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法国工人运动史》第一卷（1952）
第二章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夕的工人和阶级斗争
工人的分散。——工业集中的面面观。——帮工。——手工场的工人和工厂的工人。——女工和童工。——工人的切身要求和一七八九年的选举运动。——工人和舆论。——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阶级之间的基本矛盾。
在法国大革命的前夕，工人的人数并不很多，在总人口二千五百万居民中，工人至多只有六十万人[1]。
并且应该特别指出的是，这些工人是分散的。
当然，当时已经有了大工业中心，那里的工人比别的地方要密集得多。里昂有八万五千居民。这是法囯第三个大城市；主要的工业是丝织业。但别种工业如印刷业也有很大的发展。在冷斯，圣奎丁，里尔和卢昂，纺织工业都很发达。
特别是各港口聚集了很大数目的工人，因为商业引起了工业的兴起。哈佛尔港同英国、荷兰以及波罗的海沿岸各国保持着频繁的往来。它是英吉利海峡最重要的港口，但它仅是一个极小的城市（一万八千居民）。另一方面，大西洋沿岸各港口正处于全盛时期。与西印度群岛的贸易和买卖黑奴使善于经营的资产阶级发了大财。和这种商业活动直接有关的各种工业也随之出现了，例如炼糖业、酿酒业、面粉业、造船业、印花布制造业。波尔多有八万四千居民，南特有五万七千人。马赛是法囯的第二个大城市，居民九万人，其中有很多人是在作坊和手工工场工作的。而巴黎则主要是一个手工业生产中心。
※ ※ ※
当时的采煤业已有相当的进步，结果形成了重要的工人集中区。自一七四四年以后[2]，任何矿产如果未得王朝政府的特许就不能开采。从那时起，相当规模的公司组织起来了，只有这些公司才能进行开采煤矿所必要的准备工作，例如：勘「字模糊，可能是“勘”——录入者注」探、挖掘坑道和矿井、购买和使用火力抽水机等。主持这些公司的是些长袖善舞的商人，其中有些出身于贵族，例如：克卢沃亲王和索拉热爵士。主要的公司有卡尔慕公司与阿莱斯公司，阿尼希公司和安辛公司。后者拥有十二架火力机器，雇佣工人四千人。
然而工业集中现象作为特殊情况而出现的。机器的采用才刚刚在开始。据估计，棉布工业方面有九百台机器，而且都是英国制造的机器（英国有两万台机器）。往往是英国人自己把这些机器运到法国来的。所以，有些棉布业手工工场也聚集了很大数量的工人。
在纺织工业的某些部门，生产集中并不是由于使用了机器，而由于制造方式本身不得不如此。例如布匹的染印就是这种情形。在很长一个时期，印花布的输入和制造是禁止的。这是旧制度管制工商业的后果之一。事实上，这办法既阻止不了偷运，也不能杜绝秘密作坊的存在。
后来，在渴望自由的某些制造商的压力之下，再经过主张放任自由的那些资产阶级经济学者的鼓吹，政府才在一七五九年准许印花布的输入和制造。
现在我们要谈的是制造问题。对制造来说，有几个条件是决不可少的。必须有漂白布匹用的相当广阔的场地，晾干布匹用的宽敞的房屋；还有各式各样的操作过程，需要精密的分工，复杂而昂贵的设备，大量原料的储存。因此，这种工业便产生了由股份公司集资设立的大手工工场，其中最大的一家是在茹伊·昂·约萨的奥倍尔康夫公司。
在冶金工业方面[3]，技术的发达也促进了生产的集中。那时刚开始用煤炭代替木炭来熔化矿物，但是这样的转变就使大企业非出现不可。于是在一七八九年有克索股份公司的创立。这个公司的资本相当雄厚，有力量使用蒸气机器，汽锤，一行“行驶马曳车的铁路”，总的来说，它使用着精良和昂贵的装备。这家公司有四个高炉，两个大冶铁厂。克劳索公司的冶铁厂是当时欧洲最大的一家。一七七七年又有印德雷冶金厂的创立。这是一个纯用煤炭熔铁而且拥有新式装备的铸造大炮工场。
那时的钢铁大王是第特利希。他后来当了斯特拉斯堡的市长，是拉斐夷特的朋友。卢热·德·里列的“马赛曲”就是在他的客厅里写成的。他后来因为一七九二年八月十日以后曾逃往国外，被革命法庭判处死刑。他在法国拥有许多极为重要的工厂；在尼得布伦的工厂就集中了八百工人，在贾热答尔·赖喜索芬……也有工厂。
以上都是工业革命的初期迹象。但是总的来说，工业还是分散的，而且小型工业在城市经济中还占着统治地位。
