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赫鲁晓夫的冷战（一个美国对手的内幕故事）
第十三章 东南亚的试验
1960年8月9日的政变让老挝各派政治力量都深感吃惊，而王国政府军和其领导人贡勒[1]除外。贡勒骗取了美国的帮助，美国是老挝军队最主要的支持者。一周前，应贡勒的请求，美国军事顾问对这支军队进行了夜间占领首都的军事训练。贡勒及其手下对此的解释是，他们需要掌握这种本领，以防受到老挝共产党——老挝爱国战线（寮共）的进攻。
这位年仅 26 岁的军官承认，他不想当老挝的最高统帅。政变成功后，贡勒效忠于老挝前首相——梭发那·富马[2]。他号召回归到真正中立的外交政策上。贡勒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反美的民族主义者。在埃及，纳赛尔既想和美国保持良好关系，又要实现其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他把两者结合了起来。而这对东南亚的民族主义者来说尤为困难，因为从1954年以来，美国一直被东南亚视为当地最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贡勒明确指责美国把冷战带入老挝政治之中。政变数月后称，老挝人民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把美国人赶出去”。
对赫鲁晓夫来说，老挝的政变是一种理想的模式，既可以预测其未来，又受人欢迎。此前，老挝从未引起过尼基塔·赫鲁晓夫的注意。一个反对帝国主义的领导人又将要在第三世界领导一场民族主义运动。然而，在1960年8月，赫鲁晓夫考虑的还是刚果和古巴的民族主义者，尚未注意到老挝的这场民族运动。
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苏联和中国、英国和美国等国正式瓦解了法国的印度支那帝国。全国大选期间，越南被一分为二，大选落空。与此同时，老挝和柬埔寨都赢得独立。老挝又称“万象之国”，人口不过 300 万，是一个贫穷的、缺乏重要经济资源的内陆国家。唯一重要的就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它就像一块被夹在中间的三明治，东边是越南，北边是中国，南边是柬埔寨，而西边则是泰国。作为老挝的邻国，为了实现国家统一，北越和南越相互竞争；而泰国则在设法防止共产主义势力渗透到东南亚。
执政五年来，莫斯科的这些亚洲盟友让赫鲁晓夫深感失望，他对那些印度支那国家并无多大兴趣，这倒不是他反感东南亚。赫鲁晓夫曾访问缅甸，甚至印度尼西亚，但是却从未访问过北越，更不要说内陆国家老挝了。在热带地区，赫鲁晓夫的身体有些吃不消。“我发现那里的天气又热又潮湿，黏糊糊的，让人无法忍受，”后来在谈起印度尼西亚之行时，他这样说道，“我一直感觉就像在洗桑拿。衬衣紧贴在身体上，几乎无法呼吸。”但是，未能访问河内和万象绝不是天气的原因。1960年初，他确实再次访问过东南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讨厌越南的政治。
赫鲁晓夫喜欢并尊重越南领导人胡志明。“在我的政治生涯中，曾会见过许多重要人物，”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但是，胡志明给我留下非常特别的印象。信仰宗教的人习惯谈论传教士。胡志明的生活方式和与人交往的方式，让他也像一个‘传教士’。他是一个传播革命思想的传教士。”直到1969年去世，胡志明都和苏联保持着友好关系。赫鲁晓夫在位时，胡志明曾多次访问莫斯科。然而，当这位越南领导人年龄越来越大时，莫斯科发现和越南下一代领导人的关系总是不和谐。对于赫鲁晓夫和东南亚的革命潜力，他们和北京持相同的观点。
和中国一样，苏共二十大期间，特别在他提出和平共存的观点之后，越南领导层开始怀疑赫鲁晓夫。第一个访问北越的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是米高扬，他在1956年访问了河内。他发现，只要胡志明掌握政权，他们就会支持和平共处政策。然而，1958年，胡志明进入半退休状态，越南报纸开始称他为胡伯伯，其官方活动也仅限于提一些外交方面的建议。到1959年，越南走上一条更加革命的道路。在越共中央第 15 届全体会议上，越南人以实现国家统一的政策代替了和平共处策略，“南越革命发展的基本道路是武装斗争”。
