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英国工人运动史（1770-1920）》（1956年）
第九章 帝国主义战争
1．战争的性质
1914年夏天隆隆的炮声，标志着人类史上的一个新时代开始了。几十年来的国际紧张局势现在终于破裂了，几十年来帝国主义金融资本在各“先进国家”中渐渐取得统治地位，像饿虎一样地寻觅新的市场和原料资源。正如列宁指示的，从1876年到1914年，六“大国”（英、俄、法、德、日和美国）一直在争夺一块比欧洲面积大出二倍半的土地，在这个时代的末期它们奴役着500多万殖民地人民。他说，实际上“几百个亿万富豪和百万富豪便直接掌握了整个世界的命运”。（《给布哈林的小册子＜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写的序言》。《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95页。）像这样的巨大扩张，势必要引起冲突。既然世界上的土地已经分配完毕，现在就要按照这些竞争者的改变了的经济和军事力量来重新分赃。
1914年两大强国集团剑拔弩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一边的主要角色是老牌帝国主义者英国和法国加上沙皇俄国；另一边为德、奥两个帝国。德国现在已是羽毛丰满的金融资本主义国家了。但因她发展较晚，在掠夺殖民地的竞赛上远远的落在别人后面，因此她计划抢夺英法的殖民地，并从帝俄手里夺取波兰、乌克兰以及波罗的海诸省。俄国自90年代以来一直得到法国借款的支持，1905年革命后，英国和比利时都又对它进行贷款和投资，故而现在也雄心勃勃，想瓜分土耳其和侵占奥国的属地。英国打算粉碎德国，借以除去这个在经济上威胁它的劲敌，并在中东捞上一把。法国则虎覛眈眈地注视着煤钢中心萨尔和亚尔萨斯—洛林。
可是当冲突最后爆发时，战争的口实却和上述这些真正目的无关。与被正确地称为“人民的监狱”的沙皇俄国结成同盟的英国，自称是为了保护“勇敢的小国”比利时才参战的。德国的参谋本部早已制订了周密的进攻计划，可是他们对人民说，他们的战争是为了防卫“野蛮的俄国”的侵略和为了“解放”波兰。法国人民听到的是他们进行战争是为了保卫“祖国”反对可鄙的“德国鬼子”。俄国政府则告诉俄国人，他们的参战只是为了防御军国主义的普鲁士。
在战争的初期，各国人民大部分都受了这些和类似宣传的欺骗。在最后双方精疲力竭，各国工人阶级和士兵革命情绪的高涨为世界带来和平，摧毁德、奥、俄帝国以前，欧洲有1，000万青年男子（其中光是英国就有100万人）牺牲在欧洲和中东的战场上。
欧洲社会主义的领袖们早已预见到这次灾难的轮廓。我们知道1912年在巴塞尔召开的第二国际重申了5年前斯图加特大会的决议。但对大多数的社会主义领袖们来说，它只不过是一个虔诚的希望，和“实际”的政治斗争没有什么关系。不久，除了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和其他国家少数团体和卓越的个别人士外，社会主义领袖们不是投降了，就是被排外侵略主义的浪潮冲走了，他们纷纷支持本国统治阶级进行帝国主义战争。
2．英国工人与战争
战时的考验，很快就暴露了英国工人阶级运动的脆弱和分裂。同时在一定时期之后，也显示了工人群众的无比忠诚和巨大力量。因此，大战之后工人运动比1914年更加壮大，政治觉悟也更加提高了。
支持“第二国际”决议的社会主义者所领导的反战运动，为时很短而且毫无效果。8月1日奥国对塞尔维亚宣战后，基尔·哈第和亚瑟·汉德逊代表国际社会主义局“英国支部”发表了一项宣言，号召“在各大工业城市举行大规模的示威运动，反对战争”。并且作了如下热情的呼吁：
“统治者和他们的报纸迫切希望使你们和俄国的专制主义合作，我们要迫使他们沉默，强迫他们尊重绝大多数人民的意见，人民不愿意参加或被牵入这个不名誉的战争。在今天，俄国的胜利将给世界带来灾难……工人们！大家团结起来，争取和平！团结起来，一劳永逸地打倒军国主义敌人和自私自利的帝国主义者……打倒阶级统治！打倒暴力统治！反对战争！拥护人民的和平统治！”（艾伦·赫特著《最后的危机》，1935年版，第220页。）
第二日，汉德逊、哈第、兰斯伯雷、桑恩和其他几个领袖对聚集在特法拉加广场上的群众发表了演说，并且通过了一项决议：
“我们拥护国际工人阶级运动号召各国工人阻止他们政府投入战手……大不列顺政府应严正地拒绝参加战争，并应该尽速努力恢复世界和平。”
8月5日，即英国对德宣战的第二天，工人组织就召集了一个紧急会议，可是会议所通过的一连串决议，只是关于如何准备采取措施以“减轻”战争将给工人阶级带来的贫困的问题的。为此目的还成立了“全国工人战时紧急委员会”。工党执行委员会还忠告全国工会机构集中力量商讨救济办法。这样情势开始急转直下，不到几个星期工会领袖就完全和政府携手合作了！8月8日，麦克唐纳宣布：“无论我们对战争起源看法如何，我们必须参战。”一年一度的全国职工大会被延期了，事实上以后再也没有召开过。8月24日，工会和议会领袖宣布“停止罢工斗争”。隔了五天，工党执行委员会批准工党议员关于参加“各党派”征募新兵运动的决议：汉德逊与首相和在野党的领袖一同担任了议会征兵委员会的主席。三星期后，英国社会党执行委员会在海德门思想的影响下，对军队发表了一个支持征兵的声明。声明说：“本党当然希望看到这次战争迅速而胜利地结束”。
