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英国工人运动史（1770-1920）》（1956年）
第十章 战后的危机
1、大战结束后的英国
大战以后，劳工运动以汹涌澎湃的声势出现，这是自宪章运动的全盛时期以来从未有过的现象。工人经过战场上长年累月的艰苦生活和前一章概述的波澜壮阔、日益加剧的罢工斗争，觉醒过来了，同时也坚强起来了。他们抱定决心，要结束他们亲身经历的贫困和被剥削的悲惨生活。他们决心要在一场“消灭战争的战争”以后，最后实现他们建立一个和平富足的大同世界的理想。
对过去苦难的反抗和对未来幸福的憧憬引起了一个充满着新思潮的时期，一个工人运动在政策和组织上得到空前发展的伟大时代。工人阶级之有所转变不仅是因为他们过去有过一段痛苦的经历，也是因为他们正处在一个全人类都在前进的时代中：俄国工人已经冲破了帝国主义的阵线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各国的劳工运动正以新的力量和决心奋勇前进；正在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殖民地国家的人民也作为一支决定性的力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总危机的时期：在这个新世界诞生的前夕，社会经济和政治各方面都处于动荡不安的时代中，局部的稳定只是一种暂时的现象。英国资本主义的地位在变革的巨浪冲击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革已经孕育了半个多世纪，现在是瓜熟蒂落了。德国在经济竞争上的威胁虽然暂时被消灭，然而，一个新的更强大的竞争者——美国——已驾临英国之上而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中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它成了最大的债权国，而昔日曾经雄踞这个宝座的英国现在却沦为债务国。由于对殖民地进行剥削曾经在十九世纪末使英国的经济免于崩溃，但现在殖民地国家自己也正在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并且在为独立而奋斗。一方面基本工业中的从业人员逐渐减少，其中有一些几十年来几乎没有什么技术改进，英国就这样在一个全世界生产力膨胀而人民穷困无力购买消费品的情况下进入了经济竞争的丛莽。由于更换设备，暂时出现了——阵狂热的繁荣之后，随即降临了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萧条。直到1939年世界大战再度爆发，失业人数从来没有少过100万左右。
同时，如果不看到资本家及其政客仍然保有巨大的经济潜力和政治力量，就无法正确理解英国的战后危机以及今后发展的历史过程。从长远来看，他们的地位已经受到战争及其后果的无可挽救的打击；但是在目前，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金融资本和大托辣斯的地位在某些方面反而大大地加强了。从“大不列颠企业联合会”和专门针对工人的“雇主协会全国联合总会”的成立也可以看出来大资本已经获得巩固。大战期间，这个强大的经济力量又同在战争期中具有非常权力的国家机器进一步结合起来，由于人民力量崛起，不久国家机器又重新运用这种权力。正如我们在韦伯夫妇的著作中所看到的那样，这种国家权力的一支臂膀正是工会的官僚机构。这的确是一个强大的联盟，执掌着这个联盟的，就是那些靠战争起家而在战后的繁荣时期中由于巨额利润和股息分红又大发其财的“厚颜无耻之徒”。
和这个联盟相抗衡的空前强大的劳工运动正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发展着，它的觉悟和决心在日益增长。全国职工大会所属工会的会员人数从1914年的225万增加到1918年的450万，到1920年又增加到650万。这时所有工会会员的总人数（包括不属于职工大会的工会在内）已达到了800万以上的高峰。这支斗志昂扬的巨大力量，尽管工资和工时的问题是它们当前最关心的事，它们也不可能把自己的行动局限在这些问题上。
现在这两个强大的敌对力量面面相对了，作为这个时期特色的几次重大罢工斗争的胜利或失败不仅对国家的经济前途而且对国家的政治前途有着重要的影响。英国的劳工运动这时的确已经进入了这样一个阶段：改善劳工生活和维护劳工运动的斗争已经很明显地同争取权力的斗争结合在一起了。
这就是战后年代中巨大斗争的真正意义。它们再一次指明，由于政治上的混乱给了头脑不清甚至公然变节的领导集团以可乘之机，以致工人群众虽有争取胜利的热情和意志，竟无法取得最后胜利。另外一个原因是缺少一个在群众中其正享有威信的革命政党。尽管这样，战后危机时期仍然是富有成果的，尤其重要的是共产党的建立。
2．罢工斗争
1919年对于统治阶级来说是危急的一年。只是由于缺少一个坚决而又集中的领导来把那些从战争的黑夜中奔泻出来的人民反抗的激流汇集起来，统治阶级才得以免于覆灭。
在动乱时代中，一向作为统治工具的警察和军队，本身也受到时代精神的感染。停战之后，武装部队中的不满情绪更为普遍，特别是在迟迟不能复员的这个问题上。当时政府不敢把成千的久经战斗的兵士放到民间去，他们还害怕这会加重由于战后失调已在萌芽的失业问题。同时他们正在虎视眈眈地注视着苏俄，企图进行干涉。
