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野坂参三《亡命十六年》 （三）延安生活
一、从苏联到延安在一九三九年，我正埋头干着《苏联共产党小史》的日译的主持工作。这书是在斯大林的主持下写的，那里面不但叙述俄国的革命运动，也有着关于共产主义的深刻的经验和理论。它发行的时候，苏联人民狂热的欢迎，共产党员则把它认为不可不读的书。这书即使对于外国的共产主义者也是最重要的教科书，而迅速被开始译成二十几国文字，由精于日语的俄国人看过，由日本人把它再看一遍，再要把它校阅二次，是这样地采取着一字一句都不能放松的态度。有的俄国人甚至只因为弄错了一个字，就遭受了党的谴责。我虽然担当了这个日译本的工作，可是因为铅字的关系，要在莫斯科印刷时困难的，所以交由美国的出版社出版，然后将它秘密送入日本。这工作伴随着极大的困难。但是至少，应该已有五、六本到了日本。 这个翻译，是非常重大的工作，我把他完成后不久，就发生了希特勒侵入波兰的事，世界情势一齐开始新的转变了。于是，我自己为了日本，不得不着手新的工作了。不过在这以前，我也曾把在莫斯科养成的日本共产主义者，派了相当的人数到日本，这些人回到了日本，做了种种积极的活动。我在苏联岁住了九年，可实际上，住在莫斯科的时间不过是其中一部分而已。大部分时间，我总是住在尽量与日本相近的地方，秘密进行着非常危险的活动。我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已开始了，所以又向和日本接近的地方出发了。这次，先觉定潜入日本所占领着的华北，其后由满洲进入了华北。 我从莫斯科出发，先是在一九四零年三月。其后抵达延安的附近，是花了相当时间的。我到延安去的第一个目的，是为了要到日本，为了这事，就拟定这样的计划，即先在天津方面或上海方面置着据点，等待机会，而在这期间内，则就从这边对日本工作。并且我这样想着，如果这个计划部成功时，就对居留在中国的日本士兵及侨民，进行政治活动，在他们中间掀起反战运动，此外，更教育日俘，以养成为日本民主主义革命而挺身的同志。为了这事，所以我虽然住在延安的附近，却有很长时间不得不用中国人的名字做不合法的活动。 从莫斯科到延安去的旅途，中国共产党员曾给与极大的援助，靠了这个，我才能完全装作中国人，而且并没有遇到多大妨碍而能进入中国的。当然，在我的身边，常常有日本的官兵盯随着，可是幸亏没有能发现我的底细。 我抵达延安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指导者的大部分人，集合了起来，对我举行了盛大的欢迎。我在莫斯科认识了的一个指导者，竟至抱住了我流下泪来。到那时为止，八路军虽然和日本军打着仗，可是对于日本的认识并不充分，而且因为日本的共产主义者在八路军里也没有，所以对我的抵达，是非常欢迎的。但是我因为已改了名字，所以只有极少数人知道我在那里。 二、研究祖国是第一项工作我把自己的所在秘密着，而组织着和指导着日本人反战同盟（后来变为解放联盟）。不久，得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援助，作为教育日俘起见的学校，而开始设立了劳农学校。为了设立这个学校，毛泽东先生曾出了很大的力。因了这个运动，在中国人之间，日本研究热也迅速的高涨起来了，所以为了这些中国人，也设立了日本问题研究室。但是最麻烦的是，日本的报纸和杂志不能到手。为了这事，曾遭受不能想象的苦劳，其结果，容易在一年之后，这些资料才渐渐的能到手了。 到延安，也和在莫斯科时同样，阅读日本的新闻和杂志，是我每天最大的工作，也是最大的快乐。他们一到，我就贪婪的把他们每个角落都读到，在那上面观察日本的动态，知道了祖国人民的生活。 我那里，除了《东京新闻》之外，如《朝日》、《每日》、《读卖》、《日本产业经济》，凡是东京的报纸几乎全部都有；再加上大阪的报纸，以及九州的《西日本》，满洲、北京、太原等的报纸。同时，除了《同盟通信》、《同盟世界周报》、《事实月报》等之外，东京的杂志也全部到手。一时曾到有四十种左右的杂志，不过时时有脱漏的，这点很遗憾。从日本到延安，大体需要一个半月光景。我最近的报纸，看到七月十六日的。 但是把它们弄到手的方法，却真是拼性命的。先和太原等那样的大都会的中国人中在职的校长或官吏接洽，叫他们各订购一份日本的报纸或杂志。如果一个人订购三、四种，即会被疑，所以无论如何只得每人一份。