这样，在力量和政治觉悟方面有了迅速发展的英国工人阶级运动，暂时陷入紊乱状态。工会领袖们一时都放弃了国际的决议而卷入帝国主义战争的浪潮。千千万万的工人纷纷应征入伍。正如威廉·加拉赫所说，他们受了战争的“可怕的诱惑”—“疯狂的兴奋，对冒险生涯的幻想，对工人单调死板的生活的逃避。”（加拉赫著《克莱德河上的反抗风暴》，1936年版，第18页。）所以，在当时工人运动就没有一个独立的全国性的领导机构，因为工人运动的官方机构（没有它们的协助，战争是不可能继续下去的）都支持统治阶级的战争政策。韦伯夫妇在《工会史》一书中说：“如果当时有组织的劳工反对战争的话，可以肯定地讲，政府就无法动员全国力量参加战争。”（第692页）
于是从社会主义和工会机构的群众中，开始慢慢出现一批新的独立的领袖人物。我们已经注意到独立工党中强大的和平主义情绪，这种倾向在富于战斗性的工人阶级党员中常常能变成一股反对战争的坚强的政治力量。更重要的是英国社会党党员的态度：在一个短时期中大家对执行委员会的政策感到非常沮丧。但从一开始就有相当一部分群众站在政治立场上反对战争，这批人不久就变成了多数。1914年9月的征兵声明“惹起了全党的骚动”（李与阿契波尔德著《英国的社会民主》，1936年版，第18页。），基层组织的决议，拥护的以及反对的，大批地涌进了社会党的总部。在批评以海德门为首的主战派的人里有H.W.英克品，他说：“这是一场资本家的战争，因为这个战争是各国资本主义生产掠夺倾销剩余产品的市场而引起矛盾，和围绕这些矛盾所奉行的军事和外交政策的结果。”（同上书，第230页。）提奥多·罗斯坦退出了社会党，抗议党背弃了社会主义原则，同时他立刻开始团结坚决的党员，积极进行反战斗争。和H.W.英克品一样进行斗争的还有他的兄弟艾伯特·英克品（英国社会党总书记，后为共产党总书记）、乔·芬伯格和E.C.费尔柴耳德。
这样，英国社会党赞成战争的多数领袖与党员群众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这些党员从事地方支部的活动，他们的力量和思想认识在复兴的群众运动中提高了。但在相当一段时间里，领导上仍坚持着它的路线。1915年2月，协约国社会主义组织在伦敦召开会议，英国社会党、独立工党、费边社和工党都出席了这次会议。大会宣布，它没有忽略“欧洲大战的深远原因，看出这种冲突是使资本主义社会分崩离析的矛盾的产物，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可怕的结果。但同时也注意到，德意志帝国主义的胜利将意味着欧洲民主的失败和毁灭。”于是，成立了“全国社会主义防卫委员会”，后改为“英国工人防卫联盟”。意味深长的是，这个组织后来竟变成一个强烈的反社会主义机构。
这二个趋势现在变得更清楚了，反战派在英国社会党里获得了多数。1915年春季全国会议休会，举行地方会议，爱丁堡分会提出的对执行委员会的信任投票，以78票对70票未予通过。中央海克利谴责征兵运动决议案，以59票对56票获得了通过。可是在另一方面，一个撤销征兵声明的动议却以67票对57票遭到否决。群众的意见仍不一致，但主战派领导集团的势力在逐渐衰退。早在1915年12月，执行委员会根据各支部的意见以5票对4票通过了参加国际社会主义委员会的决议（该委员会是由泽默尔瓦尔德国际社会主义者大会建立的），这个决议遭到全体主战派的反对，但各支部以绝大多数通过了这项决议案。老一辈领袖的最后被击败是第二年国内外群众运动复兴的一部分，我们现在在下面就要讨论这个问题。
3．群众运动和镇压
停止罢工和各党参加征兵运动，虽然曾经一度使工人阶级运动陷于混乱和停顿，却没有改变资本主义体系的实质。过去引起“大动荡时代”的工人阶级的穷困和遭受压榨的情况现在因为战争的关系变得更为严重了。耗费巨大的西绫战事需要千百万人去参加。英国政府不断地要求更多更多的军火；这次战争被正确的描写为“第一次工程技术人员的战争”。人力的缺乏和生产的增加引起了资本家变本加厉的剥削和女工及非技术工人的招募，从而使大规模生产中发生的问题更形尖锐化。不独军火制造商对此感到兴趣，整个资本家阶级都想利用战时情况，在爱国主义的幌子下解除工会的武装，使工人阶级无保障地听任无限制的剥削。战争是一个大有油水的买卖。各个部门由于物资缺乏均利市百倍。粮食和衣服的价格上涨了，同时因为工业城市人口增加房租也在升高。少数部门中工人的工资也确实很高，不过随着战争的进行，工资追不上物价，结果工人阶级广泛地生活艰难。但对资本家那一方面来说，战争却是一本万利。据估计他们在战争中获得了将近40亿镑的利润。
