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波兰国营部门经济改革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红”色的转折——苏联东欧变局（刘荣锦，1992）

十一、波兰国营部门经济改革

11.1 1973年的改革
11.2 1982年的改革

　　政府無法令工人為積累付出代價，使提高企業效益變得更為重要。
　　1956年事件後，政府考慮進行全面經濟改革。翌年，奧·蘭格指導下的經濟會議完成一份改革藍圖，提出以經濟杠杆代替行政指令，和設立工人議會（即仿效南斯拉夫的所謂“工人自管”制度）。由於粗放發展仍有發展空間，經改的迫切性不大，政府沒有予以接納。
　　直到1970年，波蘭有著不錯的經濟發展。以1966～70年五年為例，淨物質生產（以不變價格計，下同）年均增長為6%；實質工資2%；貿易額（不變價格計，下同）9%。整個時期，零售價格指數僅上升4.5%（按：主要出於自由市場價格上升）。（注4）
　　但如同其他東歐國家一樣，粗放發展因遇到勞動力短缺的障礙走向窮途末路。人口增長趨勢下降促使政府在1971～75年的五年計劃調整經濟發展策略。內容為向西方舉債，用於進口先進生產資料，提高積累率，進行集約發展。
　　1970年，政府宣佈進行經濟改革，首先著手提高物價。工人的反抗迫使政府把改革擱置。但取消加價，以及維持最低工資在新水平，加深了經濟困難。經改再次提上日程屬大勢所趨，只是時間問題。
　　1971～75年間，國民收入年均增長率達10%；實質工資超過7%；貿易額13%。整段期間，實質消費總額增加50%。積累從1966～70占國民收入27%上升至1971年的30%；1974年更高達38%。對西方貿易從1970年占總貿易額三分一增加到1975年接近一半。（注5）
　　同時提高積累和增加消費，為經濟帶來巨大壓力。1970年，波蘭外貿大致平衡。但1971年起，貿赤情況日益嚴重。1961年至1970年，波蘭對西方發達國家貿易累計赤字為3億零1千3百萬美元。1971年為5千3百萬美元，1972年標升至3億1千3百萬。1973年至1979年情況如下。

1973：13億1千6百萬；
1974：22億6千9百萬；
1975：27億4千6百萬；
1976：32億3千7百萬；
1977：24億9千6百萬；
1978：20億5千2百萬；
1979：16億零5百萬。（注6）

【1973至79年數據，原文中，連同上、下段都在同一段落裏，這裏為方便閱讀而分行】

政府以舉債來支付貿赤，使波蘭外債如滾雪球般膨脹（見下文《經濟危機》一章）。唯幸首次石油危機對波蘭進出口比價沒有產生不良影響。（注7）礙於害怕工人，政府不敢提價，但經濟過熱的壓力自必要有地方疏散。自由市場價格指數從1970年的109.6（以1960年為100）上升至1975年的150.0。整體物價因而在這五年間上升13%。（注8）隱蔽通脹轉化為國營商店供不應求，為下一次危機埋下定時炸彈。
　　在以上險峻的經濟形勢下，波蘭1973年提出一輪經濟改革。