但是士兵们却希望尽快地解甲归里。在法国的驻军已经爆发了兵变，在埃塔普里发生的焚烧营房的事件进一步说明了1918年部队的情绪。这时在福克斯顿、多维尔、布里顿、塞里斯伯雷、普兰和艾尔华慈又相继爆发了兵变。士兵、海员和飞行员在营地和船舰上成立了委员会。有一火成千的部队驾着强征来的卡车到伦敦请愿。这个运动迫使当局迅速而匆忙地进行了复员工作，从而有效地制止了用征集的兵员去干涉苏俄的企图。但是这个运动是盲目而自发的，几乎与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没有什么关系，原因是工人阶级许多积极的领袖由于痛恨军国主义宁可坐牢，也不愿从军入伍，所以军队中没有什么组织。
同时，罢工的浪潮也达到了新的顶点：即使在这个怒潮澎湃的时期中，1919年也是最高潮的一年。在自1917年以来的5年中，参加罢工的人数和损失的工作日比包括“大动荡”时期大战前的5年间的同类数字高出一倍以上。
战后第一次的角力发生在克莱德赛德，当地的机器工人和造船工人在工人委员会领导下，同车间代表和地方工会干部一起为争取每周40小时工作而举行罢工。工人热情之高是当地10年来猛烈的斗争中前所未见的。示威群众如潮水一般涌入城市，市政厅的旗杆上升起了红旗。
政府当局一边害怕工人起义，一边又不放心驻扎在本地的对战争已经厌倦的部队，他们把这些队伍关在军营里，然后把新兵部队调来进行镇压。政府的恐惧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在乔治广场的战斗”中，由加拉赫、柯克伍德、国会议员詹姆斯·麦克斯顿和伊曼纽尔·辛威尔所率领的示威群众在遭到警察的野蛮攻击以后进行了反击，并且毫不客气地回敬了袭击者。但是这一场罢工没有得到工会领导的支持；只有贝尔法斯特和爱丁堡给予了援助。
正如加拉赫后来所指出的那样，缺点在积极的工会分子轻视“政治活动”以及“未能认识到在各种斗争中工会都必须永远一贯的站在群众的前面”。他说了一句一针见血的话：“正当我们应该掀起革命的时候，我们却去搞罢工。”（加拉赫著《克莱德河上的反抗风暴》，第221页。）
同时，拥有100万会员的“矿工联合会”正准备在更为广泛的战线上发起新的攻势。矿工们以将近六比一的绝大多数通过了一项决定，要为支持争取增加工资30％，六小时工作制，矿山国有化和工人参加管理的要求而举行罢工。这时煤的贮存已经告罄，矿工们又从他们的三角同盟——铁路工人和运输工人——取得了协助，政府于是面临着一个十分严重的全国性危机，其影响所及远远超过了矿业的劳动条件和所有权的问题，虽然这些方面的重要性也是非同小可的。
政府许下了诺言同时也发出威胁，但两者都没有兑现。他们答应任命一个皇家劳工调查委员会，并且许诺履行它所提出的建议。同时他们又威胁说要用武力镇压罢工，而这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他们的力量所办不到的。矿工领袖们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方始劝服他们的会员，以微弱多数通过了暂缓举行罢工的决定。
皇家委员会由杰斯提斯·桑基先生任主席，12个委员中有6个是矿工指定的。它的报告对于煤矿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作了毫不留情的揭露，并且建议增加工资，实行七小时工作制以及在这类企业中实行公有制度并让工人参加管理。由于委员会中间报告中的这些内容，加上政府重新作了保证，矿工们同意撤销罢工的决议。危机过去了，政府悄悄地背弃了它的诺言，而用由工会和雇主组织共同组成的“全国工业会议”所做的烟幕弹式的词句来掩饰它的诡计。正如某国会议员指出的那样，矿工们完全可以说，“我们受骗了，被出卖了，上当了。”
运动遭受到一次严重的失败，然而斗争立刻在新的战线上展开了。夏天，兰开夏的30万纺织工人为要求增加工资30％和每周48小时工作举行罢工，并大获全胜。另外警察工会举行了第二次罢工，但是只有部分人响应。结果虽然在工资和劳动条件方面赢得了重大的让步，然而罢工者遭到解雇，工会组织也被取消了。
在政府的支持者中，一种“要同工会大战一场”的情绪逐渐在抬头，于是政府企图进行反攻。政府对铁路工人在矿工闲工潮期间提出的关于“标准化”以及增加工资的要求采取拖延手段；等这个危机过去后，为了使火车司机不至卷入罢工中去，政府对他们作了让步，然后发出了最后通知，要其他工人削减工资每周1到16先令。这个要求不允许工人有任何修改，因此被称为“无条件的”。
全国铁路工人工会的领导人立刻号召罢工，这次罢工受到统治阶级谰言的疯狂攻击。劳合乔治称这个罢工事件为“无政府主义的阴谋”，其他人也跟着随声附和。政府调动了军队并且对地方当局发出了征集“市民卫队”的指示。尽管如此，一个星期以后铁路工人还是获得了胜利：削减工资的要求撤销了，现行的工资标准稳定下来，而且最低的工资还有所提高。他们之所以获得胜利，首先是因为上下团结一致（火车司机没有被收买），其次，合作组织向罢工工人及时提供了基金和食物，同时三角同盟的其他成员也给予了同情和支持。此外劳工研究部的援助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它用活生生的事实狠狠地打击了雇主和政府。
工人们在与雇主的反攻进行斗争一事上取得一次重要的胜利。艾伦·赫特在他的《战后工人阶级史》中写道：
“这似乎是一件令人不解的事，铁路工人的罢工竟然没有成为产业中的劳工运动大踏步前进的起点。人们认为这次罢工原是可能波及其他企业的；它之所以没有蔓延开来，是因为托马斯先生和铁路工人的领袖们极力避免导致这种后果，他们甚至避免向三角同盟呼吁举行同情罢工。”
