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法国工人运动史》第一卷（1952）
第三章 人民群众对封建制度的进攻
（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至一七九四年七月二十七日）
哲学准备了，开始了，推动了这一次革命，这是无可争辩的。但仅凭文章是不够的，现在需要的是行动。
——马拉 |
一七八九年的意义。——人民大众的作用。——第一次群众行动：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和一七八九年夏季的农民大暴动。——大资产阶级的忧虑。——八月四日之夜和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工人的骚动。——一七九一年六月列·霞白立条例和禁止工人组织的措施。——工人被拒绝选举权。——一七九一年七月十七日马尔斯广场的屠杀。——宣战。——第二次群众行动：一七九二年八月十日。——王权的废除。——第三次群众行动：清除大资产阶级的支持者吉伦特派。——山岳派的胜利，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尝试。——热月九日（一七九四年七月二十七日）罗伯斯庇尔的失败。——法国大革命对法国工人运动的贡献。——一七八九年的革命的伟大性和局限性。——雅各宾派的传统。
我们对一七八九年的大革命必须明确地指出其意义来，因为它在法国工人运动史上烙上了如此深刻的痕迹[1]。
为什么？因为工人运动的敌人正是用尽一切办法来歪曲法国大革命的起因及其意义。他们这样做，不仅是为了要窜改昨天革命的面貌，而且更是为了要从头来降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威信。
他们首先就硬说法国大革命完全是靠了思想运动而起的。不错，十八世纪的哲学家是起了决定性作用的。但是把一七八九年革命的起源完全归功于他们，这却是要人忘记：哲学家的思想仅仅在表达资产阶级愿望的范围內才发生了作用。这是要人忘记：当时的“自由”只有一种意义，它是用来对抗“特权”，它意味着权利平等和封建地主族特权的摧毁。这是要人忘记：资产阶级变成统治阶级之后已经为一个新的革命阶级的出现创造了条件。是的，思想在历史演进中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但是，归根到底思想是从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中产生的。“理论一旦掌握了群众，就变成物质力量”（马克思）。
也有人把法国大革命说成是一小撮阴谋家的功绩，说是共济会当了奥尔良公爵的门客，想把奥尔良公爵捧上他的堂弟路易十六的王位。不管他们怎么说吧，反正他们所竭力想说明的，无非是有了一些来历不明的人加上政治腐败，才把人民大众推动起来的。这样的解释是歪曲事实、因为人民大众并不需要外来因素来推动了他们之后才采取行动的。他们在自己本身，在旧制度所给他们造成的生活条件中就已找到了采取行动的理由。但是这些人对工人运动，非从头起就给予一个直接的打击不可。因为既然法国大革命只是由少数心伓怨懑、唯利是图的阴谋家所搞起来的，那末也就可以贬低一切群众运动，特别是工人阶级现今的一切活动，而把今天的鼓动分子说成与昨天的阴谋家一模一样了。
因此在这里，我们不能不先提一提一七八九年革命的深刻的原因及其意义。
第一，革命产生于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我们已经看到，生产力在封建制度內部已经发展了起来。但是由地主贵族所体现的生产关系却停留在封建制度上面，因此就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法国大革命摧毀了封建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就使人类前进了一步，结束了历时千年的封建统治。有些对准备革命出过力并在革命初期起过积极作用的大资产阶级分子，充分地透露了事件本身的深刻意义。巴尔那夫即是一个明证。他和克劳德·彼利厄（我们在后面还要谈到这一大家属）都是格勒诺布尔城资产阶级的优秀分子。他那时已经有了十分明确的阶级意识。他和当时的全体资产阶级青年一样，痛感自尊心受到损害。从他的母亲被一个贵族从格勒诺布尔戏院包厢中驱逐出去的那一天起，他已觉得贵族的可恶可恨。但是巴尔那夫知道革命是不能用自尊心的创伤来解释的，他不怕把事情追根到底。
他在“法国大革命概论”中写道：
“一旦工艺和商业人民间，并创造出有利于劳动阶级的新的致富手段，在政治法规中就会孕育出一个革命运动。财富的新的分配会产生出政权的新的分配。一如土地的占有曾经养育了贵族，工业财产正在养育出一个人民的政权，而人民在正在取得自由，日益扩展，并开始影响着一切事务。”
他所用的个别的词虽然不甚贴切，甚至是错误的，因为巴尔那夫所说的“人民”和“劳动阶级”，实际上指的是大资产阶级，但是他的整个意思却非常明确，毫无含糊之处。就是说，只有生产力的发展——巴尔那夫把它叫做“工艺和商业”的进步——才能解释革命的起因。以前靠占有土地而得势的贵族阶级，现在将由另一个贵族阶级来代替，这个贵族阶级将用工业财产使自己的权力合法化。
第二，这一次革命既然只能由资产阶级来进行，也就只能有利于资产阶级。但是资产阶级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是无法取得胜利的。马克思论及一七八九年的法国革命和一六四八年的英国革命时说：
“在这两次革命中，资产阶级都是个
实际领导了运动的阶级。
无产阶级和那些
不属于资产阶级的城市居民阶层，若不是还没有任何脱离资产阶级独立的利益，便是还没有组成为一些独立发展的阶级或组成为一个阶级中的几个部分。因此，在他们起来反对资产阶级的地方，例如一七九三年和一七九四年在法国那里，他们只是实现资产阶级的利益进行了斗争，虽则他们采用的是一种非资产阶级的手段。
全部法国的恐怖主义无非是用来
打破资产阶级的敌人，即打破专制制度、封建制度以及市侩主义的
一种平民手段而已。”
[2]
“人民群众的绝大部份，它的最低下的阶级，深受压迫和剥削，自发地暴动起来，使他们的要求以及按照他们自己的意志建立一个新的社会以代替他们所催毁了的旧社会的意图，深深影响了整个革命的过程。”
斯大林于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三日同英国作家威尔斯谈话时曾发问到：
“难道法国大革命是律师的革命，而不是那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封建主义和保卫第三等级的利益而胜利的人民革命吗？”
[3]
第三，人民群众由于几年来的境况大大恶化而越益表示不满。在封建制度下，生产无法发展，而人口却在增加。从一七七七年到一七八七年，领主的权利和贡赋原封未动，而从事生产的农民的收入则在迅速下降。甚至于在小麦涨价时，小农也很难得到好处，因为他们必须把很大一部分收成缴纳给地主、贵族、什一税的征收者——僧侣等等。再加一七八八年和一七八九年连续两度歉收，面包的价格上涨，超过了被认为最高峰的一七七零年的价格。城市居民的困苦由于失业增加而日益严重。其所以如此，有一部分是一七八六年法国和英国签订商约的后果。商约减低双方的关税，这只对英国非常有利，因为英国工业比法国先进得多。新闻记者潘雪于一七八九年报导说：
