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赫鲁晓夫全传（2003）
第17章 赫鲁晓夫与肯尼迪：1960—1961
当赫鲁晓夫于1960年10月中旬从纽约回到莫斯科时，距离美国的总统大选还有一个月的时间。虽然急于与新的总统重新开始对话，但是他只得等待美国大选的结果。与此同时，他在国内面临着一场农业危机。
赫鲁晓夫在8月份就已经向主席团报告了他对阿斯特拉罕省的视察情况。尽管大家普遍对缺乏肉食颇有微词，赫鲁晓夫将此归咎于当地党的领导者，认为他们“应该承担无能的罪责”，但粮食作物收获的前景还是好的。卡里诺夫卡的情况也差不多。当月的晚些时候，赫鲁晓夫曾在那里视察过两天。然而，当他从纽约回来后，10月29日呈送给他的备忘录中披露了很多不好的消息，口气与以往也大不相同。那一年是斯大林去世后农业状况最为糟糕的一年。特别是开垦的处女地，收成情况让人大失所望，在赫鲁晓夫参加联合国大会期间，他的助手安德烈·谢甫琴科曾对那里进行过视察。肉、牛奶与黄油都很紧缺。赫鲁晓夫写道，形势是如此的糟糕，“如果不采取必要的措施，我们就可能回到1953年的状态中去”。如果出现那种情况，其后果是可能会带来农业以及政治上的危机，因为在他的鼓动下，人们对于未来的期望已经大大地提高了。“我认为我们大家必须充分理解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对同事们说。但是他能想出的唯一的补救办法还是他多年以来一直推行的那一套：官僚机构的修补（例如对处女地党的领导集团进行重组）、种植更多的玉米（还有养鸭，他在印度尼西亚参观过那里的养鸭情况，现在他将其引进到了伏尔加河三角洲）、迫使不太情愿的农民将他们的奶牛送交集体农庄，当然还有仿效卡里诺夫卡的做法，这里曾被宣传成是农业改革成功的范例，不过，赫鲁晓夫现在的辩解口气也不像过去那么强硬了。
10月份的备忘录标志着苏联开始了一轮为期五个月的狂热的恢复农业活动的运动。赫鲁晓夫于1961年1月召集了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特别会议，秋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起草此次会议的长篇报告。在全体会议后，他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视察，或者可以说是一系列的视察，就像在战争时期那样在全国范围内来回奔波，试图将苏联农户以及监督他们的职能机构动员起来。乌克兰（1月28日）、罗斯托夫（2月1日）、第比利斯（2月7日）、沃罗涅日（2月11日）、斯维尔德洛夫斯克（3月2日）、新西伯利亚（3月8日）、阿克摩棱斯克（3月14日）、切利诺格勒（3月18日）、阿拉木图（3月31日）：每到一处，他的讲话不仅表达了他对装腔作势与职能腐败行动的蔑视，而且也让人体会到了他对自己的困惑。
在1961年1月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他指责农业部长让“所有的人都装出是农业方面的专家。在餐厅里吃了一些土豆，他就觉得自己了解农业了。……”赫鲁晓夫对一个真正的农业专家的概念是什么呢？他详细描述了T.D.李森科那种想入非非的成功。赫鲁晓夫在基辅大发雷霆，他们“烧掉的”并不只是乌克兰的玉米，而是“烧掉了那些领导者推卸责任的可怜借口”。然而，作为中央委员会成员与乌克兰政府的首脑，卡尔琴科[1]同志还坐在这里，“在他看来，犯了错误好像无所谓似的——就像鸭子抖掉背上的水珠一样”。赫鲁晓夫突然间说到了那些羊倌与猪倌，“他们通常被认为是很下贱的人。……我之所以说起他们，”他继续以歉意与吹嘘的口吻说：“因为我自己就是个羊倌，现在党和人民把我推到了党的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位置上。很显然，羊倌中也是有好人的。［长时间的掌声。］同志们，请不要误解我的意思，不要批评我，不要说我开始颂扬自己了。［会场内一阵议论，接着鼓掌。］毕竟，我不是自己任命的，是你们推选了我，而你们不是推选了一个不值得你们信任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尊重你们的原因。既然你们推选了我，我就必须有所作为。”
赫鲁晓夫将乌克兰1960年的收成情况与1949年时的可怜状况进行比较，他不用提醒听众们是谁领导了1949年时的乌克兰共和国。在去往沃罗涅日的途中，赫鲁晓夫和他的随行人员本来是计划经过一片没有收割的600公顷玉米地的。得知这一消息后，当地官员从当地铁路部门征用了一条长75英尺的铁轨，将其固定在一辆拖拉机后面，将玉米秸秆推倒，这样看起来就像收获过的一样。“很好，同志们，”赫鲁晓夫在发现后咆哮道：“这里发明了新的农业机械！也许你们应该申请专利，基特罗夫同志［在俄语里，‘基特罗夫’的意思是‘聪明的人’］！”
