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美] 霍华德·津恩：美国人民的历史
第二十章 七十年代：处于控制之下吗？ 在70年代早期，这套体制似乎处于失控状态——它不再能保持公众对它的忠诚。例如，根据密歇根大学调查研究中心的材料，1970年初，“对政府的信任度”在每一公众群体中都很低，而且各类不同人群中的差别非常显著。在专业人士群体中，40％的人对政府的政治信任度属“低级”；在非熟练的蓝领工人中，则有66％的人对政府的信任度属于“低级”。 1971年，即在美国介入越南战争7年之后，公众舆论调查显示，即使是这些同样属于美国势力范围的国家，假若它们受到共产党支持的势力的进攻，他们也不愿对其提供援助。例如泰国，如果它受到共产党的进攻，只有12％的白人和4％的非白人主张应派兵去帮助。 密歇根大学调查研究中心提出了一个问题：“政府是不是操纵在少数几个只顾他们自己利益的大财团手中？”在1964年的被调查者中，有26％人回答“是”；而到1 972年，就有53％的被问者回答“是”了。 与以前相比，越来越多的选民拒绝把自己与民主党或是共和党相认同。在1940年，被调查者中只有20％的人自称是“独立人士”。而在1974年，则有34％的人称自己是“独立人士”。 法庭、法院甚至法官的行为也不同以往。法庭经常释放一些激进分子：安吉拉·戴维斯，一个知名的共产党人，被西海岸的全部是由白人组成的法庭宣布释放。黑豹党人，政府曾想尽一切办法对他们大加诽谤并想摧毁他们，但在数次审讯中都被法庭宣布无罪释放。在西马萨诸塞曾发生这样一起案件：一名年轻的积极分子萨姆·洛夫乔伊被指控推倒了一座5000英尺高的塔楼，公用事业公司原本打算用这座塔楼来建造一座核反应堆。但法官拒绝审理此案。1973年8月，在华盛顿特区，最高法院的法官拒绝判决6名被告有罪。这6人被指控的罪名是非法进入白宫，因为他们为抗议轰炸柬埔寨，没有按规定的白宫游览路线参观。 毫无疑问，这种全国性的对政府的敌视情绪和敌对行为，正是越南战争所导致的结果。这场战争导致了5.8万名美国人死亡．不仅使国家道义上蒙受羞耻，也暴露了政府的虚伪和残暴。在越战的顶峰时期，又发生了尼克松政府的政治丑闻。这桩丑闻后来有了一个专门的称呼，叫“水门事件”，它导致了理查德·尼克松在1974年8月辞去了总统职务。这在美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水门事件发生在1972年总统竞选期间。当时有5个窃贼携带窃听和照相设备溜入民主党设在华盛顿特区水门办公大楼里的全国总部，结果被当场抓获。这5个人中有一个叫小詹姆斯·麦科德，是为尼克松的竞选班子工作的；他是“总统选举委员会”中负责“安全”的官员。另一个人随身带着通讯录，上面列有E．霍华德·亨特的名字，而这个亨特的地址则是白宫。他是查尔斯·科尔松的助手，而此时则是尼克松总统的特别顾问。 麦科德和亨特都为中央情报局效力多年，而亨特还曾是中央情报局1961年入侵古巴行动的负责人。水门事件窃贼中有3人曾参与了这次入侵事件。麦科德作为总统选举委员会的保安人员，是为该委员会的主席约翰·米切尔效力，而此人还是美国的司法部长。 这样一来，本来谁也不知道这几个窃贼竟与高层有联系，但由于警察出人意料地抓获了他们并对他们展开调查，这种联系就被揭露出来。最后，在任何人还没有来得及对这一消息进行封锁，就泄露出来并为公众所知晓，而且人们还知道了这些窃贼与尼克松竞选班子的重要官员、与中央情报局、与尼克松的联邦司法部长有瓜葛。米切尔矢口否认与这些窃贼有任何联系，尼克松也在事发之后5天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白宫与这起特殊事件没有任何瓜葛。” 次年9月，在大法官对水门贼（加上霍华德·亨特和G．戈登·利迪）进行调查之后，尼克松政府中那些级别较低的官员由于担心受到惩治，开始一个接一个地招供。他们向参议院调查委员会、向新闻界透露了审讯过程中的一些情况。