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五章军事法庭。死刑。判决的总结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法〕普·利沙加勒《一八七一年公社史》（1876）

第三十五章军事法庭。死刑。判决的总结

　　“为了保证一切已审理的诉讼有景认真、最谨慎和最完全的预审，在凡尔赛曾用尽了一切办法……因此我肯定说，做出的判决不仅按照我们的法律是无可指摘的，而且对于最敏感的良心说来也是表达了真理的。”（很好！很好！）

掌玺大臣杜弗尔在1876年5月18日会议上反对大赦的发言。

　　“各军事法庭是本着最高尚的良知和责任心栽判的，这点我承认。”

　　甘必大派议员阿兰·塔尔日在1876年5月19日会议上的发言。

　　在巴黎、文森、蒙瓦勒里安炮台、圣克鲁、色佛尔、圣热尔明，从朗布叶到沙特尔设立了二十六个军事法庭，也就是二十六门法律的速射银弹炮。在组成这些法庭的时候不仅不顾任何司法的形式，也践踏了一切军事法规。国民议会根本不考虑有明文规定的军事法庭的权限，任凭这些军官对付他们的敌人，而军官们还在受战斗情绪的支配，认为任何反抗，哪怕是极合法的反抗都是一种罪行。他们除去自己的专横，没有任何法律标准，除去自己的人道没有任何约束，除去自己的委任状没有任何训令。执行人是这种残暴兵士，依据的是一种有伸缩性的含糊不清的因而可以包罗万象的刑法法典，要控告整个巴黎自然也不需要什么特别法令。人们不久就看到，最疯狂的理论在这些简陋法庭里产生并且扎根；这些法官的信条是：只要身在犯罪的现场就构成法律上的共犯。

　　他们不把军事法庭移到各海港城市去，却要求俘虏们从海上痛苦地行军到凡尔赛。以爱丽舍·列克吕斯为例，他已经被拖着经历了十四个监狱。俘虏们带着手铐从平底船徒步押解到火车站，但是当他们从布勒斯特的街道走过，显示出他们戴着镣铐的时候，过路人纷纷对他们脱帽。

　　除去几个重要被告（对他们的诉讼我要简要地报道），绝大多数俘虏只经过一次常常并不确定他们的案情的预审，就被拖到这些法庭受审去了。这些不幸的人非常穷，请不起辩护律师，没有指导人，没有为他们辩护的证人——不幸者提名的证人因为害怕被捕不敢出面——，他们到法庭来仅仅是走走形式然后离开。控诉、审讯和宣判在不多几分钟内就解决了。

　　“你在伊西和讷伊战斗过；判处流刑。”

　　“什么，终身流放吗？那么我的老婆，我的孩子呢？”

　　对另外一个：

　　“你在公社的营队里当过兵吗？”

　　“当时作坊和工厂通通关了门，不当兵谁养活我的家小呢？”

　　“也判处流刑！”

　　“那么你呢？——违法逮捕。——送往监狱！”

　　第一和第二军事法庭截至10月14日不到两个月工夫已经宣判了六百多人。

　　这个饱受蹂蹒的城市的成千上万国民自卫军战士、妇女、小孩、老人、女护士、医生和公务员排成凄惨的队伍走了过去，我为什么不能讲述这些烈士的历史呢？我要尊敬你们，我要把你们这些无名英雄放到首要地位，正象你们在工作时，在街垒上没没无闻地尽你们的责任时站在最前列一样。军事法庭的真正戏剧不在有被告、审判官和律师出现在公众面前的那些隆重的审判庭里演出，而是在一些空荡荡的大厅里演出，被全世界忽视的不幸者在那里单独面对一个象枪一样无情的法庭。公社这些纯朴的保卫者有许多人头昂得比领袖们高得多，但是没有谁谈到他们的英勇气概。如果人们看到这些法官的无耻行为、诽谤和显然荒唐的证明，就可以想象出，这些不被被告在新成立的暗无天日的各个军事法庭里受了哪些恶毒的待遇。象拉雪兹神父墓地的最后保卫者那样在深夜被秘密处死了的无名英雄，谁会为他们的重大牺牲报仇雪恨呢？

　　报刊没有留下牺牲者讼案的任何痕迹，他们的姓名无可查考，但是我能够把处死他们的一些法官的姓名广泛地写在世界历史上。

　　从前，在1795年法国军队的纪念日，人们一定要用死威胁共和国的军官们前往基贝隆（Quiberon），以便强迫他们走进应判决汪得人的军事法庭。而那些战败者毕竟在同盟者从正面攻击自己祖国时，按照教会的决议用英国武器从背后袭击过自己的祖国。现在1871年，跟巴赞同负丧师辱国罪责的人，却争夺审判曾经是民族荣誉的堡垒那个城市的战败者的荣誉。这支曾经降敌的名誉扫地的军队本来最好是尽自己的天职来恢复名誉，可是它的一千五百零五个军官有十四个将军，二百六十六个上校和中校和二百八十四个指挥官做了几个月的临时法官和检察员。我从这些无比残忍的人中挑出谁合适呢？如果我随意列举几个庭长，如梅尔兰、布瓦斯德内梅兹、约贝、德拉波尔特、杜拉克、巴特尔米、东纳、奥贝尔，那我就不适当地冷待了其他的人。

