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赫鲁晓夫的冷战（一个美国对手的内幕故事）
第十七章 多事之秋
1961年秋，冷战双方势力均衡发生明显变化。和过去一样，在人力、军事和经济方面，美国和其盟国远远超过苏联东欧集团。发生变化的是影响力——19 世纪帝国主义国家的历史学家称之为要素，现代的政治学家们则称之为软实力。赫鲁晓夫在柏林问题上造成的自我伤害严重地影响了苏联的影响力。一方面，这增强了美国的自信心，而另一方面，则引发主要社会主义国家对莫斯科的疑虑。
赫鲁晓夫决定中止在柏林问题上的对抗进一步验证了华盛顿一些人得出的结论，即在这场战略实力的较量中，美国占了上风。10月21日，肯尼迪让国防部副部长罗斯韦尔·吉尔帕特里克[1]向惊恐不安的美国公众披露，无论核武器的质量还是数量，美国都超过苏联。赫鲁晓夫撤销最后通牒 4 天后，吉尔帕特里克发表了这次讲话。之所以如此，除安抚美国民众外，肯尼迪还希望以此来警告美国军方和国会的支持者，不要再利用恐吓手段来获得不必要的军费投入。以空军为例，它们正准备发动一场宣传战，以争取再采购 2000 枚民兵弹道导弹。国会议员们也正在摆出一副架势，要用 B-70 轰炸机来对抗苏联的“莽汉”轰炸机。
本来麦克纳马拉要发表这个埋葬导弹差距的讲话，但因为日程有冲突，而改由副部长吉尔帕特里克在弗吉尼亚的一次商务会议上发表这次讲话。“我们有信心，也有能力遏制共产主义国家的行为，或者抵制其核恐吓，我们的信心来自于对双方相关军事力量所做的符合实际的评估。事实上，美国拥有一支核反击力量，它是毁灭性的，以至于敌人的行动将会招致自我毁灭……我们核武器的运载工具，包括战术和战略工具，数以万计。当然，每一个运载工具都有不止一枚核弹头。”
到执政第一年的年底，观察家们注意到，肯尼迪显得更加轻松。“形势在变好，”他和善地告诉记者休·赛迪，“我们各个方面都在进步。”其他人对肯尼迪语气的变化给予更高的评价。诗人卡尔·桑德堡[2]的代表作是一套多卷本的林肯时期战争研究，对肯尼迪最近处理国家面临的危险所做的工作，予以高度评价，“他的处理方式太完美了，以至于不像是真的。”
表面上看，1961年秋，赫鲁晓夫的个人权威似乎达到顶峰。10月30日，在他的指示下，斯大林的遗体被从列宁—斯大林墓地迁出。门口上方的大理石匾额被布遮住，上面只有“列宁”两个字。可以说，赫鲁晓夫确实让斯大林这个共产主义的偶像黯然失色，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同一天上午 11 时，另一颗火球为赫鲁晓夫点亮。在他的坚持下，苏联核科学家在北极岛屿爆炸了最大的核装置——一颗 5000 万吨级的核弹，被称为“核弹之王”（ Tsar Bomba ）。维也纳峰会后，赫鲁晓夫下令制造、爆炸一颗超级核弹。最初的设想是颗百万吨级的核弹，旨在对美国施加压力，以在发出柏林最后通牒前吓退美国。
结果，到赫鲁晓夫爆炸巨型核弹之时，柏林最后通牒已成为一纸空文。而且，尽管这次大爆炸有其政治效果，但这个装置根本不能当成一种武器用于实战。苏联唯一能运载这颗核弹的飞机是速度很慢的图 -95 熊式轰炸机，而美国的防空武器可以很容易击落它。而且这颗核弹的威力很大，如果在中欧爆炸，将会伤害东欧居民。
赫鲁晓夫的权威在表面和现实之间存在着差距，在克里姆林宫的围墙后面，这种差距甚至更大。柏林的让步已经损害了其声誉，当初苏联领导层支持赫鲁晓夫在峰会上向肯尼迪发出最后通牒时，并未料到他会像1959年一样作出公开让步。现在，虽然表面上还没有主席团委员表示反对，但赫鲁晓夫清楚，他需要恢复其柏林政策的一致性。
对赫鲁晓夫的批评在莫斯科受到限制，然而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其他国家却传播开来。中国也曾支持过柏林最后通牒，他们以为在赫鲁晓夫达到目的之前，苏联不会作出让步。苏共二十二大以后，北京开始把他当成一个软弱的领导人。1961年底，东德驻北京大使注意到，中国人不明白为何赫鲁晓夫没有像1956年那样显示出其勇气。“在苏伊士运河事件中，”中国认为，“苏联的最后通牒是被认真看待的，它吓退了帝国主义分子，并迫使他们停止其入侵行径。”赫鲁晓夫这次作出的退让，“只会让对手的政策更强硬，要求更多，挑衅行为更强硬。”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了其自身利益，正是中国首先利用了赫鲁晓夫的让步政策，他们迅速放弃了莫斯科和东南亚当地共产党讨价还价后形成的政治和解途径。11月，中国和巴特寮调解后，废除了在中立派梭发那·富马领导下组成一个联合政府的协议。一个月后，北京向河内派出军事代表团，在两周时间内，双方显然讨论了未来老挝的军事行动计划，这违背了赫鲁晓夫和肯尼迪达成的停火协议。
中国不能理解赫鲁晓夫的那些行为，和肯尼迪在柏林问题上摊牌却不了了之，还有导弹差距假象的中止。这些行为显示，莫斯科在这个方面犯了严重错误，即1955年以来莫斯科一直操纵的与西方保持分歧的做法，以核讹诈为幌子，使用最后通牒的手段从来都不是一个完美的计谋。实际上，它引起美国舆论的过度反应，并且刺激美国国会增加更多国防预算，也让国会对切实可行的裁军产生怀疑。有一个时期，美国人仍然怀疑他们的实力，这可能迫使美国人勉强作出一些政治妥协。然而，现在美国人似乎明白，他们至少不落后，甚至还领先苏联。这种政治环境下核讹诈还有何作用？
消极面对这种新的势力失衡不是赫鲁晓夫的个性。鉴于美国这个实力强硬的新对手和自己后院的空虚，一个谨慎的领导人可能会暂停其战略以作出回应。暂停竞争将会为苏联争取时间，以发展技术、改善农业生产状况，并为未来提供新的战略资源和经济实力。但这不是赫鲁晓夫的行为方式，出于本性，赫鲁晓夫放弃了国际事务中的挑衅行为。此外，他被一种根深蒂固的忧虑激励着，即担心西方会利用苏联被识破的弱点来摧毁共产主义制度。这种担心使他不能接受1955年艾森豪威尔提出的开放天空计划，而且也拒绝了在1962年实现国际政治和解的可能。相反，他还期盼着要把为实现一个特定目标而偶尔实施的恐吓手段转变为一个中期策略，以便向华盛顿及其盟国施加持续的政治压力。尽管美国实力强大，但赫鲁晓夫深信美国人和其总统将会继续对战争怀有恐惧感，所以其结论是，他或许能利用这种恐惧感来遏制斯威夫特笔下的巨人格列佛。
在其公开的声明和后来的回忆录中，赫鲁晓夫都没有披露国际势力均衡中发生的这些令人泄气的转变。如果提到这些，那么他在1962年那个最危险年份的所作所为就不会显得那么神秘。40年后，赫鲁晓夫在 1月8日主席团会议的发言记录被公开，这不是一次全体会议。只有根据这些记录，研究者才能知道其想法，正是这些想法让他冒了冷战中最大的风险。直接的原因是赫鲁晓夫对柏林谈判的落空感到失望。这次会议召开前 6 天，葛罗米柯会见了美国驻苏大使汤普森，讨论柏林问题，而且苏联外交部也需要新的指示。整个秋天，赫鲁晓夫都在期待肯尼迪提出新建议，而后者则在检讨其策略，并一直在与其盟友协商。但建议提出后，却毫无新意，只不过提出建立一个国际机构来监督进入西柏林的通道。对于最重要的问题——西方在西柏林驻军的未来问题，华盛顿只字未提。赫鲁晓夫不得不承认，核恐吓和外交手段在1961年都未能奏效，现在需要制定新的策略。
“敌人很强大，”赫鲁晓夫承认，“（他）比我们强大。”克里姆林宫领导层常常使用“对手”这个没有多少威胁口吻的词汇来形容美国。然而，这一天，赫鲁晓夫已经顾不上这些细节了。“那就是他总出王牌来对付我们的原因，我们也要用这招来对付他们——打出实力牌。”1961年5月，赫鲁晓夫曾满怀信心地预言，他能把美国人向前推得更远，比他们想要的还要远，这个预言并未被证实。从柏林危机的处理过程看，白宫已经向赫鲁晓夫证明，它准备以武力来维护其进出西柏林的通道。“这就是为什么没有人可以预言，这场游戏将会在一场战争中结束或相反。（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赫鲁晓夫说道，“不可能爆发战争，不会发生战争。”