他们暗示不仅约翰·米切尔，还有罗伯特·霍尔德曼和约翰·埃利希曼，尼克松的白宫最高助理，最后还有尼克松本人，不仅与水门贼有牵连，而且与整个一系列的针对政治反对派和反战分子的非法行动也有牵涉。尼克松和他的助手曾一次又一次地撒谎，想掩盖他们曾卷入了这些事件。下面是经过各种调查后发现的一些事实： 1．“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控制着一笔35万到70万美元的基金，用于反对民主党、伪造信件、向新闻界泄露消息和窃取竞选文件。” 2．海湾石油公司、国际电话和电报公司（ITT）、美国航空公司和其他美国大公司都做过非法捐献，赞助尼克松竞选，数额高达数百万美元。 3．1971年9月，即在《纽约时报》刊出丹尼尔·埃尔斯伯格的绝密文件《五角大楼文件》之后不久，政府打算并最后决定盗窃埃尔斯伯格的精神病医生的办公室，寻找他的记录，霍华德·亨特和戈登·利迪也亲自参与其中。 4．在水门窃贼被抓获后，尼克松秘密保证假如他们被捕入狱的话，要给他们减轻处罚，还提出给他们100万美元让他们保守秘密。事实上，根据埃利希曼的命令，已经付给他们45万美元。 5．结果，某些材料从联邦调查局的文档中消失了。涉及由亨利·基辛格亲自下令在4个新闻记者和13名政府官员的电话上进行一系列非法窃听的材料，后来出现在白宫尼克松的顾问约翰·埃利希曼的保险柜里。 6．水门窃贼之一，伯纳德·巴克告诉参议院委员会说，他还卷入了对丹尼尔·埃尔斯伯格的人身袭击，当时他在华盛顿的反战集会上发表演讲。 7．一位证人告诉委员会，总统尼克松还对白宫所有个人的谈话和电话交谈进行了偷录。尼克松起初拒绝交出录音带，后来终于交出来了，但它们已被改动过了：有一盘录音带上被抹掉的部分长达18分钟半。 8．在这期间，尼克松的副总统，斯皮罗·阿格纽被指控在马里兰从当地合同商那里接受了一些古董，作为他提供政治庇护的回报。结果，他在1973年10月辞去了副总统之职。尼克松任命议员杰拉尔德·福特接替他的位置。 9．尼克松同他的助手非法伪造文件．从他的某些文稿中偷税57.6万美元。 10．调查还披露，在1969－1970年一年多的时间里，美国卷入了一次对柬埔寨的秘密轰炸，却一直不让美国公众甚至国会了解真相。 尼克松的倒台来得迅速而且出人意料。在1972年11月的总统选举中，尼克松和副总统阿格纽获得了60％的选票，打败了反战的候选人，参议员乔治·麦戈文，赢得了除马萨诸塞州之外所有州的支持。但在1973年6月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67％的被调查者认为尼克松卷入了水门事件或是公开撒谎掩盖真相。 在1974年初，众议院的一个委员会提出了一个对总统的弹劾案并提交给众议院审议。尼克松的顾问告诉他，众议院会以法定多数通过这项提案，然后参议院将进行投票表决，以三分之二的多数让他下台。一位有名的银行家说：“现在华尔街90％的人将会为尼克松辞职而欢呼。”在1974年8月8日，尼克松辞职了。 代替尼克松主持政府的杰拉尔德·福特说：“我们国家长长的梦魔总算过去了。”各大报纸，不管是支持还是反对尼克松的，也不管是自由派或是保守派，都庆祝水门危机有一个成功的、和平的高潮和结局。《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安东尼·莱维斯评论说：“这个体制还是起作用的。” 《外交世界》的编辑克劳德·朱利恩1974年9月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虽然把理查德·尼克松先生赶下了台，但导致水门丑闻发生的全套机制和全部虚伪的价值观仍旧丝毫未受触动。”朱利恩指出，尼克松的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仍旧呆在他的位子上，换言之，尼克松的外交政策仍在继续。但没有一家正派的美国报纸说过这样的话。 在朱利恩写完这些话之后几个月，又有一桩隐情被揭露出来：众议院里的民主党和共和党高级领导人曾秘密向尼克松保证，如果他辞职，他们将不会对他追究任何刑事责任。