绝大部分的钢铁工场都是规模很小的（平均每一工场有二十个工人）。甚至冶炼厂也是规模很小的企业，设备简陋，产量低劣。有时只雇用十来个工人。用木炭熔铁依然是最流行的方法。所以冶金业分布在森林地带，例如亚尔丁、尼维内、洛林、阿尔贡纳以及比里牛斯山一带。
纺织工业也分散在许多作坊里。例如在奥尔良及其郊区就有二千二百八十七个制袜工人分散在五十五个独立的企业里工作。
我们以上所谈的只是城市工业。此外还有农村工业，虽然受到威胁，但是也相当活跃。
我们可以把农村工业分成两类。一种是贫瘠地区的农村工业，这是贫苦农民贴补生活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来源。例如盛行于布列塔尼的织布业就是这种情况。
可是富饶地区，农村工业也有了发展，例如在雷翁、比加第、弗兰德以及上诺曼第等省就是如此。这些地方的土地很肥沃，所以农业很发达。但是大部分土地都为大地主所占有，许多无地的农民只好在农村工业方面去找糊口之计。可是无论如何只不过是些小作坊，而且大部分是家庭手工业。市场的范围也很狭隘。
因此，当时的无产阶级不具备工业革命以后，更不具备帝国主义时期的基本特点，也就是说还没有集中的现象。工人是分散的。从这一地区到那一地区的往来是困难的。“周游法国”的帮工人数是很少的，因为要使这些旅行通行无阻，还须进一步等待工人们有组织的互相支援。总的说来，工人活动的范围不出作坊以外。他们的斗争和他们的工作环境一样，都是地方性的、孤立的。工人还没有提高到能够认识阶级友爱。他们的立场和农民的立场很相近，其实他们往往一半是农民，一半是工人。简陋的手工织布机安置在一间小屋子里，与其说是作坊，倒还不如说像一间车稝。妻子和很幼年的孩子都一起帮着劳作。房屋旁边有几亩田和一些放牧的草地。一条牛，几只绵羊和山羊，放到公共牧场上和收获后的田间吃草[4]。
然而，一种新的集中方式也正在形成，但是这种集中并不是必然地带来工人的集中。这就是商业集中。这种集中剥夺了手工业工人所仅有的一点独立性，但是他们自己却并不十分意识到这点，因为他们在表面上还是自由的，而且又不关在一个大手工工场里被迫去遵守严格的纪律。这种形式的集中发展得很快。当然当时还有很多贫穷的小商人，也有从这个村子到那个村子的小贩。虽然富有的农民嫌恶他们，说他们行窃、乞食，可是一般人却很欢迎他们。他们贩卖些廉价的货物的同时，传播着颠覆的思想。他善于传递消息，他们是出色的联络使者。很多次农民暴动就是他们促成的。
但是，在这些小商小贩以外也有富裕的商人。他们是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出现的包买主的后裔。所以人们称之为零售制造商和批发制造商。实际上，他们并不制造什么东西他们只不过是中间人，但是很快他们就把手工业工人置于自已的控制之下。他们都跑到乡村里去，因为乡村的工业不像城市里的工业那样管理严密，行会也比较不强大，工人也比较听话。况且，一七六二年九月七日的敕令又授予乡村居民以一种权利，可以不加入一定行业的行会而制造各种布匹，但有一个条件，即须服从政府的规章。其实这种办法不过是对既成事实给以法律上的承认罢了。商人们利用农民和手工业者的这种自由和周期性的贫困，乘机垄断农村工业。农村中从事手工业者仍然是独立的。但事实上他们是由商人供给原料，原料价格由商人来规定，因为不经过他们的手是得不到原料，所织的布也是由商人收购去，价格也是由商人规定的，因为这时候市场已扩大，不经过商人、布便卖不出去。最后，商人有工具装备，甚至有作坊，他们对于布匹就有可能作最后的加工（染色或整饰）。
当织布机改良以后，这些手工业者的财力便不足以置备这种工具了，于是就由商人来供袷他们。例如亚眠，阿贝维尔和色当各地区，往往就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手工业者已经不再是生产工具的所有人。这样他究竟有些什么呢？表面上他依然相当独立，可以由自己安排他的工作。事实上，他虽然还没有变成无产者，但已不是一个独立的生产者了。因为当手工业者为了生活，不得不从早到晚地劳动，他也就没有时间来享受留给他的这份自由，依照自己的意思安排他的工作了。
他们最多在农忙的时候有几天可以离开“作坊”，以便从事农业劳作。
因此，由于控制了乡村，大商人成为工业的首领。他们采用了机械织布机，为资本主义工业的飞黄腾达准备了条件；日后资本主义工业在机器发达下就来摧毁农村工业了。