当工人们发觉他们的爱国主义被利用为私人谋利，发觉资本家利用战争环境来摧毁工会力量，把兵役和劳役加在工人阶级的头上时，新的工潮开始了。这次运动当然是由下层组织领导的，因为工会的官方机构正与雇主们和政府紧密合作，1915年5月工党甚至参加了内阁。（这种亲密的合作使韦伯夫妇把战时说成是“工会组织的官方代表的社会和政治立场发生急剧转变”的时期，工会组织现在已被看作是“国家社会机器的一部分了”〔《工会史》，第635页〕。）
独立的工人阶级运动最初并不是在全国规模，而是在地方上，围绕着不同的团体和个人进行改革和扩大力量的。最著名的地区是克莱德赛德。英国社会党、独立工党和社会主义工党曾经在这里进行过许多年紧张的反战和反军国主义的宣传，1914年8月后，当“大动荡”在全国许多地方已经烟消云散的时候，唯独在这个地方依旧方兴未艾。真正的群众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使广大群众有了政治觉悟，所以能够抵抗排外侵略主义的浪潮。
站在这个斗争的前列的是英国社会党的约翰·麦克累恩。他是个不屈不挠的战士。“他的整个生命都是在革命的社会主义斗争中渡过的。每天夜晚，他不是在街头就是在会堂里。到了夏天学校长期放假的时候，他更是活跃……他走遍了整个苏格兰，号召工人起来和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斗争。这个中等身材体格结实的人有着无穷的精力，他永远不停地在奋斗，向着他的目标奋斗——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实现社会主义共和国。”他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导师，苏格兰劳工学院创办人，他把马克思主义传给了千千万万年青工人。“当世界大战爆发以后，他精神抖擞，浑身是劲，比以前更活跃了……他对将人类推向毁灭深渊的资产阶级恨之入骨，他奔走于格拉斯哥街头，煽起工人们反对战争，反对战争制造者的怒火。”（加拉赫著《克莱德河上的反抗风暴》，第20页。）
克莱德赛德群情鼎沸，人心激昂，工厂里售卖书刊、组织讨论会，群众参加学习，举行露天大会和游行示威（第一个反对战争的群众大会就是在1914年8月9日在格拉斯哥草场上举行的）。富于斗争性的领袖从各方面涌现出来，如英国社会党的麦克累恩和威廉·加拉赫，一群和他们党里顽固的宗派主义决裂了的社会主义工党的党员（其中有日后担任共产党的主席才华卓绝的亚瑟·麦克马纳斯），敏感而喜欢沉思的J.W.缪尔，为人慷慨但比较个人英雄主义的大卫·柯克伍德（他这时正准备脱离社会主义工党，加入独立工党）。加拉赫说，到11月里，“反对战争、反对提高物价和房租，以及要求增加工资的运动如火如荼。家庭主妇以及工厂工人都卷入了政治斗争”。麦克累恩所办的研究班源源不绝的供给宣传材料，在这次斗争中占着重要的地位。麦克累恩从来不“空谈理论”，他总是把马克思知识应用到周围的事物上去。
他“彻底地揭露了站在战争背后的残暴的强盗力量”，“他举出一个又一个例子，说明金融巨头和大制造商如何利用战争向政府勒索利润，某些厂商如何把战争物资卖给中立国，而明明知道他们是要转卖给德国的。这些例子会同日用品和房租的涨价，一天天的灌入工厂工人的脑子里。‘前线的青年’在为了人家的利润遭受屠杀，在前方屠杀工人的刽子手又被利用来在后方对工人加紧剥例。现在，在克莱德工人的心目中反对雇主、反对‘发战争财者’和反对‘抬高租金者’的斗争的重要性开始超过了‘反对德国’的斗争。”（加拉赫著《克莱德河上的反抗风暴》，第38页。）
第一个主要的发展，是由机器工人在战前提出的每小时增加工资2便士的要求而引起的。雇主利用工会领导的奴颜婢膝，对这项要求一再延宕。这种情况延迟到1915年2月，由于发生了新的事件（“魏尔公司”付给美国工人以较高的工资），于是一触即发。车间代表决定立即采取罢工行动，克莱德各机器工厂工人马上广泛而热烈地响应了这个决定，8个最重要的工厂举行了罢工，参加罢工的工人达9，000人。
各工厂车间代表组织了一个“中央劳工撤退委员会”来指挥整个运动。工人于罢工开始前四天以8，927票对829票否决了“混合机器工人协会执行委员会”每小时增加3个法寻[1]的提议，这件事说明了工人对这个新机构的支持。可是在工会领袖、政府和对工人发动的战争歇斯底里运动的联合压力下，罢工工人被迫让步。然而他们的士气和团结并没有受到损害，他们在政府威胁要举行强迫仲裁的最后通牒的3天限期期满后，全体工人一齐复工，纪律谨严。这次争端由政府仲裁，决定每小时增加工资一便士，计件工资增加10％。
虽然克莱德的罢工是截至当时为止最突出的一次，但它仅仅是1914年冬季大规模罢工运动复兴的一个股兆。事情很清楚地摆在面前，政府不能再仅仅依靠工会领袖们的“善意”了，他们的威信已经成问题了。早在1915年，政府会召集工会领袖在财政部开了一个会，签署了一个协定，根据这个协定工会要放弃罢工权，放弃军用品生产额习惯上的限制，和同意在生产政府订货中，雇用不熟练工人。政府为了使对方接受这种严重危害工会地位的协定，曾答应了不少条件，但后来一条也未见实施：例如规定该协定仅适用于军用物资生产，它只限于战争时期内有效，不熟练工人的应用应有一定比例，利润应有限制。
