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赫鲁晓夫的冷战（一个美国对手的内幕故事）
第十八章 “我们将会赢得这次胜利”
苏联人要提供核导弹，吓坏了菲德尔·卡斯特罗。过去一年里，莫斯科根本就没有给几件卡斯特罗和古巴军官们所需要的常规武器，过了近一年时间，莫斯科才同意提供一些卡斯特罗在1961年9月就曾要求的防卫性军事援助。到1962年5月，不但地空导弹尚未运来，而且苏联还在嚷嚷，不能向古巴提供他们需要的那些武器。这件事同样与索普卡反舰导弹有关。1961年9月，当卡斯特罗首次要求提供三套这款反舰导弹系统时，苏联人就回避了这个问题。当1962年4月松口时，他们只答应提供一套反舰导弹系统。卡斯特罗也曾要求在古巴部署 1 万苏军。在苏联人面前，他非常小心，以避免把这支部队描绘成一根导火索。但毫无疑问，他希望这支苏军部队将起到保证人的作用，即美国对古巴的任何入侵行为都将被莫斯科视为对苏联的进攻。苏联人讨价还价，答应只派 3000 人。种种迹象表明，要向卡斯特罗提供他所要求的防卫援助，苏联人还有困难，而现在，他们却突然要向他提供核导弹。
1962年5月底，以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来自乌兹别克的拉希多夫[1]为名义团长的苏联代表团访问古巴。然而，古巴人很快就发现，军方代表谢尔盖·比留佐夫元帅实际上是代表团负责人。卡斯特罗向拉希多夫和比留佐夫解释道，苏联的提议让人感到非常荣幸，但他不知道苏联此前是否考虑过在国外部署核导弹。但是，他并不准备相信，克里姆林宫作出如此意外的慷慨决定是出于保卫古巴的考虑。在卡斯特罗看来，反舰导弹、对空导弹，还有苏军士兵，足以保卫这个岛国。代表团重复赫鲁晓夫所做的官方辩护，否认除保卫古巴政权外，这个提议还有其他目的。
即使卡斯特罗发现莫斯科另有企图，他也会被原谅。多年来，苏联人一直在告诫美国人，他们担心古巴将会延伸苏联的势力，那是错误的。猪湾事件之前，赫鲁晓夫曾给卡斯特罗写过密信，内容涉及他和美国大使的谈话。“我们不同意美国对古巴的看法。”赫鲁晓夫向汤普森大使透露道。苏联领导人的想法是，华盛顿倾向于以看待苏联其他邻国的方式来看待古巴。“出于某种原因，美国认为它有权沿苏联边界设立军事基地，（然而）同时我们在古巴却没有军事基地，两国只是保持密切关系。”为了嘲笑1961年美国的担忧，赫鲁晓夫甚至讽刺挖苦道：“而且美国已经有一种批评声音，称苏联正在古巴建设导弹基地。”一年后，对卡斯特罗来说，现实似乎正在取代这个讽刺。
苏联代表团未能说服古巴领导人，运送核导弹只是出于保卫革命的需要，但是，卡斯特罗也没有找出拒绝部署导弹的理由，而这个提议将可能会把苏联和古巴紧紧绑在一起。卡斯特罗告诉苏联客人，古巴将接受这些战略导弹。
听到这一消息，赫鲁晓夫揭开了罩在两个国家之间的秘密面纱。他从未向古巴人公开过到底是哪些原因促使他冒了一生中最大的风险。但是，在一封感谢卡斯特罗的信中，他承认，危在旦夕的不止是古巴的防卫。他在信中写道，卡斯特罗同意部署导弹，标志着“古巴革命的胜利成果得到进一步巩固，我们的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功”。
1962年6月8日，拉希多夫代表团回到莫斯科。两天后的星期天上午，赫鲁晓夫主持召开一次非同寻常的主席团会议，听取代表团的报告，并正式批准在古巴部署导弹的方案。
赫鲁晓夫要告诉其克里姆林宫同事的不止是向古巴输送核导弹的计划。6月10日的主席团会议上，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拟订了一个大胆的计划，要在离美国海岸 90 英里的地方建立一个庞大的苏联军事基地。在“阿纳德尔行动”的名义下，苏联将向古巴运送 40 枚核导弹，分成 5个核导弹团， 3个团装备 R-12 中程核导弹， 2个团装备 R-14 中程弹道导弹。阿纳德尔是西伯利亚一条河的名称，用这个名字作为行动的掩护名称，以迷惑那些知识贫乏的人。美国的亚特兰大、佐治亚都处于从古巴发射的中程导弹的射程范围内，而中程弹道导弹还可以打击美国中西部地区的战略导弹基地和华盛顿特区。这些导弹代表着苏联战略势力得到极大的提升。到1962年中，苏联人仅仅有 20 枚战略导弹发射架，装备可以打到美国本土的导弹，而且，这些导弹几乎都是部署在苏联本土的洲际弹道导弹。
根据赫鲁晓夫和马利诺夫斯基的计划，这些战略导弹将组成苏联在古巴军事力量的最主要部分。4个摩托化团、 2个坦克营和 1个米格 -21 战斗机中队，还有一些高射机枪连和 12个萨姆地对空导弹分队（共有 144 套发射装置），将用来保护这些核导弹。每个坦克营都将配备 T-55 坦克，这是苏联最新式的坦克。部署在古巴的苏军总人数将达到 50874 人，其中 1 万人将被部署在 4个摩托化团中。其他核打击力量将来自 42 架伊尔 -28 轻型轰炸机和 2个巡航导弹团。前者可飞至佛罗里达，并携带 6 枚核炸弹，而后者则拥有 80 枚装备有核弹头的导弹，这些导弹都部署在远离美国可能登陆海滩的地方。除过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陆地和空中力量外，苏军还想在古巴建立一个潜艇基地，以便为北美海岸线的巡航提供后勤保障。一支庞大的舰队将表明苏联海军在古巴的存在，舰队将伴随这些潜艇。
“我们将会赢得这次胜利。”马利诺夫斯基对苏联能从古巴投放的打击力量做了描述，赫鲁晓夫听后高兴地大声说道。这位苏联领导人几乎不能抑制住自己的兴奋情绪，但是，有关星期天上午 11 点召开的这次主席团特别会议的档案资料表明，赫鲁晓夫并未就“取胜”的含义作出解释。对华盛顿来说，因为苏联的军事力量近在咫尺，美国最终将不得不认真对待莫斯科这个竞争对手。这就是赫鲁晓夫的设想吗？从赫鲁晓夫 6月初对古巴新军事基地所做的暗示中，很难确切知道他的真实想法。
但是，最新公开的前苏联绝密情报表明，到 7月初，对部署在古巴的军事力量可能对苏联具有的战略意义，赫鲁晓夫已经逐渐形成自己雄心勃勃的想法。在卡斯特罗接受苏联核导弹后的三个星期里，赫鲁晓夫全面修改了1962年的外交政策目标。这一年应该是没有任何新外交想法的年份。现在，他希望打破美国的平衡，让国际局势不再像杯中的水面那样保持稳定，直到苏联强大到可以就柏林问题、核试验及东南亚等问题达成协议的程度。
7月1日，赫鲁晓夫向主席团委员们提出雄心勃勃的新计划。这次会议表面上是要讨论苏联和古巴的防卫协定。古巴国防部长劳尔·卡斯特罗预计次日要访问莫斯科，哈瓦那希望签订各种各样的协议。利用这次机会，就从来与古巴没有任何关系的一些事情，赫鲁晓夫将要介绍一些自己的想法。
这位苏联领导人声明，他想重新推动柏林问题的解决。他提议，以一种不损害苏联声誉的方式来推迟西方从柏林撤走其 11000 名士兵的计划。西方大国和两德一签订和平条约，西方驻军规模就要缩减一半，其余部队要挂联合国旗帜。和平条约签订 20年之际，西方在西柏林的 5500 人的军队将由非西方军队组成的联合国军所取代。此后 5年或 6年，按照签署的和平条约，联合国军将全部撤离西柏林。计划将不涉及肯尼迪所建议的国际进入权利，那是用来保证西方飞机和火车能够继续穿过东德进入西柏林的一种方式。“一个国际机构是不可以接受的。”赫鲁晓夫在 7月1日的会议上声明。联合国的角色将被限定于打消部队的种种忧虑，即西柏林可能会受到苏联东欧集团的攻击。他想给肯尼迪发一封信，以说明这些提议。
