同国家、民主和人民群众——也就是旧俄罗斯唯一恐惧的事物——对立了起来。
在同武装到牙齿的旧政权斗争时，他们依靠的竟然是……进步党、十月党和民族主义代表的口头力量。自由主义与民主制斗争、反对觉醒的革命精神、削弱革命的力量，但它也因此削弱了自己同旧政权斗争的力量。由于缺乏群众性的革命运动，政府毫不费力地把自由派所谓的“形势中的一种因素”变成了令自由主义走向失败的因素。
八月中旬，自由保守派的代表、工业家、商人、教授，以及地方自治局和城市杜马的活动家们在莫斯科举行了一次会议。会议的结果是，莫斯科城市杜马做出决定，说政府享有国家的信任。这个决定在整个俄国资产阶级当中都得到了一致响应……立宪民主党的《俄罗斯公报》就此写道：“在整个俄罗斯，人民力量的各个活跃中心已经开始遥相呼应了。”苏沃林和梅尼希科夫的《新时代》也随声附和：“不是莫斯科开口说话了，而是整个俄罗斯在莫斯科开口说话了。”
唉！那不是真正的、人民的俄罗斯，那不是无产阶级，也不是农民——在莫斯科吵吵嚷嚷的是俄罗斯的上等人。
在国家杜马里，自由主义在努力实现当时的资产阶级农业口号。怎么努力的呢？八月二十一日，自由主义的御用机关报《言语报》对此事做了如下报道：
“对我们来说相当不习惯的议会协商正在进行之中。它的结果是否会完全符合社会的期望，特别是莫斯科的期望呢？我们不知道，但我们必须要做出实验。为此，国家杜马将完成它目前力所能及的一切工作。”
可见，一九一五年八月二十一日的自由派机关报满心疑虑，它不知道能否成功建立一个令人满意的“进步集团”，也不知道如果成功的话会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形势中的一种因素”已经不再能给它取胜的信心了，但它无论如何都觉得有必要实验一番。
但反动派可完全不愿意等着自由主义的“实验”出结果。它要求采取大胆、坚决而有力的行动。也是在八月二十一日，政府资助的黑色百人团报纸《封地报》上写道：
“时候到了，我们必须放弃自由主义那套妄想。必须以武力镇压暴力，以恐怖镇压恐怖。”“给士兵发放弹药！”该报提出了“切实的建议”。
各位是否知道，《言语报》是怎么回应半官方报纸刊载的声明的？它除了哀号说“红色和黑色的乱党”起来反对杜马，竟找不到别的事可做了。几天之后，米留科夫公民就开始在杜马的演讲台上散布“红黑联盟”的谣言了……
反动派呼吁用刺刀的力量解决问题，而与此同时，自由派竟然在诽谤人民。
八月二十三日，“进步集团”终于成立了，自由主义再一次受到了希望的鼓舞。政府宣布它不能担负起施行集团方案的职责，并决定向沙皇求助来解决政权下一步的政策问题。
“通过迈出这一步（即向沙皇求助），内阁无疑是为国家做了最大的爱国贡献。”《言语报》在八月二十九日的那一期报纸上这样写道。该报毫不怀疑，沙皇会同意组建新内阁，沙皇的大臣们“最大的爱国贡献”会给俄国带来新生。现在它关心起别的事情了，令它担忧的是“人选问题”。该报明白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对此必须要防范各种“风险”……它用冗长晦涩的语言暗示说，集团推出的首相候选人是全俄地方自治联盟的主席格·叶·李沃夫。
然而，整场事件以杜马在九月三日遭到解散而告终，戈列梅金内阁依然掌权。“最大的爱国贡献”结果是一场徒劳。
在九月七日到九日的全俄地方自治联盟和全俄城市杜马联盟大会上，与会者们进行了“让沙皇和人民联合起来”的最后尝试：他们决定向沙皇派出一个代表团。著名的地方自治派和自由派叶·尼·特鲁别茨科伊热切地坚持要向君主发出呼吁，他宣称说：
“要让全世界都看到，在这个困难时期，人民和沙皇之间的联系并没有中断。我们将忠于职守，不会越过最高权力，不会在国家处于危难之际走上革命的道路。”
格·叶·李沃夫在谈到国内存在（原意如此）的团结时指出：“这不仅是各种社会力量的团结，也是沙皇与人民的团结。沙皇正在等待这种团结，而我们正带着这种团结向他走去。”
沙皇没有接见地方自治派和城市杜马的代表团。沙皇借此表明，他完全不想要自由派的先生们说的那种“团结”。
可见，“形势中的一种因素”（杜马），以及整个资产阶级和俄国地方自治派在同反动派的斗争中遭受了惨重的失败。黑色百人团贵族和官僚集团在各个方面都赢得了对自由派的彻底胜利。权力依然握在“铁拳”手中，而自由主义再一次当了傻子。
※ ※ ※
一九〇五年六月六日，俄国沙皇客客气气地同要求宪法的地方自治局代表和城市杜马议员们讲话；到一九一五年九月，沙皇已经不想再听到任何有关宪法的自由派言论了——他没有接见地方自治派和城市杜马的代表团；而到一九一七年三月二日，沙皇最后的诏令又“任命”了李沃夫公爵，也就是地方自治联盟的头领来做首相。众所周知，沙皇在不同时期对自由派的不同态度取决于君主制是否受到了革命的威胁。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之风呼啸而来，所以他觉得同自由派谈话不无好处；在一九一五年，群众没有进行革命斗争，所以沙皇政权没有必要同自由派讨价还价；到了一九一七年二月的革命高潮，沙皇相当愿意与自由派联合，可惜为时已晚……
不过，在一九一五年九月，“伸出的橄榄枝遭到拒绝”的时候，自由派有何作为呢？
一九一四年八月，“神圣的团结关系”建立起来了，而以下的一段话原封不动地摘录了纳博科夫在自己回忆录中写下的内容：
