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法〕普·利沙加勒《一八七一年公社史》（1876）
第三十六章 新喀里多尼亚。放逐
“流犯比我们的士兵还幸福，因为我们的士兵还得站岗……流犯们则生活在他的花园的百花丛中。”
海军部长福利雄海军上将在1876年5月17日会议上反对特赦的发言。 |
距离法国一两天路程有一处殖民地迫切需要劳动力，而且土地非常肥沃，足以使几千家发财致富，但是资产阶级在打败了巴黎工人后总是宁愿把他们的牺牲者送到地球上成远的地点去，而不愿利用这些人把阿尔及利亚改造成富饶的地方。1848年的共和国选择了努卡希伐[1]，凡尔赛国民议会选择了新喀里多尼亚。他们决议把判处无期徒刑的人运到远离祖国六千哩的这些岩岛上去。官方新闻通讯员说：“枢密院给流犯们一个家庭和住处。”速射霰弹炮还没有这么凶。现在再见吧，家庭、祖国、社会和人的生活！向远方岛屿上的坟墓前进。被判处了流刑的人还是幸运的！他毕竟还可以最后一次握握亲友的手，看见流几滴眼泪，接受一个告别的吻。但是公社被判为橹舰奴隶的人除了划船犯人将什么也看不到。他们要根据哨音脱衣服，经人检查过身体，然后扔给他们囚衣，他们登上水上监狱时连头都不能回一回。
被判处流刑的罪犯已经集合在博亚尔炮台、圣马丁德雷、奥累隆和盖勒尔四个仓库里了；他们在绝望和希望之间苦思焦虑了好几个月，失败的政治犯是永远不放弃希望的。他们以为自己差不多被人遗忘了的时候，有一天却被粗暴地召唤去受检查。一个医生从头到脚端详他们，询问他们，甚至不听他们的回答就说：“可以出发！”[2]
运输流放犯人的船是一艘航海的平底船。装置在炮座中间的一些大囚笼可容纳俘虏们。它们夜间成了传染病源。白天至多准许囚犯到甲板上半小时，吸点新鲜空气。哨兵连叱骂带吆喝地站在囚笼前面，稍微违犯一点规则就被关在黑屋子里。很多倒霉的人，因为偶而触犯了某个人的脾气，那末整个航程就得在最底下的船舱里度过，常常几乎被扒得一丝不挂。关黑屋子的妇女受到同男人一样待遇；看管她们的女修道士比卑鄙的罪犯还厉害。她们必须拥挤在囚笼里，挨着脏东西，吃半腐烂的干面包、猪油，喝带咸味的水，忍受五个月之久，有时处在热带的炎热中，有时被凛冽的南风或者拍击甲板的浪花冻僵。他们到达目的地时，已经个个象鬼怪了。“奥尔内”号停泊在墨尔本的码头的时候，五百八十八个流犯中患败血症的有三百六十人[3]。连澳大利亚粗野的殖民地居民也对他们产生了同情心。墨尔本的居民想帮助他们，在不多几个钟头内募集了四万法郎；但是“奥尔内”号的船长不准把这笔款交给俘虏们，甚至换成衣服、工具和各种最必需的物品赠送也不行。
“达内”号是1872年5月3日出港的第一艘船。“盖利埃尔”号、“加隆”号、“瓦尔”号、“西比勒”号、“奥尔内”号、“卡耳瓦多”号、“维尔吉尼”号等船随后开出。新喀里多尼亚在1875年7月1日接受了三千六百零九个流犯。
这座新喀里多尼亚坟墓分三个区域：大岛上离努美亚不远的杜科半岛是为流放到要塞地的八百一十一个（其中有六个妇女）罪犯预备的；大岛西南方三十哩的松岛是为判处单纯流放的罪犯二千八百零八人（其中有十三个妇女）预备的；在中部的是令人比死还难受的为二百四十个苦役犯人预备的努岛监狱。
杜科半岛是个由大炮控制着的狭长地峡，隘口有士兵把守，半岛上没有活水，草木不生，不是不毛的山陵就是有泥沼的峡谷。罪犯的唯一住处是几间坍塌的小屋，家具只有一口锅和一个吊床。松岛是个有荒凉山峦的辽阔高原，邻近的肥沃地带已经被圣母会[4]从土人手中夺去，据为己有了。没有给流犯安置什么设备，最先到达的那些人流浪在森林里。过了很久他们才领到一些破烂帐篷和一个吊床。土人受传教士的煽动，都躲避他们。