赫鲁晓夫向主席团委员表达的想法是，这个提议将是莫斯科的底线，美国人不得不接受，即使这意味着“要走上一条让形势恶化的道路”。1月，这位苏联领导人否定了把1962年变成柏林年的想法。“这件事现在确实需要提上议事日程吗？”在回答问题前，他先问主席团委员们，“不，正好相反，我们根本不会把这件事列上议事日程。如果现在不列上日程，那么明天就会列上。而且如果现在不考虑，以后再考虑，它会更糟吗？它将会破坏我们的根基吗？不会，一点也不会。相反，我们的国力正在增强，我们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也正在扩大，我们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我们为什么一定要采取这样一种极端措施呢？”
现在，赫鲁晓夫要在秘密会议上向其克里姆林宫的同事们宣布，该采取这种极端措施了。为何此时宣布？ 7月1日主席团的会议记录并不完整，但是，苏联的导弹部队离美国仅 90 英里远，因为在北美发射，实际上苏联的战略核导弹发射器的数量增加了三倍，这支部队的前景只是这个故事的一部分。对此还是有线索可循的。同样重要的是，赫鲁晓夫对肯尼迪政府的另一种自负行为颇为愤怒。两周前，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在密歇根大学的毕业典礼式上就美国核政策发表讲话。这是对西方核战略革命发表的一次公开声明。5月，在雅典召开的北约秘密会议上，他曾提出过这个理论。苏联情报部门显然未注意到北约会议上的讲话，但是，赫鲁晓夫却可以很容易地看到他的这次公开讲话内容——全世界都在报道。麦克纳马拉的言论激怒了苏联领导人，因为这位国防部长解释道，未来北约应该把苏联的军事设施而不是其城市作为打击目标。美国政府想劝阻法国、英国和西德发展其核武器，而这没有什么作用，也难以控制，并会引发苏联的关切。因此，他提出这样的观点。因为唯有美国的先进技术才可以摧毁苏联导弹发射井。然而，赫鲁晓夫听到的却是，麦克纳马拉试图要以某种方式让核战争变得少流血，更容易为人所接受。刚拟订了一个新的柏林攻势方案，赫鲁晓夫就在 7月1日的主席团会议上责骂起麦克纳马拉，“不进攻城市，多么放肆啊！他们要达到什么目的？”他问道。为了回答自己的问题，他总喜欢这么问。赫鲁晓夫答道：“就是要让人们接受这样一种概念——核战争将会发生！”麦克纳马拉甚至被怀疑还在密歇根的讲话中提到，美苏两国的核武器数量相同。“两国的核武器数量根本就不能相提并论。”赫鲁晓夫提醒主席团委员们，后者同样也很清楚，苏联的核力量不如美国。他怀疑这是麦克纳马拉玩弄的一个阴谋，可能他要为迅速发展美国的核力量作准备。“他们需要多少炸弹？”赫鲁晓夫问道。
赫鲁晓夫指责美国军事力量的这种冲动，让人回想起1958年11月他的过火行为。那时，苏联将要在东德部署核武器——赫鲁晓夫决意要采取措施来抑制北约和西德实施的核结盟政策，以及西方盟国在西柏林的驻军。到1959年，他发现军事力量还不足以让艾森豪威尔作出让步，于是他抛出最后通牒。然而，这次他期望苏联的军事实力足以让他为所欲为，而且他还向主席团暗示了新的冲突可能发生的形式。赫鲁晓夫还考虑要把这件事提交联合国。一旦 11月在古巴部署导弹，那么，不是苏联或许就是一个中立国家将会在联合国提出德国问题。他并未说明这将以何种形式发生，但是，他要让主席团委员们相信，在一场危机中，这件事肯定会发生。他似乎也在设想，在联合国的辩论中赢得支持后，苏联总能设法达到目的。
在构思其新柏林策略时，赫鲁晓夫告诉主席团，发动一场新的世界危机之前，他想检验一下传统的外交方式。在当年秋天向联合国提交建议之前，他将会直接向肯尼迪发出呼吁，要求后者接受其有关柏林问题的合理建议。尽管赫鲁晓夫似乎在这次会议中没有提及东南亚问题，但是也有大量证据表明， 7月1日的会议中，他也有意要在日内瓦达成一项外交协议，以实现老挝的中立化。如果顺利，应在当年夏天达成这项协议。6月11日，梭发那·富马亲王和苏发努冯亲王已就建立联合政府达成协议，并且要求再次召开日内瓦会议以实现老挝的中立化。7月2日，美国谈判特使埃夫里尔·哈里曼将在莫斯科会见苏联外交官员，以重申肯尼迪要在老挝实现非军事化和政治中立化的愿望。赫鲁晓夫计划向华盛顿保证，这也是他的目标。
赫鲁晓夫愿意以外交方式来解决老挝问题，而在柏林问题上则要尝试战争边缘政策，两者之间颇为矛盾。7月1日的会议显然未探讨这个问题。会议结束前，主席团的确用了一些时间来讨论古巴问题，而后者与即将面临的柏林冲突的关系，却未明确说明。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向主席团委员们宣读了一份苏联和古巴的防卫协定草案，会议通过这个协定。主席团也正式指定赫鲁晓夫、马利诺夫斯基和葛罗米柯参加与劳尔·卡斯特罗的谈判。与此同时，赫鲁晓夫向主席团其他委员保证，将于 11月1日启运实施“阿纳德尔行动”的所有设备，而且他正在设法让美国人停止对这些航行在公海的船只进行空中侦察活动。这些侦察活动对船只和运载的秘密货物构成威胁。
7月1日的会议上，赫鲁晓夫得到了他想得到的一切。和1958年、1961年不同，这次，他能够让柏林策略发生剧烈变化却未引起任何争论。米高扬曾在主席团会议上质疑过发动柏林危机是否明智，但没有参加此次会议，他的缺席或许解释了 7月1日的会议为何没有反对声音。如果米高扬回到克里姆林宫并表示其疑问，那么，这些意见要么不会被记录下来，要么也起不到什么作用。对抗的路线就这么被确定下来。
劳尔·卡斯特罗一两天后抵达莫斯科，这是他第二次访问苏联首都。两年前的访问首次确定，苏联将承诺保卫古巴。那时，如果美国胆敢入侵古巴，赫鲁晓夫只能在口头上承诺要使用核武器。而这次古巴国防部长却负有不同使命。因为赫鲁晓夫要提供战略核武器，而卡斯特罗希望把苏联承诺保卫古巴的细节敲定下来。
乘坐专机陪同古巴国防部长专程从哈瓦那来的是 A.A. 杰缅季耶夫[2]少将，他是驻古巴苏军司令。杰缅季耶夫曾向其莫斯科上级发出过警告，一旦导弹运抵古巴，美国 U-2 间谍飞机的侦察会让保密工作变得极为困难。5月时，其建议曾被忽视，现在正值劳尔·卡斯特罗访苏，他再次提出这个问题。
劳尔·卡斯特罗在 7月3日和 8日分别和赫鲁晓夫举行过两次会谈，但会谈细节仍然不得而知。如果是俄文记录，那么它们不可能被发现。与此同时，尽管冷战已经过去 40 多年，但古巴档案仍然未被解密。然而，随后几天里赫鲁晓夫公开发表的声明，以及在一些机密场合发表的声明表明，劳尔·卡斯特罗的访问彻底改变了赫鲁晓夫对1962年古巴战略攻势所做的计划。古巴人和杰缅季耶夫将军劝说他，为保证行动的安全，在中程导弹和中程洲际弹道导弹运抵古巴之前，需要先运进地对空导弹。根据苏军最初的计划，萨姆导弹将在 7月和 8月分两批运抵古巴。古巴人显然要求把这些导弹一同运抵古巴。