《纽约时报》的文章报道说，华尔街希望尼克松辞职，文章援引了华尔街的一位银行家的说法：如果尼克松辞职，“我们要玩的游戏还是同以前一样，不过只是玩家不同罢了。” 在众议院委员会提出的对尼克松的弹劾指控里，清楚地揭露了尼克松与大公司所做的交易，但却没有提到对柬埔寨进行的轰炸。它把指控都集中在尼克松个人的私事上，而不是美国总统们在国内和国外持续实行的基本政策。 这样做的意图显而易见：要把尼克松搞下台，但这个制度要保留。曾当过肯尼迪总统顾问的西奥多·索伦森在水门事件发生时写道：“现在，在我们执法体制中被揭露出的大量违法行为，其基本原因主要在于个人，而不是体制上的缺陷。进行某种结构性的变革是需要的。所有的烂苹果都应扔掉，但桶要留下。” 事实上，这个桶确实留下来了。尼克松的对外政策保留下来了。政府与大公司利益的联系也还存在。在华盛顿，福特最亲密的朋友就是公司的老板们。福特的第一个行动就是赦免尼克松，这样就能使他免受司法审判，并可让他在加利福尼亚拿着高额的退休金退休。 电视台对参议院就水门事件举行的听证会进行了实况转播，但就在将要涉及他与大公司的瓜葛时，突然停播了。这是电视台有选择地对重要事件进行掩饰时惯用的典型做法：像水门行窃这样异乎寻常的一幕戏，电视台可以全部播出。但与此同时，对正在进行的如美莱大屠杀、秘密轰炸柬埔寨、联邦调杳局和中央情报局的活动等等，则是浮光掠影，一带而过。而针对社会主义工人党、黑豹党及其他激进组织所使用的肮脏诡计，则只能在少数几家报纸上看到。对窃贼闯入水门办公室的细节，全国民众早已耳熟能详，但对美国长期介入越南一事，电视台却从来没有作过这般细致的报道。 公司对白宫的影响是美国制度的一个水远不变的事实。这些公司中有很多对民主党和共和党两方都提供捐款，这样，不管谁赢得选举，他们都会在政府内有朋友。克莱斯勒公司鼓励它的董事和经理们“支持他们选择的党和候选人”，然后又从他们那里收集支票，把它们送到共和党或民主党的竞选委员会。 国际电话和电报公司在给两边捐款方面是个老手。据其一位助手说，公司的一位高级副总裁曾说过，董事会“设有专门机构‘去讨好’两边，从而使我们不管谁获胜都能处于有利位置”。1970年，该公司的一位董事约翰·麦考恩（他同时还是中央情报局的头），曾告诉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和中央情报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说：公司愿提供100万美元以帮助美国政府实施其颠覆智利阿连德政府的计划。 1971年，该公司计划出资15亿美元买下哈特福德火灾保险公司。这是公司史上最大规模的吞并行动。司法部反托拉斯署打算采取行动对该公司进行处罚，因为它违反了反托拉斯法。然而，这一处罚并没有进行，该公司被允许与哈特福德公司合并。一切都是在法庭外解决的，在一项秘密安排中，该公司同意给共和党捐款40万美元。 不管是尼克松还是福特，也不管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当总统，这套体制都照样会更好地运作。 即使是在对水门事件进行的最为费心的调查过程中，这些公司也都平安无事。只有阿奇博尔德·考克斯，一个负责此项调查的特别检查官后来被尼克松赶走。美国航空公司承认为尼克松竞选做了非法捐赠，被罚款5000美元。固特异公司（GOOD YEAR）被罚款5000美元；3M 公司[1]被罚款3000美元。，固特异的一位官员被罚款1000美元；3M 公司的官员被罚款500美元。1973年10月20日《纽约时报》报道说： 考克斯先生指控他们只犯有轻罪，即搞非法捐赠。根据法律，这一轻罪涉及“非有意”捐赠。如果判为有意捐赠的重罪，将可能受到罚款1万美元或是两年期监禁的惩罚；而轻罪只罚款1000美元或是一年监禁。