　　梅尔兰和布瓦斯德内梅兹已经出名了。德拉波尔特上校是加利费类型的人。他衰老、有病，一向只靠判决死刑来刺激自己复元。他在法院书记杜布郎协助下宣布大多数判决，杜布郎事先起草判决词，事后又最无耻地伪造记录。据说约贝的儿子在反对公社的战斗中死了。他是怎样报仇的啊！他用凹陷的小眼睛在他所判决的不幸的人脸上探索怕死的神情。他认为任何对正义和理性的呼吁都是一种侮辱行为。他说，他要是能把律师同被告一起送上断头台，那才幸福呢。

　　可是，克尽职责的律师多么少啊！很多律师声明，照理本来不能给这种被告辩护。还有的律师只有奉到政府的命令才肯担任辩护。只有四、五个例外^[1]，这些没品格的辩护人都同军官一起大吃大喝。律师和检察员们互相告诉对方所采用的起诉和辩护的方法。军官们预先宣布判决词。里谢律师自夸对罗谢尔的第一份公诉状是他起草的。官方辩护人都不履行本身的职务。

　　这些无知的暴虐法官侮辱被告、证人和律师，他们受到了检察员们一定程度的支持。其中一个叫格里马耳的把那些著名被告的文件出售给黄色报刊^[2]。加沃是个愚蠢而狂暴的人，毫无才干，几个月后死在疯人院里。布尔布隆，是个自命不凡的伪善者，卖弄口才，哗众取宠。巴特尔米是一个面团团的金头发的啤酒酒鬼，他在要那些被告的脑袋时，还开恶意的玩笑。五十岁还当上尉的沙利埃尔样子像个虎猫，是个愚蠢的装模作样的撒谎鬼，他说他想“效法恺撒的暴虐”。以愚蠢闻名全军的茹埃斯内通过嗜杀来挽回名誉。这些法庭除判刑外别无他求。最残酷的是在圣克鲁的第三、第四、第六和第十三军事法庭，它们公然以不宣告一个人无罪相炫耀。

　　这就是法官们，这就是资产阶级对待未被屠杀的无产者的公平。我愿意逐步深入研究他们法律上的勇猛攻击行为，依次讨论各诉讼案，以便证明怎样损害法律，蹂蹒诉讼手续的最主要原则，怎样伪造文书，歪曲证人供词，在没有丝毫证据、没有正式陪审员情况下判处被告徒刑或死刑，连复辟时期的临时刑事法庭^[3]和12月的混合委员会的无耻行为都远不如这些为自己阶级报仇的军人的行为野蛮。但是这样一种著作需要长期专门的准备工作^[4]。我这里只能说明一些大的轮廓。这些判决词本身不是已经被驳倒了吗？

　　这就是被排斥在法律保护之外的人倾诉的痛苦吗？不，这是欧洲和欧洲各国政府的声音。所有的国家，甚至那些极愿把公社的行动看成卑鄙罪行的国家，甚至农业国匈牙利，都拒绝引渡这些被缺席判决有罪的人；因为凡尔赛政府根本提不出他们犯罪的法律证据。佩斯法院在1876年10月列举种种理由公开批评凡尔赛法庭的判决完全站不住脚^[5]。

　　9月8日，罗谢尔被第三军事法庭传讯。他这样为自己辩护：他给公社服役是希望起义可以导致再对普鲁士作战。梅尔兰对这个被告非常体恤，被告为了感谢，对凡尔赛军队表示十分尊敬。但是对那些浪漫主义的军人必须杀一儆百，罗谢尔还是被判处了死刑。

　　罗什弗尔在21日被判处流放到一个要塞去。法庭里的波拿巴分子目标特别针对《灯笼报》的主笔。梅尔兰为比埃尔·波拿巴辩护，加沃指责被告侮辱了国王的人格。被罗什弗尔提为被告方面的证人的特罗胥用一封诽谤信回答这个在围城期间为他牺牲了自己声望的人。

　　革命的新闻界能够以自己队伍中有一些牺牲者为荣。年轻的马罗托仅仅因为在《公安报》上发表过两篇文章被判处了死刑；阿耳丰斯·洪贝尔由于在《度申老头报》发表过三、四篇文章被判处了终身强迫劳役。

　　还有一些新闻记者被判处了流刑。他们的罪行在哪里呢？在于为公社辩护过。而公社对于为凡尔赛辩护的那些报纸只限于禁止发行。原来军事法庭的任务就是消灭革命党派！

　　对未来的恐惧使他们冷酷无情。在罗捷街残杀了无数人之后，他们还要为死去的勒康特和克列芒·托马报仇。真正处死两个将军的人是找不到的。两个将军本来死在象打雷一样的自发的众怒之下，正象弗累塞勒、富龙和贝尔梯埃在1789年丧命一样。群众自己演出了戏剧，并且与戏剧一起消失了。军官们就象在蒙马特尔的山岗上随便枪毙一些人一样，随意逮捕了一些被告。

