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梯也尔对外省的政策。极左派出卖了巴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法〕普·利沙加勒《一八七一年公社史》（1876）

　　“我们用大炮和政策占领了巴黎。”

　　梯也尔《关于3月18日的调查》。

　　谁是反对巴黎的头号阴谋家呢？极左派。

　　梯也尔在3月19日还剩下什么统治法国的东西呢？他既没有军队，又没有大炮，也没有大城市。各大城市都有武器，各大城市的工人都在活动。假如首都的革命所赖以扩展到外省的小资产阶级参加革命运动，跟着他们的姐姐巴黎走，那么梯也尔就不可能用真正的政府和巴黎对抗。为了存在下去，为了制止外省并发动它们提供士兵和大炮去镇压巴黎的革命，资产阶级领袖拥有哪些潜力呢？三个字和一小撮人。这三个字是“共和国”，一小撮人就是共和派的著名领袖们。

　　顽固的地主贵族们在听到“共和国”这三个空字时也许会狂喊起来，并且拒绝把这几个字纳入他们的宣言里。梯也尔却狡猾得多，他经常把共和国这三个字挂在嘴边，歪曲国民议会的表决^[1]，并且把共和国这三个字当作口头禅^[2]。从最初几次起义开始，所有他的委员就不断在外省重复下面的叠句：“我们保卫共和国，反对煽动分子。”^[3]

　　这总算聊胜于无。但是，贵族地主的表决和梯也尔的过去同这些共和国的保证有着尖锐的矛盾。以前的国防英雄们没有再提出充分的保证。但是这对于外省的共和主义者是非常必要的。梯也尔感觉到这一点，他把那些坡无可指摘的人，即流亡归来的共和事业的老战士召集了来，他们的声望在外省小资产阶级的心目中还没有降低。梯也尔在走廊里接待他们，对他们说，他们掌握着共和国的命运，并且恭维他们来迎合老年人的虚荣心，他把他们安排得非常恰当，这就使他可以从23日起利用他们作招牌^[4]。外省小资产阶级的共和主义者看到深刻的思想家路易·勃朗、才华洋溢的舍耳歇和最著名的急进派格罗贝尔特都急急忙忙地到凡尔赛去并咒骂中央委员会，而他们自己既没有收到一个纲领，也没有一个能制定一种理论的密使从巴黎到他们那里来，这时他们就离开公社，听任工人所燃起的火炬熄灭。

　　4月3日的隆隆炮声使他们稍微觉醒。5日，由共和派著名人物组成的里尔市议会提出了和解问题，并且要求梯也尔承认共和国。里昂市议会也提出了类似的建议，圣乌昂派代表到凡尔赛，特罗耶声称它全心全意地赞助为自己的共和主义信念而战斗的英勇市民。马孔要求政府和国民议会以承认共和制度来结束战争。德罗梅、瓦尔、沃克吕茨、阿尔德舍、卢瓦尔、萨伏依、埃罗、格尔、东比利牛斯和其他二十个行省都发表了类似的声明。卢昂市的工人声明他们参加公社，勒阿弗尔市的工人遭到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的拒绝，就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团体。16日，有六百名男女老幼来到火车站，阻止载运军队和弹药的列车向凡尔赛开去。18日，尼姆市一次以红旗为前导的示威游行走通全城，高呼：“公社万岁！巴黎万岁！打倒凡尔赛！”16日，17日和18日，在波尔多发生了暴动，人们把警察暗探关进了监狱，殴打了军官，用石块砸了步兵营房，人民群众还高呼：“巴黎万岁！打死叛徒！”运动也感动了农村劳动人民。在舍尔省的沙英科恩城、卢瓦尔河畔的沙立特、尼福尔省的波伊城，武装起来的国民自卫军战士高举红旗，列队游行。紧接着，18日科斯奈城举行了示威游行，19日卢瓦尔河畔的福勒里也举行了示威游行。红旗经常飘扬在阿里埃日城，福亚城的人扣留了大炮，瓦里城的人设法使军火列车脱轨，彼尔古亚城火车站工人夺取了速射霰弹炮。