1973年的改革

　　別於匈牙利，波蘭的改革採取先試點後推廣的做法。1973年，先由24個國營企業集團（波蘭文簡作WOG）進行試點，占工業產值約20%。國營商店及食肆亦投入改革。1975年，實行改革的工業企業集團占工業產值三分二。（注9）
　　改革內容包括：價格改革；工資改革；企業改革；及外貿改革。
　　（一）價格改革。按原來計劃，波蘭打算仿效匈牙利以雙渠道價格作為出廠價格訂價標準。別於匈牙利，資金利潤率將劃一，連同資金稅，訂於8%的水平。工資稅訂為20%。但政府沒有計劃引入指導價格及自由價格（不計農副產品自由市場）。
　　以上措施未出台前便被放棄。理由是政府恐怕價改會使出廠價格標升，對零售價格產生上升壓力，從而加重政府零售物價補貼負擔。政府退而求其次，容許企業在新產品的訂價不受任何管制。結果是，企業把現有產品稍作更改，當作新產品，肆意加價，使通脹壓力加劇。
　　1970～71年事件令政府猶有餘悸，零售價格改革難以起步，政府給食品和其他工業必需品的補貼不但沒有下降，反而有所上升。1973年，補貼占國民收入10.5%；1975年，上升至17%；1977年，更高達20%。
　　其實，政府可以在提高零售價格的同時給工人發工資補貼，減輕加價的震盪。1966～70年，勞動生產率年均增長率為4.5%，比工資增長率3.75%為高。政府在1970年提價時有較好的條件發放加價補貼（而不致於加強通脹壓力），但卻沒有把握這個機會。1971～74年，勞動生產率年均增長率上升至7%，但貨幣工資年均增長率卻標升至8.5%。故此，1976年加價時，政府連1970年一度存在的回旋餘地也喪失了。
　　（二）工資改革。上文指出，匈牙利同時把工資增長和管理幹部花紅與利潤掛鉤。波蘭則引入兩個不同標準：工資增長、幹部花紅分別與增值額、利潤掛鈎。（增值額相等於純收入（銷售收入扣除周轉稅或加上補貼）減去非勞動成本、信貸利息、及折舊。）新政策規定，工資基金增長率不得高於增值額增長率（具體數字每一個WOG都不同，由國家計委決定）。但由於跟匈牙利不同，政府沒有利用累進稅制約工資增長，工資依然以高速率攀升。
　　（三）企業改革。新政策規定，企業純利分成兩個基金：幹部花紅基金及發展基金。兩個基金均需繳納累進稅，前者稅率由10%至80%不等，後者由80%至90%不等。向發展基金征收重稅顯示政府雖然取消利潤上繳，它沒有打算把投資權限下放。事實上，企業以自留資金投資仍然受到嚴格監管及限制，目的在於保障投資與整個國民經濟計劃配套。
　　（四）外貿改革。1970年，政府把外貿權限下放給企業，但繼續把國內和國外市場分開。政府設立一系列價格均等化賬戶（Price Equalization Account）。企業以本銷價與賬戶結算。外銷價和本銷價的差額由賬戶填補。新政策把這些賬戶廢除，從事外貿的企業頓時要面對國際競爭的壓力。
　　（五）把改革廢除。工資增長過速、投資過熱、外部平衡惡化、外債急升等，使經濟陷於危機之中。1976年初，政府宣佈把工資凍結，並開征工資基金增長累進稅。由於企業以新瓶舊酒的手法變相加價，政府新開一項累進所得稅（按增值額計），用以堵塞政策漏洞。取消價格均等化賬戶給從事外貿的企業帶來很大衝擊，迫使政府1975年恢復部份賬戶。
　　其實，1973年的改革本身已非常保守，覆蓋面亦十分有限。1975年和1976年初的刹車使舊體制幾乎完全復辟。1976年6月事件促使政府在七十年代下半葉重新推行一些零星改革。（注11）但政府要到八十年代初才下決心推行全面的經改。

1982年的改革

　　七十年代期間，政府依靠貿赤進口西方生產資料，提高積累。可惜，這種冒進的經濟政策（請參考上文表5.3），既沒有把生產效率提高到預期水平（注12），亦未能增加對西方國家的出口。（注13）
　　1981年，經濟情況日益惡化，促使政府成立一個改革委員會，研究經改方向（得到團結工會參與）。6月，委員會完成改革方案。7月，波共第九屆特別黨代表大會把方案通過，1982年1月1日實行。（注14）
　　改革方案與匈牙利的NEM有不少類似的地方，總體精神在於以經濟杠杆代替行政指令。國家保留管制進出口及從事大型項目投資。詳細內容如下。
　　（一）價格改革。價格分為三類：指令價格、指導價格、及自由價格。指令價格一般低於成本，適用於食品（政治上極其敏感的產品）和基本原料（為控制其他產品成本）。指導價格水平不能高於產業部門邊際成本，但可高於個別企業邊際成本。自由價格由企業根據市場情況自行訂定。由於改革針對企業利潤和工資增長而新開兩項苛刻的直接稅（詳後），很多企業不積極於提高價格至均衡水平。微觀市場失衡狀況（一般自然為短缺）因此普遍持續。以下是1982～83年各類價格的比重（表11.1）。

