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由一九二七年一月至翌年三月十五日被检举，一直做着《马克思主义》杂志的编辑工作。在我被检举后数个月内，这个杂志仍然发行着。我同枇杷田源介检察官（他后来在帝人事件公审时发生了问题）大打嘴仗以后，龟山慎一检察官赶紧跑来问我说：“您究竟是怎么回事？枇杷田检察官在盐野检察长（现已和我们从前一样，被投入巢鸭监狱）面前大发雷霆，说是再不审问志贺这个家伙了。”同时把那时候的一本《马克思主义》杂志抛在桌上笑嘻嘻地说：“您虽然现已被捕，但是这个杂志仍然照常出版着。而且继续用着您的名义，所以也许仅把这非法出版事件作为违反治安维持法而将您起诉于近期公审吧！”“那不是很好吗！如果希望开始公审，便那样做吧！反正在未决监呆着也是无聊。但如果是不公开的，分离审判我是不接受的，还是公开审判吧！”我这样答复了他，但以后却毫无动静。从翌年（二八年）一月起，又出版了数期《马克思主义》杂志。当时的出版界生产能力过剩，虽经警视厅的特务把印刷所逐一检查，但仍能找到地方印刷。然而由于“四·一六”事件，这个杂志终于不能不停刊了。
《马克思主义》杂志创刊于一九二四年五月，由后来死于满铁调查部事件的西雅雄担任编辑。但自第一次共产党事件后，则由担任党再建任务的政治局来召集编辑会议。德田同志曾对我说过：“它是作为共产党的政治杂志而出版的，但名称过于带学究味，而且也屡次听到那样的批评。”但它在团结由于第一次共产党事件、关东大震灾的白色恐怖以及党首脑部的解党决议而相当散漫了的党员上，团结工人和知识分子来反抗军国主义者与特务的野蛮攻击以及社会民主主义者与工会官僚的策动上，完成了重大的使命，则是事实。
不过在创刊号中有这么一段插话：当我看见广告时，知道有高桥贞树所写《日本帝国主义》的文章。当时高桥正在大阪，我想也许他在大震灾后蛰居大阪作着充实自己的工作，但等到创刊号到手一看，我吃惊了，原来是把那时输入的马克·斯特的《帝国主义》书中关于日本的一节照样翻译过来的。而且一字一句不错。这无论如何是太不像话了，于是提出抗议：“西君登载那样的东西，在杂志或编辑者说来，都是耻辱。”西君呆然若失地说：“高桥君也太糟糕了！”后来见到西君，他对我说：“曾有人来信严厉指摘：‘赫赫有名的马克思主义杂志，为什么登载这样没有良心的剽窃文章呢？’”后来高桥的可怜的破产，也可以说兆端与此吧。
到了一九二五年，山川均渐次失去了党内理论指导者的力量。当时的编辑会议，是由市川正一、青野季吉、佐野文夫、西雅雄还有我五个人召集的。市川和我二人总是认为非设法{XXXX}（录入者注：原文不清，无法辨别）新情势的杂志不可。这是由于总同盟开除了革命分子，创立了评议会，一般都认为有组织工农政党的必要时的事。
因为一九二五年十二月至二六年十一月入了下关重炮兵联队，所以不能参加编辑工作。又市川和西两君也不久因为第一次共产党事件入狱。其间由福本和夫担任编辑主任，由水野成夫担任名义人。这时青野脱离了党，佐野在同志们入狱期间，担任了党的总书记。
由一九二七年一月起，我担任了编辑主任。市川正一、佐野学、三田村四郎、村山藤四郎、浅野亮、是枝恭二等是主要执笔者。当时中国革命达到了最高潮，上海政变（四月）以后入于退却期，十二月发生了广州暴动。日本政府悍然出兵济南了。日本国内在四月发生了金融恐慌。劳动党、日本劳动党、社会民众党形成了对立，平野力三等的日本农民党创立了，工会和农会也发生了分裂。因为政府、资本家、地主不仅采取公开露骨的镇压政策，并且利用大部分的社会民主主义者而采取阴险的分裂政策。政府寻找使用治安维持法的机会而{着着}（录入者注：原文如此）进行准备。由于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大事宣传，好像“福本主义”是这种战线分裂的负责人，其实它的错误只是在于对于反动攻势的分裂不能政策采取积极地对抗方策，而消极地认为战线分裂是必然的现象。
只要一看当时的《马克思主义》杂志，便可以清楚地看出在这种内外夹攻的困难情势下，党苦心寻找正确的政策的痕迹来。尤其一九二六年十二月第二次党大会以后，担任领导的主要干部不在国内，而且我们必须按照第三次党大会的方针来领导运动，因而不能不在内外情势的发展与方针的矛盾中更加继续恶战苦斗。因而方针的形式虽然受了“福本主义”的影响，但斗争的内容非克服这种形式不可。到了二七年夏天，该杂志上才刊载了一篇论述如果不发行工厂报纸便不能确立党的基本组织的文章。根据这种方针，日本最初的工厂报纸由日本光学东京工厂的党员发行了。我党最优秀的同志故人国领伍一郎参加了这个工厂的党组织，由于他的指导而产生了这个报纸。他曾以此自豪。实际说来，只此一点，他的名字也能够在日本革命运动史上永垂不朽了。听说三田村四郎曾对国领批评这种工厂报纸，说是充满工会主义的错误，但这反而说明了国领的编辑方针适合工厂报纸的真正任务。