赫鲁晓夫承认的不仅是他对美国决心的误判。其战略也反映了这种期望，即一个像肯尼迪这样既有吸引力又明智的自由资本主义者将会是一个既明智又有权威的人物，出于和莫斯科实现缓和的重要目的，他会接受在柏林问题上作出微小让步。“事实上，谁决定着是否要达成协议？是否要走上绝路——要战争还是要和平的问题？”赫鲁晓夫一个人滔滔不绝地说着，自问自答道，“肯尼迪决定这一切。”但是，这个期望证明也是错的。肯尼迪或许想改善两国关系，但赫鲁晓夫没有理由认为他会情愿做那些事。肯尼迪“没有权威、道德或政治手腕”，赫鲁晓夫勉强得出这一结论。“这个人年轻也有能力，有必要给他作出这种评价。”他补充道，“但是，他不能在美国民众前站住脚，也不能领导他们。”现在，赫鲁晓夫认为，美国的制度意味着其外交政策由富豪、军国主义者和那些危言耸听者来决定。“在美国的决策圈中，肯尼迪本人并没有多少权威。在这方面，他比不上洛克菲勒和杜邦。”赫鲁晓夫也不准备掩饰其失望，“（不好说）谁更好，艾森豪威尔或者肯尼迪——他们都是一丘之貉……两个人都代表着同一个阶级，只不过有些细微差别罢了。”
赫鲁晓夫的前两个错误，即错误估计美国会接受其条件，以及肯尼迪将利用其权威来遏制华盛顿的军国主义分子，连同他的另一个错误——期待欧洲人让美国人作出让步，让他错上加错。他曾设想，出于对战争的恐惧，在维持西柏林现状问题上，西欧将会放弃他们可能已经拥有的利益。他回忆过曾对法国人雷诺和比利时人斯帕克说过的话：“我们最多能走到这一步。”让他困惑的是，西方在柏林问题上保持着一致。
“他们不会同意，”赫鲁晓夫说，“因为所有这一切都基于不承认他们在西柏林拥有任何权利，不承认他们在那里有驻军的权利。我们对自由进入的诠释和理解完全不同于西方。他们认为西方自由进入西柏林的权利被剥夺，而我们理解这就是自由进入。”赫鲁晓夫的结论有些悲观。“他们现在会同意这个看法吗？”他问自己，“不会，他们不会的。”
赫鲁晓夫滔滔不绝地发表长篇宏论时，尽管会议记录中并未提及反对意见，但赫鲁晓夫自己披露，虽然和西方有严重分歧，他还想与西方就柏林问题达成一致时，大概与会者还是有些骚动。他无意于改变其谈判的底线：不要国际走廊，西方不得在西柏林驻军，东柏林仍为东德的一部分，西柏林变成一个中立、国际化的城市。而且，在这些条件下，他不准备停止其推进柏林问题全面解决的做法。“一句话，”他对面前的官员们咆哮道，“说我们不会赢，还为时过早。我们应当继续努力。我做了最坏的打算：他们将不会同意我们的意见。但那只是意味着眼下还不会同意。一切才刚刚开始，所以这场游戏还值得玩下去。”
赫鲁晓夫还不能肯定苏联要玩多久，才能在这场“游戏”中取胜，他也不能就莫斯科应当遵守哪些自我限制的问题提出建议。毕竟，现在他清楚，有可能把美国推向战争，但他承认，他不想要战争。然而，赫鲁晓夫认为，如果不采用施压策略，要想在这场和美国人的斗争中取胜则毫无希望。
然后，他以液体表面做比喻，来解释现在的看法，即美国在世界上占有战略优势，国际局势的持续紧张对维护并扩大苏联的利益是必要的，“我们应该施加更大的压力，我们一定不能掉以轻心。当压力增大时，我们应该让对手感觉到这种压力。但是，不能再倒最后一滴水，以免杯中的水溢出。就像液体表面一样，它有张力。当形成这种张力后，液体就不会溢出。”赫鲁晓夫解释道，施加压力并非要有意改变什么，而只是不让美国人占苏联东欧集团的便宜，因为他们在这场超级大国的竞争中领先。“如果我们不施加压力，我们就会让敌人过得很安稳。”他说道。
赫鲁晓夫承认，先前发出的最后通牒是一个错误，但他拒绝为解决柏林问题设置最后期限，不想让自己像1958年、1959年和1961年那样，在1962年再次受限于自己的说辞。最后期限的设定让他不能采取更加灵活的策略。相反，他想运用苏联的外交政策让西方失衡，直到莫斯科拥有足够强大的实力，从而迫使美国给予他所想要的东西。他急于要解决这个问题，而匆忙发布另一道柏林最后通牒并无意义。“我国的物质财富、精神财富以及军事力量每年都在增长。因此，现在要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个问题上还是从不考虑它？现在这件事提上议事日程了吗？正好相反。现在我们根本就没有考虑它。如果现在不考虑，那么，明天将会考虑。”赫鲁晓夫那天并未说明，其背后的乐观来自于他的自信心：苏联即将部署其下一代洲际弹道导弹 R-9 和 R-16 ，这将改变美国对苏联实力的评估，结束华盛顿的骄傲自满情绪。
这位苏联领导人强调新策略的结果：“采取进攻性策略是必要的，但是，我们需要谨慎从事，在这场游戏中，我们不能像赌徒一样来打赌他的口袋里到底有什么东西，然后拿起一支枪射向自己。”但是，他也清楚，这将会被苏联东欧集团的一些人，特别是中国人视为软弱行为。中国人坚持要继续发出最后通牒。“我们的朋友将会指责我们，并在这件事上来利用我们……”北京嘲讽他在柏林问题上过于谨慎，激怒了赫鲁晓夫。他回忆道，1958 伊拉克危机期间，毛泽东曾问他：“你们愿意打仗吗？”赫鲁晓夫回答“决不打仗”后，毛泽东答道，“对，没有必要。”赫鲁晓夫认为，中苏关系的紧张才能解释毛泽东现在的行为。“如果我们现在有良好的关系，那么毛泽东将会给我们写一封友好的信件，他会问，‘你们想和西方在柏林问题上打一仗吗？’‘决不会，我们还需要为此打仗吗？’那他就对了。”
赫鲁晓夫想让苏联驻中国大使去试探北京，因为北京在1950年代也发出过有关金门岛和马祖岛的最后通牒，这两个岛屿仍然被蒋介石政权所控制。他也曾建议就中国容忍英国控制香港和葡萄牙控制澳门地区而驳斥他。赫鲁晓夫提醒与会的苏联外交官，中国一再反对使用武力来解决他们自己的柏林问题。
赫鲁晓夫也建议，应向东德人，还有那些对苏联为何不勇往直前并和东德单独签订和约而感到纳闷的人们做些解释。他提醒与会人员，柏林策略旨在捍卫东德的主权和苏联的声誉。如果条约不能解决西方在柏林的军事存在和进出柏林的权利问题，那么这个合约就没有任何价值。1958年，他曾急于要宣布单方面终止西方在柏林的权利，但是米高扬和其他一些人劝他，这么做的代价太大。
赫鲁晓夫还向与会人员披露，他认为“最终会在柏林问题上打一仗”，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他不想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直到他确信华沙条约国家能够经受住西方的经济封锁。他预料苏联和东德签订和平条约后，北约将首先实施经济封锁。希望这场仗不会拖延得太久，赫鲁晓夫还补充道：“加速东德的经济转型是必要的，以便使其经济脱离西德而转向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作为新政策的一部分，其间还要继续施加压力。赫鲁晓夫敦促苏联驻外使节，不要让东方或西方国家设想莫斯科已经放弃柏林问题：“你们的声音必须要给人们留下深刻的、确定不疑的印象……不要担心这会引发紧张状态，否则我们将一无所获……这是因为，如果我们现在在外交关系上退却……那么，你们的讲话将毫无价值。你们的讲话中，一定要达到这个目的，要有自信心，就像我们迄今所做的那样。”
这场值得注意的政治说教以一个警告而结束，很大程度上这既是对赫鲁晓夫自己，也是对与会外交官的一次警告。他以一个发人深省的警句，建议不要让柏林绑架苏联的外交政策，“对我们而言，西柏林绝不能成为一个嗜酒的醉鬼。还是让它顺其自然吧”。
“不知道事情的进展真让人沮丧。”肯尼迪的首席苏联问题观察家卢埃林·汤普森可能一直梦想着能够了解克里姆林宫的内情。在 1月2日柏林问题的新一轮会谈中，他首次会见葛罗米柯，除重申这个问题所面临的障碍外，一无所获。9月中旬，肯尼迪曾下令进行重新评估，但它历时三个月才告完成。尽管要求提出一些新颖的或能引起赫鲁晓夫兴趣的思路，但这个进程一直让肯尼迪感到局促不安。