工会虽然作出了这许多重大让步，政府仍不满足，夏天，政府采取了强制手段。军需部成立了，并匆忙的通过了“战时军需品生产法令”，使“财政部协定”的条文变为国家法律，由各地方的“军需裁判所”执行。并规定今后军火制造工人没有从雇主方面取得“离职证明信”之前不得擅离职守调换工作。
但政府的压力不能遏止正在工人群众中迅速滋长的不满情绪。果然，当政府第一次准备执行它的权力时，就不得不立刻退了回来。在煤矿企业中旧契约即将失效，虽然在大部分地区经过折衷让步后新契约已经达成，但在南威尔士20万矿工却不管政府通过的法令举行了罢工。军需大臣劳合乔治不得不匆匆地赶往矿区接受工人大部分的要求而达成协议。
南威尔士的榜样，其他地区没有立刻效法。可是它发生了作用，雇主和政府的态度比以前缓和慎重了，他们正确地看到这是旧工会领袖可能对工人失去控制的一个警告。这样的担心是有确实根据的，在全国的工厂、车间和造船厂富于斗争性的群众领导正在成长，虽然它还缺乏全国性的协作。
工人决心保卫工会地位，最典型的例子要算1915年9月南安普敦锅炉制造工人的罢工。哈里·波立特在这里取得了他早期的斗争经验。新建立的重要的飞机制造工业从战争一开始就在工会与车间组织的联合领导下发动了一个强大的斗争。各工会一同建立了“全国飞机制造业木工委员会”，这个组织后来在1917年11月曾迫使军需大臣温斯顿·丘吉尔让步。
同时，克莱德从二月罢工结束后，“中央劳工撤退委员会”仍旧异常活跃，它变成了一个永久性的机构，称为“克莱德工人委员会”，由威廉·加拉赫担任主席，J.M.梅赛任秘书。虽然它并不是一个政党，其中却有许多政治觉悟很高的工人，它积极地领导过含有直接政治意义的运动：特别是反对战时军需品生产法令和房租限制法令的斗争。
这个委员会表示了克莱德工人无比的愤怒，它指责工会领袖们对政府军需品生产法令的支持就是对“工人阶级最卑鄙的背叛”。这个委员会所宣布的目标不独是对军需品生产法令的直接挑战，而且也是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直接挑战。该委员会自称它的目的是：
“日益取得对工厂的控制权，修改雇佣工人的条件，在阶级基础上组织工人进行阶级斗争，直到工资制废除，工人获得自由和建立企业民主管理制度为止。”
工人们特别反对“离职证明信”，厂方可以利用它来对工人进行诽谤，可是没有它工人又不能离开他的工作岗位。1915年8月，弗阿菲尔德造船厂开除了两名工人，厂方在他们的“离职证明”上写着“懒惰”字样，于是船厂工人起而罢工，整个克莱德群情激愤，濒于停工的边缘。
这个法令中另一个容易引起人们反对的是关于雇用非熟练工人的一项。委员会承认它是一个“促进生产发展”的直接措施，增加劳动力的流动量，有利于增加生产。但委员会认为“这个雇用非熟练工人的计划必须置于工人的控制下……除非答应这个要求，不然，他们将斗争到死”。
同时，该委员会又大力支持了反对增加房租的运动，这个运动获得了群众广泛的热烈响应。
“在戈文地区，巴波尔夫人，一个地道的工人家庭主妇，变成了这个运动的领袖，像这种事真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街头集会、后院集会、敲鼓、打钟、吹喇叭——她们用尽各种方法招唤妇女出来并组织他们进行斗争。她们印了几千张传单，贴在窗子上：你走到哪里都可以看见。一条街接着一条街，很少窗户上没有：‘绝不付增加的房租！’”当官吏要来撵人搬家时，巴波尔夫人一行人能够在‘执行官吏还在一英里以外时就得到了风声’，她们立刻把正在洗衣和煮饭的妇女召集起来，在这位官吏和他的手下人尚未到达预定的地点之前，“这一群怒气冲天的娘子军就在半路上截住他们，把他们打得抱头鼠窜，落荒而逃。”（加拉赫著《克莱德河上的反抗风暴》，第53页。）
当18个军火制造工人因未付增加的房租受到法院传讯时，这场斗争达到了紧要关头。差不多有1万机械工人和船厂工人离开他们的工作，列队来到法院。同时他们拍了一个电报给政府，说除非当局采取措施，否则将继续罢工。法院最后将这个案子撤销了，同时议会赶忙通过了房租限制法令。
克莱德工人终于赢得了这场辉煌的胜利，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而放松对更大的威胁——战时军火法案——的斗争。当劳合乔治偕同工党在内阁中主要的代表亚瑟·汉德逊访问克莱德时，他企图以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去说服车间代表，谁知道代表们对他的演讲报以嘲弄揶揄的诘难，喊倒好和高唱《红旗》歌。集会就这样在混乱中结束。
政府于是放弃了和平劝服的企图，双方形成了激烈的拉锯战。格拉斯哥的《前进报》由于刊载了劳合乔治在车间代表面前受到屈辱的真实情况而遭到封闭，但是罢工的威胁迫使政府撤销了这个决定。“生产委员会”拒绝了每小时增加2便士的建议。
麦克累恩始终不懈地从事旋风般的运动，抗议新的征兵威胁，终于以叛乱罪遭到逮捕。当时征兵已引起全国的反对，即使一向很顺服的地区这次也加入斗争。麦克累恩提出了义正辞严的辩护，结果仍不免被判处3年徒刑。独立工党领袖詹姆斯·麦克斯顿亦被拘禁。克莱德工人委员会机关报《工人》被查封，编辑缪尔和委员会主席加拉赫各被判处徒刑12个月，印刷人瓦尔特·贝尔3个月。