“我们与英国签订的商约会使我们的子孙辈发大财，可是现在却使王国的五十万工人失去面包，并使一万个商行破产。”
的确，一七八九年阿贝维勒地区失业者就达一万二千到一万五千人之多，特洛瓦、色当等城也是如此。里昂有一半工人失业。这一经济危机虽然不是革命的起因，可是它可以解释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的原因，而人民已经很早就开始采取了行动。早在一七八九年四月，巴黎郊区圣安东尼发生了激烈的骚动，雷万宏花纸铺被人放火烧了[4]。
第四，这些群众却并不形成一个单一的阶级。他们虽然抱有共同愿望，但是他们彼此的利益往往是有矛盾的。农业短工、小农、工场工人、在家操作的手工业者、参加行会的帮工、小贩、小商店掌柜、找地种或找工作做的流浪劳动者；这些才真正应该叫做人民大众（没有别的相当的称呼了）的成员。他们之中有的只希望能有一小块士地就心满意足了。有的觉得有了行会保护就成了。有的同情资产阶级，主张取消行会制度，但是他们却害怕机器，因此一接触到工作条件和工资问题却又反对这个资产阶级。正因为他们利益的复杂性，人民群众的反应是混乱的，往往是互相矛盾的。总之，如果不提一提这些人民群众的行动，那末就无法了解法国工人在大革命时期的作用，因为工人是人民群众的一部分，而他们已成为城市里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 ※ ※
三级会议就是这样在一七八九年五月五日在凡尔赛宫举行了。第三等级选出来的代表资产阶级上层分子，如法律家、作家、经济学家、科学家以及经纪人、商人、工业家、银行家、富农等等。他们所要求的是以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来代替以封建阶级为基础的专制制度。除了少数代表外，他们并没有有意识地追求阶级目标，因为那时候民族的命运和资产阶级的利益还混淆不清。他们满怀幻想，根本没有想到贵族阶级会起来反抗。他们以为，只要一七八九年七月九日三级会议变成了制宪会议，革命就算完成了。国王似乎可以与贵族一起承认既成事实。他们认为进行一系列谨慎的逐步的改革就可以把封建制度铲除。
事实上，一切问题都要从头讨论起，因为贵族不甘心解除自己的武装，他们毫不想放弃他们的特权。国王则召集了他认为忠实于他的军队，包围了巴黎和凡尔赛，这军队大部分是由外籍兵团所组成的。他以为只需来个军事行动，会议就会解散，就可以把议员们送回本乡去，然后再废止一些最乖戾的虐政就可以使大家满意。对这种威胁行动，议员们自然是不会不懂得的，因此米拉波发表了一篇慷慨激昂的演说，对召集军队一事提出了抗议。他大胆地号召军队里的法国士兵们发挥他们的民族意识。他大声疾呼地说：
“不，尽管他们盲目地服从军令，但是他们决不会忘记我们是些什么人，他们会懂得我们是关怀他们最宝贵的利益的父老、朋友和家人，因为他们是这个民族的一分子，而民族把它的自由、财产和荣誉托付了我们。不，这样的人，这样的法兰西人决不会拋弃他们的理智的。他们决不相信他们的义务是不分青红皂白地乱打人的。”
唤起士兵们的同胞感，这是在这个工人运动的历史中时常听到的呼声！等到资产阶级派军队来对付工人时，工人也是号召士兵们不要忘记他们“是民族的一分子”。但是米拉波的话是空的，因为议员们手无寸铁，无法反抗已进驻到圣德尼、圣克罗、塞佛尔，甚至一直进驻到马尔斯广场上的军队。
只有人民群众来干预，才起了决定性作用。巴黎的资产阶级惴惴不安起来，他们深怕反革命势力诉诸武力，因为这样就意味着旧制度又将巩固起来。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害怕老百姓，因此他们企图创办只准资产阶级分子参加的民团来解决困难。但是这样一帖药也治不了那么沉重的病的。结果只有等人民来决定革命的命运。巴士提大狱于七月十四日攻破[5]了。胜利者是些什么人物呢？主要是老百姓。事实确是这样，据历史记载，这些人中间有五十一个木匠、四十五个红木家具木匠、二十八个鞋匠、二十八个零工[6]、二十七个雕刻匠、二十三个煤气工人、十四个酒贩子、十一个镂金匠、九个手饰匠、九个帽匠、九个铁钉匠、九个大理石匠、九个祺匠、九个成衣匠、九个染工、一个木柴贩子、四五个木场小工、两个工程师、几个商人。
马拉曾写道：“攻占巴士提主要是靠了圣安东尼镇一万个贫穷的工人。”
第二天即七月十五日，路易十六在制宪会议上宣布撤退军队。巴黎人民进行了几个小时的战斗较诸在凡尔塞演说几个星期更能把革命向前推进。三个月之后，即是十月事件之后，巴黎的妇女把国王带回了首都。外省大部分城巿，如里昂、卢昂、马赛等地的人民也采取了行动。
在乡村中，农民也起义了。新的农民起义运动被称为大恐怖时期！但是这次起义却与中古时代的农民起义有着显著的区别。首先是范围大小不同，这一次起义几乎波及全国。其次是目标不同，现在再不是无指望的暴动，而是农民们起来拒绝缴纳封建贡赋。他们不大了解凡尔赛究竟在干些什么，他们所选出的议员那种犹疑不决的态度使他们感到惶惑。按等级投票，按议席投票，审查资格等等，这一切在他们看来都是毫无意义和烦琐的法律手续。这些复杂的程序对他们说来较诸规定封建特权的旧文书更不熟悉。有人吿诉他们城里起了骚动，并且恐吓他们说，从城市里撵出来的穷人已经变成盗匪向乡村挺进，一路放火烧村子。可是城里又有人造谣从农村来了大帮盗匪抢劫有钱人家的住宅。当然，当时法国确有不少穷人在全国大路上流荡，黑夜出来白天躲着，靠行窃抢劫为生。但是这点远不够说明一七八九年夏季农民起义运动的原因。农民起义的原因是反对封建制度。在一度混乱后，农民们就冲向贵族的城堡，打开了文契收藏室，一把火烧掉了规定封建贡赋的文书契约。
亚尔倍·马基埃斯说得很对：“富裕的资产阶级一下子看到了第四等级勇猛的形像。”
这个形像出现在巴士提大狱的了望塔上，波尔多的脱龙贝特城堡上，加恩的勒维塔——即盐枭[7]的牢狱。它出现在城堡的火焰中。在巴黎，负责巴黎防军给养的财政总监富龙和他的女婿，倍基埃军需官，被人吊死在巴黎市政厅的灯杆上。外省也有许多贵族被杀死。
贵族们奸猾地派遣一些奸细到工人们中去宣传，说工人的敌人并不是国王而是资产阶级。当时工人确是深受经济恐慌的痛苦。面包价格昂贵，失业情况自一七八八年发生经济恐慌以来日见严重，工资菲薄。一个巴黎工人每天只赚三四十个苏。当一斤面包只卖两个苏的时候，他们还可以生活，可是到了七月上半月，面包涨价两倍。贵族用尽心机把经济恐慌诿过于革命。他们散发挑拨性的传单，说革命是无聊的历史事件，说革命只有增加我们的困苦，不用管它等等。君主立宪俱乐部佈施面包给贫民。有一个修道院主持叫做沙撤尔，他足迹走遍圣安东尼的作坊，劝小作坊老板停止开工，说：“你叫他们做工干什么呀？你想赔钱吗，快把你们的工人打发走吧。”[8]
可是，巴黎的工人此时已经有了判断能力，这也是他们力量之一。一七八九年年底流行的这本小册子：“圣安东尼镇一个工人吿同伴书”即是一个证明，这本小册子写着：
“那些想损害我们的坏蛋，他们不敢拿起枪炮来当面打我们，因为他们很懂得我们有胆量来回打他们，他们是不会傻到拿性命来跟我们拼。但是看看他们的花招吧。他们彼此劝说：“这些第三等级的下流胚，必须分化他们，必须叫他们彼此不和，必须叫他们吵架，必须叫他们自打自起来。”
※ ※ ※