肯尼迪总统已经发现，其欧洲盟友对西方在谈判中的新思路并无任何兴趣。西德总理阿登纳利用 11月访问华盛顿之机，反对肯尼迪可能不得不提出的任何计划，如承认西柏林的独立或承认东德，以引诱赫鲁晓夫最终接受已存在 16年的西方进出西柏林的通道。与此同时，戴高乐也拒绝任何形式的谈判。法国总统一如既往地相信，因为赫鲁晓夫不想打仗，没有理由改变两个德国的现状。维也纳峰会之前，他曾向尚未经受过考验的肯尼迪表达过这一看法。戴高乐的做法并未能阻止盟国间对此问题的讨论，尤其是麦克米伦和英国政府，他们和华盛顿一样急于找到一个方案，以劝说赫鲁晓夫停止把柏林当做制造国际紧张局势的根源。但是，没有法国的参与，美国也不能保证是否可以达成一个所有西方占领国都接受的方案。这些未知因素，还有阿登纳的坚决反对，都让美国一方难以提出任何建设性方案。整个讨论过程中只产生一个新想法，即提出一项国际通行权，它将保证在（苏联和东德）签订和平条约后西方进入西柏林的权利。
表面上看，这个建议并非臆想。但是，肯尼迪对和约签订后西方进入西柏林权利的思考暗示着他或许最终会把西柏林视为一个独立的实体，完全背离西方现在的支持，就像以前一样，作为一个德国的城市而听任其自然发展。国际通行权利方案是肯尼迪唯一一个没有提交盟国批准的方案，这一点也不令人吃惊。向苏联人提及这些方案之前先要通过盟国的批准。1961年11月底，在和赫鲁晓夫女婿阿朱别依的会谈中，肯尼迪提起过这个建议，阿登纳闻听此事后非常气愤。
如果卢埃林·汤普森知道1962年1月赫鲁晓夫对其同僚讲的那些话，那么他就不会对这位苏联领导人的设想感到吃惊。赫鲁晓夫的设想是他将不得不继续这场柏林游戏，以便让西方提出任何有兴趣的建议；赫鲁晓夫自卫的语调也不会让汤普森感到吃惊。汤普森是最敏锐的观察家之一，他看出了赫鲁晓夫的自卑情结，并先于美国的大多数克里姆林宫观察家而预言了中苏关系的破裂。然而，美国大使没有看到或者说不能理解的是，对这位苏联领导人来说，柏林问题的解决办法没有多大的协调余地。实际上，美国不可能接受赫鲁晓夫的底线，除非它放弃对西柏林所做的承诺。而美国大使却往往会指责其政府错失缓和中欧紧张局势的良机。汤普森尤其认为，柏林墙建成后，美国政府可以设法让赫鲁晓夫走上一条减少对抗的道路。达成某种形式的妥协不是不可能，但正像 1月初汤普森对美国前驻苏大使乔治·凯南所透露的那样，“困难的是，苏联人几乎从未首先说出自己的报价”。
1月11日，汤普森与葛罗米柯的谈判继续进行。葛罗米柯拒绝接受国际通行权利的说法，因为“（它）侵犯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主权，并且实际上制造了一个国中之国”。苏联外长也强调，西柏林成为自由城市后，如果西方继续驻扎军队，那么，苏军也将不得不在那里驻军。此外，苏联人在谈判中首次提出要求，未来要签订的协议应包括一系列的保证，如禁止两德拥有核武器，保证东德边界，以及订立一个北约和华约互不侵犯条约。听到葛罗米柯的这些话，汤普森表示，这次会议是“一个倒退”。
和驻苏大使一样，约翰·肯尼迪也有同样的反应。苏联人不仅在拒绝他的种种努力，而且还在下赌注。看到别无选择，肯尼迪又再次启用其弟弟的秘密联系渠道，即格奥尔吉·博利沙科夫这个渠道。三个月前查理检查站处于紧张状态时，肯尼迪兄弟就曾利用这个渠道以引起赫鲁晓夫个人的关注。
博利沙科夫和罗伯特·肯尼迪在 1月中旬曾会面两次。或许赫鲁晓夫只需要一个比汤普森大使级别更高的官员来提醒的那些希望破灭了。1月18日，赫鲁晓夫利用博利沙科夫这个信使向美国对手传递了一封措辞强硬的信件。
“（我的）建议不会伤害任何人。”赫鲁晓夫争辩道，美国应为这种僵局负责。赫鲁晓夫回到实力这个主题，以此来说明美国人不妥协的原因。“美国总统本人曾经说过，而且每个人都清楚，现在国际间保持均势，那么，在对等的条件下，又怎么可能来试图推行一种侵蚀苏联及其社会主义阵营利益的政策呢？但是，美国政府的建议正是要侵害我们的利益。”信的末尾，赫鲁晓夫暗示，如果肯尼迪不给他想要的东西，那么，他将让华盛顿遭到惨败：“如果美国一方不能展示出对这个问题的理解，那么，一段时间后，全世界将会见证，这一政策将会同样遭遇失败，比以前的失败更大。”
莫斯科对美苏关系的理解和肯尼迪兄弟的思考，确实是南辕北辙。鉴于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说肯尼迪和艾森豪威尔是“一丘之貉”，而且对这些话能否改变任何美国总统的想法并不抱有希望，但肯尼迪仍然相信，通过发展和苏联领导人的个人关系，能够缓和两国的紧张关系。
1962年1月，罗伯特·肯尼迪和格奥尔吉·博利沙科夫就柏林问题进行多次会谈，这加深了两人的关系。罗伯特称赞这个俄国人身材结实、动作敏捷、体型好。博利沙科夫很快发现，自己成了肯尼迪希科里山庄的常客。参加聚会的记者西奥多·怀特[3]把这样一个夜晚称为“波比（罗伯特·肯尼迪的昵称）的疯狂之夜”，毫无疑问，博利沙科夫已经进入这个小圈子。
肯尼迪兄弟设想仍然可以和赫鲁晓夫建立起一种个人关系。这个小集团都非常喜欢博利沙科夫，然而，他们还没有理由认为，博利沙科夫能接近赫鲁晓夫。肯尼迪想再找一个和赫鲁晓夫核心圈子有密切联系的人。赫鲁晓夫的女婿阿列克谢·阿朱别依[4]无疑是离苏联领导人最近的人。1961年9月，白宫曾邀请阿朱别依采访肯尼迪总统，但克里姆林宫一直把采访邀请拖到 11月底，直到感恩节前才得以进行。1962年初，阿朱别依去南美访问，回国途中再次访美。此次访问是在肯尼迪的要求下安排的。
肯尼迪准备会见阿朱别依。比起他弟弟与博利沙科夫的会谈，以及感恩节期间和阿朱别依的会见，这次他有更多的接触机会。肯尼迪认为，他从维也纳峰会上吸取了教训，其中之一就是要把自己置于对手的思维之中，这一点非常重要。峰会第一天，他就犯了一个原则性错误：和一个理论家就意识形态问题展开一场辩论。从本质上说，肯尼迪并不是一个教条主义者，而更是一个实用主义者。更有意思的是，他不属于任何意识形态。和阿朱别依的会谈，肯尼迪决定，他不得不尝试着说些赫鲁晓夫可以理解的话。他将会谈到政权、利益、尊重和和平。
1962年1月30日，肯尼迪总统夫妇邀请阿朱别依和夫人——赫鲁晓夫的女儿拉达在白宫共进午餐。尽管拉达·赫鲁晓夫是语言学者，能讲流利的英语和法语，但其丈夫却不大会讲英语。因此，博利沙科夫担当起阿朱别依的俄语翻译。午餐后参观了白宫。肯尼迪和阿朱别依来到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他们要进行一次更私密的会谈。之所以在这里，肯尼迪想要强调，他希望在相互尊重的氛围中进行一次范围广泛的会谈。
一俟肯尼迪想为这种相互尊重确立一个原则时，麻烦就来了。他不仅想让苏联人理解美国的利益，而且还要尊重他们。肯尼迪想让赫鲁晓夫彻底接受美国将留驻西柏林的事实。总统强调，进入西柏林的权利与西柏林的自由化无关，这需要得到保证；他不能接受任何强迫美军撤出或要求苏军驻扎西柏林的协议。仿佛这还不足以引起赫鲁晓夫的关注，然后建议还可订立协议，将西柏林现状冻结三至五年。
肯尼迪还要就两大集团的摩擦发表看法，如果赫鲁晓夫听到这些话，一定会被激怒。为让赫鲁晓夫关注古巴事件，肯尼迪把美国在这个岛国的利益和赫鲁晓夫在匈牙利的利益联系起来。然后，他讲了一个蹩脚的故事。他曾问过艾伦·杜勒斯——赫鲁晓夫讨厌的人，为何苏联对匈牙利的干预非常成功，而美国却在猪湾惨遭失败。“你应该向俄国人学习，”肯尼迪回忆他曾对中情局长这么说，“当苏联人在匈牙利遇到困难时，他们在三天内就平息了冲突……而你（杜勒斯）却从未做到这些。”把古巴比做匈牙利可能是肯尼迪所选择的一种最具挑衅性的说法，他要以此来强调自己推翻这个不受其影响的、不友好政权的决心。
