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美] 霍华德·津恩：美国人民的历史
第十九章 令人惊奇的变化 海伦·凯勒在1911年曾说过：“我们参加投票？投票有什么用？”大约同一时期的埃玛·戈德曼也说过：“普选权是我们的现代迷信。”1920年以后，妇女获得了选举权，可以像男人一样参加选举，但她们的从属地位却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20年代后期，在印第安纳的曼西从事考察研究的罗伯特·林德和海伦·林德注意到，人们在评价某个妇女时，很看重她的容貌和衣着。同时他们还发现，当男人们直言不讳地谈论妇女时，他们通常“喜欢把妇女说成是比男人更单纯的造物，更有道德修养，但她们相对来讲又更不切实际，更情绪化，更易接受成见，更易被伤害，而且她们中的大多数不能够面对事实，或是进行逻辑缜密的思考”（《中等城镇》）。 当社会非常需要她们提供服务的时候，例如在工业生产或在军队中，或是在社会运动中，妇女们从为人妻、为人母、温柔贤惠、操持家务、美容打扮、孤芳自赏的性别囚牢中迈出第一步，看来还是比较容易的。每一次，社会的实际需要都推动妇女们走出她们的牢笼（在某种程度上这可以说是一种以工作为条件的假释〕；而一旦社会不再需要，她们每每又会被推回到囚牢中去。这自然会导致妇女们起来进行斗争，要求改变这一现状。 第二次世界大战促使更多的妇女从家庭中走出来，参加到社会工作中。到1960年，有2300万妇女在从事某种工作挣钱，占16岁及16岁以上所有妇女的36％。但这些参加工作的母亲中，只有2％的人她们的孩子是在幼儿学校里。这些参加工作的妇女们的平均收入只是男性的三分之一左右。社会对妇女的态度比起20年代时并没有多大的变化。 在60年代的民权运动中，开始出现了一些集体骚动的迹象。妇女们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就像通常在社会运动中和前线上一样，只是普通的参加者，而不是运动的领导人。埃拉·贝克尔，是一个来自哈莱姆的老战士，现在在南方进行组织活动。她很了解这种模式：“我从一开始就知道，大人先生们总是习以为常地让女人们充当他们的支持者，在这群人里，根本不可能让我这样一个女人，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来担当领导的角色。” 然而，在南方早期的那些危险岁月里，妇女在组织活动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因而受到了赞赏。不论年长年幼，所有参加示威活动的妇女都被投入了监狱。来自密西西比鲁尔维尔的佃农范妮·卢·哈默，就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组织者和演说家。她带头高唱国歌。尽管大家都知道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患了小儿麻痹症，走起路来一跛一跛的，但她还是勇敢地穿越警戒线。在群众集会上，她鼓动大家要振作起来：“我是个残疾人，我讨厌我是个残疾，我讨厌极了！” 大约与此同时，白人妇女、中产阶级妇女、职业妇女也开始发出自己的呼声。贝蒂·弗里丹写的《女性的奥秘》，就是早期一本影响很大的先驱性的著作。“那个还没有名称的问题到底该叫什么？当女性想表达它时，她们都用什么词儿呢？有时女人说‘我感到有些空虚……又不完全是’。有时她又会说，‘我觉得我好像不存在了。’”' 弗里丹不仅写出了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主妇的感受，她所讲述的东西还触及到了所有妇女内心深处。弗里丹所说的“奥秘”就是，一个女性，她只有作为母亲、妻子这样一种形象，她是为她的丈夫、为她的孩子而活着的。为此，她放弃了自己的所有梦想。她得出的结论是：“就女性而言，要发现自己，了解自己，唯一的办法就是同男人一样进行创造性的工作。” 1964年夏天，在密西西比的麦库姆，在自由大厦（一个人们在一起生活和工作的民权总部），妇女们举行罢工反对男人，因为男人们总想让她们呆在家里烧菜煮饭、收拾床铺，而男人自己则坐着汽车到处组织活动。弗里丹所讲述的这种困扰和波动，看来都是各地妇女们的真实经历。 到1969年，妇女已占到全美劳动力的40％。但她们多数是做秘书、清洁工、初级学校的教师、售货员、服务员和保育员。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妇女，其丈夫的年薪不到5000美元。 那些没有职业的妇女的情况又怎样呢？她们在家里从事着非常辛苦的家务劳动，但这种家务常常不被看成是工作，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大概在任何一个物品和人力都可以用钱来买卖的现代社会里），如果工作不计报酬，不以金钱论价，就会被认为是毫无价值的。 那些从事典型的“女性职业”（如秘书、接待员、打字员、售货员、清洁工、保育员等）的妇女，要受到各种各样的羞辱，这种羞辱是整个下等阶层包括男人在内在工作时的共同遭遇。除此之外，就因为她们是女人，还要受到另外一种羞辱：有人嘲笑她们考虑问题的方法，有人跟她们开下流的玩笑，有人还要对她们进行性骚扰。除了把她们作为性工具之外，人们常常完全不考虑她们的女性特征，冷酷地要求她们提高工作效率。 然而时代在改变。1967年前后，在各种运动如民权运动、要求建立一个民主社会的学生运动和反战团体中，妇女开始举行女性集会。1968年初，在华盛顿举行的一个妇女反战集会上，数百名妇女高举火把，到爱灵顿国家公墓游行，上演了一幕“传统女性的葬礼”。 1968年底，一个叫“激进派女性”的组织引起了全国的注意。她们抗议进行“美国小姐”选举，把这称作是“受压抑的妇女形象”。