行政官厅本来应该供给必不可少的服装，但是在这里法令条例形同具文。鞋帽坏得很快。绝大多数流犯光头赤脚任凭日晒雨淋，没有任何救济。没有烟草，没有肥皂，也没有烧酒来把咸水弄得可以饮用。
流犯们没有被这个开端吓倒。他们勤劳、敏捷，具有巴黎工人的多种技巧，能够克服这些最初的困难。政府的通讯员过分夸大说新喀里多尼亚有捕鱼、牧畜和采矿等上千种资源。他把这种强迫移民描写成了太平洋上一个新法兰西帝国的起源。流犯们希望在这个遥远的地方建立一个新的家乡。这些无产者没有资产阶级移民那种虚伪的骄傲，他们不但不拒绝劳动，反而找工作做。松岛上要修建一处医院、敷设自来水管道、修建仓库以及一条大公路，两千个流犯自动报名愿意效力。只有八百人被雇用，他们的工资不过每天八十五生丁。可是他们工作很卖力气，只要求弄到一点土地。当局给了他们一块小地方[5]，卖给他们种子和工具。他们只能从土地上勉强收获少量蔬菜。多数人根本什么也没有收到。被政府拒绝了的流犯们投向努美亚的私营企业家和商人。殖民地受到军政的压制和官僚主义人员的刁难，这些优秀工人只能被雇用很少一部分。至多五百个流犯得到了有收入的工作。
这还是流犯的黄金时代。1873年夏，海军部长突然向努美亚发来一个电报。凡尔赛政府停止过去给国家工场的一切贷款。政府声称：“如果承认流犯有工作权利，不久就会重演1848年那些国家工场的恶劣事例。”没有道理可讲。这些不幸的人已经被剥夺了劳动权利，凡尔赛对他们的工作不负任何责任。工场立刻纷纷关闭了。松岛上的森林出产木匠所需的贵重木料，一些流犯制造努美亚居民非常需要的家具。当局连这项工作也禁止了。于是又有两千五百人无事可作，陷于贫困。而海军部长在12月13日竟敢在讲坛上硬说，大部分流犯拒绝从事任何种工作[6]。
在他们这样给流犯的生活增加困难的同时，行政官厅在海军部集合了流犯的妻子，对她们把喀里多尼亚描述得再好没有。说什么她们一到那里，房子、田地、种子、工具等等就都应有尽有。多数家属看出这是一种圈套，没接到自己丈夫来信要她们去就不肯动身。但是有六十九个妇女被说服了，并且上了“费内龙”号船，同船还有一些济贫院的妇女，是当局把她们派去，让她们跟当地移民结合的。这些不幸的被流放者在登陆的时候，看到的只是自己丈夫的绝望和贫困。政府不准她们返回祖国。
这几千有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习惯的人就这样无所事事地聚集在一起受穷，这一些在狭长的半岛上处于暴虐的监视下，另一些在松岛上看到的无非是怒涛澎湃的海洋，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只靠少数几封迟三个星期来到努美亚的信件同其余世界联系。起初怀有无限的幻想，后来就意气沮丧，心情从忧郁而变为绝望。有些人发了疯；死神莅临了。公社委员韦尔杜尔教师是头一个摆脱自己的痛苦的。军事法庭的委员对他仅仅提出了一项控诉：“他是个博爱主义的空想家。”他本打算在半岛上开办一个小学校，遭到了官方拒绝。他远离家庭骨肉，受尽无所事事的痛苦，后来疾病缠绵，终于死去。1873年的一个早晨，哨兵和教士们在通往基地的小路上看到罪犯们抬着一口饰有花圈的棺材，八百个朋友异常沉默地跟在棺材后边。其中一个人报道说：“棺材放进坟穴里了，一位朋友说了几句追悼词，每人都把手里的小红花扔在死者棺木上，大家高呼：‘共和国万岁！公社万岁！’这就表明了一切。”《号召报》的 编辑阿耳贝尔·格朗迪埃11月死在松岛上。他非常敬爱留在法国的姐姐，一直怀念她。他天天在海岸上等候她，终于发了疯。