然后，肯尼迪要让阿朱别依了解，为解决这个问题，他个人有一个日程表。“如果我要竞选下届总统，而古巴问题依然和今天一样的话，”肯尼迪说道，“那么，古巴问题将是总统竞选中的主要议题，而且，我们将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比起那些有关匈牙利的言论，这个主张更让苏联人感到不安。“这是一个令人难过，也让人感到忧虑的声明。”阿朱别依回答道。当谈话内容被传到赫鲁晓夫那里时，美国总统有关西柏林和古巴问题的言论是在向苏联领导人暗示，肯尼迪感到很强大，足以挑战苏联在欧洲和加勒比海的利益，而且他也不准备在谈判中让步。
一个月以来，克里姆林宫发出各种不同的信号，阿朱别依与肯尼迪的会谈结束了这种状态。截至此时，苏联在柏林或其他相关地区的外交行为，都没有一致反映出赫鲁晓夫秘密讲话的精神。的确，在整个 1月，从苏联国防部和外交部的行为看，仿佛柏林危机已经最终结束了。如在 1月10日，驻东德的苏联集团军将其警戒级别从最高级降至正常状态，而且也停止向赫鲁晓夫每天报告美军军情及西柏林局势。对东德人的埋怨，苏联外交部的处理办法也反映出紧张局势得到缓和的假设。1月，东德人报怨，要对美军使用高速公路进行抗议，而苏联人的答复是我们“也要抗议”。到 1月中旬，苏联人已让此事不了了之。
看到阿朱别依的报告，赫鲁晓夫断定，现在要向倾斜的酒杯边缘倒水了（意为要施加更大压力。——译者注）。首先，他要提醒美国，其在中欧的防卫很薄弱，而再等五年来寻找中欧问题的解决办法，对他来说难以忍受。每周大约有 600个航班沿着三个空中走廊进出西柏林，1945年以来，苏联人从未限制西方使用这些空中走廊。一个由四方组成的柏林空中安全控制中心管理着空中交通，以避免苏联飞机和西方国家的飞机在空中意外相撞。但是，西方盟国可以任意飞行。随着 1月7日苏联突然发布的公告，挑战开始了。公告称，次日上午三个小时内，南部空中走廊 3000 ～ 5000 英尺的空域将禁止所有非苏联飞机飞行。此前，苏联人从未对西方盟国使用空中走廊实施过封锁。与此同时，他们也拒绝发送他们自己的飞行计划，除非要求这么做，否则这是一个惯例。这将不能保证任何西方盟国在南部空中走廊限定的高度进行安全飞行。这也没有先例。在听取驻西柏林代表克莱将军的意见后，肯尼迪下令派出两架没有武装的军用飞机在苏联试图关闭空中走廊的时间内沿南部空中走廊飞行，其飞行高度为 5000 ～ 6000 英尺。
1月8日，就像事先警告的那样，苏联两架军用运输机沿南部空中走廊飞过。1月9日，苏联空军再次声明，将关闭北部空中走廊。1月14日和 15日，苏联人又在限定时间内重新关闭南部空中走廊。到 1月14日为止，美军和苏军飞机并未发生意外事故。然而，在当天和次日， 6 架美国运输机试图在莫斯科“限定”的时间内沿南部空中走廊飞行时， 10 架苏联战斗机对美国飞机实施了骚扰。
瓦尔特·乌布利希误解了赫鲁晓夫的战略。这位东德领导人把苏联对西方盟国飞机实施骚扰的行为理解为克里姆林宫要在1962年再发动一场柏林危机。对乌布利希来说，这是个好消息。他仍然相信，如果莫斯科和东德政府签订和平条约，东德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面临的困难将会得到解决。因为这不是赫鲁晓夫要传递的信息。2月26日，东德领导人被召到克里姆林宫。
赫鲁晓夫试图解释其策略——对西方施加压力而不是发出最后通牒。他说，他担心如果现在签订和平条约，结果就是西方实施经济封锁。1961年11月以来，东德经济已经变得很糟，毫无疑问，1962年柏林肯定不能实现经济计划。考虑到东德经济的薄弱环节和其对西德钢管、特殊钢材等工业品的依赖，西方的经济封锁，后果将是灾难性的。“我们必须施加压力以促成和平条约，”赫鲁晓夫说道，“但是，我们一定不要把它看成生死攸关的问题。”
尽管赫鲁晓夫努力劝说他，要满足于 8月13日柏林墙建成以来东德已经取得的优势，但是，乌布利希还是恳求不要让柏林墙成为拖延和平条约的借口。“我们许多人开始认为苏联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不能实现（这个约定）。”乌布利希说道。他也清楚地表明，他自己已经失去耐心：“（为了签订和平条约）多年来我们已经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但是，它还需要更长时间吗？”
为了希望苏联再向西方发出最后通牒，乌布利希建议在夏末举行的外长会议上拿出和平条约草案。“即使是一个很糟糕的和约，”他说道，“东德的边界和首都问题将通过谈判得以解决。”
赫鲁晓夫不再像以前一样坦率对待乌布利希。他没有告诉对方，其宏大的新策略要致力于发展苏联的实力，直到他能迫使西方解决柏林问题。赫鲁晓夫建议他不要再让东德受西德人的欺骗，以此来安抚东德领导人。“阿登纳任意摆布你们，而且，竭力要把他们拉过去。”他轻蔑地说道。赫鲁晓夫也降低了未来与西德打交道的期望：“我认为， 8月13日我们已经从西柏林得到了我们想得到的所有东西。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默默地工作。”
当乌布利希并未流露出满意的神色时，赫鲁晓夫强调，现在施加压力只会加深苏联东欧集团面临的经济困难。“这不会带来战争，但是，你将会第一个来找我们并要求提供 1 亿美元，然后是哥穆尔卡和诺沃提尼。”赫鲁晓夫这里说的是波兰和捷克领导人。最后，他暗示，相关力量的转变是他愿意等待下去的原因。“今天我们拥有射程达 2000 公里的中程弹道导弹，而且我们现在甚至不再制造它们，而是加速生产威力更大的洲际弹道导弹，到明年我们会有足够多的这类导弹。”赫鲁晓夫以一个隐晦的说法得出了结论：“我们的战术是要施加压力，然后等待。”
1962年3月的一次事件再次向赫鲁晓夫提醒着美国的实力，让他感到难堪。3月2日，博利沙科夫和罗伯特·肯尼迪秘密会见时，白宫通知克里姆林宫，肯尼迪总统很快将宣布继续在大气层实施核试验。自从1961年夏赫鲁晓夫决定在大气层实施核试验以来，肯尼迪曾下令继续进行地下核试验，遭到顾问们的反对，但推迟在大气层实施核试验的计划。他认为在大气层实施核试验会在空中产生有害放射性物质，而且这种核试验将会让美国遭到国际社会的批评。
“总统确实想避免在大气层实施核试验，而且还想就此问题和赫鲁晓夫达成一个协议。”罗伯特·肯尼迪解释道。私下里，白宫想让赫鲁晓夫知道，不必实施这种核试验。通过博利沙科夫，肯尼迪兄弟向莫斯科提出一个解决办法。数小时后，肯尼迪总统将向全世界宣布，美国将在 4月15日进行大气层核试验。罗伯特·肯尼迪解释道，总统准备在“任何时间”与赫鲁晓夫举行会谈，以达成禁止大气层核试验协议。因为美国的空气传感器很容易就能发现对方的作弊行为，这种部分禁核试验将不需要实施任何形式的现场检查。罗伯特还解释道，肯尼迪总统非常“迫切”地想达成这一协议。
肯尼迪总统通过秘密外交渠道所做的努力再次激怒赫鲁晓夫，让事情变得更糟。苏联领导人把达成协议的目的视为一种讹诈，不仅拒绝考虑实施部分禁核试验，而且还取消了维也纳峰会上在裁军方面向肯尼迪作出的微小让步。苏联驻日内瓦代表团被通知要收回一年实施两到三次现场核查的提议，赫鲁晓夫甚至还加上一句斥责的话。两个月以来，美苏两国代表一直就在各自国家利用电视直播两国领导人讲话的问题进行谈判。赫鲁晓夫通知华盛顿，电视直播与肯尼迪计划宣布要在 4月进行系列核试验的精神不符。
这一阶段，赫鲁晓夫从苏联军事情报机构收到一些非常引人注目的情报，美国人急于要向其优势战略投下大笔资金，这引起他的担心。1962年3月9日和 11日，苏联军事情报机构格鲁乌在给克里姆林宫的两份报告中称，1961年6月维也纳峰会后，五角大楼已经认真考虑过率先对苏联实施核打击的问题。根据这些情报——据称来自美国国家安全机构，美国对苏联在 9月核试验进行的评估避免了一场灾难。这份独一无二的情报将会被高度怀疑，但是在柏林谈判和裁军谈判都毫无结果、克里姆林宫深感失望和焦虑的背景下，对美国的野心进行这些耸人听闻的描述似乎很有道理。