她们把乳罩、紧身搭、髯发、假眼睫毛、假发和其他被她们称作“女性垃圾”的东西，统统扔进了“自由垃圾箱”。她们还给一头绵羊戴上了“美国小姐”的帽子。更重要的是，人们开始谈论“妇女解放”了。 穷人妇女、黑人妇女，也用她们自己的方式来表明这一普遍存在的妇女问题。L964年，罗伯特·科尔斯在《危机中的儿童》一书中，采访了一个刚从南方移居到波士顿的黑人妇女，她讲述了自己对生活的绝望和寻找幸福生活的艰难：“对我来说，我真正感到自己还活着，是当我肚子里怀着我的孩子的时候。” 许多妇女，许多贫穷女人，不是只考虑她们作为女人所遇到的个人问题，而是像她们经常所做的那样，悄悄地把邻居们组织起来，去纠正那些不公正的事情，失争取获得所需要的服务。60年代中期，亚特兰大一个叫“葡萄藤城”的社区，有1万名黑人联合在一起实行互助：他们建立了节俭商店、幼儿园和医院，每月还举办家庭晚餐会，还创办了报纸，开设了家庭咨询服务社。组织人之一海伦·霍华德说： 这个活动场地我们是这样搞到的：我们把街道的一部分隔离出来，禁止任何人通过。也不让电车从这儿经过。全体邻居都参加进来，放电唱机，跳舞；这样持续了有一个星期。我们没有被抓起来，尽管他们比我们人多。后来这个区就给孩子们建了这个活动场……
1970年，多萝西·博登，一个亚特兰大的洗衣女工，六个孩子的母亲，讲述了她为什么在1968年开始把做家务的妇女组织起来，加入了“全国家庭工作者同盟”。她说：“我认为，当社区就改善社区问题作出决策时，妇女也应该参与其中，拥有发言权。” 一个女子网球队组织起来了。一位妇女为当一名职业赛马师而斗争，结果她如愿以偿，成了第一个职业赛马师。女演员为怀特尼博物馆做警卫，向雕塑展览中的性别歧视挑战。女记者们在华盛顿的橄榄球场俱乐部门外设置纠察警戒，因为这家俱乐部排斥妇女。1974年伊始，有78 家学院设有妇女研究项目，约500所大学开设有关女性的课程讲座2000多次。 一些地区性和全国性的女性杂志和报纸也开始出现了。出版了很多关于妇女历史和妇女运动的书籍，一些书店还为她们开设了专柜。在电视娱乐节目中，既演一些对女性表示同情的节目，也演一些对她们表示刻薄的讥讽的节目，这些都显示出这场运动已经具有全国性的影响。有一些电视节目内容低劣，妇女们认为那是对她们的侮辱，在表示抗议后，这些节目被取消了。 1967年，在妇女组织的游说下，约翰逊总统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禁止在联邦职员中实行性别歧视，在随后的几年里，妇女组织还要求强制实行这一命令。“全国妇女组织”（NOW，1966年建立）抗议美国公司实行性别歧视，为此而提起的诉讼不下一千例。 要求获得自由堕胎权也成了一个主要问题。1970年以前，每年近百万次的堕胎中只有1万例是合法进行的。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妇女做过非法堕胎，她们大多数是穷人，因为出现并发症而不得不入院治疗。究竟有多少妇女死于非法堕胎，没有人能知道。但是很明显的一点是，把堕胎视为非法对穷人是不利的，因为对富人来说，不管是把孩子生下来还是打胎，都有安全保障条件。1968年至1970年间，一场要求法院采取行动，取消禁止堕胎法的活动在加多个州蓬勃展开。1969年春天，哈瑞斯民意调查机构的一项间卷调查显示，64％的被调查者认为，是否堕胎完全是私人的事。 终于，在1973年初．最高法院决定（“罗诉韦德案”，“多伊诉博尔顿案”），国家只是在妊娠的最后三个月禁止堕胎。在妊娠的第四至第六个月里，出于健康原因允许堕胎；在头三个月中，妇女本人和她的医生都有权做出决定。这些行动也推动了许多儿童护理中心的建立。尽管政府没有给予太多的帮助，但成千家儿童护理中心还是建立起来了。 妇女们也就强奸问题第一次公开发表自己的看法。每年有报告的强奸案就有5万起，但没有报告的要更多。妇女开始参加一些课程讲座，学习如何进行自卫。妇女提出强奸指控时，警察粗暴无理地对待和审问她们，攻击她们，也遭到了妇女的抗议。 许多妇女积极开展活动，努力争取国会通过宪法修正案，即权利平等修正案（ERA），有相当多的州已经通过了。但是很显然，即使它正式成为一条法律也还不够；妇女已经争取到的东西，还需要组织起来，采取行动，进行抗议，才能实现。即使这项法律确实有用，也只有用行动作支持才会有效。一位黑人女国会议员雪莉·奇泽姆说： 法律不会自动为我们做到这一点。在这个国家，我们必须把自己变成一个革命者。我们必须拒绝接受旧的、传统的角色和形象……我们必须以新的、积极的思想和行动，取代关于我们女性的陈旧而消极的思想……
60年代的妇女运动所产生的最深刻影响，既不是在堕胎问题上所取得的实际胜利，也不是在争取职业平等方面所取得的胜利，而是远远超出这二者之外，表现在“妇女团体”中常常发生的所谓“意识觉醒”上。这种“觉醒”在全国各地的家庭里都会遇到。这意味着妇女要重新思考自己的女性角色，不再接受从属的地位，重新确立自信心，建立起姐妹情谊的纽带，母亲和女儿之间形成新的一致和团结。人们第一次开始公开谈论妇女的纯生理特性。70年代初，最有影响的一本书是波士顿的11 位妇女编辑的“妇女健康全书”，即《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书中包含大量实用知识和信息，涉及妇女生理解剖、性别特点和性关系、女性同性恋、哺乳与健康，也涉及强奸与自卫、性交不适症、生育控制、堕胎、妊娠、生产和更年期等等。 更为重要的不是这些知识信息、这些图表和照片，也不是对这些以前从未注意过的领域进行如此直率的探究，而是全书所描述的那种健康情调和身体的欢娱，新知识和新发现所带来的快乐，以及妇女之间不管年长年幼那种情同姐妹的关系。 于是，一场斗争开始了。妇女以及她们的身体（对她们的剥削似乎就是从她们的身体开始的）当被作为性的玩物时，就说她们柔弱而无能；如果她身怀有孕，就说她依赖别人，不能自助；如果她已人到中年，就不会再有人说她漂亮；而一旦年老珠黄，就会完全忘掉她的存在。