到一九一五年春天，人们发现，支持苏霍姆林诺夫、马克拉科夫和谢戈洛韦托夫
[4]就是有意识地让俄国走向失败和灾难。于是斗争开始了。
我们对这“斗争”的来龙去脉都很熟悉了——那就是耻辱性的失败。那么，在沙皇政权拒绝“与人民团结”的请求之后，自由主义者又是如何考虑把俄国从灾难中拯救出来的呢？目前，我们掌握着足够的资料，可以对这个问题做出准确的回答。
从一九一六年初到夏季这段时间，自由主义可以说处于瘫痪状态。它慌了神，不知道该怎么做，也不知道该去哪里。但到了秋天，空气中已经可以感觉到革命的热风了。“下层”可能的觉醒让自由派的先生们感到害怕，他们感觉到威胁，抬起了头。真正地、切实地清算沙皇制度，清算它一切卑劣的附属、盟友和保护者——这种趋势已经显露在地平线上了。于是，为了与自下而上的革命相对抗，自由主义绝望地提出了“自上而下的革命”，也就是直接地搞一次宫廷政变。关于这个问题，现在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材料。让我们从米留科夫先生写的《历史》开始说。他写道：
在尝试过所有的和平手段都无济于事之后，公众思想开始向另一个方向倾斜。起初是秘密的，后来则越来越公开，人们开始讨论革命这条出路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但具体的计划是什么呢？米留科夫公民给出了这么一段话：
社会上普遍认为，（拉斯普京被杀之后——作者注）在不久的将来要采取的下一个步骤就是在军官和军队的协助下发动宫廷政变。渐渐地，人们也认识到这场政变将会对谁有利。他们将尼古拉二世的儿子阿列克谢视作继承人，皇子年幼时的摄政则是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从克雷莫夫将军自杀之后米·伊·捷列先科的报告中可以得知，这位“科尔尼洛夫的老战友”是位奋不顾身的爱国者，他在一九一七年初就在一个小圈子内部讨论过即将发生的政变的细节。二月，政变已经进入实际的策划阶段。与此同时，另一个圈子以进步集团委员会的部分成员为核心，并有一些地方自治派和城市杜马活动家参与，由于政变的可能性显而易见，他们也在讨论国家杜马在政变后应发挥什么作用这个问题，尽管他们并不完全了解政变的准备情况。讨论过各种可能性之后，这个圈子还决定将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担任摄政作为在俄罗斯实行君主立宪的最佳方式。第一届临时政府的大部分成员都参加过这第二圈子的会议，而且如上所述，其中有些人也知道第一个圈子的存在。
罗将科也在自己的回忆录当中证实了克雷莫夫的那个圈子确实存在（见《革命档案》第六卷）。邓尼金在他的《俄国动乱随笔》当中确认，“杜马和社会各界的一些代表来到塞瓦斯托波尔面见患病的阿列克谢耶夫（他当时是最高统帅部的总参谋长——作者注），相当直白地告诉他：政变已经迫近了。”邓尼金又接着说，“杜马和社会各界都为政变而非革命做好了准备。”
但政变本身应该以什么形式发生呢？一系列的证据表明，最有可能的是谋杀尼古拉二世。无论如何，自由派的阴谋家先生们有过谋杀沙皇的计划。米留科夫完全没有提到过除掉尼古拉的办法，不过还有一些其他资料。在教育人民委员部出版的《学术通报》第一期上，瓦·斯托罗热夫根据档案材料汇编了一篇讨论二月革命的文章，其中写道：
早在一月十六日，乔治·布坎南爵士就从彼得堡“亲自而秘密地”给阿瑟·贝尔福
[5]打了一封电报说，“将军们已经公开说他们不想再要这个君主了”，还有“在接下来的几周内将发生宫廷政变或者谋杀事件”，而且“后者更有可能发生”。二月十一日前后的彼得堡充满了动乱的传闻。
最后是纳博科夫写的报告。《革命档案》的第一卷上刊载了这位已故的立宪民主党领导人的回忆录，其中是这样写的：
米留科夫……是为“社会的信赖”这个部门而战，为孤立和削弱沙皇而战（既然众人已经明白，沙皇在任何情况和条件下都不可能成为国家治理和战争事务中的积极因素），也是为让创造性力量有可能积极负责地参与国家工作而战。我认为，在一九一六到一九一七年之间的那个冬天，他清楚地认识到，需要更坚决果断地推翻尼古拉二世本人。但我想，他和其他许多人一样，设想的东西更像是我国十八世纪的那种宫廷政变，而没有意识到未来的动荡会发生得如此深刻。
当然，我们丝毫不为“陛下”要被昨天才对他宣誓“效忠”的人“消灭”这件事感到悲哀。此处，我们希望读者们能注意另外一点：一九一八年夏天，革命在四面受敌的状况下消灭了尼古拉·罗曼诺夫和他的全部家族成员。极其强烈的愤慨便席卷了整个世界！支持“法律与公正”的人们多么愤怒——从歇斯底里的伪君子马尔托夫到黑色百人团的屠夫们，统统气得跳脚！他们痛骂我们，用尽了天下的词汇来声讨这群“野蛮的布尔什维克”！结果现在，事实证明，这些“最有教养的”“最得体的”自由派先生们自己就准备要干掉那位“上帝的受膏者”，好用另一位更合适的“受膏者”取代他，进而从自由派的观点出发，将神赐君权时犯下的不可辩驳的错误纠正过来……
不过，我们还是回到政变的话题上。纳博科夫说，尼古拉不可能成为一个“积极因素”；尼古拉实际上扰乱了战争的成功进行，如果用米哈伊尔来取代他，一切就会顺利了。要让上层的人物稍稍变动一下，但是不能更改制度，不能动摇“基础”和“支柱”，不能让工农群众行动起来，而只让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在政治上也得到加强。
