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走向国难的祖国

一、太平洋战争与反战开争

　　从一九四零年的岁尾那时起，在延安起了激烈的争论，那是关于下面的这个问题的争论，即日本帝国主义者将北进向苏联挑战，还是夺南洋而向英美挑战。当时的情势，的确有这两种可能性。我自己虽认为当时的东条内阁将先实行南进，关于这点，我也写过论文，可是在延安，还是北进论者居多。但是到了翌年春季，日军在越南南部登陆，近迫泰国的时候，则大体的情势已经明了起来了。十二月八日日军袭击夏威夷的消息，在延安，我是最先在收音机中听到的。后来，这个消息传遍了整个延安，

　　延安陷入了一种兴奋的状态。这时，我在延安的报纸《解放日报》上写了社论，暴露了这个战争的帝国主义的性质，同时，又作了这样的主张，即日本在起先的期间，大概会获得一时的胜利，可是不久就会开始战败，最后则必定会以日本的完全败北而告终；但这是日本军部的败北，以这事为机会，日本的人民一定会获得自由，所获得建立民主主义日本的机会。这个主张，毛先生等也表示同意，延安的人们也认为这次太平洋战争必定会促进日本帝国主义的没落。

　　这个战争发展下去，日军在瓜岛败北了的时候，我们已知道日本帝国主义已到了顶头，往后即将渐渐走入没落的方向。同时，又因为即使在日军内部也对战争前途怀疑起来了，所以我们越发加强了对日本军队的宣传活动。结果，获得了较过去更大的效果。一九四三年一月，在延安举行反战同盟大会，在这次大会中，把反战同盟改组为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同时，也决定以这个团体为日本的民主主义战争的一翼而活动了。在其纲领中，包括着战后日本的民主主义制度的确立，以及日本的经济建设等。我凭了日本的报纸杂志以及收音机等，知道了人民的生活一天比一天恶化，自由受到极度限制，反战的人们大多都逮捕入狱。再者，由前线来的日本兵士那里，知道了不但国内的情形，即使日本军队的生活也已变得很坏，兵士的心情也急速的变化了。

　　我始终和解放联盟的干部举行集会，关于日本将来的问题，进行着种种计划，同时，关于回到日本去以后的活动的准备，也作了协议。即使在学校中，也加紧进行干部的养成，务期他们在日本败北后立即回去能够工作。知道了塞班岛贝美军所夺，菲律宾已陷落，由于B二十九型的本土轰炸而许多都市化为灰烬，许多兄弟姐妹惨死等事的时候，我真觉得五内如焚。同时，我对掀起这个战争而招致这种败北的日本军国主义者，益发增加了憎恨。到了日军终于要完全垮台的前夕，日军就像溺水者想抓住稻草一般，开始了所有一切的策动。去年年初，在北平附近的前线，曾以我的一个朋友的名义，通知我要求会面。我没有去理睬，可是到了六月里，有两个人又跑来向我要求会面了。目的，据说是希望和我会面以后，为日军讲求打开局面的方策。我对这种军部的要求并不回答，却立即在前线把这两个人逮捕了。不久，又有冈村宁次大将从南方开始同样的策动了。我回到日本来后才知道，他们曾预备驱使我的旧友和亲属，而要进行同样的事。日本的军部为了拖延自己的没落，甚至对于一径视为眼中钉的我，也竟出以哀求的态度，真可说厚颜无耻。等到日本终于败北，我准备回日本去时，蒙疆军对南京发出了这样的密电，指示着说，野坂一定要回日本去的，但决不能让他回去。日军的密电，我们大抵都解得的。我知道了在苏联参战后第二天，日本即要求投降了。于是，我立刻在报纸上发表了文字，提倡民主战线的结成，同时又以短波发送给各方面。其内容，与我在一月里在日比谷公园的欢迎大会中演说的要旨相同的。我认为要打开日本的危机，建设新的民主日本，则结集我国所有一切民主势力，是最好的办法。

二、亡命告终

　　我立刻开始做回日本去的准备了。但是这个旅行，有着极多的困难。第一，即使要从延安到北平，也除了徒步走两个月以外没有别的方法，而且即使到了北平，也没有能回日本的把握。然而不如此，要从上海方面走，却也没有回去的路。我曾对美国要求，靠美军的援助把我送回日本，可是没有回答。我有点急起来了。可是到了九月初，我听到了有美国飞机从延安起飞，把美国兵运到张家口南一百六十公里的灵邱这个村子，如果让这个机会逃去了，就完全不能预知究竟几时才能走近日本。于是一方面向美军请求搭乘，一方面，对华北及华中的日本人解放联盟盟员，也发出了向日本方面移动的命令。美国飞机在九月十日的中午从延安出发了，可是这时，除了我之外，还允许了三个解放联盟盟员和十五个八路军干部搭乘。这样，我们就能在当天下午到了灵邱。从那里有时步行，有时乘马，有时乘小车，有时乘火车，好容易抵达了张家口。这样竟花费了一个星期左右。我开始和原来在张家口的日本人一起工作了恰巧一个星期，突然有苏联飞机飞抵了张家口的飞机场。这架飞机是为搜寻失踪了的苏联飞机，飞到了北平，可是因为不知下落，又飞到张家口，预备从这里再回到长春去。八路军的干部就和那个飞机师交涉，请其把他们和我们一共四个人带到满洲去。起先好像很困难，结果还是答应了。我们和八路军干部，搭乘了这架飞机而能飞到满洲了。

　　当我还在满洲的时候，已由收音机及电话而得知了日本共产党业已合法化，并且得田、志贺、春日、侉田、宫本、以及其他指导者，已从狱中被释出了。我得知了这个消息，不禁雀跃欣喜。这些指导者和我，是长期间以同志爱而强固地结合着的。但是我曾想，他们由于数十年的长期的狱中生活，大概身体已坏得不得了吧？可是使我吃惊的是，他们从被释放的那天起即开始活动了。对于这点，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也是吃了一惊的。他们说，即使在全世界的革命运动史上，像这样的事大概也没有吧。我对于日本的勤劳阶级有着这样的英雄一事，感到极大的矜夸。我在心里想，务必早一天回到日本，把他们的重担少许分担掉一点。

　　但是我的旅行，因着种种的障碍，而极费手脚，可是不管怎样，总之是一天比一天走近了日本。经过沈阳、平囊而抵达汉城，在一月十日才在我片刻不曾忘怀的祖国日本的土地上，踏上了登陆的第一步。这是隔了十六年才又踏上了祖国的土地。

　　当我抵达博多船埠时，在那里所见的同胞的姿态，是被难看的破衣所裹，孩子们的脸也消瘦着。一脚跨进博多的市街，在那里有被破坏了的街和黑市场。这就是我连做梦也不能忘记的祖国的姿态吗？当我这样想时，就发生了悲壮的感情，同时，又对于把日本导入这样命运的日本支配阶级，加强了新的增恨和向他们斗争的决心。我在往东京途中，看到了许多都曾遭了破坏，而且这状态，比我所预想的要深刻的多。我想到，要重建新的日本，无论在政治上或经济上都必须断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而且要达到这点，共产党必须真正的拿出力量来。这是因为我想到了从来没有像共产党这样在过去为了民族或人民的幸福与解放而拼命斗争过的政党，唯有靠这样的政党才能打开日本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