行政官厅不肯把他送进收容所。他逃避那些照料他的朋友，一天早晨人们发现他冻僵在离通向海滨的公路不远的树丛里[7]。不过这些俘虏跟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受罪还算是一种安慰。禁 锢在“罪犯阴沟”里的苦役犯人却连这个安慰都得不到！一个母亲为儿子哀求共和党的部长维克多·勒弗朗克，他答复说：“我只知道一个监狱。”的确只有一个监狱，在那里象特兰凯和李斯邦这些英雄，象封丹和浦托的区长罗克（许许多多名字涌上我的心头，我竟不知道该提出哪个来了）这些能够充分自制并满怀正义感的人物，象布里萨和洪贝尔这些思想高尚的新闻记者，全部罪行只是执行过一个拘捕令的人，四年来同窃盗和杀人犯监禁在一起，受他 们的辱骂，晚间同他们锁在一个木板床上。凡尔赛分子想打击的不止是造反者的身体，还想打击他们的心灵，把这些人投入恶臭和罪恶的环境中，是要摧毁他们。公社的囚犯被看成罪人一样，被强迫干同样的活儿，受同样的棍棒和鞭子的管理；心怀仇恨的卑鄙的罪犯窥伺他们，并且煽动最恶毒的坏蛋反对他们。经过长期隔绝，一封信来到我们手里。一个过去富有反抗精神的三十二岁的人，一个公社的委员这样写道：
“圣路易……
“田间劳动最吃力。这种劳动包括挖石头、土方等等，而且只有星期日早晨作礼拜的时候停工。我们领到的给养是：早晨5点钟有不加糖的坏咖啡，七百克面包，一百克豆子，晚间是一小块牛肉；每周有六十九厘升酒。只要我经常能够买到四分之一磅面包，我的健康就不会感到遗憾了。我们的人已经死了许多，很多人因为衰弱而卧病，圣路易六十人中倒有五十人住病院……假如我们不跟坏蛋们关在一起，这一切也许可以忍受。我们五十个人挤在一间小屋里……至于被雇当工人、在仓库和办公室工作，公社社员是一概没有份的……”
另一封信写道：
“努岛，2月15日。
“我尽量独自在一处，但是有些时候我面临生命危险，不得不抗拒那些贪吃的伙伴以保护自己的口粮，我不得不跟一个叫马诺或者一个叫拉托埃的你我相称。我一想到我对所有这些邪恶已经几乎没有感觉了的时候，就羞愧得面红耳赤，这种情况实在可怕。这些坏蛋是怯懦的，他们并不是最下贱的拷问我们的人。人们会丧失神志，我也担心我们中间将要有好多人丧失神志。不幸的贝雷左夫斯基八年来已经吃尽了苦头，现在快要丧失神志了，看看他都是一种痛苦。情形真可怕，我简直不敢想这事。我们还得在这个牢狱里消磨多少月，多少年呢？我想到这里不寒而栗……
“虽然如此，您可以相信我不会屈服。我问心无愧，感觉到自己很坚强。只是我的健康可能跟我恶作剧，但是我对自己有把握；不会软化……”
另外一封信写道：
“我经受了很多痛苦：被关在土伦的监狱、带镣铐、穿囚衣；更可怕的是屈辱地同罪犯处在一起；这一切我都必须忍受。当然我也有安慰这许多痛苦的东西，那就是我问心无愧、年迈双亲的慈爱和象您这样的人的尊重，我有多少次感到沮丧，曾有很多软弱的时刻，有许多疑问折磨过我。我相信人们，可是我的幻想一个接着一个地破灭了，我心中发生了变化，我几乎因这许多失望而死。”
还有另一封信写道：
“我不瞒哄自己：我这几年完全是白白地过去了；不仅我的健康搞坏了，而且也觉得自己堕落日深。这个生活的确难以忍受；在这个糟糕的监狱里没有书籍（美因图书馆的书籍除外）、忍受一切辱骂和殴打、被关在带栅栏的囚笼里、在工场被当野兽看待、受苦役犯人和我们同监罪犯的辱骂，我们必须忍受一切，不能抱怨；最轻微的犯规都会受到可怕的惩罚，如单独监禁、面包定量减到四分之一、上夹拇指刑具、鞭打。真是耻辱，我一想到这些就不寒而栗。