男人和社会为妇女制造了一个生物学的囚笼。就如阿德里安娜·里奇所说：“妇女就是被这种捆在我们身体上的绳索给束缚住了。”（《妇女的诞生》） 里奇还探讨了妇女身上的被动性是如何培养起来的。《小妇人》一书引起了学校里的小姑娘们的热烈讨论。书中的主人公乔的母亲告诉她说：“乔，我几乎对我生活中的每一天都感到厌恶；但是我学会了不把它流露出来；而且，我还希望我能学会感觉不到它，尽管这有可能使我今后的40年也是这个样子。” 处在一个“生育麻醉化和技术化”的时代，男性医生们用各种各样的器具来催生，代替了接生婆那有灵性的双手。然而里奇说过，生育应成为肉体快乐和情感愉悦的源泉。对许多妇女来说，此时此地一个追在眉睫的问题是：如何消除饥饿、痛苦，改变从属地位和摆脱受羞辱的处境。一位名叫约翰尼，蒂尔曼的妇女在1972年写道： 我是个女的。我是个黑人女子。我是个穷女人。我是个胖女人。我是已年近中年的女人。我是个接受福利救济的女人……我养育了6个孩子……我是在阿肯色长大的……我在那里的一家洗衣店里干了15年……后来搬到了加利福尼亚……。1963年我得了病，不能再干活了。朋友们帮我去领救济……
领救济维生就像一场交通事故，谁都有可能碰上，特别是对妇女来说。这就是为什么说福利是一个妇女问题。对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中产阶级妇女来说，妇女解放是件值得关心的事。但对靠领救济生活的妇女来说，首先是个生存问题。 她和其他领救济的母亲们组织了一个“全国福利权益组织”。她们宣传说，妇女应该为她们付出的劳动如操持家务、抚养孩子而得到应得的报酬。“在所有的妇女没有站起来之前，没有一个妇女会得到解放。” 解决妇女问题的基本办法，不只是要解除她们所受到的各种压抑，而且要解除每一个女人所受到的压抑。社会对妇女的控制相当精致而有效，但并不是由国家直接进行的。相反，它利用的是家庭，即用男人来控制女人，用女人来控制孩子，大家都忙于一个控制另一个，假如事情进展不顺利的话，其中一个就会对另一个施加暴力手段。为什么不能转变这一点呢？为什么不让妇女自己去解放她们自己，让孩子自己去解放他们自己，让男人和女人都能互相理解，寻找他们所受的外界压迫的共同根源，而不是在相互之间寻找压迫的根源？ 大概到那时，他们相互之间将会联合起来形成一股力量，成千上万的家庭将成为起义的发源地。他们将使自己的思想和行为革命化，而且恰恰就是发生在家庭这个与世隔离的私人的天地里，本来这个社会制度还曾经指望通过它来进行控制和实施教化的。男人和女人，父母和孩子，都将联合在一起，而不是彼此反目，他们将使社会本身发生变化。 这是一个充满反抗的年代。如果说在最微小、也最复杂的家庭牢笼里都发生了造反行为，那么，在最野蛮、最明显的牢狱里，即在监狱制度本身内部发生造反，也完全在情理之中。在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这类造反不仅数量上成倍地增加，而且也具有了从未有过的政治性质。在1971年9月纽约的阿提卡监狱，这场阶级战争的残酷性也达到了它的顶点。 美国的牢狱制度，起源于贵格会派改革的一个尝试，想以此取代断肢、绞刑、放逐等严酷的刑罚。建立牢狱的目的，是想让犯人在与外界的隔绝状态中产生悔悟之心，从而得到解救。但犯人却往往因此患上了精神病，并在这种与世隔绝中死去。到19世纪中期，监狱的做法主要是驱使犯人从事苦役，同时辅之以各种各样的惩罚措施，如关入小囚室，戴上轭状枷锁，关禁闭。纽约奥西宁监狱的看守人把这种办法概括为：“为了改造罪犯，你必须首先摧毁他的意志。”这种办法被一直沿用下来。 但监狱犯人造反的事却屡有发生。20世纪20年代发生了犯人骚动浪潮，这一浪潮最后以纽约的克林顿监狱骚乱而告结束。这个监狱有1600名犯人，当这场骚乱被镇压下去后，有3名犯人被杀死。在1950年到1953年间，美国监狱里共发生了50多次大规模的骚乱。60年代早期，在佐治亚采石场干活的犯人曾用采石用的大锤砸断自己的腿，希望以此引起官方对他们每天都要面对的野蛮生活状况给予注意。 1970年11月，加利福尼亚的福尔瑟姆监狱的犯人们开始了罢工，这场罢工成为美国历史上最长的一次罢工。2400名犯人中，大多数人面对各种威胁和胁迫，拒绝回到他们的小囚室，拒绝进食，先后坚持了有19天之久。当局武力威胁与谎言欺骗两手并用，最终破坏了这场斗争。有4名犯人戴着镣铐、赤身裸体地被关进一部大棚车里，并在14个小时内转送到了另一所监狱。一个参与此次骚动的人写道：“……意识在慢慢地觉醒。……种子已经播下……” 长期以来，美国的监狱就是美国制度本身的一个极端反映：穷人与富人之间生活水平反差极大，种族主义盛行，利用牺牲品相互攻讦，低微阶层没有发表意见的渠道，“改革”无休无止而变化却微不足道。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说过：“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是高是低，只要进它的监狱看一看就能判断出来。” 你越穷，越是有可能进监狱。这是长期以来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而且犯人们比任何其他人更清楚这一事实。这不是团为穷人更容易犯罪——事实上他们确实如此，而是因为富人不必通过犯罪就能得到他想要得到的东西，因为法律就站在他们那一边。而且，当富人犯了罪的时候，他们常常不会受到惩治，即使受到惩治，他也会获得保释而不必呆在监狱里，或是雇用精明伶俐的律师，从法官那里搞到较好的待遇。莫名其妙的是，监狱里常常是不合比例地关满了贫穷的黑人。 在1969年，有502例骗税案经调查证据确凿。这些案例叫“白领犯罪”，通常涉及的都是一些很有钱的人。在这些被控有罪的人当中，只有20％的人被判入狱。