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日本政府和上层阶级非常希望人民群众忘却的历史事件有三个：一个是幸德事件，一个是米骚动，另一个是大震灾时的屠杀事件。因为这三个事件的性质虽然各自不同，但已将明治以来的军部、警察、司法当局的狂暴压迫趋于极端，对于为了人民而勇敢斗争的人们采取着如何的白色恐怖，深深地印在人民脑海中了。
关东大震灾到在已经二十五年了。但是在这三个事件中，从毫无根据便展开了疯狂的白色恐怖这一点来说，大震灾时的屠杀是最厉害的。九月一日那天，正是国际青年节，所以我曾多方奔走。大概是在佐佐木明治神宫附近的金子洋文君家中，举行“青年晚会”，那时候才认识了中西伊之助君。然后绕到月岛的劳动会馆，商量翌日的青年节事项。正当四五人聚在一起的时候，刑事警察来了，我和北岛吉藏巧妙地逃到一家中国荞麦面饭馆里，在那里吃饱了肚子，离别的时候已经快到夜晚十一点了。
那年六月发生了第一次共产党事件，警察对我们的追踪益趋激烈，青年节也不能组织示威运动了。
一九二三年九月一日，是个天气晴朗的日子。
在池袋的家中正爬着看报纸的时候，忽然地震发生了。我觉着这次时间有点长，说时迟，那时快，忽然厉害起来，我不由自主地跑到院子里去。但是那时候既没有想到这便造成了那样的大震灾，也没有预料到震灾后还有那样厉害的白色恐怖。当时共产党的主要人物已被投入市谷监狱，所以我在九月一日的傍晚，到堺利彦老人的家中去，帮助为子夫人把必要的物品拿到四谷的河边去。因为布施律师的事务所是在四谷的荒木町，所以为了打听狱中同志们的消息，也去联络了一下。
到了九月二日的傍晚，一个穿着浴衣的男人来了。扬言说是在王子方面朝鲜人袭击日本人，正在掠夺，引起了很大的骚动，不久恐怕也要蔓延到池袋方面来。于是决定马上组织自卫团，这样的谣言像电流一样，很快地便传布到各方面了。
这时候在龟井方面的渡边政之辅君的家中，至友黑田寿男君正患着重病。因为担心病人的情况，又为了打听住在渡边君和河合义虎君所组织的南葛工会事务所中的同志们的情况，所以我在九月三日早晨骑着自行车向龟井方面出发了。本所被服厂遗址上躺满了许多尸体，简直让人无法下脚。等我见到渡边君的老太太询问情况以后，才知道组合里的人们都被拉到警察署，黑田君在震灾前一天便进入上野医院了。据渡边老太太说，在江东方面朝鲜人闹得也很厉害，我在到龟井去的往返途中，也到处听到了这样的谣言。听说在两国桥附近，捉到了一对朝鲜人夫妇，使之尝够苦头以后，才交给了警官，但是那个女子正在妊娠，已经站不起来，于是被拖着拉走了。
返回本乡在青木堂给黑田君购买食品时，店员洋洋得意地说：“我把朝鲜人打的竹竿子都快裂了！”我完全想不到那个平日好像良善的店员会作出这样狂暴的事，当时便对他加以说明：“朝鲜人决不会到处放火或在井中投毒。”但他却丝毫不听。
我那时正是二十三岁，我想起了俄国史上有名的排犹运动（Погром），便断定这是政府的阴谋。我直觉地感到：这是恐怕乘震灾的混乱之际，民众对政府及资本家产生反感，于是制造出这种谣言，到处散布，使民众成为暴徒，将其憎恨转移到对异民族的污蔑与反感上。
从那时起，我便每天钻入刀剑丛中去和未被逮捕的共产党人们进行联络。但那些人们，大部分也被警察抓去了，在拘留所里受到了无法无天的拷问。
二
谈到这里，便可以知道有人乘着大震灾的混乱之际，是如何地散布无稽的谣言，终于以讹传讹，以致使日本的无知民众造成那样的大过失了。即在今日仍有许多人相信事情是如所传说的那样。其实这个大屠杀事件，决不是那样简单的，这乃是政府有计划地组织的白色恐怖行为。九月一日，继加藤友三郎内阁之后，山本权兵卫内阁举行就任典礼，加藤内阁的内务大臣是水野链太郎。水野是内务官僚的首领之一，当他从前在斋藤实朝鲜总督之下担任政务总监时，曾在京城（译者注：即今汉城）南大门的车站上，正要坐上迎接他的马车时，被朝鲜人投了一个炸弹，于是他赶紧跑到车站的贵宾室中，躺在沙发上，盖上毛毯，吓得面如土色，好几个钟头直不起腰来。
