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赫鲁晓夫的冷战（一个美国对手的内幕故事）
第十二章 卡斯特罗和卢蒙巴
赫鲁晓夫一方面努力缓和与西方的军事紧张局势，另一方面则在第三世界积极发展新盟友。1960年2月，在提出新裁军方案、巴黎峰会召开之际，赫鲁晓夫批准成立莫斯科友谊大学，以吸引亚洲、非洲和中东的青年来此学习马列主义和农业、工业实用技术。友谊大学将于当年10月招生，计划从 90个国家招收 500 名外国学生。这是一项重要的工作。“这所大学花了我们不少钱，”赫鲁晓夫后来回忆道，“但是，很值。”
莫斯科曾为外国共产党建立过一所特殊学校。1921年，塔什干的布尔什维克创办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以推动印度和中亚的革命运动。几年后，苏联人又创办中山大学，为中国革命事业培养干部。当斯大林把精力转向国内事务，不再支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时，他下令关闭了这些学校。然而，赫鲁晓夫却迫切需要恢复苏联的这种办学传统。
近期局势的发展让赫鲁晓夫更加重视发展与第三世界国家共产党的联系。1955年以来，他批准了一些武器交易方案，同时还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援助，并派遣农业、工业代表团，以培养其第一代革命领导人，但并不在意这些领导人的政治倾向。尽管二战后刚刚赢得独立的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家有不同的语言、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历史背景，但赫鲁晓夫仍把他们视为一股有着凝聚力、可以转而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力量。然而，在 5年的努力后，并未出现莫斯科曾期待的那种结局。克里姆林宫在他们身上花了不少钱，但这些领导人在政治上没有进步，却更富有民族主义倾向；他们本应亲苏，但却并非如此。
埃及领导人纳赛尔不再想当苏联可信赖的盟友。1958年革命后，伊拉克拒绝埃及要求加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提议，赫鲁晓夫发现自己处于伊拉克领导人卡希姆将军和埃及领导人纳赛尔之间的斗争漩涡中，他和纳赛尔的友好关系似乎已经被破坏。纳赛尔指责已成为联合政府组成部分的伊拉克共产党人支持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潮，并认为是莫斯科授意的。到1959年，纳赛尔已经把埃及的许多共产党员关进监狱，并在公开和私下场合攻击赫鲁晓夫，指责他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中没有给予埃及足够的支持。而赫鲁晓夫则抱怨镇压共产党员的行为，他告诉埃及大使，“只要在阿拉伯民族主义旗帜下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能加强殖民地人民的力量，我们就把它视为一种进步现象。”埃及大使回答道：“但是，纳赛尔总统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只反对阿拉伯共产党员。”
与此同时，莫斯科和伊拉克的关系也日趋恶化。1958年8月，卡希姆告诉苏联人，他并不害怕共产党在伊拉克所拥有的地位。确实，卡希姆核心圈子的一些人就是共产党员。他的堂兄马赫达维就是共产党员，还是伊拉克革命特别法庭的首席法官。卡希姆的私人助理和伊拉克空军司令也是共产党员。然而，到1960年代初期，卡希姆和共产党的关系变得日益紧张起来。1959年春，在伊拉克北部，库尔德共产党和政府士兵发生流血冲突，危及卡希姆政权对伊拉克北部的控制，卡希姆认为共产党应对此负责。随后，卡希姆宣布所有政治党派为非法。1960年2月，恰逢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宣布成立友谊大学之时，在伊拉克空军司令的乔迁酒宴上，与卡希姆关系最密切的共产党员们要求苏联驻埃及大使关注埃及的政治走向。马赫达维谈到最近和卡希姆的一次会谈中，他警告自己的堂兄，其独裁统治正在削弱进步力量，加强埃及的反革命势力。卡希姆的回答非常轻率：“你是不是不想当法官了？”
1960年冬，莫斯科对来自巴格达的不容乐观的报告非常重视，求教于善于修补关系的米高扬，并要求伊拉克人召开高层次的特别会议。主席团指示米高扬，要向国内汇报“卡希姆对待共产党的态度，以及共产党员是否愿意和卡希姆政权合作”的情况。预计这次会谈的结果会令人失望，克里姆林宫要米高扬告诉卡希姆，作为伊拉克武器的最大供应国，苏联对其对待伊拉克共产党的态度极为不满。还要他提醒卡希姆，和莫斯科保持良好关系非常重要。为此，米高扬将要给他带去一些克格勃搜集的有关西方国家颠覆伊拉克政权的情报。然而，卡希姆政权对米高扬的访问非常冷淡，以致把访问一直拖到次年4月。
尽管中东的形势有逆转，但赫鲁晓夫仍然保持乐观。1960年初之所以要承诺创办友谊大学，就是因为他对苏联在第三世界面临的机遇做了乐观估计。与来自开罗和巴格达的坏消息不同，世界部分地区的发展让人充满希望，而此前苏联在那里从未有自己的利益。1958年底到1959年，赫鲁晓夫外交政策的重心基本放在裁军和柏林问题上，而此时，第二波民族解放运动改变了非洲的政治格局，而加勒比海地区和亚洲一些国家则赢得了民族独立。第一波争取国家主权的运动发生在西非。1956年，英国的前殖民地黄金海岸——今天的加纳宣布独立。1958年，前法国殖民地几内亚宣布独立。几内亚独立不久，新总统即向苏联求助。“我仔细观察过苏联，”他告诉一位来访的苏联外交官，“我看到了一个可靠的朋友。”
这些新生代领导人让莫斯科看到了希望，它要扩大苏联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影响。1960年，赫鲁晓夫和菲德尔·卡斯特罗、帕特里斯·卢蒙巴[1]的密切关系引起世界极大的关注。古巴领导人富有个人魅力，而刚果领导人则充满活力，他们都是赫鲁晓夫希望在第三世界看到的那类领导人。虽然卡斯特罗和卢蒙巴都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然而，他们两人似乎都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好感，最重要的是，他们都希望得到莫斯科的指导。
之后的几个月，赫鲁晓夫冒险帮助卡斯特罗和卢蒙巴，使这两个国家变成了冷战棋盘上竞争最激烈的两个战场。莫斯科和两个国家在意识形态上有密切的联系，这让华盛顿颇感恐慌，因为这些国家的介入似乎比苏联领导人在中东的行为更具威胁性。艾森豪威尔政府被激怒了，很快，他们开始谋划杀死卡斯特罗和卢蒙巴。但是，在描述1960年代激烈的冷战斗争之前，我们应该先来看一下莫斯科如何和这两位领导人建立起密切关系的。无论在哪种情况下，赫鲁晓夫都没有首先采取行动。
古巴革命始于1956年。那一年，菲德尔·卡斯特罗率领一支游击队，进入古巴山区，展开他们自称的“ 7月26日运动”。在那里，他们不时向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2]政权发动进攻。莫斯科和古巴共产党（ PSP ）保持着联系，起初并未注意到卡斯特罗发起的这场政治斗争。古巴共产党认为，应该在城市的工人阶级中开展政治起义斗争。但他们严重低估了卡斯特罗，对占古巴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革命潜力持怀疑态度。然而，当卡斯特罗开始吸引古巴民众的注意力，并削弱巴蒂斯塔政权时，古巴共产党就站在了卡斯特罗一边，莫斯科也开始支持卡斯特罗。1958年12月，克里姆林宫组织一次秘密行动，以哥斯达黎加一家公司的名义，把二战时期的剩余物资——一批德国枪支送给古巴的革命者。
然而，苏联的援助并未影响古巴革命的结果。这批武器运入古巴之前，卡斯特罗的部队就已进入哈瓦那。1958年新年前夕，巴蒂斯塔逃离古巴，次日，一个由“ 7月26日运动”组织领导的古巴政府宣告成立。