平均每起案件骗税是19万美元，对他们的量刑平均是7个月。同年，因入室行窃和偷盗汽车（这往往是穷人的犯罪）有60%被判入狱。每起偷车案平均是992美元，量刑平均是18个月。入室行窃案平均是321美元，判刑则平均为33个月。 法官在作出判决时握有很大的量刑裁决权。在俄勒冈，有33人被证明违反征兵法，结果18人被判缓刑。在南得克萨斯，有16人违反同一个法，却没有一人被判缓刑。而在南密西西比，每一个被确证违法的被告，都被判处最重的处罚5年。在我国的一个地方（新英格兰），各种罪案平均判处11个月，而在另一个地方（南部），则是78个月。这不单单是一个南方、北方的事。在纽约市，一个法官审理了因公共场合酗酒而被送来受审的673个人（都是穷人、因为有钱人都是在室内饮酒），其中有531人免于处罚。而在另一位法官那里，有566人犯有同样的指控，却只有一人免于处罚。 因为法院手中拥有这么大的权力，法官又是来自中产阶级上层、清一色的正统白人，所以穷人、黑人、零时工、同性恋者、嬉皮士、激进分子想在法官面前得到平等的对待，是绝对不可能的。 犯人们每每在描述监狱里的实际情况时，一个个都不寒而栗。马萨诸塞州沃尔波尔监狱的一个犯人说： 我们搞出的每一个方案，都会被当局用来作为反对我们的武器。如上学的权利，做礼拜的权利，会见客人的权利，写信的权利，看电影的权利。它们最终都成了用来惩罚犯人的武器。在那些方案中没有一条是我们自己提的。每一件事，一旦被当作是一种特殊待遇，就会从我们这里拿得远远的。结果就是让犯人产生不安全感和挫折感，这些感觉会慢慢地把你吞蚀掉。
沃尔波尔监狱的另一个犯人说： 我已4年多没有在那个又脏又乱的大厅里吃饭了。我真是再也吃不下去了。你可以在早上进那个流水服务线去看看，盘子里爬满了蟑螂，足有一二百只。盘子那么脏，食物往往要么是没煮熟，要么就是落满灰尘，蛆虫在里面爬来爬去。好多次我晚上饿极了，靠花生酱和三明治充饥。
犯人想跟外部世界建立联系很困难。卫兵会撕毁他们的信件。要么就是半路截留信件，拆看信件。 犯人的家庭也跟着受罪。一个犯人报告说：“在大门最后要关闭的当儿，我4岁的儿子偷偷地溜进院子给我采了一束花。岗楼上的一个卫兵报告了典狱官，于是一个人带着一个州警察进来了。他宣布说，如果再有小孩进这个院子，再采一朵花的话，所有的探视将一律中止。” 同早期的骚动相比，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的监狱骚动具有完全不同的特点。女王收容所的犯人们把自己称作是“革命者”。在全国各个监狱，犯人们都受到了当时全国发生的动乱、黑人暴动、青年人反抗和反战运动的影响。这些年月里发生的事件预示着犯人们已经开始意识到，不管给他们判什么罪名，最大的犯罪正是维护这些监狱的当局干下的，是美国政府干下的。总统每天都在干破坏法律的事情，他派出轰炸机去杀人，派出士兵去被杀掉，超越宪法，超越“世上最高的法律”。各州和地方官员们则破坏黑人们的公民权，他们触犯这些法律却不会因此受任何惩罚。 关于黑人运动的文学作品和有关越战的书籍，开始偷偷地进入监狱。黑人、反战示威者们在街头树立的榜样，确实令犯人们感到鼓舞——对这个无法无天的制度来说，只有发出挑战，才是唯一的回答。 就是这个制度，判处一个52岁老黑人马丁·索斯特25年到30年的监禁。他原在纽约的布法罗经营一家亚非书店，由于有人指证说他卖给一个知情人价值15美元的海洛因而被判入狱。但此人后来又放弃了他的证词。不过索斯特并未因此而获得释放。他发现，没有一家法院，包括联邦最高法院，愿意对这一判决重新进行审理。他在监狱里呆了8年，被卫兵毒打10次，又被关了3年禁闭，直到被释放前，他一直在跟监狱当局作斗争。对这种不公正，只能用反抗来回答。 监狱里总有一些政治犯，他们因为参加激进运动，因为反对越南战争而被关进来。但是现在，又出现了一种新型的政治犯。这些人有男有女，起初被指控是普通犯罪，但在监狱里，他们在政治上逐渐觉醒了。一些犯人开始把他们个人所受的折磨与这个社会制度联系起来。然后，他们就不只是个人进行反抗，而且还参加集体行动。在充满了野蛮竞争气氛的监狱里，由于周围犯人言行凶狠残暴，每个犯人不得不更操心个人的安危。现在，他们开始关心起民权、关心起他人的安全来了。 乔治·杰克逊就是这种新型的政治犯之一。他因抢劫了别人70美元而被判处无定期徒刑，即刑期虽有限度但具体刑期要依犯人表现而定。在加利福尼亚的索莱达监狱，他己经为此整整表现了10年仍未获得释放，最后他变成了一个革命者。 他写的书《索莱达的兄弟》成了美国表现黑人斗争精神的最受欢迎的书，犯人们在读，黑人、白人也在读。这多半也证明了他并不会是最后一个人。他知道，今后将会有什么事情等待着他：“从出生到夭折而亡，到去当仆人，做最低薪工人，打临工，做清洁工，做犯人，做底舱看门人，没有获得保释的权利——那就是我，一个殖民地的牺牲品。任何一个人，只要今天他通过了公务员考试，明天他就可以把我杀掉……而且根本不会为此而受任何处罚。” 有1971年8月，他在圣昆廷监狱被卫兵从背后开枪打死，据说他当时正试图越狱。在杰克逊死后不久，全国就发生了一连串的骚动。 杰克逊被害所产生的最直接影响是1971年9月阿提卡监狱发生了暴动。这起暴动的起因是由于狱中犯人们长期以来一直遭受着深重的冤屈，但达到沸点则是因为乔治·杰克逊的死讯。阿提卡监狱的围墙有30多英尺高2英尺宽，上面盖有14个射击塔楼。犯人中有54％是黑人，卫兵则百分之百的是白人。犯人们每天要在他们的小囚室里呆14到16个小时，他们的邮件被拆读，他们能阅读的东西有严格限制，家人来探访也只能通过小小的铁丝网孔，根本享受不到应有的医疗保护，对他们的假释制度并不平等，到处都以肤色种族论处。 阿提卡监狱的犯人们起来要求获得保释权。但狱方听取他们申诉的时间，加上宣读申请书和保释部3名成员对此进行审议的时间在内，总共还不到6分钟。随后狱方就作出决定，不进行任何解释和说明。 在阿提卡，一个由狱中犯人主持的社会学讲座，成了讨论关于进行监狱改革的论坛。