对莫斯科来说，老挝的问题和越南并无多大差别。北越——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领导人把老挝的政治前途和他们争取由北越来统一越南的斗争看成是一回事。1945年以前，只有一个印度支那共产党，由胡志明领导。不仅共产党的领导层由越南人担任，而且普通党员也大多是越南人。莫斯科很清楚，并没有一个由老挝人组成的共产党。老挝民族主义者的中心是老挝国王。然而，日内瓦会议之后，越南的同志却有意要推动成立一个老挝自己的政党。就像越南人向苏联人承认的那样，最初，老挝共产党的大多数党员实际上是越南人。
1955年老挝人民党或巴特寮建立以后，莫斯科为其提供的援助并不多。尽管老挝人民党由苏发努冯亲王[3]领导，并得到越南和中国的支持，然而，其规模太小，也没有政治影响力，还不足以得到莫斯科的支持。相反，赫鲁晓夫要让莫斯科显示出对他耐心的政治政策所作出的承诺，即通过和苏发努冯亲王的同父异母兄弟梭发那·富马的交涉，来实现政治上的转型。
1956年，莫斯科首次和苏发努冯亲王打交道。回应了其在老挝实行中立外交政策的要求时，苏联人试图要在1956年夏和老挝建立外交关系。通过驻曼谷的使馆，苏联外交人员被派往老挝。接下来的互换照会中，双方都表明，有兴趣展开建交谈判。莫斯科正式发报承认老挝的独立和主权，因而事情进展很快。此后一周，苏联坦克进入布达佩斯。然后，两国建交谈判突然中断。从1956年11月到1957年7月，老挝人对建交都显得很冷淡。
当两国的对话转到老挝一方时，越南人建议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但却反对苏联人在老挝建立大使馆。老挝人以无法承担在莫斯科建立大使馆的费用为借口，同时，还想避免不平等的外交关系，也提出建议，即苏联人认可其驻法国大使兼任驻莫斯科大使。苏联人同意了，并建议其驻柬埔寨的大使也同时兼任驻老挝大使。莫斯科拟订了联合公报，然后，老挝却保持沉默。沉默持续了三年。
美国极为关注苏联和老挝的建交谈判，并忧虑梭发那·富马的政治举动。1957年，梭发那和苏发努冯签署公开协议，允许老挝爱国战线（巴特寮）的左翼参加次年举行的全国大选。政府选择批准这个结果。大选中，几个共产党代表入选，进入梭发那内阁。大选后不久，美国支持的一个政治派别迫使梭发那辞职，组建了一个有右翼倾向的政府。
1960年8月，贡勒的出现和梭发那的重新上台再次给赫鲁晓夫提供了机会，他要向中国和越南显示，和进步力量以及中立势力的合作，可以把老挝和平转化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新政府的首要举措就是重新启动中止已久的老挝和苏联建交谈判。9月，梭发那政府通过苏联驻柬埔寨大使通知莫斯科，老挝愿意结束两国的建交谈判。
尽管莫斯科的东南亚盟友们把贡勒的政变看得很复杂，但是，他们还是乐于看到，这或许会把莫斯科以及其经济援助引入东南亚。北越愿意给俄国人当老师，让他们了解老挝的各派政治力量。河内对莫斯科迅速和梭发那重启1957年停顿的建交谈判颇为不悦。但是，越南人想让苏联人明白，选择梭发那只是权宜之计。从越南的视角来看，作为共产党的一个中立派，梭发那是一个危险人物，因为他在老挝限制共产党的活动。北越驻北京大使警告苏联大使，梭发那“和（缅甸总理）吴努、（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一样，有反共倾向”。他们都告诉莫斯科，梭发那并不可靠。
越南人希望这次政变最终会促使莫斯科对其所支持的派别——巴特寮产生兴趣。河内似乎希望苏联向其提供经济援助。过去，莫斯科不肯向老挝的共产党武装力量提供巨额援助。河内自豪地承认，老挝实际上孕育着一场共产主义运动。“在印度支那人民的革命斗争中，越南人起着领导作用。”北越向莫斯科夸口。早在一战结束后的凡尔赛会议上，胡志明就在鼓动革命。那时老挝没有任何革命运动，更不用说1930 ～1945年期间了。1945年8月越南革命后不久，老挝的民族主义运动也发展起来。在越南人的帮助下，巴特寮作为一支独立的反法武装力量开始出现。“有许多越南人帮助他们建立政治组织，培养干部，这支军队得以成长并壮大起来。”一个北越官员向苏联人这样描述老挝的现状。与此同时，一个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政党——人民党，在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得到了发展，人称“老挝爱国阵线”。