在哈萨克斯坦的一次宴会上，一个羊头端上来摆放在赫鲁晓夫的面前，他叫人将羊头肉撕下来给其他的人。“我扯下了一只耳朵与眼睛”，赫鲁晓夫在7月4日美国大使馆的招待会上对记者们说，他将它们都给了哈萨克斯坦的领导人，接着问道：“谁要羊脑？”当一位学者主动提出来时，赫鲁晓夫开玩笑地说：“学者当然需要补充脑子，而作为部长会议的主席，我不用补充脑子照样可以活下去。”
“你们为什么不鼓掌？”赫鲁晓夫在那年春天莫斯科的一次聚会上问道：“我不是要求你们为我鼓掌。不是，我已经过了那种你们鼓掌与否会影响我的心情的年纪了。在这里，我会把鼓掌看作赞同中央委员会对你们降低粮食产量的批评。……那么现在”——在告诉听众们就如何补偿粮食短缺后——“你们同意吗？［雷鸣般的掌声。］这是否意味着我认为你们的鼓掌是同意？……［雷鸣般的掌声。］”
到1961年3月31日，赫鲁晓夫向主席团提交了另一份备忘录，提出了复苏农业的15点计划，这时他的口气已经显得乐观多了。在他的计划中唯一没有做的就是对整个集体农庄制度中固有的体制缺陷加以分析。相反，他指望着创造出更多的奇迹，当奇迹没有出现时，就怪罪于其他人。
在美国大选前后，德国问题也困扰着赫鲁晓夫。“我用了大量的时间来思考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他后来回忆说。根据他儿子的说法，“他做梦都会想到这个问题。德国问题让他寝食难安。然而，这个问题却一再让他失去控制”。
赫鲁晓夫最初的目标之一是通过迫使西方国家承认乌布利希政权来稳定东德（以及整个东欧）的局势。然而，他挑起的危机将使那里的形势进一步恶化。紧张局势的不断升级使得东德的难民流亡大量增加，造成了东德严重的劳动力短缺。乌布利希请求进口苏联工人的想法让赫鲁晓夫想起了希特勒使用斯拉夫劳工的事情。“那天他满腔愤怒地回到家里，”谢尔盖记得：“‘他［乌布利希］的脑子里怎么会冒出这样的想法呢？’他不停地重复着。”
同样令人烦恼的还有富裕的西德人大量购买低价的、由苏联进行补贴的东德商品，这不仅使东德的物资短缺状况更加严重，而且还加重了乌布利希对莫斯科的巨额债务。更为糟糕的是，还没有等到赫鲁晓夫实施他的柏林威胁计划，乌布利希已经开始了单方面的行动。1960年9、10月间，东德试图对西方国家大使发放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通行证，以对他们加以控制，这让莫斯科大吃一惊。11月30日，在与赫鲁晓夫的一次会谈中，乌布利希抱怨说：“我们不能再像在巴黎首脑会晤前那样重复想签署和平协议的运动了。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想想现在能取得什么实际的效果。”在这位东德领导人看来，他的人民已经开始在说：“你们只会空谈和平协议，但是你们却什么都没有做成。”
“我认为在巴黎首脑会晤后……你会同意我们的看法，就是我们不应该缔结一个和平协议。”赫鲁晓夫反击说：“从我们提出建议到现在还不到两年的时间；我们已经动摇了他们的立场。”不过，他承认这是“我们双方的失误，就是我们没有将所有的事情都想深想透，也没有制定出经济方面的措施”。
赫鲁晓夫还迫使乌布利希承认，1961年他也不想缔结和平协议，如果莫斯科不提供充足的援助，以抵制可能随之而来的西德的经济封锁的话。但是这种安慰也是十分有限的，因为苏联也不可能再提供更多的援助。同时，赫鲁晓夫也不得不承认：“如果我们不在1961年签署和平协议，那该在什么时候呢？如果我们不在1961年签署，那我们的威望就会受到打击，同时西方的，特别是西德的地位就会得以巩固。”
不管是否签署和平协议，他都会遭到唾骂：这就是赫鲁晓夫的策略让他陷入的两难窘境。“我们必须将所有的事情都考虑妥当。”他教导乌布利希说，而这恰恰是他所未能做到的。东德人必须在经济上实现自我保障。但是在赫鲁晓夫呼吁东德自立的同时，乌布利希却强调了苏联的优柔寡断：“如果我们不能成功地签署和平协议，而是简单地停留在对和平协议的宣传上，那我们的政策将失信于民，我们就不能在一两年内重新树立我们的威信。我们就不能像1960年时那样。”[2]
这并非东德人最后一次向苏联摇尾乞怜，或者至少是试图摇尾乞怜。1961年1月18日，乌布利希再次抱怨说，自从1958年最后通牒以来几乎就没有取得过什么进展。[3]赫鲁晓夫接下来知道的一件事是，一个东德代表团在前往中国会谈的途中在莫斯科作短暂停留，苏联人事先并未得知这一消息——而这发生在苏联与东德就德国与柏林问题的下一步计划进行谈判的期间。
为了对付东德人的挑挑拣拣，赫鲁晓夫又指望上了美国新总统。“我们现在正与肯尼迪就这些问题进行正式讲话发出倡议。”他于1月30日告诉乌布利希说。初步的外交试探表明这位新总统还需要时间来确定他的立场。然而，如果“我们不能成功地与肯尼迪达成谅解，”赫鲁晓夫接着说，“那我们就会选择与你们一起采取”措施，包括单独的和平协议。