1959年，菲德尔·卡斯特罗渐渐把他自己介绍给了苏联人，莫斯科也知道了其弟弟劳尔·卡斯特罗。20 岁刚出头，劳尔就出席了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召开的青年大会，回国后即加入了古巴共产党（ PSP ）的青年组织。据劳尔的妻子回忆，劳尔作出这一决定时，曾与哥哥商量过，后者当时正在哈瓦那大学法学院学习。菲德尔建议劳尔“往前走”，在1953年加入古巴共产党。菲德尔那时已经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告诉劳尔，他不会像劳尔一样也加入古巴共产党（ PSP ）。据劳尔妻子回忆，菲德尔认为，如果自己加入共产党，那么，他刚刚起步的政治生涯注定会失败。另一方面，苏联人还不清楚菲德尔对其弟弟加入共产党一事了解多少，也怀疑菲德尔是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菲德尔似乎要在古巴的这场社会变革中打上自己的烙印。一句话，他就是拉丁美洲的第一个卡斯特罗主义者。他既不需要外国党派的领导，也不需要外国意识形态的指导。苏联人也从古巴共产党员那里了解到他的部分观点。古巴共产党领导人曾告诉莫斯科，劳尔比菲德尔更亲近共产党。确实，古巴共产党领导人曾报告说，劳尔和切·格瓦拉向菲德尔隐瞒了他们保留着古巴共产党党籍一事，尽管他们都很忠诚于菲德尔。切·格瓦拉出生于阿根廷，也是一个共产党员，古巴革命的核心人物之一。
1959年4月，劳尔·卡斯特罗向莫斯科派出特使，请求苏联人帮助古巴军队培养一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干部队伍。此时，莫斯科首次暗示，可以和菲德尔·卡斯特罗及其政权建立一种特殊关系。克里姆林宫答应古巴人的请求，向其派出一支 17 人的西班牙军官队伍。这些人都是1938年西班牙内战结束时逃到莫斯科避难的。数月后，古巴人又要求波兰人提供重武器。克里姆林宫审阅了其卫星国与那些非华约集团国家的军火交易后，1959年9月底同意波兰向哈瓦那输送一批苏制坦克。克格勃官员亚历山大·阿列克谢耶夫[3]在古巴革命胜利数周后访问古巴，这是苏联人首次访问这个国家。1960年1月，古巴人请求捷克人提供武器，克里姆林宫也答应下来。2月，为了公开展示两国的友谊，哈瓦那举办了苏联展览会，苏共主席团委员米高扬为此访问古巴。米高扬对古巴的一切都着了迷。“我感觉自己仿佛又回到了童年！”他向克里姆林宫这样汇报道，“菲德尔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革命家——和我们一样彻底！”
开始，菲德尔·卡斯特罗还对古巴和莫斯科的关系有所限制。1959年10月，当第一次会见克格勃官员阿列克谢耶夫时，他曾向后者解释道，因为担心美国报复，古巴对接近克里姆林宫心存疑虑。“对纳赛尔来说，和苏联保持密切关系很有意义。”卡斯特罗解释为什么古巴没有直接向莫斯科要求提供武器，“首先，美帝国主义远离埃及，而你们又离埃及很近。但是我们呢？我们离你们太远……我们没有武器，我们没有提出任何要求。”卡斯特罗也认为，古巴政权实际上面临着经济威胁，而不是军事威胁。“美国人所有的干涉企图都将宣告失败，”1960年2月的一次会谈中，他颇为自信地告诉阿列克谢耶夫，“古巴革命面临的唯一威胁是经济不景气，且过分依赖美国，而后者又对古巴实施经济制裁。一到两年内，美国可能会摧毁古巴的经济。但是，即使面临致命的威胁，我们也从未向美帝国主义妥协过。在此情况下，苏联在向我们提供经济援助、加强古巴革命力量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卡斯特罗也不想让更多古巴人知道，他正在和莫斯科接触。古巴人普遍信奉罗马天主教，古巴社会的反共意识根深蒂固。直到卡斯特罗感到对国内的反应更有信心时，才会公开和苏联的关系。
尽管卡斯特罗一再提醒，但赫鲁晓夫还是有理由相信，克里姆林宫和古巴有可能建立起一种稳定关系。32 岁的卡斯特罗似乎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家，也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反美战士。
1959年4月18日，卡斯特罗成功入主哈瓦那 3个月后，一个名叫帕特里斯·卢蒙巴的刚果活动家进入了苏联在圭亚那首都科纳克雷的大使馆。莫斯科对卢蒙巴一无所知，对这个国家也所知不多。前一天晚上，一个几内亚官员把卢蒙巴介绍给苏联大使。两人约定次日见面。“刚果正在开展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卢蒙巴向苏联大使 P.I. 格拉西莫夫[4]介绍道。他是“刚果民族运动”（ MNC ）的创建者，这是一个要求刚果从比利时统治下独立出来的草根组织。卢蒙巴生于1925年，由于比利时殖民当局不向黑人提供中等教育，因而他只接受过小学教育。20 岁出头卢蒙巴就到斯坦利的邮局上班，后来，为比利时自由党在当地的分支机构撰写小册子。1956年，据说因在工作中盗用资金而被捕入狱，狱中写了一本名为《希望之地刚果受到威胁了吗？》的政治小册子。那年晚些时候被释放后，卢蒙巴的政治行为愈加激进。1958年10月，他在创建刚果民族运动党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个组织主张刚果独立。
1959年4月，卢蒙巴向莫斯科驻刚果大使强烈暗示，如果他不是一个共产党员，那就是一个亲苏派。他要求秘密访问苏联，并解释道，如果从莫斯科回来，他将会站在一个有利的立场上来“揭露殖民当局在非洲不遗余力、大肆散布的反苏思想”。为了不让比利时当局知道他访苏，几内亚人答应，如果苏联同意，将允许卢蒙巴离开科纳克雷。卢蒙巴还要求苏联提供经济援助。因为缺乏资金，他不能在比利时统治下的刚果广大地区进行宣传活动。他向苏联大使保证，如果其思想被传播出去，就一定会揭穿比利时编造的“反苏谎言”。
1959年，与苏联大使会晤、争取共产党国家的援助并不是卢蒙巴唯一的要求。两周后，他前往布鲁塞尔会见比利时共产党领导人，把比利时共产党视为天然的联盟。卢蒙巴和比利时共产党的书记阿尔贝·德科南的谈话让比利时共产党员迸发出极大的乐观主义精神。他们把这次谈话传到了莫斯科。“在非洲国家中，刚果最适宜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卢蒙巴会晤后，德科南向苏联使馆人员如此解释道。其根据是，按照非洲的标准来说——大量人口生活在都市。与西非法属殖民地 10 ％的城市人口相比，刚果有 26 ％的人口生活在城镇。德科南也称赞卢蒙巴领导的民族运动党，称那是刚果最大的政党，它“实际上站在民族解放运动的最前沿”。尽管还不是正式党员，卢蒙巴却“支持进步立场”。在共产党看来，这实际上是说某个人政治上很可靠。
比属刚果地大物博，是中非的一个大国，其领土从西海岸的刚果河入海口一直延伸到非洲大陆中央，刚果河长达 1200 英里。刚果的矿产资源比任何非洲国家都丰富。这里生产的铜占世界总产量的 9％，钴占 49％，工业用钻石占 69％，锡占 65％。二战期间，比利时流亡政府的经济资助几乎全来自刚果。1945年以后，它的矿产量几乎翻了一番。莫斯科无意获取这些矿产资源，但是，这些矿产财富意味着，一旦获得独立，刚果就有机会实现繁荣，或许因此会变成苏联的一个有用的盟友。
1960年1月，刚果谈判代表与比利时政府达成协议，刚果将在 6月30日宣告独立。5月，首先举行全国议会首次大选。
毫无疑问，在刚果的政治斗争中，卢蒙巴是苏联最喜欢的一个政治人物。1959年12月底，克里姆林宫拒绝了另一个刚果联盟代表提供一揽子援助的请求，这个联盟也包括刚果一些著名的民族主义者，他们并没有和卢蒙巴结盟。莫斯科怀疑这些民族主义者在意识形态方面所做的承诺，而且赫鲁晓夫更喜欢碰碰卢蒙巴的运气。
进入1960年冬，令人吃惊的是，美国政府对克里姆林宫和卡斯特罗关系密切的程度所知不多，更谈不上卢蒙巴了。负责截获或破译外国通信联络的中情局和国家安全局，都没有觉察到苏联东欧集团向哈瓦那供应武器的秘密行动，这项行动是1959年9月经主席团批准的。卢蒙巴和苏联驻刚果使馆人员的接触虽然被注意到，但却完全被忽视了。
华盛顿正在设法了解菲德尔·卡斯特罗。古巴离佛罗里达海岸仅 90 英里。艾森豪威尔政府密切关注着古巴革命的发展动向。“ 7月26日运动”组织在古巴执掌政权后的一段时间里，艾森豪威尔政府还不能确定如何与卡斯特罗政府打交道。美国国务院最初建议支持卡斯特罗。1959年4月，当这位年轻的古巴领导人访问美国时，一个从事间谍工作的中情局军官被指派全程陪同卡斯特罗。卡斯特罗向这位军官做过一些保证。事实上，这次访问是由一家美国公关公司筹划的，访问为古巴的起义争取到全面的支持，却没有暴露出卡斯特罗未来的革命目的。访美之时，卡斯特罗一再重申，“我们不是共产党人”。他的话颇能说服人，以至于尼克松副总统也在华盛顿特区和他举行私人会谈，他把卡斯特罗形容为反共人士，后者之所以和古巴共产党同甘共苦，纯粹是出于轻信。
尽管开始给予卡斯特罗正面评价，但到1959年底，美国政府转而反对卡斯特罗。1959年10月，菲德尔·卡斯特罗提名其弟弟劳尔·卡斯特罗担任刚刚成立的革命武装部队负责人，后者在古巴引发一系列的军事叛变行动，造成很大影响，也引起华盛顿深深的忧虑。叛变者披露，劳尔正在雇佣西班牙内战老兵为古巴武装部队培训马克思主义干部。白宫很清楚，和切·格瓦拉一样，劳尔实际上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分子。但是，白宫还不清楚，这些人是否有影响力，还有古巴共产党对菲德尔·卡斯特罗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力。古巴军队的种种变化，似乎预示着军队已被共产党接管。11月初，艾森豪威尔总统断定，美国别无选择，只有推翻卡斯特罗政府。“没有充分的理由来制定出我们的政策，即希望卡斯特罗将会自愿采取与美国最基本的安全要求和政策利益相一致的政策和倾向。”在一份备忘录中，美国国务院如此为总统阐述这件事情。最后，国务院主张，“卡斯特罗政府继续在古巴以现有的方式执政，将会对美国在拉丁美洲的立场产生不利影响，却有利于国际共产主义。”艾森豪威尔同意这种看法。