大资产阶级方面的反应是什么呢？人民群众的这一切举动都叫他们不高兴，因为他们开始为他们的财产害怕起来了。因此他们第一个反应是镇压。城市里建立了民团，老百姓都被排除出去。大资产阶级与起义的农民直接发生了冲突。双方摆开阵势真的开起仗来，彼此都有不少死伤。第戎城的资产阶级说：“我们害伯自己做出犯上作乱的榜样来，将来轮到我们吃苦。”在道费奈省，尽管第三等级曾从维齐尔城堡号召大家摧毁旧制度，但第三等级的团结却自行瓦解了。为了反对农民和工人，资产阶级却宁愿同贵族结成联盟。里昂的工人虽然同情起义群众，可是里昂的国民军却大力帮助了道费奈省的国民军。
※ ※ ※
说实在，这对大资产阶说来已是个难于应付的局面。如果它走上镇压的道路，那就得干到底。脱离了人民的国民军不久就显得无能为力，所以只有去借重国王的军队。但是这样一来，在资产阶级说来就是放弃他们自己的革命，向封建贵族让步。而若要使贵族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之间的妥协成为可能，又非摧毁封建社会不可，而这点却还没有做到。一七八九年的资产阶级犹疑不决，矛盾百出，唯一的理由就是他们的阶级利益。但是破釜沉舟的决心是已到非下不可的地步了，于是在八月四日夜里，对封建制度发动了第一次打击。但是这一击如果没有农民的参与，那就永远成功不了。这也就说明一个阶级从来不会自动放弃它的特权的。可是封建权利依然没有全部取消。只是把压在人身上的权利（例如：徭役）和压在土地上的权利区别开来罢了。前者是取消了而后者仅仅规定可以依照某些条件来购买。这些条件不但对农民是侮辱，而且是十分昂贵。于是农民深表不满，斗争还是继续下去。
※ ※ ※
几天之后，制宪会议通过了“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人生而自由，权利平等”，这个宣言是在受了资产阶级观点的影响下写成的，并且标志着这些观点。自由问题的确是提到了，但只是形式上的自由，并没有提到每个人如何才能有效地运用自由。平等也已经宣布了，但只是纯法理的平等，“权利”的平等，而且它还要服从社会的需要。财产权却变成永远不失时效的权利。如果说贵族领主的贡赋收入受到了威胁或部分地消失，那末资产阶级的财产权却更加巩固了。
“不同于 droits du citoyen〔公民权〕的所谓
人权（droits de I'homme）无非是
市民社会的成员的权利，即脱离了人的本质和共同体的利己主义的人的权利……自由就是从事一切对别人没有害处的活动的权利。每一个人所能进行的对别人
没有害处的活动的界限是由法律规定的，正像地界是由界标确定的一样……私有财产……就是任意地（à son gré）、和别人无关地、不受社会约束缚地使用和处理自己财产的权利；这项权利就是自私自利的权利……他并没有从财产中解放出来，反而取得了财产自由。他并没有从行业的利己主义中解放出来，反而取得了行业自由。”
[9]
今天，只有工人阶级才能给“人权宣言”以真实的內容，实现马克思所说的“人类解放”。
“只有当人认识到自己的‘原有的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成为社会力量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当作政治力量跟自己分开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类的解放才能完成。”
[10]
“从资产阶级由封建时代的市民层生长出来，由中世纪的‘等级’，转变为近代的阶级之时起，无产阶级总是经常地、不可避免地跟着它，如影随人身似的。同样地，无产阶级的平等要求，也总是伴从着资产阶级的平等要求。自从资产阶级的废除阶级
特权的要求被提出之时起，与之相并地出现了无产阶级的废除
阶级本身的要求——开始这要求采取宗教的形式，归依于原始的基督教，以后，就依据于资产阶级的平等理论本身之上。无产阶级在语言上抓住了资产阶级：平等应该不仅是表面的，它应该不仅实现于国家的领域中，它应当是现实的，它应当实现于社会和经济的领域中。尤其是自法国大革命开始，法国资产阶级把公民平等提到前面的时候，法国无产阶级立即针锋相对地回答以社会的、经济的平等之要求，这一要求立即成为战斗口号，特别是对于法国无产阶级。”
[11]※ ※ ※
的确，自一七九零年起，大资产阶级就一直惶惶然不安得很。因为人民群众继续骚动不已，尤其是在城市中，生活不断恶化，失业日益严重。为了买一点价钱很贵的面包就得在面包店前排成长列。工人们起来举行示威要求增加工资。人民的报纸如马拉的“人民之友”报受到巴黎郊区很大的欢迎，并且加以讨论，因为马拉时常在报上发表工人们的来信。这是第一张设有工人通讯栏的报纸。雅各宾俱乐部那时还不是公诸大众的俱乐部，只有生活富裕的资产阶级分子才去走动。可是到一七九零年却出现了科尔德利俱乐部或称“人权之友社”，特别是在巴黎市内各区以及外省许多城市都建立了许多兄弟社。这些俱乐部成为许多工人实习政治的场所。工人们从实践中懂得了什么开会，什么是议程，什么是大会，什么是秘书处，什么是决议案，什么是请愿书。这些知识，日后工人运动都拿来用在自己的斗争上。但是那时的工人还不可能有自己的领袖，自己的纲领。因此他们跟随着资产阶级中像罗伯斯庇尔那样主张团结全体人民的力量和要求普遍选举的人走了。
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控制了制宪会议。他们的政治思想逐渐明确起来，他们所要求的就是君主立宪政体，和只有有产者才能享受权利的选举制度。
下面三项措施就是表现了他们的这种思想：禁止工人组织，排斥工人参加政治生活，反对共和派。
※ ※ ※
资产阶级是不能容忍行会组织的。制宪会议在一七九一年三月并没有经过多大讨论就取消了行会组织。“任何人有自由从事其认为合适的商业、职业、工艺或手艺的权利。”[12]只有马拉一人对此到不安，因为他担由此会引起自由争
至于工人，制宪会议并没有把他们放在眼里。工人穷苦得实在太厉害的时候，制宪会议就采取了与君主专制政体同样的政策，即建立些慈善作坊。
这样的情况工人们不能忍受下去的。因此骚动日益扩大了。一七九零年在圣亚田和里昂爆发了工人暴动。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恰恰在一七九零年，里昂出版了一本工人郎琪所写的小册子：“一个法定的消极公民向法定的枳极公民提出申诉和要求。”
他斥责富人的自私自利并指出商品是通过工人的手才有“价值”的。他说：
“我们是做工的人，我们才是第一个所有者，第一个和最后一个真正的占有者。那些自称为业主的懒汉只应该得到我们生活所余剩的东西。”
这是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关于阶级关系的第一个分析。但是他所提出的药石则并不高明，超过传统的乌托邦想法，即希望国王摆脱小人佞臣的影响，变成工人的保护人！虽然如此，但于此仍可证明里昂工人们的愤懑情绪是在增涨着。
特别在巴黎，骚动日益扩大。
当时巴黎的工人阶级是怎样分佈的呢[13]？最显著的是，企业的多样性和小企业所占的重大优势。大企业占优势的地方圣德尼镇、植物园、和格勒纳泉。圣德尼是以棉纺及建筑业为主，往北则为玻璃、水晶、瓷器等企业。在阿尔区、唐布尔区、马兰区之间则都是漆匠、棋匠、乐器匠、帽匠、镂金匠、铁匠、镀金匠、雕刻匠、制造玩具、纸花、手饰等工匠。在同一区里，还有些內衣店和杂货铺。由巴士提到宝座广场一段，在圣安东尼镇，家具业占着优，木匠、红木匠、雕花匠、车工为数最多。在那里，商人也是多于制造商。早在一七七二年，有一个名叫鲁波的红木匠就著了一本书叫做“木匠业”，他在书上埋怨商人们的专横说：