在美国大选期间，赫鲁晓夫小心地保持着公开立场上的中立：在被问到他倾向于肯尼迪还是尼克松时，他回答道：“罗斯福！”事实上，他很不喜欢尼克松，他认为尼克松是那种麦卡锡式的冷战斗士，在1959年访问苏联期间，尼克松已经露出了他的本来面目。因此，虽然他只与肯尼迪见过一次面，即1959年他们在美国参议院里见过的短暂的一面，赫鲁晓夫在那次见面时告诉肯尼迪说他看上去太年轻，不像参议员，但赫鲁晓夫还是决定给这位民主党人“投上一票”。为此，他没有理会亨利·卡波特·洛奇的亲口保证（洛奇于1960年2月间来到了莫斯科），洛奇保证说尼克松其实并不像他在竞选演说中所表现的那样反对共产主义；后来赫鲁晓夫又否决了一项建议，即那年夏天在美国大选前将被苏联击落的U—2飞行员释放回国。
赫鲁晓夫对肯尼迪11月4日取得大选胜利感到很高兴，谢尔盖记得，他绝对是“笑逐颜开。他开玩笑地将肯尼迪的胜利称为是他在革命纪念日收到的礼物”。他后来也坚持认为，他“对肯尼迪成为美国总统没有什么感到遗憾的理由。很快就清楚地表明，他比艾森豪威尔更懂得改善关系是唯一理智的选择”。然而，赫鲁晓夫对肯尼迪的态度实际上从来都没有如此简单过，不管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私人关系上。
1960年8月，葛罗米柯向赫鲁晓夫呈送了外交部准备的一份背景分析材料。这份材料将肯尼迪说成是一位务实的政治家，会主张与苏联进行会谈的，如果他于1960年5月掌权的话，他是会为U—2间谍飞机一事向苏联道歉的。但是就是这位肯尼迪，他批准了在柏林问题上进行军事集结，并采取了“好战”姿态。此外，肯尼迪的某些个人性格无疑也对赫鲁晓夫构成了挑战：肯尼迪家族位列“美国最富有的75个家族”；他曾在哈佛、普林斯顿、斯坦福以及伦敦经济学院读过书；他具有“敏锐、透彻的思想，能很快掌握并分析局势。……”[4]
随着时间的推移，赫鲁晓夫从苏联驻华盛顿大使以及他女婿阿历克赛·阿朱别伊处所得到的有关肯尼迪的正面评价越来越少。阿朱别伊讥笑约翰与罗伯特·肯尼迪是“穿着开裆裤的小孩”，这在外交部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缅希科夫大使告诉赫鲁晓夫说，肯尼迪是个“毫无经验的新手”，什么时候也不会成为一个好总统的。[5]这些评价进一步增强了赫鲁晓夫想与这位新总统对抗的欲望：赫鲁晓夫对自己驳倒接受过更多教育、举止更为文雅的西方领导人的能力颇为自豪，他对于痛击一个“比我儿子还年轻的”富人的孩子肯定有着特别的喜好。不过，如果肯尼迪真的软弱而没有经验的话，那么他可能是受到了美国“统治集团”的操纵，包括华尔街与军事工业集团，赫鲁晓夫认为这些都是苏联不共戴天的仇敌。也许就是这种想法促使赫鲁晓夫在美国大选的最后关头向汤普森大使表达了他内心的疑惑：“我希望尼克松会赢得胜利，因为我知道如何对付他。肯尼迪则是个未知数。”
对于肯尼迪而言，赫鲁晓夫同样也是令人烦恼的挑战。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肯尼迪的政绩如何就要看他与这位共产主义世界的领导人打交道的水平了。从他的内心来说，他是会反对一个与他父亲相仿的人的。肯尼迪小时候身体不好，老是生病，然而他的父亲坚持要他超过别的孩子，如果他做不到，就会对他进行嘲讽。约翰·肯尼迪最终超过了他的父亲，不仅成为美国总统，而且还是个喜欢吃喝喧闹的人，颇受女性的青睐。不过，他竭力想成为他父亲希望的那种刚强、具有男子汉气概的领导人，这使得与赫鲁晓夫对抗变得更为重要，使得他起初未能做到这一点时显得更加痛苦，也使得在随后的危机中获胜显得更为关键，至少表面上看来是这样。
在美国大选之后，赫鲁晓夫马上开始对肯尼迪倾泻了大量的试探性建议与意见。11月11日：赫鲁晓夫的朋友与奉承者，乌克兰作家亚历山大·科尔奈丘克告诉阿维利尔·哈里曼说赫鲁晓夫想“重新开始，忘掉U—2事件以及所有后续的周折”。三天后，缅希科夫大使对哈里曼说：赫鲁晓夫希望他和肯尼迪“能沿着罗斯福总统时期两国的关系路线发展下去，当时哈里曼先生是驻苏联大使”。缅希科夫11月16日对阿德莱·斯蒂文森说：赫鲁晓夫想“通过信件与代表进行非正式的讨论”以及不设争论话题的“非正式会谈”，不管是“在这里还是在那里”，这样他可以在总统宣誓就职后“不久”颁布核禁试命令。在其他地方遇到中国“扩张”问题（原文如此）时，虽然莫斯科不能让北京接受“两个中国”，但莫斯科会“乐于帮忙”。哈里曼对此的看法很有趣，他于11月21日告诉缅希科夫说“肯尼迪总统的看法”会更好。唉，哈里曼回答说，当选总统“在他执掌权力之前不会任命任何人去进行会谈”。
“我们能帮助美国新政府做些什么？”外交部副部长瓦西里·库兹涅佐夫[6]问肯尼迪的顾问沃尔特·罗斯托[7]与杰罗姆·威斯纳[8]，两人于11月底在莫斯科参加一次关于裁军的会议。罗斯托认为，如果苏联能在夏天释放5月被击落的U—2飞行员，如果达成禁止核试验条约，如果赫鲁晓夫此次“穿着鞋子”来到曼哈顿，那么举行纽约首脑会晤还是有可能的。缅希科夫于12月12日邀请罗伯特·肯尼迪[9]共进午餐。两天后，他敦促哈里曼“尽早”举行秘密的非正式会谈。《纽约时报》前驻莫斯科记者哈里森·萨里布里于12月15日得到了这一消息。“现在不应该再浪费时间了，”苏联大使几次重复说，因为“一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赫鲁晓夫和肯尼迪必须“在那些不希望苏美签署协议的人有机会采取行动阻拦前”会面。[10]外交官大卫·K.E.布鲁斯[11]也于1961年1月5日从缅希科夫那里得到了同样的信息，并受到了伏特加与鱼子酱的款待，以及再次会面的邀请；第二次的会谈仍是重复着与第一次同样的话题。