在一个月内，美国政策发生变化。艾伦·杜勒斯和中情局开始提出一套终止卡斯特罗政府的方案。中情局甚至提出，“最彻底的考虑是消灭菲德尔·卡斯特罗。”它们正式建议，可以考虑暗杀卡斯特罗，“菲德尔·卡斯特罗身边的那些人，如劳尔和切·格瓦拉，他们都不像菲德尔那样对民众有巨大的吸引力。许多消息灵通人士认为，菲德尔的消失将会加速现有政府的垮台。”
然而，艾森豪威尔却并不认为时机已经来到。尽管不信任卡斯特罗，但是，他还是把中情局的计划搁置一旁。到1960年初，白宫还在密切关注着这个岛国的发展动向。
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刚果也采取观望态度，倒不是因为刚果的走向难以确定，而是他们并不关注比利时殖民地。对卢蒙巴，华盛顿只有一些模糊看法，美国总统及其外交政策顾问根本就无暇顾及刚果未来的政治。1960年初，华盛顿收到报告，称卢蒙巴正在得到苏联人的资助，但是，跟踪这件事的那些人还不能确定，这是出于意识形态的承诺还是出于一种让人恶心的机会主义的考虑。
卢蒙巴在主动挑起这种困惑。1960年2月底，和比利时政府商量后，他会见美国驻比利时大使。“（这个人）表达力很强，老于世故，敏感、聪明，做事不择手段。”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美国大使威廉·伯登[5]这样介绍卢蒙巴。卢蒙巴迟到半个小时，下车后，还让出租车继续在大使馆外等候。给美国大使的印象是，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分子，行为过于放肆。“或许他并不符合一个世纪前人们给诚实的政治家所下的定义，因为他一旦被收买，还会被继续收买。”
刚果人的确在耍花招。卢蒙巴想要美国人相信，是苏联人先接近他，还抱怨克里姆林宫给他施加压力，为此编造出一个富有想象力的故事，称苏联人一再邀请访问莫斯科，“他拒绝了这些邀请……因为他认为，在刚果看来，东方的影响对刚果不利”。美国大使并未听到相反的说法，也没有马上否认卢蒙巴的话。“如果卢蒙巴正在得到东方的特别支持，似乎为了在最大程度上实现其愿望，他绝对会出卖那些支持者。”当卢蒙巴要求向他发出访美邀请时，在之后发给华盛顿的电报中，伯登支持这个想法。
卢蒙巴和伯登大使的会面并没有促使华盛顿采取任何行动，也未邀请卢蒙巴访美。艾森豪威尔政府还未把刚果视为冷战角逐的一个战场。
卡斯特罗是赫鲁晓夫的第一个新盟友，这加剧了东西方的紧张关系。3月4日，一艘为古巴军队运送法国武器的比利时货船在哈瓦那港口爆炸，一百多人被炸死。爆炸既悲惨又神秘，引发系列事件，这促使赫鲁晓夫和苏联对古巴作出比以往更多的承诺，从而引起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强烈反应。
这次爆炸让卡斯特罗对其政权的安危产生了疑虑。尽管他承认，没有任何“法律上的证据”，但是“我敢肯定，美国炸了这条船”。他告诉克格勃官员阿列克谢耶夫。他推断，这是中央情报局在背后捣鬼。为此， 3月5日，卡斯特罗公开指责美国，华盛顿立即发表声明予以否认。尽管美国情报机关之后在哈瓦那策划多起爆炸事件，但是，确实没有可靠证据表明，中情局与此次爆炸有关。
卡斯特罗指责华盛顿应为此事负责，这消除了他不愿直接向莫斯科提出军事援助请求的顾虑。现在，他想当然地认为，比利时货船爆炸事件仅仅是打响了反对古巴政府战争的第一枪。“美国人正在采取一些极端措施。” 3月6日的私人午宴上，卡斯特罗向阿列克谢耶夫透露了其想法。“一旦美国对古巴采取封锁或干涉政策，我们可以依赖苏联来提供日用品和武器吗？”他要求阿列克谢耶夫立即向赫鲁晓夫发电报，请苏联海军派潜艇来支援古巴。“我们这里有许多山洞，都未被利用。”他还提议建立一个秘密港口。尽管提出了这个要求，但是货船爆炸事件依然没有完全打消卡斯特罗和莫斯科打交道的顾虑。哈瓦那仍然没有开设苏联使馆，原因就是阿列克谢耶夫是两国的主要联络人。卡斯特罗告诉阿列克谢耶夫，两国重新恢复外交关系的时机还不成熟。直到他确信，古巴人民不会反应过度时，他才想公开和克里姆林宫建立起盟友关系。
收到阿列克谢耶夫和卡斯特罗的会谈报告后，赫鲁晓夫立即作出反应。到那时为止，他还没有和卡斯特罗取得直接联系，但是， 3月12日，他向古巴领导人发出一封私人信件，提出建议，并提供武器。赫鲁晓夫对即将和美国实现局势缓和还很乐观（此时离巴黎峰会的召开还有两个月， U-2 间谍飞机事件尚未发生），他警告卡斯特罗，不要对艾森豪威尔政府做最坏的结论。“尽管还面临许多困难，国际紧张局势还在加剧，但是，今天的美国还很愿意将其措施局限在那些有助于国际关系发展的方面，绝不会越过这条线而去公开干涉古巴事务。”赫鲁晓夫的看法也是克格勃对形势所做的估计，后者搜集的情报表明，如果不被挑衅，艾森豪威尔政府将不会进攻古巴。那么，哪些行为算是挑衅美国呢？克格勃暗示，要么攻击美国在古巴东部关塔那摩的海军基地，或者苏联在岛上建立导弹基地。
虽然赫鲁晓夫并不认同卡斯特罗新的忧虑，即美国即将进攻古巴，但是，他还准备卖给古巴一些急需的武器。这封信要求古巴向捷克或苏联的武器厂家提出运送武器的要求，但没有提及价格。古巴人先前向苏联东欧集团购买过武器，已经付清货款。这次，将不会要求他们这么做。信的末尾首次邀请古巴领导人访问莫斯科。
“你能给我一个西班牙文的翻译稿吗？”几天后阿列克谢耶夫在哈瓦那念了一下匆匆翻译的信件时，卡斯特罗异常兴奋地问道。卡斯特罗可能好久都没有这么兴奋了。他告诉苏联代表，这封信将会被放在一个盛满纪念品的箱子里，箱子藏在山里。奇怪的是，除这封信外，因为“使用“卡斯特罗的讲话，苏联还向他支付了一笔费用。起初，这笔酬金只有几百美元，但是，到1961年，因为发表一系列讲话，卡斯特罗将要收到 8000 美元的酬金。
卡斯特罗对货船爆炸的直接反应也消除了华盛顿的怀疑。11月以来，虽然艾森豪威尔政府一直在讨论清除卡斯特罗，但是，还没有采取这一措施的任何迫切性。卡斯特罗把货船爆炸事件与艾森豪威尔政府联系到一起，这让美国加快了其反对卡斯特罗的行动。“我们一致认为，只要古巴政府处于菲德尔·卡斯特罗、劳尔·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的控制下，美国就不可能和它们建立令人满意的关系。”仔细征求过中情局驻当地机构及驻古巴外交官的意见后， 3月8日，美国驻哈瓦那使馆这样写道。
收到美驻古巴使馆报告的那天，白宫高级顾问小组，包括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戈登·格雷[6]在内，正聚在一起讨论古巴问题。次日还要召开总统召集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顾问小组接受报告的看法，即美国不可能和卡斯特罗友好相处，但是提出了为何美国不能贸然向古巴发动军事进攻的四点理由：没有给卡斯特罗任何选择，担心军事进攻将会强化卡斯特罗政府，需要和拉丁美洲国家进行合作，要考虑世界舆论的影响。顾问小组提出另一种选择，即采取经济措施和外交措施来对抗卡斯特罗。
3月10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议争论非常激烈。军方认为，华盛顿不得不考虑发动一场战争。而海军则特别担心卡斯特罗很快会关闭他们在关塔那摩的基地。在一份为会议准备的文件里，海军上将阿利 - 伯克认为，如果秘密行动“未能及时解决问题……美国应该准备采取军事行动”。
尽管军事顾问们的忧虑在加重，但艾森豪威尔还是拒绝了要立即解决卡斯特罗问题的建议。他不考虑关塔那摩军事基地面临的威胁，并向顾问小组保证，古巴有一万多美国公民，如果有任何美国人处于“危险”状态，他都会下令干预。相反，他倒要求顾问小组考虑是否还有其他办法来解决卡斯特罗问题。在眼下还没有找到合适接替者的前提下，他还不想推翻哈瓦那政权。他警告道，否则，“我们或许会在古巴再经历一次加尔各答的无底洞。”
争论的结果是，艾森豪威尔政府采取秘密行动的兴趣更大。3月16日，负责监督秘密行动计划的国家安全委员会 5412 小组讨论了具体的计划，即“要以一个更加忠实于古巴人民的利益、更容易让美国接受的政权来代替卡斯特罗政府，以此来避免美国的军事干涉”。为了回应艾森豪威尔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的忧虑，小组强调，首要目标是建立“一个负责任的、有吸引力的、统一起来的古巴反对派，以对抗卡斯特罗政权”。