后来他们举行了一系列有组织的抗议活动，发表了犯人宣言书，提出一系列温和的改革要求。这种抗议活动在声讨圣昆廷监狱杀害乔治·杰克逊的那天达到了高潮。在抗议集会上，绝大多数犯人都拒绝吃午餐和晚餐，许多人还戴上了黑色的臂章。 1971年9月9日，犯人和看守之间发生了一系列冲突。最终，一群犯人冲破了焊接不牢的大门，占据了监狱4 所大院中的一所院落，还扣押了40名看守作人质。接下来5天，犯人们在大院里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团体。 应犯人们的邀请，一群公民观察员来到监狱，其中包括《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汤姆·威克，他在《走向死亡时刻》中写道：“监狱里，犯人们不分种族肤色，充满了团结一致的气氛，这真让人感到惊异。” 5天之后，官方失去了耐心。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批准对监狱发起武力攻击。国民卫队、监狱卫兵以及地方警察带着自动武器、卡宾枪和机关枪冲进了监狱，向这些手无寸铁的犯人们发起了全面攻击。当场有31名犯人被杀害。最初监狱当局向新闻界描述说，有9名被劫为人质的卫兵在发起进攻期间被犯人们勒住咽喉而致死。但官方的验尸报告立即证明这是在撒谎：这9名卫兵是被枪弹打死的，而这些枪弹与杀害犯人的枪弹一模一样。 在阿提卡事件之后的数周到数月里，当局采取了预防性行动，以粉碎犯人们进行有组织的反抗。但犯人们继续要求进行改革，希望能让犯人们互相进行照料，还试图把单个犯人的愤怒反抗联合起来，变成要求进行改革的集体行动。在监狱外面也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对监狱内犯人表示声援的组织向全国发展，成立了监狱文学组织。对犯罪和刑罚的研究也越来越多，还开展了支持取消监狱的运动，理由是监狱并不能防止犯罪或是治愈犯罪，而只是扩大了犯罪。关于监狱改革提出了几种选择方案并开始进行讨论：短期的办法是建立社区改造所（除了无可救药的暴力犯罪外）；长远的办法是建立经济安全的最低保障。 除了他们自身及其朋友之外，犯人们还在思考监狱外面的问题，对其他的一些牺牲品表示关心。在沃尔波尔监狱，犯人在传阅一份要求美国从越南撤军的声明，每一个犯人都在上面签了名。这是一小伙犯人在进行了惊人的组织活动之后所取得的成果。感恩节那天，不仅在沃尔波尔监狱．还有其他三个监狱，大多数犯人都拒绝吃节日的特别餐，他们说，希望以此引起对全美国饥饿现象的关注。 犯人们还努力提出上诉，并在法庭上也赢得了一些胜利。阿提卡的公众舆论和声援团体，都发挥了各自的作用。尽管阿提卡的反抗者们被指控犯有重罪，面临着被判处加倍的刑期，但这些罪名最后还是被撤销了。不过总的来说，许多法院都公开宣布他们不愿意进入监狱这个被严密控制、与世隔绝的世界，因此，犯人们仍旧得像他们长期以来所做的那样，继续依靠他们自己的努力。 1978年，最高法院颁令宣布，新闻媒介进入监狱和囚室的权利不受法律保护。还规定监狱当局有权禁止犯人向别人讲述、集会讨论或是传阅有关建立犯人协会的文献。很显然，犯人们从一开始就知道，通过法律不可能改变他们的生存条件，只能通过举行活动进行抗议，组织起来进行抵制，创造自己的文化，创造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学，并与监狱外面的人们建立联系。现在，有更多的监狱外面的人知道了监狱里面是怎么回事。在争取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中，有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曾被关在这围栏里。他们了解监狱体制，也很难忘记他们的经历。现在，这一切变成了一种基础，监狱犯人们不仅打破了长久以来他们同外部社团的隔绝状态，还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支持者。在70年代中期，这方面已开始初露端倪。 这是一个民众普遍起来进行反抗的时代。妇女，曾经在每个家庭中被“保护”着，起来反抗了。犯人，曾经被关在不为人知的地方，关在围栏的后面，也起来反抗了。更大的反抗还在后面。 这就是印第安人的反抗。他们曾是这块大陆的唯一主人，后来被白人入侵者远远地赶到了边远地带，给消灭了，几乎就要湮灭无闻了。在1890年的最后几天里，即圣诞节过后刚刚不久，对印第安人的最后一场大屠杀就在南达科他翁迪德尼克里克附近的派恩里奇发生了。 当这场屠杀过去之后，原有的350名男人、女人和孩子中，有200到300人被杀死。士兵死亡的有25名，大部分是被他们同伙的榴霰弹、子弹打中而送了命，因为印第安人总共只有几条枪。 印第安人的部落经常受到攻击，被征服掳掠，加上受饥饿折磨，全部被赶入了保留地，在那里，在饥寒交迫之中维持着生活，最终被分裂了。在1887年，一项“单独占有土地法”试图打破保留地，把它变成小块的地段分给印第安人个人所有，从而把他们变成美国式的小农场主，但是这些土地大部分被白人投机商给夺走了，保留地残存了下来。 后来在新政期间，一个印第安人的朋友，约翰·科利尔主管印第安事务署，他曾试图使印第安人恢复部落式生活。但在以后的几十年，情况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许多印第安人仍留在贫瘠的保留地里，而年轻人则常常离去。一位印第安人类学家说：“印第安人保留地是我所知道的世界上最完备的殖民体系。” 有一段时间，印第安人离去或与他人混居看来是不可避免的。在20世纪之交时，美国最初的100多万印第安人中，只剩下了30万人。但后来人口开始一增再增，就如一株植物，想让它自己死掉而不去管它，它却又繁荣兴旺起来一样。到1960年时，印第安人就已达到80万人。其中半数留在保留地，另有半数则生活在全国的各个城镇中。一位印第安人自传作者揭示了他们是如何拒绝被白人文化同化的。他写道： 嗯，是的，我是上的白人学堂。我学会了读书看报，阅读《圣经》。但是，有时我发现这些还不够。文明人太多地依赖于那些人造的印刷品。我开始阅读“伟大精灵”的书，那就是它所创造的一切……