把这样弄到手的报纸杂志，打成小包紧贴在身上，在汽车等什么都没有的路上，多少突破危险的日军警戒线，驿传式地传逊的。只要一突破警戒线，再往前去，因为八路军就会用马来代运，所以就比较省事。 但是在中途被日军发现了藏有小册子等的小包，而被当作间谍杀死的，也曾有三、四人。 反战同盟的无线电报真是便利，这是在延安的报馆方面忠实的收了后，把必要的地方发表在共产党的报纸上，或以特别消息的形式，把东条的演说或战况之类，在指导者间分发。 收音机，也因收听着日本乃至全世界的播音之故，所以虽然在延安的山中，对于日本的情形，也能知道的或许比日本内地的人民更清楚。至少能正确地客观的观察着，这是事实。 三、日俘的教育我在延安附近过着不合法的生活，组织着老农学校的时候，学生只有十几个人。他们都是被俘的日本的士兵和侨民，他们的思想还完全是日本军队的军国主义思想，对我们的学校也抱着极度的憎恶与反感。因为是这样的学生，所以学校究竟能否圆满进行，在开始时我也并不怎样具有自信。最初我在学校里对学生讲话时，他们的大部分都以白眼对我。但是我一径确信着，我们的思想终有一天会被理解的。这时到了后来才听到的话——说是有几个学生在天长节，曾偷偷的爬登学校中的山上喊着“天皇陛下万岁”。对这样情形的学生，我开头干的事是，叫他们彻底自觉他们是战争与军阀的牺牲者，和理解现在的世界正在怎样变动着。这是使他们对日本睁开批判之眼的事。和这样的讲授相并行着，我又尽量把他们的生活状态改善，也尽量把日本的情调等注入他们的生活。一方面，又动员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使其成为他们的好友，努力想借此渐渐唤醒他们的感情与意识——即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民之间没有什么仇怨，一点都没有非互相杀戮不可的理由。这事对于使他们启蒙一点上，也发生了很大的作用。但是，这样的教育决不是顺利地进行的。在他们中间，有这无论如何不能摆脱军国主义观念的人。这批人，在学校内部曾干过种种的破坏的工作，可是对于这样的人们，一方面采取着用一切方法去说服的方法，同时，如果这样也无效时，则也采取着举行学生全体大会以大众的力量批判其错误的这一民主的方法。不久，学生渐渐多起来，变成五十名、一百名了。于是，其中也有非常优秀的人进来，而这种人渐渐变成学校的中坚了。特别是，冈田文吉从日本备尝了艰苦跑到延安来时，我非常地高兴。当然，与此同时，强烈的军国主义者也有很多进来了，但是这批人，也因为几个月或一年的教育，而大体上变为采取反对战争、反对军部的立场了。 学校拟定一年半左右，授毕课程，读毕了的人相续往前线，开始实际对日本军队的宣传活动。这时，代替了这批人，又有从前线新送来的日本人。这样，即使在日本军队间，也都知道有劳农学校存在，同时，我在延安这事也被日本军队知道了，因此从太平洋战争发生以后，日军方面也把特别养成的间谍送到这里来了。其采取的方法，先选择日本士兵中具有最顽固的反动思想的人，施以三个月光景的使他们能干间谍工作的特殊的技术训练，其中包括联络方法、通信方法、情报搜集方法、以至暗杀方法。这些训练完毕后，就使他们巧妙地潜入八路军。在这个场合，中队长等把他们换作英雄，并且和他们相约，如果计划成功时，金鸡勋章固不必说，还可以获得巨额的奖金，这样才使他们向八路军出发的。他们潜入八路军的理由，大抵总是说什么受了日军虐待才逃出来啊，取这类的方式。 我们在其先，对于这种间谍的潜入，曾疏忽着。所以在有些地方，八路军甚至把这种间谍当作勇敢的日本士兵，举行欢迎会，大大地加以优待。所以在那时，间谍能自由地收集种种情报，而和日军取得联络。他们的任务，除了搜集八路军的军事情报外，又调查日入团体的干部及团员的名字和来历等，还调查这种团体在干些什么。而且奉有这样的命令，即在即将从八路军中逃出时，尽可能的暗杀八路军或日人团体的干部。我的头颅，是被悬了赏的。因此，他们不但带了毒药之类，还学了用武器等杀人的方法来的。但是不久，我们觉察到间谍的潜入了。于是，对这事开始采取预防措施了。我不但努力监视间谍的举动，而且努力教育他们，务使其自己告白是间谍。为了达到这点，尽量不去敌视他们，使其在自己的心里发生内部斗争，因此能使间谍对我们所加的危害止于最小限度，而且自己告白为间谍的事也发生了。他们原来不是职业的间谍，而是从兵士中跑来的，所以如果这方面注意一下，就很容易知道的。 四、对日军的政治活动劳农学校虽是在延安的，但是在华北、山东、华中等地域有着解放联盟的支部，日本人在那里用一切的方法，对日本军队进行着政治活动。