在城市手工业方面，商人的控制也日益加剧。里昂丝织工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少数大商人从生丝或丝织品的买卖，并且和外国进行贸易。他结果把那些小商人消灭了，到法国革命的前夕，里昂只剩下二百家丝商。这些大丝商供给作坊主人以原料，介绍样式，规定花式，垫借必要的款项购买工具，然后收购丝织品，转手出售。手工的工价当然也是由他们规定的。所以里昂工人最关心的事，无非是工价标准。也正是因为这样，帮工和师傅虽然彼此有斗争，但是每逢要求较高的工价时，他们总是联合一致的。这种情形到法国革命前夕变得更为严重。一七四四年里昂颁布了一个条例，把“信用证书”的条件定得更为苛刻。“信用证书”规定了师傅应该对交付商人的商品须负完成全部工作的责任。从此以后，作坊主人（师傅）完全受到商人的控制，简直再也无法解脱。同时，工价定得如此之低，以致不能保证作坊主人维持相应的生活。
※ ※ ※
工人们不但非常分散，而且工人阶级的成分也极不一致。试举其构成的分子如下。
首先应该注意的是，许多手工业者差不多都过着和无产阶级一样贫困的生活。
圣亚田的铁匠一直到十八世纪还带着无可奈何的讽刺的口吻，指着他们的皮围裙唱着下面这个歌：
“可怜的皮围裙，你是一粒种子；是你造成了幸福的人；你给有钱人生产了所有的东西。
“老爷太太，你对他们每个人都打招呼；你对他们一律加以尊敬，你瞧着他们散步，趾高气扬，紧握着他们的手权，而你啊，可得要让在一边。
“城市法令增加了杂税，木头鞋两个里亚
[5]一对，一瓶酒要一两个苏
[6]；只好喝些草头汤吧，要不就只好挨饿。
“战争法令召集我们……他们要找顶替的人，他们扣你的饷；可是排起队伍来开步走的还是你。
“要是围攻一个城，或是打一场仗，你就得动身。有钱的人太笨手笨脚了，冲锋陷阵怎么行？他们会装头痛；爬城进攻到底还是你的事情。
“他们会干些什么？往纸上划字，打扮得惹人喜欢，喝够吃饱，却连一个钉子都不会钉。你们爱笑就笑吧，连泥巴也和不匀。唉呀！他们怎么办呢，如果没有皮围裙？
“……等到你——不能再系皮围裙，你就拄根棍子去找医院；从医院再到救济院，你在那里住上几个月，然后走进垒垒荒坟。
“咳！这就是你的命运，可怜的皮围裙！”
但是这些手工业者并不放弃“重新夺回中世纪手工业者所失去的阵地”（马克思语）。他们反对大工业显然具有保守的、甚至复古的思想。这种思想后来还持续了很长一个时期。即使当他们变成无产者的时候，那些老的手工业者还留恋于已经失去的独立，其实这种独立只是相对的，而且他们也不知道这种独立是和水平极低的生产力分不开的。
在那些工人之中，有些工人加入了行会，其他的工人则从事自由的手艺。但是不论是谁，他们的生活条件都是很艰苦的：每天工作十二小时到十六小时，虽有许多节日，也不能补偿工作的辛劳。而且不要忘记，这些休假日是没有工资的，因此更加減少了工人的收入。工费非常低微，以致在经济危机时期，许多工人不得不行乞为生。
关于物价和工资问题，我们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一）面包在普通工人的家庭预算中占着主要的地位。在大革命的前夕，这项费用占工人家庭支出的百分之八十八。这就说明了面包价格只要些许上涨，立刻就能影响工人生活。
（二）物价飞跃上涨。假定以一七二六年至一七四一年时期的物价为一百，那末一七七一年至一七八九年平均上涨百分之四十五，而一七八五年至一七八九年平均上涨了百分之六十五。
（三）反之，工资的增加却非常缓慢。假定以同一时期，即一七二六年至一七四一年为一百，则一七七一年至一七八九年只增加百分之十七，而一七八六年至一七八九年增加百分之二十二。所以工人的购买力是大大地降低了[7]。
然而，加入行会的工人，依然认为维持规章可作为他们自卫的手段，他们依然遵奉着行会的规章。我们不是见到一七二四年巴黎印刷工人为了反对不熟练的外国工人进入工场举行过罢工吗？因为外国工人会使工资降低。我们不是见到一七四四年里昂的帮工们在罢工期间曾支持作坊主吗？而这次罢工竟导致了一场真正的暴动。