铁路工人的胜利不但没有推动整个的工人运动，并且由于领导上的软弱，成为昙花一现，从此在战后时期就再没有发生过重要的罢工斗争，虽然这期间还有其他一些次要的收获（特别是有一次码头工人在调查法庭上彻底揭露雇主以后，赢得了增加工资的胜诉。在这次事件后欧内斯特·贝文得到了“码头工人的王室法律顾问”的称号）。
领导集团使工人运动招致挫折和力量分散的做法可以由当时再度投入罢工斗争的矿工事件中明显地看出来。矿工们在“桑基报告”事件上了政府一个大当以后，他们乃转而求助于全国职工大会。在一次特别大会上发动了“煤矿国有”的运动，以迫使政府履行诺言把煤矿收归国有。但是在1920年3月召开的另一次特别大会上，当提出了如果政府不答应就举行总罢工还是进行“激烈的政治宣传鼓动”时，大会以绝大多数票采取了后一项建议：实际上也就等于不采取任何行动。到了夏季，矿工们向雇主提出了最后通牒（这个决定得到绝大多数票的支持），同时请求三角同盟中的其他两个盟友予以声援。但是铁路和运输工会的领袖们，不顾群众的情绪，拒绝举行同情罢工，而打算从中斡旋。矿工们的罢工开始后，铁路工人举行的群众投票表明大多数人同意举行同情罢工，但是已经太晚了，矿工们已经在雇主接受按照产量（即基准线）增加工资的临时协定的条件下结束了罢工——所以这次罢工后来往往被称为基准线罢工。
由于这个时期中矿工们没有取得真正的胜利，工会运动的领导和组织问题就成为争论的焦点。随着十几年来工会会员人数、力量和职责的扩展，这个问题也日益迫切需要解决。工业体制的变化以及因此而引起的工会运动中各种问题性质上的变化，要求有一个符合罢工斗争需要的工会组织，不只是工业发展初期那些行业工会的拼凑，这种行业工会由于琐碎的妒嫉使得合作的效果经常受到影响。它所要求的领导也不只是一年一度在议会委员会去运动议员之前大喊大叫一番的工会领导。这种局面已经过时50年了，然而改进仍然是迟缓而费力的。我们已经看到：在大动荡时期中，曾经由于产业工会运动所进行的宣传有所改进而取得过一些成就。大战期间和战后时期中，运动的发展和活跃加速了这个过程。大战期间三角同盟被批准成立，“钢铁同业联合会”也建立起来了。
在战后的年代里，由于10年来工会积极分子努力的结果，许多组织机构进行了合并和改组，从而大大地改变了英国工会运动的组织结构。
在这些变动中，1920年成立的“混合机器工人工会”要算最重要的一个。它突出地说明，事态发展的逻辑和前进的职工群众的压力，虽然不能全部地也部分地克服了几十年来由于行业工会的脱离群众和妄自尊大所造成的重重阻碍和纠纷。
战争期间，“混合机器工人协会”和若干有关的较小工会的执行机构之间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结果毫无进展。但是在各地区，由于地方工会干部和车间代表根据日常斗争的经验经常强调团结的好处，因而取得了重要的发展。战前就存在于若干工业大城市中的合并委员会成立了一个全国委员会来对这个开展宣传鼓动，这个委员会在1917年又同全国车间运动合并起来。
直到三年以后“混合机器工人协会”才同6个行业工会合并组成了“混合机器工人工会”。这个新的组织拥有将近50万会员，它的总书记是自从80年代工会运动复兴以来身经百战的老战士汤姆·曼恩。就是这样，这个组织也没有能真正满足合并和改组的需要：锅炉工人、铸铁工人、印模工人和电气工人的强大工会组织还没有加入这个新组织。进展是大的，但还不够圆满。
在这些年代里还通过合并成立了两个巨大的普通工人工会。“运输与普通工人工会”在1921年由码头和运输工人工会合并组成。这些工会是在80和90年代非熟练工人展开汹涌澎湃的斗争时产生的，它们在1910年散漫地被组织在“运输工人联合会”里。“工人联合会”归并进来之后，它就成了最大的一个工会。但是这种发展具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巩固团结和走群众路线，这是自从社会主义先驱者创立这些工会组织以来奋勇斗争的悠久传统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是当它们的地位巩固以后，它的战斗精神就受到把大权集中于官僚机构手中的工会会章的窒息和挫伤。正如赫特所说：“这个巧妙的组织——权力高度集中，同时将会员在纵的方面按产业系统、在横的方面按地区加以双重划分——使这个强大的机构实质上完全操纵在它的总书记欧内斯特·贝文的手中。”另一个新生的巨人，“全国普通工人与市政工人工会”也渊源于英勇的80年代。它是由几个普通工人工会合并而成的，后来也成了右翼官僚主义的据点。这两个组织，“运输与普通工人工会”和“全国普通工人与市政工人工会”，不论在全国职工大会还是在工党的会议上，都因拥有众多的工会会员票数而日益支配着运动的重要决议。”（赫特著《英国工会简史》，中译本第94页。）
在这个时期中，许多产业都采取了巩固组织的重要措施，虽然，例如在机器工人当中，这些措施往往并不能达到应有的结果。在建筑业中，砌砖工人和石匠的两个老工会组织合并为“混合建筑工人工会”，木工和细木工两个工会也合并为“混合木工协会”。同时在1918年成立的“全国建筑业工人联合会”使以上两个组织和其他工会取得了某种程度的配合。
3．“不许干涉俄国”行动委员会