而且这种政治活动的重点所在，是使日本的士兵知道战争与军部的罪恶，使他们在军队内部向军部进行战争。并且确切地说明：要真正的拯救日本人民，不能靠现在这样的由军阀、官僚、财阀、大地主所支配着的日本，却必须建设由劳动人民所支配的民主日本。我们的口号是“反对战争”“反对军部”“建设民主日本”这三个。这个宣传活动，真是危险的工作。但是同志们却勇敢地把传单和小册子等，散给日军的阵地，或直接向日军的地下堡垒说话，或者为了向战争中的日军呼吁，而跑到最前线。因此，同志中了日军的弹珠而倒下的事，也常常有的。据我所记得的，这些牺牲者至少有十名左右。再者，有时在地下堡垒与地下堡垒之间的电话线上，把我们的电线接上去，借以向日军的地下堡垒说话。由于这些宣传的结果，日军内部士兵的心境也相当变动起来了。当然，对于这些宣传，日本士兵在其先，是表示强烈的反感的。但是执着的这样反复做下去时，渐渐地对于我们所说的道理理解起来了，例如——这是北京附近的事——有一次，我们的同志用电话向日军的地下堡垒说话，于是，对方就大骂一声“卖国贼”，而砰的一声把电话挂断了。但是第二天再走出去打电话时，这次对方却开始听了。于是，我们就把日本士兵生活的恶劣，此次战争的性质，此次战争的将来，日本军阀的罪恶，以及家族的近况等等，心神贯注的一样一样说下去时，那个士兵，就开始觉得我们的话是真实的。而且，最后，则从对方共鸣起来了。并且要求我们和他通信了。再在另外一个地方，则有遇过这样的事：一个日本的二等兵，由于和我们的同志通信的结果，相约面谈，秘密地走到我们所指定的地点，一面吃着水果等，一面由衷地交谈了之后才回去的。因为把一层军服卸去时，他们也是劳动者，农民，知识阶级。对于这种劳动者，只要向他们谆谆地说明他们是战争与军阀的牺牲品时，则他们中会醒悟着作为劳动者或农民的自觉，而向我们接近过来，这是当然的事。这个二等兵，也在其后又与我们的同志交谈了两次之后，结果就加入解放联盟，发誓要在日本军队内和我们联络，同时进行反战活动了。日军的逃兵，越近战争结束，越是迅速地多起来，最近进了延安劳农学校的新生，其中几乎有一半便是这种逃兵和自愿投到八路军来的。 此外，又有一次，在太原附近发生了有趣的一件事。在太原附近，有一家日本的肥料工厂，那里的日本职员和八路军的士兵要好起来，他把日军的情报不断向八路军报告着。因此，八路军对这个工厂，决不加以袭击的。有一天，解放联盟的一个盟员，被八路军的兵士带回到那家工厂去时，那里的职员大大的欢迎，因此就决定在那里住一晚了。可是那里的职员说，这附近如果过于少遭八路军的袭击，会被日军怀疑的，所以有干一下假战争的必要。于是，就决定在第二天实行假战争了。八路军的一小队从小山上向工厂大大地开着空枪时，职员们也不甘罢休似地起来应战。这样干了一小时之后，就向日军方面送了这样的报告：“八路军曾来袭击，但已完全将其击退。”因为时间已过了，所以我们的同志和八路军的三个同志，决定再住一晚。可是第二天，突然有少尉带领的一分队的日本兵跑来了。于是寻根究底地询问着和八路军交战的状况。职员很妥当地回答着。后来，少尉却带了那许多兵一齐走进屋子里来开始搜查了。事情到了这步，八路军的兵士和解放联盟的盟员，已都没有逃脱的余地了。如果能够用话来圆满地骗了过去，固然好，如果被他看出了底细，那就当然要被杀死的。但是，正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那个职员却跑来，若无其事地说，这些人是厂里顾的苦力，现在在休息着，这样才好容易逃脱了虎口。 我在中国所干的反战活动，的的确确是出于真的足以拯救日本民族与劳动人民这一信念。此次战争，是我国的极少数支配者即军阀和财阀，为了自己的私欲而掀起的，是足以陷我国于毁灭的战争。人民大众，是被军阀所胁迫，或被军阀的宣传所欺骗着，才被卷入了战争的。所以未有反对军阀的战争，早一天使其停止，才真是爱日本的人应有的行为。也唯有在战争其内在我国戴着爱国者的假面具而煽动战争热的人，才实在是危害国家的非爱国者。 五、优厚的八路军对俘虏待遇我到了八路军去以后觉得出乎意外的是，八路军对日本俘虏的政策完全与日军对中国兵的相反。日军俘虏八路军士兵时，就加以所有一切的侮辱与虐待，因此有很多人被残杀。即使不被残杀，也总是强迫其劳动，或投入收容所。但是在八路军方面，却严禁着对日俘加以侮辱或虐待，而是亲切地当作友人似地教育着。这是作为朱德的命令而遍告一般八路军士兵，在不久，这种教育以相当的彻底。当然在最初的时候，八路军自己也好像不明白其理由。