　　报告书说：“西蒙·迈尔直到最后五分钟还竭力为俘虏们辩护，卡兹当斯基甚至想反对以死亡威胁俘虏。众人辱骂他，并且扯掉了他的袖章。”艾尔潘-拉克鲁瓦拼命地进行挣扎。拒绝组织执行队的拉格朗日强烈地认为自己无罪，他竟亲自去见法官。报告中把他和西蒙·迈尔、艾尔潘-拉克鲁瓦、卡兹当斯基和韦尔达格尼埃（军队的一名军士，在3月18日掉转了枪口）一起列为主要被告。

　　审理由奥贝尔上校主持，他是一个心肠狠毒、神经过敏的伪善者。尽管他和检察员想尽了办法，还是提不出一点被告犯罪的证据。甚至在罗捷街参加过屠杀的部队的军官的供词都对被告们有利。指挥官波萨尔克声称，“西蒙·迈尔为了救我们，尽了他最大的努力。”这个军官曾听到一声喊叫：“没有判决连叛徒也不要杀！设立一个军事法庭吧！”这是艾尔潘-拉克鲁瓦的原话。在所有的被告中他仅仅认出了迈尔。另外一个军官说出同样的供词。韦尔达格尼埃证明，在处死两位将军的时刻他正在库尔塞勒广场修筑街垒。公诉状否认这一点，然而连一项证据都提不出来。里贝蒙证明，他在攻击者的最前头闯进了罗捷街的房间里。只有几个有敌意的女人的证言对莫塞洛不利，她们证明他曾经夸口说向两位将军开过枪。与此相反，部长的副官、亲眼看到处死两将军的证人伯格诺上尉证明，将军们曾被士兵包围，杜·梅勒弗证明，执行队的正面是由几个兵士组成的，他提出他们各团的番号。

　　与判决公社委员时不同，这次没有官方的假证人。公诉状不甘心放弃它的猎获物，还是攻击这几个为拯救将军们而不顾自己生命危险的人。因为一个证人极为热心地作有利于一个被告的口供，检察员便威胁说要拘留他。开过几次庭以后人们看出，审判的都是不相干的人，庭长命令新闻界千万不要发表这件事情。每一次审讯、每一个新的证人供词都卸掉了被告的罪责，愈来愈不可能做任何判决了。但是结果还是在11月18日把韦尔达格尼埃、西蒙·迈尔、艾尔潘-拉克鲁瓦、拉格朗日、莫塞洛、勒布龙和阿尔德诺夫判了死刑，把其他的人一部分判处强制劳役，一部分判处了徒刑。被判处死刑的人中勒布龙才十五岁半。

　　使军官们满意以后，得力的御用法官就为梯也尔所受的损害进行报复。封丹曾受公社之命吩咐捣毁这个捣毁了几百家房子的人的住宅；封丹在第五军事法庭受审，这个法庭千方百计要把他说成是窃贼。谁都知道，梯也尔的家具和银器送到家具储藏室去了，艺术品送到博物馆去了，书籍送进了国立图书馆，衬衣给了野战医院，而且从军队进城以后这个侏儒已经把这些东西大部分收回去了。其中有一些在火烧土伊勒里宫时损失了，因此公诉状给封丹加上侵吞了这些东西的罪名，虽然人们在他家里只搜出了两个不值钱的纪念章。他自以为长期过的诚实而正直的生活，可以保证不背这种罪名，起初只是含着眼泪回答。社会琐闻小报纷纷拿这点取笑他。他被判处了二十年强制劳役。

　　11月28日，国民议会重新开始了屠杀。梯也尔巧妙地把减刑的权柄交给了议员，并且通过议会任命一个特赦委员会。特赦委员会由十五个委员组成，包括1852年混合委员会的告密者、大地主和极端的保皇党人^[6]。其中一个是德·甘松纳侯爵，他在街垒战期间在卢森堡公园主持过执行死刑。主席马尔太是个老无赖，向美貌的女请愿人要求赦免的报酬。他们首先研究费雷和罗谢尔的案卷。自由主义的报纸热烈为青年军官罗谢尔辩护。资产阶级认为这个非常傲慢地背弃了公社的人的不冷静的头脑里没有臭名昭著的政治主张，马上把他看作是他们一个迷了路的孩子。况且他已经承认错误了。各报纸披露他的诽谤公社和公社战士的备忘录。新闻记者天天报道他的狱中生活、他同一个新教牧师举行的动人谈话、他与家属的令人断肠的会见情形等。报刊对于费雷，除非为了把他说成“怪物”，就只字不提。他的母亲是发疯死的，他的兄弟关在凡尔赛一个疯人监房里了，他的父亲监禁在富腊的堡垒里，他的妹妹，一个十九岁的年轻姑娘，强制自己冷静地缄默着昼夜辛劳，以便挣得每星期给狱里哥哥送去的二十法郎。她谢绝了朋友们的帮助，她要尽同胞手足的责任，不肯同任何人分享这种光荣。实际上人们再也想象不出比这“更糟糕的事”了。