他在朝鲜的时候，也时常听到过朝鲜人在井中投毒的谣言，以致刺激了他的神经。当时，他因为办交代，正在内务省内。午后四时许，宪兵从横滨方面来了报告，说什么朝鲜人和无赖游民开始掠夺，以及什么好像社会主义者从中煽动等语。事实乃是极端的国家主义者山口成让赌徒袭击了横滨税关。自南大门事件以来吃了朝鲜人的亏的水野，完全失去了节制，遂委托恰巧那时到内务省去的船桥海军无线电局的某大尉通电全国。该大尉于九月二日午前三时许归返船桥后，拍出了这样的电报：“朝鲜人、中国人、社会主义者、赌徒、无赖游民等，放火掠夺，无所不为，{望}（录入者注：原文不清，疑为“望”字）各地严加戒备！”
屠杀事件在船桥方面特别厉害，也是因为这种缘故。在琦玉县方面，在警察署、官厅的揭示牌上，甚至用县府的名义贴出布告，说是对于反抗的朝鲜人，可以格杀勿论，这个无线电报，也被轮船的无线电技师收到而记录下了。当时由菲律宾归来的轮船载着的威哈拉·尤萨克元帅，也确实听到了这件事情。山本内阁的陆军大臣是田中义一。他自一九二一年在上海被朝鲜独立党员狙击以来，仍然不断地培植对朝鲜人的憎恶观念。这家伙同时是在乡军人会的组织者，对于青年团的创设也尽过很大的力量。
在大震灾时，由在乡军人分会领导、青年团协力、拿着日本刀或在竹竿子头上插上剃刀的家伙们，到处乱跑。由腰间带着手枪、手中拿着军刀的在乡将校指挥着。田中任命福田雅太郎为戒严司令官，驱使着军队、宪兵、警察（警视总监为汤{浅}（录入者注：原文不清，疑为“浅”字）仓平），做了不知多少的白色恐怖行为。
由九月二日起朝鲜人骚动的谣言开始流行起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由于这种经过也可以明瞭了罢。这一直继续到九月十八日左右。在九月四五日左右，把{逮}（录入者注：原文不清，疑为“逮”字）捕住的气息奄奄的朝鲜人装在宪兵队和警视厅的大卡车上，运到被服厂去，堆在一起，泼上汽油，用火给烧死了。
三
这时河合义虎、北岛吉藏、平泽计七等八名，被龟户警察署交给了由宇都宫来到的部队，{枪}（录入者注：原文不清，疑为“枪”字）杀在放水路附近了。河合义虎是当时与渡边政之辅并称的工人革命家，是最勇敢的同志。他们就义的时候表现了崇高的不屈的品质。
其后龟户一带所以成了共产主义运动的牢不可拔的根据地，便是由于工人对这种白色恐怖的奋斗力量。我在当时也具有同样的决心。我认为所谓复仇，也并不是说用个人的暴力来做。强化日本的革命运动和工人运动，为争取胜利而奋斗，才是最好的复仇办法。后来我在“三·一五”事件被捕，在狱中听到渡边政之辅在台湾的基隆被警察队射杀时，便坚誓集成河合和渡边的遗志而奋斗到底。
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夫妇被宪兵大尉甘粕带走、连同他的亲戚橘宗一这个可爱的少年一起被杀害的事，乃是证明日本军国主义残虐的最显著的证据。甘粕与其部下后来在法庭上曾说是在宪兵队内把他们绞死的，其实大杉却是在麻布第三联队的营庭上被他们枪杀的。审判甘粕事件的军法会议上的陈述，完全是做好的把戏，这决不是甘粕个人所为，而是军国主义者的一个有组织的阴谋。当时小泉宪兵司令官曾说与这个事件毫无关系，其实他对于甘粕的捕获大杉等曾大加赞扬，乃是命令杀害大杉的负责人之一。甘粕曾被反动团体的求赦运动所支持，在千叶监狱中享受特别优待，被判十年有期徒刑，仅三年便出来了。出来以后，便携带巨款到法国去{遨}（录入者注：原文不清，疑为“遨”字）游。满洲国傀儡政权成立后，担任满洲国的参议，成了军事法西斯的头子。由这些事情看来，可知他的背后是有军阀极力支援着的。
大震灾时，被白色恐怖所杀害的朝鲜人达三千人，又中国人达三百名之多。此次大战中，在朝鲜、中国、南洋，日本的军队做了许多残暴行为。在国内则压迫革命运动与工农运动，在殖民地和外国则屠杀其人民。这两件事情结合起来，充分表现出皇军的本质。
当时仅仅我一个共产主义者到各地方去联络，说不定要被宪兵、特务、在乡军人、自卫团等杀害，但终于幸免于难了。那时我去拜访大山郁夫教授的住宅，让人吃惊的是，这里也有军队上着刺刀、穿着泥鞋便侵入家宅进行搜索了。这乃是因为自早稻田大学研究室搜查事件以来，仅仅大山教授一人协助我们学生联合会的反军国主义运动，所以军阀对他加以威吓。