因为日军方面，只要看到市俘虏，就统统加以虐待，甚至把他的父母兄弟都残杀，这种情形是八路军士兵所亲眼看到的，因此，他们不能明白这个对日俘宽大的命令，毋疑是当然的。但是八路军政治部方面，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指示，为了使八路军士兵明白必须宽待日俘的原因，曾不断地努力着。总之说：八路军战争的对手是日本的军国主义者，不是日本士兵，因为他们只要一脱下军服，就是中国的劳动者所必须紧紧向其握手的劳动者，结果，他们不过是军国主义者的牺牲品而已，中国共产军应该和他们握了手，和真正的敌人即日本军国主义战斗。——是把这样宗旨的话反复地教着，因此，虽然在战争的初期也曾有过八路军士兵杀死日俘的事件，但是等到教育进行得彻底了时，这种事件就逐渐减少，我到了延安以后，和政治部协力着益发加强这种教育，其结果，八路军兵士也变成以友爱的目光看日本人了。所以日本的士兵，起先以为一成了俘虏一定会被虐杀的，可是因为八路军的官佐和士兵都亲切地待他们，所以他们的心理也渐渐改变了。有时，中国的旅团长甚至把日俘带到自己家，请他吃饭。日俘的伙食及其他，也比八路军的士兵的来得好，并且，虽然做了俘虏，却被允许行动自由，因为是这样的待遇，所以最初日本士兵好像完全觉得莫名其妙。所以有许多俘虏，曾这样想过，大概被请了吃饭之后，就会被杀死吧。再者，遇到是日本的伤兵，则用所有一切的方法给他治疗，甚至有八路军士兵自愿给日本兵输血的这种美丽的情景。这种事，不仅对八路军士兵，即使对华北的百姓也同样的这样教育着。因此，日俘如果在延安街上买东西时，百姓会比对中国人更亲切，甚至比普通卖的更便宜一点。到了新年，百姓把劳农学校的学生请到自己家里，全家和他吃饭，这类事也是每年都是一样的。在受着这样的待遇时，日本兵也开始慢慢的明了八路军的性质，中国共产党的本质，以及此次战争是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必须携手等等了。这样种种的事，常常成了日俘欲成为解放联盟盟员的这一思想转变的开始。 六、延安这地方延安在中国也是有名的古城，位于从西安向西北徒步约十天，从太原向西南走约一个月的地方。延安的市街，在两旁都是山，在其中央有小河流着。市街像中国普通的市街一样，有城墙围绕着，我去那里时，房屋差不多已完全被日军的空袭所破坏，没有人住着了。我看了这种破坏的残迹时，血液如沸的一般愤怒。这是因为对于把这样毫无军事价值的市街竟至如此彻底地破坏的，日军的野蛮，虽然我是他们的同胞，也不禁感觉憎恶。 这样，在延安从前的市街上，人们已不能住了。幸亏延安的泥土是粘土性的赤土，所以八路军就利用了它，在山腰中开始穴居生活了。我到了延安，告诉我说今后要住在这个洞穴时，我稍稍吃惊了一下，但是当真住了时，却比日本的租屋居住，有着好的地方。夏天很凉快，冬天则不但泥土完全凝冻，而且从什么地方都没有可以吹进风来得缝隙，所以比较温暖。但是在这里，没有自来水，也没有电灯。晚上只能点了洋灯工作。最初觉得不便于看书，可是习惯了，也就觉得不碍事，这样可以了。比了近来东京这样曾因为停电而突然变成漆黑一片，以致狼狈的情形，无疑要好的多。不过，也许因为用洋灯的缘故吧，眼睛却变坏了。因为这种洞穴的房屋，是在山腰中二楼、三楼、四楼似地排列着之故，夜里一看，则洋灯光外漏，叫人想象着恰巧东京“丸之内”的夜景。 这样的穴居生活，无论毛泽东先生，朱德先生，也都是一样的。但是随着延安的经济状况渐渐被改善，日本的空袭也没有，在市街上，木造或石造的房子已开始出现，像共产党总部的某处，已建造足以容纳千人左右的宏大的砖砌的洋式会堂了。 在延安的附近一带，不产米。麦子也只能收获到很少的一点。那里能产的，主要是小米，居民的大多数以小米与面粉的馒头为经常吃的东西。蔬菜和猪、羊等，虽有相当数量，但这也不能说充分。因此，在八路军以及其他机关工作着的人之中，关于伙食，现在大体上有三种区别。第一种，是一般的士兵或工作人员的伙食，这以小米为主，有少量的馒头和蔬菜，每星期有二、三次猪肉。第二种，是科长级别的人，这比了第一种在分量上略为多一点。第三种，是军队和党的最高指导者，因为他们必须补给足以担当重要工作的营养，是由于这样的意思，所以供给他们以比第二种更好的伙食。我吃的是第三种伙食。但是在战争得初期，官佐和士兵，是差不多完全受着同一的待遇和吃着同一的伙食的。好像因此，毛泽东先生和朱德先生的身体受了影响。这事从政治上看来，是很大的损失，同时，因为延安的经济状态也已渐改善，所以自然的把同一的待遇加以修改，而采取这样的政策了，即对于担任着过重的工作的指导者给与相当程度的优待了。 