3月中旬前往华盛顿就任驻美大使前，安纳托利·多勃雷宁[5]最后一次见到赫鲁晓夫。他见证了苏联领导人对肯尼迪个人的愤怒程度。赫鲁晓夫“情绪激动地讲了很长时间”，他以柏林为例，称这是让两个超级大国分裂的主要问题。接着，又以北约在土耳其刚刚部署的中程弹道导弹为例，谴责肯尼迪企图利用其战略优势来对抗苏联。美国人“特别傲慢”，这是赫鲁晓夫得出的结论。
2月，赫鲁晓夫在柏林空中走廊制造麻烦，以此来发泄对美国的不满。3月，尽管当月中旬苏军战斗机已经多次制造类似的麻烦，但是，他还想在东南亚刺激一下肯尼迪。几个月以来，苏联人一直在尝试鼓励巴特寮、中国和北越来实现老挝的和平进程。但是这些亚洲的共产党人一直想赶走美国支持的富米·诺萨万的军队，后者驻扎在老挝北部南塔省南塔（ Nam Tha ）市。这里人口不多，但南塔邻近的机场则是美国空军向富米·诺萨万北方驻军提供援助的主要基地。莫斯科一直对中国向巴特寮和其庇护者北越施加影响的计划感到不快。为阻止该计划，赫鲁晓夫在 1月就已邀请巴特寮领导人苏发努冯亲王到莫斯科会谈。为了此次访问，苏联外交部指出，巴特寮和北越刚刚“对文翁匪帮发动了一系列进攻”。
巴特寮和北越曾告诉苏联人，他们在南塔省的行动旨在迫使富米·诺萨万回到谈判桌上来。但是，莫斯科却满腹狐疑。克里姆林宫官员担心，这些共产党政权的联合行动将会给富米·诺萨万制造借口，以此来结束和老挝左派领导人梭发那·富马的所有谈判。而反过来又会让巴特寮、北越和中国“把它当成军事解决老挝问题的借口”。苏联人有意利用和苏发冯努亲王的高峰会谈来向毛泽东发出信号，即不管中国有何意愿和意见，“美国和苏联都不愿意介入以中国名义在老挝发动的战争”。
1月和巴特寮领导人苏发冯努亲王举行的会谈似乎达到了预期效果。巴特寮随时要从南塔省日益加剧的军事行动中退出。2月初，苏发冯努亲王向苏联驻老挝大使亚历山大·阿布拉莫夫保证，尽管占领南塔只需要“几个小时”，而那“只是一个政治声誉的问题”，但是，巴特寮将不会这么做，“不为任何挑衅行为制造借口”。
然而， 3月初，赫鲁晓夫决定要解开对巴特寮的束缚，以此向美国施压。但这并非官方和平共处政策的转变，苏联驻老挝大使还在继续鼓励巴特寮和梭发那·富马领导的联合政府合作。有所变化的是，苏联人不再告诫苏发冯努亲王和其亚洲盟友要在南塔避免军事冲突。3月7日～ 9日，在东南亚地区四个主要共产党国家领导人的峰会上，苏联代表同意对老挝北部地区正在进行的军事准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苏联人也同意继续秘密支持巴特寮。
以后在与巴特寮代表的谈话中，阿布拉莫夫大使避免对巴特寮、北越和中国明显正在计划中的春季攻势做任何评论。作为回报，老挝人承诺，这次战役将会合情合理。3月20日，苏发努冯亲王向苏联大使报告，巴特寮准备实施“主动防卫”策略，它包括向老挝“解放区”一些敌人据点发动进攻。巴特寮想让莫斯科知道，这些行动是“合情合理的，以避免扩大军事冲突”。次日，阿布拉莫夫飞往河内，他亲自告诉胡志明，苏联人将让北越、中国和巴特寮决定应该在这个地区采取何种实际措施。
由于赫鲁晓夫放手让巴特寮来打击西方支持的老挝军队，中国派遣了 2149 名解放军战士、 1772 名工人、 203 辆汽车，还有 639 匹骡马为巴特寮运输军事物资。这些人员和物资将从中国南方的昆明军区进入南塔省。富米·诺萨万在南塔市的驻军已达 5000 人，巴特寮和其北越的军事顾问认为，来自中国的增援将会让未来的进攻取得胜利。
1962年春，赫鲁晓夫还不想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试探美国的实力。肯尼迪对赫鲁晓夫女婿说的那些话再次引起苏联的忧虑，美国政府可能试图再次入侵古巴。确实，到1961年底，美国已经实施了一套推翻卡斯特罗政权的秘密行动方案。11月底，罗伯特·肯尼迪和白宫的拉丁美洲问题首席顾问理查德·古德温[6]成功地游说肯尼迪总统，要他采取更为积极的反卡斯特罗政策。所谓的“獴计划”包括实施一系列颠覆、间谍和破坏活动，以加剧这个岛国的政治局势，通过政变或反革命活动来推翻卡斯特罗政权。
苏联情报机构并不知晓“獴计划”的细节，但是，赫鲁晓夫在 2月收到的多份情报称，美国有一套反对卡斯特罗政权的更为积极的行动计划。这些情报加深了阿朱别依的印象，即肯尼迪决心要解决卡斯特罗问题。赫鲁晓夫一面下令试探西方的（柏林）空中走廊，并向亚洲盟友开绿灯以在老挝制造麻烦；一面又继续在古巴采取防卫性措施。赫鲁晓夫重新启动了向哈瓦那提供 13 亿美元军事援助的计划。该计划曾在1961年10月被冻结， 2月初被提上主席团议事日程，并迅速得到批准。他还下令仔细检查对卡斯特罗的援助事宜，以确定是否需要更多援助。
当赫鲁晓夫的注意力被吸引到1961年的柏林危机时，苏联和古巴的关系也被冻结。援助计划的停顿还不是两国关系紧张的唯一原因。卡斯特罗试图加强自己的力量，要把“ 7 · 26 运动”组织和古巴共产党两个组织合并为一个革命联合战线，这加剧了他与守旧的古巴共产党人的对立。古巴共产党和卡斯特罗在革命策略问题上产生分歧。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发现，古巴共产党领导层守旧，政治上不成熟。大多数党员都是坚持强硬路线的斯大林分子，他们认为，第三世界国家必须要经过资本主义阶段，才能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卡斯特罗不能忘记的是， 50年代中期，正是这种思想使他失去古巴共产党的支持，那时他正在马埃斯特腊山区从事武装斗争。他向克格勃哈瓦那的负责人亚历山大·阿列克谢耶夫透露，“我反对和平共处政策，因为就意大利、法国这些国家而言，在那里以和平方式实现社会主义是完全有可能的……但对整个拉丁美洲而言，这一道路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条件”。
对卡斯特罗来说，没有哪个人比古巴共产党的主要组织者埃斯卡兰特[7]更能代表这种理论上的分歧。“埃斯卡兰特，”卡斯特罗向阿列克谢耶夫解释道，“是古巴共产党的领导人。他相信在拉丁美洲可以走议会道路。”埃斯卡兰特也是古巴国内的一种政治威胁。在国外他或许算不上精力充沛的革命战士，但在古巴国内，他是个不知疲倦的政治工作者，而且他对古巴新成立的革命阵线——古巴革命统一组织（ ORI ）怀有野心。卡斯特罗对这种政治上的分歧和来自埃斯卡兰特政治野心的威胁深感厌倦，他把埃斯卡兰特从古巴革命统一组织清理出去，并让他流亡海外。
正当苏联要结束对古巴援助的总结之际，卡斯特罗开始反对埃斯卡兰特。克里姆林宫和埃斯卡兰特的交往要比卡斯特罗长得多。1962年4月初两人关系恶化之际，克里姆林宫对此阴谋颇感忧虑。莫斯科主要担心两个问题：一是切·格瓦拉似乎信奉毛泽东的持久革命理论，受后者影响，在捍卫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古巴政权或许会和中国站在一起；二是古巴或许更像南斯拉夫，在和莫斯科的交往中可能会采取更为独立的路线。
这年4月，克里姆林宫发现，卡斯特罗除对古巴共产党员采取措施外，古巴人还想急于摆脱莫斯科。当一再推迟访问莫斯科之时，卡斯特罗情报部门的负责人要求克格勃帮助古巴建立培训中心，为拉丁美洲在西半球的革命活动培训游击队员。古巴人有理由认为，莫斯科可能会对此感兴趣。1961年8月，主席团批准和古巴人、尼加拉瓜桑地诺解放阵线合作，以共同支持革命运动的计划。三个月之后，克格勃授权在洪都拉斯建立培训中心，为组建“尼加拉瓜敌后游击队”作准备。
尽管已经和尼加拉瓜开展合作，但克格勃还是在1962年4月假惺惺地告诉古巴人，那只是一个搜集情报的组织。“我们不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他们告诉古巴情报部门负责人。