我们的好多同志被迫在反省队带着双锁链干最劳累的活儿，他们有的饥饿而死，有的受到棍打、甚至常常受到手枪的催逼，他们同我们没有联系，我们连一口面包也没法偷偷给他们。您大概认识昂利·布里萨吧，他自从到这里，六个月以来一直是个这样的不幸者，这是‘卢瓦尔’号船长拉皮埃勒先生成全的。布里萨干了什么事呢？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还有许多别人跟他的遭遇差不多！情形是可怕的，我担心这一切一时还结束不了。但是，总会有人提抗 议的，人们总不致于遗弃我们；如果人们把我们扔在这里忘却了，那才可怕呢。我觉得不能工作了，我有充分理由说，我这几年完全是白白过去了。这种情形使我陷于绝望；我本来想学习，但是，既没有书籍，又没有指导，该怎么开始呢？
“我们几乎什么消息都得不到，可是我们知道共和国在日渐巩固。这是我们的希望，不过，我不敢过分相信，两年来我们已经失望过多少次了啊！”
今天还活着的有多少呢？谁也不知道。马罗托在1875年3月离开了我们。当局为了加重他的惩罚，把萨多利变成了努岛。他因为两篇文章死在监狱里，只活了二十五岁！而每行字都要求并得到了大最鲜血的凡尔赛新闻界的那些豺狼，却把持着我们的巴黎。马罗托一直到最后时刻都保持着英勇气概。他对他临终时站在他床边的朋友们说：“死，我不觉得可怕，但是我宁愿死在萨多利的刑柱前，也不愿死在这个病榻上。朋友们，别忘记我；我的母亲将变成什么样子呢？”
听一个苦役犯人怎样鸣丧钟吧！
“努岛（Four a Chaux）
[8]，1875 年 4 月 19 日。
“我不能隐瞒，我周围很多朋友去世了，只本月份我就看到死了五个人。”
“1875年 5月15日。
“从克恩回来的奥当老大爹已永远摆脱了镣铐。他年老（五十九岁），患病，我们的劳动把他累坏了。有一天，他得了严重的支气管炎，支持不住了，可是他还得去干活儿。两天后他请求医生检查，结果被关进了黑屋子。过了五天他就死在医院里，几天以后另外一个人跟着他进了坟墓，那是果贝尔。”
“卡纳拉，1875年12月25 。
“……我们在一个月前埋葬了莫尔汤、马尔斯和勒科勒，接着善良的老朋友马罗托也离开人世。”
他们与世长辞了，但是谁也没有堕落在这个泥坑里。“政治犯是一些能够在汗泥中保持纯洁的男子汉。”这是总督雷布不意地说出来的自供。这些男子汉天天处在罪犯们永远不断的揪打下，坚持自己的信仰和尊严而不动摇，人人赞美的基督教殉道者的仅仅持续一小时的英雄气概，同这些男子汉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呢？
难道我们已经彻底了解他们的全部痛苦了吗？没有，只是所发生的事故掀起了幕布的一角罢了。罗什弗尔、茹尔德、巴斯嘎尔·格鲁赛和另外三个流放者逃出去了。在努美亚劳动的茹尔德说动了一艘澳大利亚船的船长，允许六个人逃上他的船。他们平安无事地在澳大利亚登了陆，而且他们的报告给这个暗无天日的地方带来了一线光明。现在人们知道：被判苦役的公社社员受到了格外残酷的压迫；夹指刑具把双手夹残废，被关在监狱里是普遍现象；四个流放者在松岛上被枪杀了；看守人似乎要以严酷和野蛮来激起一次暴动，以便有借口把判处流放的人送进监狱。但是流放者为这些揭发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凡尔赛政府立刻派海军少将 李布尔前往，同时更加残酷地使用了拷问架。凡是曾被允许在大陆上居住的人，都被赶回了杜科半岛，捕鱼被禁止了，封口的信一律没收，在森林里砍柴的权利被取消了。残暴的看守人加倍野蛮了，并且对越界或不按规定时间回来的人任意开枪。努美亚来的一些商人已经被驱逐离岛了，罪名是曾经协助流放者逃走。