在十八世纪的后期，罢工风潮层出不穷，但一般说来都被镇压下去了。第一，因为这些罢工是局限于一个行会和一个城市，而且工人们即无积蓄又缺乏阶级意识，所以在罢工期间不能团结互助。其次，因为雇主们阻止增加工资是联合一致的，而且他们威吓其中最易屈服的工人。王朝政府方面也使用全部力量压制工人：一七四四年里昂几次罢工中，许多工人曾被判处绞刑，还有些工人被送去服苦役。一七八一年颁佈的警察律，更加剧了以往的法令。工人组织同门会，举行集会，企图要求增加工资，都属于犯禁之列。工人不能壇自离开雇主，除非预先通知雇主并把正在进行的工作完成以后，而且没有旧雇主的书面解雇书，他们不能得到新雇主的雇用。
这就是工人身份证的起源，到了拿破仑时代，工人身份证便成为正式的制度了。法院、财务官和警察随时随地可以干涉工人。
尽管政府采取这些镇压措施，工人的斗争依然再接再厉。“维持秩序”的人时常埋怨说工人太不驯服了。其中有一个人写道：
“工人随心所欲地左右（东家），并且联合起来抵抗东家。粗鲁的言语，侮辱的文字，他们真是无所不为。”
法国大革命爆发以前四年，另有一个人写道：
“最近一个时期，京城里的工人变得很不容易对付了，因为他们在我们的书籍中找到了一条对他们影响太大的真理，这就是，工人是宝贵的。”
然而大多数的工人都是文盲，因为初等教育还不发达，但是他们却能说，能听，也能讨论。他们之中有识字的工人会把小册子和报纸內容讲解给伙件们听。
除了作坊里的帮工以外，还有手工工场和工厂的工人。当然，由于新的分工的结果，工人就无需经过正规的学艺阶段。但是工场纪律仍是极严格的。下面是法国皇家玻璃公司强迫工人接受的契约中的一段文字，这家公司拥有三个手工工场：一个在巴黎圣安东尼郊区，一个在比卡第省的圣奎丁，还有一个在诺曼第省的都拉维尔。
“我们，下面签字的工人们，受雇于圣哥宾皇家玻璃工场，声明自愿承诺并承担竭诚为皇家玻璃工场的各股东先生服务，充当玻璃浆搅拌工或任何其他工作;在连续四年的期间内若不得股东先生或经理先生之口头许可或书面批准，不得擅自缺工或离职。此项规定包括比卡第、诺曼第以及任何彼等所指定的其他地方的工场。兹为向他们证明我们准备确以热忱和感戴的心情为他们服务起见特立此凭证。”
工人们必须住在手工工场为他们建筑的房屋里。不经许可，不得离开工场一法里（合四公里——译者）之外。在工人居住的地区里，禁止卖酒、卖啤酒或苹果酒。冬天，夜间八点钟以后，夏天十点钟以后，禁止外出。至于工作时间，早上五点钟开工，下午七点钟下工，中间休息两小时以便用餐。工资非常微薄，以致必须时常分发救济金。公司的领导人于一七八九年五月曾向政府请求工人救济金，他们说：
“工人中在患病时极少可不需要救济金。甚至许多身体健壮的工人，即使他们不间断地工作而且极度节约，也不得温饱。”
直到一七八八年为止，圣哥宾的工人在星期天和节日是不做工的。经理想废除这种“恶习”，但是他良心感到不安，为此特上书里昂的大主教请求。他以基督仁慈的语气写道：
“除了叫他们做工以外，实在没有别的方法可阻止工人们在节日和星期天酗酒滋事。”
那位可敬的主教是个阀阅贵胄，又是教会的勋旧，他对此不予答复。但据经理说：
“作为一个主教，他不能同意我；但作为一个有理性的和爱好秩序的人，他却不能不同意我。”
从此，圣哥宾的工人在星期天不停工了，只是由一名教士到工场去做弥撒。
煤矿业的劳动的条件更加恶劣。矿工经常在出太阳之前就下矿，到天黑才上来。终年累月，除了鬼火似的灯光外，是看不见其他的光。
下面是十八世纪描述矿工痛苦生活的两段文字。
格里农爵士的回忆录写道：
圣亚田近郊的煤矿，到处是许许多多的穴孔，这些穴孔既不像矿井也不像坑道，不过是些曲折的、狭窄和低矮的窟窿，因此工人搬煤出来的时侯，必须一面背上背着装煤的袋子，一面手脚并用地攀登这些洞穴的壁沿……男工、女工以及男女童工都参加这项煤矿工作，男人用鶴嘴、楔子和锤子凿下矿里的煤，男孩子把大煤块搬上来，妇女和女孩子把煤块装进狭而长的袋中，一个袋装一百到一百五十斤煤。
袋口是不打结的，只用一块大煤盖在口上，上面系一根绳子，绳子的一端扣在袋上，另一端咬在嘴里，然后把袋子搁在头上，颈上和背上。这些可怜的工人，背着这样沉重的煤袋，在黑暗无光的地厎下，攀登孔道。他们不得不拿出吃奶的力气，克服那沉重的负担和崎岖不平的道路，加上不得不用非常别扭的姿势前进，以致他们必须用力地呼吸，肺部上下十分剧烈，在这些地下层里，老远的地方就可以听到断断续续的凄惨的嘶叫声，引起人们的恐柿感和同情心……
[8]
矿工待遇如此恶劣，即使是被罚处苦役的犯人也没有如此被虐待。当时有一位作家很激动地写道：
如果我们暂且不去评论罚处苦役的囚犯们那种丧尽人格的耻辱，那末我们觉得他们的命运也许比煤矿里的苦工要来得好一些，因为至少比较可以忍受得了。