赫鲁晓夫准备对“液面”（施压）战略采取冒险措施，而古巴人并不知道真相，他们正在触及这些措施。赫鲁晓夫还不准备在美国的后花园挑战美国。尼加拉瓜行动的规模很小：从1961～1964年，克格勃仅在此项目上投入 25 万美元，而且或许会流产，而古巴人意识里的那个培训中心将会花更多的钱，也会引起更多的关注。赫鲁晓夫的东南亚盟友已经被允许向亲西方的势力发起攻击，那是因为老挝边境地区的势力对比有利于苏联东欧集团。而古巴的挑衅则完全是另一码事。美国在加勒比海地区拥有绝对优势。因为肯尼迪非常关注古巴政权，因而卡斯特罗决心开展的革命活动似乎就是一种自杀行为。
对此事的过度谨慎并未打消克里姆林宫的忧虑：压制古巴的秘密情报工作也许会损害苏联和古巴的关系，并让卡斯特罗核心圈子的一些人物更接近北京。古巴是苏联主要的社会主义国家盟友，为了再次保证苏联的这一立场，赫鲁晓夫要迅速打消卡斯特罗对苏联援助古巴所怀有的任何疑虑。此前莫斯科已经允许埃斯卡兰特流亡苏联，但在后者抵苏一周后，就被《消息报》指责为“宗派主义分子”。就像赫鲁晓夫所希望的那样，卡斯特罗看了这篇文章的译文后，感到很高兴。与此同时，苏联人指示哈瓦那，他们将对1961年9月的一揽子军事援助方案进行补充，包括派遣更多苏军，提供一套索普卡（ Sopka ）岸舰导弹发射架，还有伊尔 -28 小猎犬轰炸机。这种轰炸机最远能飞至迈阿密。前两次援助额都未达到卡斯特罗的要求，只派出 2500 名苏联军人，而不是 1 万人；只有一个炮兵连而不是后者要求的 3个连。然而，摆出这一姿态是有意要让卡斯特罗知道，苏联将不会干涉古巴内部的政治事务。一位苏联将领还被派至哈瓦那商讨未来古巴的军事需要。
5月初，赫鲁晓夫收到一些军事和经济方面的情报，情报令人失望，也威胁着他的整个外交战略。1962年1月，当首次在克里姆林宫发表“液面”战略时，他相信莫斯科不久就会变得更为强大，从而迫使美国最终解决柏林问题，然后就禁止核试验达成协议，以达成裁军，乃至超级大国互不侵犯的协议。确实， 2月，他曾向乌布利希暗示，1963年签订和平条约后，危机将会消除。
隆冬时节，赫鲁晓夫还听到有关 R-9 和 R-16 远程核导弹性能的坏消息。尽管 R-16 导弹的飞行试验如期开展，但这种导弹还是颇令人失望。为了防范美国人首先发动核攻击，这型导弹就是要为苏联提供可靠的二次核打击能力。事实证明，导弹装置非常原始，除非苏联人准备首先发射核导弹。而在赫鲁晓夫时期，苏联从来就没有生产出更多的导弹来达到这一目标。因此，这型导弹实际上毫无用处。1962年2月，有人告诉赫鲁晓夫， R-16 导弹不如美国的第二代导弹——民兵导弹。首批民兵导弹将于1962年部署。苏军指挥员需要好几个小时来作发射准备，而美国导弹则可以在几分钟内作好发射准备。“在我们把 R-16 导弹吊装到位之前，一切都完蛋了。”火箭军司令这样告诉赫鲁晓夫。
R-16 最大缺陷就是其燃料易挥发。赫鲁晓夫的得意门生——新兴的苏联战略火箭军首任司令米罗特凡·涅杰林元帅和一百多位专家、技术人员一同在1960年10月遇难。当时一枚 R-16 导弹在发射前起火并爆炸。R-16 导弹燃料的腐蚀性也很强。导弹一旦被加注燃料，要么立即发射，要么必须在几天内抽空燃料，还要送回工厂清理、调整弹体。而“民兵”导弹使用固体燃料，可以在数年间都处于发射状态。作为苏联下一代洲际弹道导弹 R-16 的竞争者， R-9 导弹的研制甚至更糟。这一型号导弹的飞行试验证明，它有许多缺陷。
从导弹数量上来看，也对苏联人不利。1962年初，苏联才部署了首批 R-16 导弹，而 R-9 导弹尚未部署。然而，美国在1962年部署的洲际弹道导弹开始反映出早几年美国对双方导弹差距所作出的过度反应。1961年秋到次年春，美国洲际弹道导弹的数量翻了一番多，从 30 枚增加到 75 枚。苏联人从公开发表的报告得知，到1962年底，除拥有第一批民兵导弹外，美国的核武库将拥有 200 多枚洲际弹道导弹。民兵导弹对苏联的战略威胁最大，它将在当年秋季部署。据说最终部署了一千枚这种固体导弹。
与此同时，赫鲁晓夫也对经济方面的消息感到失望。苏联的政府预算从每年春季开始。每年3月和夏季之间，政府的计划人员将与主席团成员一道来拟订实际的生产计划，然后在秋季的全会上提交全体中央委员，在此基础上制订未来的生产计划。苏联的档案保管得并不好，但1962年赫鲁晓夫得到的统计数据表明，农业和工业生产都呈现亏损状态。统计数据太糟，以至于克里姆林宫不得不考虑要提高国内大宗消费品的价格。在赫鲁晓夫时代之前，从未尝试过这种办法。如果这些办法还不能解决问题，那么涨工资也将难以为继。
鉴于经济上出现的亏损，赫鲁晓夫命令三位经济顾问弗洛尔·科兹洛夫、阿列克谢·柯西金和阿纳斯塔斯·米高扬对下一年度的国防开支进行核算，看能否削减 30 多亿卢布的国防资金，这相当于 30 亿美元。尽管赫鲁晓夫认为只有核武器才能实现平等的国际关系，但是他从不同意增加军费的要求。1959年，因为导弹发射台开支很大，他甚至压缩导弹发射台的数量，而且出于发展国内经济的需要，还准备在1962年提出同样的要求。
在老挝、柏林和古巴，苏联与美国的关系很紧张，也加重了苏联的经济负担。这也让赫鲁晓夫不能实现其愿望：缩短每周工作时间，增加工农业投资。他本想尽其所能来帮助社会主义国家，但是，不能逃避因此而产生的成本问题。
显然因为对国内情况颇为失望， 4月，赫鲁晓夫曾问计于马利诺夫斯基，在和美国展开的洲际弹道导弹竞争中，是否有捷径可走？赫鲁晓夫相信，苏联的导弹计划存在着大量浪费现象，他不再能预言苏联何时将制造出他所期望的那种核威慑武器。这次对话发生的具体时间还不清楚，但这可能是由美国核武器发展的消息所引发的。赫鲁晓夫每周都要从马利诺夫斯基那里收到有关美国军队部署的报告。1962年4月20日，美国将 18 枚“大力神”导弹（共有 54 枚）首先部署在科罗拉多州，这是美国的第一代洲际弹道导弹。与此同时，美国还在继续部署以莫斯科为打击目标的“朱庇特”中程弹道导弹，这型导弹是1961年开始部署的，其中在意大利部署 30 枚、土耳其部署 15 枚。
“我们在美国人的裤子里塞只‘刺猬’怎么样？”据说赫鲁晓夫曾这样问马利诺夫斯基。“刺猬”是苏联的一种核导弹，而且“要放在美国人的裤子里”——赫鲁晓夫指的是加勒比海地区。赫鲁晓夫总有许多点子。1962年冬的某个瞬间，他把苏联为古巴提供的防卫性军事援助和苏联在古巴所拥有的战略性优势两者联系在一起，为何不能把古巴变成莫斯科的意大利或者土耳其？马利诺夫斯基的回答是，尽管从军事角度来看，这是一个不错的主意，但要把核导弹部署在佛罗里达海岸附近，却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需要作出决定。赫鲁晓夫要求，眼下马利诺夫斯基先成立一个小组，研究如何实现这个想法。尽管这个想法对喜欢拍脑袋出主意的赫鲁晓夫很有吸引力，但是否要冒巨大的风险而在古巴部署导弹，赫鲁晓夫还没有下定决心。
5月6日，巴特寮、中国人和越南人发动了蓄谋已久的春季攻势。正如克里姆林宫所希望的那样，那是一场大胜。几天之内，富米·诺萨万将军在南塔的驻军一败涂地。富米很不明智，他把 6000 人的部队驻扎在一个由山脉围起来的盆地里，那是个理想的伏击地。越南人和巴特寮的军队一包围这个阵地，富米和那些将军们就逃跑了。美国军事顾问称富米的军队“没有任何战斗力”。最后，这支军队逃得很远。用美国观察家客气的话说，这是一次大撤退，“远离了任何追击”。
正如当初苏发努冯亲王向苏联人对此次军事行动所做的预测那样，南塔被占领后，战场的力量均衡被彻底打破。巴特寮和北越现在控制了老挝东部所有地区。中情局估计，巴特寮有能力再发动一次像南塔一样的攻势，以占领老挝内地其他重要地区。事实上，美国情报部门相信，尽管富米·诺萨万军队的人数是巴特寮和梭发那军队的两倍，但前者不是后者的对手；两周后，整个老挝可能就会处于巴特寮的控制下。北越军队的出现则很有意义，用中情局的话来说，北越人“擅长”打仗，他们“协调着国内的进攻，而这些进攻都有章法且不计损失”。还不能确定美国会做何反应，而美国的介入才会阻止其行为。