　　这些被判决的人被悬在生死之间达十二个星期之久。当局终于在11月25日早晨6点钟通知他们，他们非死不可。费雷跳下床，一点也没有冲动，拒绝教士来访，给军事法庭写信要求释放他的父亲，并给他妹妹写信，要她在埋葬他的尸体时，注意能够使他的朋友们再找到。罗谢尔起初很感意外，接着就同他的牧师谈起话来。他在一封信里还无聊地要求人们不必为他的死报仇，并且说了一些感谢耶稣基督的话。跟他们两人一同死的是第四十五常备团一个向公社投诚的军士布尔茹瓦，他表现得同费雷一样沉着。人们给罗谢尔戴手铐的时候，他发起火来；费雷和布尔茹瓦没有反抗。

　　天还没有亮，天气很冷。五千名武装兵士环绕三根白木桩布置在萨多利的山坡前面，每根白木桩由一个十二名执行兵组成的分队任警戒。梅尔兰上校负责发令，因此他一身体现了胜利者、法官和刽子手。有些好奇的人、军官和新闻记者来充作观众。

　　7点钟，小车载着被判决的人来到，有响亮的军鼓军号作前导。被判决的人下了车，分别由宪兵拥簇着。罗谢尔从一群军官身旁经过的时候，对他们打了招呼。勇敢的布尔茹瓦靠在中间木桩上，以冷漠的态度观看这整出戏剧。费雷最后来到，穿的是黑色衣服；他狂吸一支雪茄烟，脸上连一根筋都没有抽动。他迈着均匀的大步向第三根木桩走去，靠在它上面。

　　罗谢尔在他的律师和牧师的支持下，要求准许由他发口令开枪，没有得到允许。他想要跟法官握握手，来表明承认这项判决，也被拒绝了。在这样往返交涉时，费雷和布尔茹瓦不做一声，不动一动。为了打断罗谢尔哓哓不休的话，一个军官不得不向他说明，他在延长另外两个人的死亡痛苦。人们遮上了罗谢尔的眼睛。费雷却不肯让遮眼睛，他把自己的长柄眼镜戴正，紧紧盯着面前几个兵士的脸。

　　宣读了判决词以后，副官们把指挥刀往下一落，枪就响了。罗谢尔和布尔茹瓦向后倒下，费雷仅仅被射中了腰部，仍然站着。兵士再次向他射击，他才倒下。一个兵士把枪抵着他的耳朵又放了一枪，因此脑浆喷了出来。

　　在梅尔兰的指挥下吹奏了军号，军队按照野蛮人的习惯在尸体前面举行胜利分列式。假如公社战士奏着军乐从被处死的人质旁边整队走过，资产阶级会发出什么样憎恨的喊声啊！

　　根据费雷和罗谢尔家属的请求，当局把两人的尸体发给了他们，布尔茹瓦的尸体则埋葬在圣路易公墓的集体坟穴里。人民把这个人同费雷一起来纪念，因为他们是以同样的勇气为他们以同样牺牲精神服务过的事业而死的。

　　自由主义者报纸只为罗谢尔流了泪。外省一些大胆报纸则推崇所有的牺牲者，并且象议员小奥迪奈尔在议会中把特赦委员会称作“凶手委员会”那样，把它列为法国的可憎事物。这些报纸都受到刑事陪审法庭的审讯，结果宣告无罪。

　　在萨多利执行死刑后两天，特赦委员会命令执行加斯顿·克莱米约的死刑。他被判决已有六个月，经过这样拖延，并鉴于他在运动中态度温和，似乎不致于再处死他。但是地主议会的特赦委员会要对他在波尔多的著名演说进行报复。

　　11月30日早晨7点钟，加斯顿·克莱米约被解到靠海的一个辽阔平原上的普腊多。他事先对他的刽子手说：“我要表明一个共和主义者应该怎样死！”人们让他站在木桩跟前，一个月前曾在这根木桩前枪毙过投奔到起义方面去的兵士帕基。

　　加斯顿·克莱米约要求不蒙眼睛，并且由自己发开枪口令，得到了准许。于是他向兵士说：“瞄准胸膛，别射击脑袋。开枪！万岁共和（国）……！”最后一个字被死神切断了。也象在萨多利一样，士兵们在尸体前举行他们的仪式。

　　这个热心青年的死在市民中间留下活生生的印象。他家门口摆着的名簿不多几小时就由几千人签满了名。马赛的革命党人负责抚养他的子女。

　　第六军事法庭在同一天为舍迭的死报仇。执行舍迭死刑是由拉乌尔·里果一个人下令并监督的。当时执行队的人现在都在国外。主要被告普罗·德·维代仅仅掌过灯，他因为一件民事罪监禁在圣佩拉日监狱里。但是军官的法律观点认为单纯的助手与首脑要负同样责任，普罗·德·维代被判处了死刑。