出于自身的需要，古巴人提出防卫武器的要求；而赫鲁晓夫需要的则是战略武器，两者的要求不同。赫鲁晓夫接受了这种差别。7月6日，在主席团会议上，赫鲁晓夫解释计划改变的原因时说道，根据和劳尔·卡斯特罗的第一次会谈，先启运“防卫性”武器，这些武器本来就是其防卫计划的一部分，战略导弹将随后运到。
古巴人这个要求所导致的第二个后果，其意义到秋天时才会看得更清楚。当初，马利诺夫斯基和苏联国防部提出， 7月上旬将分两批把所有核武器运抵古巴。一次运输中程导弹，另一次则运输中程弹道导弹。既然古巴人要求先运输萨姆导弹，那么，只好推迟核导弹的运输，因为苏联的运输船只不足。根据“阿纳德尔行动”计划，远洋运输部门负责运输其他所有物资，而苏联海军则负责运输核武器，因为远洋运输部门只有这么多船只。国防部仍然认为，就像赫鲁晓夫希望的那样，整个计划到 11月1日就能完成。而那些核导弹，因其发射装置还在建造之中，因而将稍后运抵古巴。
和劳尔·卡斯特罗举行两次会谈，其间，赫鲁晓夫同意就柏林问题向肯尼迪发出一封带有威胁口吻的信件。“国际局势的发展，特别是西柏林及其周围地区局势的发展，”赫鲁晓夫在 7月5日的信中写道，“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和平解决德国问题方面，任何形式的拖延都将会危及和平，必须要避免这一点，现在还来得及。”信中的一项要求甚至比赫鲁晓夫在 7月1日主席团会议上所提出的要求还要强硬。肯尼迪被告知，莫斯科希望他立即把西方在西柏林的驻军裁减一半，而代之以来自华沙条约组织以及像丹麦等一些北约小国或中立国的军队。而他最初的提议则只字未提社会主义阵营的军队进驻西柏林一事。信中，赫鲁晓夫许诺，北约、华约和中立国联合组成的军队共计 1.1 万人，他们将在联合国的旗帜下统一行动。联合国军队将在 4年期限内逐步撤出，同时西方和非西方的军队也将按一定比例撤出。7月1日向克里姆林宫领导层提出的建议中，赫鲁晓夫表明，愿意接受一个为期 6年的转型期，以便使西柏林转变成一个非军事化地区。显然，他很自信，他能很快融入到新的国际环境中。
赫鲁晓夫并未将这个新的提议和东德问题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1961年，赫鲁晓夫撤销了在维也纳峰会上向肯尼迪发出的最后通牒。之后，他和乌布利希的关系没有多大改善。对于这次新的行动，乌布利希只是被告知，苏联和美国准备就柏林问题展开严肃的谈判。赫鲁晓夫建议道，如果东德人想加强边境控制，现在就可以动手。
7月5日，当读到赫鲁晓夫的来信时，肯尼迪马上意识到要有大麻烦。赫鲁晓夫的新要求表明，苏联又在继续施加压力，要求立即解决柏林的未来问题，而且也在考验着肯尼迪在中欧问题上的决心——早在1961年他就应该作出决定。肯尼迪清楚，并不是因为国际局势的发展而需要进行如此剧烈的变化。事情的复杂性不仅在于赫鲁晓夫的信再次透出敌意——这位苏联领导人以出尔反尔而著称，现在就是如此，而且信中提出的条件也是1958年以来克里姆林宫提出的最苛刻的条件。肯尼迪猜想，赫鲁晓夫大概明白，这些条件不可能被接受。但是，如果苏联领导人心存疑惑，肯尼迪会不遗余力地通过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来向苏联领导层作出解释：美国总统不可能接受这个交易。
7月17日，美国政府对赫鲁晓夫的来信作出正式答复。在交给多勃雷宁这封信时，肯尼迪强调，美苏关系现在处于极其危险的关头。肯尼迪解释了为何按照赫鲁晓夫的建议不能达成妥协的原因，他的每句话都是仔细推敲过的。在西柏林保留军队是“美国的核心利益”，“苏联所建议的替代方案不能被接受”，而撤军将是“一次严重的撤退行为”。从历史上看，除非受到武力胁迫，否则大国从不会主动撤退。如果他接受赫鲁晓夫的条件，肯尼迪补充道，“欧洲将不再信任美国的领导地位。对苏联来说，这将是一次重大的胜利，而对西方来说则是一次惨败。”肯尼迪的反对再清楚不过。
给莫斯科的信发出两天后，肯尼迪召集柏林问题小组成员开会讨论一个紧急计划，以应对这场预料之中的危机。他对北约目前的军事计划非常满意，一旦危机发生，计划将在几天内启动。如果苏联人或东德人关闭通往西柏林的任何通道，从而否决西方进入西柏林的权利，华盛顿可能会面临着作出立即使用核武器的决定，因为美国的盟国将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向那里派遣更多部队。美国的计划并不令人满意。著名的第 109 号国家安全行动备忘录——又称“鬈毛狗地毯计划”（原文为 Poodle Blanket 。为应对苏联关闭西柏林通道的威胁，1961年美国国务院、国防部等多个部门联合制定了系列应对计划。“鬈毛狗地毯计划”是这一文件的代号。——译者注），其设想是，美国军队发起进攻之前，有 6 天时间可用于外交和军队动员工作。当肯尼迪在 6月问及这些计划时，他被告知，至少还需要几个月时间才能完成计划。
此次会议之后的几天，肯尼迪收到许多来自莫斯科的坏消息。7月25日，赫鲁晓夫和汤普森大使举行一场长达 5 小时的会谈。汤普森即将离任，离开莫斯科，返回美国担任肯尼迪的首席苏联问题专家。会谈是当天上午在赫鲁晓夫莫斯科的办公室举行的，最后在其郊外别墅结束。赫鲁晓夫对美苏关系现状的评价很不乐观，他还承认，对达成禁核试验的协议并不抱多大希望。“他并不认为五角大楼想达成这一协议。”汤普森向华盛顿报告。但是，谈话内容并未让白宫感到不安。当汤普森大使离开时，苏联领导人说道，他有一个不快的话题要谈。他告诉汤普森，肯尼迪对其柏林问题建议的反应表明，华盛顿准备无限期地拖延这个问题，这种想法对莫斯科来说是不可接受的。赫鲁晓夫回忆道，美国总是把这些事情，特别是柏林问题视为事关声誉的问题，但是却似乎从未考虑过苏联的声誉。他解释道，尽快解决柏林问题、签订适当的和平条约，关系到苏联的声誉。
尽管这个话题令人不快，但赫鲁晓夫讲话时显得颇为平静，也很真诚。汤普森感觉到，他决心要向前走，但是却“深受折磨”。赫鲁晓夫一度还曾要求美国大使问问肯尼迪本人，是否想在 11月6日美国国会选举前后激化柏林事态。赫鲁晓夫称，他想“帮助他”，这也许能让民主党赢得更多国会席位。但他并未解释其意图，汤普森也未要求他作出解释。
尽管赫鲁晓夫自称有兴趣来帮助肯尼迪，但肯尼迪自己还是相信，一场更大的危机正在孕育中。就任总统 18个月以来，他已经处理过古巴那次失败的秘密行动，还有似乎难以解决的老挝问题，以及一年前的柏林危机。但是，和所有这些外交挑战比起来，这个新的挑战却是一个坏兆头。
当肯尼迪总统有可能再次遭遇柏林危机之时，有人——可能是其弟弟罗伯特·肯尼迪，送给他一本芭芭拉·塔奇曼[3]的新书《八月的炮声》。这本书详细记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几个大国走过的曲折道路。这个故事给肯尼迪留下深刻印象：爱德华时代的精英们几乎意外地卷入了战争。有关战前德意志帝国总理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4]的一段争论给他的印象最深。“哎哟，战争是怎么发生的？”对这个问题，贝特曼·霍尔维格的回答只能是：“唉呀，要是我早知道该多好呀。”按照罗伯特·肯尼迪的说法，约翰· F. 肯尼迪“不想在其任期内留下战争遗产”。