越南人要告诉苏联人，美国人在这个小王国投了多少钱，以此来煽动赫鲁晓夫和美国竞争的意识。河内估计，1955 ～1960年，华盛顿共向老挝提供价值 1696 亿美元的援助，其中绝大多数用于支付老挝军人和老挝王国政府工作人员的薪水。其间，老挝军队从 2.5 万人发展到 3.2 万人，还有 5000 民兵。此外， 1000 名法国士兵驻扎在色那，老挝军队中还有一位法国中将指挥的 400 名法国军事顾问。
赫鲁晓夫对老挝缺乏兴趣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这个亚洲国家发生的一切都没有重要到要让他停下自己的打木球游戏，那是1960年9月他乘船参加联合国大会时在甲板上玩的一种游戏。虽然不能完全肯定这种说法，但也可以说明，他对老挝漠不关心。赫鲁晓夫对中国越来越感到忧虑，中国人似乎在支持越南的武装斗争。
那个夏天，赫鲁晓夫和中国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中苏关系依旧紧张。1956年以来，两国关系一直在不断恶化。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和和平共处政策引发了两国关系的紧张，紧张关系并未得到修补。随着时间的流逝，毛泽东逐渐把自己看成是赫鲁晓夫和西方改善关系的牺牲品。1959年中，赫鲁晓夫暂时放弃就柏林问题向西方大国施压的政策，他们告诉中国，莫斯科可能不能再帮助中国发展核武器，1957年10月，莫斯科曾向中国作出过这种承诺。苏共就此事通知了中共，这也表明，莫斯科已不可能让两国的紧张关系得以缓和。“社会主义国家致力于和平和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而那样做可能会使这些努力落空”。苏共解释道，如果继续这项协议，就有可能被西方察觉。1959年9月成功访美之后，赫鲁晓夫紧接着访问北京，但这也无济于事。赫鲁晓夫难以抑制住苏美关系可能会得到改善的兴奋之情，这激怒了中国人。中国人曾邀请他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庆祝大会。
1960年夏，似乎首次看到这种紧张关系的破裂。1960年6月，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罗马尼亚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中苏两国代表团相互辱骂。对赫鲁晓夫来说，这太过分了。“我们极力不去冒犯中国，直到中国人实际上开始折磨我们为止。”赫鲁晓夫后来回忆道，“当他们开始折磨我们时，当然，我不是耶稣基督，我不能甘愿挨打。”1960年7月，苏联人宣布将从中国撤回所有苏联顾问。虽然两个共产主义大国还保持着外交关系，但是，他们之间兄弟般的亲密关系已经结束。
和赫鲁晓夫不同，白宫把老挝视为冷战冲突地区。1950年代，艾森豪威尔政府就不喜欢梭发那，把他的中立视为极“左”倾向。现在依然如此。政变数天后，华盛顿希望贡勒下台，保留美国支持的宋萨尼特政权，继续施行反共政策，这个目的并未实现。贡勒宣布建立一个包括巴特寮在内的 40 人临时政府。他希望这个政府还要有老挝前首相梭发那·富马，但是他们婉言谢绝了，而宁愿等待国民议会作出决定。秩序得到短暂恢复后，老挝国民议会通过一项不信任投票，解散了宋萨尼特[4]政权。国王提名梭发那·富马为首相。1960年8月17日，贡勒把权力移交给首相。
因为此次政治上的失利，艾森豪威尔政府在老挝政策上产生分歧。美国大使温思罗普·布朗[5]认为，美国要为梭发那提供更多援助。华盛顿准备给他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提供更广泛的援助，作为回报，梭发那要保证不和河内、北京或者莫斯科建立外交关系，还要保证不重犯1958年的错误：让巴特寮成员进入内阁。而国务院和国防部对此计划则有忧虑，即保留老挝王国的军队，让其作为一支可以独立发展的军队，首先来控制巴特寮，然后再消灭他们。华盛顿最喜爱的一位老挝将军指挥着这支军队，他已经对位于老挝北部省份的巴特寮村庄采取行动，而美国人则在相互争论。