“这些商人插进手来把制成的家具卖给私人，并欺骗买主，把劣货卖给他们。这些劣货的价钱虽然看来便宜，其实还是贵的。另一方面，他们抢走了工人的顾客，强迫工人照他们规定的价格制造木器，迫使工人破产。”
在这个市区里也有些花纸、玻璃和啤酒工场。在圣马塞尔镇出现了染坊、内衣工场，还有哥柏林织毡工场。许多住在这一区的工人，有的来自弗兰德、亚尔多亚、比卡第，甚至来自荷兰。在现在的奥迪翁区——当时的法兰西剧院——则住着印刷工人、排字工人以及泥水匠，这些人都寄居在客店里。往天文台那边则有造纸工场，克洛瓦·鲁日有一家地毯工场。稙物园和圣日內维佛这两区有一家瓷器工场和若干内衣作坊。
“圣日內维佛山北坡和东北坡，阳沟水顺着山坡往下流，脏水曲曲折折流过一堆堆垃圾，宛如一个又脏又臭的小村落。”
从洛歇街到贝比尼埃街之间的许多街道叫做“小波兰”区。那里有洗衣工人、拾破烂的、洋钉工人和铜匠铺等。码头工人、搬运工人、木排运输工人都住在小岛上或河滩上。提起革命时期巴黎这些平民区，最值得注意的是工人和小手工业者差不多都过着同样的生活，他们生活都同样困难，抱的是同样的希望。
自一七八九年起，纯然的工人示威运动增多了。一七八九年八月十八日，三百个成衣工人在卢佛宫草地上集会，要求提高工资到四十个苏一天，袋假发的工人集合在香榭丽舍抗议劳动就业局的措施。有一名国民军军官要驱散这些工人，反而被他的士兵解除了武装。制鞋工人组织成一个真正的工会并建立了一种保障失业的互助制度，一七九一年，骚扰扩大。受雇修造路易十六大桥的工人要求工资由三十苏提高到三十六苏一天。
在国营工场里也发生了工人示威。一七九一年一月三日，哥伯林工场的工人向经理提出一个新规章。这个经理承认“迫于环境”不得不让步。蒙马尔特慈善工场的一万七千个工人也大起骚动。国民军出面千涉，市政府把数千名工人遣回本乡。工人集会到处被武装力量驱散，因为早在一七八九年十月二十二日，制宪会议就已通过戒严法，禁止这类集会。
从这以后，根据戒严法，市政府官员可以调遣民军、宪兵和正规军。武装力量发出警告后就可以进入行动。凡是不服从警告解散的人可以处罚三年徒刑，如果证明带有武器则可处以死刑。资产阶级经常运用镇压法令（阶级法律）来对付进行斗争的工人阶级。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条例在大革命初期就制定了，差不多只有罗伯斯庇尔一个人反对。当然，要实施这条例是要看军队的思想情况而定的，国民军（后来是正规军）往往拒绝服从调遣的。
巴黎市政府是由仇视工人求的资产阶级分子组成的，它颁佈了一项决定说：
“各业工人自行规定工价，并用此彼此限制或限制别人按照别的工价接受工作者，应一律视为无效，不具任何约朿力，并应视为违宪行为。”
但是市政府的禁令并没有能够阻止工人的骚动继续扩大。骚动并且波及建筑工人。建筑工人建立了木工业兄弟会。
于是制宪会议出面干涉了。其实地说来，这是一件典型的事件：制宪会议议没有进行任何论就全体一致同意；决不容忍工人组织起来。以提案人的名字命名的所谓列·霞白立条例于一七九一年六月十四日不经过辩论就通过了。
该条例第二条规定：同一等级和同一行业的公民：包买商、开设店铺者、任何有手艺的工人，在集会时不得推选主席、书记、代理人，并不得借口共同利益，自立册籍、通过决定、进行讨论、起草规章。
第八条规定：凡手工业工人、工人、帮工及零工，倘自行聚众，或惑众啸聚，破坏各色人等在彼此自愿的一切条件下执业和劳作的自由，或对抗警察执行任务，或阻扰有关判决的执行，或反对各种企业的拍卖或公卖，则一律作聚众作乱论。国家的武装力量应接到合法的调遣令后加以解散。为首鼓动聚众者按照条例严惩。其使用暴力进行格斗者亦一律依法严处。
这就是说，资方或劳方的任何联盟都一律为法律所禁止，但事实上这条例只是对付工人。在此项条例颁佈前两天，即一七九一年六月十二日，马拉曾在他的报纸上发表修建圣日內维佛教堂的三百四十个工人的联名信如下[14]：
“请允许我们工人向你揭露我们监工们舞弊徇私卑鄙恶劣的行为，他们把我们逼上了绝路，激起了我们的反抗。这些丑恶人物，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吞食着工人们血汗的果实，他们对国家没有一丝一毫的供献，七月十二、十三和十四日几天中他们躲贜在地下室里。但是当他们看到贫困阶级单独进行了革命，他们就从洞里钻出来，把我们当盜匪看待。后来，看见危险过去了，他们就阴谋勾结，在地方上争权夺利，竟然穿起了制服，戴起了肩章。今天他们自认为最有力量的人，一心一意要我们压在最沉重的锁枷下，他们毫无怜恤心，毫不悔恨地压迫我们……他们这些人已经腰缠万贯，你真想不到他们依然是贪婪无厌，还想把公家所规定的每天四十八个苏的工资减低。他们毫不考虑到我们一年只有六个月工作
[15]。我们的工资实际上每天只能算二十四个苏。这样菲薄的工资，我们拿来要住、要吃、要穿，如果有家还得养活妻子儿女。因此我们替国家服务，使尽了我们的体力，受够了我们头子的虐待，等到被饥饿和疲劳弄得力尽精衰时候，剩下唯一的道路只有到老人院去等死。至于我们的吸血鬼，住的是高楼大厦，喝的是最讲究的美酒，睡的是毛绒被，乘的是轩车驷马，他们享乐快活，把我们苦人儿忘得一干二净，他们对受了伤或死于非命的工人的家属往往连当天的工资也拒不付给……”
“制宪会议代表们深怕人民集会太多，于是剥夺人数众多的徒手劳动者和工人们集会合法地讨论他们本身利益的权利，以资防范于未然。他们的借口是这些集会会使已经取消的行会制度复活。他们一心只想把公民孤立起来，阻止他们共同过问公众事务。因此这些无耻的人民代表运用卑劣的诡辩和荒谬的言辞把人民的权利一笔勾销了。”（一七九一年六月十八日“人民之友”报）
这是值得赞扬的抗议，因为在当时这是稀有的事情。
列·霞白立条例是一件了解法国大革命的基本文件，也是研究法国工人运动史的基本材料。它肆无忌惮地暴露了一七八九年各项原则的形式主义本质。泛泛的“自由”是宣布了，但是这个自由的主要表现方式之一，即结社自由，却马上就法律所禁止。报告员（即列·霞自立）肯定地说：
“现在只有每个人的个别利益和公共利益了。因此必须奉行以下的原则：即每个工人的工资应由个人与个人之间自由地来商定。”
在法理上，老板和工人的权利是平等的。但是事实上，工人依靠劳动为生。工人只有劳动力为唯一的资源，他不能不把劳动力出卖给占有生产资料的业主。如果工人是孤立的（这正是制宪会议所希望的），那末他就不得不接受雇主强订的条件，否则就只好饿死……工人越是孤立，条件就越苛刻，因为这时候工人与工人之间将发生无限度的竞争。只有工人们协调一致，使雇主找不到必要的劳动力或是眼看就要找不到劳动力，这才能迫使雇主让步。因此，制宪会议坚持只承认个别工人，以便听凭资产阶级加剧对全体工人的剥削。所以马克思在研究“资本的原始积累”时，特别提到列·霞白立条例并指出它的历史意义说：
“法国资产阶级在革命暴风雨初期，就敢把劳动者刚刚获得的集会结社权取消。他们用一七九一年六月十四日的法律，宣布劳动者的一切集会，都是‘反抗自由和人权宣言的企图’，除了剥夺公民权一年，还科以五百里华的罚金。这种法律，借国家刑法及警察权，把劳动与资本间的斗争，限制在有利于资本的范围內，并且经过几次革命，几个朝代，照样保存下去，甚至在恐怖政治时期