表11.1：各類價格比重，1982～83

占銷售額百分率

　　　　消費品工業物資農產品
指　令 37（40） 19（20） 72
指　導 15（15） 5（5） 0
自　由 48（45） 76（75） 28

按：括弧內數字為1983年數字
資料來源：哥穆爾卡及羅斯杜亞斯基，1984，頁390。

　　1982年，社會產值下挫8.49%，其中以消費品跌幅最大。為紓緩短缺，政府該年春大幅提價，生活指數上漲達56.6%。（注15）
　　1983年，為紓緩通脹壓力，政府把所有生產資料價格暫時凍結，並保留以後根據需要對個別產品價格或加價幅度凍結的權利。
　　1984年開始，指令及指導零售價格每年調整一次。（注16）
　　（二）企業改革。實行所謂3-S原則（指自管、獨立經營、及財政獨立）。
　　自管。根據原來方案，職工超過三百人的企業成立工人議會。1981年12月方案未推出前，這項建議因實施軍管被擱置。1982年12月，政府宣佈1983年4月1日起，全部6500個國營企業成立工人議會。1985年，成立了工人議會的企業數目達6403個。（注17）但即使根據政府自己的宣傳，1988年初期間，活躍的議會僅占總數三成。（注18）
　　議會權力主要在於決定企業福利基金的用途。就生產、訂價、及招聘，議會有被徵詢的權利。1981年9月25日，政府通過法例規定，除一些骨幹企業外，企業主管的任免需要經過一個公開的競爭性選拔過程。這些骨幹企業共1370個，僱工人數約占勞動人口八成。（注19）1982年，政府開除了1000名同情團結工會的企業主管，由產業主管部門直接任命新主管代替，完全無視上述法例。軍管解除後，政府把不受上述法例限制的企業數目減少。1987～88年度，減至400個。雖則如此，企業主管的任免權仍然保持在波共手上。以1986年為例，八成企業主管為波共黨員；三成任職超過15年，一成三超過十年。（注20）
　　獨立經營。理論上，企業的產、供、銷不再受國家指令約束。但關乎“國家利益”的產品除外。歸納在這個類別的產品包括軍用物資、對經互會出口、主要消費品、及主要原料。以輕化工業為例，1983年，全部生產中8%列入這個類別；1986年，上升至22%。1985年，由國家分配的消費品共93類（後減至55種）。（注21）部份其他原料的銷售亦必須透過歸主管部門管轄的供銷單位進行。1982年，經由這些單位交易的原料占總銷售量25%至30%。1983年底，上升至40%。
　　企業享有招聘錄用職工的自由，一般以提高工資的辦法爭聘短缺勞動力。根據原來改革方案，政府控制工資增長的杠杆是累進工資增長稅（波蘭文簡作FAZ）。1983年，政府推行勞動配給制。省勞工處根據政府訂下的先後順序把待業工人統一分配到各個企業。
　　財政獨立。改革新開兩項直接稅：所得稅及工資增長稅。
　　所得稅按企業利潤率計，累進率由40%至90%不等。（政府計劃於1984年改為比例率。）雖然稅率是劃一的，但財政部有權按情況對個別企業作出特殊安排。工資增長稅最初按企業平均工資增長率計，累進率由平均工資增長第四個百分點征收0.25%，到第九個百分點起的每一個百分點征收4%。跟所得稅的情況一樣，計劃委員會有權偏離劃一稅率對不同企業作出個別處理。1983年，工資增長稅改為按工資總額增長率計算。
　　企業從毛利扣除所得稅得出純利，從中再扣除工資增長稅和提留後備基金，餘額用於發放管理幹部花紅和分配到福利及發展兩個基金。前者用於增加工資，後者用於企業投資。
　　政府把所得稅和工資增長稅的累進率訂於高水平，目的有三。一是減低工資增長率；二是減少企業自留資金；三是避免企業利用壟斷優勢在放鬆價格管制後大幅加價。三個目的都是為了減低總需求和通脹壓力。如前所述，高所得稅率確有助於減低價格加幅。就工資增長，以1982年為例，政府的計劃增長率為11.5%，但由於工資增長稅在實施時實行多種豁免，實際增長高達42%。即使在軍管的保護傘下，政府始終未能擺脫工人運動威脅的陰影。
　　企業利潤也較政府預期為高（企業有利用改革加價，只不過沒有加至均衡水平）。1982年3月，為減低企業投資需求，政府突然宣佈向企業利潤額外徵收臨時“穩定稅”（Stabilization Tax）。
　　政府不滿足於減低企業自留資金。理論上，企業有權決定發展基金的用途。但政府對企業投資設置諸多管制。再者，全國設立十個部門基金（Sectoral Funds），規定企業注資，基金投資由產業主管部門決定。1982～83年，全部投資中88%屬於中央計劃投資（大部份為七十年代開工的項目）。政府表明，1984年企業投資要進一步壓縮。中央銀行亦表明，國民經濟比例由中央政府的計劃投資決定。
　　（三）體制改革。跟匈牙利一樣，波蘭把產業主管部門數目減少，從十二個削至六個。職能部門（中央銀行、價格委員會、財政部）的重要性相應提升。
　　政府把托拉斯解散，以企業聯會（Associations）代替。大部份聯會為自願組合（616個中僅31個為非自願，主要涉及對國民經濟舉足輕重的骨幹企業）。（注22）令人費解的是，解散托拉斯，目的不外在於減低壟斷性及削弱企業進行杠杆討價還價的實力。但聯會卻剛巧在這兩方面為企業發揮托拉斯的舊有功能。
　　改革方案下，大部份進口仍由外貿部集中統籌，再分配到各個企業。1987年，超過64種從西方進口的主要物資由國家統一分配。（注23）不同出口產品和不同出口企業享有不同匯率。鑒於外債壓力，企業外匯留成比例維持在低水平。
　　1983年，政府通過破產法。資料顯示，政府頗有意思加以落實執行。1986年底，300個企業由銀行監督；60個由政府特派人員接管；兩個建築企業宣佈破產；其他很多企業結束經營。（注24）
　　顯而易見，波蘭1982年的改革仍然屬於保守。政府本身也表明，改革目標要分階段完成。無論是產、供、銷，或是財權方面，企業仍然受到主管部門嚴格控制。
　　1982年的改革沒有解開波蘭的經濟困境（相對而言，農業是唯一的成功）。1986年12月，波共中全會決議進行進一步改革。1987年4月，“第二步”改革方案公佈。內容包括價格改革（兩至三年內完成闖關）；取消補貼；進一步放寬外資投入；更加放寬私營經濟；體制改革（各個工業主管部門合併為統一的工業部、國營企業試行股份制等）；（注25）建立資金市場；容許私營銀行成立；提高企業獨立自主權；等。（注26）1989年1月，數間私營銀行正式成立。政府宣佈對私營和國營兩個部門一視同仁。（注27）
　　總結而論，波蘭國營部門的改革不能與匈牙利相提並論。但波蘭經濟於八十年代最矚目的變化，不是國營部門的改革，而是私營部門迅速崛起，以及官僚幹部與私營企業家的勾結、官商的出現等情況。