自由派的密谋针对的是这个不中用的君主，但却是为了保全君主制、保全沙皇政权。密谋针对的另一个更加广泛的目标则是劳动者。毕竟，政变的本意是要清除掉君主制的腐朽上层人物，用新的人物去取代他——也就是说，这个新的上层会更强大、更牢固。在历史这张票据单上，自由主义竟然想用尼古拉二世的项上人头，用这么一点微不足道的小钱，就想偿清自己欠下的债务……就算再怎么掩饰，自由派的花招依然是大败亏输：他们根本来不及阻止革命自下而上地发生。但就算针对尼古拉的密谋成功了，这些自由派的聪明脑袋们真的以为可以只更换几个上层人物，不超过这条界限吗？纳博科夫就证明说：“米留科夫没有意识到未来的动荡会发生得如此深刻。”米留科夫无疑是俄国资产阶级当中最出色的人物，结果他在政治方面却如此局限；米留科夫还是个历史学家，结果他却这么不懂历史。他想用十八世纪的工具来砍断二十世纪最复杂的绳结……
III.
在革命前夕，自由主义竭尽全力试图阻止它。在这方面，有三种自由主义联合在了一起：贵族自由主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还有……工人自由主义。要知道，呼吁“冷静”、警告那些“挑事分子”的不只是罗将科、古契柯夫和米留科夫，还有格沃兹杰夫这位孟什维克——当时他正是“工人自由主义”的领袖……
但革命还是发生了。自由主义对它的反应是什么？它紧紧抓着最后一丝机会，想要保住王座的最后一块碎片。在革命期间，它为了拯救沙皇政权做了一切可能的事情，甚至是那些看起来不太可能的事情，就算这制度会变得面目全非也无妨。从二月二十六日到三月二日期间，以罗将科、舒尔金和古契柯夫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同尼古拉进行了往来，先是“乞求”他“恩准”成立俄国的责任内阁，然后，在旧政府遭到废除之后，就迫使他退位从而给米哈伊尔让路，并任命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为最高统帅，又让那位李沃夫公爵做大臣会议主席！这可是好极了——“革命政府”的第一任总理，他的口袋里竟然揣着“陛下钦赐”的委任状！……
同样是罗将科、米留科夫、古契柯夫这几个自由主义的领导人，他们一边同已经遭到废黜的沙皇讨价还价，以拯救王朝为主要目的设想着各式各样的计谋，一边还在与工兵代表苏维埃就组建第一届革命政府进行谈判。然而，自由主义的领袖米留科夫虽然接受苏维埃规定的革命民主纲领并同意各种形式的自由，但他有一点不想让步：他想在革命后不惜一切代价保留君主制，哪怕是宪政的、议会的君主制也行……三月二日，米留科夫在塔夫里达宫的一次大型会议上宣布，阿列克谢将成为继承人，而米哈伊尔将成为摄政。他的声明在整个革命的彼得格勒激起了一场愤怒的风暴。他被迫撤回自己的声明，说这不是政府的意见，而是他个人的意见。米哈伊尔放弃了皇位。君主制废除了，但它的废除并不像一般大众看到的那样容易。自由主义想过做最后一次绝望的尝试，希望在革命已经把王座砸得粉碎之后，又用刺刀的力量来维护它。我们接下来就更详细地讨论一下这一点。
罗将科在他的回忆录里写了一件有趣的事情。一九一六年秋天，在杜马会议开幕前不久，罗将科召集了各个参加进步集团的政党的代表，并向他们做了这样的提议：
向最高政权请准进行集体报告，各党派的代表都将参加，我愿在全体代表出席的场合重复我的所有论据，并再次指出必须做出让步……但由杜马议员米留科夫领导的立宪民主党代表反对此事，米留科夫认为，这样的举动有违宪法。
请注意：米留科夫不想要“有违宪法”的举动，而同时却在为谋杀“符合宪法”的君主做准备。问题的关键在哪里？集体报告是一种公开行为，做这种事的时候，“宪法”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受到了违犯。因此，“法律”的权威就削弱了。而谋杀沙皇，这显然是一种非公开的行为，它发生在幕后，可以相应地想办法去解释，而舞台上还会有新的人物加冕称帝……我们只能感叹米留科夫这样的先生们手段之灵活，用暴风雨般的掌声来回报他们的爱国主义。“人民”需要一个象征——这就是自由主义的主要动机。不能公开地侵害这个象征，群众必须把它视为神圣不可侵犯之物。因为，在这个象征的背后，隐藏着有产阶级最为真实的利益……
尼·苏汉诺夫在他的《革命札记》里写了这么一件事：二月二十七日晚间，通过了“解散国家杜马的命令”。杜马自己则“拒绝解散，选出了一个‘临时委员会’。这可以说是明确‘违宪’，甚至是革命性的行为。” 但事实上并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以下是最为权威的目击者的证词。米留科夫说：
国家杜马的议员们没有去塔夫里达宫的会议厅，而是去了隔壁的半圆形小厅（在主席台后方），在那里讨论发生的情况。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之后，会议通过的决议是，不从彼得格勒解散（而不是像传闻说的那样“不解散国家杜马这个机构”）。同时，杜马议员的非公开会议指示杜马代表团会议选举出一个由杜马成员组成的临时委员会，并确定国家杜马在业已开始的事件中接下来要发挥的作用。