李布尔带来免除拉·李谢里总督职务的命令，这个前任克恩总督由于在喀里多尼亚巧取豪夺，得到了一份可耻的财产。行政权暂时交给了因为5月屠杀而声名狼藉的阿累隆上校。阿累隆规定：所有流放者都要每天为国家工作半天，否则只发给犯人最必需的生活资料。每人每天七百克面包、一厘升油和六十克干蔬菜。流放者纷纷提出抗议，因此他就对包括四个妇人在内的五十七人实行了他的规定。
妇女们因为勇敢地要求与男人同甘共苦，就遭到同样严厉的待遇当局打算把路易斯·米歇尔和赖梅尔送到一个为释放的犯人预备的营地去，但是她们声明，如果当局违法行事，她们就要自杀。妇女们埃看守人辱骂，半岛司令官在日令中时常侮辱她们；她们没有衣服穿，不止一次地不得不穿起男子衣服。
新任总督德·普里步埃来到了，于是阿累隆的短暂、但是作威作福的生活告一段落。普里步埃是个新教的背教者，已经成了十足的旧教的耶稣会士，而且是凭借耶稣会在内阁的势力到喀里多尼亚来的。他耍手腕，口蜜腹剑，以致流放者的痛苦更增加了。他重提前任的规定，并补充规定：凡是一年以内，也就是到1876年4月止，不能想办法搞到足够的资源的人不能再领全部口粮；行政当局决定过了一定时期以后不再负责供应流放者的一切必需品。他任命了一个代表作为流放者和努美亚商人之间的介绍人。但是商业规模有限，只能雇佣极少数的流放者。得到工作的流放者又一次表现了他们的智慧，并且在努美亚最近一次博览会上得很多奖章和奖状。没有得到照顾的千百人成了1875年的决定的牺牲。实际上绝大多数被判流放的人现在都不得不服强制劳役。
尽管当局千方百计地贬低流放者，他们并没有丧失自己的荣誉。相反地，他们做出了榜样。虽然军事法庭在被判罪的公社社员中加进了一些坏分子，但是这里很少发生可耻的罪行。与政治犯——工人的精华接触的结果，很多历史不光彩的人恢复了良知。这些被判罪的人大多数只是由于违犯规则或是企图逃跑才受到惩罚。
逃跑企图本来只是看守人的想象。既没有钱又没有组织关系怎么能逃跑呢？据说实际逃跑成功的不到十五起。1875年3月中，二十个流放者从松岛逃上了一只他们秘密造成的舢板，其中有公社委员拉斯图。我们至今还不知道他们的结果。
被驱逐出境的人面对这些人间地狱不得不默默地忍受自己的痛苦。但是他们可以肯定说，他们不曾沾污事业的光荣。巴黎公社的工人受到驱逐，携家带眷而又一无所有地到了一些语言不通的地方，职员和教师受的折磨更多。数千这样的人只是由于意志坚定，终于又得到了工作。他们在外国一些工厂获得了光荣的地位。甚至一些以前停顿的工业部门（尤其是在比利时）由于有了他们而兴隆起来，他们把巴黎固有的秘密介绍给某些生产部门。正像从前新教徒的放逐一样，公社社员的放逐把一部分民族财富带到国外去了。所谓自由职业出身的流亡者往往处境比工人还恶劣，也表现了同样的勇气。有些人甚至担任了重要职位。许多被当作放火犯判了死刑或因抢劫罪名判了强制劳役的人在大寄宿学校教学，或是在公立大学主持毕业考试。流亡的人虽然起初遇到了种种困难，虽然受到疾病的侵袭和失业的威胁，却没有一个人失过足，他们连一个被刑事法院判过罪的都没有。没有一个妇女变得软弱，正是她们忍受着大部分痛苦。