事实是这样，矿工们要低着头钻进地底下去找煤块，晴朗的天和美好的季节在他们的头上很快地溜过去，不能引起他们丝毫的感觉。黎明的曙光照不见他们凊早工作。他们看不见良夜的星辰在玫瑰般的天际向着他们微笑。几支残灯，微弱黯淡的光照亮着悽凉的地下，他们就在这种微光之下寻找煤块；他们要用无法形容的困苦把煤凿下来。如果他们吸进的恶劣空气没有把他们窒死，有毒素的气息没有使他们得到最倒霉的疾病，那末已经算是万幸了。他们常常是脚下一不小心，跌进矿井深渊去；他们常常是被忽然崩坍的一块大煤块埋到地下去。不是山岩爆炸，煤气着火把他们烧死，就是湍急的水流把他们淹死。
[9]
关于布列塔尼的煤矿的情形，有人这样写道：
矿工的小孩，年纪很小就在煤矿里做工了，他们借此找糊口之资，有人专门雇用小孩来拣择搬出的煤块。
总的说来，特别是在没有行会组织的行业中是没有任何条例来保护童工的。杜尔果是重农主义者，而且又是路易十六的大臣，他主张为了儿童自己的利益，应该让儿童工作。这段话见之于他的回忆录：“当粮价腾贵时如何通过增加工作使巴黎人民获得粮食的说贴”[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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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手工工场出现以后，许多妇女都跑到大工业去做工。在阿贝维尔大手工工场里，妇女和儿童占全体职工人数的三分之二。在郎格多克省的各作坊里，小女孩所得的工资比男职工的工资少四倍，这就使一般工资更加降低。
罗兰·德·拉·伯拉第埃尔[11]是手工工场的监理官，他以厚颜无耻的口吻说出了喜欢雇佣女工的理由：
“自然，妇女更惯于固定生活，更有耐心，工作更有恒心，更细致。她们很胆小，很容易满足，经常没有什么派别，不怀阴谋，而且做奢侈物品很清洁很精细。不管怎样，所花成本总比较低，而这一点总是一个经商的秘诀……”
当时一磅面包的平均价格是三个苏。在诺曼第的莱格尔地方，小女孩做包装缝衣针的工作，一天工资只不过一人苏。有时女工也有起来反抗的；一七七六年巴黎作坊的包装女工曾和工人与学徒一起举行罢工，要求每天工作十六小时改为十四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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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人们正是用尽一切手段在分化工人：首先是利用工人彼此之间的竞争。
帮工和手工工场工人之间的竞争，女工和男工之间的竞争，父亲和儿子之间的竞争。
工人不能提出一些一致的总的要求。只有向三级会议提出委托书的时候他们才算找到了这样一个机会。理论上，在最重要的城市里，居民们是组织在行会里的。可是事实上，帮工的作用并不大，只有师傅的话才算数。因此我们在诉苦的委托书上找不到关于工人贫困状况的反映是毫不足奇[12]。委托书争论的倒是行会是否有存在的必要的问题。有些人在委托书中主张维持行会，而另外一些人，这些人比较多数，代表着资产阶级的思想则要求废止行会。蒙贝利埃的资产阶级要求禁止兄弟会，而马赛的帽匠、锁匠和石匠则诉苦说：
“他们彼此联合起来进行慈善工作，从事救济事业的团体要被人取消了。”
相对的，很少的委托书谈到工资问题。其中马雷地方的委托书则曾提出“短工应该随着麦价的腾贵而增加工钱。”的要求。
古尔奈许马恩地方的委托书说：
“短工的生活很苦，他们的工资应该根据人所共有的需要而加以公平的规定，不应当完全听凭富人傲慢地武断地来评定，因为激烈的竞争永远是使富人可以从中得利的。”
梅恩省夏兰地方的农民在委托书中到铁厂工人的生活时说：
“炼铁场需用工人五百名左右。这些人都是论日的，做多少就给多少工资，其他的工作可以说他们都是外行，因此一切都只得听凭炼铁场的东家作主，工场的一切盈利都归在他的名下。所以，只有他的生活最富裕，其他所有替他工作的人则过着最悲惨的贫苦生活。必须身历其境，才能真正了解这些苦人的境况。在最近三年中，有一百八十三个有家庭负担的人求佈施，这些人差不多都是在炼铁场工作的。”