[16]，它也不曾有所纠正。”
[17]
我们不必斤斤于判别这种论调中那些是虛伪的，那些是空想。总之，列·霞白立条例剥夺了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改善生活的唯一办法：即组织起来进行斗争。
但是有组织的斗争也不是立即就能出现的，因为在一七九一年，现代工业刚在萌芽时期，一直要到十九世纪中叶，它才在法国显露出来。一直到了一八六四年，罢工才不算犯罪，而到了一八八四年，组织工会才在理论上被承认。但是这并不是由于资本家的慷慨施舍，这是法国无产阶级为了反对列·霞白立条例和反对资产阶级国家进行斗争而获得的成果。
※ ※ ※
“人权和公民宣言”和它的实施根本是两回事，而一七九一年的宪法又重新证实了二者之间的矛盾。虽然说“人生而自由，权利平等”，但是公民却被分为两种，即所谓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要做一个积极公民，必须缴纳相当于当地三天工资的直接税。积极公民可以指定选举人，再由选举人推选议员、法官、各省行政人员。要做一个选举人，必缴纳相当于当地十天工资的直接税。资产阶级一上台就想以资产阶级出身的金钱贵族来代替封建阶级的世袭贵族。这硬是少数人的统治。但是这又是什么样的少数呢？这是有钱的人的少数。照西哀士的说法，积极公民是“巨大的社会企业的正股东。”他在那时候就用上这样资产阶级的词汇，岂是一个偶然的巧合。积极公民一共只有四百万，而全国人口则为二千四百万。至于选举人则为数更少，约五万人。因此像上维也纳省一省只有三百八十二名选举人。议员和省级行政人员就是由这一小撮公民指定。这真正是一个阶级政权。对“人权和公民权宣言”认真看待的民主派人士如马拉、罗伯斯庇尔和格莱古亚修士等都对此提出过抗议。贫穷的公民，连工人在内都被剥夺了政治权利，如同他们被剥夺结社权和罢工权一样。这确实是为了对付工人的，因为巴尔那夫公然说过：必须从政治生活中排除“那些由于一无财产而为了生存必须刻不容缓地和不断地劳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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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九一年六月二十一日，国王潜逃。他企图偷越国境逃到外国去利用外国军队来攻打法国。他在圣麦纳黑被年青的德鲁叶逮捕了，这个青年就是十年以后同巴贝夫一道斗争的人。国王的潜逃引起了巴黎人民群众的抗议。各兄弟会要求废黜国王，宣布共和国。而这个共和国正是大资产阶级所不愿意要的，因为他们害怕人民大众的民主要求。他们捏造一个法律性的遁辞，说国王并不是自己逃走的，而是被人劫走的，因此不应处罚。因为国王已变成了资产阶级所有制的保证人。七月十五日又是那个巴尔那夫无耻地宣称：
“先生们（指议员们）请想一想罢，想一想今后可能发生的事罢。你们对自由，对平等已经出了力，你们已经使人人在公民法和政治法面前一律平等了。你们已经重新取得国家所失去的一切，并且已经还给了国家；从而产生了一个重要的真理，即是如果革命再前进一步就非遇到危险不可，因为在自由的道路上，第一件可能继续发生的事情就是王权的消灭，而在平等的道路上，第一件可能继续发生的事情就是私有财产的消失。”
阶级意识使大资产阶级有了何等样的远见！那时虽然还没有无产阶级，但是大资产阶级却已预感到工人运动的高涨，预见到工人运动的目标了。
两天以后，即七月十七日，巴黎的资产阶级国民军向集合在马尔斯广场举行示威的共和主义者开枪射击。五十个人当场被打死。民主主义者被迫藏匿起来，人民俱乐部都被封闭了。
马拉抗议说：“公民有集会自由，只要他们遵照警察律，和平地不携带任何武器。如果说通过马尔斯广场的屠杀案，我对这个自由权还不知该作何想法，那末只要想一想警察永远可以借口聚众作乱来禁止任何公民的集会，我们就可以知道这自由权是缩小到什么程度了。”
戒严法，列·霞白立条例，剥夺大多数公民的政治权利，屠杀共和主义者，凡此种种都是一七九一年年终制宪会议解散，让位于立法会议后，大资产阶级实行阶级政策的各种表现。
※ ※ ※
这只是一个休战。人民群众不就要重新起来奋斗的。另一方面许多资产阶级分子也在惴惴不安，因为他们发觉贵族又在抬起头来，知道国王和王后正在同外国谈判。这时尚不能说封建制度已经完全摧毁，资产阶级已经用不着人民大众的帮助了。
全国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早在一七九一年秋天，骚动又重新开始。生活费用不断高涨。制宪会议拒绝让西印度群岛的黑人获得自由，从而发生了暴动。来自殖民地的食用品，如咖啡和糖越来越稀少，越来越贵。投机商人则囤积居奇，拍高物价。人民痛斥囤积居奇的商人。在农村里，农民不满于封建制度的继续存在，也发生了暴动。各市政府受到人民的压力，不得不规定粮食和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混乱扩人了。厄当普的市长是一个富有的硝皮商，他拒绝限制面包价格，激起了当地居民暴动，并在暴动中被人杀死。罗伯斯庇尔吿诉我们说：这个人“当地人民普遍认为是个贪婪无厌的投机商。”
可是大资产阶级却把他认做是维护私有制的烈士。但是厄当普附近一个神甫，莫桑堂的主持皮埃尔•多利维却替暴动者出来辩护。当然我们绝不能要求他以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口吻出来说话，但是他却攻击统治着肥沃的包斯平原的大块土地封建所有制，他写道：“只有民族才是土地的真主人。”他引用卢梭的论点说：“吃不是自己赚来的面包就是偷窃。”
一七九二年春天，情况更为严重了。革命的法国和整个欧洲发生了战争，而战争一开始就对法国不利。士兵们被贵族军官出卖，这些军官纷纷溜到国外去了。士兵担心后方正在酝酿着阴谋，于是边打边退。反革命分子在法国南部和西部发生扰动。国王拒绝署签立法会议希望用来保卫祖国的法令。
一七九二年六月二十日发生了第一次群众大示威，但是失败了。这以后，形势变得非常危急。外国军队带领了亡命在普鲁士科不林士的军队节节前进。反革命阴谋越益猖獗。拉法夷特扔下他的军队赶到巴黎来对付雅各宾分子。
立法会议还在犹疑不决。它虽然于一七九二年七月十一宣布祖国在危险中，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说，它好像一个巫师的学徒，既要召唤能战斗的力量，又害怕这种力量。立法会议是资产阶级的议会，它害怕群众力量高涨。可是它也知道如果排斥这些力量，也就是解除自己的武装，它就会弄到一文不值，一事无成。它知道，没有这些力量，它就不可能战胜那些为了保卫他们的特权和保证这些特权的政治制度而联合起来的国內外的封建力量。
※ ※ ※
人民于是又一次走上了历史舞台。一七九二年八月十日，人民群众把君主专制制度打倒了。这个一七九二年八月十日的革命是值得我们好好研究的。列宁曾把这一次革命同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的革命做了比较并指出其重要意义[18]。七月十四日，工人曾同资产阶级一起反对封建阶级。可是一七九二年八月十日，大资产阶级由于害怕人民——特别是工人——却靠拢了封建阶级。