　　15日，里昂市议会的五个代表访问了梯也尔。梯也尔强调他对共和国很忠诚，并且发誓说国民议会不会变成制宪会议。如果说他选任非共和主义者作自己的官员，那是为了网罗各政党，这样作对于共和国是有利的。他说，他保卫共和国，反对市政厅那些人，即共和国最凶恶的敌人。代表们不妨亲自到巴黎了解了解情况，他十分愿意发给他们旅行护照。此外，如果里昂胆敢轻举妄动，他在这里准备三万人予以镇压^[5]。这是他的最典型的演说。他用同样的话回答所有的代表团，摆出一副忠诚的面孔，作出一大堆亲密的表示，把外省来的人完全迷惑住。

　　代表们离开议长去找保证梯也尔的誓言的极左派巨头路易·勃朗、舍耳歇、亚当和其他著名民主主义者。这些先生们很愿意承认巴黎的事业是正义的，但是他们声称这个事业开始得很不好，并且受了残酷战争的连累。如果巴黎垮了台，那么他们要观望一下动静。机会主义不是昨天才有的。机会主义于1871年3月19日诞生，有路易·勃朗和他的信徒当教父，用三万巴黎人的鲜血举行洗礼^[6]。路易·勃朗说，“究竟应该同巴黎的什么人谈判呢？在那里争夺统治权的人是一些盲目信徒、蠢才或无赖，至于注拿巴分子或普鲁士人的活动，就完全不必说了。”所有这些急进派都趾高气扬，“如果巴黎是正义的，我们竟会不到巴黎去吗？”多数代表——律师、学者和商人，是在尊重名人的情况下长大的，到现在也还是象听高级僧侣说教似的听取青年们的话——回到外省，把左派教给他们的话到处去说：为了拯救共和国，大家必须抛弃公社。只有少数几个人能够来到巴黎。但是，当他们看到市政厅中的分裂情形，当他们经常受到那些不能正确地表达自己思想的人们的接待，当费里克斯·皮阿在《复仇者报》上威胁他们的时候，他们就确信在这种混乱中得不到什么结果而回家去了。他们再经过凡尔赛的时候，左派的代表得意洋洋地说：“喂，我们对你们说什么来着？”除去马丁·贝尔纳，可以说没有一个不对自己的选民打冷拳的。

　　巴黎还有许多人根本不相信左派完全背叛，还向他们恳求，在4月底的一个宣言中写道：“既然凡尔赛下令炮轰巴黎，你们还呆在凡尔赛干什么？”“你们跟谋杀你们的选民的同僚在一起能扮演什么角色呢？如果你们继续留在巴黎的敌人中问，那么你们至少不要由于沉默而把自己变成共犯……怎么？你们听任梯也尔写信给各省，说‘暴乱分子为了拍卖动产而清抄名门宅第’，而不登上讲台表示抗议吗？……怎么！所有的波拿巴分子和地主贵族的报纸够使卑鄙的文章充斥于各省，其中硬说在巴黎，凶杀、暴行和偷盗是每日的家常便饭，而你们竟一言不发！……怎么？梯也尔能够硬说他的宪兵没有杀害俘虏吗？这些令人气愤的处死，你们不可能不知道，但是你们一声不响！你们登上讲台，向各省报告公社的敌人对它们仔细隐瞒的一切真实情况吧……难道我们的敌人成了你们的自己人了吗？”

　　懦怯的左派善于歪曲这种无用的号召。伪善的路易·勃朗侃侃而祓，他说、唉，内战！极可怕的战争！大炮轰隆隆地响！有人杀人，有人丧命，国民议会有些人为了看到用和平方式解决这个流血的问题，愿意献出生命，他们却忍受着不得不袖手旁观、不能大声疾呼、也不能说一句话的痛苦！”自从有了法兰西国民议会以来，人们还没有见过更可耻的左派。对于俘虏的拷打、侮辱和唾骂，都不能促使这些可怜的巴黎议员提抗议。左派之中只有托伦要求说明关于别利埃宾屠杀事件的情况。路易·勃朗、舍耳歇、亚当、朗格鲁瓦、布里桑，这些纪伦特们和史嘉本们^[7]伪善地袖手旁观他们的选民怎样被霰弹击毙，同时梦想他们将来再次当选，因为他们直到巴黎是多么健忘的。