艾森豪威尔也对老挝局势深感忧虑。这与年初他在导弹差距问题上所表现出的冷静截然相反。或许因为美国总统对世界局势的掌握要远逊于对战略平衡的了解，所以苏联在第三世界取得的任何优势都会触及其神经。艾森豪威尔打了一个众所周知的比喻，把老挝比做一个游戏的一环，“老挝若落入共产主义手里，可能意味着更多的自由邻国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投入共产主义怀抱，如柬埔寨、南越，很可能还有泰国和缅甸。它将会为共产主义控制整个东南亚开辟道路。”
华盛顿确实对老挝正在发生的一切不甚清楚。用一位官员的话来说，“在那里搜集情报就像两个人相遇在午夜的密林小道上。”艾森豪威尔后来回忆道，“我们要研究每天的情报，有时还要研究每个小时的情报。”然而，这仍然未能驱散笼罩在这个“神秘的亚洲国家”（艾森豪威尔的比喻）上空的浓雾。人们对东南亚共产主义势力之强大或者说民主自由力量的弱小，普遍都有一种悲观情绪，以至于他们都倾向于对局势作出更悲观的预测。直到当年10月，艾森豪威尔和其团队仍然认为，“梭发那·富马要么是贡勒的帮凶，要么是贡勒的俘虏，而贡勒自己则是老挝共产党——巴特寮的帮凶”。
1960年10月，苏联也对老挝的局势一无所知，但他们仍然对找到真相抱有一线希望。1960年10月13日，莫斯科任命的驻老挝大使亚历山大·阿布拉莫夫[6]抵达老挝。他是柬埔寨现任大使，也是以色列的前任大使。5 天前，他被任命为老挝大使。老挝大使的使命之一就是向莫斯科发送报告，对梭发那和贡勒两个人的性格作出深度分析。最有价值的消息来自印度驻万象大使帕特曼。据帕特曼的分析，贡勒是老挝最受欢迎的人物。
印度人的看法也证实了越南人的观点，即美国对老挝的援助在政治上是失败的。没有几个老挝人受惠于这种援助。帕特曼告诉阿布拉莫夫，在 3000 万～ 3200 万美元的援助中， 2500 万美元是军事援助， 350 万美元用于美国军事小组在老挝开展的各种行动，还有 150 万美元则用于弥补老挝的财政赤字。
贡勒希望数日内会见阿布拉莫夫。前者想让后者会见巴特寮的一个新政治派别的代表。出于谨慎，阿布拉莫夫没有同意。会见国王之前，作为王国的大使，阿布拉莫夫还没有得到官方的认可。而且，他对会见任何巴特寮派别都心存顾虑，特别要先于梭发那而会见巴特寮，更会让中立派和国王对其使命感到不解。
10月27日阿布拉莫夫最终会见了梭发那。这位老挝领导人一点也没有浪费时间，他告诉大使，出于“军事和民用目的”，老挝急需油料。他们既需要航空油料，也需要车用柴油。政府正在建设通向缅老边境的公路，工程预计 12月结束。但在此之前，梭发那希望苏联人给他们空运油料。
老挝问题上莫斯科显得有些被动，现在依然如此。向其提供援助之前，克里姆林宫还想再听听梭发那会说些什么。没有证据表明，莫斯科增加了援助巴特寮的额度。与此同时，把持政权的中立派开始迅速解体。11月14日，保卫王都琅勃拉邦的政府警卫部队加入富米·诺萨万[7]的反政府军。梭发那试图要增强人们的信心，告诉记者：“我们正在采取措施收复琅勃拉邦。”但私下，他却忧虑重重。当琅勃拉邦倒向反政府军时，美国撕下中立的面纱。11月15日，美国向老挝首相建议，不要收复其首都，“对我们来说，公开使用武力似乎会使局势更加恶化，”国务院新闻发言人说，“这会导致进一步的分裂，同时，还会让共产主义势力从中渔利。”华盛顿没有代表右翼势力对老挝局势进行干预，那将会为共产主义势力带来更大的利益。尽管知道美国支持富米·诺萨万，但是，梭发那还是要求美国继续向老挝王国军队提供军事援助。华盛顿私下告诉梭发那，不要期待美国的任何援助，美国不会给他任何机会来维持控制老挝的这种假象。11月17日，老挝政府宣布，它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向河内和北京派出“友好访问团”。次日，梭发那让巴特寮的成员进入政府，组成一个联合政府。之后，老挝政府和巴特寮发表联合声明，声称老挝接受北京和河内的援助。
阿布拉莫夫仍然是苏联驻柬埔寨的大使。他接到消息，梭发那·富马想尽快在万象会见他，但他却返回金边，那里正在为诺罗敦·西哈努克访问莫斯科作准备。梭发那 11月19日发出会见要求，而到 11月22日，阿布拉莫夫才返回万象。