暗杀计划被冻结。眼下，艾森豪威尔政府只是采取那些让卡斯特罗感到为难的措施。中情局秘密计划把一种强烈的中枢神经幻觉剂撒在一支雪茄上，然后在卡斯特罗准备发表公开讲话前几分钟让一个特工递给他。他们还准备使用脱毛粉，让卡斯特罗的胡须全部脱落。或许是受“参孙大力士”的启发，中情局认为卡斯特罗的个人魅力将会随着连鬓胡须的掉落而一起消失。中情局很严肃地看待这些可笑的想法，以至于他们四处寻找合适的特工来执行这个任务。当卡斯特罗下次出国时，一个宾馆的服务员可能会被吸收进来，在卡斯特罗的鞋子上撒上这种粉末，然后离开他的房间。一夜之间就能看出来，卡斯特罗的胡须不见了。
货船爆炸后的几周里，卡斯特罗采取一系列措施来让古巴的革命变得更激进，还公开了他和赫鲁晓夫建立起的友好关系。5月，古巴和莫斯科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允许苏联人在哈瓦那建立大使馆。当月，卡斯特罗也通知仍在古巴经营的美国石油公司，他们将不得不为古巴炼制 30 万吨原油，苏联已经答应要卖给古巴原油。卡斯特罗期待美国公司拒绝这一要求， 6月10日，古巴政府对这些炼油厂实行国有化。当所有外国供电公司使用苏联石油时，卡斯特罗也把这些公司实行国有化。
然而，卡斯特罗还没有完全摆脱对美国的恐惧。尽管没有明确承认货船爆炸就是中情局精心策划的结果，但是，当公开把古巴政府和莫斯科相提并论时，他很快就感觉到了来自美国的威胁。1960年春末，卡斯特罗开始注意到，反政府的力量增强了。就像他在1950年代中期发动的“ 7月26 号运动”一样，一些反革命分子也拿起武器，准备到山区展开斗争。美国官员的声明也在最近变得尖锐起来。
这种氛围下，赫鲁晓夫访问莫斯科的邀请对他并没有多大帮助。起初，菲德尔还认为，或许可以只派其弟弟访苏。原指望劳尔在1960年春离开古巴，然后访问东欧主要国家，还有北京。但是，到 6月底，菲德尔觉得，劳尔的访问甚至会让其政权更加危险。“现在，一场干预正在酝酿之中，” 6月24日，卡斯特罗告诉阿列克谢耶夫，“劳尔的访问将会被我们的敌人当成一个证据，以此来说明在苏联的军事援助下，古巴将会有一种新的倾向。”
劳尔·卡斯特罗推迟访问莫斯科之时正是赫鲁晓夫左右为难之际。非殖民化的浪潮进一步加剧了中苏紧张关系。中国不认同莫斯科对非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社会运动所采取的谨慎态度。毛泽东和中国领导人都认为，克里姆林宫不把这些运动当成一种政治工具来加以利用，会丧失传播社会主义真理的大好时机。卡斯特罗推迟其弟的访问计划之时，中苏分歧公开化。1960年6月，在北京召开的一次国际贸易会议上，中国和其盟友——缅甸、北越、苏丹、索马里、阿根廷、锡兰、日本和桑给巴尔，对赫鲁晓夫领导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质疑。他们指责莫斯科的革命性不强，因为后者鼓吹和平共处，这套理论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很有吸引力，而不受共产党人的欢迎，从而削弱了革命力量。两周后，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回应了这些批评，声称，只读马克思著作是不够的，“我们一定还要正确理解我们读过的理论，要把它应用于我们生活的这个特定的时代背景中，要考虑到形势的需要和各种力量的平衡。”
赫鲁晓夫看到，劳尔·卡斯特罗在 7月访问莫斯科颇有意义，但推迟访问让他很不安。苏联领导人怀疑，要么是美国入侵古巴迫在眉睫，要么可能是把卡斯特罗在夏天所做的解释当成了一种不能自圆其说的借口。此外，苏联得到最新消息，在其出访途中，劳尔将要在包括布拉格在内的几个地方停留。赫鲁晓夫纳闷，推迟访问是否可能和北京或布加勒斯特发生的事情有关。克里姆林宫接到报告称，北京的激进路线对劳尔和古巴颇有吸引力。赫鲁晓夫决定尽快打消他自己的或者是中国的疑虑，而是相信，古巴还是把莫斯科视为其主要的社会主义盟友。
克格勃预料美国会采取更多秘密行动，但是，它们让克里姆林宫相信，和数月前不同，艾森豪威尔政府现在不可能对古巴发动军事进攻。考虑到风险很低，而潜在的利益又很大，赫鲁晓夫选择了一个公开的场合来让古巴人相信，他们的安全问题事关苏联的利益。7月9日，在对一些苏联教师讲话时，赫鲁晓夫宣布，苏联将用核武器来保卫古巴。他说：“应该记住，现在美国不再像以前那样可望而不可即。打个比喻，如果五角大楼的好战分子敢于对古巴发动侵略战争，如果需要，苏联炮兵部队可以发射导弹来支持古巴人民。而且还要提醒五角大楼不要忘记，根据最新的试验，我们的导弹可以精确击中 1 ． 3 万公里远的预定目标。对那些喜欢以武力或非理性方式来解决国际问题的人来说，这是一种警告。”
这次声明非同寻常，它实现了赫鲁晓夫先前确定的目标——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时苏联第一次威胁要使用核武器来保护一个第三世界国家。菲德尔·卡斯特罗极为感激，决定派其弟弟访问苏联。
劳尔·卡斯特罗于 7月17日抵达莫斯科，这是一次热情而富有建设性的访问。年轻的革命家急于想表达其兄长和自己对苏联外交支持所怀有的感激之情。他们都相信，赫鲁晓夫 7月9日的声明已经改变了美国的计划，阻止了一次军事进攻。
赫鲁晓夫也给古巴提出一些建议。尽管他对近期四国巴黎峰会的失败颇为失望，但依然怀疑，如果受到挑衅，艾森豪威尔会入侵古巴。他最担心古巴人可能会引发一场美国的反击战。“我们不想发动战争，”赫鲁晓夫警告劳尔，“而且你们也不想发动一场战争。”
劳尔问道：“您认为美国会打着美洲国家组织的旗号，就像它打着联合国的旗帜来发动朝鲜战争一样，来进行武装干涉吗？”赫鲁晓夫答道：“眼下还不可能。（今天的）形势已绝对不同于过去。”然而，赫鲁晓夫也不想让古巴人认为，他在有意限制苏联对古巴的军事援助。“如果对你们有利，”他说道，“我能给你们提供更多援助。”
这次会谈也有轻松的时刻。为了展示古巴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决心，劳尔讲道他自己为此而日夜操劳。赫鲁晓夫则以一丝嘲讽的口吻答道：“不要在夜里工作。那样，你们会犯愚蠢的错误。”
赫鲁晓夫认为，劳尔的访问达到了他所预期的所有目的。古巴已经成为一个非常坚定的盟友。1960年8月的克格勃文件上，卡斯特罗政权的代称已从“小孩”变为“桥头堡”。古巴代称的改变，表明莫斯科对古巴的信任。
赫鲁晓夫和劳尔·卡斯特罗会见之际，恰逢刚果政局发生重大变化。不久，苏联和卢蒙巴的友好关系就被置于国际局势的风暴中心。赫鲁晓夫没有参加 6月30日的刚果独立纪念仪式，但是，之后发生的一切则对苏联有重要影响。5月，刚果首次举行选举，卢蒙巴所在的党派赢得绝大多数席位。刚果实现了议会民主政治，总理为政府首脑，而总统则是国家元帅。卢蒙巴成为刚果首任总理，约瑟夫·卡萨武布[7]则成为刚果总统。他也是个民族主义者，只不过是民族运动党的党员而已。
比利时和刚果民族主义者达成一笔交易。独立之日， 1000 名比利时白人军官留下来负责指挥 25 万人的刚果军队——国民军，而且仍然保留比利时人在新政府文职部门中担任的职位。交易很快被破坏。独立不久，刚果军队就被瓦解。一些未被任用的黑人军官哗变，公开宣称他们不愿听命于白人军官的指挥。随着军队的瘫痪，骚乱波及全国大部分地区。独立之时，数以万计的欧洲人生活在刚果，出于恐惧，现在则纷纷逃离刚果，其中也包括公务员，他们失去了培养刚果本土公务员的机会。7月10日，比利时政府作出反应，派部队前往刚果，以保护仍然留守刚果的外国侨民社区。独立协议约定，若未得到刚果新政府的许可，比利时不得在刚果部署军队，然而，比利时人还是派出了部队。
次日，刚果局势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在比利时人的支持和怂恿下，一个名为莫伊兹·冲伯[8]的刚果士兵宣布盛产铜矿石的加丹加省独立。刚果一半的出口额来自加丹加省，那是刚果最富庶的一个地区。一天前，冲伯还邀请比利时政府向省会伊丽莎白维尔派遣伞兵部队。一家比利时公司垄断了那里的铜矿开采业。为保护这家公司，布鲁塞尔也向加丹加省派出军队。
刚果国民军出现乱象后， 7月12日，卢蒙巴和卡萨武布一致请求联合国进行干预。这是一个主权国家提出的史无前例的要求。此前，联合国从未向发生内战的国家派遣过部队。两位领导人的解释是，要利用国际干预来阻止比利时部队对刚果居民实施“侵略行为”。他们要求联合国军队士兵应来自于中立国家。为了强调局势的紧迫性，卢蒙巴和卡萨武布威胁，如果联合国不“立即行动”，他们就要求助于那些参与不结盟运动的国家。不结盟运动是1955年万隆会议发起的，其中也包括印度和中国。
卡萨武布并不同意卢蒙巴和莫斯科保持密切关系的主张。然而，次日，他同意联名向莫斯科发出电报，请求赫鲁晓夫“密切关注局势的发展”。他们还说：“如果西方阵营不能停止其侵犯刚果共和国主权的行为，我们可能不得不要求苏联进行干预。”外交部长葛罗米柯把这封电报散发给主席团所有委员和候补委员。