但是这个时期还不只是一个充满了罢工斗争和影响深远的内部改组的时代。英国工人阶级这时正大踏步地向前迈进，同其他国家觉醒了的工人共同来改变世界历史的轨道。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正如我们见到的那样，使工人们欢欣鼓舞。这种胜利和同情的心情不仅在有政治觉悟的人们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它在工人群众当中也是深刻而强烈的：这种心情既不是统治阶级在愤怒、恐惧和狂暴之中进发出来的叫嚣，也不是右翼工党领袖的绝望呼声所能改变或转移的。
英国公众在1918年获悉英国部队已经卷入反对这次革命的战争，英国工人感到异常愤慨，他们采取断然措施的决心也与日俱增。同资产阶级发生决定性的正面冲突的条件日益成熟。这时资产阶级一面在策划进一步采取干涉行动扑灭十月革命，一面匆忙地通过“紧急时期权力法令”（1919年10月）准备在国内进行镇压。
1919年春，“矿工联合会”借召开政治和产业方面的特别会议的机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结束对苏俄的干涉。6月间举行的工党大会曾经就采取直接行动制止于涉战争的问题进行了讨论，使领导集团感到震惊和愤怒。矿工领袖饱勃·斯迈利直率地对领导集团说：“工党执行委员会竟在这个时候采取了同英国所有剥削者和政客完全一致的立场，实在令人不解。他们最害怕的莫过于所谓的直接行动了。”赫伯特·莫里逊说：
“他们必须认织到，目前英国、法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列强对俄国所进行的战争并不是一场反对布尔什维克或者反对列宁的战争，而是一场反对国际社会主义组织的战争。这是一场反对工会运动组织本身的战争，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用整个工会运动的全部政治和产业力量来加以反击。”（艾伦·赫特著《战后英国工人阶级史》，1937年版，第34—35页。）
会议以二比一的多数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立刻终止干涉战争，并且呼吁运动的政治和产业方面进行合作采取行动“以便充分运用它们在政治和产业方面的全部力量，使这些要求得以实现”。七、八月间全国各地举行了规模巨大的示威游行，格拉斯哥各业理事会在群情激愤达于顶点的时候建议举行24小时的总罢工。
1919年夏，成立了以争取结束干涉战争为目的的“全国不许于涉俄国委员会”，它的主席是职工大会议会委员会委员A.A.柏塞尔，总部设在曼彻斯特。到了年底它已经包括著名的革命战士如汤姆·曼恩（“机器工人工会”的总书记），A.A.高悉普（“装修工人工会”总书记）和威廉·加拉赫，以及完全不同的人物如C.T.克兰普（“全国铁路工人工会”产业书记），约翰·布郎莱（机车工人工会总书记）和威廉·斯特雷克（“诺森伯兰矿工工会”书记）。委员会的书记是W.P.寇茨，他是英国社会党的组织者，临时调到委员会来工作的。
第二年春季，当波兰人在英国和法国的协助下进攻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时候，紧张局势达到了新的顶点。这时，十月革命在英国工人心中激起的希望、同情和热忱都集中在一件十分重要而实际的任务上—这就是阻止军运船只开往波兰。对于泰晤士河上的工人们来说，这是历史性的时刻。英国社会党，东伦敦工人社会主义联合会和在波立特领导下的泰晤士河车间代表运动的积极分子都在不断地进行宣传鼓动。
5月10日，正当统治阶级为波兰人攻占了基辅城而兴高采烈的时候，码头工人拒绝为运送军火的船只“快乐乔治”号装货，添煤工人也拒绝为它添煤。5天之后，这批军火不得不重新卸在码头边上。每只箱子上都牢牢地贴着这些熟悉的字样——“不许干涉俄国”。波立特后来写道：“这些标语虽然很小，然而在那个日子里它却是足以传遍全世界的大事。”
这个胜利，鼓舞了劳工运动去作更大的努力。“码头工人工会”禁止装栽一切运往波兰的军火。工党年会要求同俄国媾和，英国社会党建议加上一条号召举行总罢工以制止干涉的附款，但没有获得通过。可是劳工运动这时已经彻底地动了起来，以至这项建议实际上成了它所奉行的政策。
工人在制止干涉问题上发起的运动到8月间面临着决定性的关头。红军在波兰发动了出色的反攻，当全欧洲都处于革命风暴的情况下，英国政府对这次反攻的后果感到极端恐惧，因此提出了向苏维埃共和国宣战的威胁。正如工党执行委员会事后在报告中说的，这个威胁在工人中所引起的反响是“劳工运动史上，表现劳工的团结、坚决和热情的一个最为明显的例证”。
全国各地的工党组织和各业理事会响应了工党总部8月5日发出的电报，在周末期间举行了几百个反对侵俄战争的群众示威游行。第二天，新成立的共产党打电报给它在各大工业中心的支部，敦促它们在一切集会上提出动议，要求在战争一旦爆发时举行总罢工，并且要求成立代表运动各个阶层的“全国劳工理事会”，下设地方委员会，以组织具体行动。这个号召在第二天作为共产党执行委员会的一项宣言，刊登在8月8日星期日的《每日先驱报》的特刊上。周末在利物浦、伯明翰、设菲尔德和其他许多城市举行的规模巨大的示威大会上都提出了这些要求。
星期一那天，全国职工大会的议会委员会，工党执行委员会和议会党团举行了联席会议，一致同意向政府提出警告，“有组织的工人将动员其全部力量来制止这次战争”。会上还设立了一个“行动委员会”来贯彻这项政策。4天以后特别召开的“劳工运动全国会议”批准了这些决议。会议保证要反对对俄国进行任何形式的武装干涉，并且授权行动委员会继续工作直到承认苏维埃共和国并同它建立正常的商务关系时为止。为了这个目的，决定委员会有权在必要的情况下“号召工人举行一切形式的停工”。