　　12月4日，一个面色苍白、使人同情的鬼一样的人出现在第三军事法庭的大厅里，他是六个月来因为在沙托得奥广场所受的伤而受尽痛苦的李斯邦。这个勇士中的勇士在法庭上自豪地承认是公社人员，并且在布臧瓦尔战斗过，只是坚决否认抢劫的控诉。如果是一般法官，会巴不得保全这样一个战败者给自己增光，但是凡尔赛分子判决他死刑。

　　几天以后，同一法庭听到一个妇女的声音。“我不想为自己辩护，我不接受辩护！”路易丝·米歇尔大声说。“我身心都属于社会革命，并且愿意对我的一切行动负责。我要亳无保留地负起这项责任。你们指责我与杀死那两位将军的事有关系吗？当你们叫人向群众开枪的时候，假如我在蒙马特尔，我会肯定有关系的。我会毫不迟疑地亲自向发这种命令的人开枪。至于巴黎放火问题，那我的确参加了。我想树起一道火墙阻止侵入的凡尔赛分子，我没有任何同犯，我的行动是自发的。”

　　原告达伊里上尉建议判死刑。路易丝·米歇尔说：“我只要求你们要象一个军事法庭的样子，你们做出象审我的法官的举止来，别象特赦委员会那样躲躲藏藏，你们是军人，要在众目睽睽下审判，让我死在萨多利的原野上吧，我们许多战友已经牺牲在那里了。

　　“人们一定要从社会上除掉我。你们已经奉到命令这样做！好吧，共和国的委员说得对。一颗为自由而跳动的心似乎仅仅有权利要求得到一粒铅弹，因此我也要求我的一份。你要是让我活着，那么我不会停止呼吁报复，而且要向杀害我那些战友的特赦委员会的凶手们报仇。”

　　庭长：“我必须制止你发言。”

　　路易丝·米歇尔：“我的话说完了……如果你不是胆小鬼，你就杀死我吧。”

　　他们没有勇气立刻杀死她。她被判处流放到一个要塞地去。

　　有这种勇气的不止路易丝·米歇尔一个。另外很多人，包括赖梅尔和奥古斯丁·基丰都向凡尔赛分子证明，巴黎女子虽然战败了，而且戴着镣铐，还是威严可怕的。

　　1872年初讨论了拉罗盖特监狱人质被处死的问题。正如舍迭和克列芒·托马两案的情形一样，真正参加的人除传达过命令的康通以外没有一个在监禁中。证人都是过去的人质，他们所做的供词几乎都带有一种愤恨情绪，这种情绪是非常为自己的性命担心的人自然要有的。诉状不认为这里面有愤恨情绪，却制造一幅可笑的幻象，好象俘虏是由一个军事法庭经过讨论后下令处死的。诉状硬说有一个被告曾命令放火，人们把在一个监狱里找到的垂死的真正的执行队长运了来，这时尽管康通提出了严重抗议，他还是要被判罪。康通被判了死刑，他自己的律师十分恶毒地把罪责加到他身上以后溜掉了；法庭却又不允许另找一个辩护人。

　　后来审理的主要是阿尔克伊尔的多米尼克教会修道士案件。这些修道士没有一个是被有意识地处死的，而是当他们通过意大利路时被第一百零一营的士兵开枪打死的。公诉状控告塞里济尔，其实他当时根本没有在意大利路。找来唯一反对他的证人说：“我不能肯定说，我亲自看见过什么，我知道的事情仅仅是听说。”但是，尽人皆知军队同僧侣阶级的关系多么密切。塞里济尔同他手下一个少尉布丹一起被判了死刑，他们对少尉连一份证人口供都提不出来。法庭利用这个机会，企图把当时曾经在鹌鹑丘的符卢勃列夫斯基和在巴士底狱附近战斗过的弗兰克尔判处死刑。

　　3月12日，第六军事法庭审理关于阿克索街的案件，庭长仍然是德拉波尔特。枪毙人质的执行人也跟罗捷街的那些执行人一样，是找不到的。于是公诉状就死咬住曾长期拒绝交出他所管辖的犯人的典狱长法朗斯瓦和二十二个根据闲言闲语被密告（开庭时自然反驳了）的人。没有一个原告方面的证人认出这些被告。德拉波尔特这样卑鄙无耻地恣意加重威胁，以致在先前各诉讼案中能作证就作证的检察员吕斯托都不由自己地说：“难道您打算把所有的人都判罪吗？''笫二天吕斯托的职务就由禽兽一般的沙利埃尔接替了。尽管这样，由于证人的否认，公诉状还是越来越站不住脚。可是他们连一个被告也不放过，七个被判了死刑，九个强制劳役，其余的流放。