直到 7月初，赫鲁晓夫还无意于对非洲实施军事干预。任何干预都面临着补给的挑战，因为刚果主要城市附近都缺乏大型港口，这意味着所有的军事援助都要实施空运。无论如何，赫鲁晓夫都宁愿刚果问题得到政治解决。让联合国来恢复刚果的秩序，这符合苏联的利益。莫斯科最喜欢的人物已经成为刚果总理，而且国际社会也要去挽救他。7月13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接到指示，要他们支持安理会的决议，即要求为刚果组建一支联合国军队，比利时军队立即撤出刚果。当天夜里，决议以 8 ∶ 0 的投票结果被通过，华盛顿和莫斯科都站在同一立场上来讨论这个问题。两个超级大国都被要求向联合国军提供武器和食物。7月15日，赫鲁晓夫向卡萨武布和卢蒙巴发去电报称，他认为联合国的干预是“有益的”。电报内容被克里姆林宫公开，赫鲁晓夫在电报中也对比利时人和其盟友发出警告：“如果在联合国作出决议后，仍继续你们的侵略行径，那么，苏联政府将会宣布，有必要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
赫鲁晓夫发出电报的同一天，联合国军队先遣队抵达刚果。一俟安理会决议生效，联合国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9]就迅速组织起一支军队，最初有 4000 ～ 5000 人，大部分来自非洲国家。
卡萨武布和卢蒙巴的感激之情并未持续多长时间。很快他们就感到失望，因为他们得知，这支军队并未部署在被分离者盘踞的加丹加地区。为了避免让联合国介入任何内战，联合国秘书处拒绝卷入刚果政府和加丹加省冲伯的冲突之中。
艾森豪威尔政府清楚，其在刚果的利益不同于苏联这些国家。刚果独立之日，中情局称刚果新政府带有“左”倾色彩，并且警告说，它容易受到共产主义的影响。中情局一直源源不断地从比利时人那里得到情报，它断言， 10个内阁成员中，有 5 人有共产主义“倾向”。中情局还称：“卢蒙巴自己似乎在观点上保持中立，但带有一点左翼和机会主义的倾向。”
当刚果的混乱局势蔓延全国之际，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感觉是，它可能正在见证第二个古巴的诞生。美国驻利奥波德维尔的大使馆对卢蒙巴和卡斯特罗做了一番比较：“最重要的工作集中在利奥波德维尔，在那里，他们（苏联人）正在顺利地吸引着卢蒙巴和其支持者的注意力，和他们在古巴所做的一样。方法非常相似，但在某种程度上，这次更容易一些。刚果人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政治上，他们显得相当稚嫩，而且卢蒙巴也只能利用一些可怜的、模糊的想法来领导他们。”
7月23日，应艾森豪威尔政府的邀请，卢蒙巴飞抵美国。此时，华盛顿确实有机会可以搞清他是不是另一个卡斯特罗。出于一种大胆的想法，这位刚果总理离开其国家来到美国，要求联合国帮助其打败加丹加分离主义分子，并且还要促使美国人对其比利时盟友施加压力，让其离开刚果。他计划在联合国总部停留数日，然后访问华盛顿。
在纽约，卢蒙巴向联合国提出其理由。他拜访了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还有许多国家的代表。同时，也抽出时间会见了苏联副外长瓦西里·库兹涅佐夫。
艾森豪威尔总统并没有安排时间会见卢蒙巴，但是， 7月29日，给刚果领导人安排半个小时来会见赫脱国务卿。卢蒙巴给美国人留下的印象极坏。赫脱的副手 C. 道格拉斯·狄龙也参加了这次会见，事后回忆道，卢蒙巴给他的印象是，“他完全沉湎于那种狂热情绪之中，我只能把它形容为一种像救世主一样的狂热情绪……他不是一个理性的人。”卢蒙巴要求美国提供援助，包括提供一架飞机，以便他和卡萨武布乘飞机巡视刚果，却未被理睬。艾森豪威尔政府要求，对刚果的所有援助都通过联合国来实施，以免开先例，让苏联人占上风。
之后，卢蒙巴前往渥太华。和美国政府一样，加拿大政府也没有给予帮助。接二连三的失败激怒了卢蒙巴，他向苏联驻加拿大大使求援。几天后抵达纽约准备游说联合国之时，卢蒙巴听从苏联驻加拿大大使的建议，再次会见苏联驻联合国的代表库兹涅佐夫。之后，卢蒙巴飞往西欧，继续寻求盟友，以对抗布鲁塞尔和加丹加省的分离主义者。
苏联威胁要采取干预行动，促使联合国采纳卢蒙巴先前提出的一项请求。8月1日，莫斯科发表公开声明：“为了防止对刚果的侵略持续下去……苏联政府将会毫不犹豫地采取断然措施来挫败那些侵略者……他们实际上得到了联合国内部那些殖民大国的怂恿。”苏联还任命了驻刚果大使。次日，哈马舍尔德秘书长宣布，联合国军队将在 8月6日进入加丹加省。有段时间，秘书长曾经一直在告诉美国政府，联合国军队不得不进入加丹加省，以免让莫斯科找到实施军事干涉的借口。克里姆林宫的声明正好为他找到根据。
8月第一周，赫鲁晓夫决定放弃对联合国抱有的希望，即联合国能够控制刚果局势，而要采取单边行动来解决日益恶化的刚果局势问题。7月15日、 7月31日和 8月1日，卢蒙巴三次和苏联驻外大使举行会谈，内容就是作出这种决定。8月5日，赫鲁晓夫给卢蒙巴写信——显然不是给卡萨武布的，作出承诺：“苏联准备提供，实际上已经在向刚果共和国提供全面支持和援助。”他还称，苏联的军事援助也许是必要的，“显然，你们的斗争非常艰苦，对此，我们很清楚。我们知道，帝国主义分子正在使用各种伎俩来反对你们的新生政权。为实现其罪恶目的，他们也会使用各种手段。他们从事许多颠覆活动，不仅要在军事上进行蓄意破坏，在经济上实行分化政策，而且还要组织各种阴谋活动和恐怖行为。这都需要引起刚果人民和政府的高度警惕。”赫鲁晓夫向卢蒙巴保证，为了加强刚果政府的力量，他将会得到“苏联政府友好而无私的帮助”。他还向卢蒙巴保证，苏联人寻求出现一个统一的刚果，而且把加丹加省的分离主义者视为西方阴谋的一部分。
几天后，当得知加纳要求克里姆林宫对刚果局势进行干预时，赫鲁晓夫决意要在刚果采取一些大胆的举动。8月6日，联合国军队并未像秘书长许诺的那样如期进驻加丹加省，加纳总统恩克鲁玛[10]要求苏联保证，如果中非爆发全面战争，加纳可以期待来自莫斯科的秘密军事援助。
正当莫斯科准备回应恩克鲁玛的请求时，哈马舍尔德向安理会报告说，根据其驻刚果私人代表的建议，他已决定推迟向刚果分离主义分子占据的地区派出部队，因为后者可能会遭到加丹加地区分离分子的攻击。他仍想向那里派出军队，但是，他想取得分离主义分子和比利时人的同意。作为加丹加的盟友和保护者，分离主义分子和比利时人的合作也日趋密切。作为对秘书长动议的回应，苏联人建议安理会通过一项新决议，要求把秘书长和克里姆林宫对待危机的态度作出明确区分。而哈马舍尔德则对冲伯或卢蒙巴都不偏不倚，还在继续寻求外交途径，以恢复加丹加地区的秩序。苏联人要求联合国军进驻发生叛乱的省份，“制止那些直接破坏刚果共和国领土完整的行为”。莫斯科知道无法让这个决议投票通过。8月9日，苏联人撤回决议案，而支持锡兰（今斯里兰卡）和突尼斯提出的一个妥协方案。方案要求比利时军队“立即”从加丹加地区撤军，并在那里部署联合国军队，同时还再次确认，联合国军队不能参与刚果政府和冲伯间的内战。
因为联合国无意保证刚果的统一，克里姆林宫则对利奥波德维尔的中央政府及其盟友给予支持。8月11日，主席团通过了赫鲁晓夫的一封信，它向加纳保证，如果刚果冲突中需要支持，那么，他们将可以得到苏联的武器。更重要的是，加纳得到承诺：“在这场斗争中，不但要给非洲人民以象征性的支持，还要给予实际援助。”同一天，苏联派一架伊尔 -14 运输机飞抵刚果，把它作为私人礼物送给卢蒙巴。
其间，卢蒙巴已结束美国和欧洲之行，回到利奥波德维尔。虽然联合国 8月9日的决议令人失望，但是，赫鲁晓夫那封信提出，要施加更大压力让联合国捍卫一个刚果的原则。这让卢蒙巴勇气倍增。8月14日，他向刚果人民发表讲话，呼吁保持国家统一。之后，卢蒙巴在致哈马舍尔德秘书长的信中提出一系列要求。其时，秘书长已返回刚果。中央政府要求刚果部队而不是联合国军队来保卫刚果的机场。它还要求把非洲和刚果部队派往加丹加省，而由其他国家军队组成的联合国军队则撤出刚果。同时它还提出，加丹加地区联合国军队掌握的所有武器应归还刚果政府。接下来的 24 小时里，尽管卢蒙巴和哈马舍尔德两人都在利奥波德维尔，但是，他们却只用书信沟通。往来 5 封信后，卢蒙巴生气了。他指责哈马舍尔德不能保持中立立场，因为瑞典皇室和比利时皇室有姻亲关系。秘书长的回应则是返回纽约，两人的关系破裂。
至此，卢蒙巴正式要求苏联提供军事援助。尽管卢蒙巴声称，卡萨武布已经同意向莫斯科提出这个请求，但这位刚果总统事后还是否认了此事。不久，刚果总统还利用政府向东方求助一事大做文章，以反对总理。赫鲁晓夫一直在期待着这个请求。8月20日，克里姆林宫同意向刚果派出货运飞机。5 天后，苏联人要求希腊政府同意其飞越希腊领空，并在雅典为飞机加油。希腊人把苏联的要求通报美国，并指出，只要他们能检查货物，就一定照此办理。8月28日， 10 架大型伊尔 -14 飞机从莫斯科起飞，带着给刚果人民的食物，途经雅典飞往利奥波德维尔。苏联的军事援助则采取不同的方式。4 天后， 5 架为刚果运送武器和弹药的安 -12 货运飞机离开莫斯科，飞往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
随着赫鲁晓夫直接介入刚果国内冲突，华盛顿担心再出现第二个古巴。整个 7月，美国政府都在努力，希望联合国能稳定刚果局势，阻止克里姆林宫扩大其影响，并对卢蒙巴的政治展开辩论。“尽管比利时人和刚果反对派一再指责卢蒙巴是共产党员，”但美国国务院情报和研究机构在 7月底得出的结论却是，“我们没有根据来支持这个说法。” 8月，苏联飞机飞往刚果的消息平息了有关卢蒙巴的争论。