至于努力克服形式和内容的矛盾，也表现在四月左右的《无产者新闻》报上。佐野学对于主笔的工作很不热心，所以我便担任起报纸的编辑和经营的指导来。我服完兵役上京时，党内有借着“理论斗争”的名义而流入无原则的攻击的倾向。因而在二七年的前几个月，东京地方的{罢}（录入者注：原文不清，疑为“罢”字）工没有好好地领导成功。于是我们和党内的健全分子协力，对这种轻视实践的偏向展开了斗争。就“强迫群众理论斗争的错误”“轻视斗争实践的错误”，在报上发出了警告。在十二月中归国的同志们，起初不太了解这种实际情况，所以抱着眼里的批判态度，但到了“三·一五”事件，渡边政之辅等也渐渐地表示同意了。直到入狱仍旧未改变态度的，只是佐野学、锅山贞亲二人。《二七年纲领》变为成文到达我们的手中，是在二八年二月。当二七年十二月初在日光举行报告时，国内领导干部中的市川、国领和我，仅根据口头报告总不明白我们的错误究竟在哪里。国领曾用他那直接了当的口气说：“不明白。”担任那次集会的议长而且最后发了言的市川也斩钉截铁地说：“诸君的报告，我自己还不明白。”“为什么不明白呢？”我在狱中曾思索这个问题，我认为仍然是因为不能把形式和内容的矛盾加以辩证法的解决之故。国领在狱中也透露了同样的感想。总之，在《二七年纲领》的由制定至报告期间，人云亦云地随便批评“福本主义”的错误而遮掩自己错误的一帮人们，在“三·一五”事件以后的狱中都变成了革命叛徒。
“所谓‘福本主义’，乃是福本和夫君的个人创作，受到了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支持。”在现在仍然这样主张的人还很多。然而这顶多不过是真理的半面。其实“福本主义”的发生根据，在于当时学生集体地参加了学生社会科学研究会运动，“福本主义”乃是其观念形态的表现。如果溯本求源，佐野学的理论和实践也都是初期学生运动的产物。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的序文中曾清清楚楚地说：“杜林的理论乃是德国大学生集体参加当时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观念形态的表现。”不消说，佐野和福本二人的性格，也发生了很大的作用。关于此点，可以用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相互关系来说明，马克思在给库格尔曼的信中曾指出：“领袖的性格偶然也可以影响一国的运动。”德国的拉萨尔、法国的布朗基、对拉丁各国的巴枯宁，是十九世纪的例子；在二十世纪有俄国的托洛茨基。而且这种偶然性，也要被历史的必然性的发展所左右。拉萨尔、布朗基、巴枯宁、托洛茨基的影响，现在在这些国家都完全被克服了。
最近在日本，学生参加社会运动的渐渐多起来了。在他们中间，优秀的党活动家层出不穷，也许能够产生出领导下代运动的人物，但同时又重复了我们过去所发生的偏向，也是事实。不过现在日本的党的领导力量远较过去为大，所以我想大概不会发生大的弊害。
随着这类倾向附带发生的，便是好高骛远的表现和骄傲自负的态度。据说出现在浮士德第一部的老实学生，到了第二部便自高自大趾高气扬起来。这和那种情形是很相似的。胡乱引用马列主义的古典来恫吓对方。这是教条主义，和真正的文章巧妙不同。
谈到文章，故人市川实在是煞费苦心。从在《无产阶级》杂志用矢津九郎的笔名写文章的时候起，便是这样。（译者注：矢津九郎和“加紧干”的读音在日文是相仿的）在《马克思主义》杂志用过阿部平智这个奇怪的笔名，他曾笑着对我说：“阿读如A，代表工人，部读如B，代表农民，平智读如PETI，代表请愿，因为那是在请愿解散议会运动时期使用的。”渡边政之辅在“三·一五”以后用山名正照这个笔名写过东西。德田同志在二九年初期写过山川批判，实在能充分表现他的面目，而且充满了激烈的挖苦辞句。现在我还记得有这样的话：“机会主义{X}（录入者注：原文不清，无法辨别）术的马脚跑到桌子上来了！”
上面说过，我也参加过《无产者新闻》，这个报纸从三月起限于极度的经济困难了。门屋博是经营的负责人，但是他的报告太不像话了，所以我曾说过：“如果再不记一点账，好好经营一下，便不行了！”的话。终于要陷于次期（当时是周刊）的纸费也无法付给的危机了。于是我们决定发起募集三千圆基金运动。谁都认为募集千圆左右便是最大成功，那样的庞大数目绝对无法办到，但我对于三千圆的募集是具有确信的。第一，虽然是个报社，却没有一具电话。第二，事务所在佐久间町的小胡同里，非常不便。第三，办公用品缺乏，工作完全是手工业式的。第四，内部组织没有确立。第五，收回的报费不足五成。以改善以上各点为目标，在前后三个月间开始了全国性的运动。而且决定纵令是捐一分钱两分钱的人也一定把姓名登在报上。工会、农会及其他其中团体，也用非常的热诚加以支援，其实在工农会方面也有出一分钱两分钱的人，都公布了其姓名。在还差二百圆的时候，侨居美国的日本人给汇来了百圆美金。由于金融恐慌而汇率暴落，所以三个月内终于突破了三千圆。如果按现在的物价来说，则达三十万圆之多。这个成功惹起了各方面的注目。因为有了这三千圆，电话也{按}（录入者注：原文如此）上了，事务所也迁入新桥车站附近的大厦内，由周刊改成了五日刊，页数也增加了。报费的收回也好转了。当前年《赤旗》复刊时，我们是不名一钱的，但运用着当时的经验，总算达到今天的地步了。只要纸张不虞缺乏，我们便能办出每日发行百万份的报纸来。
其次，当时最困难的事情，便是新闻检查。以及在出版以后，来个禁止售卖的行政命令。
——一九四七、七、七，在大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