在所有主要城镇（大部分在各业理事会的基础上），一共建立了350个地方行动委员会。650万工会会员团结一致抗议政府的这种可耻政策。他们知道自己的力量，并且懂得他们走的道路同那些官僚主义者和趋炎附势者流的可鄙的路线是毫无共同之处的。正如英国工党执行委员会主席A.G.凯麦隆（木工工会）所说：
“如果有一天我们必须采取这种行动，如果当权者非要横加干涉不可的话，我们也许不得不行动起来迫使他们滚蛋。而且我们还要告诉他们，如果他们不肯和平而人地道来管理这个国家，非要干涉其他国家人民的命运不可，那么就请他们试一试看我们究竟能不能行动起来，把国家掌握在我们手中，由人民自己来管理。”（艾伦·赫特著《战后英国工人阶级史》，第40页。）
英国工人阶级不仅要在全国范围内而且要在全世界准备采取行动：他们打电报给法国和意大利的工人，请他们参加罢工。
英国政府无条件投降了。它劝告波兰政府停止对俄国武装进攻并同俄国讲和。
英国工人阶级这一次运用了从宪章运动时期以来从来没有达到过的团结和独立的力量，在国家政策的主要问题上采取了决定性的行动。列宁评论道：
“这个‘行动委员会’，以全体工人的名义不经过议会向政府提出最后通牒——这是向专政的过渡……英国所有的资产阶级报刊都说，‘行动委员会’就是苏维埃。它们说对了。它虽然不叫作苏维埃，但是实质上就是苏维埃。”（《在制革业职工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74页。）
4．领导问题
工人们建立起了政权机器，通过这部机器他们能够在一个包含着极其重要的社会、外交和军事政策等因素的历史事件中，强迫资产阶级接受他们的意志。这件事戏剧性地象征着目前劳工运动力量的强大和地位的重要。工人阶级这时像一个从睡梦中醒来的巨人：仅仅一举手就震撼了整个国家。如果再有高瞻远瞩的政策作指导，和充分认识自己的使命，它的力量将更是无穷的。
经济发展的总趋势由于十九世纪最后25年来大规模生产的发展而变得更明显了。这种发展促进了工人阶级的团结，消除或打破了各行业和企业之间的隔阂。巨大的此起彼伏的经济斗争，主要是在1888—1891，1910—1914和1917—1920年间的斗争，表明了阶级觉悟和战斗意志的增长，并且使工会增加了好几百万新会员，出现了许多新工会，在落后的地区和企业中也建立起组织来了。
这些成就所以能够取得，是由于勇敢和忠心耿耿的左翼群众领袖说出了工人心中的话并且唤起了他们的战斗意志。同样，在政治上，社会主义先驱者，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热情和知识，加上保卫工人的进行组织的基本权利和生活水平的迫切需要，促使工人阶级起来为建立独立的政治组织和采取独立的政策而斗争。推动这个斗争向前发展的时机已经成熟，这就是要把运动提高到新的阶段，不仅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为本身的利益而斗争，还要把这种斗争同改变社会制度的有意识的斗争结合起来。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必须就组织、政策和领导作出重大的决定。毫无疑问，工人们是倾向于采取坚决、一致的行动的。这些战后英勇年代中的悲剧是，尽管运动在思想和组织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然而由于工人中的上层分子，即工会官僚主义者的狭隘的特殊利益所造成的政策，特别是由于社会上和政治上的某些安于现状的、表面上公平而实质上有害的观念，使这些成就受到妨害、阻碍而被抵消了。
1919年的铁路罢工最为明显地表明了工会运动是迫切地需要一个统一的领导。同年年底举行的全国职工大会特别会议接受了有关这个问题的委员会所作的报告和建议。报告指出，有必要为“整个运动建立起真正有效的、中央领导机构”。由于缺乏全盘领导已经一再造成了“不仅在行政工作上的机构重叠，而且使整个劳工运动蒙受巨大的财力和精神损失的内部以及其他的无谓纠纷”。工会运动必须有集中的领导，运动在政治、产业和合作方面的工作必须协调起来。
从工会方面说来，这个问题更加迫切地需要解决，因为工会事实上根本没有全国性的领导机构。唯一常设机构是议会委员会，它的职责原本是为职工代表大会的决议在议员中奔走活动。于是成立了“职工总会”代替了议会委员会，它是由17个产业组织提名经过全体代表大会通过的32名委员组成的。这个机构的目的是促进联合行动，但是它也没有强制的权力。
新成立的共产党批评了这种做法，认为这是“旧领导的新联合”，换汤不换药。它建议以工会和团结在各业理事会周围的车间和工厂委员会为基础成立“劳工大会”，这样，这些组织就成了这个真正全国性的领导机构的地方组织。
同时为协调整个工人运动而作的努力，其结果也受到类似的限制。有全国职工大会和工党参加的“劳工联合委员会”，在1921年为由职工大会总理事会、工党执行委员会和工党议会党团联合组成的“全国联合理事会”（后来称为“全国劳工理事会”）所取代。不过这个组织纯粹是一个咨议性的机构，而且4年以前成立的合作党还不包括在内。
组织和领导机构的问题虽然已经引起了注意，但解决的办法主要仍然停留在形式上，它既不合乎时代的需要，也不能满足运动中绝大部分群众的愿望。
战后时期第一个政治上的变革是工党接受了社会主义的纲领并通过了新的章程。工党在1918年宣称它的目标是：
“在生产、分配和交换手段的公有制的基础上，依据把所有产业和服务业交给人民经营管理的最完善的制度，来保证体力和脑力劳动者按照尽可能地最公平的分配方法享受他们的劳动果实。”