毫无疑问，农民都怕和这些工人做鄰居。他们说：工人们迫于穷困往往搞些偷鸡摸狗的勾当，甚至于行凶抢劫。
另一方面却又时常发生失业问题。这说明了职业的不稳定。这情況是十八世纪末叶工人生活的一个特点，同时也是一个新的情况。一般说来，这种情况既不存在于奴隶时代，也不存在于农奴时代，这是封建制度瓦解过程中的象征。人们甚至于已经不能保证找到工作使自己免于饿死。这一点一般的委托书都归咎于机器的使用。
加恩的第三等级认为：
“机器大大地有害于贫穷的人民，机器使纺织劳动完全失掉作用，因此必须废除机器。特别是因为这种机器有很多缺点，用机器织的布匹很粗劣，质量很低。”
巴黎的锯石工为了工场里采用了两架机器而提出了抗议，因为这两架机器能用十二小时做好作坊里要用一百五十个劳动日才能做好的工作。特洛瓦的工艺帮工尽管承认这些机器是值得“赞美的”，但仍埋怨说，机器“使许多人失去工作”。
特洛瓦的內衣工人痛苦地认为他们所以遭到“极端的贫困”，是使用机器的结果。如果这些货物：
“相反地用手工来制造，那末许多不幸的人就可以得到工作而免于饥寒。这些不幸的人现在已经算得困苦颠连了，但一到冬天他们要忍受的是更可怕的灾难。”
可是在这些诉苦的委托书以外，还必须提到许多工人提出的请愿书，这些请愿书是在三级会议开会以前或以后发表的，例如：反对把许多工人排斥在选举大会之外的巴黎十五万名工人和手工业工人的请愿书；以“小工、短工、手工业工人和除了双手外其他没有财产的人”的名义提出的“贫民诉书”；第四阶级的委托书，即“穷短工”的委托书；“一位爱国者向全国提出的四项呼吁”。所有这些文献，无疑地都说明了工人的生活情形，但同时也证明着这些工人在全国仍是少数。
※ ※ ※
至此，似乎可以得出若千相当明确的结论：
（一）我们在上面看到出现的各种工业生产：手工业，“包买商业”（这意味着批发商从商业上控制手工业），手工工场和工厂，在一七八九年是并行存在的。手工业和“包买商业”多少是与封建制度相适应的。相反的，手工工场，特别是工厂却具有显著的革命性质了。“商业经纪人”变成“包买主”以后，从十六世纪起有了变化，他们也希望取得更大的自由。
（二）工人在旧制度的社会中是没有什么地位的。他们的人数不多。他们在政治上不起任何作用，而且通常都是不被人重视的。服尔泰也看不起他们，认为没有财产的人是没有权利过问国政的。卢梭和许多其他空想主义者一样，梦想着一个独立小生产者的社会。只有百科全书派和狄德罗认识到体力劳动的重要性。百科全书的序言使人听到了前所未闻的论调。这篇序言中写道：
社会固然应该尊重开导它的那些伟大天才，但也不应当看轻为他们效劳的双手……也许只有从手工业者身上人们才能找到最令人景仰的才华、耐心和技巧。发明钟表的弹簧、摆轮和打簧的人，为什么不可以和改进代数学的人受到同样的尊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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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德罗在百科全书的“工艺”篇中亲自执笔写道：
“我们对有艺技的人应该主持公道。自由工艺从来没有替自己很好地鼓吹，现在却尽可以大声庆贺机械的艺技了。手工业者所以自认微不足道，是他们向被人轻视的缘故。我们现在应该教导他们起来尊重自己。”
这部百科全书被认为是“理性的科学、艺术和工艺辞典”。它的工艺部分是在狄德罗亲自导之下編成的。在今天说来仍然是关于那时生产力情况最有价值的文献。狄德罗为了叙述当时的情景，曾特地到工人那里采访材料。
“我曾询问过巴黎和全国中最熟练的工人，我亲自到他们的作坊去访问他们，把他们的话记录下来，启发他们的思想，收集他们行业特有的行语。但是有些手艺是那么样不平凡，有些操作是那么样精细，要不是亲自动手干过，用自己的手转动过机器，亲眼看到产品的完成，是很难说得精确的。因此，我们有好几次不得不自己置备机器，制造机器，并亲自动手操作，把自己变成学徒一样地从自己的手里做出不高明的活来。只有这样才能向别人讲得凊楚工人们高明的活是怎么做出来的。”
靠了狄德罗和百科全书的记载，有些最优秀的工人的名字得以留传于后世。
“巴拉特先生是一位卓越的工人，他好几次当着狄德罗先生的面，表演装置非常精巧的织袜机。丝织工人彭奈先生和劳伦先生曾当着狄德罗先生的面表演装置和运转一架织丝绒的机器。”