当被问及两被告都承认做了捐赠，法院何以只判决他们是进行了“非有意”捐款时，麦克布赖德先生（考克斯办公室的成员）回答说：“这是一个连我也感到困惑的法律问题。” 福特主政时，美国的政策继续保持其长期不变的连续性。他继续执行尼克松的政策，援助西贡政权，显然是仍旧希望阮文绍政府能保待稳定。那些对美国在越南的政策持激进批判态度的人说，如果没有美国的军队．西贡政府就会暴露出它得不到民众的支持。在1975年春天，这种情况应验了。根据1973年停战协定留在南方的北越部队发起了攻势，横扫南方。在1975年4月29日，北越军队开进了西贡，战争结束了。 尽管福特和一些强硬派分子拒绝这么做，但权力机构中的大部分人早已放弃了越南。他们担心的是美国公众现在是否准备支持其他的海外军事行动。在越南失败前的几个月里，出现了麻烦迹象。1975年初，依阿华州的参议员约翰·C．卡尔弗，对美国未为朝鲜而战感到不悦：“他说，越南已经对美国人民缺乏国家意识敲响了警钟。” 1975年3月，曾对美国人对堕胎的态度进行过调查的天主教组织，也开始关注起别的事情来了。“操纵这个国家的人（政府、政治、教会和市民的领导人）是否向我们隐瞒了事情的真相？”请大家对此问题作出回答。结果有83％的人对此表示同意。 政府冷战外交的一贯的支持者、《纽约时报》国际版的记者苏兹伯格写道：“我们今天在表现我们自己的方式上肯定存在某种错误。”根据苏兹伯格的看法，问题不在美国自身的行为，而在于把这一行为展示给世界的方式。 1975年4月，国务卿基辛格应邀去密歇根大学并在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结果，因为他在越南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他收到了抗议邀请他的请愿书。一个反对他参加毕业典礼的计划已准备就绪。最后他没有去。这是白宫威信低落的时期。因为越南“丢掉了”（假定越南原来是“我们的”），《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汤姆·布雷登援引基辛格的话说：“美国必须在世界的某个地方做出某种行动，来显示它有决心继续做一个世界大国。” 于是第二个月就发生了“玛亚圭斯”号事件。 “玛亚圭斯”号是从南越驶往泰国的一艘美国货船。1975年5月中，即越南革命力量取得胜利仅三周时，该船正驶近柬埔寨的一个岛，而革命政府刚刚夺取了那里的政权。该船受到柬埔寨人的拦阻，并被带到近岛的一个港口，船员们被转移到了大陆。船员们后来描述他们所受的待遇像是在法庭上一样。 福特总统向柬埔寨政府发出信函，要求释放被扣船只和船员，当36小时过去后仍旧没有收到回音时，他下令开始军事行动，派美国飞机去轰炸柬埔寨的船。他们轰炸了那艘把美国船员带往大陆的船。 那些人是在星期一被扣留的，到了星期三晚上，柬埔寨人释放了他们，把他们推到一艘渔船上，并向美国舰队驶去。虽然福特总统那天下午就知道那些水手已被带离了当岛（Tang），但他还是下令海军陆战队对当岛发起攻击。 海军陆战队遇到了顽强的抵抗，200名入侵者中很快就有三分之一或死或伤（这接近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进攻硫磺岛的死亡率）。在入侵军队里的11架直升飞机中有5 架被击中或是丧失了战斗力。同样，在参加战斗的直升飞机飞越泰国上空时，有23名美国人被击毙。政府力图对此保守秘密。 总之，51名美国人在福特下令进行的军事行动中被杀身亡，还有“玛亚圭斯”号船上的39名水手。为什么要急着去轰炸、扫射和发起进攻呢？为什么，甚至被扣的船只和船员已经放还，福特还要命令美国飞机轰炸柬埔寨本土，造成无数的柬埔寨人死亡呢？ 对此的回答很快就有了，这就是：必须向世界显示，美国仍是个巨人，虽被小小的越南打败，但仍旧是最强大的国家，仍旧有果断的意志。《纽约时报》在1975年5月16日报道说： 在福特总统声明要“维持我们在世界范围内的领导地位”后，白宫的官员们，包括国务卿基辛格、国防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在内，据说都热情地强调这句话中所包含的重大意义。货船被劫给他们带来了机会……白宫官员们……清楚地表示他们欢迎这一机会……