　　他们的诽谤虽然可能阻碍革命运动，但是不能把外省的忧虑压下去。法国工人衷心祝愿地拥护巴黎。火车站的工作人员向乘车驶过的士兵们讲演，要求他们掉转枪口。官方的布告在一夜之间都被撕掉了。各省城把自己的决定成百成百地送出去。所有的共和派报纸都要求和解，并尽量设法在巴黎和凡尔赛之间取得妥协。激昂的情绪变成了长期的。梯也尔派出了杜弗尔，他是近代资产阶级的霞白立，也是这个阶级的卑鄙行为最可恨的执行者之一。他吩咐检察官迫害所有为公社（“这个由外国人和被释放的罪犯篡夺的、由于夜间武装抢劫私人住宅而臭名昭彰的独裁统治”）辩护的作家，要镇压“要求国民议会把它高贵的手伸给敌人血污的手”的调停者。凡尔赛希望用这种方式在4月30日进行市政选举时传播恐怖。

　　选举到处都是共和派占优势。这个曾在1848年六月起义中和1849年的选举中反对巴黎的省份，在1871年没有派出一百名志愿兵，而一味要求对国民议会进行战斗。在梯也尔城（普维德多姆省）人民占领市政厅，竖起了红旗，然后又占领了电报局。在枫丹白露县的索普、涅莫、沙托兰东各地爆发了起义。在多迪维（卢瓦尔省），公社的社员们在市政厅门前栽了一棵白杨树，树上飘荡着红旗。在蒙塔日，公社的社员升起了红旗，贴出了公社告农村居民的宣言，并且强迫一个想要扯掉这张宣言的律师跪着赔罪。在库龙米埃城（塞纳马恩省）发动了示威游行，高呼“共和国万岁！公社万岁！”

　　里昂行动起来了。除拉吉依奥蒂也尔区人民还保持着自己的旗帜外，从3月24日起，三色旗就在里昂占统治地位。市议会回到了市政厅以后，曾要求承认巴黎的权利和选举制宪会议。市议会已经任命游击队军官布拉为国民自卫军指挥官。市议会给梯也尔上陈情书并加紧跟随梯也尔的步伐，于是国民自卫军又活动起来了。国民自卫军向市议会提出了一个计划，但是市议会拒绝正式承认这个计划。由于派到凡尔赛去的代表的失败，人们更加愤怒了。在30日举行公社的选举宣布了以后，革命家们声明说，国民议会通过的市政法无效，因为国民议会没有制宪会议的权力。巴黎的两个代表要求市长艾农把选举延期，一个参加9月28日格斗的人加斯帕尔·勃朗又出场了。因为这个人出席，经常侦察波拿巴分子的急进派发出了警报，但是他那时还不过是个疯狂的家伙，在流亡中才穿起帝国的制服。27日，在布罗托区举行的一次群众大会上议决抵制选举。拉吉依奥蒂也尔区的各委员会继其后，并于29日在公开会议上议决不投票。

　　30日，也就是选举的那天，从早晨6点钟，在拉吉依奥蒂也尔区就吹起了“集合”号。武装的市民搬走了选举票箱，并在选举厅门前布置了岗哨。贴出了一张公告：“里昂市不能继续容许它的姐姐——英勇的巴黎城遭到摧残……里昂的革命家们一致同意成立临时委员会，……它的委员们毅然决定，要想挫败他们，除非使这个懦怯到坐视巴黎和共和国被谋害的城市变成一片瓦砾场。”激动的群众集合在市政厅门前广场上。市长和副市长想要干涉，可是没有人听他们的，于是在市政府里设立了一个革命委员会。

　　布拉下令给拉吉依奥蒂也尔的指挥官，让他集合所部各营在2点钟左右布置在布罗斯的公共运动场上。很多国民自卫军战士不同意这个运动，但是没有一个人愿意为凡尔赛作战。群众把国民自卫军包围起来，最后冲破了它的行列。有一百名士兵由他们的上尉率领着，把自己的红色军旗插上市政厅屋顶。他们把市长叫来，革命委员会建议市长参加运动。市长还象在3月22日那样拒绝了。人们忽然听到轰轰隆隆的炮声。