（三）工人还没有明确地意识到他们作为工人有什么特殊利益，这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形成一个单一的阶级。工业还不十分发达，以致工人还意识不到自己的历史任务。必须先消灭封建制度，然后使资产阶级带来为他们掘坟墓的无产阶级。因此，那时更谈不到工人阶级的政党。当时往往很难把工人和整个人民群众区别开来，因为彼此混在一起了。只有等到很久以后，即一八四八年的革命和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后，这个问题才被提出来。
（四）工人所关心的主要问题是生活问题。法国大革命时期，人民群众的起义为的正是生活问题。当时一些由讨论生活问题而出现的理论被人叫做社会主义理论，实际上是错误的。因为这些理论很少提到新的生产组织问题，因为在那时候，归根到底生产刚开始具有社会性。这些理论所讨论的问题是生产品如何在消费者之间得到更好的分配而已。人民群众所见到的，不是雇主和工人之间的区别，而富人和穷人的区别。这就是一七九三——一七九四年长裤汉[14]的基本思想。
（五）因此，这时期的基本斗争，不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而是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对立。
十八世纪时，资产阶级有了很大的发展。他们掌握着商业、工业和金融。王朝政府的官僚大部分出身于资产阶级，而自由职业者也是从资产阶级中产生的。资产阶级的哲学家，特别是百科全书派创立了一套维护资产阶级社会和政治利益的学说。
但是这个资产阶级已经不能满足于支持国王反对其他封建头子。从今以后，现代的经济将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基础，而当时的社会却建筑在土地私有的封建制度上。一切都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即资产阶级的发展，例如：行会制度，妨碍发明的条例，妨碍商业的内地关税，度量衡制度的分歧，豁免寄生阶级负担的税收制度，以及代表封建统治的国家权力。
当然，许多资产阶级分子只希望进行一些“改良”，以为这样就足够解决问题。所以当杜尔果大臣决定实施谷物自由流通（一七七四年）和废除行会（一七七六年）时，他得到资产阶级很大的拥护。
哲学家们曾热情地欢迎过这位新大臣。服尔泰喝采道：“德性和理性占到了上风”。但是结果杜尔果失败了，他遇到特权阶级的反杭，特权阶级不打算轻易就把他们的位置让出来。达兰贝尔评论杜尔果说：“如果说好事没有做成，那是因为好事根本没法做”。所谓好事就是指资产阶级的纲领，这个纲领在杜尔果的领导下没能实现，因为要完成这件好事，必须通过革命。
我们在“共产党宣言”上还可以找到很深刻的分析：
当这种生产和交换工具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封建社会生产和交换在其中进行的那种关系，封建制的农业和工业组织，一句话，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就不复适于业已发展的生产力了。这种关系已不是促进生产而阻碍着生产。它们已变成了束缚生产的桎梏。它们不免要被打破，而它们果然被打破了。
[15]
所以当时已露迹象的革命是资产阶级的革命，但是摧毁封建制度的还是人民群众所发动的进攻。诚如让·若列斯所说：
“普天之下任何东西，连资产阶级革命在內，都不是资产阶级所独有的。”
[1] 要得到一个准确的估计是非常困难的。阿尔培·马基埃斯（在一九三零年十一月——十二月“法国革命历史年刊”上“关于法国无产阶级在革命前夜的重要性笔记”一文中）曾尝试估计过。他估计的数字是一千一百万人。但事实上这主要是指无地的农民而言。我们对于城市无产阶级和农村无产阶级的比重，并不能作出确实的估计。雷翁1加恩根据贫民总局的文献，估计巴黎的工资劳动者为十万人，而当时巴黎的总人口则为五十万人。