看了毛泽东先生的八九年前的照片，则是瘦骨嶙峋的穿着不整齐的衣服，这样子在我第一次和他见面时也是一样，可是随着过去数年间的经济改善，周边全体的生活状态的向上，毛先生的健康也很显著的恢复起来。在前年，重庆的新闻记者曾到延安来。因为在重庆方面，谣传着毛先生有肺病，鸦片上了瘾，所以记者们好像想象着毛先生一定是瘦损病弱的。可是在这批记者面前，突然出现了六尺昂扬气色很好风采堂堂的毛先生，所以他们还以为是另外一个人。这是随着边区人民生活的向上，而毛先生的身体也胖起来的。 关于衣服，则虽是现在，指导者和士兵也还穿着几乎完全一样的东西。我那时所穿的衣服，也是延安的用草汁染着手织棉布的衣服。朱德总司令也穿着差不多和一般士兵完全相同的服装，所以常常有人把总司令错认作了士兵。 一般说来，延安的生活是苦的。特别在娱乐方面，非常缺乏。电影院和戏院等，连一家都没有。有一次，有一对日侨夫妇成了俘虏到延安来，这女的，到了延安首先这样问，今天星期天，想去看电影，不知什么地方有电影院？八路军士兵被她这样一问，竟不知怎样回答了好，而给呆住了。一九四四年的秋天，才有美军带来了电影，在这以前，我看电影的机会只有过两、三次。就是戏剧，也每月只能看到一、二次新剧或旧剧，至于其他说得上是娱乐的，完全没有。只是在星期六晚上跳跳交际舞之类，这大概就算是延安文化唯一的娱乐了。而这种跳舞会，又是说来骇人。在延安中央有个名叫桃林公园的很小的公园，总之在那里的苹果树和桃树下，点起了很大的火油灯，围起一个圆形来跳着。音乐则因为没有留声机，由士兵和学生组成的外行乐队，演奏着狂暴的跳舞曲，是合着他的拍子来跳的。说起跳舞，好像总是绅士淑女干的，可是一看他们的服装，男的女的却一律穿着破旧的手工制的军服，因为是这样的情形，所以叫人觉得是有点异样的光景。在延安，男女都穿同样的军服，所以不大有什么明显的区别。只是女的胸前略为摊开一点而已。 起先，说是因为奇怪的跳舞会，所以一直不请美国人等参加的，可是后来被美国人知道了，他们说这样乡土情调很丰富，而也乐于参加起来了。毛泽东同志也说这是等于运动，而跑来参加，朱德先生也参加。但是这些指导者的舞蹈，无论怎样看去，总觉不大高明，像毛先生那样，竟像是在体操一样的跳舞。我虽也常常被邀请参加，可是终于没有加入。我是这样回绝的，说：在延安，中国共产党已获得政权，但在日本，则社会主义革命还谈不到，即使民主革命也还没有成功，所以在成功以前，不预备享乐。 延安的人虽只有二万，但把近郊也算入，则有十万左右。在那里的外国人，以日本人和朝鲜人为最多，日本人约有二百五十人，朝鲜人约为三百人。从一九四三年起，有美国的考察团跑来滞留着，此外，苏联则只有塔斯社等特派员及其助手和一个外科医生这样三个人。 我在未去延安之前，曾以为八路军一定从苏联获得着相当多的武器等等的接济的，可是实际上到了那里一看，感到意外的是，八路军从苏联一点都没有得到什么接济。不用说，从美国也没有获得一件武器的接济。八路军武器的大部分，都是从日本军或国民党军掳获的东西，八路军并未从苏联获得任何援助，这是甚至使视察了延安及前线以后的美国视察团都吃惊的事。八路军是差不多完全不受任何地方的援助，完全以独立在八年中和日军战斗了的。如果要说得了外国的援助，那大概只有我们这些日本反战主义者和朝鲜独立运动者吧。 七、边区的政治以延安为中心的边区的政治组织是，根据最进步的民主主义的原则，对十八岁以上的男女赋予选举权；这选举是自由的选举，可以从自己的朋友中选出议员，是这样的组织。在延安的边区议会中，有农民，有地主，有商人，有学生，有军人，有官吏，有学者。就政党说，则有共产党，也有国民党。并且为了避免只有共产党占优势这点，采取着所谓“三三制”的原则，即共产党与国民党与其他人士，三者都以同样的比率以组织政府，是采取这种方法。因此，假定选举的结果，共产党得了多数，就得减低至“三三”这个比率。这是共同战线的辨法；虽然在实际上，是以共产党的指导而做的，但是这始终不是花了气力去争，却采取着让人家赞成后才这样做的方针。在那些议员之中，也有过去曾被俘虏过的日本人。这是因为他们是日本军部的反对者，在这样的意义上去选举他们为议员的。像现在业已回到东京来的吉积，便是此中的一个。女议员当然也有。在延安边区，女子的地位完全和男子同样，不但享有选举权，而且他们即使在政治上，或其他的地位上，也绝对没有说是因为她是女性而被置在较低的地位。女县长也有，女校长也有。即使在共产党的八十名左右的中央委员中，也有四名是女性。