约翰·肯尼迪决定，为了自己也为了历史，他应该把将要作出的决定及作出这些决定的根据记录下来。当告诉负责情报的官员罗伯特·鲍克，对近期的美苏关系深感忧虑时，他下令在椭圆形办公室、内阁会议室和楼上他的私人居所安装一套秘密录音系统。尽管肯尼迪最初的理想职业是当记者，但就任总统以来，他从未记过日记。老奸巨猾的约瑟夫·肯尼迪曾告诫几个儿子，“不要记日记”。肯尼迪一直铭记着这一忠告。录音将填补空缺的记录。肯尼迪已经准确意识到，1962年赫鲁晓夫决心要在柏林问题上进行对抗，而且他想记录下为避免核战争他所采取的措施。
之后，美国情报部门开始注意到，美国邻近地区事态的发展令人不安。许多苏联商船装载着不明货物驶向古巴。这些商船离开北边的巴伦支海和南边的黑海时，北约的侦察机发现了它们。然后，在大西洋上空飞行的美国飞机也发现了这些船只。这是苏联向古巴运送的一批规模最大的货物，而且运送的时机似乎也极不寻常。
当华盛顿对苏联的意图愈发感到不安时，罗伯特·肯尼迪从格鲁乌军官格奥尔吉·博利沙科夫那里听说，有一封来自莫斯科的信。这是克里姆林宫第二次利用博利沙科夫这个渠道来传递信件。当司法部长告诉肯尼迪总统，博利沙科夫要求会见他时，肯尼迪决定参加会见，时间定于 7月31日，地点为白宫椭圆形办公室。
7月1日的会议上，赫鲁晓夫曾向主席团提到，北约正在监视阿纳德尔运输行动，对此，他深感忧虑。他要利用博利沙科夫这个渠道来直接要求肯尼迪停止美国对苏联运输船只的空中侦察行为。北约飞机飞得很低，离商船只有 150 ～ 300 英尺高。有一次，一架飞机飞得太近，以至于飞机失控坠毁在离船只 150 码远的地方。赫鲁晓夫提出这个要求非常危险，因为这会把注意力吸引到这支向古巴运送核武器的船队身上。但是，莫斯科想看看肯尼迪是否会无意识地帮助他们来保密。
肯尼迪总统同意了赫鲁晓夫的要求，他要利用这个机会，通过博利沙科夫这个秘密渠道来向克里姆林宫传递一封信件。出于对柏林局势紧张的忧虑，肯尼迪要求赫鲁晓夫眼下先把这件事“搁置”起来。
几天后，博利沙科夫带来了赫鲁晓夫的答复。对肯尼迪下令“限制美国飞机对在公海航行的苏联船只进行监视”，赫鲁晓夫表示感谢，但是，他却拒绝回应肯尼迪的要求，停止推动柏林问题的解决。赫鲁晓夫“非常理解肯尼迪‘搁置柏林问题’的意图”，博利沙科夫被要求这样答复。
这些复杂的信息让肯尼迪颇感困惑。7月底，美苏为实现老挝中立化而签订了日内瓦多边协议，协议要求外国军队撤出老挝。在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实现突破之后，赫鲁晓夫为何要在柏林或许还要在加勒比地区制造麻烦？ 8月1日，中情局的分析人员发出警告，赫鲁晓夫之所以要继续向西方施加压力，就是因为“苏联人可能认为，如果不施加更大压力，西方将不会改变其柏林问题的立场”。但是，这位情报人员也暗示，赫鲁晓夫要冒的风险很有限。情报部门预计，那只不过是对飞经空中走廊的西方飞机再度实施骚扰，或者企图阻止西方军事车辆按照四国协议进入东柏林。中情局向肯尼迪保证，其原因在于，苏联人“肯定意识到，军事大国的均衡并未改变，这将证明，在东西方直接对抗的形势下，放弃苏联传统的谨慎做法是正确的”。
因为不知道在这种形势下赫鲁晓夫为何还想发动第二次柏林危机，肯尼迪求助于他接触过的美国人，还有对赫鲁晓夫研究最多的人——卢埃林·汤普森。汤普森刚刚结束驻莫斯科四年的大使任期。
8月8日见面时，汤普森披露的是挫折感和不确定感，而不是对局势的洞察。“仿佛在和一群走私犯和黑帮打交道。”肯尼迪的父亲在禁酒期间曾贩卖过私酒，汤普森说这话时并没有丝毫的嘲讽意味。然而，离开莫斯科之前，他也听到一条非常有用的消息。他听说赫鲁晓夫可能要把柏林问题提交联合国辩论，并且暗示，美国开始做手脚，以保证那些中立国家不会支持他。
两人的会谈涉及赫鲁晓夫近期的举动。肯尼迪要求汤普森解释赫鲁晓夫在1960年巴黎峰会上的行为。汤普森告诉肯尼迪，他认为，赫鲁晓夫知道不可能就柏林问题在峰会上达成协议后，他想努力挽回自己的面子。肯尼迪也想再谈谈自己在维也纳的经历。“那对我是一个教训，”他说道，“但是……对于柏林问题他是如此强硬……”而汤普森则建议，赫鲁晓夫不得不向中国表明其强硬态度，所以他坚持那样的立场。肯尼迪并不认可这个说法。他的预感是，当赫鲁晓夫感觉到美国软弱时，就会步步紧逼。“古巴问题上，还有我们没有进入老挝，”肯尼迪问道，“你认为这会不会给他留下一种印象，我们将会在柏林问题上让步？”汤普森并不这样认为，“他总是感觉到，在柏林问题上他已经让我们处于不利的地位。”
在莫斯科，苏联的德国问题专家正在为秋季的危机作准备。7月25日，外交部欧洲司开始向苏联驻中东和刚果大使发出有关联合国军队详情的信件。驻埃及和以色列大使分别被要求在两周内报告驻扎在西奈停火线附近的联合国军队的部署方式、程序及其使命。此外，对这个课题从未有过兴趣的欧洲司还被要求提供联合国在中东地区驻军的所有法律文件。同一天，苏联驻刚果大使也收到同样的指示。
与此同时，苏联外交部还给苏联驻外使馆去信，询问有关在主权国家设立的外国军事基地被关闭的事例。7月28日，苏联驻突尼斯、叙利亚、黎巴嫩、摩洛哥和伊拉克大使也收到相同的信件，询问这些国家军事基地被关闭的有关情况。因沙特阿拉伯没有苏联使馆，苏联只是要求驻大马士革、贝鲁特和巴格达大使搜集有关美国关闭其沙特阿拉伯宰赫兰空军基地的事宜。莫斯科想从突尼斯和摩洛哥使馆了解法国关闭其北非军事基地的情况。每一个苏联大使都被告知， 8月中旬莫斯科需要这方面的信息，但并不告诉其原因。
外交部没有告诉其驻外大使的是，这些信息将被用在相关的背景资料中，这是为赫鲁晓夫 11月的联合国提案而做的准备。莫斯科显然想提出一个极充分的建议，要求北约从西柏林撤军，代之以联合国军队。
赫鲁晓夫 11月的策略和经典儿童故事“老鼠夹子”有着异曲同工之处：要想夹住老鼠，必须做好准备工作。最重要的是，不但要把导弹安全运抵古巴，还要把它们悄悄安装起来。和这项行动的代号“阿纳德尔”——西伯利亚一条河的名称——相一致，普通士兵都被告知，他们将被部署到苏联北部地区。
很大程度上，做好这些行动的保密工作是克格勃的职责。但是，苏联对外情报机构只负责商船的保密工作，而海军舰只的保密工作则留给格鲁乌和军事情报机构。苏联情报部门设计出一套复杂程序以尽可能不让船长、船员和乘客知道商船的目的地。如舱口较大的“波尔塔瓦号”商船，只有在直布罗陀转弯后，船长才能知道其目的地。届时，他要当着船上克格勃监督人员的面打开一个密封好的信封。除目的地外，船长还被告知，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任何入侵者登船。如果发生不友好的强行登船行为，这艘船要被凿沉。