对于一个让人看起来对请求特别敏感的人来说，这些请求显得不同寻常。这反映了赫鲁晓夫天生的不耐烦性格，这种不耐烦因为德国与柏林问题又拖延了两年以及国内的农业危机而更加强烈了。然而，他对美国政治的理解并不比他对收成不好的解释强到哪儿去。很显然，在新总统宣誓就职前是不能举行非正式会谈的。即使在正式就职以后，也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安排并使会谈达成效果，而这显然是赫鲁晓夫所不具备的。
约翰·肯尼迪宣誓就职的当天，赫鲁晓夫打电话给在美国大使馆的汤普森大使，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他将汤普森召到了克里姆林宫。在克里姆林宫二层的办公室里，两人隔着一张长长的、上面铺着绿色台面呢的桌子，赫鲁晓夫显得疲惫不堪，声音沙哑。他已经看过肯尼迪的就职演说了，并认为里面有“建设性的东西”，于是他主动提出释放被击落的U—2飞行员，作为对美国新总统表示友好的姿态。
肯尼迪对此也作出了回应：停止了美国邮政局对苏联出版物的审查，对恢复1960年中断的民航会谈表示欢迎，命令军事官员在他们的讲话中降低反对苏联的论调，以及取消进口苏联蟹肉的禁令。但不管是在正式就职之前还是之后，双方做出的姿态表示还是让人感到有些不祥。
1月6日，赫鲁晓夫在一次为前一年秋天在莫斯科召开的81国共产党会议进行思想研究与宣传的秘密会议上作了报告。与会议结束时发表的妥协性声明一样，他的谈话也是经过慎重权衡的。一方面，与中国的路线一样：世界正逐渐过渡到社会主义；帝国主义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都逐渐走向衰落；第三世界正在革命中逐渐壮大。另一方面，赞同苏联式的和平共处：与毛泽东不同，赫鲁晓夫坚持认为核战争将会带来“无法估量的损失”，“数以百万计的人将会在核战争中死亡”。“地区战争”也是不可以爆发的，因为这可能会升级为大规模战争。苏联唯一支持的战争，赫鲁晓夫根据他自身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解说，就是“民族解放战争”，这同样也是毛泽东的观点。这样的斗争是“神圣”而“不可避免的”，就像阿尔及利亚人民反对法国殖民主义那样。
对于苏联的做法来说，这样的讲话是再平常不过的了。艾森豪威尔也有类似的看法，他曾私下里指出，赫鲁晓夫的强硬讲话通常是强硬行动的替代品，而不是前奏。但是肯尼迪不这么认为。根据小约瑟·M.施莱辛格[12]的说法，“与莫斯科亲善的表示相比，讲话的其他部分所充斥的那种虚张声势的自信［除了拒绝核战争那部分外］，特别是通过反抗、暴动与游击战一定能取得胜利的宣言，让肯尼迪感到更为吃惊”。这位新总统将赫鲁晓夫的讲话看成是“苏联意图的权威表述”，并指示他的高级助手们“仔细阅读、标注、领会并吃透意思”，尽管汤普森大使提醒说这种讲话只是体现了赫鲁晓夫复杂心态的一个方面，但肯尼迪并不以为然。他在1月30日的国情咨文中回击说：“我们千万不能盲目地相信两个大国［苏联与中国］已经放弃了他们统治世界的野心——就在不久前，他们还强烈地重申了这种野心。相反，我们的任务是使他们相信侵略与颠覆并不是追求这些目标的有益道路。”
两天后，美国对它第一枚“民兵”洲际弹道导弹进行了发射试验，媒体报道说，这是美国于1962年中期进行大规模部署的前奏。2月6日，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13]披露说，赫鲁晓夫一直以来极力鼓吹的苏联导弹优势其实是一种神话。[14]与此同时，赫鲁晓夫有关尽早举行首脑会晤的呼吁仍然没有得到美国方面的正式答复。这并非想直接挑战赫鲁晓夫，但是他并不理解这一点。
私下里，肯尼迪并没有显得像他在国情咨文中所说的那么吃惊——在2月11日与苏联问题顾问会谈后，查尔斯·伯伦甚至担心肯尼迪低估了赫鲁晓夫扩张世界共产主义的坚定决心。在国务卿腊斯克[15]看来，肯尼迪总统的吃惊也许可以看成是他急于尽早与赫鲁晓夫举行会晤的表示。“肯尼迪得出印象认为，”腊斯克后来回忆说：“如果他能与赫鲁晓夫坐下来，那么也许会得出一些有益的成果——至少可以就各种问题更亲密地交换看法。”肯尼迪对他的助手肯尼思·奥唐奈尔[16]说的是：“我得让他知道我们可能和他一样强硬。通过其他的人，我是不可能向他传递这种信息的。我得和他坐下来，让他知道他是在和谁打交道。”