但为什么（时代）杂志权威的专栏作家詹姆斯·赖斯顿，一个曾强烈批评尼克松和水门事件的人，却把“玛亚圭斯”号行动叫做是“情节丰富和成功的行动”？为什么（纽约时报》，它也曾批评过越南战争，现在却谈论起“此次行动值得称道的效果”来了？ 看来就要发生的事情是，权力机构，包括共和党人、民主党人、报纸和电视，都在福特和基辛格后面团结起来，支持必须要在世界各地重新树立起美国的权威这一思想。 此时国会的行为很像它在越南战争早期那样，温顺得像一大群绵羊。1973年，当时全国都处于对越南战争的厌恶和困扰之中，国会通过了战争权力法案，要求总统在采取军事行动前，须与国会协商。在“玛亚圭斯”号事件中，福特并不理睬这一点；他只是让几名助手打电话召请了18名国会议员并通知他们说军事行动已经开始。只有几个议员表示了抗议。 这个制度在1975年所进行的加固过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中包括采用旧式的军事行动，像“玛亚卡斯”号事件那样，在世界上和国内确立权威。同样，也需要安慰一下抱有幻想的公众：对这个制度所犯的错误，既可以提出批评，也可以进行纠正。通常的做法是，公布调查结果，找到具体的罪犯，但这个制度不能受到触动。水门事件使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的形象受损，他们破坏了他们发誓要维护的法律，在尼克松的偷窃和窃听活动中与之相勾结。1975年，众议院和参议院设立了国会委员会开始对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进行调查。 对中央情报局进行的调查披露出，中央情报局超出它原来的收集情报的使命，进行了各种各样的秘密活动。例如50年代，它曾给轻信的美国人使用LSD（一种麻醉药）以试验它的效果。有一位美国科学家，中央情报局的密探给了他一剂这种药，结果他从纽约饭店的窗户跳下身亡。 中央情报局卷入了对古巴卡斯特罗和其他国家领导人的谋杀活动。在1971年，它还把非洲的猪瘟病毒传入古巴，导致疾病流行，后来有50万头猪不得不屠宰掉。一名中央情报局的特工告诉记者，他从运河区的一个军事基地携带了这种病毒给反卡斯特罗的古巴人。 从这次调查中还得知，中央情报局曾与亨利·基辛格领导的四十人秘密委员会合谋“颠覆”萨尔瓦多·阿连德领导的智利政府。阿连德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在拉丁美洲少有的自由选举中当选为总统。国际电话和电报公司因为在古巴有很大的利益，也参与了这一颠覆行动。 对联邦调查局进行的调查显示，许多年来进行了种种非法活动，以扰乱和摧毁激进组织和各种左翼组织。联邦调查局发出伪造的信件，进行盗窃（它承认在1960年到1966年间有92次），非法拆开邮件，而在黑豹党领导人弗雷德·汉普顿一案中，看来它还参与了对他的这次谋杀。 这次调查虽然透露了有价值的情况，但只要正确地加以利用（新闻界可以适度报道，电视台要少作报道，限制读者的报告书则可以大肆议论），它刚好能够给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一个诚实的社会是能够进行自我矫正的。 此次调查本身显示出政府对调查诸如此类活动的意愿是有限的。由参议院建立的“丘奇委员会”[2]，把它发现的关于中央情报局的材料交给了中央情报局，让它看看是否有它们想删除的东西。 众议院建立的“派克委员会”[3]，虽然没有与中央情报局或是联邦调查局达成这种协定，但当它拿出它的最后报告时，曾经授权该委员会进行此次调查的众议院自己，却投票赞成对这个报告保守秘密。当这一报告被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播音员丹尼尔·肖尔泄露给了纽约的“乡村之声”后，国内的重要报刊如《时代）、《华盛顿邮报）或是其他报纸从未登载过这一报告。丹尼尔·肖尔被公司暂令停职。这是大众传媒与政府在涉及“安全”的情况下进行合作的另一个例子。 “丘奇委员会”揭露了中央情报局是如何采取一系列行动，来对美国人的心理施加秘密影响的： “现在，有数百名美国科学院成员（包括院长、系成员、受教育的毕业生）被中央情报局利用。除提供线索外，还利用各种机会教授情报方面的课程，写一些通常用于国外宣传用的书籍和材料……这些学者分布于全国一百多所大学、学院和有关的研究所。”该委员会发现，到1967年底，有上千种此类书籍被编辑出版，并且得到补贴，或是由中央情报局给予赞助。