在这数千流亡者当中总共只发现了三、四个奸细，而且只有一个朗德克，想创办一种以密告为目的的、比《费加罗报》还卑鄙的报纸。流亡者团体轻而易举地解决了他们，因为没有任何流亡者团体象他们这样关心自己的名誉。一位公社委员被控接受过极左派代表的钱，为此他必须在这些亡命国外的人面前说明情况。1876年讨论大赦期间，纪念3月18日的示威运动参加人数之多为前所未有；因为人人都觉得在这时偃旗息鼓是可耻的。不消说，1871年的流亡者也象所有其他的流亡者一样，存在着分裂和争执问题；但是，看到盖在一位逝世同志的棺木上的红旗时一切纷争都止息了。这些流亡者也没有忘记他们在新喀里多尼亚的弟兄，他们为那里的弟兄组织了一个经常性募捐活动，中心设在伦敦。帮助虽然不大，但是流亡者的少许捐款等于对公社的不幸犯人说：
“要勇敢，弟兄，你的战友热爱你，不会忘记你。”这是受伤的人把手伸给垂死的人！
两万五千个男、女和小孩在作战期间或者战后死于非命，三千人死在监狱、平底船、要塞里，或者死于在监禁期间染上的疾病，一万三千七百人被判了刑，大多数是无期徒刑，七万个妇女、小孩和老人被剥夺了当然扶养人或者被驱逐出国；至少有十一万一千个牺牲者，这就是资产阶级对3月18日革命进行报复的总结。直到现在，即1876年12月，仍有一万五千个男女和小孩，一部分在新喀里多尼亚，一部分在流亡中。
我隐瞒了战败党派的缺点吗？我把不应有的荣誉加在这些受难者头上了吗？我把责任推给了别人吗？希望胜利者回答！
他们不会回答的，因为大资产阶级一掌握了政权就不再讨论了，他们的议会闭了会。正如他们不能追求真理一样，他们也没有能力坚持真理，他们一方面把我们的不幸归咎于他们自己建立的政体，另一方面又控告工人起义，而这些起义是他们自己激起来的。
然而人们读过他们的调查、他们的议会报告、他们的政治家的发言、他们所写的公社史；他们认为唯一的罪人是人民。第三等级自从当权以来，在八十年内尽了它的一切责任。据说3月18日的运动决不是对于一种挑衅的答复。最进步的自由主义者宣称，运动是由饥馑产生的，而极端急进派则说是种种经病发作。
任何说得极有理由的反驳都完全没有用。法国大资产阶级从来没有承认过罪恶。除非用劈雷逼迫他们，他们不会投降。
但愿那些坦率的人答复我！
3月18日的革命局而是谁造成的？谁促进了革命的爆发呢？
宣布成立共和国和投票表决一项良好的市政法，在最初几天使一切都安定下来了，是不是事实？
凡尔赛方面顽固地拒绝了任何和谈，是不是事实？
凡尔赛方面未经事先警告就攻击了巴黎，而且在第一次战斗后就枪杀俘虏，是不是事实？
谋求和解总是从巴黎或者外省发起，而凡尔赛方面始终加以拒绝，是不是事实？
公社战士在两个月的战争期间，当他们能够保全自己政敌的性命时都保全了，是不是事实？
为了报复烧掉几幢房子和枪决六十四个人质，凡尔赛方面至少屠杀了一万七千人，是不是事实？
成千上万的人根据决议被分别判处了死刑、徒刑、流刑和驱逐出境，这些决议甚至最反动的政府也认为是极端不公正的，是不是事实？
但愿公正的人士答复，希望他们说说，这种罪恶，这种恐怖行为是在哪方面。希望他们说说，一个必然会激起3月18日这样的革命运动、然后又如此残酷镇压的统治阶级的道德和政见处于怎样状态。
当我回顾这些事件、工人和那个在被机会主义者阉割之前不仅体现法国的未来，而且体现全人类的未来的法兰西共和党的时候，难道我没有权利说：