尽管采取了这些预防措施，但货物运输的目的地仍然被苏联军人准确猜到。克格勃报告了几个案例，有些船长确实被搞糊涂了，当 7月底登船开始各自的工作时，他们发现，所有男性乘客都在炫耀其满脸的胡须和晒黑的皮肤，仿佛他们将要加入菲德尔·卡斯特罗在马埃斯特腊山的队伍。而在运载部队的“梅德诺戈尔斯克”号商船上，克格勃军官发现，大多数士兵，甚至军官都蓄着鬓角、小胡子或络腮胡子。这些胡须都透露着一个秘密，因为这些船员要试图适应卡斯特罗的革命军队，而那些人以其络腮胡子而著称于世。当苏联船员被问及为何要蓄胡须时，他们解释道，两个月前—— 6月初，他们曾接到一道命令，如果没留胡须，那么就要让脸上长出胡须。这位克格勃官员报告，那意味着“即使很早以前，这支部队的战士就知道，他们将要被派往古巴”。“波尔塔瓦号”商船同样如此。船上的克格勃官员报告，船上所有的苏联技术人员都留着络腮胡子，有着黑黑的皮肤。所有人似乎都知道他们要到哪里去。
尽管这些皮肤黝黑、满脸络腮胡须的人没有一人向中情局泄密，但美国情报部门仍然把这些令人忧虑的船只情况报告白宫。虽然 7月底向赫鲁晓夫做过保证，但肯尼迪并未停止美军在大西洋上空对苏联船只的监视行动。到 8月底，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苏联人启动了对卡斯特罗政权的大规模援助行动。尽管“阿纳德尔行动”的保密工作有漏洞，但当这些船只还在公海航行时，美国情报部门不可能准确知道船上到底装着什么货物。然而，在古巴上空飞行的 U-2 间谍飞机却能拍到这些船只在古巴港口卸货的照片。8月29日，白宫得到消息，一大批萨姆 2 型导弹被运抵古巴。
苏联不明海上运输物品使华盛顿对赫鲁晓夫的企图作出不同的判断。迪安·腊斯克和麦乔治·邦迪断定，就像苏联在其他第三世界盟国所做的那样，这是在集结常规武器。他们还认为，柏林是赫鲁晓夫采取行动的焦点地区，这里也应该是美国在1962年夏季主要关注的地区。罗伯特·肯尼迪和中央情报局新任局长约翰·麦科恩从萨姆导弹的部署中看出一丝不祥之兆。后者已在1961年11月接替艾伦·杜勒斯出任中情局长。麦科恩从政以来，大部分时间都在研究核军备竞赛。他确信那里的萨姆导弹是用来保护弹道导弹的。他认为苏联在古巴建立导弹基地，将会弥补苏联在洲际弹道导弹竞争方面的不足。早在1961年4月，罗伯特·肯尼迪就对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深感忧虑。到1962年9月初，罗伯特·肯尼迪和麦科恩都建议总统发出警告，以阻止赫鲁晓夫在古巴部署核导弹。和邦迪、腊斯克一样，肯尼迪也颇为忧虑。但是，他却倾向于要避免在加勒比海地区的任何行动，那可能会被克里姆林宫视为挑衅行为。
古巴局势的背后可能隐藏着大阴谋。为了开阔肯尼迪的眼界，在 9月4日国家安全小组的会议上，罗伯特·肯尼迪发表了一番跳跃式思维的讲话。“我不认为这只是一个事关我们将要做什么的问题。我认为它事关古巴的未来……从现在起三个月，将要发生一些其他事情，从现在起六个月……最终他们极有可能会在那里建立一个潜艇基地，或许他们会把地对地导弹部署在那里。”考虑到这种威胁，司法部长要求总统发表声明，美国将永远不会容忍苏联在古巴部署战略武器的行为。
罗伯特·肯尼迪的建议引起与会人员的轩然大波。邦迪反对他对苏联行为所做的推测。作为总统国家安全助理，邦迪是一个富有智慧的分析家，但对苏联的心态，他仍然缺乏感觉。他正在寻找那些单调而重复的模式，而不是思考压力之下的赫鲁晓夫将如何行动。请注意，迄今为止，苏联人运往古巴的每一件东西“确实都是防御性武器，它们都在你能分别的范围内”。邦迪作出更多相同的判断。其意思是，这些战略导弹的部署表明可能要打破过去一贯的做法。“和我们在过去一年半所看到的苏联在其他国家的类似行为相比，（这将是）迈出的很大一步。”他说道。国务卿腊斯克和邦迪一样持乐观态度，他忧虑的是，对苏联在古巴的集结反应过度，可能会让柏林僵局变得更为复杂。“如果我们指明这是地对地导弹或者认定它们是核武器，我想我们可能会制造一种恐慌，而目前事实本身并未证实这一切。”
那天上午的讨论并没有得出什么结论。会议结束前，肯尼迪总统要求就古巴问题草拟一个声明，而且小组下午要再次开会。罗伯特·肯尼迪原定下午两点一刻与安纳托利·多勃雷宁见面——这是后者几天前提出的要求。尽管肯尼迪总统一直对国家安全持怀疑态度，而且现在还倾向于其弟弟的策略，但是，他还是决定先听听多勃雷宁的话。
会见苏联大使的正是意志坚定的罗伯特·肯尼迪。他告诉多勃雷宁：“美国政府正在考虑苏联向古巴大量提供军事装备和向古巴派出军事专家的问题，对此甚感忧虑。”美国担心，这些最先进的苏式武器——萨姆导弹将要交给古巴人。“谁会制止那些容易情绪化的古巴人向美国飞机开火？”他问道。接着他就引出那套特殊理论：“我们怎么会按照这个逻辑向古巴提供这些武器？有那些可以打到美国本土的威力更大的武器吗？这些武器最终要装载核弹头吗？既然如此，那么美国绝不会让它的安全建立在现在的古巴政府所做的这个或那个决定上。”
罗伯特·肯尼迪是不会忽略这种忧虑的，他以一种半开玩笑的方式问多勃雷宁：“如果古巴人手里有了装有小型核弹头的火箭，那怎么办？那又会怎么样呢？”
多勃雷宁打消了这种可能性。“正如你从葛罗米柯和腊斯克的会谈中所知道的那样，苏联支持不转让、不扩散核武器的政策。”对阿纳德尔行动，多勃雷宁一无所知。为了肯定其说法，多勃雷宁又称：“如果美国单方面以这种方式提出这个问题，今后我们将会强调这一立场。”
此时，罗伯特·肯尼迪站了起来，称要回白宫去撰写总统对古巴的声明。“我只希望苏联能够理解，苏联向离美国仅有 90 英里远的古巴提供军事装备的报道，会对美国社会产生多大的影响。”
多勃雷宁的话并未改变罗伯特·肯尼迪的决心，即要以肯尼迪总统的名义向莫斯科发出警告。下午 6 点，写完了总统的声明。尽管语言比他希望的要温和的多，但在当天他基本上就通过了这个声明。肯尼迪总统警告苏联人不要在古巴部署导弹，但这并没有消除人们的疑虑。一小时后，白宫新闻秘书皮埃尔·塞林杰宣读了声明：“没有证据表明，古巴拥有来自苏联东欧集团的有组织的武装部队，并为俄国人提供了军事基地，违犯了1934年有关关塔那摩的条约，或有进攻性的地对地导弹。也没有证据表明，古巴人拥有或在苏联人指导下而拥有的其他显著的进攻能力。如果并非如此，那么就会产生极其严重的结果。”那天晚上，多勃雷宁也看到了这个声明，他大概以为年轻的肯尼迪反应有些过度。
赫鲁晓夫在其高加索的避暑地听说了肯尼迪的声明。1961年，赫鲁晓夫就在皮聪达度假，以寻找消除柏林紧张局势的办法。一年后，肯尼迪突然发表的声明引发了不同的回应。截至 9月1日，尚未在古巴部署一枚战略核武器。导弹技术人员已经在岛上开始工作，但是，第一批导弹部件几天后才能抵达哈瓦那港。至于核弹头，还妥善保存在苏联。根据修订过的阿纳德尔行动计划，核弹头 10月初才能运来。
作为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要作出许多决定，而这将是最重要的一个决定。赫鲁晓夫仍然可以停止在古巴部署导弹，而只部署一些防御性武器。很快，古巴将出现 5 万名苏军士兵和技术人员，他们将被证明是一支很强的威慑力量。为了推翻卡斯特罗，美国还真想冒险杀死数以万计的苏联公民吗？而且在1962年8月，卡斯特罗就向克里姆林宫建议，两国宣布签署共同防卫协定。那时莫斯科还有些犹豫，担心协定将会引起美国对赫鲁晓夫古巴计划的关注。然而，回应肯尼迪 9月4日的声明之时，正好可以宣布，美国对古巴的进攻将代表着对华沙条约集团成员国的进攻，美国理解这个声明的后果。