尼克松的辞职、福特的获胜、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干的坏事被揭露，这一切的目的就是要重新恢复被破坏的美国人民对政府的信任。然而，尽管作了种种努力，还是有许多迹象表明，不管是对政府领导人、军队，还是对大公司，美国公众仍持怀疑态度，甚至是敌视态度。 当年7月，路易斯·哈瑞斯民意调查机构在对1966年到1975年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进行调查后报告说，在这一时期对军队的信任从62％下降到29%，对公司的信任从55％下降到18%，对总统和国会的信心则从42％下降到13％。 大多数美国人所处的经济状况也是引起这种普遍的不满情绪的原因。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从1973年以来一直在上升。在1975年底，《纽约时报》对1559个人进行了调查，采访了12个城市的60个家庭，结果都显示出公众“对未来的乐观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调查发现，甚至高收入人群，“现在也不像过去几年那样充满乐观，这表明不满情绪正从低收入者向高收入者蔓延”。政府的统计指出了其中的原因。1974年失业率是5.6%，1975年上升到8.3%，而花光失业救济金的人数从1974年的200万人增加到1975年的430万人。 政府官员普遍对贫困人数估计不足，把“法定的”贫困线定得太低，对失业人数估计不足。例如．在1975年间，如果说16.6％的人口平均失业时间是6个月，或是33.2％的人口平均失业3个月，而政府规定的“年平均数”是8.3%，显然这一数字听起来要好听些。 在1976年，随着总统大选的临近，权力机构更加担心公众对这一制度的信心。威廉·西蒙，尼克松和福特时期的财政部长（此前是一家投资银行的老板，年收入超过200万美元），在弗吉尼亚温泉城的商业理事会上讲：“越南战争、水门事件、学生动乱、道德准则的改变、30年来最糟糕的衰退和许多其他不和谐文化的流行，所有这一切结合在一起，造成了一种新的疑问和怀疑的气氛……再加上普遍的不满情绪，在全社会范围内产生了对制度的信任危机……”西蒙说，美国人太多地“被教导说不要相信口头允诺的好处和那些使我们有可能繁荣起来的利益动机，而要以某种方式去感受体验这个制度，尽管比起其他制度来，它已经为减轻人类的痛苦和贫困做了很多事情，但在某些方面仍是玩世不恭、自私和不道德的”。他说，我们必须“让资本主义人道的一面能被理解”。 当1976年美国准备举行独立宣言发表200周年纪念时，来自日本和美国、西欧的一群知识分子和政治领导人组织了“三边委员会”，提出了一个报告，其标题就是“民主制度的可控制性”。 哈佛大学的一位政治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曾长期担任白宫有关越南战争问题的顾问，撰写了该报告有关美国的部分。亨廷顿写道，“在60年代，公民对游行示威、抗议运动和‘事业’组织等种种活动的参与大大增多了”。与此同时，“黑人、印第安人和奇卡诺人中的一部分，白种人团体、学生和妇女，他们的自我意识水平也有显著的提高，他们都以新的方式变得更有主动性和组织性……”。白领阶层的工会也显著地扩大了。所有这些都意味着“争取平等重新被作为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目标”。 