罗将科则在回忆录里写道：
二月二十六日晚间，我收到了暂停国家杜马活动的命令，所以，和平解决冲突的可能性遭到了坚决的否定。尽管如此，杜马还是遵守了法律，期望能找到办法摆脱这个复杂的局面，没有做出不解散杜马以及强行集合开会的决议。
罗将科和米留科夫们希望找到什么样的解决办法呢？一方面，他们为末代沙皇在受迫之下做出的一切举动都加上了君主“自愿表达”这么一个幌子。舒尔金和古契柯夫在普斯科夫让尼古拉在自己的车厢里签署各种文件（退位诏书、任命状等等）的时候，特别注意了这一点。一切都必须看上去像是这位“上帝的受膏者”改变了心意，决定让“他的”人民变得幸福。另一方面，他们直到最后一刻都没有放弃自上而下发动政变的计划。以下是罗将科的回忆：
二月二十五日，我给加特契纳
[6]打了电话，让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知道了发生的事情，并且告诉他，鉴于事态正在升级，他必须马上回到首都来。
二月二十七日，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抵达彼得格勒，我们与他举行了会议，与会者包括国家杜马主席、他的副主席涅克拉索夫、国家杜马书记德米特留科夫和杜马议员萨维奇。大公充分了解了首都的情况，并被告知情况还有挽救的余地：他必须绕过官方许可，掌握彼得格勒城的专政大权，强迫政府成员全体辞职，并通过电报直接要求皇帝发布宣言，恩准成立责任内阁。
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的举棋不定使得有利时机就这样白白流失了。
可见，二月二十七日，在革命最紧张的阶段，自由主义正准备着对俄国施行“新的”罗曼诺夫式的独裁统治。米哈伊尔·罗曼诺夫将要依靠着“责任内阁”，用鲜血淹没工人和士兵的起义……但自由主义连办这件事也很不走运。在这次失败之后，在一些步兵团也加入运动之后，以及在彼得保罗要塞的起义之后，直到这一切发生之后，在二月二十八日晚上，自由派才告诉苏维埃的代表说，他们要“把权力握在自己手里”。苏维埃和杜马委员会开始就政府的组建进行谈判，但军事独裁的准备工作依旧在继续进行着。
二月二十八日，罗将科试图在事实上解除士兵的武装，让他们重新受旧军官团的领导。这次尝试也失败了：革命以著名的第一号命令[7]回应了自由主义者的企图，为士兵们确保了革命最初几天的胜利。
尼古拉“支持”米哈伊尔而退了位。我们知道，这正是自由派梦寐以求的事情。可这梦想实现得太晚了——王位已经没了。还要把它重建起来，把一堆碎片收拾好，再用人民的鲜血把碎片粘在一起。米哈伊尔要做的是“接受”一顶不存在的皇冠，一顶还要费九牛二虎之力才能找到的皇冠。人民连听都不愿意听到君主制了，只有违背全体起义人民的意志，用武装力量打垮起义的人民，君主制才可能站稳脚跟。
米留科夫和古契柯夫，这两位自由主义的领导人坚决主张打一场支持君主制的内战。在米哈伊尔·罗曼诺夫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包括克伦斯基公民在内的一众杜马代表要决定是否让米哈伊尔登基。米留科夫说道：
一个强大的政权是加强人民秩序所必需之物，它需要一个群众耳熟能详的权力象征来加以支持。没有君主的临时政府本身只是“一艘破船”，可能会在人民骚乱的汪洋中沉没。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可能会在立宪会议召开之前就丧失一切国家体制的观念，陷入彻底的无政府状态。临时政府没有办法独力生存下去。
有一些没有米留科夫公民那么坚决的人向他指出了其中的危险。而这位大胆的自由主义领袖回答道：
他们断言，（米哈伊尔）掌握政权会威胁到大公和大臣们自己的人身安全，虽然这是对的，但为了祖国的利益，必须要冒这个险……此外，在彼得格勒城外，还完全有可能集结起一支军队来保护大公。
而后来，身为历史学家的米留科夫在编写史料的时候悲哀地补充道：“支持帕·尼·米留科夫的只有亚·伊·古契柯夫。”资产阶级没有勇气舍生忘死地同人民搏斗，毕竟他们在这种战斗中几乎是注定一死。无论是“大公”还是“大臣们”都不愿意让自己的“人身安全”受威胁。哦，这些人，这个阶级，他们有着最血腥的理想、有最卑劣的愿望，却没有勇气和决心哪怕是为他们整个阶级的事业牺牲自己。资产阶级总是要借他人的手来完成自己的阶级事业。这一次，“他人的手”开始做自己的事业了，所以已经不可能再“集结一支军队”来保护大公了。
已故的纳博科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相当关注自由主义拯救沙皇政权的这最后一次尝试，他对这个问题的描述和思考很有价值。纳博科夫写道：
如果在临时政府成立的一开始就直截了当地提出政权问题，依靠国家杜马而不允许苏维埃和执行委员会发挥政治作用，并且在出现抵抗的情况下将头目逮捕，那我们是否有可能避免这场灾难呢？……米留科夫确信，国家杜马在政变的最初几天还掌控着驻军，如果没有错过一开始的这个时机，情况也许还能挽救……假如皇帝还能坐稳皇位，政权和它的威望就能保存下来了。