然而苏军进驻古巴以及苏联和古巴联合防卫条约都不能让赫鲁晓夫实现其最大的目标——在古巴部署导弹的行动。他想改变国际实力的均衡。当苏联表明其某种利益时，他希望美国人尊重他。现在取消阿纳德尔行动，将意味着要放弃解决这个问题的宏大计划。从1959年第一次会见艾森豪威尔以来，他一直梦想解决这个问题。赫鲁晓夫已经形成一个不可动摇的信念：只有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提出的以实力来实现和平，别无选择。一旦美国人真正害怕苏联的军事实力，他就能让他们接受那些他认为有助于改善两国关系的合理基础。
9月4日，肯尼迪就古巴问题发表的声明使这种策略更加复杂化。尤其是三天后，白宫要求授权征召 15 万预备役人员入伍，似乎要以此来强制实施这一声明。苏联领导人根本就没有料到，美国会在1964年总统大选以前入侵古巴。然而，声明和动员令却表明，今年秋天他不会在他所期待的柏林问题上，而很可能要在古巴问题上面临一场军事冲突。赫鲁晓夫坚持不懈地追求这个宏大计划，以至于不会放弃计划。为此，他在 9月7日作出两个决定。首先，要求国防部将 12 枚战术核导弹分配给已部署在古巴的几个苏联摩托化旅。和那些能够打击美国境内目标的战略导弹不同，这些战术导弹的射程不足 40 英里，只能用于战场作战。与战略导弹还有所不同的是，如果美国海军进攻苏联在古巴的军事基地，赫鲁晓夫则准备用这些导弹来打击美国。
担心肯尼迪可能要在近期发动进攻，赫鲁晓夫要求国防部空运这些战术导弹，但军事顾问成功说服了他要谨慎行事。任何一架运载这些核武器的飞机失事，都将会造成一次意外的核事故。这些苏联人称为“月神”（ Luna ）、美国人称为“蛙式”（ Frog ）的战术导弹，可以由“因迪吉尔卡”号货船运输，这艘船已被确定用来运输中程弹道导弹核弹头。
9月7日赫鲁晓夫作出的第二个决定是，指示苏联海军加强核武器运输货船的安全保卫工作，并加强派往古巴舰队的火力打击能力。他还要求装备核武器的潜艇要在沿途对那些向古巴运载核弹头的货船实施保护。之后，这些潜艇将永久驻扎加勒比海地区。
这些军事部署完成后，赫鲁晓夫开始寻求用语言来遏止美国任何轻率的行为。9月11日，塔斯社发表官方声明警告华盛顿，莫斯科有权帮助古巴人自卫，任何攻击古巴或驶向古巴的苏联货船的行为，都将被视为对苏联的攻击。
赫鲁晓夫对肯尼迪声明和征兵令的反应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即阻碍了在古巴部署远程导弹的进程。苏联运输船只短缺，这意味着要运输”月神”短程导弹，就要推迟弹道导弹的运输。现在要把两艘运载 R-14 中程弹道导弹货船抵达古巴的时间调整为 11月3日到 5日之间。赫鲁晓夫对此显然并不感到忧虑。他已经决定， 11月6日美国国会选举之前不对柏林采取任何措施，而且他决心要在联合国首先提出柏林问题。1962年9月中旬，无论采取哪种方式似乎都没有多大影响。
当作出这些重要决定的时候，赫鲁晓夫在皮聪达会见了两位美国知名人士：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5]和内政部长斯图尔德·尤德尔[6]。赫鲁晓夫很小心，没有向任何一位透露那些计划。上了年纪的弗罗斯特在苏联朗诵诗歌，大力赞扬和平。弗罗斯特期待着能见到赫鲁晓夫，他要以一种老祖父发脾气的方式劝告他，不要“耍无赖”，要为超级大国的和解创造合适的氛围。88 岁高龄的诗人在皮聪达得了场小病，赫鲁晓夫对他极为温和，并向他提出一个问题：肯尼迪是不是一个决心要为和平而奋斗的人？弗罗斯特并不清楚，赫鲁晓夫正在预测肯尼迪总统对柏林问题的反应：选择战争还是妥协。对尤德尔，赫鲁晓夫非常强硬，他明白无误地暗示，苏联的实力很快将会达到一个阶段，届时会迫使美国去做那些不愿做的事。“现在我们能打你们的屁股。”他说道。
然而，他也确实向另一位西方客人透露过，将要发生一件大事。赫鲁晓夫决定把他应对即将到来的柏林危机的政策告诉西德驻苏大使汉斯·克罗尔。赫鲁晓夫清楚，克罗尔因为一直致力于改善苏德关系而倍受惩罚。西德外交部亲华盛顿的一派认为克罗尔和赫鲁晓夫的关系过于亲密。而克罗尔之所以留任的唯一原因是，他似乎是阿登纳的支持者。赫鲁晓夫发现这位大使悟性极强，而且阿登纳把他派至国外加深了这位睿智的德国领导人的神秘性。到1962年9月，克罗尔的好运气已经过去，有人将接替他出任驻莫斯科大使。
从1920年代担任德国外交部低级官员始，克罗尔就一直主张要和俄国人保持良好关系，这打动过赫鲁晓夫，它也是西德的基本外交政策。克罗尔不是共产党员，但是这位能讲俄语的外交官认为，由地理和文化决定，无论俄国人意识形态如何，他们都是德国必不可少的贸易伙伴和政治伙伴。1958年以来，他总在说服西德政府，要和莫斯科保持一种特殊关系。既然他将出任新职务，赫鲁晓夫便放松警惕，和他进行了会谈，这比任何一次和西方人的会谈都更为开放。克罗尔一人参加，而赫鲁晓夫则仅由苏联外交部一位高级官员陪同。
就克罗尔和西德外交部亲美派的争论叙谈一番后，西德大使请求赫鲁晓夫予以宽容和谅解。柏林危机让克罗尔改善莫斯科和波恩关系的努力落空。1960年，克罗尔曾告诉赫鲁晓夫，西德可以作出一些妥协，包括承认东德，承认新的德波边界以奥德河和尼斯河为界，但西德绝不能失去西柏林，“而且今后也将会坚持这一立场，”克罗尔说，“柏林一直是我们的首都，而波恩只是临时首都。”此后两年间，赫鲁晓夫和克罗尔一直未就西柏林问题达成一致。既然将要离开苏联，克罗尔很想知道赫鲁晓夫是否可向他披露未来几个月苏联在柏林问题上的意图。6个月前，赫鲁晓夫曾明确告诉他，眼下没有任何危机。但是，现在局势似乎有所不同。在 9月11日对古巴发表的声明中，苏联政府只顺带提及柏林问题。声明承认在美国国会选举期间，不可能就柏林问题达成任何协议，并且呼吁“尽早”签订德国和平条约。“当然，你现在没有义务回答这个问题，对此我能理解。”克罗尔说道，“但是，我回到波恩后，总理会首先问及这个问题。”
很可能出乎克罗尔的意料，赫鲁晓夫并没有回避问题：“见到你很高兴，”这位苏联领导人解释道，“而且我认为你对改善两国关系的必要性——这也是我们的困惑——有一种现实看法。我喜欢你促成这些问题解决的那股干劲。”
赫鲁晓夫勉强得出结论：肯尼迪完全受美国国内政治的操纵。美国总统缺乏领导其人民和解决冷战问题的勇气。“在我们的会议上，我总是说到美国人：要是肯尼迪在这个时刻站出来，并能理解，他所面临的历史责任就是解决国际问题，那就好了！”赫鲁晓夫告诉克罗尔，美国总统正在犯一个重大的政治错误，“要是他能明白，解决柏林问题并且因此而巩固了和平局面，那么 90 ％的美国人（而且还不止是美国人）都会拥抱他。”
因此，肯尼迪不得不作出历史抉择。“现在我们可以自由选择何时来促成这一行动。”赫鲁晓夫解释道。苏联将会等待，直到美国 11月6日国会选举结束之后，届时将会促成西柏林自由城市的建立。“我们已经为此做好准备。”他补充道。
“但是，美国人不是还在反对这一主张吗？”克罗尔疑惑地问道。