　　特赦委员会拿着沙斯波式步枪等候各军事法庭给它赶来猎获物。1872年2月22日，特赦委员会枪毙了三个所谓杀死克列芒·托马和勒康特的凶手——在审理过程中最清楚地证明了无罪的艾尔潘-拉克鲁瓦、拉格朗日和韦尔达格尼埃。他们站在11月28日那几根木桩前高呼着“公社万岁！”正气凛凛地死去。普罗·德·维代在3月19日被处决了。4月30日轮到康通。他在5月间所受的那些伤又迸裂了，他拄着拐杖慢慢地走上山坡。来到木桩跟前以后，他把拐杖扔往空中，在中枪跌倒时还高呼：“公社万岁！”5月28日，塞里济尔、布安和布丹站在三根木桩前面。他们被控告放火烧了土伊勒里宫。他们对执行队的士兵说：“我们是人民的儿子，你们也是。我们要让你们看看，巴黎人民的儿子懂得怎样死去。”他们死时也在高呼：“公社万岁！”

　　这些英勇就义、不怕枪毙、临死还高呼他们的事业万岁的人，这些激昂的声音，这些高傲的目光深深感动了士兵们。他们手里的枪颤抖着，虽然开枪时站得非常近，还是很少头一枪就击毙。因此主持枪毙的指挥官科林命令把随后执行的两个犯人眼睛蒙上。这两个人是：被控放火烧了圣埃路瓦教堂和在街垒战中杀了一个人的包多安；枪毙过一个暗地射击公社战士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鲁伊阿。军士要蒙这两人的眼睛，都被他们拒绝了。科林下令把他们绑在木桩上。包多安三次扯断绳索，鲁伊阿拼命抵抗。神父想要帮助士兵，被当胸撞了几下。士兵终于把他们打倒。他们大声说，“我们是为崇高的事业而死！”他们被子弹打得稀烂。举行分列式以后，一个“心理专家”一面用他那军官靴尖踢流出的脑子，一面对一个弟兄说：“他们是用这东西胡思乱想的！”

　　1872年6月，一切著名案件都处理过后，军事法庭忽然想起要给一个国民自卫军军官、鲍福尔上尉报仇。假如鲍福尔落在了这些军官手里，他们一定会处死他，现在他们却控告起枪毙了他的那些人来。

　　四个被告有三个出庭：德商、德尼维尔和第六十六营的著名军中女采购员拉雪兹太太。她曾跟随鲍福尔到法庭去，并且听过他的供词以后想保护他。公诉状还是把她弄成了枪毙他的主谋人。原告根据一个没法再找见而且从没有跟拉雪兹太太对质过的证人的书面供词控告她污辱过鲍福尔的尸体。这个勇敢的妇女听到这个卑鄙武断的话时哭了起来。她和德商、德尼维尔一起被判了死刑。

　　流氓军人尽情发挥了肮脏的幻想来侮辱被告。审判里果一个亲密朋友的杜拉克上校硬说他们的关系就性质说是违法的。被告提出种种反驳也无济于事，居心不良的军官坚持他的诉状。

　　资产阶级新闻界一味称赞，丝毫也不批评。他们从各军事法庭成立日起，经常不辞辛劳地用同样滔滔不绝的咒骂和猥亵言语加在所有的诉讼案上。有些人对战斗结束后这样久还执行死刑提出抗议的时候，弗期西斯克·萨尔塞写道：“刀本该经常掌握在刽子手的手上。”

　　在这以前，特赦委员会总是每次只处死三个人。1872年7月24日它却杀了四个人，一个是拉罗盖特监狱的看守人法朗斯瓦，此外是在阿克索街诉讼案中被判决的奥布里、达利武斯和德·圣奥默尔。德·圣奥默尔因为有极大的叛变嫌疑，在监狱里的同志们都对他疏远。这几个人在枪口前高呼：“公社万岁！”他却接着说：“打倒它！”

　　9月18日，洛里佛（他被控告参加了处死大主教）、德尼维尔和德商被执行了死刑。后两人高呼：“世界社会共和国万岁！打倒懦夫！” 1873年1月22日，5月的日子过去十九个月以后，特赦委员会在木桩上绑了三个新的牺牲者：公社委员菲力浦，罪名是曾勇猛地保卫贝尔西；放火烧过土伊勒里宫的贝诺；德抗，罪名是放火烧过里尔街，虽然人们连一份证词都提不出来。德抗高呼：“我死得冤枉！打倒梯也尔！”菲力普和贝诺高呼：“社会共和国万岁！公社万岁！”他们死时也表现了3月18日的革命战士那种英勇气概。

　　这是在萨多利最后一次执行死刑。二十五个牺牲者用自己的鲜血染红了特赦委员会的木桩。1875年，该委员会下令在文森枪决一个年轻士兵，他被控杀了间谍维臧提尼，虽然这个间谍是在巴士底狱附近游行示威时被上百的人扔到塞纳河里去的。