由韦伯夫妇起草的纲领对战后重建工作中“敷衍了事”的现象提出警告，它说工党在晚近的事件中亲眼看到“一种特殊的工业文明的兴衰，工人们无意再重建这种文明”。它又说：
“我们希望，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生产制度……连同它所产生的极端不平等的社会和它所造成的道德和精神上的堕落和野蛮，确已遭受致命的打击。随同它的死亡，必然还有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以及反映它的思想意识。我们工党党员，不论是在野还是在将来执政的时候，绝对不得叫它死灰复燃。相反地，我们将尽一切力量把它同为它所牺牲的几百万人们一同埋葬掉。”
这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辛辣的谴责，同当时日益壮大的工人阶级以及中等阶级的兴论是适相吻合的。由于自由主义的基础已经消失，自由党人的政治上的蛊惑宣传也就站不住脚了。而力量迅速增长的工党现在取代了自由党的地位而成为全国两大领导政党之一。工党所获得的选票在1910年不过50万张，到1918年就上升到240万张，等到1924年工党第一次执政的时候就为550万张了。
随同政治势力的扩张，工党党员人数和地方组织也在新党章的推动下急剧地增加。在新党章通过以前，工党只是通过社会主义社团吸收个别党员；现在，由于在选区建立了工党组织，就有可能直接吸收人们入党。战前隶属于工党的各业理事会和地方党组织一共有146个，在战后的第一年中这个数字上升到389个，到了1920年，工党的区组织和地方组织几乎遍及所有选区，一共有2,000多个。
但是，在新纲领的某些章节中的响亮口号的背后，却隐藏着费边主义和自由党改良主义的旧思想。纲领一再否认它所提出的建议具有“阶级性”，而韦伯夫妇也声称，工党已经“从一个仅仅代表体力劳动者的阶级利益的集团转变成一个全民性的具有完善组织的政党”。这个新章程，他们说，导致了“党员人数的大量发展，他们主要系来自职业界和中等阶层”。在这种影响之下，一向是工党的主要政治支柱的独立工党现在变成了“那些对自由党失去信心的、在社会上有地位、有影响、有学问的男男女女的栖身之所”。（M．皮尔著《英国社会主义史》第2卷，第889页。）
就这样工党成了工人阶级和中等阶级下层分子的联盟——后一类人的代表人物中不仅有自由党人而且还有脱离了工人群众的工会系统的国会议员，他们并且居于领导地位。工党虽然在口头上对工人群众向社会主义迈进的愿望作了让步，但它在政策和观点上却主要是属于自由党—工党的改良主义的。
这种矛盾在独立工党内部表现得特别明显，因为它一方面大量吸收幻想破灭了的中等阶级自由党分子，一方面又在有政治觉悟的工人当中发展组织。正如我们所见，这些工人的态度在这时都是很激昂的。因此，尽管领导集团谴责俄国革命，下面的群众却支持革命并且提议退出第二国际，而靠拢由若干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在1920年组成的共产国际。
这个关键性的时期中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之一，就是在英国终于建成了革命的社会主义工人的政党—共产党。经过了长期的讨论和谈判，同时由于列宁的敦促，各社会主义派别之间的分歧终于趋向一致，它们合并成了一个政党。
在组成共产党的各党派中最重要的是英国社会党。我们已经从英国80年代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组织“社会民主同盟”起，追溯过它的发展。40年来这个组织曾经为工人运动培养出一批杰出的领袖，这些人在工人运动史上留下了不朽的功绩。尽管在形式上往往流于狭隘和教条，但是它毕竟保持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无价的遗产。
其他左翼团体则同运动中的某些地区或某些活动有着特殊的联系。认识到没有工人解放就不能实现妇女解放的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所建立的“工人社会主义联盟”只限于伦敦东部的贫民区（这个地区在复兴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曾经几度获得胜利）。在南威尔士的矿工中，存在着强大的工团主义运动和规模宏大的罢工斗争的传统（工团主义就是在这种斗争中成长起来的），这种传统部分地体现在当地的“南威尔士社会主义协会”这个组织之中。主要集中在苏格兰的社会主义工党这时已经扩展到了北英格兰，它的成员包括许多车间代表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此外，我们也看到许多独立工党的普通党员和腊姆齐·麦克唐纳的观点是大不相同的。最后，在国家基尔特运动中（这是工团主义思想的一个翻版）还有一些左翼知识分子。
以上这些就是当时构成共产党的组成分子。它们之所以结成了一个党派，是由于受到以下世界事件的剧烈影响的结果：英国工人阶级运动的巨大发展；工人阶级在俄国取得政权的令人振奋的榜样；列宁以及共产国际的指导（共产国际已经成为强大的世界运动，1920年7月在莫斯科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有来自35个国家的66个党派的代表参加）。