赫鲁晓夫对他一直忧心忡忡的缓和策略作出解释：“我认为，肯尼迪要我们先迈出一步。肯尼迪不可能首先会说‘我同意从西柏林撤出我们的军队’。为什么？因为阿登纳和戴高乐将会利用这一点来反对他。肯尼迪会等到把他推到达成协议还是面临战争的边缘吗？当然，他不想要战争，他会承认这一点。凡是有理智的人，不会不同意我们的观点。”
有些事赫鲁晓夫并未告诉克罗尔。他没有披露，之所以如此自信，是因为苏联即将在古巴部署 40 枚核导弹。然而，也不是完全避开古巴话题。谈话结束之际，也正值他刚刚制定了战争边缘政策———那是他试图要和美国总统玩弄的一场心理游戏，赫鲁晓夫主动提起古巴问题。他没有透露全部内容，但他的话表明，他最忧虑的并不是美国可能会入侵古巴。“肯尼迪声称古巴在威胁美国。那是一派胡言。因此，今天我们向美国人发出呼吁，如果他们声明放弃召集预备役部队，并且和古巴建立正常关系，那么，古巴将不需要从我们这里得到武器。”
多亏赫鲁晓夫，克罗尔几乎可以把这些线索联系起来了。这个俄国人的话里已经透露出了他在 11月6日以后某个时间的计划。“我不知道我们将在哪一天和民主德国签订和平条约”，他说道。苏联外交部已经为建立西柏林自由城市以及北约撤军后联合国参与的行动准备好所有文件，这将是赫鲁晓夫发起的最后一次柏林危机。
克罗尔深知这次谈话的重要性。或许是因为赫鲁晓夫清楚，披露的太多了，他故意告诉这个西德人，肯尼迪对下次危机可能会作出的反应，他的想法根本没有什么“可保密的”。“似乎我已经开始谈到这些了。”他说道。但是赫鲁晓夫并未谈起这个话题，而且克罗尔有理由相信，他的话非常重要。就在同一天—— 9月11日，他联系了美国驻莫斯科使馆以及加拿大驻苏大使，并且警告他们，一场严峻的柏林危机正在酝酿之中。但是，西方同行并不完全信任克罗尔。为了讨好他们，克罗尔似乎过于亲近赫鲁晓夫。9月14日美国国务院收到克罗尔的报告， 4 天后报告才被送到白宫。似乎只有副总统办公室注意到这份报告。“克罗尔离开莫斯科之前，赫鲁晓夫向他非常坚定地表明，”约翰逊的军事参谋霍华德·伯里斯写道，“苏联将很快采取行动，单独签订一项和平条约，如果需要的话，最终会求助于联合国。”他预示了一些不祥之兆：“赫鲁晓夫已经得出结论，西方领导人自己已经证明，为避免冲突，他们将会接受这个和平条约，而且会让他们自己适应这个条约。”克罗尔的报告未被认真对待，对此，约翰逊的这位军事参谋极为愤怒，他的结论是：“我们的外交官和一些政治人物似乎不能，也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即不可能就柏林问题和苏联人展开礼貌的谈判。历史上的俄国人，特别是最近的俄国共产党人明白，他们只对有组织的实力作出回应，并且愿意运用这种实力，而且非常明确地表明，之所以这么做，就是要维护其国家的战略和地位。”肯尼迪总统已被说服，赫鲁晓夫正在就柏林问题挑起一场冲突。然而，来自这位不被信任的西德外交官的警告并没有让副总统约翰逊和其军事参谋来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在1958年和1961年施展的最后通牒战术惨遭失败后，赫鲁晓夫为何会认为1962年11月的最后通牒能让美国作出妥协？中央情报局也未对该消息进行评估。9月13日，中情局对苏联的柏林战术提出预测。或许他们先于国务院听到了克罗尔的这次谈话内容，报告指出：“苏联人最近散播的谣言称，他们将在今年秋天的联合国大会上提出柏林问题。”但是，这份报告并不认为美苏之间会发生像 8月那样的严重冲突。
与此同时，克罗尔意识到，其警告并未得到西德政府的重视，更不用说得到西德盟国的重视。9月28日，他公开发表文章。《四周后柏林的最后一战》成为报纸的头版头条新闻，这是一篇对西德前驻苏大使的长篇访谈。克罗尔预言，美国中期大选后，赫鲁晓夫计划发动一场“激进运动”。他预计苏联人将要和东德单独签订和平条约，并且立即终止北约进入西柏林的通道。克罗尔承认，这个预测来源于他和赫鲁晓夫的谈话。
令人奇怪的是，似乎苏联的那些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包括东德在内，都没有得到有关苏联 11月计划的任何消息。1962年秋，赫鲁晓夫和乌布利希就改善东德农业生产的办法互通过信件。9月28日赫鲁晓夫出访中亚时，苏发努冯亲王会见了阿列克谢·柯西金，或许他得到了有关当年秋天会发起攻势的明确消息。巴特寮一直怀疑，莫斯科为在柏林问题上赢得先机而拿它做交易，克里姆林宫要他们放心。“我们和美帝国主义在外交战线进行着广泛的斗争，”柯西金向这位老挝领导人披露道，“这会特别涉及柏林问题、古巴和其他一些事情。”
9月中旬，响应赫鲁晓夫的要求，苏联海军对在古巴部署导弹的行动提供更多安全保证。赫鲁晓夫此前曾要求对运载核弹头的船只予以特殊保护。9月18日，苏联国防委员会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要派一支护航舰队前往古巴，舰队包括 7 艘 G 级导弹潜艇、 4 艘 F 级鱼雷潜艇、 2 艘巡洋舰、 2 艘巡航导弹舰、 2 艘驱逐舰，还有一系列辅助船只。对这支小型舰队的大多数舰只来说，其目标就是要在 11月9日抵达古巴。与水面舰只相比，潜艇需要一倍的时间才能抵达古巴。因此，潜艇将于 10月7日从科拉半岛启程。除保卫古巴外，舰队还要保护运载 R-14 导弹和核弹头的货船。而大量的水面舰只则于 10月22日左右起航，将在百慕大南面与潜艇会合。11月初苏联海军计划在那里举行一次为期三天的军事演习。而运载 R-14 导弹和核弹头的船只以及为其护航的潜艇将于 11月9日前抵达那里。
苏联海军明白，如果美国得知船只由潜艇护航，华盛顿可能会发现船上运载的是重要货物。F 级潜艇使用柴油引擎，在水下航行时，它需要定期浮出水面来为电池充电。因此，海军建议他们在白天潜航，只在夜间浮出水面。
另一个重要变化是，按最初的计划， G 级和 F 级潜艇并不装备核弹头。但在国防部的新计划中，这些潜艇都将装备核武器，而且 G 级潜艇艇长将会收到一份特别清单，以便“一旦收到莫斯科的指令，（他们可以）对美国沿海最重要的目标实施打击”。
9月初，赫鲁晓夫极为焦虑，为了顾全大局，他没有批准马利诺夫斯基的新计划。9月1日到 12日期间，军方向主席团提交该计划，而仅仅在此之前的几天里，美国已经对 15 艘不同的苏联船只实施了 50 次空中侦察。因为美国和北约一直密切监视着驶往古巴的苏联船只，赫鲁晓夫担心派两艘巡洋舰和驱逐舰前往古巴会引起国际反响。考虑到计划中的潜艇舰队过于庞大，他指示马利诺夫斯基放弃派 7 艘装备核导弹的 G 级潜艇到古巴的想法，而只同意派出装备有核鱼雷的 4 艘 F 级柴电潜艇，以代替 G 级潜艇。
苏联海军修改计划之前，运载核弹头的“因迪吉尔卡”号货船已于 9月16日离开苏联。根据先前的计划，将有一艘潜艇为其护航。一旦航行至美国水域附近，它将受到保护。为此，海军建议派出一艘 Z 级 B-75 弹道导弹潜艇——苏联唯一的一种弹道导弹潜艇，以在百慕大水域附近与因迪吉尔卡号会合。此时， B-75 潜艇正在美国海岸一带巡逻待命，以发射其携带的两枚 R-11 核导弹，打击美国沿海目标。