　　外省参加运动的人也按各省的情形分别由军事法庭或刑事陪审法庭审判了。各处的人都曾经等着看巴黎战斗的结局。巴黎刚一失败，反动派就采取了行动。艾斯皮万的军事法庭为其余一切诉讼做出了榜样。这个军事法庭的加沃是4月4日的一个刽子手维尔纽夫司令，它的梅尔兰和布瓦斯德内梅兹是托马散上校和东纳上校。6月12日，人们把加斯顿·克莱米约、艾吉安、佩利西埃、卢、博舍和能够同3月23日的运动牵扯得上的一切人都弄到这几个军人面前来。维尔纽夫的狂妄愚蠢为充斥法国的军人控诉词树立了典型。克莱米约、艾吉安、佩利西埃和卢被判了死刑。狡诈的资产阶级反动派对这还不满足。艾斯皮万通过最高法院宣布，罗讷河口地区根据王后的谕旨从1870年8月9日起处于戒严状态，这道谕旨既没有在法律公报上发表过，也没有经元老院批准，甚至没有公布过。艾斯皮万拿起了这个武器，迫害教会向他指控的所有的人和对帝制表示过敌意的人。市议会议员、委员会的前任委员大卫·布斯是个船主，有几百万家私，被控告偷过一个警察的一只银表，仅以一票的多数宣告无罪。庭长是个上校，第二天就被解除了职务，由第四猎兵团喝苦艾酒过多已经半疯了的东纳中校接替。一个七十五岁的工人被判了十年强制劳役和剥夺公民及政治权利二十年，因为他在9月4日把1852年曾解他到克恩^[7]去的警察拘留了半小时。一个饶舌的耶稣会士痴老婆子，曾在9月4日被逮捕了一会儿，她因此控告本市民兵的前司令官。她的控告由于本身矛盾而失效，并且由于被告当时不在现场以及其他无数证据而被彻底否定了，尽管如此，这个前司令官还是被判了五年徒刑，并剥夺公民权十年。一个军事法官在离开他的犯罪现场时说：“一个人要能判决这类案件，非具备极深刻的政治信念不可。”艾斯皮万拥有这么野蛮的帮凶，可以满足他对一切人的恶感了。他请求凡尔赛检察厅把在马赛担任过短期议员的公社委员阿姆鲁移交给他。艾斯皮万写道：“他犯了煽动士兵潜逃的死罪，因此我要追究他，我深信这种惩罚会落在他身上。”

　　里昂的军事法庭也并不好多少。四十四个人因为3月22日的事件出庭受审，其中三十二人被判处了从流放到徒刑的不同刑罚。有七十个人因4月30日的起义来到军事法庭的被告席上，他们也象巴黎的被告一样是在里昂随便抓来的。拉吉依奥蒂也尔市区的区长克列斯登被召来作证，他从被告中找不出一个那天在他的区政府看见过的人。军事法庭庭长是马里翁和雷比洛两个上校。

　　在里摩日，受全体市民尊敬的民主主义者杜布瓦和鲁贝罗二人被当作4月4日暴动的主谋人缺席判决了死刑。另外两个人判了二十年徒刑，因为他们曾自夸知道什么人向比勒上校开了枪。还有一个人被判了十年徒刑，因为他分配过弹药。

　　各陪审官所作判决是各不相同的。8月8日，杜波达和另外四五个因土鲁斯的起义运动被控告的人在下比利牛斯省被宣告无罪。底日昂和纳尔榜的一些被告拘留了六个月以后在罗德兹出庭受审，结果也获释了。善意的居民挤满了大厅和到法庭去的各通路，并且在被告离开法院时高呼“共和国万岁！”来欢迎他们。底日昂的强硬和可敬的态度再一次证明他的坚强性格。

　　罗奥姆的陪审官把二十一个因为圣太田的起义运动被控告的人判了罪，其中有阿姆鲁，他除去派过两个代表外什么都没有做过。

　　奥尔良的刑事陪审法庭对蒙塔日的被告处理得很严厉，一律判处了徒刑，并且残酷地对待孔讷和卢瓦尔河畔的内弗里的被告，那里的人根本没有反抗过。被告有二十三人，包括三个妇女。他们的全部罪行就是挥动过红旗和高呼过“巴黎万岁！打倒凡尔赛！”前议员马拉尔迪埃在示威游行的前夕才来到，根本没有参加游行，他被判了十五年徒刑。没有一个被告幸免。卢瓦雷省的地主们报复他们的朋友在涅福尔省所受的惊骇。

　　还有一些人因库龙米埃、尼姆、多迪维和瓦隆的起义判了罪。

　　镇压工作在1872年6月基本完成了。凡尔赛分子承认有男、女和小孩俘虏三万六千三百零九人^[8]，军事人员^[9]在外，根据他们的报告，其中一千一百七十九人在监禁期间死去。二万二千三百二十六人在平底船、炮台和监狱度过了漫长的冬季以后释放了，一万零四百八十八人在军事法庭受过审，八千五百二十五人被判了刑。迫害还不算完。麦克马洪的政府在1873年5月24日上台时, 重新狂热地开始了迫害。1875年1月1日，凡尔赛法院宣判的总数是出席判决一万零一百三十七个人，缺席判决三千三百一十三个人。