是的，本来可以皆大欢喜的，但是，有一件事很要命：
临时政府感受不到真正的力量，因为从它存在的第一天起，一场不对等的斗争就打响了：一边都是深思熟虑、温和节制的社会成分，但他们胆怯畏缩、缺乏组织，只习惯服从而不会统治——唉！另一边则是一群组织良好的坏蛋，还有他们愚蠢、狂热、有时还卑劣可耻的领导人。
在回忆录的另一处地方，纳博科夫又写道：
毫无疑问，要稳固米哈伊尔的地位，就需要相当坚决果断的行动，敢于让敌人流尽鲜血，敢于去逮捕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执行委员会，敢于在遭遇抵抗的情况下宣布戒严。一周之后，一切想必就会走上正轨。但是，要实现这个一周解决问题的目的，就必须要调动一支真正的力量，要能够毫不犹豫地指望它、无条件地依靠它。这种力量是没有的。
对于这价值连城的坦白，我们没什么可以补充的了，画面已经足够清楚了。米留科夫、纳博科夫和古契柯夫们忍痛把登基诏书改成了退位诏书，但他们做了巧妙的表述，以便随时能以最符合宪法的方式把一位新的“上帝的受膏者”安在人民的脖子上……
而米留科夫公民在自己那本《历史》当中谈到米哈伊尔的“逊位”时，用了更悲哀的语气写道：
这样一来，俄国革命的第一次屈服就完成了。实际上，是“六月三日杜马”的代表们决定了君主制的命运。
米留科夫这位历史学家又一次进行了非常不符合历史规律的论证！米哈伊尔的“逊位”正是向革命的屈服，是向真正的、人民的、历史的革命举手投降了。米哈伊尔的“逊位”代表着，“宫廷政变”这个极其荒唐的想法土崩瓦解了……“六月三日杜马”没有决定任何事，一切都由工人和士兵的起义预先决定了。总的说来，政权这个主要问题并不是在罗曼诺夫们签署文件时决定的，而是在工人和士兵走上街头时、在烧毁区法院和暗探局时、在彼得保罗要塞升起红旗时决定的。三月三日，也就是米哈伊尔“逊位”的日子，没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只不过是……自由主义又一次当了傻子，仅此而已。
※ ※ ※
国家杜马，也就是俄罗斯的自由主义，在二月革命中起到了什么作用？米留科夫断言说，在杜马干预之前，“运动依然未能成形、空洞而盲目” （？！），是杜马给了它“旗帜和口号”，也是杜马“把起义转变成了革命”。显然，这些话纯属无稽之谈。这次运动是反对沙皇政权的革命起义，它“既有旗帜，也有口号”，当米留科夫公民企图把他那套摄政的口号强加于运动之上时，他遭到了坚定的拒绝。杜马自由主义不得不或多或少地把自己的口号放到一边，而去借鉴那“空洞而盲目”的运动。
不过，杜马是在什么时候怎样干预革命的呢？下面是一些有价值的事实性报告。三月二日，古契柯夫在签署退位诏书之前这样对尼古拉说道：
运动从地表之下迸发出来，瞬间就带上了无政府主义的印记，当局仓皇失措。我去找接替哈巴罗夫将军的赞克维奇将军，问他是否还找得到一些可靠的部队，或者哪怕是个别还指望得上的下层军官。他回答说，没有这样的部队，所有过来的部队都会立刻站到叛乱分子一边。由于我们害怕暴动会变成无政府状态，所以我们成立了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并开始采取措施，试图让军官们回到下级指挥岗位上去；我本人也亲自到许多部队去了，劝说基层士官保持冷静。除了我们之外，杜马当中还有一个工人党的委员会，我们也受它的影响和检查。（见瓦·斯特罗热夫《科学通报》，教育人民委员会，第一期）
看起来很清楚了，古契柯夫的作用也很明确了，不是吗？而米留科夫则在二月二十七日和二十八日相当巧妙地愚弄了孟什维克们，向他们保证说，古契柯夫正在彼得格勒的大街上组织保卫革命的活动！而孟什维克们竟然听得入了迷，相信了立宪民主党人的花言巧语！哦，假如保卫革命的工作要靠古契柯夫和米留科夫来做，恐怕它马上就被沙皇的反动恶狼们吞得干干净净了！而孟什维克们甚至都猜不到怎么会发生这种事……但实际上，革命是由起义的群众、“街头”和“自发力量”来保卫的，而且他们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现在，我们再听听另一位可信的证人说过什么。造化弄人，这位堕落成自由派的先生差一点就成为革命者了——他就是舒尔金。在向“陛下”进言时，他说道：
二十六日，人群进入了杜马，同全副武装的士兵一道占据了整个右侧，左侧也是这一伙人，我们总共只保留了两个房间，所谓的委员会就挤在那里面。所有被捕的人都拖到这里，而且他们被拖到这里还要更幸运一些，因为他们可以免受群众的私刑。我们马上释放了一些被捕的人。我们维持着国家管理的象征，也正因为如此，一些秩序才得以维持，铁路交通没有中断。这就是我们工作的状况：杜马里就是地狱，是一个疯人院。我们不得不同左派分子进行坚决斗争，而为此，无论什么基础都是我们所需要的。（瓦·斯特罗热夫，出处同上）
同样，一切都清清楚楚：革命像风暴洪流一样冲进了杜马，把昨天还掌控着局势的老爷们推进了偏僻的角落（“我们总共只保留了两个房间”），把自由主义的堡垒变成了起义的集合点。当人们说“杜马”是当时的革命中心时，这个说法只在一种含义上是正确的：国家杜马曾经开会的塔夫里达宫变成了起义的中心场所。在这里，在这栋前杜马大楼里，新的主人确立起来了，那就是彼得格勒苏维埃。正是它成为了起义的实际中心、正式中心、政治中心和技术中心。正是它代表着革命的第一个事实政权。在这一点上，阿·佩舍霍诺夫[8]在他最近在国外出版的回忆录中做了相当有趣的坦白（见文集《在另一侧》）。阿·佩舍霍诺夫写了诸多事情，其中一件是这样的：