次日， 11月23日，梭发那·富马向苏联大使描述了日益严峻的局势。在美国的许可下，泰国对老挝实施封锁，结果老挝的经济已经“完全解体”。他估计，为老挝提供的数千吨大米正在曼谷港口腐烂。行政首都目前已见不到糖、猪油和牛奶等食品。
除要求空运食品外，梭发那还希望讨论更多的敏感话题。其军队缺乏足够装备，以至于难于继续和富米·诺萨万的军队开战，因为美国现在拒绝向老挝王国军队提供任何援助。梭发那解释道，此前，一份要求提供军事援助的清单已经交给美国，要求为 3个步兵营和 2个空降营提供装备。阿布拉莫夫指出：“梭发那说这个清单是最大的需要。如果苏联政府能给我们提供清单上一半或五分之一的援助，老挝政府都会非常高兴。”梭发那补充道：“我们需要……手枪、全自动武器、机枪、迫击炮、榴弹炮、轻型火炮和弹药。”梭发那的话很直接：“一旦武器能运到这里，什么武器都需要。”
梭发那解释道，琅勃拉邦一直是“这个国家最重要的一笔财富”，他已经接到报告称，那里的军事形势可能还会恶化。梭发那披露，他正准备组建一个联合政府，成员既来自他所在的派别，也有巴特寮的代表，甚至还有富米·诺萨万“革命委员会”的成员。梭发那解释道，他已经和其同父异母的弟弟讨论过如何以这种方式来避免一场内战。“若没有外国干涉，”梭发那说，“这个国家就不会分裂。”苏发努冯和巴特寮的其他成员也同意组建联合政府。
和阿布拉莫夫的会见让梭发那感到很高兴。苏联人再次重申，他们答应向万象提供食品和油料。会见后，梭发那相信，这些物品将会在“三四天后”被紧急空运到老挝。他不知道能不能接收到武器。尽管这是一次秘密会谈，但在会见阿布拉莫夫前的几个小时，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声明，他想要求苏联人提供经济援助，“或许”还有军事援助。老挝人不想以那种偷偷摸摸的方式来破坏未来和富米·诺萨万或美国进行的任何谈判。会见后，梭发那告诉记者，苏联人已经同意尽快向老挝空运牛奶、面粉、糖，还有 22 万加仑汽油。
甚至在梭发那宣布将得到苏联援助之前，艾森豪威尔政府就一直在寻求机会让老挝的右翼活跃起来。琅勃拉邦警卫部队的分化改变了军事局面，实际上有利于富米·诺萨万。而且梭发那随后作出让巴特寮进入其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国的决定，这为富米·诺萨万全力攻击中立派政府提供了借口。华盛顿对 11月20日梭发那的声明也没有什么印象，后者宣称要扩大其政府组成范围，其中也包括富米·诺萨万的支持者。华盛顿认为这只是权宜之计。11月21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命令驻老挝大使，“立即脱下富米的外衣”。美国国务院马上下令把中情局提供的经费转交给富米·诺萨万的军队，并为其提供必要的空中支持，“要放弃迄今为止对富米采取的任何限制措施”。
富米·诺萨万一直在等待华盛顿开绿灯，允许他向梭发那的军队发起攻击。很快，他就充分利用了这个有利时机。11月30日，富米从位于老挝 - 泰国边境、离万象一百多英里的沙湾拿吉的司令部发动进攻。以美国和苏联的标准来看，进攻的规模很小，只出动三个营的兵力，还有少量的坦克，然而，在老挝的冲突中，这算是一次很大的行动。
万象局势很快明朗化。12月2日，数百名倾向于巴特寮的示威者指责梭发那企图建立一个包括富米·诺萨万在内的联合政府。“你要战争还是和平，”被包围后的梭发那发表声明，“如果选择战争，你只能从我这里辞职。”与此同时，梭发那要求富米·诺萨万停火，并通过美国大使给艾森豪威尔写信，要求后者制止富米·诺萨万的军事进攻。
尽管梭发那和巴特寮联合政府岌岌可危，但克里姆林宫对老挝局势的紧迫性还是不甚清楚。苏联人答应的食物和汽油预计会在 11月底运到。12月3日，苏联驻万象大使馆声明，第一批汽油将于当天运抵老挝。阿布拉莫夫急忙赶到机场才发现，飞机晚到几个小时，上面只有一些飞行员。苏联提供的第一批援助两天后最终运到。5 架伊尔 -14 运输机仅仅运来 40 桶燃油。12月6日，阿布拉莫夫发表正式声明，称苏联开始向老挝空运燃油。“苏联政府和人民一贯为身处险境的朋友们提供帮助。”在万象机场，面对苏联飞行员和他们驾驶的那些二战时期的飞机，他这样说道。那些飞机曾为刚果的卢蒙巴运送过军队。