关于勤劳妇女的产前产后的休养，是模仿苏联的制度，给予一个月的薪水照支的休假，配给在生育时所必须的布、衣类、营养品等等，此外，又是可以免费入医院使其生育的。即使对于产出的孩子，政府也给与特别的津贴，直到孩子满五岁为止。所以在延安，生孩子这事，并不成为父母的负担，甚至反足以使父母的生活变得更好一点。孩子一出生，政府即给予一只鸡，这也是出于一种温情的周到考虑，为了使母亲的乳水可以多一点。 边区的农民的政治自觉，比了中国其他地区的农民要前进的多。这事甚至使前年美国新闻记者来的时候，知道了当地农民对种种难解的政治问题具有理解，并且实际上这种农民也的确以民主主义的方法在参与着政治，而很惊奇。农民把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完全当作他们自己的，把其知道者则认作自己亲切的父母一样。八路军在八年中能和日军战斗不屈，固然也由于八路军士兵的勇敢行动和其指挥官的正确指导，但是一般农民的协助八路军，和其一起行动着参加战斗，却也是不容忘却的大原因。关于这点，有着下面这样的例子。在延安附近有着一个名叫吴满有的农民，他在十年前八路军还未到延安来时，是非常贫穷而过着很苦的生活，可是八路军一来，给农民以土地，采取着种种保护农民的政策，自此以后，他得力于这些措施而大大工作起来，关于耕作方法，也想出了较普通农民为新的方法，不停的完成着生产。同时，边区政府也大大地援助他，因此，吴满有的生活越发好起来，到了现在，他除了土地之外，房子也造起来了，牛也多少匹养起来了。他认为这一切都出于中国共产党与八路军之赐，而加入了共产党。这样，在前年国民党军有袭击延安的趋势时，他拿了枪站在许多农民的前头，发誓着为了防卫边区而与八路军的将兵共同作战，实际地组织了农民。这是一个农民的例子，可是像这样的例子，在边区到处都有。今日中国共产党能在中国指导着一亿数逾万人民，在中国政治上发生着决定性的作用，也都是由于这样民众由衷地支持中国共产党的结果。而这种力量，完全由于毛泽东先生的政策正确这事所产生的。 八、第三国际的解散在一九四三年五月底，接到了第三国际解散的消息。我当时并不怎样感觉到意外。原因是，第三国际和日本共产党的关系，从最初起即并非密切，特别是从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关系以差不多完全断绝了。我也曾和中国共产党的指导者，对这问题商谈过，他们也同样对它的解散表示赞成。解散的理由，第一、因为正和它与日本及中国之间同样，第三国际与世界各国共产党之间的联系，都已因战争的结果而变得非常困难，因此，第三国际对各国的情形已变得很隔膜，已无法像从前那样行适当的援助。第二，因为各国共产党本身也已成长变成了大人，关于本国问题的处理，已可以不需第三国际的援助而也能由自己去解决了。第三，因为如上述那么，第三国际在实际上已不能做什么工作，同时也并不在活动，然而各国反动分子却还要利用着第三国际的存在而诽谤各国共产党，并妨害了苏联与英美民主主义诸国之间的反法西斯国际民主战线的结成。这些便是第三国际解散的理由。 我在延安的报纸上发表了文字，内容说日本共产党也赞成这个解散。这时，我已决心不再秘密我的存在，而公然以“冈野进”的名字活动了。原因是，因为我的最初的目的即潜入日本国内这事，已差不多完全成为不可能了。再者，也因为在华北战场上的我们的活动，以及教育着日本人而养成民主主义革命战士，越发变得重要了。 不久，中国事变七周年纪念日到了。我在这一天的报纸上，发表了《告日本国民》这篇缴文。在这篇文章里，写着这样的话：这次战争，是为了掠夺中国及南洋的资源而掀起的，日本军阀及财阀的战争，对于日本人民，只有被强制作巨大的牺牲而已，所以日本人民必须为反对战争及打倒军部而奋起。我把这篇文章印成了小册子，在前线各地把许多册送进了日本军队。这事，后来曾接到这样的报告，说是对日本士兵唤起了相当反响。 九、毛泽东的印象我在到延安去以前，关于毛先生是怎样的伟人一事，即已有着大概的了解。特别在我的印象中留得深刻的，是日本军人所写的文章中，曾说到毛先生是百万人中难得一人的那样的组织者。但实际上在延安和毛先生一起工作和交往着时，我所感到的是，并非百万人中一人而是数亿人中只有一人的那种人物。这并不只是我的印象。一个外国记者也在前年到延安来会见了毛先生后，曾这样对我说过：“毛泽东才是中国第一个伟人。”他不但是马列哲学及政治理论的第一人，同时也是把这些理论能正确而巧妙运用着的。他的洞察力的卓绝，真令人吃惊，例如读了他在一九三八年所写的《抗日战争的新阶段》也可以知道，他在那时即已非常正确地洞察着日本帝国主义所要走的路和中国所要走的路。 