关于合并统一问题的讨论是在1918年大选以后提奥多·罗斯坦发起的。第二年3月，英国社会党在全体投票后以绝大多数票通过一项宣言，赞成加入共产国际。英国社会党、社会主义工党、南威尔士社会主义协会和工人社会主义联盟的代表在1919年6月集会。会议表明它们在共产主义的主要原则上意见完全是一致的。
通往统一的道路似乎是打开了。
但是事实证明这个过程却是漫长而困难的。主要的原因是有人在有关根本政策的两个重要问题上有严重的意见分歧：一个是关于党在未来应否隶属于工党的问题，一是关于以后应否参加议会斗争的问题。它们的起因基本上是一个：即从80年代的发轫时期以来，战斗的社会主义者对于资产阶级迎合时尚的政治伎俩，特别是对于工党和工会中那些认为议会活动就等于一切的领袖人物，极为轻蔑。这种弃绝议会行动的动机是非常良好的，但是，正如我们曾一再见到的那样，这样做的结果使得战斗的社会主义者脱离了运动的日常生活，使他们无法在每一个问题都正确地指导群众进行斗争，因而就使右翼分子得以乘虚而入攫取了领导地位。
在所有革命党派中唯有最大的英国社会党主张参与议会政治并同意加入工党（当时它本身就是工党的成员组织）。已经多多少少改变了早期极端作风的社会主义工党则同意参与议会政治（它刚在1918年提出了3个候选人），但是不同意加入工党。工人社会主义联盟连议会行动也一概反对，虽然在谈判初期它并没有把这个当作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分歧使得一个统一的政党未能早日建成。
英国社会党建议在统一的共产党成立后3个月内举行党员投票来决定是否加入工党的问题。3个组织的代表都表示同意，但是社会主义工党执行委员会后来却拒绝了这个建议。社会主义工党没有派代表参加在1920年1月举行的另一次会议，但是它原来的3个代表—亚瑟·麦克马纳斯，汤姆·贝尔和T．T．墨菲——同意在他们党内继续进行斗争。可是尽管大家又作了些让步也没有用，复活节时这几个人召集了他们的同情者在诺丁昂举行会议，随后他们就以“共产主义统一派”的名义参加了谈判。“工人社会主义联盟”就这样和大家分道扬镳了，在6月举行的一个规模很小的会议上他们竟打算“抢先一着”把自己称作“共产党”。但是他们的组织没有诞生就天折了。
这个时候，其他参加谈判的各方一致同意组成了“临时联合委员会”准备召开一个“统一大会”，成立共产党，同时就政策上的主要问题（包括加入工党和参与议会政治的问题）作出决定。
在这个漫长而艰辛的历程中，他们得到了列宁的支持。他在写给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的一封信中说道：
“密切联系工人群众，善于经常地在他们中间进行宣传，参加每次罢工，回答群众的一切疑问。这一切对共产党来说，都是主要的东西，尤其是在像英国这样的国家里。在英国，像在一切帝国主义国家一样，直到现在，参加社会主义运动和一般工人运动的，大多是工人中的少数上层分子，工人贵族，他们多半已不可救药地为改良主义所腐蚀，为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偏见所俘虏。”（《给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的信》。《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516页。）
然而列宁不赞成这个会议的做法。他在7月8日致临时委员会的信中写道，“我认为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同志和W.S.F.‘工人社会主义联盟’把B.S.P.[1]、S.L.P.[2]等组织撇在一边，而不把它们合并成为统一的共产党的策略是错误的。并且我个人特别主张在保证共产党人可以充分自由和独立工作的条件下参加议会和加入‘工党’。”（《给英国共产党临时联合筹备委员会的回信》。《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77页。）而当他发现（稍为提前谈一下）在共产党成立以后，甚至于像加拉赫这样真正的工人阶级战士都由于在内心对工党领袖抱着反感而采取冷淡的态度时，列宁就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讨论中同他展开了论辩。这次代表大会，在统一大会召开时，已经在莫斯科开幕了。
很久以后，加拉赫对这次讨论写道：
“要说服我是不容易的。我对工党领袖和他们奴颜婢膝的无耻行径感到厌恶，我不愿意受到沾染。讨论逐渐发展下去
以后我开始认识到我的看法上的缺点。列宁的清晰而简明的论辩和解释愈来愈深入我的思想……我愈同列宁谈论就愈感到工人阶级的政党在革命斗争中的意义……一个深入工厂里和群众的、并以工人阶级政策的正确性来争取工会和合作社支持的革命工人的政党，一个除了工人阶级及其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同盟者的阶级利益之外没有其他利益的政党，这样一个党，可以利用各种表现方式，使议会成为一个特别有价值的讲坛，以唤起广大工人群众对资产阶级敌人进行有力的斗争。”（《克莱德河上的反抗风暴》，第251页。）
英国共产党在1920年7月31日至8月1日举行的会议上成立了，参加会议的有英国社会党，社会主义工党的共产主义团结派和许多小党派的代表。这个时期党员中的杰出人物有汤姆·贝尔，艾伯特·英克品，T.A.杰克逊，亚瑟·麦克马纳斯，威廉·保罗，哈里·波立特，包勃·斯图尔特，R.派尔姆·杜德，R.佩季·阿诺特和华尔特·霍姆斯等工人运动的中坚分子。第二年正月，共产主义劳工党（它主要由“苏格兰车间代表和矿工改革运动”的支持者组成，他们之中的主要人物有威廉·加拉赫，J.R.坎贝尔，J.V.累基和亚里克斯·格迪斯）的新力量又参加进来。在复活节召开的独立工党年会结束之后，这个党的左翼，其中有埃米尔·伯恩斯，沙伯齐·萨克拉特瓦拉，海伦·克罗福德和欧内斯特·布朗，转了过来，统一的共产党于是组成了[3]。