而在肯尼迪的白宫，没有一个人主张等待、观望。作为旁观者，前总统艾森豪威尔仍然认为，控制老挝是让南越和泰国脱离共产党统治的关键。但是，他不想出兵老挝，而且也向其继任者承诺，不要提出类似的呼吁。相反，他劝告肯尼迪，要向泰国和南越派更多军队，以支持曼谷和西贡，让他们腾出手来参与老挝的军事行动。
听到艾森豪威尔不支持向老挝派兵的说法，肯尼迪松了一口气，他不想再做这样的事。然而，和其前任一样，肯尼迪还是相信，展示武力是必要的，这可能会阻止共产党势力的进攻。5月14日，肯尼迪命令 1800 名海军陆战队员，还有两个空军中队次日上午进驻泰国。两周内，将有 5000 ～ 6000 名美军士兵进驻泰国。肯尼迪希望这些部队将会让克里姆林宫和其亚洲盟国寻求停战。
刚刚抵达保加利亚，赫鲁晓夫就收到美军进驻泰国的消息。其时他正在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例行访问。苏联军方报告， 1800 名美国陆战队士兵在 20 架攻击机和 20 架直升机的支援下，于 5月16日、 17日在泰国登陆。这支部队离老挝边境仅有 35 ～ 50 英里远。此外，苏联人还报告，前不久的演习之后，还另有 1200 名美军士兵留驻泰国，它们离老挝边境大约 35 英里。苏联情报机构还发现，泰国首都以南驻有一支美国空军，它们有 25 架战斗机，还有一些运输机和一架加油机。
更多的美军来到东南亚，而这正是赫鲁晓夫一直希望避免发生的事。对南塔的军事行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不意味着他早已忘记长期以来对这个地区危险性的认识。他一向不同意中国的看法，即那个地区的力量对比保持平衡。而中国大使则和人们一样，对帝国主义势力深怀忧虑，他谈道，如果这些老牌的共产党受到猛烈打击，那么，从老挝到马来西亚，共产党就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纷纷倒下。赫鲁晓夫相信，若美军在东南亚的行动不受限制，那么，它们将会取胜。考虑到富米·诺萨万的军队人数超过巴特寮和其盟友，这支美国军队可能很快就会把局势扭转到有利于右派的方向。
5月17日，赫鲁晓夫向莫斯科带话，要求安排与肯尼迪兄弟接触。考虑到美国在泰国部署军队只是一个开始，赫鲁晓夫转而通过博利沙科夫的秘密渠道向肯尼迪解释，称他并不支持南塔的军事袭击行为。“南塔的麻烦，”博利沙科夫将向罗伯特·肯尼迪解释，“实际上是一个孤立事件，而且那是因当地百姓厌倦富米的军队而引发的。目前的情况就是如此。”博利沙科夫将要转达赫鲁晓夫的私人信息，即他仍然遵守他们在维也纳达成的协议，要建立一个和平、中立的老挝政权。
需要发紧急信件来阻止美国人更大规模的干涉，这让赫鲁晓夫蒙羞。肯尼迪在1962年5月迅速向东南亚投放更多军事力量，尽管规模不大，但却在提醒苏联人，这是双方实力相差悬殊的后果。赫鲁晓夫从来就不是一个有耐心的人，他发现自己对几近危机的国际现实颇有一种受挫感。早在 3月向安纳托利·多勃雷宁抱怨美国的军事实力时，赫鲁晓夫就曾发誓：“应该马上斩断他们的长臂。”
在得知美军进驻泰国的那一天，赫鲁晓夫公开谈到美国军事力量在其外交政策中所扮演的角色。“帝国主义能讲什么逻辑？他们只讲实力逻辑。依靠这个逻辑的指引，他们正在试图奉行以实力说话的策略。杜勒斯兄弟对这个策略一点也不掩饰。”
赴保加利亚前夕召开的一次主席团会议期间，赫鲁晓夫还另外参加了一场对苏联陆地、空中和海上战略武器计划进展情况的讨论。他依然惦记着这件事。他还关心另一件事。4月和马利诺夫斯基的闲谈中，曾提及要利用古巴这个捷径来强化苏联在军备竞争中的战略地位。飞往保加利亚之前，赫鲁晓夫给卡斯特罗写信称，苏联援助的全套军事装备将在未来一两年内运抵古巴。莫斯科预料，美国不会在1962年入侵古巴，它要让卡斯特罗做好准备，以应对肯尼迪在1964年再次竞选美国总统之前的各种挑衅行为。
收到老挝的情报后，赫鲁晓夫开始重新思考1962年的全盘布局。或许该采取行动，或许不应等到1963年再来促成协议，以解决德国纠纷，缓解国内经济压力，消除苏联在第三世界，特别是在古巴易遭受军事打击的薄弱环节。“我反复考虑到底怎么做才好。”赫鲁晓夫后来回忆道。他已经厌倦当一个二流国家的领导人，总担心其行为将会受到实力更强的超级大国的反对和阻挠。赫鲁晓夫把这种“个人的痛苦”掩饰起来。古巴是一个出气筒，赫鲁晓夫的各种愤怒情绪都从这里发泄出来了。在保加利亚，他要把古巴权且当做核导弹基地的想法成熟了。“美国人设在周边的军事基地已经把我们包围起来，并且还以核武器威胁我们。”之后赫鲁晓夫在解释他当时的想法时说道，“现在，他们就要体验一下敌人的导弹指向他们自己的感觉。我们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已。”
假如南塔被占后肯尼迪未出兵东南亚，那么赫鲁晓夫还会决定冒险向古巴运送导弹吗？不可能得到这个问题的准确答案，但是，极有可能的是，解决古巴问题对缺乏耐心、不想失望的赫鲁晓夫来说是个好主意，以至于他不会忍耐太久。到1962年，赫鲁晓夫之所以处于战略困境之中，很大程度上是他自己造成的。1959年以来，他把苏联军事战略的重点放在核武器上，而核武器的发展计划则进展缓慢，费用也远高于预期，而且他不想再向这个黑洞投入更多的资金。同时，他已经选择收缩其实力以使中欧的现状有所变化。1958年和1961年美国两次称他搞核讹诈，这显然也更容易让赫鲁晓夫受到社会主义阵营，特别是东德和中国的批评。柏林危机之后赫鲁晓夫就一直饱受攻击，加上其内心的焦虑，以及国际上最主要的外交对手肯尼迪和毛泽东表现出的雄心勃勃，这都促使他要在1962年采取另外的冒险策略。
5月20日赫鲁晓夫一回到莫斯科，就马上投入工作。在回国的专机上，他和葛罗米柯交流了在古巴部署导弹的想法，而且还指示马利诺夫斯基，要他在次日召开的主席团会议上支持这一设想。他也和米高扬商议过，但后者不同意赫鲁晓夫的这个最新计划。米高扬向赫鲁晓夫保证，美国根本不会接受在古巴部署导弹的事实。他曾访问过古巴，也非常喜爱这个年轻的古巴革命者，但是，这可能是一个自欺欺人的想法。“我们不得不保卫古巴，”米高扬告诉苏联领导人，“但是，靠这种方式，我们要冒险挑起对古巴的入侵，而且会失去一切。”
回国不到 24 小时，赫鲁晓夫正式向主席团提出其计划，要求批准。会议室坐满了人，除 12 位主席团委员外，与会的还有马利诺夫斯基，葛罗米柯，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苏联战略火箭军司令谢尔盖·比留佐夫元帅。2003年公开的主席团资料首次披露了赫鲁晓夫在那次会议上对这一设想的解释。之后赫鲁晓夫对下层官员强调，这是一个富有牺牲精神的计划。他声称，这个计划纯粹出于防卫古巴的需要。但是面对主席团委员，赫鲁晓夫却说道：“这将是一个进攻性的策略。”尽管计划是为卡斯特罗阻止美国的入侵而制订的，但它主要还是服务于苏联。1月时赫鲁晓夫就曾自信地提及苏联实力的日益增长，到1963年，苏联将会迫使美国考虑莫斯科在中欧和其他地区合理的需要。在古巴实施的策略将保证实力的平衡发生必要的变化。
赫鲁晓夫解释道，导弹要秘密运往古巴。这暗示，美国将不会情愿接受在实力平衡上发生的这种变化。尽管还不清楚他最初想在何时向世界披露这种实力的变化，但在说明其想法时，他解释道，只有在导弹被部署后，他才会向世界披露在古巴部署导弹的事实。他把部署导弹的时间表留给马利诺夫斯基和比留佐夫，但是，他希望能尽快完成这一计划。导弹将由苏军指挥，然而，会和古巴人订立一个联合防卫协议，并向他们保证，苏联的军事设施将被用于保卫他们的国家。
赫鲁晓夫的长篇大论一结束，会议就陷入争论之中。“争论持续很长时间。”为国防部做记录的谢苗· P. 伊万诺夫[8]上将回忆道。米高扬再次重复先前对赫鲁晓夫说过的那些话，他首先认为这个计划很危险。尽管外交部长葛罗米柯事后说他有同样的忧虑，但是还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人持同样的观点。和赫鲁晓夫辩论的主要对手不仅反对在古巴部署导弹，而且也反对在古巴驻军。考虑到建议遇到麻烦，赫鲁晓夫要求休会，中止了会议。