亨廷顿指出，这种对平等的强烈要求，在60年代转变成了联邦的预算。在1960年，外交事务上的开支占预算的53.7%，社会开支占预算的22.3％。而到1974年，社会开支则上升到了31%。这也反映了公众情绪上的变化：在1960年，只有18％的公众表示政府在防务方面的开支过多，而在1969年，这一比例上升到了52％。 亨廷顿也为他所观察到的现象而深感困扰： 60年代汹涌澎湃的民主浪潮，其实质是对官方的、公共的和非公共的现存制度体系普遍发起的挑战。在家庭中、学校里、实业界、公共的或私人的协会与组织中，以及政治上、政府官僚机构和军队部门里，通过这种或那种形式，到处都能看到这种挑战的反映。先前人们认为，自己服从那些年龄、级别、地位和专长、气质或才智上高于自己的人是天经地义的事；现在，人们不再感到自己有义务对那些人表示服从了。
他说，所有这一切，“都对70年代民主制度的可控制性提出了问题……”。 亨廷顿还说，总统要想赢得选举，就需要获得民众广泛的联合支持。然而，“一旦他当选之后……他应该立即考虑的问题就是，他是否有能力去动员社会和政府关键机构的领导人来支持他……这一联合必须包括国会、执法部门以及私营部门的‘权力机构’中的关键人物”。他举了个例子： 杜鲁门就比较注意吸收一些无党派的士卒、共和党的银行家和华尔街的律师进入他的政府。他利用国内现有的权力源泉来获得他管理全国所需要的帮助。艾森豪威尔部分地继承了这一联合，也部分地对其进行了改造……肯尼迪则试图再造一个类似的联盟结构。
让亨廷顿感到担心的还有政府权威的丧失。他得出的结论是，美国已发展起了一种“过度的民主”，他建议，“对政治民主的范围作出一些限制是可以的”。 亨廷顿把这一切向一个组织作了报告，而这个组织对美国的将来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在1973年初，由戴维·洛克菲勒和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成立了“三边委员会”。洛克菲勒是美国和世界上最强大的财政界人物，是蔡斯－曼哈顿银行的官员；布热津斯基则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研究国际关系问题方面的专家，并且还是国务院的顾问。 组织“三边委员会”的目的，是要在日本、西欧和美国之间建立起更大的统一，以应付比铁板一块的共产主义集团更为复杂的危险。这种危险已对三块大陆上的资本主义制度造成了威胁：这就是第三世界的革命运动。这些运动都有它们自己的目标。 三边委员会同样也想对付另一种局势，即现在已超越了国家边界的现代商业。在1960年，只有8 家美国银行在国外有分支机构；而到1974年，有国外分支机构的银行就达129 家。在1960年，这些海外分支机构的资产总计才有35亿美元，而到1974年就达到155亿美元。三边委员会显然认为自己有助于为新的多国经济创造必要的国际联系。 1976年不仅是总统大选年，还有众所期待的200周年纪念日。独立宣言发表已有200年了。尽最大的努力来进行庆祝，据说已被当作是一种途径，指望通过它来恢复美国人的爱国主义，用这一历史象征来把人民和政府统一起来，并把近年来的不满情绪丢到一边。 但民众似乎并未对此表示出巨大的热情。当波士顿纪念“波士顿倾茶事件”200周年时，虽有大量的人群涌到街头，但他们并不是去参加官方的庆典，而是为“人民的200周年”举行反庆祝活动，标有“GULFOIL（海湾石油公司）”、“EXXON（埃克森公司）”字样的包裹被投进了波士顿港，象征他们反对公司在美国的权力。 [1] 即明尼苏达矿业加工公司（MINNESOTA MINING & MANUFACTU ING CO.）。 [2] 1975年美国参议院建立的专门委员会，由弗兰克·丘奇出任委员会主席，故名。 [3] 派克委员会由奥蒂斯·派克任主席，故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