　　艾农和市议会还象在上个月一样赞成等待。瓦伦顿和克鲁扎梦想着艾斯皮万。5点钟，常备军第三十八团经过拉吉依奥蒂也尔大桥开来。群众挤进了士兵的队伍里，要求他们别开枪。军官们不得不率领部下士兵回营房去。当时拉吉依奥蒂也尔正修筑防御工事。一个巨大街垒从努沃蒙德的商店一直延伸到市政厅的拐角，封锁了格朗街，另一个巨大街垒耸立在三王街的入口处，第三个巨大街垒耸立在夏洛街的高处。

　　6点半钟，第三十八团由一营猎兵前后簇拥着从营房出发。瓦伦顿、克香扎和共和国检察官安德利约走在队伍前头。他们到市政厅门前停下来，要求投降。得到的回答是射击。省长受了伤。骑兵清扫了布罗斯公共运动场和市政厅广场。两门大炮朝市政厅开了火，击毁了几处大门。守军撤退了，军队把准备坚持到底的步哨歼灭了以后冲了进去。据说，凡尔赛的一个军官突然袭击了市政厅里的五个起义战士，用手枪打死了他们。

　　战斗在附近几条街上一直继续到夜深时候。士兵们因为在黑暗中看不清楚，把自己人打死了约一百人。公社社员的伤亡比较小。早晨3点钟，一切都结束了。

　　在克鲁阿-卢斯有几个市民冲进市政厅，拿走了投票箱。拉吉依奥蒂也尔的失败使他们的抵抗很快就告结束。

　　凡尔赛分子想乘胜解除拉吉依奥蒂也尔区各营的武装，但是民众不肯靠拢胜利者。有些保皇党人在这一天当选了。然而他们不得不服从第二次投票，因为人们都认为30日的选举无效。这些人没有一个再当选。对巴黎有利的运动继续进行。

　　这些新当选的共和派市议会本来可以形成对抗凡尔赛的决定性的力量。进步的报纸都鼓舞它们。光荣应归于波尔多的《论坛报》，它首先建议召集法国所有的城市开一个代表大会来结束内战、保证市政自由和巩固共和国。里昂市议会发表了一个相同的纲领，同时要求所有的市当局派代表到里昂去。5月4日埃罗省各主要城市市议会的代表在蒙彼里埃集会。埃罗省的《自由报》在一份紧急呼吁书中（以后有五十家报纸刊登了这个呼吁书），号召本省的新闻界召开一个代表会议。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种共同行动来代替近几周来互不相关的运动。如果外省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和所占的重要地位，如果有善于利用形势的人物在这里，那么被夹在巴黎和各省之间的凡尔赛就不得不向共和主义的法国投降。梯也尔很清楚地感觉到这种危险，但是他大胆地出面，禁止举行这些会议。5月8日的政府《公报》说：“如果政府除了合法的、由普遍选举权产生的政权以外还准许共产主义和叛乱的代表会议，政府就背叛了国民议会，法国就背叛了文明。”皮卡尔在讲台上谈到这个会议的发起人时说：“从来没有一个企图比他们的企图更有罪。在国民议会以外，没有权利。检察长和警察局长都奉到指示，防范一切会议。到波尔多去的巴黎权利同盟的成员都在那里被捕了。为了使急进派有所畏惧，不必有更多的措施了。”

　　波尔多代表会议的组织者沉默了。里昂代表会议的组织者以可怜的语调给凡尔赛写信说：他们的目的不过是要召集一次著名的市民的会议。已经如愿以偿的梯也尔不屑于追究他们，甚至容许十六个省的代表把他们的疾苦开列出来，并且郑重地宣布说，“交战双方中无论哪一方拒绝他们的条件，他们必定让那一方负责任。”

　　这样，外省的小资产阶级就错过了一个可以争得自由和恢复1792年的伟大作用的少有机会。从3月19日到4月5日，小资产阶级没有协助工人，没有支持工人的努力，没有同工人一道拯救革命和继续革命，反而抛弃了工人。当小资产阶级想发表意见的时候，它是孤立的，遭到了敌人的嘲笑。这就是从罗伯斯庇尔以来小资产阶级的历史。