阿布拉莫夫的话已经远远超越苏联的政策。在莫斯科，赫鲁晓夫仍然忙于那些在他看来对老挝非常重要、值得一做的事情。81个共产党的代表齐聚莫斯科，名为参加一次特别会议，讨论国际局势，实际上却是处理中苏间的争论问题。克里姆林宫开始认真考虑梭发那提出的军事援助请求。这是 12月7日——就是与会各国代表刚刚离开莫斯科那一天提出的。阿布拉莫夫仍然在万象和金边之间穿梭，他被要求立即告诉梭发那，后者的要求已被批准。苏联答应为老挝王国的三个步兵营和两个空降营提供轻武器。但是，莫斯科不知道老挝急需这批武器。给阿布拉莫夫的指示是，武器将在 12月和次年1月间运抵。莫斯科要求北京和河内允许其飞经两国领空，将武器直接空运到老挝。
尽管有些许失望，但听到这个消息越南人还是非常高兴，莫斯科终于要在老挝尽自己的那份责任了。苏联人准备和梭发那政府而不是巴特寮合作。如何让巴特寮分享合作成果，这取决于梭发那。越南人本来的期望是若富米·诺萨万被打败，巴特寮和梭发那之间将会发生一场武装斗争。他们认为莫斯科的政策过于短视。
尽管越南盟友有自己的偏爱，但赫鲁晓夫还是决定把老挝当成一个试验场，以验证这种灵活而又强劲的和平共处形式。最近在古巴和刚果的经历，让苏联领导人知道，他不得不冒一些风险来保护那些有坚定信念的第三世界国家。在老挝，他也将面临同样的问题，但是他会以不同的方式来实践和平共处的政策。莫斯科将会继续支持那些具有坚定信念的盟友，但是，面对当地共产党的反对，它也会和那些国家的中立派结成一种战术性军事联盟。这么做的原因很复杂。赫鲁晓夫认为，美国在这些地区具有决定性的军事优势，他反对北越和中国的乐观看法：不要理会美国，这些国家的武装革命可以取得胜利。苏联的策略就是要为巴特寮成为老挝的政治大党而换取时间。与此相应，赫鲁晓夫想让老挝的共产党员进入这个中立的统一战线，而后者将会得到莫斯科的武装，并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进而增强其势力。“老挝的根本问题是努力消除本地区那些能引发国际干预的因素，使其保持中立。”1961年初，苏联外交部在一份立场声明中称。
苏联支持梭发那·富马，成为其老挝战略的核心。梭发那有国际声誉，保持中立立场，这让不结盟的老挝成为过渡时期最合适的选择对象。因为美国将向梭发那的敌人提供军事援助，莫斯科决心提供相同的军事援助，以保证中立派取胜。通过这种方式，赫鲁晓夫可以在和华盛顿、北京、河内的竞争中占一点优势。
12月10日，阿布拉莫夫最后收到克里姆林宫同意提供武器的消息时，援助似乎来得太晚了。富米的军队离万象仅有 50 英里，人人恐慌。此前一天，局势非常严峻，这迫使梭发那发表声明称， 11 万人口的首都将难以抵挡进攻。12月9日，梭发那的情报部长奔舍那[8]要求苏联为他飞往河内提供帮助，以便递交梭发那写给胡志明的一封信，请求后者立即提供军事援助。阿布拉莫夫为情报部长提供了飞机，越南也向后者许诺提供援助。三天后，支持奔舍那的贡勒军冲向万象，和富米的军队展开最后决战。奔舍那建立了一个临时政权以代替垮台的梭发那政权。梭发那已经逃离首都。
奔舍那是亲苏派，然而，他建立临时政权一事并未改变赫鲁晓夫处理老挝局势的策略。苏联领导人对老挝局势未发表公开评论。苏联新闻发言人强烈反对美国对富米·诺萨万“侵略行为”的支持，但是对于这个政策的后果，克里姆林宫并没有对美国发出警告。莫斯科对老挝严峻局势的唯一回应就是为其提供适度的军事援助。12月12日，苏联首批援助抵达老挝，贡勒的军队得到一批榴弹炮。
苏联火炮没有及时运来以挽救即将垮台的万象政权。12月20日，阿布拉莫夫和留下的梭发那政府职员不得不离开万象，不然就会成为俘虏。到 12月底，苏联空运的武器已经开始让天平向中立派政权一方倾斜。以河内为中央集结地区， 6 架里 -2 运输机向位于东部地区、靠近北越的贡勒和巴特寮军队运送装备。12月31日，重新装备起来的老挝军队发起反击，让白宫吃了一惊，同时也让克里姆林宫松了一口气。不到一个月，贡勒和巴特寮重新夺回万象，并把美国支持的富米军赶出老挝中部地区。
一月初，苏联人和波兰人、越南人，还有梭发那一起讨论老挝的局势问题。波兰人曾和加拿大、印度一同参与达成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他们说：“现在，老挝问题的解决取决于老挝的军事形势。”对此莫斯科并无把握，赫鲁晓夫决定和柬埔寨西哈努克王子联合起来，尽快就解决这场危机而促成一次国际会议的召开。