我特别要跟他学习的是，他对事物的看法永久是客观的，具体的这点；无论怎样的场合，他一点都不拘泥于理论，或公式地卖弄理论。他经常对年轻人这样教育着：对于事物，不要完全主观的去看，必须客观地去看。 他又非常富于自我批判的精神，一经采取着乐于听他人批判的态度。尽管有人把他恶骂或诽谤，他总不报以责骂，却要想在其中是不是有一点正确性。特别是农民的声音，民众的声音，他最爱听。在四年以前的夏天，有过这样的事。在延安，议员们正在集会的时候，不巧在会场上打了一个雷，有一个议员死了。这时在参加的农民中，有一个间谍混在里面，他轻轻地自言自语道：“死的如果不是议员而是毛泽东，那就好了。”有人把这消息告诉毛先生时，毛先生就问他，当这个间谍这样说时，其他的农民究竟采取了怎样的态度？可是他竟意外地听到了这样的回答，说：“农民们当时一声不响。”毛先生大大地发生了感触。在想：农民们为什么没有抗议？——毛先生在责备农民之前，先反省一下自己这方面有没有什么不好。于是热心地调查农民的经济状态，结果，毛先生发现了一点，即当时对农民的课税比较高了一点。于是，毛先生就彻底地调查边区全体的经济状态，拼命地致力于依新的经济政策改善农民生活。其结果，他曾有一个有名的关于经济问题的报告发表着。 同样的例子还有一个。那是前年的事，在延安最高的学府“马列学院”的学生中，有一个托派的间谍。他为了扰乱党的内部，并击落毛泽东的权威，抓住了毛先生或边区的生活问题，开始了种种的攻击。有一次，他把指导者的生活比了学生的生活多少要好一点这件事，作为攻击的题目，在壁报上也写着。对于这个攻击，学院中的大部分学生完全不采取加以弹压的态度。正相反，他把这个问题作中心，在学院中叫学生自由地热烈地讨论，这讨论继续至一个月以上。最初托派占优势，可是随着讨论的进行下去，全体学生都知道这托派的意见完全错误了。终于在全体学生的面前，被暴露了这是托派的间谍行为。在这里我们应该学习的是，对于这样的托派的言论，也并不去加以高压，却采取着依学生全体讨论以使彻底明了其错误的这一方法。这样一来，全体学生也就能够由衷的知道毛先生的思想是完全正确的了。在这个事件上，还有一件我们应该学习的事是，毛先生抓住了托派所说的学生生活比较恶劣这点，立刻为了改善延安一般学生生活，而采取了新的经济方策。毛先生的这种态度，毕竟不是普通的指导者及政治家所能做到的；不但要和同志学习，而且要和敌人学习，这是他经常所采取的态度。 再者，毛先生对于干部的养成和保存，非常注意。到今日为止中国共产党的所以能够做重大的工作，也正是这个政策的结果；十年前从江西省的苏维埃地区作二万五千里长征走到华北，其理由之一，也是为了保存共产党干部起见。关于毛先生的如何珍视着干部，由下面一事业可以明了，即为了在上海附近及南京以及其他日军占领地区秘密活动着中国共产党干部的安全，采取着所有一切的方法。当他们在前线活动了一定的时间之后，必定把他们换回边区，让他休息，以保他们的安全。一方面，为了养成干部，在延安建立了各种学校。在这些学校中，也收容着曾在前线或日军占领区工作的高级干部，教给他们在前线所学不到的理论，教毕以后再送他们上前线，是采取这种方法的。而且，即使对过去曾犯了错误的干部，也并不采取将其舍弃的态度，却去教育他们，晓谕他们，使他们自己悟彻其错误，把他们指导着往正确的方向走去，使采取这样的态度的。例如在去年所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届大会中被选出的中央委员中，也有过去曾犯重大错误的指导者在内。像在一九二九年那时犯了极左的错误的李立三那样，也因为他以后的态度已改善，所以把他也选为中央委员了。像这样的例子，此外还有好几个人。 毛先生的再一特点，便是非常谦让。即使对于农民，也立在于他们相同的地位上说话，而且无论对谁都一样非常亲切的。即使对于我这样的人的个人生活，也一直表示非常关心，我在患着慢性关节痛时，他曾送给我从日军占领区冒了危险取得的药品；如果农民送来了黄河鲤鱼，则特地叫人送来给我。 我在离开延安之前，曾和毛先生关于战后的日本与中国的关系，交谈了一晚。当时毛先生对日本民族与中国民族的长期间的历史的、传统的关系加以分析，对日本帝国主义在过去的企图把中国奴隶化的阴谋表示深深的愤慨，可是他说日本帝国主义必定会在这次战争中灭亡，日本一定会成为新的民主的日本。而且实际上，日本的状态也的确变成了毛先生所预料的那样。毛先生对民主的日本具有极大的希望与期待，并且重复的说，中国共产党必定给与尽可能的援助。