这些军事决定大大缓解了赫鲁晓夫的忧虑。到 9月底，他的注意力已经回到 11月结束冷战的问题上。9月28日，他给白宫写信，就禁核试验条约提出新的理论。虽然不可能就如何验证禁核试验达成一致，但赫鲁晓夫说，他愿接受一项禁止实施各种核试验的条约，包括在大气层、太空和水下进行的核试验，它们都不需要在苏联领土上实施核查。然而，他也提出一项约定，重启禁核试验谈判时，英国、美国和苏联三个核大国要保证在 5年内暂停地下核试验。如果 5年后能达成全面禁止地下核试验条约，那么，届时各方可重新审议大气层禁核试验条约问题。信的末尾，他提及超级大国在柏林问题上的分歧，把这种分歧形容为“危险的温床”。这是不祥之兆。他还写道：“我再次告诉贵方，对柏林问题，直到 11月美国的中期大选，我们都将无所事事。在我们看来，大选之后，显然在 11月下半月，有必要继续进行对话。”然后他暗示，或许最早在 11月，他迫切希望和肯尼迪总统再次举行峰会，以讨论所有这些问题。“要找到解决柏林问题和其他迫切需要解决的国际问题的方法，最重要的是最高级别的政治家要亲自接触。”
因为回苏联数周，肯尼迪家族同最喜欢的俄国人——格奥尔吉·博利沙科夫失去了联系。回到美国时，他给肯尼迪总统带来了赫鲁晓夫的一封特殊信件。10月8日，他约见罗伯特·肯尼迪，要求为他安排一次和总统的见面。
博利沙科夫那天发现，他的朋友极为消沉。其“情绪罕见地低落”，后来他在给多勃雷宁大使的报告中这样写道。罗伯特·肯尼迪强调，当博利沙科夫离开美国之时，正值苏美关系转折之际，他极为忧虑。“坦率地讲，”罗伯特·肯尼迪说，“苏联最近针对古巴的措施已经激怒了总统，而且我们将其视为反对我们的措施。”他还说，因为国会选举在即，总统特别关注这些变化。
罗伯特·肯尼迪没有问及赫鲁晓夫的动机，博利沙科夫也未提及这个问题，只是称，苏联领导人强调，“为了以一种合理方式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必须要从相关的各种军事力量着手，要尊重其他国家的主权，不干涉他们的内部事务。”赫鲁晓夫并没有向博利沙科夫披露阿纳德尔秘密行动计划，以及为何到 11月他将不再忧虑“相关的各种军事力量”。
对于谈判的前景，罗伯特·肯尼迪也有一些坏消息要告诉苏联人。他告诉博利沙科夫，总统正在回复赫鲁晓夫 9月28日的来信，回信或许会让克里姆林宫感到失望。肯尼迪不可能同意从西柏林撤出所有西方军队，不会像赫鲁晓夫规定的那样，在协定签订 4年后完成撤军。对总统来说，也不可能为签署大气层禁核试验条约而同意为期 5年的暂时禁止地下核试验的条件。
肯尼迪问博利沙科夫，赫鲁晓夫是否准备在当年秋天来美国。这位中间人是否知道赫鲁晓夫即将发动的政治攻势还值得怀疑。然而，他对肯尼迪的答复却留下了进行某种特殊访问的可能性。“美国在国会选举之前，赫鲁晓夫不打算参加联合国大会，”博利沙科夫说道，“然而，如果确实需要赫鲁晓夫在联大发言，那么，他将会在国会选举之后来美国。”罗伯特·肯尼迪一言未发。
次日即 10月9日，肯尼迪总统对赫鲁晓夫可能在 11月采取的措施深感忧虑，并告诉来访的法国外交部长。他说，这是“西方国家将要冒多大风险的”问题。肯尼迪认为，赫鲁晓夫不可能在 11月来美国，“打着参加联合国大会的幌子来和美国总统讨论柏林问题”。肯尼迪的结论是，“鉴于苏联在古巴的行为，”他的意思是指在古巴集结防御性武器，“要在柏林问题上达成一致，前景非常渺茫。”肯尼迪又说道：“赫鲁晓夫可能要强行做某件事。”
赫鲁晓夫为 11月所做的一切准备工作，如果曾经有文字记录的话，现在还没有被发现。但是，这些片断正在被拼接起来。到 11月6日，导弹将被运抵古巴，并用于作战。届时苏联外交部也已经为那些正式协定准备好陈词滥调的声明，即要求联合国在西柏林驻军和西方从那里撤军。此外，一旦肯尼迪吞下从西柏林撤军的苦果，他将提出一个禁核试验的草案，以此来安慰肯尼迪。只要在古巴部署导弹的秘密行动再坚持 5 周，赫鲁晓夫相信，约翰·肯尼迪将别无选择，只有接受苏联提出的在1962年结束冷战的条件。
[1] 沙拉夫·拉希多维奇·拉希多夫（Шараф Рашидович Рашидов，1917年11月6日——1983年10月31日），早年参加了联共（布）。1941—1942年期间服役于红军，参加了卫国战争。1944—1947年任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布）撒马尔罕省委书记。1949—1950年任乌兹别克斯坦作家协会主席。1950—1959年任乌兹别克斯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兼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副主席。1956—1961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59—1983年任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61—1983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83年逝世。
[2] 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杰缅季耶夫（Алексей Алексеевич Дементьев，1921年3月15日——1990年3月18日），1939年加入红军，参加了卫国战争。1960—1962年任第7坦克军副司令。1962—1964年任驻古巴军队副司令。1964—1968年任莫斯科军区参谋长兼第一副司令。1968—1972年任第10军总参谋部副部长。1972—1976年任华约联合武装部队总司令驻罗马尼亚人民军代表。1976—1979年任华约联合武装部队副参谋长。1979年返回苏军总参谋部工作。1981—1982年任苏军总参谋部军事学院系主任。1982年退休。
[3] 芭芭拉·文泰姆·塔奇曼（Barbara Wertheim Tuchman，1912年1月30日——1989年2月6日），美国作家、历史学家。
[4] 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Theobald von Bethmann-Hollweg，1856年11月29日——1921年1月1日），1909年至1917年间任德国首相。
[5] 罗伯特·李·弗罗斯特（Robert Lee Frost，1874年3月26日——1963年1月29日），美国诗人。
[6] 斯图尔特·李·尤德尔（Stewart Lee Udall，1920年1月31日——2010年3月20日），早年就读于亚利桑那大学。二战期间在空军服役，在意大利作战。1955—1961年任众议院议员。1961—1969年任内政部长。1969年离任后曾在耶鲁大学任教。此后从事环保运动。2010年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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