共产党以科学的社会主义为基础，它的成员大部分来自诸如克莱德赛德、南威尔士和东伦敦等过去10年中的风暴中心，它继承了宪章运动者，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摩里斯和其他英国社会主义先驱者坚贞不屈的精神和国际主义的传统，举步向前，担负起它在劳工运动中的职责。
诚然，英国共产党既继承了英国的革命社会主义传统的优点，也继承了它的缺点：如党的建党党员大多来自从事宣传工作的组织。然而党的建立本身却标志着他们为解决工人阶级政治活动的中心问题所作的努力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个中心问题就是如何把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同人民的口常生活结合起来。
当英国劳工运动的蓬勃朝气和群众力量达到新的高峰的时候，它进入了一个我们在过去半世纪中看到的不断演进的事态获得了充分发展的阶段。自此，资本主义便处于总危机之中，而最后的出路只有一条：工人阶级取得政权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在他们的面前横着许多困难，许多已经被遗忘了的教训还要从头学起。但是，在回顾几乎两个世纪以来，英国劳动人民为了寻求一条真正的前进道路所作的英勇斗争，坚贞的忠诚和不断的努力，谁又能怀疑劳工运动终将获得成功呢？在1920年记载在它的旗帜上的光辉战绩预示着未来的胜利。
英国劳工运动的历史在世界上是最悠久的，行会俱乐部和通讯社在十八世纪就开始为了在英国建立民主，不顾残暴迫害展开了英勇的斗争。英国工人第一个建立了自己的群众性政党“全国宪章协会”，来争取政治自由和最终的社会解放。首先建立了合作社并且在全国建立了合作经济制度的也是英国工人。甚至于在宪章运动瓦解以后，表面上沉寂的时期中，英国工人仍然在国内和国际上保持着对民主制度的无限忠诚，因为这是争取自由和民主权利的斗争基础。他们坚持了建立和保护工会组织的斗争，他们不顾各种限制击退了一心要破坏它们的企图。
贯串了这一整部史诗的主题是斗争，是对新情况不断地但有时是缓慢痛苦的适应过程。就这样，曾经鼓舞了欧文以及宪章运动的最伟大的思想家们的理想，重复出现在复兴时期的摩里斯和哈第的光辉业绩中。这次劳工运动的复兴为劳工运动最后阶段中的巨大发展揭开了序幕，这时已经拥有数百万成员的劳工运动宣布了它要向社会主义迈进的决心。
或许有人会问，这样一个运动怎么会受到挫败的呢？正如我们所见，其原因至少有一部分在于运动内部的分裂，而最主要的则是帝国主义的腐蚀性的影响，特别是对于工人中间的一些上层分子的影响。这些上层分子虽然为数不多，但由于他们所据的领导地位，却产生了严重的危害作用。他们为了在目前的社会上取得一席公认的地位，而情愿容忍甚至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他们不仅无视甚至积极支持对殖民地人民的剥削。这种蜕化堕落，以及它在运动中所造成的分裂和软弱，就是这个世界上最老的劳工运动没有能首先建成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原因。
在这段历史所给我们的许多教训中，最重要的就是：赢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必须要有一个领导，一个献身于这个目标并且对它的使命有充分科学理解的政党，同时必须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在日常生活中领导他们进行斗争，领导这个以绝大多数工人阶级为主体、以尽可能多的中等阶级为同盟军的运动。
英国有着一辈光辉的社会主义思想家和战士，它也有着一个强大而纪律严明的劳工运动。如果单有两者之一——单有群众运动而没有建设新社会的深刻而自觉的愿望，或者单有社会主义的思想而没有使它在人民的日常生活中生根——都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只有在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的先决条件下，才能实现人民这个世世代代梦寐以求的理想：即工人阶级和普通人民战胜资本主义，并且在这片产生社会主义理想的土地上建立社会主义社会。
[1] B. S. P. ——英国社会党。——译者
[2] S. L. P. ——社会主义工党。——译者
[3] 埃米尔·伯恩斯以“独立工党面临的问题”为题著文支持发表在1921年3月26日的《共产党人》杂志上的致独立工党年会的宣言。他提到当时正在开始的失业和工资的危机，并且断言说，“矿工，铁路工人和好几类工人现在都尝到了过去7年来改良主义策略的恶果。”他敦促独立工党的党员群众在“阶级斗争中的重大问题”上参加各国工人的革命运动。独立工党以多数票否决了这项呼吁，但是一部分党员却参加了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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