他认为要实现民主的日本，对于在战后日本也将残存的军国主义势力有彻底清除的必要，他对于当时成立的东久迩宫内阁也曾非常愤慨，认为这不过是战争期内军阀内阁的延长，所以将来如果在日本仍有这样的内阁继续存在，一定会妨碍日本的民主主义化，而且这样的日本，要和中国发生密切的关系是不可能的。他这样主张着：“将来在日本民主化了的时候，中国和日本的确会使经济的关系结得非常密切的。中国在现在，虽在工业方面和技术方面很落后，但将来则无论如何要将它工业化的。到那时，日本的工业和技术，对中国是绝对必要的。关于这些，务必希望日本加以援助。如果这样，日本所必需的种种原料，也可以由中国供给了。这样，过去日本军部所说的“中日共存共荣”才可以真正实现。要达到这事，有一个条件，那就是无论如何必需建立彻底的民主的日本。所以对于现在这样的弊原内阁，中国人民决不和他作对手，而且即使在参加这内阁的政党，以及在战时曾明里暗里支持着战争与军部的政治家，结成内阁的时候，中国人民也一定不和他做对手的。我和毛先生分别时，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激励我为建设新日本而竭尽全力，相约着在这个事业完成的一天再见，而分别了的。 十、朱德印象朱德先生当我到延安去时，他还在最前线指挥着八路军，可是在四年前，他回到延安来了。我第一次见到他时所得的印象，是穿着极普通的农民们穿的军服的一个人，身体虽然魁梧，可是其军服却和士兵没有多大差别，在夏天则一直穿着洗晒得很旧的军服。他极少说话，在他从头到脚都看不出他是一个能和日军作对手的，勇敢而巧妙的指挥作战的伟大的战术家，和勇猛的军人那样的风格。朱德先生的出身是国民党的一个军阀，可是在那个期间，他自己却痛切地感到了军阀是何等罪孽深重的一种人。他在云南带着军队的时候，即已参加中国独立解放运动，其后，完全摆脱了军阀生活，到德国去留学了。从这时起，他开始对共产主义共鸣，不久即加入了共产党。他虽是全世界有名，但决不趾高气扬，常常和士兵们一起玩玩排球之类。但因为他球艺拙劣，他加入哪一组就哪一组败，所以士兵不大欢迎他加入自己一组。再者，他又和士兵一起，拼命去耕作。他研究着别的农民所不种的蔬菜的种植方法，用美国的种子种着生菜那样的东西和极好的豆子等。看了他这种时候的姿态，就觉得和那些地方年老的农民完全没有一点两样，但是一谈到政治和军事时，就可以知道他具有非常杰出的才能。他不但在战术上杰出，而且在判断力和决断力上也杰出。朱德先生正和毛先生一样，对人非常亲切，一向采取着跟他人学习的态度。所以我到他家里去时，每次总是拖住了我，热心地讨论日本或世界的情势。他对于居住在延安的日本人、朝鲜人、南洋人等，也一径具有深切的关心，对这些民族的解放运动给予积极的援助。他有时也忙里抽闲，跑到劳农学校来对学生讲话。 十一、中共七届全国代表大会在一九四五年五月，中国共产党第七届全国代表大会举行了。这次大会，对于中国的革命运动具有极重要的意义。像这次大会那么准备得周到，大概在任何地方都不能看到吧。作为大会的准备而花的时间，差不多达两年以上。代表们，除了八路军与新四军所支配的广东地区之外，从上海、重庆、北平、满洲页跑来参加。他们到了延安后，大多数住在党的学校内，作为开会的准备，而彻底地讨论着大会的中心问题即党的基本方针。他们从过去的党的政策的批判，开始做起。为了这种讨论，大约曾花了一年以上的时间吧。但是由于这个讨论，不但党在过去所犯的错误已明白，而且毛泽东政策的正确也变成万人公认了。这样的长时间的讨论告终以后，开始举行大会了。关于这次大会，我虽不能有很多可说，不过我可以说，毛泽东的政治报告，朱德的军事报告，刘少奇的组织问题，是大会的中心议题。毛泽东的报告，提名为《联合政府论》，论述着新民主主义中国应走的路和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政策。 我在这次大会中，曾发表了题名《民主主义日本的建设》这篇演说。其内容是，分析着当时日本国内的情势，论述着日本军部的败北已逼近，在败北后，民主主义势力将急速抬头，而共产党必须为这事而倾其全力，同时我又论述了民主主义日本应取的政治及经济的途径。当我把这篇演说以“中国、日本人民团结万岁”这一句来结束时，全体代表热烈的报以掌声。 在这次大会中，毛泽东的政策被全面采用，他的权威成为屹立不动，百万党员以他为中心而坚强地团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