一七九二年八月十日的胜利是下述三种力量结合起来而得到的[19]：
（一）首先是外省的义勇军不顾国王的否决权，来到巴黎城下扎了营。他们来自华尔·爱洛、比利牛斯、吉伦特、谷特多、杜省、斐尼斯堆、下罗阿等等省份。其中最著名的是五百名马赛义勇军。他们唱着卢热·德·里列所作的歌曲开进巴黎，这就是后来的“马赛进行曲”。这些义勇军在巴黎集中后，同巴黎郊区热情奋发的人民取得了兄弟般的连系。他们在罗伯斯庇尔的鼓动和说服下，成立了一个秘密指挥部，他们不断地呈递请愿书，要求废黜国王。就是由于他们的参加才使八月十日的革命运动具有了全国性。
（二）第二种力量是罗伯斯庇尔所领导的最先进的雅各宾分子。这些人都属于小资产阶级，他们表达了小资产阶级的愿望，他们反对卖国贼和外国人，主张实现全民大团结。罗伯斯庇尔善于提出正确的口号。他扼要地说：“废除王权是好的。但是还不够。由限制性的选举所产生的立法会议是不能获得我们信任的。我们不能让立法会议窃取人民的胜利。应该以一个由普选产生的新议会来代替立法会议，这个议会应该是国民公会。”
（三）第三个因素是巴黎的劳动人民。当时，巴黎已经划分了区。照制宪会议的想法，所划的只是选区。但是事实上，人民的主动性和巴黎市民的政治觉悟改变了原来分区的性质。许多分区不顾法律的规定，自动让消极公民参加，以致立法会议不得不迁就事实，于一七九二年七月二十五日规定各区为常设机构。
在这些区里占统治地位的是“长裤汉”，即是工人、手工业者和小商店主人。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自由职业者，如律师、新闻记者、艺术家等等……
“长裤汉”受了分区的组织编制，勇猛地反对背叛祖国的国王。早在七月三十一日，摩贡赛区就宣布废黜国王，并声明该区不再承认路易十六为法国的国王。立法会议想推翻这个决定，但是没有成功。摩贡赛区政治上的主动性变成了一个榜样。一七九零年大资产阶级限制各区活动的办法已经大大地被突破了。
这期间，普鲁士、奥地利联军司令不伦瑞克公爵发表了一篇檄文，威胁着要“以军法处置巴黎并彻底地加以歼灭。”
于是巴黎市民着手组织起义。八月九日夜里，巴黎各区所选出的委员占市政厅，成立了起义公社。民众认为国民军司令芒达有通敌嫌疑，立即把他撤职并执行死刑，遗职由桑特尔接替。早晨七点钟，各区人民和各省来的义勇军开始包围土伊勒里宫。他们进入迦鲁索广场，企图同守卫王宫的瑞士卫兵进行友好锬判，但瑞士卫兵突然开了火。马赛义勇军措手不及，纷纷后退，但是援兵一到又继续前进，并且攻下土伊勒里宫。这时候，国王正躲在议会里静候战局胜负。
人民群众的行动又一次击败了革命的敌人。王权终于取消了。立法会议不得不决定召集由普选产生的议会。这法国工人在历史上第一次取得选举权，而这个选举权是八月十日的战士们经过艰苦奋斗所取得的。这对封建制度是一个新的打击，因为封建贡赋被无偿地取消，除非领主能出具文契，证明他确实有权征收贡赋。几星期后，法国在瓦尔米战役中打了一个胜仗。
※ ※ ※
一切危机并没有完全消除。国民公会虽然是由普选产生的，但人民群众并没有直接代表，而且其中许多代表还是原来的议员。因此在新议会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依然占着统治地位。工人议员只有两个，一个是诺埃·普恩德，一个是让一巴底斯特·亚尔蒙维勒。诺埃·普恩德是圣亚田城[20]的兵器工匠；亚尔蒙维勒[21]是马恩省选出的一个织布工人。反对派对他不知造了多少谣言，进行了许多诽谤。拉马丁在他的“吉伦特史”中居然还拾了反动派的牙慧。事实上，亚尔蒙维勒在冷斯城是很得人心的，到了巴黎就同马拉过从甚密。马拉死后，他曾一度彷徨无主，热月九日事件之后有一个时期曾同罗伯斯庇尔分手。但是他很快就恢复原来面貌同巴贝夫一起参加“平等派密谋活动”。普恩德和亚尔蒙维勒在国民公会是孤立的。他和其他雅各宾分子一起当选，虽然不能算是工人阶级的代表，但是他们却以他们的“等级”自豪，而且始终忠于选举他们的劳动人民。
大资产阶级在国民公会中找到了吉伦特派作为新的党羽，发表保守的言论，也就是两年前巴尔那夫的言论。其中有一个名叫佩基翁的在一七九三年四月号召所有主张维持秩序的人联合起来，他说：
“你们的财产受到了威胁，而你们对此危机却闭目不视。有人正在煽动有产者与无产者火并，而你们却漠不关心不加以防止。几个阴湈家，一小撮乱党制服了你们，拖着你们去搞些横暴和荒唐的勾当，你们毫无勇气起来反抗。你们不深入各区去对他们斗争。你们眼看有钱的安份守己的人离开巴黎，你们眼睜睜看着巴黎就要遭殃而无动于衷。巴黎人啊，从你们昏迷中醒过来吧，把这些毒虫逐回他们的巢穴去吧！”
雅各宾分子中最激烈的变成了山岳派。他们也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出身，但是他们认为人民大众的干预是不可缺少的。罗伯斯庇尔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国內危机来自资产阶级，要战胜资产阶级必须联合人民。”
山岳派既然是人民大众的先锋，他们就与代表富有资产阶级的吉伦特派起了冲突。于是吉伦特派转而主张同反动派妥协，始则竭力阻挠一七九二年八月十日的起义，后来又用尽一切力量想保全路易十六的首领。在一七九三年五月三十一日和六月二日的革命运动中吉伦特派遭到失败。巴黎人民在这两天内起了很大作用，特别是迫使议会过了控诉吉伦特派领袖们的法令。
亚尔倍·马基埃斯写道：
“六月二日革命的意义远超过一个政治变革。长裤汉所否定的不仅是一个政党，在某种程度上他否定了一个社会阶级。少数贵族与王权同时复灭后，接着就轮到了上层资产阶级。”
[22]
“社会对贫苦公民应给予工作以维持其生活，对不能工作者亦应保证其生活。”
新宪法肯定了公民受教育的权利：
“教育是人人所需。社会应以全力发展公众理性，使全体公民受到教育。”
这以后，山岳派成为胜利者。他们在罗伯斯庇尔领导下，建立了一个革命政府。这是一个城乡劳动人民都支持的人民政府。普列汉诺夫有一次曾声称：
“我是反对用阴谋家方式夺取政权的，但是我却完全赞同法国大革命时期按照国民公会的方式夺取政权。”
他认为这种说法足以表现出他是列宁的反对派，可列宁很高兴地反驳他说：
“普列汉诺同志，好极了……就把你所说的载入决议中吧！你愿意多严厉就严厉地谴责阴谋吧，但是我们布尔什维克，将全体一致通过一项完整的决议，不仅允许而且嘱咐无产阶级照国民公会的榜样用革命手段夺取政权……国民公会正是城乡贫民中下层阶层的专政。它是资产阶级革命中赋有无限权力的机构，它不是由大资产阶级或中等资产阶级控制而是由……我们所谓‘无产阶级’和‘农民’完全地和整个地控制着的机构。”
[23]
有一个特派员从维爱松寄出一份报吿写道：
“我把炼铁炉托付给别的工场。群众的意见，这些工场是可靠的。我亲到现场和铁匠们谈话，他们都高呼：共和国万岁！山岳派万岁！”
格勒诺布尔城的雅各宾分子要求惩罚有罪的工场主，让他同工人一起给国家劳动。巴黎变成了军器制造业的重要中心。许多收归国有的修道院变成枪械制造所。科学家和工人们密切合作改进生产率，提高生产。有赖于全体人民的努力，同时也有赖于镇压卖国贼的恐怖政策，敌人到处都失败了。
新的阶级关系出现了：一方面是工人、手工业者、小资产阶级，另一方面是工商业大资产阶级。后者准备同旧日地主贵族的代表妥协，他们得到了在国有产业拍卖中发了财的富农们的支持。