注4：夏雅爾及溫裏斯，同，頁492。
注5：同上注。
注6：史洛基斯蒂，同，頁32，表2.2
注7：波蘭1971年至1977年對全球的進出口比價指數順序為（1970=100）：105.1；106.1；104.4；102.4；102.8；103.5；102.1。對發達西方國家為（1970=100）：100.7；113.0；107.9；116.6；122.4；119.8。以上見史洛基斯蒂，同，頁197-8，表A.7和A.8
注8：夏雅爾及溫裏斯，同，頁493。
注9：以下有關1973年改革的資料，見夏雅爾及溫裏斯，同。
注11：有關這些改革，見溫裏斯，《波蘭經濟改革：1973～79》（“Economic Reform in Poland 1973-79”），載《蘇維埃研究》，第32卷第一期（1980年1月）。
注12：例如，雖然1987年實質國民生產比1978年低出10%以上（見下文《經濟危機》一章），工業能源及燃料消耗反而高於1978年。見哥蘭基艾域奇及勞易斯，同，頁105。
注13：1980年開始，波蘭經濟急轉直下，但該年對西方發達國家貿易赤字仍仩於7億美圓的水平。1981年微減至5億。1982年經濟處於谷底（該年國民收入比1978年低出25%），這才使波蘭對西方發達國家貿易轉虧為盈。1982年至1985年四年先後錄得6億；9億；7億；及6億的盈餘。以上見史洛基斯蒂，同，頁44，表2.10
注14：以下有關1982年一輪改革的資料，除特別注明外，見史·哥穆爾卡(S.Gomulka)及耶·羅斯杜亞斯基（J. Rostowski），《波蘭經濟體制改革：1982～1983》（“The Reformed Polish Economic System 1982-1983”），載《蘇維埃研究》，第36卷第3期（1984年7月）。
注15：安·布洛（Andrzej Bloch），《波蘭私營部門》（“The Private Sector in Poland”），載《戴羅斯》，第66期（1985～86冬季號），頁130。
注16：胡·奎薩（Wolfgang Quaisser），《波蘭農業價格政策及私營農業》（“Agricultural Price Policy and Peasant Agriculture in Poland”），載《蘇維埃研究》，第38卷第4期（1986年10月），頁577。
注17：哥蘭基艾域奇及勞易斯，同，頁118。
注18：哥蘭基艾域奇及勞易斯，同，頁114。
注19：同上注。
注20：哥蘭基艾域奇及勞易斯，同，頁110。
注21：哥蘭基艾域奇及勞易斯，同，頁111。
注22：同上注。
注23：哥蘭基艾域奇及勞易斯，同，頁113。
注24：哥蘭基艾域奇及勞易斯，同，頁116。
注26：由於筆者暫時無法掌握到較為詳細的具體資料，故未能就這些改革加以論述。
注27：柯斯特，同，頁82-83。
注28：本節資料，除特別注明外，見安·艾斯倫特（Anders Aslund），《波蘭私營企業的運作》（“The Functioning of Private Enterprise in Poland”），載《蘇維埃研究》，第36卷第3期（1984年7月）；羅斯杜亞斯基，《波蘭社會主義的腐化及私營企業的成長》（“The Decay of Socialism and The Growth of Private Enterprise in Poland”），載《蘇維埃研究》，第XLI卷第2期（1989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