雇主们的再次进攻惹起了新的风暴。厂方通知帕克海特—福祺的车间代表会议主席柯克伍德，在工作时除了自己的部门以外不准拜访其他部门车间。克莱德机器工人再度在工人委员会领导下举行了总罢工。但包括麦克马纳斯、梅塞和柯克伍德等8个领袖在他们的床上被逮捕了，并被押解出境。运动失去了领袖，工人们虽然很愤慨，但因群龙无首，不得不接受劝告而复工。
这次克莱德赛德运动受到的打击是严重的，可是工人的动荡现已扩大到全国范围，政府进一步的措施引起工人们的不满，其他各大工业中心如伦敦和设斐尔德均效法克莱德的榜样，成立了工人委员会。征兵于1916年春季开始实行，接着免除兵役的条件也经过了修改，非熟练工人的雇用扩大到私人企业，按照劳动成绩付给工资的办法也广泛采用了。政府用“征召入伍”来恐吓积极的工人，或将他们根本拔除——当时大家把军役委员会戏谑地称之为“清洗委员会”。这种种倒行逆施引起工人愤怒的抗议，设菲尔德事件即是一例，在那里工人罢工的威胁加上巴罗地方工人的支持，迫使军役委员会将一个熟练装配器械工人释放回来。
征兵也引起了那些在“志愿”基础上支持战争的劳工运动组织中的人的不满。独立工党中有很多和平主义者和在良心上反对战争的人（其中有不少人是“反征兵友谊会”的支持者），现在他们遭到了打击：差不多有9，000人受到军法处的传讯，约有5，000人被投入监狱或去做苦工。
政府的镇压伸展到各个方面，人民的愤恨日甚一日。便衣警察和密探布满了工厂和其他地方。有一次，一个男人和三个女人因所谓阴谋毒害劳合乔治和亚瑟·汉德逊罪判处了长期徒刑，这个案子就是这些吃黑饭的人的一个杰作。根据“国防法令”，枢密院可以将任何政府所不喜欢的事列为罪行。凡认真讨论战争原因者，进行和平主义宣传者，甚至一句不留意的闲话都要课以很重的罚金。警察擅入民房更是司空见惯的现象。私藏反对征兵的旧传单的人也会受到控告。警察常常光临娱乐场所，凡拿不出身份证的人就要被带到警察局里去。书籍和小册子被没收了，戏剧禁演了，报纸被停止发行或封闭。警察禁止集会，人民无权申诉。
镇压非但未能扑灭这些骚动，反而使情况更加严重了，不仅使工人更加团结一致，甚至使具有各种不同观点的但反对战争的人团结起来，进行斗争：如支持独立工党和《每日先驱报》的和平主义者、英国社会党的革命社会主义者，以及忠实的自由党人如E.D.莫雷耳和他的“民主管理联盟”（这个组织搜集材料，报道了有关战争的事实，以揭露偏见和军国主义的宣传）。
1916年取得某些各不相同但互相关连的极其重要的发展。
在工业战线上，1916年为全国性群众运动奠定了基础。这就是“全国车间代表和工人委员会运动”。
“组织单位为车间委员会，委员会系由各个车间或部门选出的代表组成。再由各个车间委员会组成生产或工厂委员会。各工厂委员会选派代表组织地方或区委员会。再由区委员会共同产生运动的领导机构‘全国管理委员会’。根据规定，必须经常举行车间会议，车间代表和其他干部每6个月改选一次，但得连人。”（赫特著《工会运动史》，第77—78页。）
从各种不同观点反对战争的少数派，在战争初期，在所有交战国的工人阶级党派中，逐渐壮大起来。1915年年底这个事实增强了各国反对战争的人的信心。在那一年的9月，反战派在瑞士的泽默尔瓦尔德举行了一次会议，出席该会议的有德国、法国、意国、俄国、波兰和一些中立国家的代表。英国社会党的费尔柴尔德和独立工党的布罗斯·格莱雪西尔由于没有得到护照而未能出席会议。到会的代表一致反对战争，虽然大多数代表停留在和平主义者的立场上，没有接受列宁和左翼提出的展开反战革命斗争的路线。但这个会议谴责了战争并号召反对它。这是一个重大的收获。
在英国，这次会议的结果显著地加强了国际主义思想，它的影响对英国社会党尤为重要，该党愈来愈多的党员从政治的和社会主义立场上来反对战争。早在1916年罗斯坦（他以约翰·勃伦笔名发表文章）、费尔柴尔德、芬伯格和英克品创办了《呼唤》半月刊，作为这个运动的团结中心。
党内意见的澄清和一致不久就表现出来了：1916年在索尔福德召开的年会上，海德门在公开还是秘密地讨论战争问题的辩论中遭到惨败，被嘘下台来后，他和21个支持他的人退出了会场[2]。他们组织了一个“全国社会主义顾问委员会”，但是党的领导向他们提出，或者将这个委员会解散，或者退党。
海德门及其支持者一不做，二不休，干脆组织了“国家社会党”，在那里他们的军国主义和右派言论可以畅所欲言。1918年，这个组织改用“社会民主同盟”的老名称。同时二十世纪出版社拒绝将《正义报》交给英国社会党。在这种情况下《呼唤》半月刊改为周刊，变为该党正式的机关报。
震撼世界的事件在慢慢逼近，1916年都柏林的“复活节起义”不仅是英雄的序曲，而且鼓舞了以后的革命运动。领导这次起义的是詹姆斯·康诺利，这是一个具有英雄形象的革命家，他与苏格兰工人运动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战争初期，他在苏格兰与英格兰的反战示威大会上讲过话。1915年5月1日，他在格拉斯哥说过：