在和他的苏联问题顾问——汤普森、哈里曼、凯南[17]与伯伦——进行了又一次磋商后，肯尼迪总统批准与赫鲁晓夫“非正式交换意见”，如果国际形势与双方的日程安排允许的话。汤普森大使于2月27日回到莫斯科后将转交肯尼迪给赫鲁晓夫的一封信，并讨论有关会谈的细节问题。根据特罗亚诺夫斯基的说法，与此同时，赫鲁晓夫对肯尼迪的希望却开始“很快地消失了”，他反而玩起了“等待的游戏”，并不“急切回复”美国总统关于会谈与交换意见的提议。
刚果形势的发展并没有给予赫鲁晓夫以帮助，2月13日传来了卢蒙巴被谋杀的消息，赫鲁晓夫谴责这是哈马舍尔德在联合国支持下的“西方殖民主义者”所犯下的罪行。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在德国与柏林问题上的拖延仍然继续着。苏联于2月17日给波恩发去了一份备忘录，对一些西方国家领导人的言论提出了抱怨，他们说：“‘等一下，现在时机还不成熟。美国正在准备总统大选。我们必须等到美国大选结束。’在大选结束后，他们又说：‘总统和新的美国政府刚刚履职，还没有进入状态。’……如果事情照这么发展下去，那永远没有解决的时候。”
汤普森于2月27日回到了莫斯科。赫鲁晓夫于第二天早上离开了莫斯科，开始了他的下一轮全国农业视察，并没有接见汤普森大使。汤普森直到3月9日才在诺沃斯比尔斯克赶上了赫鲁晓夫，向他转交了肯尼迪总统的信件。这位苏联领导人当时正呆在西伯利亚科学院像大学校园似的总部里，这里是根据他的命令刚刚修建的。当地的学者发现赫鲁晓夫心情很烦躁。汤普森认为，他看上去“特别疲惫，他的表情甚至让陪同我的苏联人都大吃一惊”，当赫鲁晓夫发现肯尼迪的信中甚至都没有提到柏林问题时，他的心情更加烦躁了。
自从宣誓就职以来，肯尼迪一直努力回避这个问题。汤普森在2月份提醒说，如果在柏林与德国问题上“没有进展”，那赫鲁晓夫“几乎肯定会签署［他的］单独和平协议”，接着东德就可能试图“慢慢钳制”柏林。要想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办法就是“在德国问题上采取一些行动，表明在美国大选后是可能取得真正的进展的”。然而，美国总统并没有给赫鲁晓夫这种希望，而是指示汤普森在诺沃斯比尔斯克不要提及柏林问题。如果赫鲁晓夫能保持克制的话，正如汤普森冷静的描述所说的那样，那也是因为他现在已经放弃了从美国这块石头中榨出油来的希望了：“……赫鲁晓夫指出我没有提及他希望讨论的德国问题。他说苏联在给阿登纳的备忘录中已经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他说他已经向艾森豪威尔总统详细阐述了苏联的立场。……他说他非常希望肯尼迪总统会理解苏联在德国问题上的立场。”
汤普森能做出回答的只是总统“正在考虑我们的德国政策，并希望在做出结论前与阿登纳和其他的盟国进行协商”。但是他猜测美国的立场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他提醒赫鲁晓夫说：“如果有什么事情让美国做出大幅增加军事开支的决定，就像在朝鲜战争时期那样，那肯定是美国相信苏联真的想以武力将我们驱逐出柏林了。……”
几天后，汤普森提醒他的上司们说：“我所有的外交同事们都认为，如果不进行谈判，那赫鲁晓夫今年将会与东德签署独立的和平协议，并触发柏林危机。”他甚至预期柏林墙的“边境通道可能会被封锁起来，以阻止他们肯定会认为的柏林难民的继续流动，这是他们无法忍受的”。双方对他的这些警告都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在只考虑自身优势的情况下，赫鲁晓夫忽视了给肯尼迪所带来的危险。肯尼迪认为经过三年的施压后，赫鲁晓夫也许能接受进一步、无限期的拖延。
4月中旬，美国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18]和他的妻子海伦在皮聪大的别墅里采访了赫鲁晓夫。赫鲁晓夫成功地将严肃的话题穿插在一系列友好的表示中，他们一起散步，打羽毛球（这位肥胖但灵活的总理打败了李普曼），并一起共进了两次丰盛的宴会，他向李普曼夫妇传达的信息是独立的德国和平协议将会是苏联最后的手段。“我不想制造紧张气氛，”他几次说道：“我知道这是会造成紧张的。我想尽力避免。但是最后，我还是不得不去做。”当李普曼说这样可能会有战争的威胁时，赫鲁晓夫宣称：“西方没有哪位愚蠢的政治家会因为我们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签署了一个和平条约而发起一场会使数以千万计的人丧生的战争的。……现在还没有这样的傻子，或者这样的傻子还没有出生。”根据华盛顿的指示，李普曼建议在柏林问题上设一个五年的延期处理期限。赫鲁晓夫盯着他，就像他精神不正常似的。一个月后，当汤普森建议让柏林“保持现状”时，赫鲁晓夫发誓说：“事情不可能拖过今年的秋天或是冬天。他提醒我说，他原来的计划是在六个月内采取行动。现在已经过去30个月了。”