这个消息也在艾森豪威尔政府内部引起更广泛的讨论。苏联显然已在古巴得利，随之而来的又是刚果。这个夏天的刚果事态表明，第三世界正在接近一个倾斜点，此时需要美国采取更多强有力的行动，否则整个第三世界就要倒向共产主义。8月1日，艾森豪威尔告诉其负责外交政策的小组，这个世界正处于“骚动”中，在他“最近时期”的记忆中，这是一次很大的骚动。他还说：“共产党人正试图控制这个世界，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取得成功，因为在许多场合，学生们都在说，共产主义考虑的是全人类，而美国则在全力支持那些被抛弃的旧政权。”
1960年8月18日，艾森豪威尔政府开始认真准备除掉古巴和刚果的两位领导人。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次晨会上，艾森豪威尔总统说，西方军队或许得打着联合国的旗帜来干预刚果局势，“我们应该这么做，即使这会被苏联人当成我们挑起事端的根据”。艾森豪威尔确信，卢蒙巴已站在苏联一边。安全委员会还讨论了那些据称比利时共产党或者苏联顾问在为卢蒙巴出谋划策的流言。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请求白宫采取公开或秘密的措施，以让刚果的一个机场和港口摆脱苏联人的控制，并预言道：“一些共产党员渗透进这些要害地区，他们采取的秘密行动可能会威胁整个自由世界在南大西洋的海上运输通道。”但他并未拿出相应证据，也没有像以前一样把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说成是美国重要的利益所在地。但是，这反映了那个 8月华盛顿高涨的热情。会议之后，开始正式策划把卢蒙巴赶下台的秘密行动。
那天下午，中情局给总统提供了反卡斯特罗计划的最新进展情况。数月来，艾森豪威尔政府一直密切关注着古巴局势的进展，制定了许多计划，但都未付诸实施。最近一次是 7月21日，中情局向哈瓦那情报站负责人发去电报：“总部正在认真考虑尽可能除掉三位领导人（菲德尔、劳尔和切）。”次日，这位情报站长又收到指示：“不要动手……请不要谈论这件事。”
8月，华盛顿的态度改变，中情局只能修改其计划。这次，中情局提出一个三管齐下的动议，包括组织反抗活动，展开负面宣传（秘密散布谣言和有关古巴政权的断言），对古巴移民进行准军事训练。大多数讨论都涉及第三种方案，就像中情局的“迷达斯国王”——理查德·比斯尔所设计的那样，在关塔那摩训练 500 名被流放的古巴人，用于向古巴山区实施渗透。这些人将被分成 75个小组，然后被带入古巴，并向他们空投物资。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这些小组将会与近千名预计还在积极反抗的异己分子取得联系。因为比斯尔对这支准军事组织的渗透行动并不抱多大希望，而且之后的抵抗行动也不足以动摇古巴政权。因此，中情局开始考虑要让被流放的古巴人进占皮诺斯岛，在那里建立一个基地，以便被美国承认的古巴流亡政府能立足岛上。
在此氛围中，艾森豪威尔政府指示中情局考虑如何杀死卢蒙巴和卡斯特罗。美国政府此前曾考虑过把政治暗杀当成一种外交政策的工具。1952 ～1954年，中情局曾研究过谋杀危地马拉官员的多种方法。根据中情局的一项内部研究，“已选定刺客，谋杀的训练也已启动，已初步确定‘暗杀名单’”。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国务院也知道这个计划。然而，在中情局收到正式命令、采用这种特殊方式之前，艾森豪威尔政府又找到了另外一种方式。
为什么是民主的西方而非苏联考虑过以政治暗杀的方式来提高其在第三世界的影响力？这是冷战的一个难解之谜。没有证据表明，赫鲁晓夫时代，苏共主席团曾考虑过刺杀刚果的冲伯、卡萨武布或古巴流亡组织的领导人，更不用说杀掉那些亲西方的发展中国家如突尼斯和泰国的领导人了。这个区别可能反映了赫鲁晓夫对苏联在第三世界的前景所抱有的一种天生的乐观主义情绪。相形之下，艾森豪威尔，甚至其继任者肯尼迪总统，都对美国在第三世界的前景忧心忡忡。
1960年8月，中情局开始和黑手党成员取得联系，以暗杀卡斯特罗。之所以要除掉古巴领导人，黑手党有其自己的理由：卡斯特罗关闭了哈瓦那的所有赌场。然而，暗杀卢蒙巴计划则显得更为紧迫，因为中情局收到了白宫的明确命令。国家安全委员会下属的一个小组负责制订秘密行动计划。8月25日，它们建议，“刚果的计划不排除‘考虑’任何可以除掉卢蒙巴的特殊行动方式”。通过国家安全顾问，艾森豪威尔也把他的话带给这个小组：“在这种局势下要采取非常直接的行动。” 8月26日，艾伦·杜勒斯告诉中情局在刚果的负责人：“我们的结论是，除掉卢蒙巴是一个紧迫的、首要的目标；在目前条件下，这应当是我们优先考虑的一项秘密行动。”中情局利奥波德维尔情报站被批准可以花费上万美元来“实施这个应急计划”。
自愿介入非洲事务后，赫鲁晓夫又决定亲自到联合国，以争取非洲国家对卢蒙巴和苏联的支持。新一轮联合国大会预计在 9月20日召开。苏联领导人决定乘船赴美。1959年赴美乘坐的那架吱吱嘎嘎作响的图 -114 专机正在维修，苏联也没有其他型号的飞机可以不着陆从莫斯科直飞纽约。而乘坐蒸汽客轮要历时 10 天，因而赫鲁晓夫打算带个几个东欧国家的领导人，以便在旅途中召开会议。
赫鲁晓夫准备 9月初离开苏联之时，刚果的局势进一步恶化。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失去了对卢蒙巴的耐心，他告诉美国，卢蒙巴一定要“下台”。现在，联合国秘书长也和艾森豪威尔政府持相同看法。他相信，除非卢蒙巴下台，否则，刚果局势就不能得到稳定。哈马舍尔德“显然正在迫使卢蒙巴作出决定，但是，他想让后者陷入这种境地”，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如此报告。
同样令人忧虑的还有卡萨武布总统。他坚持认为，卢蒙巴并未和他磋商过向赫鲁晓夫请求苏联给予军事援助。9月5日，卡萨武布解除卢蒙巴的职务，理由是他处理和苏联的关系这件事表明，他试图要把刚果变成一个独裁政权。
卡萨武布的行为既在刚果内部引发宪政危机，又在支持卢蒙巴的苏联和那些不支持卢蒙巴的国家间引发一场国际危机。按照宪法，刚果总统可以解除总理的职务。然而，经选举产生的刚果议会，则在 9月9日投票废除了卡萨武布解除卢蒙巴职务的命令，并在 9月14日呼吁重组内阁，保留卢蒙巴的总理职务，而解除他的一些亲信的职务。同时，担心苏联可能会介入恢复卢蒙巴职务的争论，在刚果的联合国军司令下令关闭刚果的机场，卡萨武布发布解除卢蒙巴职务的公告后，还关闭了利奥波德维尔唯一的一家电台。
得知这些消息后，赫鲁晓夫异常愤怒。他不再信任联合国的领导权威。不干涉刚果内部事务的辩论历时两个月，而现在，联合国则站在卡萨武布一边，反对赫鲁晓夫的盟友。苏联人拒绝承认卢蒙巴下台的事实，继续其援助计划，支持刚果军队进攻加丹加省。9月5日～ 7日，苏联飞行员驾驶的运输机将大约 450 名刚果士兵从卢蒙巴位于刚果北部的斯坦利尔总部运送至南部地区，以进攻冲伯的军队。莫斯科允许其飞行员冒险从联合国关闭的机场附近的草地上起飞、降落。
9月9日，赫鲁晓夫乘“波罗的海号”轮船前往美国，不得不在船上密切关注刚果局势。“在横跨大西洋的整个行程中，”赫鲁晓夫后来回忆道，“我们和外交部就刚果局势保持着联系，我们和莫斯科之间的往来密电很多。”与此同时，尽管赫鲁晓夫拒绝放弃卢蒙巴，但是，苏联政府确实暂时中止了卢蒙巴使用苏联飞机的权力。
9月14日，卢蒙巴遭遇了一次更富有戏剧性的打击，某种程度上这也是美国政府指使的。卢蒙巴的前私人秘书约瑟夫·德西雷·蒙博托[11]被提拔为刚果国民军参谋长后，发动了一场针对卢蒙巴的政变。蒙博托篡夺大权后保证，经选举产生的国家领导人必须要由无党派的、无宗教倾向的专业人士取代，任期到当年底。届时，宪政危机问题就能被解决。“这不是一次革命，而是一次休战。”蒙博托说。9月初，事实证明，卡萨武布无法解除卢蒙巴的职务。此时，美国驻利奥波德维尔的大使馆频繁和蒙博托商议，后者曾在美国接受过培训，鼓励他对卢蒙巴分子和苏联东欧集团采取行动。9月16日，蒙博托的军队将选举产生的议员们驱逐出利奥波德维尔的议会大楼。次日，他又下令苏联人和捷克人关闭其使馆。尽管卡萨武布批评蒙博托“厚颜无耻”，但还是保留了其总统职位。
蒙博托的政变和之后苏联使馆的关闭，激起了赫鲁晓夫对哈马舍尔德秘书长和联合国的极大愤怒。“我要唾弃联合国，”面对不断来自刚果的坏消息，赫鲁晓夫说道，“那不是我们的组织……哈马舍尔德毫无用处，他对大事不闻不问，因为那不关他的事……我们不能让他过好日子。”苏联驻联合国大使瓦列里安·佐林接到指示，要指责哈马舍尔德和美国人相勾结，把卢蒙巴撵下台。但是，赫鲁晓夫还有更大的决心。他想让哈马舍尔德辞职，并认为可以一并废除秘书长这个职位。“在甲板上，我忽然对联合国的结构有了这个想法。”一个月后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向主席团委员们解释道。赫鲁晓夫认为，联合国的未来危在旦夕。其结论是，由来自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中立国家等三个世界的代表组成一个三驾马车，共同管理联合国。当决定是否要给联合国施加更大压力时，赫鲁晓夫却决定降低苏联人在刚果冲突中所面临的直接风险。由于局势恶化，苏联飞行员和飞机已经暂停在刚果执行使命，莫斯科下令他们和苏联外交官一同回国。