“骑熊”酋长路瑟，在他1933年所写的自传《来自斑鸽的故乡》中写道： 确实，白人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他们的文明所产生出的果实，尽管种样繁多，色彩很鲜艳，味道也很诱人，但却是病态的和毫无生气的。如果使人变得肢体残缺不全，沾染偷盗习气，言行变得蛮横无理，这些也能算是文明的组成部分，那还有什么进步可言？
我准备去做这样的一个人，他用脚尖独立于大地之上，冥想什么是生命及其意义何在，承认一切造物之间都有着亲缘关系，并理解他与世间万物的统一性，那时真正的文明观念就会注入他自身…… 正当60年代民权与反战运动方兴未艾之时，印第安人也在积蓄能量准备进行抵抗，思考如何才能改变他们的处境，并且开始使自己组织起来。 印第安人开始向美国政府提出一个颇让它感到麻烦的问题：历史上的条约问题。美国政府和印第安人签订的条约不下400个，但每一个都被他们破坏了。例如，在乔治·华盛顿政府时期，曾跟纽约的易洛魁人签订条约：“美国承认前文所指边界之内之一切土地皆为塞尼卡族之财产……”但在60年代初肯尼迪总统执政时，美国就忘记了这个条约，在这里修建起了水坝，致使大部分塞尼卡人保留地被淹没。 全国各地都开始出现抵制现象。在华盛顿州，曾经有一个古老的条约，政府根据这个条约从印第安人手里拿走了土地，但还给他们保留了捕鱼权。随着白人人口不断增加，他们又想把捕鱼区域全部划归自己所用，于是这个旧条约就变得不受欢迎了。1964年，当州法院宣布关闭该河流域并禁止印第安人继续捕鱼时，印第安人对法庭的命令表示了蔑视，继续到尼斯阔利河里“捕鱼”。他们还宁愿去坐牢，希望这能使公众关注他们的抗议活动。 卷入偷捕事件的印第安人中也有参加过越战的老兵，锡德·米尔斯就是其中的一个。1968年10月13日，他在华盛顿的尼斯阔利河弗兰克地段捕鱼上岸时被逮捕。他发表声明说：“我是个雅基玛和切罗基印第安人，我是个男人。有两年零四个月的时间，我是在美国军队里服役当兵。我在越南打过仗，直到我受了重伤……我声明从此不再为美国军队服务或尽任何职责。” 印第安人不仅用自己的身体进行回击，也利用白人文化创造的东西如书籍、标语、报纸等进行反击。1968年，阿克维萨森的莫霍克族的成员，在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圣劳伦斯河上创办了一张著名的报纸《阿克维萨森评论》，上面登载的新闻、社论、诗歌，不仅充满了挑战的味道，还流露出抑制不住的幽默感。小瓦因·德洛利亚写道： 正是从此以后，印第安人的思想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去年在克利夫兰时，曾跟另一个人谈论美国的历史。他虽不是印第安人，但他说，他为历史上对印第安人干下的一切感到非常遗憾。可是“不管如何，如果你拥有那块土地，你会拿它干什么？”我一直不明白他的意思，直到后来我发现，凯霍加河通过克利夫兰的一段，河里的水很容易着火，因为有许多易燃的污物被倒入这条河里，结果居民们在夏天不得不特别注意，以免一不小心引起火灾。有多少印第安人能想到，他们竟会造成这么一条容易着火的河呢？
1969年11月9日发生了一起戏剧性的事件，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使大家都对印第安人所遭受的、别人从未受到过的不公平待遇表示关注。在那天太阳落山之前，有78个印第安人登上了圣弗兰西斯科湾的阿尔卡特拉斯岛并占据了这个岛。阿尔卡特拉斯原是一处被废弃不用的监狱，绰号叫“直布罗陀”，这里曾是一个让人充满仇恨和恐惧的地方。 但这一次情况完全不同。带领这群人的有两个人，一个是莫霍克族人，叫理查德·奥克斯，他领导着圣弗兰西斯科州立学院的印第安研究所；另一个是萨西－福克斯族的印第安人格雷斯·索普，她是印第安学院著名足球明星和奥运会长跑、跳高和跨栏运动员吉米·索普的女儿。越来越多的印第安人跟着上了岛，到11月底时，已将近有600人，他们来自阿尔卡特拉斯的50多个部落。 他们把自己称作是“所有部落的印第安人”，还发表了一个声明，宣布“我们要占有直布罗陀”。他们在宣言中提出，要用玻璃珠子和红衣服买下阿尔卡特拉斯，这曾是300年前为曼哈顿岛而付给印第安人的价钱。他们还宣称，他们将让这个岛成为美国土著人生态学研究的中心：“我们将努力清除该河湾地区的空气和水污染……让鱼类和动物在这里能重新生存……”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政府切断了电话、电力供应和对阿尔卡待拉斯岛的供水。许多印第安人不得不离去，但还有一些人坚持呆在这里。一年后，他们仍在这里坚持着，他们还给“我们所有种族的兄弟和姐妹们以及大地之母哺育的人们”发出一封信，信中说： 我们继续以自由、公正和平等的真理名义占据阿尔卡特拉斯岛，因为你们，这个地球上的兄弟和姐妹们，会支持我们的正义事业。