杜马委员会里甚至没有提出过在各地组织政权的问题……我越来越明白过来，工人代表苏维埃遥遥领先于杜马委员会……后者还在讨论要不要夺取政权这种问题的时候，苏维埃已经开始当家作主了，它组织了一系列委员会，任命了一些委员干部，等等。
不过，我们还是回到杜马在革命中的作用上来。罗将科的推论很有特色，他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这么写道：
国家杜马别无选择，只能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至少试着通过这种方式来遏制新出现的无政府状态，建立一个能让所有人服从的政府，让它来结束这些新生的麻烦。
国家杜马当然有可能放弃领导革命，但不要忘记，完全没有政权的局面已经形成了，假如杜马放弃自己的职责，就会立刻导致彻底的无政府状态，祖国就会马上灭亡。
杜马会被大批反叛的军队逮捕和杀害，政权也会立刻落入布尔什维克手中，而与此同时，杜马应该得到保护，哪怕这只是一种权力崇拜，它也会在困难时期发挥出作用。
佩舍霍诺夫写道，在巴甫洛夫团和彼得保罗要塞给杜马打电话报告说这些大规模部队也加入革命之后，罗将科才终于决定要“夺取政权”了。罗将科所说的“领导革命”实际上只是承认了革命，在口头上加入革命，这才使得自由派的反革命先生们免受反叛人民要对他们施加的应有的惩罚——在这个意义上，他说的“领导革命”才是对的。罗将科同尼古拉和米哈伊尔做了叛国的交易，又试图用白色独裁同革命起义相对抗，这些罪行完全有理由让我们送他去吃枪子。众所周知，二月革命是一场相当“善意”的革命。它“善意”的最高点就体现在米留科夫先生身上：他不但没被送进“高墙”，反而领导了俄罗斯的第一个“革命”政府。
说自由派“领导”了革命，这可真是对历史事实的侮辱！这太奇怪了：难道摆在革命面前的就只有两种选择吗——要么遭到扼杀，要么受那些给君主制做奴才的资产阶级和地主们“领导”？罗将科们和米留科夫们，这些先生们并没有领导革命，而是做了革命的俘虏。天真的革命“领袖”们至少应该把俘虏们送去彼得保罗要塞驻军那里，让这些人接受公正的处决，但他们没有这么做，反而授予俘虏们部长的职位，也就是说，让这些人从人民革命的结果中得利，得到自己本来想通过与沙皇政权勾结而得到的那些东西！
自由主义是革命的俘虏！一切的事实，尤其是古契柯夫、舒尔金和罗将科的“证词”，都毫无例外地证实了这一点。罗将科在回忆录的另一处地方写道：
甚至连国家杜马的大楼和房间在第一天就被武装的工人占领了，想要对此进行抵抗已经是不可能了。
看起来很清楚了，对吧？可与此同时，米留科夫公民写的《历史》的第一章却有这么一个精彩的标题：《第四届国家杜马推翻了君主制》！这位立宪民主党的历史学家真是浪费了他的幽默感！杜马尝试过拯救君主制。它失败了，因为君主制被革命推翻了，那是下层的、工人与士兵的、“自发的”、“街头的”革命，正是自由主义一直以来最害怕的革命——在第一次革命期间、在反动时期以及在一九一七年二月和三月人民力量大爆发的时候，自由主义都与这种革命斗争过……
为了给杜马自由主义在革命中的作用这个问题画上句号，我们再谈一谈另一份宝贵的文件，它也描述了杜马在二月二十七日这个关键日子里的状况。这份文件是一九一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杜马议员私人会议的纪要，刊载于一九二一年三月十五日的社会革命党报纸《俄罗斯意志》。以下是会议纪要描绘的画面。
罗将科于下午两点三十分宣布会议开始。他指出，需要做出一个决定，但又马上说：“我们还不能明确表态，因为我们还不清楚力量的对比状况。”
立宪民主党人涅克拉索夫获准发言。他说：“我们现在没有政权，所以必须要建立一个。我认为，把这个政权交给一个享有充分信任的人，再加上一些国家杜马的代表，这样做就是正确的。”在他看来，马尼科夫斯基将军[9]就是这么一位合适的人选。
进步党人勒热夫斯基指出：“不能再拖延了，人民正在等待。他们已经占领了区法院，必须尽快采取行动。”他建议组织一个委员会，以便同军队和人民进行联络。
劳动派代表久宾斯基提议夺取政权，交由杜马代表团会议接管。
克伦斯基要求与会者向他和齐赫泽授权，向起义部队宣布：杜马与他们团结一致，愿意支持他们。
齐赫泽支持克伦斯基的提议，坚持认为必须消灭旧政权，并以新政权取代它。
而立宪民主党人申加廖夫对齐赫泽做的答复是：“我们还不清楚人民会不会承认这个新政权。”
然后米留科夫发了言。会议纪要对他的讲话做了如下记载：
我们这次会议上对政权问题有三种建议：一、组成一个十人委员会，但我不能承认这样一个委员会能够对包括我们在内的所有人发号施令；二、涅克拉索夫的建议，我也觉得不妥当。最后是齐赫泽和久宾斯基的建议——建立新政权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做的时机还没有成熟。我个人并不打算提出任何具体的建议。那么我们还能做什么呢？像克伦斯基提议的那样，去安抚部队，但这未必能让他们平静下来，我们还必须寻找一些切合实际的办法。