“被压迫的民族反抗压迫者的战争和无产者反对资本家的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者所能参加的最迅速、最安全也是最和平的建设工作。”
“我们不为英王也不为德皇服务，我们只为爱尔兰服务”，这是悬挂在爱尔兰运输工人工会的自由厅里的一幅标语。当康诺利的《爱尔兰工人报》于1914年12月被禁，但在第二年5月以《工人共和国》的名称再行问世，由格拉斯哥的社会主义工人出版社承印，然后秘密运入都柏林。1915年年底，旨在建立工人共和国的“爱尔兰市民军”已经和“爱尔兰志愿军”的左翼结成了同盟。1916年的起义，在6万名军队和兵舰的轰击下失败了。15个领袖被处以死刑，康诺利受了重伤，也支撑在椅上被枪毙，数千名起义者被关进了英国监狱。
1917年春，政府决定将雇用非熟练工人的措施扩大到私人企业中，并撤销免役证（志愿参加军火制造的技术工人免服兵役的证明）后，机器工人普遍的感到不满。这种不满在罗奇德尔变成了积极的反抗，该地有一家纺织厂违反法令，雇用女工磨制纺锤，并开除了拒绝教她们操纵机器的男工人。400个工会会员举行罢工，要求依法惩处厂方。政府拖延不理，5月初，6万名工人在兰开夏罢工了。一个强大的团结运动继新的全国车间代表运动之后席卷了整个企业。设菲尔德有1万工人参加罢工，考文垂也有3万人参加罢工，伦敦罢工也成了普遍现象。这时只有克莱德和泰因两大工业中心的机器工人还在工作。全国车间代表在达比举行会议——这事本身就是新运动日益团结的一个证明。
当时的军需大臣是爱迪生博士，他拒绝和罢工工人举行谈判。八个车间代表的领袖被逮捕了，同时又发出了拘捕另外两个代表的拘票。这时置身事外的“混合机器工人协会”的领袖知道这会引起可怕的群众的情怒，就为爱迪生和罢工者安排了一个会议。在取得不作报复和继续谈判的诺言后，工人们同意复工。
初看起来，好像他们这次收获很小，其实这次罢工发生了重要的后果：政府得到一个实际教训，它现在的态度比以前缓和了。对八个领袖的起诉撤销了。将雇用非熟练工人的办法扩大到私人企业去的事，经过一个时期的踌躇迟延以后，也不再提起了。到了秋天，引起公愤的“离职证明信”也废止了。增加工资的要求也被接受了。罢工之后打击工会运动者的行为被禁止了。同时政府通过了严密的条款，恢复工会战前的权利和习惯制度。“总之，企图在1917年从机器工人身上获得更多让步的政府，由于群众运动的结果，不得不被迫退让。”（杰弗里斯著《劳工的萌芽时代》，第185页。）
车间代表在机器制造业中证明是一个真正的力量，由于这次斗争的结果，“全国车间代表管理委员会”成立了。秋季在考文垂5万工人举行短期坚决的罢工之后，这个机构终于得到雇主的承认。
随着这次巨大的罢工运动，便是1917年3月推翻沙皇统治的俄国十月革命所带来的新浪潮。组织成苏维埃的俄国工人和士兵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团结一致，从战争所带来的痛苦和绝望中打开了一条光明大道。他们的榜样对全世界的工人阶级起了深刻的鼓舞作用。
经过了这些斗争，英国工人阶级比在1914年突然经受考验时有了更好的准备。1917年正月举行的工党年会上也有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代表，这是从1901年以来的第一次。费尔柴尔德代表英国社会党提议宣布这次战争是一场帝国主义性质的战争，并要求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要求各国立刻举行和平谈判。这项提议以1，697，000票对302，000票被否决。他要求审查执行委员会对工党参加战时联合政府的报告的提议也以较大的多数——1，849，000票对307，000票—遭到否决。英国社会党、独立工党和工人党联合建议提出警告：在战争结束时资本家可能采取合并和经济侵略的政策，并要求召开国际社会主义局会议。这项提案也遭到否决，但票数的对比只不过是二对一，即是1，498，000对696，000票。
事实上，各工会投的反对票的票数，并不能真正代表工人阶级的意见，实际上的意见分歧要大得多。例如机器工人代表团在审查执行委员会报告的问题上赞成和反对的人数相等，结果由于主席的决定，他们所有的340，000票全部都算做支持执行委员会的票数。普通工人共有10万多票，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是11：6，在和平问题上为8：5（余者弃权）。在矿工代表中，在召开国际社会主义局会议的问题上支持执行委员会的人只是微弱多数——33万对27万。（见1917年2月1日的《呼唤》和《劳工导报》。）
1917年2月，英国社会党党员，地方靴鞋匠支部书记艾伯特·泰勒，作为“社会主义与和平”的候选人，在罗森特尔参加补缺选举，对手是一个政府官员。英国社会党、独立工党和其他人士都参加了这次选举运动。泰勒获得1，084票，对方赢得了6，019票。这次选举的结果在意义上更证实了工党大会的教训。