被投入市谷监狱的共产主义者中，有德田、野坂两同志，还有去年三月在仙台刑务所被惨害的市川正一以及被杀害后仍未发现尸体的上田茂树和渡边政之辅等。德田同志站在全体囚犯的前面而与当局交涉，在有秩序的与有规律的之中，使全体囚犯团结起来了。军国主义者们，当然也曾要求引渡共产主义者，但这种要求被所长拒绝了。这并不是因为司法省和所长的处置公正，乃是因为在狱中的共产主义者的断然态度与其指导之下，全体囚犯保持着井然的秩序、保持着坚固的团结之故。
说到这里，让人想起来的，便是佐野学。所谓第一次共产党事件，乃是由于佐野学的疏忽所致。据检察当局发表，说是在早稻田研究室发现了佐野所藏第二次党大会议事录，但这是凭空捏造的，这乃是为了把进步教授逐出学校所玩的把戏，企图有计划地把军事教育搬进学校中去。佐野给了特务检举共产党的线索，是在其他地方，因为他茫然地信任了奸细，使他在自己家中出入之故。他曾在堺利彦面前痛哭，陈述自己疏忽之罪，但同志们因此而被投狱，河合义虎及其他同志因此而惨遭杀害，甚至党组织的本身也因此而陷于半解体的状态，这多半是佐野学的责任。
其后，他接受党中央委员会的命令而亡命海外了。当狱中同志历尽辛酸优秀同志惨遭杀害之时，他却在海外过着比较安定的亡命生活。如果他还有一点良心，他应该对于这些同志永远谦{敬}（录入者注：原文不清，疑为“敬”字），对于革命运动始终忠实。然而他在上海被捕之时，中了警视厅特务的离间之计，认为他的逮捕是由于市川正一，在检察官及预审推事面前，对市川露骨地{表示}（录入者注：原文不清，疑为“表示”）出个人的反感，诽谤党及一切同志们，简直认为他自己才是唯一的优秀的革命家，才是共产国际的正统代言人。对于德田同志并且做出了落井下石的行为。我当时甚为愤慨，曾指出佐野对于德田同志所犯的错误，但后来被藤本梅一传讯而遇到佐野时，我问他道：“你为什么那样说呢？”他回答道：“因为北浦千太郎和佐野文夫把各种事情都说了，所以我想作同样的陈述也未尝不可。”这两个人当时已经完全堕落了，其陈述也愚劣之至。所谓在警视厅看见了这种陈述而{拟}（录入者注：原文不清，疑为“拟”字）作同样陈述的说法，可以说是革命家纪律上不能容许的犯罪行为。
对于“三·一五”以来二年间在敌人面前完全保守沉默的德田和志贺，佐野曾深刻赔罪，于是我们饶恕了佐野的重大过失，决定组织法庭委员会担任公审斗争。佐野这个人的特征，是意志{薄弱}（录入者注：原文不清，疑为“薄弱”），和勇敢的同志们一块斗争之时，还不会闹出大的笑话，但一度遭遇困难后，便立即丧失了斗志。
他的性格的另一个特征，便是强烈的自私自利心理。如果不把自己与其利益置于团体与纪律之上，心中便总不甘心。路易·拿破仑将军的巴塞奴元帅，曾被莫尔特克（录入者注：现通译毛奇）的军队包围于麦次（录入者注：现通译梅兹），以致演出丑态，后日受到军法会议的审判，被{系}（录入者注：原文不清，疑为“系”字）于城塞监狱，受尽法国人民的侮辱与憎恶，终于皆同家属逃走，至今下落不明。但佐野则恬不知耻，忘记对自己阶级的犯罪，仍然企图跑到日本人民解放运动的行列中卖弄聪明。他在一九三三年发生了丑态百出的叛党行为时，因为市川同志反对过他，于是他拿出上海逮捕事件来，经过狱吏之手，给了市川挑拨的信。德田、国领、志贺在准备第二次公审时，听市川同志谈到此事，感到佐野的堕落和卑劣也太没有节操了。在今年二月第五次党大会上，野坂同志曾把佐野学称为臭虫，认为对付它的方法，只有把它捻死。这也是决非偶然的事。
（后记）关于大震灾的白色恐怖，《战旗》上曾发表过江口涣君有趣味的调查，但这仍有大家协力作成详细记录的必要。关于幸德事件、米骚动，也是这样。在市谷的国际法庭上，审判日本宪兵和特务罪恶史的日子，总会来到的。关于这些事件，每人个别地叙述自己的知识经验，是没有什么大用处的。无论如何，也有加以综合而将其完成的必要。切望《赤旗》读者诸君也加以协力。我把大震灾白色恐怖的一些实情报告在这里，不过是为了唤起注意罢了。
——一九四八、八、二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