赫鲁晓夫抵达纽约之前的几天里，联合国所发生的这些大事表明，要想取得绝大多数成员国对改革联合国领导机构的支持，以及彻底改变苏联在刚果的政策，还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为了回应佐林的指责，哈马舍尔德秘书长呼吁成员国表示对联合国的支持。在一个由加纳代表团提出的决议案中，他达到了这一目的。加纳支持卢蒙巴，但无意于让刚果变成一处冷战战场。9月18日，投票结果 70 比0，成员国一致通过决议。决议案明确要求哈马舍尔德应该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来实施安理会决议案，任何国家不得向刚果派出军事人员或运送武器，除非它们是联合国行动的一部分。只有苏联东欧集团、法国和南非弃权。在赫鲁晓夫的非洲和亚洲新盟友中，没有一个国家反对这个决议案。
和赫鲁晓夫一样，华盛顿对刚果结局也没有信心。艾森豪威尔政府并不认为蒙博托一个人就能有效遏制来自卢蒙巴的威胁。9月16日，卢蒙巴自己逃到联合国军队驻地，接受后者保护。联合国军队保护他，还允许他在利奥波德附近散步。9月24日，艾伦·杜勒斯再次确认了华盛顿的愿望，即“消除卢蒙巴在政府机构中任职的任何可能性”。两天后，中情局的科学顾问悉尼·戈特利布[12]博士被派到刚果，带去许多毒药，要毒死卢蒙巴。中情局相信，可以找到他的家，然后把毒药放在牙膏里。有人告诉中情局驻利奥波德维尔站站长劳伦斯·德尔文[13]，杀死卢蒙巴的命令来自艾森豪威尔。德尔文向悉尼·戈特利布问道，他是否听到总统说过这些话。后者的答复是，没有听到，但解释道，负责这项计划的中情局副局长比斯尔曾向他保证，总统下达了这道命令。
9月19日，赫鲁晓夫和苏联代表团乘船抵达纽约。赫鲁晓夫还没有告诉美国人他要在纽约待多长时间。有谣言说，在纽约时代广场著名的街头游行中，他将鸣钟迎接新年。这次不像1959年，美国政府没有给他铺红地毯。赫鲁晓夫此前已经向国外记者提及他有兴趣会见艾森豪威尔总统，但是，后者并没有回应这个说法。
4 天后，在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中，赫鲁晓夫强烈谴责西方大国对刚果实施的阴谋。他否认卢蒙巴是共产党员，并警告西方，他们庆祝扳倒卢蒙巴的胜利还为时过早。之后，他还攻击了联合国的领导层。在三驾马车的提议中，他将联合国的领导层称为“一边倒”。
哈马舍尔德拒绝辞职。9月26日，他做了平静而又坚定的发言，捍卫了联合国秘书长的职位，“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个机构的问题。”他说道。
会议间歇，赫鲁晓夫会见世界各国领导人，争取他们对改革联合国组织的支持。他和纳赛尔总统以及加纳领导人恩克鲁玛讨论了很长时间。两位领导人都接受过苏联的军事援助，倾向于卢蒙巴，然而，他们两人都让赫鲁晓夫感到失望。最终，除苏联的第三世界盟友——印度、加纳、几内亚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没有一个国家支持赫鲁晓夫以三驾马车来取代哈马舍尔德的提议。几内亚领导人塞古·杜尔对哈马舍尔德的公开批评最尖锐，但是和恩克鲁玛一样，他只是支持一个妥协计划，要哈马舍尔德的三个代理人各自代表三个不同类型的国家。
在赫鲁晓夫看来，恩克鲁玛是一个有趣的怪人。8月6日，这位非洲领导人要求苏联秘密提供军事援助，而在纽约和赫鲁晓夫的私下会谈中，他又告诉后者，“除过社会主义，非洲没有出路”。但是，在联合国大会上，他拒绝对哈马舍尔德秘书长发起攻击。
在赫鲁晓夫的第三世界盟友中，菲德尔·卡斯特罗是唯一一个例外。两位领导人首次在苏联领事馆会见后，就迅速建立起个人关系。古巴人追随苏联人，投票反对哈马舍尔德的刚果政策，并号召改革联合国，以此来体现两国间的友谊。
尽管赫鲁晓夫的联合国改革提议没有赢得足够的票数，但他积极的外交政策却影响着哈马舍尔德处理刚果问题的做法。联合国通知其在刚果的工作小组，卢蒙巴要成为政治解决的一部分。当美国要求联合国允许蒙博托的军队逮捕卢蒙巴时，秘书长予以拒绝。相反，他想在联合国的保护下，把卢蒙巴“冷藏”起来，直到达成一个涉及所有各方的政治解决方案。10月10日，当蒙博托的部队带着逮捕令，出现在联合国军队保护下的卢蒙巴住所时，联合国军的一部分——保护卢蒙巴的加纳士兵却要求他们离开。
秘书长突然不愿追捕卢蒙巴，让美国人很失望。他们因此要加速除掉这位被废黜的总理。中情局考虑采取两种办法，既要利用其刚果的代理人来实施暗杀，又要部署“一个特别行动小组”，从联合国在当地的驻军那里除掉他。中情局驻利奥波德维尔情报站站长德尔文不想使用从总部带来的那些毒药，把它们扔进了刚果河。10月17日，他却向华盛顿的中情局总部发去电报，建议尽快送来“外国制造的、火力强大、带有望远镜和消音器的狙击步枪。光线好时，这里是打猎的好地方”。
在纽约的三周里，赫鲁晓夫一直是人们关注的中心。离开的前一天，赫鲁晓夫就保证，这次纽约之行会让人终生难忘。当听到一位菲律宾外交官指责苏联对东欧实施殖民行为时，赫鲁晓夫用两只拳头击打桌面。想到他制造的声音还不够大，赫鲁晓夫脱下自己的一只平底鞋来敲打桌面。葛罗米柯很尴尬，看上去仿佛“要跳入一池冰水里”。他也脱掉自己的鞋子，附和着主子，也轻轻敲打着桌面，用鞋子敲打桌面仿佛成了联合国可以接受的一种传统的抗议方式。
赫鲁晓夫保持着高昂的情绪， 10月13日，他乘坐一架苏联飞机回到莫斯科。尽管其非洲或亚洲盟友没有支持他改革联合国的提议，但是，两天后，却告诉主席团委员，他已经极充分地提出了改革的理由。他一点也不怀疑反对哈马舍尔德的斗争。确实，他告诉那些委员们，“如果联合国不调整其结构，（我们）将不会同意任何裁军方案”。在苏联对待卢蒙巴和刚果的政策方面，他也不能容忍任何质疑。“刚果（政策）有利于我们，”赫鲁晓夫说道，“它让帝国主义分子丢了脸，也让联合国丧失信誉。”如果委员们不同意他的意见，会保持沉默。
尽管在克里姆林宫的会上如此乐观，但是，赫鲁晓夫也明白，他的两个第三世界盟友的势力都很小。卢蒙巴现在遭到反对，且不执掌政权，还处于软禁之中。卡斯特罗仍然在执政，但他有一个强劲的敌人——美国。
赫鲁晓夫回到莫斯科数日后，克里姆林宫收到的克格勃情报称，艾森豪威尔政府可能正在准备对古巴发动武装进攻，以为其副总统入主白宫造势。尼克松陷入一场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约翰· F. 肯尼迪的激烈选战中。“正在准备一些突击队行动和恐怖主义行为。”一个月前，克格勃驻哈瓦那的代表亚历山大·阿列克谢耶夫就做过这样的报告，且还在继续发送类似的报告。
为防止内部出现动乱，卡斯特罗在这个岛国发动了一场镇压运动。8月，他撤换了自己的警卫部队。10月1日，古巴人也启动了一个居民监视体系，它类似于东德发明的那种监视系统，旨在鼓励邻居们相互监视。最近，卡斯特罗越来越意识到，也许他还面临着另一个来自国外的挑战。他们已经观察到中情局在训练那些古巴移民，卡斯特罗认为他们或许会被用于发动对古巴的大规模武装入侵。莫斯科也有同样的忧虑，并且发动了一场阻止美国入侵古巴的舆论宣传战。10月14日，《真理报》断言：“愈来愈多的事实表明，关塔那摩正在被变成一个侵略古巴的桥头堡。”从 10月18日开始，佐林指责美国在拉美邻国训练古巴移民以推翻卡斯特罗政权。同一天，古巴人在南部海岸线部署数千民兵，来自关塔那摩的入侵部队可能会在那里登陆。1960年10月27日，古巴武装部队开始处于高度军事戒备状态。
赫鲁晓夫也作出回应，重复其在 7月所做的声明：为了保卫卡斯特罗政权，他威胁要使用核武器。然而，这次他却认为，卡斯特罗面临着真正的威胁。10月29日，塔斯社发表赫鲁晓夫接受古巴记者访谈的内容。访谈中，赫鲁晓夫警告美国，不要迫使他把“象征性的”威胁变成真正地使用核武器。
加勒比地区的紧张局势又延续了 10 天。11月8日的总统选举中，肯尼迪以微弱优势战胜理查德·尼克松，赢得大选。此时，苏联人和古巴人都松了一口气。他们原来担心大选前美国会入侵古巴，然而这并未发生。
赫鲁晓夫可以认为他保护了古巴，然而，他却不能挽救卢蒙巴。11月，美国成功游说各国，为卡萨武布率领的刚果代表团赢得联合国席位，苏联人在联合国遭遇一次致命性的外交失败。投票结果是 53 票支持， 24 票反对（19 票弃权），苏联和其盟国失败。那些支持票都来自西非的法属殖民地。
卢蒙巴得知卡萨武布在纽约赢得胜利后，也在寻求机会来重整自己的队伍。11月27日，借暴风雨之机，他逃脱联合国军队的保护。他的出逃让蒙博托和其西方盟友都感到不安。如果卢蒙巴逃到斯坦利维尔，那里有他的大批支持者正在组织力量反对蒙博托和冲伯，这样，他就能建立一个独立政权，并且还能要求苏联提供军事援助。蒙博托的军队在搜寻卢蒙巴，而中情局也派出一个签约杀手——一个有犯罪纪录的欧洲人，奉命前往斯坦利维尔刺杀卢蒙巴。与此同时，联合国总部也下令其刚果驻军不要介入此事，任由事态发展。