三月间，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前夕，英国社会党为将在巴黎举行的协约国社会主义政党会议起草了一个宣言。这次会议没有开成，可是英国社会党把由费尔柴尔德和英克品两人签了名的这个宣言发表了。宣言的内容为：（一）谴责这个战争是帝国主义性质的战争，在协约国方面其目的为“在全欧洲建立协约国资本主义的霸权”；（二）要求工党和社会主义政党退出政府；（三）坚持终止“阶级休战”，并提醒工人阶级党派斯图加特大会关于号召工人利用战争条件“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的决议；（四）发起一个通过谈判（而不是吞并）求得和平的运动，由“国际”立即召开全体会议推动这件事情。
就在《呼唤》报刊载这个文件的那个星期中，俄国革命把沙皇.赶下了他的宝座。
4．俄国革命
俄国革命给整个英国的激进分子带来了新的希望和信心。克莱德在前一年由于受到严重打击，工人运动瓦解了，但二月革命“是该地工人运动复兴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加拉赫这样说：
“‘自由俄国’是我们旗帜上的辉煌的标志，全苏格兰都组织了巨大的示威运动以支持这个革命……在1917年初的几个月里，我们格拉斯哥的广大群众热情高涨达到了顶点。‘释放麦克累恩’，‘自由俄国万岁’，‘打倒战争——打倒战争贩子’。那些狂热的此伏彼起的骚动的日子，是笔墨所不能形容的。”
从1916年以后在社会主义工党内占统治地位的起着阻碍作用的狭隘宗派主义，现在开始崩溃了。被判处流刑的人们回来了，由于群众的压力，麦克累恩终于获得释放，于是“克莱德工人委员会”又重新建立起来。加拉赫再度当选为该委员会的主席。同时在前妇女选举权运动者海伦·克劳福德领导下的“妇女和平十字军”是一支反战争的生力军。车间代表们，4人一排，有效的保护了一次庞大的和平示威免受帝国主义流氓的袭击。格拉斯哥各业理事会主席伊曼纽尔·辛威尔对战争贩子所说的话，足以代表当时的战斗精神。他说：“他们目前是困顿踌躇了，但在我们还未把他们结果以前，我们一定要使他们发抖。”
这种新精神弥漫了全国。这个时代的象征是“联合社会主义理事会”（英国社会党和独立工党已使该会复活）提出在里子召集一个会议来“庆祝和鼓励我们的俄国伙伴们”，“来了解这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对已在和正在俄国发生的事情的意见，并表明我们的态度”，并努力在“工人阶级团结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全面的真正的世界和平”，给予俄国人民为和平所做的奋斗以同情的支持。（《呼唤》，1917年5月24日。）
参加开会的1，150名代表代表着209个各业理事会，371个工会分会，294个独立工党支部，86个英国社会党支部和184个妇女合作组织。加拉赫代表克莱德工人委员会呼吁展开革命斗争来反对战争，赢得全场热烈的掌声。在会上艾伯特·英克品被推为“联合社会主义理事会”的秘书，理事会委员为13人，其中4人系英国社会党党员。但为麦克唐纳和斯诺登的蛊惑宣传所欺骗的和平主义者和独立工党党员控制了里子会议和“联合社会主义理事会”，致使成立工人与士兵委员会的动议没有获得任何结果。
可是环境的改变和群众压力将新生命灌输进了工党，在该党领导集团中引起了矛盾。作为工党在内阁中阁员之一的亚瑟·汉德逊偕同第二国际其他代表前往劝说俄国不退出战争，他归来后表示必须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一个有德国人参加的国际会议。这个建议曾经获得彼得格勒苏维埃的支持。这个会议实际上是全体交战国工人阶级政党问的和平谈判。
这个建议在工党大会上以压倒多数获得通过，但汉德逊被撤去了内阁大臣的职务。工会领袖中的帝国主义分子特别是魏尔·桑恩（煤气工人工会的领袖）和哈符洛克·威尔逊（水手和救火员工会领袖）策动了一个疯狂的运动，虽然这个运动并没有能改变大会的决议，但使原来赞成的人数大大地减少了。政府有鉴于此，于是拒绝签发前往斯德哥尔摩的护照。汉德逊和他的友人只好在来年初举行了一个盟国问社会主义者会议，宣布了战争的目的。
这时，英国社会党愈来愈坚决地支持布尔什维克对俄国革命的破坏者和内奸（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斗争。这些叛徒与俄国资产阶级政党携手合作的政策是受到独立工党和工党领袖的积极鼓励的。
早在7月26日，《呼唤》报社论即谴责这种合作，并指出这些机会主义分子是在“挖革命工作的墙脚”。10月4日《呼唤》报评论沙皇将领考涅诺夫将军的反革命叛乱时说：
“苏维埃必须夺取政权。这种看法在俄国已经相当普遍……我们希望‘民主会议’能就此作出决定。只有这样才能挽救革命。”
10月18日，在“民主会议”已经证明是一个大失败之后，《呼唤》评论说彼得格勒苏维埃（现在其中多数为布尔什维克）“拒绝与资产阶级党派进行合作是正确的”，并说将于11月7日召开的“苏维埃全俄会议”将产生“一个真正的革命政权”。