在诺沃斯比尔斯克接触后，赫鲁晓夫与肯尼迪的首脑会晤好像将无限期推迟下去了，但是不到两个月后，他们却在维也纳会面了。与此同时发生的两件事情使得他们更加不可能在主要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了。尤里·加加林首次进行了太空旅行，美国支持下的反叛力量入侵古巴的猪湾以失败而告终，这使赫鲁晓夫增强了信心，认为可以用威逼的手段从肯尼迪那里获得他依靠甜言蜜语所没有得到的东西。
在加加林4月12日开始太空旅行的前几个月里，苏联火箭的失败让赫鲁晓夫感到十分苦恼。早在1960年10月，就在赫鲁晓夫从纽约回来后不久，一枚R—16火箭在图拉塔姆试验基地爆炸，造成将近一百人丧生，其中包括火箭部队司令米特罗范·尼德林[19]，保存下来的只有一副元帅肩章以及他已经熔化的办公室保险柜钥匙。他儿子回忆说，赫鲁晓夫感到极度的沮丧。后来，加加林的壮举震惊了全世界。先是1957年的人造卫星上天，接着是就在赫鲁晓夫来到华盛顿前的登月成功，现在又是在1961年国际劳动节前夕的太空旅行。根据谢尔盖·赫鲁晓夫的说法，他本人也参与了苏联的导弹计划，他父亲并没有为这些危险的发射规定什么政治目标，但是所有参与苏联太空计划的人都毫无疑义地认为，他们是在与美国进行全力的竞赛。
加加林乘坐的宇宙飞船名叫“东方”号，意思是共产主义的胜利，苏联在这位太空先驱者成功降落后马上就向全世界公布了这一消息。赫鲁晓夫一直紧张地踱着步，直到此次任务的总指挥谢尔盖·科罗廖夫给他打来电话，汇报成功的消息。“你是告诉我，他还活着吗？”赫鲁晓夫喊道。加加林一到达地面后，狂喜的赫鲁晓夫就打电话向他表示祝贺：“让整个世界都看一看我们的国家能做些什么，我们伟大的人民，我们苏联的科学家能做些什么。”
当谢尔盖当天晚上打来电话时，他父亲“还处于狂喜之中”。他已经将加加林的军衔从中尉提升为少校（跳过了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提议的上尉军衔），授予他国家的最高勋章（苏联英雄勋章），宣布全国放假一天，决定飞到莫斯科去迎接他，并命令在红场举行盛大的集会，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盛大的宴会以纪念这一事件。谢尔盖担心他父亲的健康：“经过前几个月的忙碌，他已经太疲惫了，他最后终于决定抽出两个星期的时间休息，但只过了两三天，他又决定回到莫斯科。”但是赫鲁晓夫不能容忍对他的反对意见，他“几乎是怒气冲冲地赶到莫斯科的”。
当加加林在四架战斗机的护送下飞到伏努科沃机场时，赫鲁晓夫率领全部的党的领导人、各部部长与元帅以及这位宇航员的家人正在等候着他。加加林走过长长的红地毯，向赫鲁晓夫正式“报告”后（“完成任务”、“状况很好”、“随时准备接受新的任务”等），就淹没在党的领导人的热情拥抱之中。[20]在关于此次接见的新闻纪录片中，人们可以看到赫鲁晓夫用白手帕擦去了他脸上的泪水。在他下台后，苏联人对这段纪录进行了政治上的修改，删除了赫鲁晓夫的画面，人们只能看到加加林向着天空报告。
赫鲁晓夫起初下令让加加林和他的妻子单独走在行进队伍的前列，从列宁斯基—普罗斯佩克特行进到红场，但他最后还是忍不住与加加林夫妇一起坐上了嵌满鲜花的敞篷汽车。接着便是欢乐的人群、明媚的天空、迎风招展的旗帜、在列宁陵墓上发表讲话，还有外交庆祝招待会。在招待会上神采奕奕的赫鲁晓夫再次拥抱了加加林，并庆祝苏联已经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我们过去是“光脚，没有衣服穿”，赫鲁晓夫高兴地说，“傲慢的‘理论家’”预言“穿着树皮鞋子的俄罗斯人”是永远成为不了一个强大的国家的。然而“曾经无知的俄罗斯”，很多人称为的“一个野蛮的国度”，现在已经率先进入太空了。“这就是你完成的事业，尤里！”赫鲁晓夫欢呼说：“让所有对我们摩拳擦掌的人都知道，让他们知道尤里已经进入了太空，他看到了并知道了所有的事情。……”
四天后，美国在猪湾入侵中失败。1959年菲德尔·卡斯特罗推翻独裁者弗尔亨西奥·巴蒂斯塔[21]的胜利并没有引起赫鲁晓夫的特别关注。苏联情报机构除了古巴共产党人告诉他们的那些外对这位大胡子的革命者一无所知，而且他们还谴责卡斯特罗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代理人。但是在高级别的苏联使节，其中包括米高扬，认定菲德尔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后，赫鲁晓夫对在山姆大叔的鼻子底下建立起一个社会主义的桥头堡的想法很感兴趣。即使如此，当时莫斯科的行动还是很谨慎的，以防止他们的援助会激怒美国人。但是到1960年底，谢尔盖·赫鲁晓夫回忆说，他父亲不仅开始援助卡斯特罗，而且“还特别喜欢上了”菲德尔·卡斯特罗，他把卡斯特罗称为“大胡子”。
到1961年3月，苏联情报机构报告说，美国正准备干涉古巴事务。根据特罗亚诺夫斯基的说法，这是赫鲁晓夫推迟确定美苏首脑会晤日期的另一个原因，而肯尼迪对将筹划已久的逃亡者入侵计划付诸实施感到犹豫的一个原因就是担心赫鲁晓夫会将此作为其在柏林问题上采取动作的借口。当美国总统终于点头同意入侵计划时，他仍然拒绝为他们提供美国空军的空中掩护。结果是一场溃败，入侵者被消灭了。