我们知道，暴力只能培养出更多的暴力，因此我们将用和平手段继续我们对阿尔卡特拉斯的占领，希望美国政府也能采取相应的行动…… 我们是所有部落的印第安人！我们要坚守直布罗陀！ 6个月以后，联邦军队开进了这个小岛，把住在这里的印第安人强行迁走。 在60年代末，皮博迪煤炭公司在新墨西哥的那瓦霍进行开采作业，开始无情地挖掘地表的土层。皮博迪公司出示了一份跟某些那瓦霍人签订的“合同”。这使人们想起了过去，那时为夺走印第安人的所有土地，也曾与一些印第安人签订过“条约”。 在1969年的春天，有150名那瓦霍人举行集会，指出采煤会污染水源和空气，会毁掉家畜的牧场，消耗掉他们可怜的水源。此次集会的组织人之一、一位上了年纪的那瓦霍妇女说，“皮博迪公司的妖魔正在撕开我们大地母亲的心脏，蹂躏我们受伤的山峰，我们能感受到那阵阵的伤痛……我已在这里生活了许多年，我们不想离开。” 霍皮的印第安人也受到皮博迪公司作业的影响。他们给总统尼克松写信表示抗议：“今天，霍皮人生活的土地正在受到伤害，正在遭受那些人的亵渎．他们正从我们的土地里挖煤找水，好为白人的城市创造出更大的动力……‘伟大精灵’说过，决不允许这种事发生……‘伟大精灵’还说，不能从大地拿走东西——不能毁灭它的生灵……” 1970年11月底，一本叫《种族》的杂志出版问世了。在这些年代里，各类运动出版了无数的地方性出版物，以提供被正规媒体忽略了的信息，这是其中的一种。它报道了北加利福尼亚皮特河的印第安人的消息。有60名印第安人占据了他们认为是属于他们的土地；当林业署命令他们离开时，他们对当局表示了蔑视。但是当局派来了150名士兵，他们带着机枪、滑膛枪、步枪、手枪，手提大棒、警棍，牵着警犬，还拿着脚镣和手铐。 一个名叫达里尔·威尔逊的印第安人写道：“老人们被吓坏了，小伙子们也不敢吱声，小孩子像是被飞矛击中的小鹿在惊叫乱跑。大家的心都在剧烈地跳动，像刚刚在酷暑烈日下跑完比赛一样。” 士兵们开始挥动手中的大棒，有人受了伤，鲜血直流。威尔逊抢过一个士兵手中的大棒，却又被打倒在地，还被铐了起来，脸朝下躺在地上。他的头被打了好几下。有个66岁的老人被打得失去了知觉，还有一个白人记者被逮捕，他的妻子也被打伤了。他们都被扔进汽车里给带走了。当局指控他们袭击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官员并且私砍树木，但这些指控和罪名都不曾涉及土地的所有权问题。当这一插曲完全结束以后，他们还在继续发出挑战。 那些参加过越南战争的印第安人开始相互联络。在底特律的“温特士兵调查所”，参加过越南战争的老兵们都在这里为他们的经历作证。一个名叫埃文·黑尼的俄克拉荷马印第安人讲述了他的经历： 同样的大屠杀100年前就对印第安人进行过。当时也使用了细菌战，他们把染有病菌的小盒子放进印第安人的毛毡里……我了解越南人民，而且我也知道，他们就像我们一样……我们正在做的一切，其实是在毁灭我们自己和这个世界。
……我在俄克拉荷马上学的那个学校，尽管有50％的孩子是印第安人，但在学校里、电视上或广播里，关于印第安人的文化却从来也不提。也没有关于印第安人历史的书，甚至在图书馆里也没有……但是我知道有些事是错误的，我开始学习印第安文化…… 针对他们的“自甘毁灭”，即他们的文化被消灭，一些印第安人开始行动起来。1969年，在第一届美国印第安学者大会上，印第安人气愤地指出，给全美国小学生阅读的那些课本要么是把印第安人一笔抹掉，要么就是对印第安人大加侮辱。同年，印第安人历史出版社成立了。在对中小学使用的400种教科书重新审查时，发现其中没有一本对印第安人作过准确的描述。 其他的美国人也开始去关注和反思他们自己所学的知识。第一部试图重新展现印第安人历史的动画片出现了，片名叫《小大人》，这是根据托马斯·伯格的小说制作的。越来越多的关于印第安人历史的书出现了，最后它们形成了一种完整的新文学。教师们对老一套的说教很反感，都把那些老课本扔掉，开始使用一些新的材料。一个初级中学的学生给他们的学校课本的出版商写信说： 亲爱的编辑先生，我不喜欢你们出版的那本叫《哥伦布之旅）的书。我不喜欢它，是因为你们所说的有关印第安人的一些事情并不是真的……另外我还不喜欢的是，在第69页上讲哥伦布邀请印第安人去西班牙，但事实是，他偷偷地带走了他们！
你的真诚的， 在1970年感恩节那天。即一年一度的清教徒登陆北美的纪念日，当局决定要做一些完全不同的事情：邀请一个印第安人去做庆祝演讲。他们找到了一个叫弗兰克·詹姆斯的印第安人，并且邀请他发表讲话。但是当他们着到他打算用来演讲的发言稿时，他们决定不让他演讲了。这样，在马萨诸塞的普里茅思，人们没能听到他的讲话。在这篇演讲稿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作为一个人，一个瓦姆帕诺亚格人，当我站在这里，要说说我的心里话的时候，我的心情非常复杂……那些清教徒们在科德角海岸探险活动进行得很艰难，4天后，他们抢劫了我的祖先的墓地，偷走了他们的小麦、谷物、豆子……我们的精神不会死亡……我们高高地站在这里，并为此感到骄傲，因为不用等太久的时间，我们将纠正那些错误，那些我们曾经被允许犯下的错误……” 在1973年3月发生的一件事，有力地证明了北美印第安人并没有消亡。在1890年发生大屠杀的地方，在派恩里奇保留地，有几百名奥格拉拉的苏族人和他们的朋友们回到了翁迪德尼的村庄，占据该地作为象征，要求讨回印第安人的土地和印第安人的权利。 不到几小时，就有200多名联邦调查局的密探、联邦军队和印第安事务署的警察包围并封锁了这个镇子。他们有装甲车、自动武器、机关枪、榴弹发射架和催泪弹，很快就发起了进攻。 封锁后，食品开始短缺。密歇根的印第安人用飞机送来了食物并投放在被包围的镇子里。第二天，联邦凋查局的密探逮捕了飞行员和从密歇根来的一位医生，因为他雇用了这架飞机。在内华达，有11名印第安人被逮捕，因为他们带了食物、衣服和药品供应给南达科他。在4月中旬，有三架以上的飞机投下了1200磅食物，但当人们去收集时，政府的飞机出现在上空并向他们射击，同时还从四面八方向他们开火。弗兰克·克利沃特，一个躺在教堂里小床上的印第安人也被子弹击中。当他的妻子陪同他去医院时，她被抓了起来并关进监狱。弗兰克·克利沃特也死了。 枪战在不停地进行，也不断地有人死亡。最后，通过谈判签订了一个协议，在协议里双方同意解除武装。围困结束后，有120名占领者被捕。 印第安人坚持了71天。在被包围的镇子里，他们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共同体。他们建起了公共食堂、保健所和医院。一个那瓦霍族的越战老兵说： 有不少冷眼旁观者认为我们会投降……但人们还是坚持着，因为他们相信他们进行的是共同的事业。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在越南输掉，因为那里没有值得我们为之奋斗的事业。我们打的是一场有钱人的战争，是为富人打仗……在翁迪德尼，我们做得相当好，因为我们是出于道义。因为我们一直相处得很快乐。