　　处刑情况分别如下：

　　死刑：270人，其中妇女8人。
　　强制劳役：410人，其中妇女29人。
　　流放到要塞地：3989人，其中妇女20人。
　　单纯流刑：3507人，其中妇女16人，小孩1个。
　　徒刑：1269人，其中妇女8人。
　　重徒刑：64人，其中妇女10人。
　　公共劳役：29人。
　　三个月以下徒刑：432人。
　　三个月至一年徒刑：1622人，其中妇女50人，小孩1个。
　　一年以上徒刑：1344人，其中妇女15人，小孩4个。
　　驱逐出国：322人。
　　警察监督：117人，其中妇女1人。
　　罚款：9人。
　　送入感化院的十六岁以下儿童：56人。
　　共13440人，其中妇女157人。

　　上列数字既不包括凡尔赛审判权限以外的那些军事法庭所做的判决，也不包括各刑事陪审法庭所做的判决。所以还得增加十五个死刑判决、二十二个强制劳役、二十八个到要塞地的流刑、二十九个单纯流刑、七十四个徒刑、十三个重徒刑和一些短期徒刑。在巴黎和外省被判罪的人总数超过一万三千七百人，其中妇女一百七十人，小孩六十个。

　　一万个出席判决的人中有四分之三——一万零一百三十七人中的七千四百一十八人——仅仅是国民自卫军战士或者军士；有一千九百四十二个下级军官。只有二百二十五个高级军官，其中二十九个公社委员和四十九个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尽管军事法庭进行蛮不讲理的审判、讯问并且用假证人，它们所能揭发的十分之九的被判决者——九千二百八十五人——所犯的罪行也无非是拿起武器或者担任公职。七百六十六个因为严重违犯民法受惩罚的人中有二百七十六个单纯因为逮捕过人而被判罪，一百七十一个因为参加了街垒战，一百三十二个因为“其他的”罪行，正如报告所说，全是因为显然与战斗行动有关系的罪行^[10]。被故意强拉硬扯认作累犯的人数目虽然大，还是有几乎四分之三——七千一百一十九人——从来没有与法院发生过一点关系：五百二十四人是因为违反社会秩序（政治罪或者仅仅违警罪）的罪行，二千三百八十一人是因报告上不愿说清楚的罪行或过失被判了刑。照资产阶级报纸的说法，这次起义是由外国煽动和领导起来的，但是同起义有关系而被判了刑的外国人总共只有三百九十六人。

　　这是1874年的总结。以后几年数目不断有增加。法院在3月18日以后五年半还宣判了死刑。一些被缺席判刑的人受了对极左派的特赦假象的欺骗，在1876年认为可以回国了。他们回国后立即被捕，判了罪，解送到新喀里多尼亚^[11]去了。

^[1] 我提出杜邦·德·比萨克，特别是莱昂·比果，他给马罗托、李斯邦和很多不认识的人辩护。他把自己的时间、精力和金钱都贡献给这些人达一年之久，他发表回忆录，鞠躬尽瘁地为他那些当事人奔走。他为他们而死——他是在法庭上患中风死去的。公社的同志不会忘记这种高尚的牺牲。

^[2] 他因为这些盗窃行为在1876年被判处了五年徒刑。

^[3] 只有简略的审判手续而不许上诉的非常刑事法庭。——德文版编者

^[4] 难道高等学校找不到做这项工作的人吗？对于一个非常年轻的法律学者说来哪里有比这更好的案件呢？为了弥补高等学校在公社期间的重大过失，为了使这部分愈来愈远离无产阶级的青年再阶级无产阶级，哪里有比这更高贵的机会呢？

^[5] 凡尔赛在1876年1月要求匈牙利引渡弗兰克尔，因为他与处死阿尔克伊尔的多米尼克教会修道士有关系和参加果贝兰路的纵火案而背叛死刑。弗兰克尔于是被捕了，匈牙利法院向凡尔赛政府要求调阅有关的案卷。
　　布达佩斯的审判厅在判决词中说：

　　“法国政府对这项要求只是寄来了军事法庭的判词作为回答。该判决词中并无任何充分理由和确切的供词足资证明犯罪……鉴于该判决词全然缺乏一切证言和合法的证据，而且没有说明任何可以获得这些材料的办法，审判厅宣告对弗兰克尔提起的控诉不成立，应即释放。”

^[6] 名字应该记入人民历史的有：主席马尔太；副主席皮乌；秘书奥克塔夫·德·巴斯塔尔伯爵、费里克斯・瓦赞；委员巴特比、德·迈耶伯爵、杜夏特伯爵、佩尔特罗-维尔纽夫、弗朗斯瓦·萨卡兹、塔伊安、德·甘松纳侯爵、比果、梅尔韦伊厄、杜维格诺、巴里·科尔内。

^[7] 南美洲法属圭亚那的首府。——中译者

^[8] 阿别尔将军的报告，261页。

^[9] 约五千人。

^[10] 在搜查住宅时奉命进行的没收被算为盗窃、抢劫等罪，仿佛这些行动是为了私人得利。

^[11] 澳大利亚洲东方的一个大岛。——中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