在古巴局势明朗前，赫鲁晓夫对肯尼迪行为的第一个公开反应是令人感到十分震惊的：“防止出现无法修复的结局，现在还为时不晚。”然而几天后，当危机过去后，赫鲁晓夫的第二次表示就变成了愤怒的陈词滥调：“挑衅的匪徒行径是不能挽救你们的制度的。在历史的进程中……是人民决定他们自己国家的命运，而且仍将如此。”但赫鲁晓夫内心里却转忧为喜。首先，此次入侵正好与他的生日4月17日是同一天，这好像是一种特别的暗示。此外，他本来认为美国人最后会使用陆战队登陆，并用他们自己的飞机轰炸古巴的。“我不明白肯尼迪，”他在美国总统未能确保逃亡者取得胜利后对他儿子咕哝说：“他是怎么了？他真得这么优柔寡断吗？”根据特罗亚诺夫斯基的说法，赫鲁晓夫经过思考得出两点结论：第一，美国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执政，其实没有什么区别（这一点肯定是他长期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熏陶的结果），第二，现在是与处于弱势的肯尼迪见面的时候了。根据同样的逻辑，赫鲁晓夫认为肯尼迪是会避免这样的会晤的，但是肯尼迪总统的回应出乎他的意料。
在古巴灾难后，肯尼迪马上陷入了沮丧之中。根据他的朋友勒莫因·比灵斯[22]的说法，肯尼迪总统“不停地因为古巴惨败而责备自己”。还有一位朋友查尔斯·斯波尔丁评论说：“他心里想的只有这一件事，我们只得让他把心里的郁闷发泄出来。”肯尼迪担心他“在古巴问题上所犯的错误”会促使共产党国家变得“越来越强硬”，使他“在世界各地面临危机”。当听说赫鲁晓夫在古巴事件后变得更加自信后，肯尼迪感到特别的烦恼。这就是为什么肯尼迪觉得有必要与这位苏联领导人进行一次当面的较量，而不是回避的原因。“在古巴或老挝参与共产党人和反共力量之间的斗争是一回事，”他对奥多尼尔说：“但现在是让［赫鲁晓夫］知道美国与苏联之间的较量完全是另外一回事的时候了。”
5月12日，赫鲁晓夫终于接受了肯尼迪已经发出很长时间的邀请。会谈定于6月3—4日在维也纳举行。为了在首脑会晤前显示实力，肯尼迪于5月25日发表了第二次国情咨文，请求进一步提高国防开支，包括将建造放射性掩体的资金增加两倍。赫鲁晓夫当然是如法炮制，他警告汤普森大使说关于德国问题的条约不可能拖太长时间。
首脑会晤日期确定下来后，肯尼迪马上开始审阅情况汇报，阅读以前首脑会晤的记录，和与赫鲁晓夫交谈过的人进行协商。“他并不笨，”肯尼迪得出结论认为，“他很精明。他”——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词，肯尼迪攥起拳头挥舞着——“他属于那种强硬派！”哈里曼对此表示认同，但建议肯尼迪总统不要把赫鲁晓夫吓唬人的举动太当回事：“不要让他把你搞得太紧张，他会努力使你紧张，让你感到害怕，不过不要在意他的这些表现。……他的风格就是主动出击，然后再看看他是否能得手。对此付之一笑，不要与他发生争执。……可以开一些玩笑。”
当肯尼迪和他的随从们在去往维也纳的途中在巴黎稍作停留时，戴高乐进一步表达了哈里曼的意思：如果赫鲁晓夫“想在柏林问题上挑起战争，那他早就开始行动了”。但是，这位法国领导人还提醒说，赫鲁晓夫会试探肯尼迪的刚毅程度（“你的任务，总统先生，就是让赫鲁晓夫确信你是个愿意抗争的人。不要让步。……坚持住，要显得坚定而刚强”），因为他有理由对此表示怀疑：在猪湾事件后，戴高乐本人也曾担心肯尼迪会“显得有些忙乱，过于急躁”，“这位年轻人”也许在柏林问题上不会勇敢地抵抗赫鲁晓夫。
肯尼迪的顾问们提醒他要避免与赫鲁晓夫发生意识形态方面的争执。他得到的所有建议，加上他给自己带来的压力，都增加了首脑会晤前的紧张气氛。更为糟糕的是，肯尼迪一直没有对美国公众公开的疾病此时也开始发作。与他精心打造的充满活力的健康形象相反，肯尼迪当时的身体状况相当糟糕，很多天里他有几乎一半的时间都躺在床上。此外，他还受到了阿狄森病的困扰，他背部的伤痛经常让他难以支撑下去。当他5月28日蹒跚着在白宫南草坪上挪动，坐到椅子上阅读关于维也纳会晤的汇报材料时，肯尼迪正经受着这些伤病的困扰。当6月3日来到维也纳时，肯尼迪随身携带着可的松（一种激素，提取自肾上腺或是若干种热带植物，用于治疗关节病），这使得他的脸部显得有些浮肿，情绪也处于波动之中，还有用于背部疼痛的普鲁卡因麻药以及一大堆安非他明、维生素、酶以及一些叫不上名字的药品，这些都是古怪的纽约医生马克斯·雅各布森[23]开出的药方，接受过他治疗的病人都称他为“感觉很好医生”。
赫鲁晓夫已经于前一天乘火车来到了维也纳。在欢迎他的人群中包括他的老对头莫洛托夫，现在是苏联驻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代表。莫洛托夫当然与此次首脑会晤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他的出现提醒赫鲁晓夫取得具体成果的时代已经过去了。6月3日午后不久，肯尼迪与赫鲁晓夫在美国大使官邸前的台阶上握手致意，这里将是他们举行第一次会谈的所在地。赫鲁晓夫的大脑袋才刚刚够得着肯尼迪的鼻子。