三天后，他们再次召开正式会议研究这一建议。赫鲁晓夫已经利用休会的几天时间来争取支持者。马利诺夫斯基也利用这段时间形成了一个行动计划，以向主席团表明，这个行动或许行得通。11 位主席团委员，马利诺夫斯基，还有葛罗米柯都在会上发言。10月24日那天，无论有什么样的忧虑都看不出来，因为投票一致通过这个建议，会议甚至记录米高扬也支持该计划。
导弹计划唯一没有解决的现实障碍就是菲德尔·卡斯特罗，他的设想是，来自莫斯科的常规武器和其庄严的防卫承诺将足以阻挡住美国。因此，他并没有要求提供核武器。
当克格勃驻外代表、即将就任莫斯科驻哈瓦那新大使的亚历山大·阿列克谢耶夫被告知该计划时，他警告赫鲁晓夫，卡斯特罗“会被吓一跳”，并且他还怀疑这位古巴领导人是否会接受这些导弹。阿列克谢耶夫的悲观情绪也让苏联国防部长颇感忧虑。近两个月以来，他一直都在仔细考虑这一计划。“社会主义的古巴怎么可能不会接受这些导弹呢？”马利诺夫斯基吼道，“我曾在资产阶级的民主国家西班牙打过仗，他们公开拿我们的武器，但古巴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更需要拥有这些武器……他们怎么可能不要呢？”尽管马利诺夫斯基有些愤愤不平，但阿列克谢耶夫比任何一位苏联官员都更了解卡斯特罗政权，他还是认真地倾听着。主席团会议决定，在得到卡斯特罗同意之前，暂不实现这个已被批准的计划。
赫鲁晓夫想派出高级别的苏联代表团向卡斯特罗兜售这个导弹基地的想法。赫鲁晓夫让比留佐夫元帅和阿列克谢耶夫强行加入一个农业代表团，后者已经确定成员并办好访问古巴的手续。代表团前往哈瓦那的那天晚上，赫鲁晓夫向代表团部分成员披露了这个冒险举动背后的复杂想法。他一边喝茶，一边强调：你们即将从事的这个工作非常重要，“部署这些导弹只有一个目的，”赫鲁晓夫说道，“就是要吓唬他们，要遏制他们……让他们也尝尝导弹的滋味。”他承认，打造苏联实力的努力并不像他所希望的那样来得快，“双方力量的对比对我们不利，而且挽救古巴的唯一办法就是把导弹放在那里。”
赫鲁晓夫解释道，如果古巴接受这一方案，他会让这项行动处于保密状态，直到 11月6日美国大选之后。美国人民都是鹰派，他不想给肯尼迪一个借口，让后者对部署导弹作出激烈回应。一旦部署完毕，美国大选结束，他就准备访问美国，和肯尼迪举行会谈，披露部署导弹这件事。然后，将访问古巴，和菲德尔·卡斯特罗签署防务协定。这就是赫鲁晓夫的计划，但是，他首先需要知道卡斯特罗是否会接受这些核武器。
[1] 罗斯韦尔·莱维特·吉尔帕特里克（Roswell Leavitt Gilpatric，1906年11月4日——1996年3月15日），1931年起担任律师。1951—1953年任空军部副部长。1961—1964年任国防部副部长。
[2] 卡尔·奥古斯特·桑德堡（Carl August Sandburg，1878年1月6日——1967年7月22日），美国诗人、传记作家、记者。
[3] 西奥多·哈罗德·怀特（Theodore Harold White，1915年5月6日——1986年5月15日），中文名白修德，美国政治记者、历史学家。早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并开始担任记者。二战期间赴中国访问，曾报道河南大饥荒。1948—1950年任海外通讯社驻欧洲记者。1950—1953年任《记者》报驻欧洲记者。此后从事写作。
[4] 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阿朱别依（Алексе́й Ива́нович Аджубе́й，1924年1月9日——1993年3月19日），出身于农民家庭。1943年加入红军。1949年起成为赫鲁晓夫的女婿。1959年发起成立苏联记者协会。1959—1964年任《消息报》总编。1961—1964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4年被开除出苏共中央。此后在《苏联》杂志新闻部工作。苏联解体后曾在一份地产报纸担任总编。1993年逝世。
[5] 安纳托利·费奥多洛维奇·多勃雷宁（Анатолий Фёдорович Добрынин，1919年11月16日——2010年4月6日），苏联外交家。早年参加了联共（布）。1958—1959年任联合国副秘书长。1959—1962年任外交部北美司司长。1962—1986年任驻美国大使。1966—1971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71—1990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6—1988年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1986—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8—1991年任戈尔巴乔夫的国际事务顾问。苏联解体后，于1992—2010年任俄罗斯联邦外交部顾问。2010年在莫斯科逝世。
[6] 理查德·纳拉多夫·古德温（Richard Naradof Goodwin，1931年12月7日——2018年5月20日），美国作家。1958年毕业于哈佛法学院。1961—1965年任总统特别助理。1963—1964年任国际和平队服务处秘书长。1965年以后在大学任教。
[7] 阿尼巴尔·埃斯卡兰特·德隆德（Anibal Escalante Dellunde，1909年？月？日——1979年8月11日），出身于一个古巴独立运动活动者家庭。早年参加了古巴共产党。1938年古共与巴蒂斯塔政权合作后出任党报编辑，并将古共更名为人民社会党。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出任人民社会党领导。1961年将人民社会党与“七·二六运动”等几个革命组织合并为新的古巴共产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书记。1962年因被菲德尔·卡斯特罗指控有“宗派主义”错误而被解除一切职务，随即流亡捷克斯洛伐克。1964年回国。1967年因企图与苏联合作推翻卡斯特罗而被捕。1968年被判处15年徒刑，后获释。1979年去世。
[8] 谢苗·巴甫洛维奇·伊万诺夫（Семён Павлович Иванов，1907年9月13日——1993年9月26日），1926年加入红军。1939—1940年期间参加了苏芬战争。卫国战争期间历任布良斯克前线第13军参谋长、西南方面军第38集团军参谋长、西南方面军第1坦克集团军参谋长、第1近卫军参谋长、西南方面军参谋长、沃罗涅日前线参谋长、外高加索阵线参谋长、乌克兰第3方面军参谋长、远东最高司令部参谋长等。1946—1948年任白俄罗斯军区参谋长。1948—1952年任驻德国占领军参谋长。1952—1953年任敖德萨军区参谋长。1953—1956年任莫斯科军区参谋长。1956—1959年任基辅军区参谋长。1959—1962年任苏军主要作战局局长兼副总参谋长。1962年指挥了将导弹运往古巴的阿纳德尔行动。1963—1964年任西伯利亚军区参谋长。1964—1968年任西伯利亚军区司令。1968—1973年任苏军总参谋部伏罗希洛夫军事学院院长。1973—1992年任国防部总督察组军事督察顾问。1992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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