英国社会党是当时西欧唯一的工人阶级政党（国际主义者会在战争中期联合了多数党员驱逐了党内的军国主义分子），所以在十一月革命前它是西方唯一支持布尔什维克与机会主义分子进行斗争的“社会民主党”。革命后它更采取了鲜明的毫不妥协地支持苏维埃政府的态度。《呼唤》11月29日的社论说道：
“社会主义者——真正的而不是伪装的社会主义者——已经夺得了政权……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布尔什维克获得了胜利是因为他们取得了城市工人和普通：士兵的同情和支持……列宁及其战友为了他们的同胞和为了全世界苦难大众，正在设法镇压战争牟利者和贪得无厌的地主，正在设法取得和平与面包。我们是不是应当帮助他们呢？”
《呼唤》报一再著文庆祝俄国工人的胜利。1918年1月中旬，执行委员会一致通过了一个决议，庆祝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在11月初完成了无产阶级革命，开辟了历史新纪元……向彻底消灭地主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迈进了一大步”。决议还号召英国工人展开斗争，迫使英国政府“立即承认俄国现在的新政府”。
同月，在诺丁昂举行的工党大会上，苏维埃政府的代表马克西姆·利瓦伊诺夫在会议上作了演说，受到出席会议的代表们的热烈欢呼。英国社会党提出一项决议，庆祝俄国人民十月革命的成功，并吁请英国政府参加已在波兰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镇开始举行的和平谈判。但是在腊姆齐·麦克唐纳和独立工党代表的支持下，亚瑟·汉德逊动议一项支持协约国战争目的的决议。大会主席在一片骚乱声中不让英国社会党代表上台发言后，宣布该项决议通过。但这些片面的决议是完全不能代表工人们的意见的。
革命胜利的消息进一步刺激了广泛开展的群众运动。“每个革命的工人都为此感到兴奋”，哈里·波立特回忆当他还是一个年轻的锅炉制造工人，准备在泰晤士河畔进行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战役时说，“当我们知道像我和我周围的同事这样的工人获得了政权，击败了统治阶级的时候，我们的热情愈来愈高了。”（波立特著《我斗争的时代》，第91—92页。）
在格拉斯哥，工人们欢腾地迎接俄国革命成功的消息。“当工党领袖们，包括兰斯伯雷在内，对此震撼世界的大事保持绝对沉默的时候，克莱德工人们听到这个消息却快乐得大喊大叫……他们呼吁立刻举行和平谈判，禁止领土并吞，禁止勒索战争赔款，公布秘密条约，群众欣喜欲狂，整个地区都沸腾了。每夜都有盛大的集会，群众支援布尔什维克的热情达到了极点”。（加拉赫著《克莱德河上的反抗风暴》，第174—175页。）
波立特和加拉赫两人均记载了这种热情如何化为实际行动的情况。波立特与一些有斗争性的工人组织了“泰晤士河车间代表运动”，不久“从切威克到提耳伯雷工人们都以拿到我们的会员证为荣，我们组织了包括由各工种车间代表参加的船坞工人委员会”。该委员会出版了一份《团结报》。在克莱德，1月14日召开了工会干部会议，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政府“即刻召集一个国际会议讨论和平问题”。会议在绝大多数代表的支持下通过一个附注通知，通知政府如它不在月底以前撤销“人力法案”（这就是大家所知道的“杀人法案”），否则“我将劝告我们在克莱德的工人放下工具罢工”。
工人阶级现在普遍地强烈地仇视这个“法案”。车间代表的全国管理委员会在3月间的曼彻斯特会议上决定号召举行一次全国大罢工来表示反对。但后因德国的春季攻势和国难临头、一致对外的呼吁使工人意见分歧而未能采取行动。
不过这种沉寂为时不长，在停战前的夏季和秋季，斗争的激烈和规模是空前未有的，这种深刻的不安不特存在于工人中，并且波及了警察和军队。陆军和海军的反抗和不服调动的例子已经屡见不鲜，海员们组成了船员委员会和港口委员会。8月，警察举行了罢工，政府对他们作了一些让步。7月里，考文垂和伯明翰机器车间工人广泛举行罢工，击败了政府对某些厂家按照全部工人比例限制雇用熟练工人的指示。第二个月，与警察举行罢工同时，运输工人举行了罢工，要求给做男子工作的女工以相同的报酬。9月，纺织工人罢工了，同时铁路工人在坚强的基层组织的领导下举行的罢工运动严重影响了南威尔士的运输。当战争接近尾声时，机器制造、造船和采矿等工业中一连串的罢工运动创造了战争年代中的新纪录。
[1] 法寻（Farthing）系英国货币的顶小单位，一法寻等于一便士（Penny）的四分之一。——译者
[2] 这不是一个形式的问题。因为在当时政治恐怖的情况下，游德门派知道公开讨论将有效地堵住多数出席代表的口，因为凡是发表自己见解的人将立刻招致政府法律的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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