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从会议纪要来看，这位立宪民主党的领袖对于政权问题可以说是只字未提。他非常非常谨慎，拒绝了所有的提议，甚至连去安抚部队这一条也否定了。他和罗将科一样，都觉得还没有必要“明确表态”。
过了四十分钟。会议继续进行，中间大概只有一些短暂的中断。久宾斯基提议，宣布杜马为立宪会议的机构。
十月党人萨维奇反对说：“群众不能给我们政权。杜马是民族最后的避难所，如果它采取了任何非法的行动，那它就不能是立法机构，也就不再是杜马了。”
舒尔金强调说：“我们不能在所有事情上都与反叛的一部分人团结一致。要知道，反叛者希望结束战争，而我们是不能同意这件事的……”
罗将科要求与会者赶快采取措施。他认为，“拖延时间就和等死一样”。于是会议结束时，杜马代表团会议按指示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为什么成立它？成立它的目标是什么？谁也不知道……
这就是那个“推翻”了君主制的第四届杜马！难道还有比它更可悲、更无力、更软弱的东西吗？在君主制因革命的打击而灭亡的那一天，死的魂灵就盘旋在俄国自由主义的头顶了！只有一个注定要灭亡的阶级才会有这么懦弱的、狭隘的、愚蠢的“人民代表”！连一个活跃的思想都没有，连一句有现实意义的话都说不出来！完全理解不了、分析不了、研究不了正在发生的事件……那段时间，旧俄国正在永远消亡，新俄国正在诞生，而这份文件将俄国自由主义在当时的模样栩栩如生地记录了下来——这份文件能保存至今，真是一件大好事！……
IV.
临时政府是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和地主的政府。米留科夫公民推断得很对——这样一个政府没有君主就不可能存在。君主是贵族的头领。没有贵族、没有旧的官僚机构、没有“历史力量”（这就是1905年时的说法）的支持，俄国资产阶级就维持不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另一方面，自由主义不得不主张维护君主制还有另一个原因：正如上文所述，地主阶级在俄国自由主义之中，特别是在它的右翼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
米留科夫公民结果是个预言家：资产阶级政府真的“在人民骚乱的汪洋中沉没”了，没能活到立宪会议的那一天。毫无疑问，米留科夫为了维护君主制而愿意承担任何风险，从资产阶级和贵族的利益角度来看，他做得对；但同样无可争辩的是，俄国劳动人民摧毁沙皇政权这个几百年来的奴隶制堡垒，从劳动者自身利益的角度来看，他们也做得对。
劳动者二月的胜利得以巩固之后，自由主义就“忘掉”了君主制，匆匆忙忙地站到了共和国的旗帜下面。三月末，立宪民主党在党代会上修改了党的纲领，并在其中加入了要求共和国的条目。大约在同一时间，十月党则把自己重新包装成了一个“民族主义的民主共和党”。无需多言，我们看到的这些东西不过是策略的改变，粗暴地试图在口头上迎合革命。而实际上，在一九一七年春夏之交，这“共和派”的自由主义却紧紧抓着国家杜马（也就是六月三日体制的可悲残骸）不放，竭尽全力反对宣布在俄国成立共和国。而因为七月三日到五日的事件[10]给出了压力，俄国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才迈出了这“英勇”的一步，宣布之前就已经消灭了沙皇政权的俄国为共和国！
是的，自由主义在自己的旗帜上写着“共和国”，却一刻也没有放弃过君主制的梦想。后来，当它加入高尔察克、邓尼金、弗兰格尔和尤登尼奇的阵营时，自由主义已经公开为君主制服务了，而这君主制的过渡阶段则是个人的军事独裁。这一时期自由主义的纲领是明确的：通过无情地镇压劳动群众，恢复贵族和资产阶级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完全统治，对于群众在革命中赢得的主要成果，先是实际废除，等到恢复君主制之后，再正式废除。
白军运动的瓦解造成了自由主义的分裂。白军的失败意味着贵族土地所有制遭到了最终的清算——因此也就意味着贵族等级本身遭到了清算。因此，自由主义中的纯资产阶级分子（米留科夫—维纳弗—科诺瓦洛夫集团）得出结论，必须要同垮台的贵族决裂，并“转向”去找那些“富有的”农民，那些一定会在清除了贵族的土地上成长出来的农民。自由主义的右翼，也就是从格森到古契柯夫的这一群人，依然保持着资产阶级贵族君主制的旧立场。于是，这位“冯·格林瓦尔德斯男爵，闻名于全德意志”，就这样牢牢地坐在历史这块“石头”上，等着他的“阿玛利亚”过来[11]。他会长年累月地这样等下去，因为反正他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米留科夫的“左翼”自由主义则“最终地”、“不可逆转地”、“正直地”转到了“民主制”、“共和国”和“人民政权”的立场上，它不想等待，而是想要积极地生活和行动。之前的米留科夫公民好像是君主主义旗帜永远的守护者，而仅仅是在俄罗斯大地上几乎连一个白军士兵也没剩下之后，他身上才发生了这种非凡的转变。他从前的一生都在向君主制的神灵祈祷，而现在他打算和之前一样，向着共和国的神灵祈祷。