是的，这些记得6月和12月的巴黎人，他们想要保留自己的枪炮，他们做得对；是的，他们断言保皇党人暗中在准备复辟，他们说得对；是的，要对僧侣统治的死灰复燃作生死斗争，他们做得对；是的，他们预见到梯也尔打算强加在他们头上的保守主义的共和国是一种无名的压迫，它与帝国的桎梏同样残酷，它压制劳动权，把爱国者送进监狱，而肮脏的波拿巴分子和直到彼时还不肯和解的人却坐在国民议会的席位上，为的是冲突之后在走廊的集会上互 相握手，他们的看法是对的。
大腹便便的急进派，在一个政府统治十个月之后仅仅说过一些空话或发誓否认自己信念，当他们十分轻蔑地问“这次起义的意义是什么？它有什么成就？”的时候，那的确是一幅美妙的景象。
3月18日的革命是法国共和主义的人民针对那些旧政权的一切妖魔鬼怪而发的一次警告。它使工人觉悟到自己的力量，并且在工人和吃人的资产阶级之间划清界限。它的光芒把各阶级的相互关系照得这样清楚，以致1789年革命史也得到新的阐明，现在须要重新改写。由于3月18日的革命，工人不再跟着急进派的魔术家屁股后而跑了。他们自己组成了政党。
3月18日的革命也是对小资产阶级的一次号召，要他们尽自己的责任。3月18日对小资产阶级说：醒来,再发挥主动作用吧! 同工人携手夺取政权吧！共同使法国再走上正确道路！这个阶级了解自己任务的日子大概已经不远了。
这是3月18日的意义，也就是它的结果。这个运动之所以是一次革命，因为它区别了水和土。正因为这样，所以大资产阶级一想到它就害怕，所以全世界的工人都有义务感谢巴黎的战士们。
[1] 法属马克萨斯群岛的主要岛屿，在澳大利亚州与南美洲中间。——中译者
[2] “我们全都记得我们一位名叫科尔赛勒的同志，他是个能干军官，曾参加过英国军队远征中国，现患肺结核病很重。他由于受尽故争、两次围城和残酷监禁的痛苦而非常衰弱，因此当他慢慢走到委员会前面的时候，几乎站不住了。他只是以惨笑回答庭长的问话。委员会的一个是年轻的委员见了这具行尸，受同情心支配对老外科医生耳语了儿句话，大概是要求延期出发，这个医生用病人和好多其他俘虏都能听见的大声说：‘呸，总得有点什么喂整鱼啊！’鲨鱼也的确得到东西吃了，不到三个星期，正在大洋中航行的时候，我们的朋友科尔赛勒逝世了，我们把他的肉体沉到大坟穴里。我们要提出那位鲨鱼的朋友的名字，他叫沙纳博士。在他前面排队走过的四千罪犯可以算作例外的不到十个人。下面这件事说明为什么能够例外地打动他。塞纳省的议员埃德蒙·亚当来雷岛访问拘留在那里的昂里·罗什弗尔，一个年轻妇女来到他的旅馆里，建议他拿出区区一千法郎，通过主任医师使他的朋友延期出发。她说她只需要说一句话，这个老头子完全可以照办。”两个逃跑的人（巴斯嘎尔·格鲁赛和茹尔德）的报告。
[3] 澳大利亚和英国的报纸揭发“奥尔内”号上的痛苦情形以后，凡尔赛政府在它的机关报上答复说：“英国报刊散布的关于‘奥尔内’号运输俘虏的消息全都不真实。他们说这舰船上害败血症的有四百二十人，实际不到三百六十人。”
[4] 1816年在波尔多成立的一个教会，它主要从事青年的教育工作。——德文版编者
[5] 九百个流犯在松岛上一共只得到土地五百公顷。
[6] “海军上将里布尔在他的调查报告中声称，工兵团在1873年内付给了半岛上的流犯十一万零五百二十五法郎。于是人们才不认为流犯不肯工作了。”热尔日·佩兰在1876年5月7日会议上主张特赦的发言。
[7] 详情根据巴斯噶尔·格鲁赛和茹尔德逃跑后在《泰晤士报》上发表的非常详尽而绝不过甚其词的报告。这份报告后来以小册子形式出版了。
[8] 石灰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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