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用局势造成的一切困难，特别是经济上的困难趁火打劫。困难中最严重的是食物缺乏和生活昂贵，这对城市里的老百姓影响最深。固然，食物和工资都实行了限价。实际是，工资限价虽然已经严格实施，但是食物限价却未实行，因此物价继续上涨。长裤汉中间产生了不满和悲观情楮，公安委员会的敌人对此马上就加以利用。公委员会也曾设法团结农村中的平民。风月法令（一七九四年三月）的用意就于此：没收嫌疑分子的财产，分给爱国的平民。圣茹斯特宣称：“穷人是世界的力量，他们有权以主人姿态向忽视他的政府说话。”
这是土地改革的前奏，可这些法律并没有付诸实施，事情一直停留在调查财产和调查爱国贫民的阶段上。甄别嫌疑犯的人民委员会也已经建立起来。此举虽然不满足长裤汉，但却引起了大资产阶级的不安，这些人包括大资产阶级、渎职的官员和为了个人利益利用恐怖政策的恐怖分子。他们于一七九四年夏季结成联盟并于热月九日（即一七九四年七月二十七）击败了罗伯斯庇尔。
※ ※ ※
大革命的高潮时期至此已告结束。现在我们就法国工人运动史方面来研究一下大革命的意义。
直至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为止，现代史上没有一件事可以和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相此拟。列宁写道：
“法国革命所以叫做大革命，是因为它不像一八四八年的很多革命那样优柔寡断、半途而废、流于空谈，因为它是一个推翻和彻底镇压了君主派的实实在在的革命。”
[24]
因此弄凊楚法国大革命的意义是十分重要的。法国大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近代无产阶级的理论家和实行家列宁指出这一革命的伟大性和局限性，他写道：
“它（法国大革命）被称为大革命不是没有道理的。这次革命给本阶级，给资产阶级做了很多事情，以至整个十九世纪，即给予全人类以文明和文化的世纪，都是在法国革命标志下度过的。十九世纪在世界各个角落里只是做了一件寓情，就是实现了、分别地实现了、做到了伟大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们所创始的事情，这些革命家是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不过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被自由、平等和博爱的词句蒙蔽了……他们（伟大的法国革命家）支持了两年……任何一个自觉地对待历史的人都会说，法国革命虽然被粉碎了，但它毕竟是胜利了，因为为它为全世界奠立了曾是无法消灭的资产阶级民主，资产阶级自由的基石。”
[25]
“在估计历史上毎一个社会制度和每一个社会运动时，当然也就不可如历史家常作的那从‘永恒正义’或其他某种成见出发，而是要从这个制度和这个社会运动所由产生并与其相联结的那些条件出发。”
[26]
（三）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这个革命依然只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封建体制虽已摧毁，但并没有（而且也不可能）终止人对人的剥削，只是资产阶级剥削代替了封建剥削。
（四）法国大革命给近代无产阶级遗留下来的一些传统颇不乏积极性的因素。从一七八九年到一七九四年，法国人民表现出政治上的枳极性和成熟（我们在前面特别强调了这点）。长裤汉的明智和勇敢是极可钦佩的。他们知道如何挫败敌人的计划，如何英勇地作战。
“法国的雅各宾派是民主革命和抵抗反革命君主联盟的最好的榜样”（列宁语）
（五）但是历史永远不会在革命阶级面前提出同样的问题来要它解决。这是马克思时常向法国无产阶级提出来的一个警告。他在巴黎公社的前夕写道：
“法国工人……不应该让人家用一七九二年的民族
传统来迷住他们。”
[27]
“黑格尔在某一次说过：一切巨大的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以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以喜剧出现。科西捷尔代替丹敦，路易·勃朗代替罗伯斯庇尔，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一年的山岳党代替一七九三年至一七九五年的山岳党，侄儿代替伯父。”
[28]
今天是轮到法国工人阶级来体现革命精神了，但是长裤汉的理想已经不能同现代工人运动的目标相提并论。长裤汉是工人，但也是手工业者。那时候工人的理想是取得独立，就是说希望自己能占有一些简陋的生产资料。手工业者最恐惧的，就是失去他自己的生产资料而成为工人。因此把长裤汉的要求说成是社会主义，那是很错误的。我们不能够要求他们拥护以生产资料社会化为內容的那种民主制度，因为当时的生产方式还刚开始带有社会性质。但是毫无疑问，私有制在长裤汉心目中已不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了。植物园区（已成为长裤汉区）的长裤汉对国民公会说：
“你们究竟要到什么时候才不再容忍保王党分子、野心家、自私自利的人、阴谋家、吝啬鬼、患疯狂病的人，把我国国境放弃给专制暴君，让他们遍地带来破坏和死亡呢？”
他们要求国民公会：
“规定坚定不移的基本食粮的价格、工资、工商业利润……可是，贵族、保王党、温和派、阴谋家却一定会对你们说：怎么！这不是破坏理应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不错，但是那些混蛋知不知道，私有财产是必须以物质需要为出发点的？”
他们又提出的要求说：
“必须规定财产的最高额，一个人只能有一个最高额；必须使私有财产不越出公平合理的比例。”
所以说，长裤汉的理想仍然不出乎我们在前面已加以叙述的大革命前夕的理想，只是方式有些不同罢了。这理想就是：小业主和独立手工业者的民主主义。这样既无富人也无穷人的平均主义的共和国只能是个乌托邦。
“雅各宾分子所以没有取得完全的胜利，主要原因是十八世纪的法国在大陆上被过分落后的国家所包围着，而在法国本部，还没有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还没有银行、资本主义辛迪加、机器工业、铁路等。”
[29]
比较晚近也曾发生过同样的问题。一九一四年，法国工人运动的领袖们为了替自己参加“神圣同盟”，就是说参加帝国主义战争的行为作辩护，有时也援用了一七九三——一九四年的先例。这些说法对某些人说来是无意的，但对有些人说来则是蓄意欺骗。总而言之，这都是抹杀了历史条件的基本不同点。法国大革命对欧洲反动势力所进行的战争是正义的战争，是解放战争[30]，至于一九一四——一八年的战争，则是分割世界的帝国主义战争。所以，长裤汉在一七九三——九四年帮助法国资产阶级战胜欧洲封建势力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一九一四年，已经存在着工人阶级，它有着自己的目标，而历史的演变也已使工人阶级成为民族利益的代表。工人阶级的责任则已是“利用……战争造成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危机来煽动最下层的人民阶层，加速资本主义统治的崩溃。”[31]