对于自由主义来说，这就是全部的革命了！但对俄罗斯来说，米留科夫之流的先生们的这些“最新的新策略”都是过去历史里的话题。自由主义现在才搬出“共和主义”，它与革命之间的距离，就和它当年支持君主主义的时候一样遥远。资产阶级共和制对今日的俄罗斯来说是反动的，就像资产阶级君主制对昨日的俄罗斯来说是反动的……
不过，“左翼”自由主义在共和主义的“新”基础上会前景如何呢？它相当热衷于接触上层农民，想把影响力扩展到他们中间去，并且还为此同右翼社会革命党进行了事实上的联合，那么它能达成目的吗？不，它不能，因为众所周知，米留科夫们的转向不是纲领原则性的，而是战术策略性的。他们曾经为了君主主义和反动而扔掉了共和国的旗帜。全世界的资产阶级都同各种反动阶层结盟，否则它就无法掌握住政权。米留科夫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更是如此，它更需要重新同贵族结成稳固的同盟，并且在君主制的旗帜之下巩固这种同盟。
除了那些永远渴望着“高尚谎言”的右翼社会革命党人以外，没有人会相信“左翼”立宪民主党的“共和主义”。而且也无权去相信它，因为，就在不久之前，米留科夫公民在他那本《历史》当中写了一段非常浅显易懂的话：
用格莱斯顿
[12]的话来说，适应群众实际水平的正确政策，其要领应该是这样：“对人民施以信任，并用审慎进行限制”。当然，这个说法同“完全不受限制的人民政权”是不相容的。必须要清楚理解这一点，明确地告诉自己，由此得出适当的政治结论。政治当中没有绝对适合一切时间、一切情况的方案，民主政治也不例外——现在是时候认识到这一点了。现在我们应该明白，就连民主的口号当中也没有什么包治百病的灵药。
米留科夫公民想必是完完全全地保留了他的“审慎”。就算他现在突然为“完全不受限制的人民政权”唱起了赞歌，这很明显也是……“审慎”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因为，“政治当中没有绝对适合一切时间、一切情况的方案”。对米留科夫公民来说，政治是一种圆滑的外交手腕，也就是说，主要就是欺骗。欺骗的目的很明确——在目的这一点上，自由派的先生们可是不骗任何人……
君主制和贵族，旧自由主义和旧资产阶级，它们密不可分。这种联系的核心是一个反对人民的统一战线。而革命将它们统统埋葬在了旧俄国的废墟之下。够了！历史已经宣读了它的判词。“这是终审判决，不得上诉。”
[1] 贝利斯案是对犹太人梅纳赫姆-门德尔·贝利斯的审判，当局指控他在一九一一年三月十二日对基辅圣索菲亚神学院的预备班学生安德烈·尤辛斯基进行了仪式谋杀。指控是由黑色百人团活动家发起的，并得到了一些极右翼政治家和官员的支持，包括司法大臣伊万·谢戈洛韦托夫。当地调查人员认为这是一起报复性杀人案，因此被排除出案件调查。在发现尤辛斯基的尸体四个月后，曾在附近工厂做伙计的贝利斯作为犯罪嫌疑人被捕，并在监狱里呆了两年。审判于一九一三年九月二十三日至十月二十八日在基辅举行，贝利斯最终无罪获释。此案是革命前俄罗斯最引人注目的一次审判。
[2] 指内阁人员频繁变动，导致政策缺乏连贯性。
[3] 六月三日政变指的是俄历1907年6月3日（6月16日）首相斯托雷平提前解散第二届国家杜马，同时改变选举制度的事件。
[4] 这三人分别是沙皇俄国当时的陆军大臣、内务大臣和司法大臣。
[5] 乔治·布坎南是当时英国驻俄罗斯的外交官，阿瑟·贝尔福是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
[6] 加特契纳位于圣彼得堡以南约45千米，曾是俄罗斯皇室的夏宫所在地。
[7] 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的第一号命令。参见：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data-russian-revolution/1-2-03.htm
[8] 阿·瓦·佩舍霍诺夫（1867—1933），是俄罗斯经济学家、记者和政治家，曾担任临时政府的粮食部部长。
[9] 阿·阿·马尼科夫斯基（1865—1920），俄国将领，曾任炮兵将领（1916）、临时政府陆军部临时管理（1917）。十月革命后在工农红军炮兵局和供应局任主任。
[10] 指“七月危机”，彼得格勒的工人与士兵向临时政府发起示威，临时政府随后指责布尔什维克党发起了本次暴力事件，并立即打击了布尔什维克，导致许多领导人被捕。
[11] 这个典故出自科济马·普鲁特科夫（阿列克谢·托尔斯泰、阿列克谢·热姆丘日尼科夫、弗拉基米尔·热姆丘日尼科夫和亚历山大·热姆丘日尼科夫的集体化名）的《德意志民谣》（1854）一诗，它讲述的故事是：一个骑士（冯·格林瓦尔德斯男爵）失宠了，他过去的恋人阿玛利亚不再喜欢他，于是他“坐在阿玛利亚的城堡前，皱着眉头，沉默地坐着”。这首诗是对约翰·弗里德里希·席勒的《托根堡骑士》（Ritter Toggenburg）的模仿。
[12] 威廉·格莱斯顿（1809—1898），英国自由党政治家，曾担任英国首相长达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