尽管卢蒙巴的名字在刚果耳熟能详，但人们并不熟悉他的相貌。在人们的护送下，他和手下跋涉 700 英里来到斯坦利维尔。沿途不断遭到部落的阻拦，那些部落民不相信这个穿着运动衫的人就是他们的“救世主”卢蒙巴。“你在撒谎。我们知道卢蒙巴，他总是穿着正装，戴着眼镜。那你呢？”一个村庄的首领不停地问卢蒙巴。这种阻拦并没有让卢蒙巴感到担忧，他利用这段时间在沿途村庄发表长篇演说。一个听众向蒙博托的军队泄露了卢蒙巴的消息，搜寻他的包围圈缩小了。12月2日，在一队由加纳士兵组成的联合国军的眼皮底下，卢蒙巴被捕。当联合国军请求批准营救卢蒙巴时，纽约要他们保持中立。卢蒙巴被蒙博托关押起来，从此消失。
1960年的前 11个月，和第三世界国家建立新的盟友关系非常危险，赫鲁晓夫从中吸取不少教训。其设想美国和哈马舍尔德联手对卢蒙巴采取了中立态度。还有大量证据表明，华盛顿正在试图推翻卡斯特罗政权。毫无疑问，至少艾森豪威尔政府决心不让莫斯科在第三世界发展任何新盟友。如果莫斯科想继续赢得新盟友，那么，赫鲁晓夫明白，仅有政治和经济的竞争是不够的。他不得不准备在军事上冒风险。过去，苏联把东南亚让给了中国和北越；将来，东南亚会为这种新形式的和平共存战略提供试验场所。
[1] 帕特里斯·伊梅里·卢蒙巴（Patrice Émery Lumumba，1925年7月2日——1961年1月17日），刚果（金）独立运动领导人。1955年加入比利时自由党，1956年因挪用钱款被捕并被判处12个月监禁。1958年获释后创立了刚果（金）民族运动党，鼓吹泛非洲主义。1959年再次被捕并被判处六个月监禁。刚果（金）独立后，于1960年6月24日——9月5日担任总理兼国防部长，同年9月5日在政变中下台，不久被当地军阀冲伯绑架。1961年遇害。
[2] 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萨尔迪瓦（Fulgencio Batista y Zaldívar，1901年1月16日——1973年8月6日），古巴军官。1921年进入古巴军队服役。1933年发动政变，并于1933—1940年任陆军参谋长，实际上控制了政权。1940—1944年第一次担任总统。1944年移居美国。1948年回国，并创立了进步行动党。1952年再次发动政变，并于1952—1959年再次担任总统，在任期间推行独裁统治。1959年在古巴革命中被迫辞职，流亡葡萄牙。1973年死于西班牙。
[3]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阿列克谢耶夫（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Алексеев，1913年8月14日——2001年6月19日），1929年加入共青团。1938年加入联共（布）。西班牙内战期间为苏联将领担任翻译。1941—1943年任驻伊朗大使馆雇员。1944—1947年任驻法国大使馆文化专员。1947—1951年任驻法国大使馆雇员。1951—1954年任苏共中央情报局编辑。1954—1958年任驻阿根廷大使馆一秘。1960—1962年任驻古巴大使馆文化顾问。1962—1968年任驻古巴大使。1968—1974年任诺沃斯蒂通讯社副主席。1974—1980年任驻马达加斯加大使。1980年退休。
[4] 帕维尔·伊万诺维奇·格拉西莫夫（Павел Иванович Герасимов，1915—1991），苏联外交官。早年参加了联共（布）。1945年进入外交部工作。1953—1954年任外交部近东司副司长。1954—1958年任驻埃及大使馆顾问。1958—1959年任驻阿联酋大使馆顾问。1959—1960年任驻几内亚大使。1960—1961年任外交部中东司副司长。1961—1962年任驻卢森堡大使。1962—1967年任驻比利时大使。1970—1973年任外交部人事司司长。1973—1977年任驻瑞士大使。
[5] 小威廉·阿米斯特德·莫勒·伯登（William Armistead Moale Burden Jr.，1906年4月8日——1984年10月10日），美国银行家、艺术品收藏家、慈善家。1959—1961年任驻比利时大使。
[6] 戈登·格雷（Gordon Gray，1909年5月30日——1982年11月26日），美国共和党政客。1939—1943年、1947—1949年北卡罗来纳州议会议员。1942年进入美国陆军服役。1947—1949年任陆军部助理部长。1949—1950年任陆军部长。1950—1952年任心理战略办公室主任。1950—1955年任北卡罗来纳联合大学校长。1955—1957年任国防部助理部长。1957—1958年任国防动员办公室主任。1958—1961年任国家安全顾问。
[7] 约瑟夫·卡萨—武布（Joseph Kasa-Vubu，1915年？月？日——1969年3月24日），刚果（金）政治家。1954年创立巴孔戈联盟（Alliance of Bakongo），1957年起鼓吹刚果（金）独立。刚果（金）独立后，于1960—1965年任总统。1965年被蒙博托废黜。1969年去世。
[8] 莫伊兹·卡奔达·冲伯（Moïse Kapend Tshombe，1919年11月10日——1969年6月29日），刚果（金）军阀。1951—1953年任加丹加省议员。1959年创立加丹加部族联盟（科纳卡特党）。1960—1963年任加丹加分离主义政权首脑。1961年绑架并杀害了刚果（金）前总理卢蒙巴。1963年加丹加被联合国维和部队占领后，被迫流亡西班牙。1964年回国。1964—1965年任刚果（金）总理。1966年再次流亡西班牙。1967年被缺席判处死刑，同年被绑架到阿尔及利亚并被软禁。1969年死于阿尔及利亚。
[9] 达格·海亚马尔·阿格涅·卡尔·哈马舍尔德（Dag Hjalmar Agne Carl Hammarskjöld，1905年7月29日——1961年9月18日），瑞典外交家、经济学家。1930—1934年任瑞典失业问题委员会秘书。1936—1941年任瑞典中央银行秘书。1936—1945年任瑞典财政部国务秘书。1941—1948年任瑞典银行总理事会主席。1949—1951年任外交大臣。1951—1953年任不管大臣。1953—1961年任联合国秘书长。1961年9月18日赴刚果调停当地冲突时因飞机失事身亡。
[10] 夸梅·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1909年9月21日——1972年4月27日），加纳资产阶级革命家。早年担任神父。1942年毕业于林肯大学。1943年起接触马克思主义。1945年起参加泛非洲主义运动。1947年返回黄金海岸，参加独立运动。1949年创立国民大会党。1950年被捕并被判处3年徒刑。1951年大选获胜后获释。1952—1957年任黄金海岸总理。1957年加纳独立后，于1957—1960年任总理，1960—1966年任总统，1965—1966年任非洲统一组织主席。在任期间推行泛非主义和“非洲马克思主义”。1966年在政变中下台，流亡到几内亚。1971年流亡罗马尼亚。1972年在布加勒斯特去世。
[11] 蒙博托·塞塞·塞科·库库·恩本杜·瓦·扎·班加（Mobutu Sese Seko Kuku Ngbendu Wa Za Banga，1930年10月14日——1997年9月7日），刚果（金）独裁者。1949年入伍。1956—1958年期间担任记者。1958年加入刚果（金）民族运动党。1960年9月5日发动政变，推翻卢蒙巴，并于1961—1965年任刚果（金）国民军总司令，1965—1997年任扎伊尔国民军总司令。1965年再次发动政变，同年将刚果（金）更名为“扎伊尔”，并于1965—1997年任扎伊尔总统，在任期间推行独裁统治。1997年被推翻下台，同年死于摩洛哥。
[12] 悉尼·戈特利布（Sydney Gottlieb，1918年8月3日——1999年3月7日），美国化学家。出身于匈牙利犹太移民家庭。1943年毕业于加州理工学院。1948年进入美国政府工作。1951年加入中央情报局，研发化学药品，曾进行未经同意的人体实验。1960年起策划了暗杀菲德尔·卡斯特罗、卢蒙巴和卡希姆的计划，但并未执行。1973年退休。
[13] 劳伦斯·雷蒙德·德尔文（Lawrence Raymond Devlin，1922年6月18日——2008年12月6日），美国情报官员。二战期间服役于美国陆军，曾在北非、意大利和法国服役。1949年加入中央情报局。1960年起任中央情报局刚果（金）站站长，策划并实施了推翻卢蒙巴的活动。此后曾任老挝站站长、非洲司司长等。1974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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