列宁于一九零五年对俄国工人说的话，今天对法国工人运动还是适用的：
“这当然不是说我们定要仿效一七九三年的雅各宾派，借用他们的观点、纲领、口号以及行动方式。全然不是。我们的纲领并不是旧的而是新的纲领……我们有新的口号：工农革命民主专政。”
[32]
“
资产阶级革命对于无产阶级是十分有利的。从无产阶级底利益着想，资产阶级革命是绝对必要的。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得愈完全、愈坚决、愈彻底，则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也愈有保证。”
[33]
然而，资产阶级还得要把资产阶级的国家组织起来。这却是在热月党的国民公会和督政府经过许多波动，雅各宾分子最后几次暴动被镇压下去和巴贝夫被处决之后，轮到拿破仑来完成的事业了。
[1] 我们在这里只想提一提直接有关法国工人运动起源的事件，读者兴趣可以参阅亚尔倍·索布尔的“法国大革命”（一九五一年社会出版社出版）以及一九三九年七月号“共产主义手册”专号（內有莫里斯·多列士，雅克·杜克洛，加勃里·伯里等人文章）。读者亦可参考一九三九年十、十一、十二月份“思想”杂志所载让·蒙特罗在“法国大革命和马克思思想”一文中举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著作。当考茨基还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他所写的“一七八九年法国的阶级斗争”在今天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此书于一八八九年以德文出版，一九零一年译成法文。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一九五四年版，第三斯-四四页。
[3] 斯大林：“与英国作家威尔斯的谈话”，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一八页。
[4] 关于这点请参阅：保尔·肃伟著“巴黎起义和攻占巴士提”，一九四六年版，第五九-七六页。当时三级会议虽然正在凡尔赛宫开会，牵涉在雷万宏案件中的工人却依然判了罪。街头代笔者皮埃尔——巴底士达·马利于五月二十二日被处绞刑；漆匠拉马歇、煤气工人佛塞尔、雕刻匠肯亭，马鞍匠勒勃郎、印刷工人托宾等于圣安东尼门前枷锁示众然后发往远地罚充苦役。
[5] 保尔·肃伟著：“巴黎起义和攻占巴士提”，巴黎一九四六年版。
[6] 指无固定职业，做一天工生活一天的工人。
[7] 所谓“盐枭”是指在抽盐税时期偷运私盐的人。
[8] 引自欧仁纳·泰尔莱：“工人阶级和制宪会议中的反革命党”，“法国革命”，一九零九年版，第二卷，第三二三-三二六页。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四三七-四四二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四四三页。
[11] 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一零九页。
[12] “马拉文选”。克劳德·摩里「字模糊，可能是“摩里”——录入者注」的序言和评注。“人民古典文选”，巴黎社会出版社一五零年版。
[13] 下述的材料基本上借自艾德蒙·索楼「字模糊，可能是“楼”——录入者注」的“一七八九-一七九二年工人与农民”，第一四四-一四七页。
[14] 一七九一年六月十二日第四百八十七期“人民之友”报。参考“马拉文选”，第一一九页。
[15] 泥水匠遇风雨寒冬不能工作，即无工资，因此说一年只工作六个月。——译者
[16] 列·霞白立在恐怖时期上了断头台，但这并不是由于他制定反工人法律而是由于政治嫌疑。
[17]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九三七页。
[18] “列宁全集”，俄文版，第九卷，第二三六页。
[19] 见阿尔倍·马基埃斯：“八月十日”，巴黎一九三一年版。
[20] 让·诺列斯：“法国革命社会主义史”，第四卷，第三零二-三零七页。
[21] 古·劳论：“一个工人议员：亚尔蒙维勒”，冷斯，一九二四年。
[22] 亚尔倍·马基埃斯帮助我们认识法国大革命的贡献无可争议的。但是我们还得用批判的眼光了解他的著作。不错，大资产阶级在六月二日是被打败了，但是长裤汉并没有形成一个社会阶级。即使在国民公会时期，法国大革命依然只能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这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不可能不如此的。但是，当时没有长裤汉的支持，那末封建制度就不可能被摧毀，而外国的势力也不可能被击退。
[23] “列宁全集”，俄文版，第十卷，第三三九页。
[24] “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三一八页。
[25] “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三三四-三三五页。
[26] 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第六九五页。
[27] 马克思："法兰西內战”译文引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一九五五年版，第四七六页。
[28]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政变记”。译文引自上书第一卷，第二二三页
[29] “列宁全集”，俄文版，第二十五卷，第一零二页。
[30] “列宁全集”，俄文版，第二十一卷，第二六七-三零七页。
[31] 一九零七年八月十八至二十四日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决议。
[32] “列宁文选”（两卷集），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第六零六-六零七页。列宁于一九一七年重新阐明这一思想说：“二十世纪欧洲或欧亚边境的‘雅各宾主义’将是革命阶级（无产阶级）的统治。无产阶级在农民的支持下，利用现有的物质条件向社会主义迈进，不但可以作出十八世纪雅各宾分子的一切伟大、不朽、不灭的事业，而且还可以给全世界带来劳动人民持久的胜利。”（“列宁全集”，俄文版，第二十五卷，第一零二页）
[33] “列宁文选”（两卷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第五九八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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