　　于是，梯也尔在5月10日完全控制了局势。因为他把从行贿到爱国主义等等一切武器都利用上了，因为他在电报中敢于说谎，并指令报纸发表谎话，他根据情况对各代表团有时表现诚实，有时表现高傲，对左派有时派出宪兵，有时派出代表，所以能够使一切调停的尝试化为泡影。他刚刚在法兰克福和约上签了字，这就使他在这方面没有后顾之忧，并且也解决了外省问题，他只要对付巴黎就行了。

　　现在时机业已成熟。五个星期的围困已经使地主贵族们忍无可忍，原来的怀疑重又抬头。他们认为“小资产阶级分子”踌躇不前，为的是保全巴黎。“同业公会联合会”刚刚发表了一个简短谈判的报告，据说梯也尔在这次谈判中让了步。右派的一个代表跑上讲台，指摘梯也尔迟迟不进城。梯也尔不高兴地回答说：“既然我们的军队在距巴黎六百米的地方挖堑壕，那就不能说我们不想进城。”第二天右派又重新进攻：梯也尔曾经对波尔多的市长说过, 如果暴动分子停止敌对行动，就可以为杀害两位将军的凶手以外的一切人开放城门一星期，这话是不是真的？是不是政府以为随便哪个巴黎人都可以不受国民议会的权力约束呢？梯也尔一面骂一面诉苦说：“你们挑选我被放逐、我的住宅被拆毁的日子，这可不应当……我是被迫下令采取恐怖行动，我命令他们……我需要一次信任投票……”他被逼得窘极了，在右派口出怨言时他露齿地冷笑说：“我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人头脑不清，未免太性急了。军队还需要一个星期时间。一个星期以后，危险就会过去，任务就会同他们的豪勇和能力相称了。”

　　一个星期，公社的委员们，你们听见了没有？

^[1] 23日，皮卡尔致电埃克斯的检察长：“昨天在国民议会的一个宣言中又重新肯定了共和国。”国民议会拒绝以高呼“共和国万岁！”结束这个宣言。

^[2] 在同一天——就是在马赛起义的那一天——杜弗尔致电这个检察长：“您开始用‘法兰西共和国’的名义宣读我给您的一切电报。”

^[3] 我手里有省长或司法官员的二十多份宣言。他们在这一点上内容都是相同的。

^[4] “议会议长的一个长篇演说——他在21日反对巴黎的演说——受到了极左派的热烈欢迎。”3月23日杜弗儿致埃克斯检察长的电报。

^[5] 他于1857年在波尔多的一篇演说里承认这个诡计：“我本来能够用残军凑够十五万人，但是即使这个兵力足以夺取公社的巴黎，却不足以控制法国的各大城市，这些大城市很关心共和国的继续存在，而对我怀疑，并愤怒地质问我们是不是为了君主制度而战斗。”

^[6] 我会说，机会主义“复活了”，如果把他们和罗伯斯庇尔等量齐观不是对这些无能的人过分推崇的话，向他们比起来，罗伯斯庇尔是一个英雄人物。但是不知不觉地想到那个大司祭，他宣布1791年6月和7月的共和主义高涨“不合时宜”，由于粮商贪图暴利而饿得要死的巴黎的喊叫声不合时宜，要求在1793年的宪法中列入唯一对人民有利的条款的人民不合时宜，那些没有把法国弄得四分五裂的人民委员不合时宜，反对宗教仪式的伟大运动不合时宜，他使之丧命的社会主义者和雅克·卢不合时宣，他所封闭的人民团体和随后在巴黎取消的一切都不合时宜，想把世界上一切革命力量同法国联系起来的克罗茨不合时宜，确实帮助他压制社会主义者的阿贝尔不合时宜，最后没有按照他所爱好的样子生长和打扮的一切都不合时宜，直到他本人被大资产阶级宣布不合时宜的那天为止。在这位大司祭为大资产阶级把革命伟人大大削弱、抽血和堵住嘴以后，大资产阶级觉得一口把他吞下去既容易而又合乎时宜。

^[7] 莫里哀的喜剧《史嘉本的诡计》中的主人公。史嘉本是流氓式的、善于谄谀的仆人的典型，他经常准备愚弄一个质朴、轻信、硬心肠而又吝啬的老人纪伦特，并且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利用这个老人。——修文版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