老挝局势的转变让赫鲁晓夫颇感欣慰。苏联的军事援助挽救了老挝盟友，其作用远胜于对刚果盟友的救援。然而，赫鲁晓夫大概也意识到，直到万象垮台之际，老挝才得到军事援助，莫斯科几乎错失良机。12月，中国驻河内大使告诉其苏联同行，莫斯科要“抛弃所有政治分歧，尽其所能为老挝提供武器”。对克里姆林宫来说，幸运的是这场冲突涉及的人不多，使用的武器也有限，尽管苏联援助来得晚，但苏联的空运阻止了当地共产党和中立派军队的彻底崩溃。
1961年开始，赫鲁晓夫感觉需要总结1960年与第三世界国家交往的教训。1961年1月6日，就第三世界国家的革命问题，他发表了一个讲话，被广泛引用。一方面，他根本就没有收回其对和平共处所做的承诺；另一方面，他也承认，一定时期，可能需要采取军事行动以保证民族解放运动取得胜利。因为特别提到越南和阿尔及利亚的内战，赫鲁晓夫用“圣战”这个词来描述这些激烈的斗争。考虑到他以往的政治态度，这对他来说是一次退步。现在他希望这次让步将不会意味着未来苏联会卷入许多小型战争中。
刚果的失败不时在提醒赫鲁晓夫，苏联在第三世界国家还面临许多困难，他并没有沉湎于讲话所提及的胜利之中。12月2日被捕后，卢蒙巴一直遭受着蒙博托的拘押。1月中旬，听到卢蒙巴在拘押他的士兵中间挑起政变并脱逃的消息，克里姆林宫感到非常振奋。4 天后， 1月17日，乐观再次变成愤怒。卢蒙巴再次被蒙博托军队逮捕，并被送往冲伯位于加丹加省的司令部。在刚果，冲伯比蒙博托更为仇视卢蒙巴。从此，人们再未见到卢蒙巴。赫鲁晓夫得知卢蒙巴遇害后，为纪念他，下令将友谊大学更名为卢蒙巴人民友谊大学。苏联领导人仍然相信，在未来的世界，社会主义还有很大的希望，但是眼下，这些斗争还在困扰着他。
任期届满之时，艾森豪威尔一点也没有意识到，赫鲁晓夫对第三世界的感受是多么脆弱。相反，他还要把古巴和老挝的烂摊子遗留给继任者，对此，他颇感恼怒。尽管近来在刚果取得胜利，但艾森豪威尔仍对1960年8月中情局出笼系列谋杀计划而深感恐惧和担心。卢蒙巴死了，但艾森豪威尔决定把如何处置卡斯特罗的问题留给其继任者——约翰· F. 肯尼迪总统。
1月19日，和当选总统告别时，艾森豪威尔专门强调了老挝问题。这位将要卸任的总统认为，东南亚整个地区的未来取决于这个小国的命运。“它是酒瓶的软木塞。”他说道。没有几个美国人知道，1960年12月，当苏联开始从河内向有“左”倾倾向的政府军空运武器时，老挝内战的重要性就已经升级。对艾森豪威尔政府来说，赫鲁晓夫的行动预示着一场新攻势的开始，这表明，在这些斗争中，苏联人已经决定要捡起棍棒了。
新总统也提出了自己对老挝问题的见解。1951年，年轻的肯尼迪还是国会议员时，就访问过东南亚。那次旅行中，他曾在印度支那、日本、印度和韩国停留，倾听过不少意见。从那里回来后他极受刺激，因为他看到民族主义非常活跃，它不但被普遍接受，而且如果加以适当的鼓励，还有可能成为第三世界的一股力量。他对自己所属的民主党都没有意识到这种严峻形势而深感忧虑。1950年代初期，肯尼迪也关注着国会围绕谁“丢失了”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而展开的激烈辩论。和其他国会议员一样，他坚定地支持这个观点，“我们本可以避免这样的结果”，而美国的议员们甚至回避对那些中立派运动的支持，因为它们可能会转向共产主义。肯尼迪先是众议员，后成为参议员。对于第三世界，他采取一种更加细腻的政策。最终，他在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公开支持非殖民化和反对共产主义的政策。
即将就任总统，成为赫鲁晓夫未来对手的肯尼迪还没有决定，他的政策将倾向于古巴还是老挝一边。他确实清楚，那些一成不变的观念或者笨拙的外交官多半不能为美国结交那些他们本应结交的朋友。和苏联领导人一样，肯尼迪明白，在以前的欧洲帝国，“民族主义的烈火蕴藏了很长时间……现在开始熊熊燃烧……殖民主义不再是人们专门要讨论的话题，而是人们经常要说的话题”。肯尼迪预计，对其政府来说，第三世界将会成为冷战关注的焦点。
然而，对于冷战，赫鲁晓夫却有自己的想法。他希望保护那些后殖民时代的盟友，他的这种坚定决心能阻止第三世界发生那些危机。他希望把肯尼迪的注意力吸引到克里姆林宫关注的那些核心问题上来。
[1] 贡勒（Kong Le，1934年3月6日——2014年1月17日），老挝军官。1951年入伍。1960年在美国的支持下指挥伞兵部队发动政变，推翻老挝王国的统治。1963年与保皇党趋向和解，与共产党作战，但屡战屡败。1966年战败。1967年起先后流亡香港、法国和美国。2014年死于巴黎。