[2] 这种措施实行起来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例如在一七七五年的罢工中，小矿主和他们的工人联合起来反抗一位矿业资本主义的先驱者屠包夫。国王曾给屠包夫一种特权，即阿莱斯区所已发现的或将来发现的一切煤矿都归他独占。屠包夫把矿主和工人驱逐出去，给矿山砌上了围墙。结果，他把这一区內所有的矿山就全部占有了。
[3] H.和G.布尔金：“法国革命初期的冶金工业”，一九二零年。
[4] 以下是乔尔·勒费弗尔描写了贝桑区利特雷矿工的情形：“农业短工在矿山里找到工作，得到了不失业的保障，就算是万幸了。当采矿工作停止时，他们就跑到农庄去找工作。其中很多人有自己的或是租来的地，耕种蕎麦，也有人有一小块栽种苹果树的园子。在农忙的时候，他们就不下矿。大家都梦想着在一小块公地上或是在一块租地上盖一所房屋。贝桑区和十八纪末叶法国大部分地区一样，充斥着农业工人，只有工业才把他们从极端贫困中拯救出来。”（乔尔·勒费弗尔：“旧制度下的利特雷矿工及其在革命初期的情形”，载于“法国革命历史年刊”，一九五二六年一月——二月。）
[5] 、[6] 旧币名。四个“里亚”等于一个“苏”，一个“苏”等于二十分之一法郎，即五生丁。——译者
[7] 这些数字引自拉勃鲁斯的著作：“十八世纪法国物价和收入波动情况”（一九三三年出版，二册）。这并不是说我们赞同拉勃鲁斯关于物价波动的原因和它所造成的结果的见解。我们不同意拉勃鲁斯所说：“革命是违背了革命家的意志而进行的”。（“一八四八年革命一周年历史大会的文献”，第一页）。尽管拉勃鲁斯自己并不承认，但是我们不同意他的就是他对于历史的机械论看法。从科学观点来看，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从工人运动的利益来看，就是叫无产阶级信奉等待主义。实际上，科学和工人运动的利益，彼此没有任何矛盾，因为科学的工人运动史证明了，阶级斗争虽然服从一定的客观环境，但是它也能影响环境、改造环境。
[8] 鲁夫在“十八世纪（一七四四年——一七九一年）法国的矿业”一书中引用了上面两段话。一九二二年巴黎出版，第四四页。 有时煤矿道非常之低矮和狭窄，大人不能进去时，就叫小孩子或少年人钻进去。
[9] 阿莱翁·杜拉克：“关于罗尼省和罗亚尔省自然史的笔记”，巴黎——里昂一七九五年版，第二卷，第五九页。
[10] 杜尔果写道：“纺织业可以使儿童和妇女得到适合他们技能的工作”（“文集”，一八四四年，第一卷，第四五二页）。 马克思在“经济学说史”（第一卷，第六六页，巴黎谷斯说出版社版）曾引用了这位杜尔果的一段文章。杜尔果在这段文章中分析了工人剥削的情形写道： “普通的工人只有一双手和他的手艺，除了劳力以外，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出卖给别人。他出卖劳力有时贵有时贱，但价格的高低并不由他个人决定，而是要看他和购买他劳力的人协议的结果。买他劳力的人总以所付的工资愈少愈好，因为有许多工人可以由他选择，他当然情愿选择工资最低的人。工人们因为彼此竞争，不得不降低劳动力的价格。不论那种性质的工作，他们都得去争，而他们所争的工资则仅够维持生活而已。”（“关于财富的形成与分配的研究”（文集）一八四四年，第一卷，第一零页。）
[11] 罗兰·德·拉·伯拉第埃尔是那位有名的罗兰夫人的丈夫。
[12] 参看香比翁：“一七八九年委托书所反映的法国”。巴黎，一八九七年。——毕卡：“一七八九年的委托书和工人阶级”（一九一零年）。——维达伦克：“诉苦委托书所反映一七八九年巴黎居民经济合社会的要求”（一九四九年）。
[13] 参考“百科全书文选”阿尔伯·索波尔的序言和注解“人民古典文选”。巴黎社会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版。
[14] 长裤汉或长裤党：一七九二年之间贵族给革命者所起的名称，因为他们脱去短裤换穿长裤。亦有人译作无短裤党。——译者
[15] “共产党宣言”，译文引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同前版，第一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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