从澳大利亚、芬兰、德国、意大利、日本、英格兰都有声援的消息传到翁迪德尼。从阿提卡的一些兄弟们那里也传来了消息，他们中有两位是印第安人：“你们在为我们的大地母亲和她的孩子们而战斗。我们的精神在同你们一起战斗！”华莱士·布莱克·埃尔克回答说：“小小的翁迪德尼变成了一个巨大的世界。” 在翁迪德尼事件结束之后，尽管有人死去，有人受到刑讯，尽管当局动用警察和法庭企图打垮这一运动，但土著美国人运动仍在继续。《阿克维萨森评论》仍在继续出版。1976年秋末，它的诗歌一栏里刊登了一首诗，就反映了这一时代的精神。作者艾拉·阿伯内西写道： 我是那正在生长的青草，
也是那—— 剪修刀， 我是那柳树， 也是那—— 枝条分割机。 * * * 我是你良心上的磨刀石： 请你 承认我。 60和70年代的反抗运动，还不只限于妇女、监狱犯人和印第安人，还有普遍的反抗，反对压迫，反对矫揉造作，反对先前没有受到任何质疑的生活方式。它触及了个人生活的各个方面：生育、孩子、性爱、性别、婚姻，以及服饰、音乐、艺术、休育、语言，还有饮食、起居、宗教、文学、死亡、学校等等。 性行为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婚前性行为不再是偷偷摸摸的事。男人和女人在婚姻外生活在一起，当要向别人作介绍时，还力争用下述的词语来描述自己的那一位：“我想介绍您与我的朋友认识一下。”结了婚的夫妇则可以坦率地谈论他们的私生活，一些书也开始讨论“开放的婚姻”。手淫也成了可以公开谈论的事，甚至还得到了赞成。同性恋不再被禁止。男同性恋者和女同性恋者还组织起来反对针对他们的歧视，并赋予自己一种团体观念，战胜羞耻感和孤立感。 所有这一切在文学中和大众媒介上都有反映。出现了教导男人和女人如何获得性生活满足的新文学。电影在表现裸体时也不再有所顾忌。有关性的话语在文学和日常谈话中越来越常见了。所有这些都跟新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在年轻人中间，团体的生活方式很流行。 在60年代的文化变革中，还有更大的“不拘礼节”的表现。女权运动一直坚持要丢弃“女性的”和碍手碍脚的服饰，现在妇女们继续坚持这一点。许多女性不再戴乳罩。束身用的“腰带”曾是50年代和60年代的流行服饰，现在变得很少见了。年轻男人和女人的穿着越来越相似，都穿牛仔裤，过时的军队制服。男人们不再打领带，各种年龄的女人们中穿短裤的越来越多，这是在对阿米利亚·布鲁默表达无声的敬意。 新的抗议音乐也很流行。皮特·西格从40年代起就唱过一些抗议歌曲，但现在他唱的是自己写的歌，他的听众也更多了。鲍勃·戴伦和琼·贝兹，不只唱一些表示抗议的歌曲，而且也唱一些反映叛离、反映新文化的歌，他成了流行的偶像。西海岸的一位中年妇女玛尔维娜·雷诺兹，自写并自唱了一些符合她社会主义思想和她的自由主义精神、批判现代商业文化的歌。她唱道：现在，每个人都“生活在小盒子里”，而且他们都“一模一样”。 鲍勃·戴伦是一个独特的杰出人才：他既唱强劲有力的抗议性歌曲，也唱一些表现自由和自我的个人歌曲。在一首愤慨的歌《战争之主》中，他希望有朝一日他们会死亡，而他则《在一个日光苍白的午后》，追随着他们的棺材。《暴雨就要来临》一曲则反复讲述人类最后几十年发生的恐怖故事，饥饿、战争、眼泪，死去的小马驹，被污染的河水，满地的灰尘．肮脏的监狱，预示着“一场暴雨就要来临”。戴伦也唱过痛苦的反战歌曲，如《上帝和我们在一起》，以及一首讲述黑人活动家梅德加·埃弗斯被害的歌，《在他们的游戏中只有爪牙》。他向这旧的时代发出了挑战，希望一个新的时代、“一个变化的时代”降临。 天主教徒起来反对战争是天主教会方面发起普遍抗议的一部分，长期以来教会一直是保守主义的堡垒，曾与种族主义、主战论和战争有染。牧师和修女们退出教会，公开宣布他们为性爱而生活，去结婚和生孩子，有时连正式离开教会的手续都不用办。确实，守旧的宗教复兴者还有很受欢迎的时候，比利·格雷厄姆[1]还指挥着他的上百万信众，但现在，这只不过是一些与主流相逆的小溪细流罢了。 随着人们对大型权力机构如商业公司、政府、教会日渐失去信任，对个人或集体的自信心则越来越增强。各方面的专家都满腹怀疑地关注着：随着这种自信的增加，人们将自己来安排自己的生活，确定如何饮食起居、如何生活和如何保健。还有，人们对医药工业表示怀疑，发起反对化学防腐剂、无营养的食品和广告的宣传运动。现在科学的证据说明了抽烟的危害，如肺炎、心脏病是如此的厉害，以至于政府禁止在电视和报纸上做香烟广告。 开始对传统的教育进行重新评价。学校原来灌输给一代又一代人的爱国主义和服从权威的价值观，只不过是使无知和愚昧变得长存不朽，甚至教会了人不尊重别的民族、种族、土著美国人和妇女。不只是教育的内容受到了挑战，它的风格如拘泥于形式、官僚主义、顽固不化、屈从权威也受到了挑战。虽然这只是在这个牢固的国家正统教育体制上打开的一个小缺口，但它还是在全国各地的新一代教师身上和支撑它们的新文学中得到了反映。 在如此短的一段时期之内，有这么多要求变革的运动集中涌现出来，在美国历史上还从未有过。但是，在两个多世纪中形成的这套体制，还是拥有大量的控制民众的技巧，在70年代中期，这种技巧发挥了作用。 [1] 美国天主教布道家，本名威廉·富兰克林·格雷厄姆．1918年生于北卡罗来纳，1944年成为“青年基督”运动的首席布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