[2] 梭发那·富马亲王（Prince Souvanna Phouma，1901年10月7日——1984年1月10日），老挝政治家。二战结束后参加了自由老挝运动，试图推动老挝脱离法国控制。法国重新占领老挝后流亡泰国。1949年回国。1951年加入国家进步党。1951—1954年、1956—1958年、1960年、1962—1975年任首相。
[3] 苏发努冯亲王（Prince Souphanouvong，1909年7月13日——1995年1月9日），老挝政治家，绰号“红色亲王”。早年即参加印度支那共产主义运动。1945—1946年任临时独立政府国防和电信部长，1946年任国防和军事部长，并担任武装部队总司令。1950年创立老挝自由阵线。1955年加入老挝人民党。1956—1957年任建设和农村发展大臣。1957—1958年任规划、重建和农村负责大臣。1958年被解职并被软禁，后获释。1958—1959年任国民议会议长。1960年被捕，后越狱。1962年任副首相兼经济计划大臣。1972—1991年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74—1975年任民族政治联合委员会主席。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成立后，于1975—1986年任国家主席兼最高人民议会主席。1982—1991年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91—1995年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顾问。1995年逝世。
[4] 宋萨尼特·冯科特拉塔纳亲王（Prince Somsanith Vongkotrattana，1913年4月19日——1975年？月？日），老挝政治家。1945—1946年任临时独立政府内政和司法部长。1946年流亡泰国。1949年回国。1959—1960年任财政大臣兼司法大臣。1960年6月3日——8月15日任首相，同年8月15日被推翻下台。
[5] 温思罗普·吉尔曼·布朗（Winthrop Gilman Brown，1907年7月12日——1987年5月25日），美国外交官。1960—1962年任驻老挝大使。1964—1967年任驻韩国大使。1968—1972年任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副助理国务卿。
[6] 亚历山大·尼基季奇·阿布拉莫夫（Александр Никитич Абрамов，1905—1973），苏联外交官。早年参加了联共（布）。1945—1946年任外交人民委员会第五欧洲司司长。1946—1948年任驻芬兰大使。1948—1949年任外交部第五欧洲司司长。1953—1954年任驻以色列特使。1954—1958年任驻以色列大使。1958—1959年任外交部中东司副司长。1959—1962年任驻柬埔寨大使。1960—1962年兼任驻老挝大使。1962—1964年任驻阿尔及利亚大使。1966—1968年任驻达荷美（贝宁）大使。1968年退休。
[7] 富米·诺萨万（Phoumi Nosavan，1920年1月27日——1985年？月？日），老挝军官。1945年参加反日抵抗运动，同年参加了临时独立政府。1946年流亡泰国。1949年回国。1954年任日内瓦会议老方军事顾问。1955—1957年任老挝王家军参谋长。1958年参与创立捍卫国家利益委员会。1959年发动政变，并担任国防大臣。1960年创立民主社会进步党并担任党主席。1960—1962年任副首相兼国防大臣。1962—1965年任临时民族团结政府副首相兼财政大臣。1965年在丧失全部军队后流亡泰国。1971年以叛国罪被缺席判处20年徒刑。1985年死于曼谷。
[8] 贵宁·奔舍那（Quinim Pholsena，1915年11月18日——1963年4月1日），老挝政治家。年轻时成为富马亲王的养子。1949年起从政。1960—1962年任新闻大臣。1962—1963年任外交大臣。1963年遇刺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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