随后两天的会谈是令人恐惧的，至少在肯尼迪看来是这样。“这是我一生中最困难的事情，”他在会谈结束不久对《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詹姆斯·里斯顿说：“我认为他是因为猪湾事件才会这么做的。我觉得他认为可以对付得了任何一个将事情搞得如此糟糕的没有经验的年轻人。还有任何一个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就插手其中的人都是没有勇气的。于是他就这样想把我搞定。……我是有着严重的问题。如果他认为我年轻，没有勇气，那在去除他的这些思想之前，我们是没有办法与他打交道的。所以我们得有所动作。”
此后，肯尼迪在伦敦与麦克米伦进行了秘密会谈，这位英国首相发现他“完全被赫鲁晓夫的粗鲁与野蛮压倒了”。麦克米伦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这“就好像一个第一次见到拿破仑（在他处于权力巅峰时）的人似的”。这还让他想起了“试图与希特勒进行会谈的哈里法克斯[24]或是张伯伦[25]”。迪安·腊斯克后来如此说道：“肯尼迪很烦躁。他对赫鲁晓夫所表现的野蛮并没有做好准备。……”哈里曼发现肯尼迪总统“惊慌万分”。林登·约翰逊对他的朋友嘲笑说：“赫鲁晓夫把那个可怜的小家伙吓坏了。”
那么赫鲁晓夫对肯尼迪的看法真的像肯尼迪对自己的看法那样吗？处于攻击之下，只能被动挨打，软弱而容易受到羞辱？谢尔盖·赫鲁晓夫坚持认为并非如此，他说他父亲发现肯尼迪是个“严肃的合作伙伴”。初看之下，赫鲁晓夫的回忆录好像也证实了这一点。肯尼迪“给我的印象是他比艾森豪威尔更为明智”，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和他的前任一样，肯尼迪“害怕战争”，但是他是“个灵活的总统”，“好像比艾森豪威尔能更好地理解和平共处的思想”。肯尼迪“是个理智的人”，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还写道。他是那种“不会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军事冲突的过激行为的人”。
理智、灵活、害怕战争，坚决地想避免冲突。问题是这些品质反映了肯尼迪总统为了避免冲突付出得太多，特别是在赫鲁晓夫对避免战争好像也很看重的情况下。《赫鲁晓夫回忆录》中的这种正面评价反映的是他很长时间以后得出的看法。在维也纳会晤前，甚至在之后的较长时间里，赫鲁晓夫都确信肯尼迪是可以被左右的。在维也纳首脑会晤十天前的主席团会议上，赫鲁晓夫说他会在柏林问题上对肯尼迪施压。当米高扬提醒他要小心时，赫鲁晓夫激动地坚持认为肯尼迪在猪湾事件中所表现出来的软弱必须加以利用。当他在结束与肯尼迪的第一次会谈回到苏联大使馆后，赫鲁晓夫的这种想法甚至更加坚定了。“我能跟你们说什么呢？”他对正在等候的特罗亚诺夫斯基和其他一些人说：“这家伙很没有经验，甚至是不够成熟。与他相比，艾森豪威尔则要显得更有智慧，更具眼光。”[26]
维也纳会晤中也出现过肯尼迪与赫鲁晓夫针锋相对并占上风的情况，特别是在第二天的会谈临近结束时。在此之前，肯尼迪总统顽固地，甚至是无以复加地坚持与赫鲁晓夫进行意识形态上的争辩，而这正是他的助手们警告他应尽力加以避免的，因为赫鲁晓夫很可能会在这样的争辩中控制局面。肯尼迪在维也纳没有做的就是忽略意识形态问题、对赫鲁晓夫的恐吓置之不理、提议直接讨论突出的德国问题。此外，如果赫鲁晓夫拒绝的话，那么冷静地与他道别，并邀请赫鲁晓夫进行实际的谈判，如果他做好准备的话。[27]
赫鲁晓夫起初想避开意识形态问题。当肯尼迪指责苏联“努力在与我们有关系的地方消除自由制度”时，赫鲁晓夫进行了反驳，不过他接着说道：“不管如何，这并非我们讨论的话题，这比战争问题的重要性差远了”。然而，肯尼迪并没有顺着他的意思，而是继续深究不放，坚持说莫斯科支持“没有反映人民意愿的”亲共产主义的少数派，因为“苏联相信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赫鲁晓夫回答道：“美国试图建立起一道阻止人类思想与良知发展的屏障”。
这种毫无结果的口舌之争占据了第一次会谈几乎所有的时间。在午餐（在午餐会上，赫鲁晓夫说他很嫉妒美国总统，因为他这么年轻，不过即使已年届六十有七，他也不准备“退出竞争舞台”）以及休息片刻后，尽管他所开列的具体讨论问题（例如，老挝、德国与核试验问题）仍没有触及，但肯尼迪又回到了共产主义是否会注定取代资本主义这样的问题上。这导致双方继续在类似的问题上进行毫无结果的争论，例如，在古巴这样的地方，共产主义是否是外部强加的？美国现在是否想在那里复辟旧制度？
这种谈话并不会产生什么实际的重要意义。肯尼迪是想说明在核时代，这种意识形态领域内的竞争会带来危险。但是，这种反对苏联继续扩张共产主义的警告好像意味着美国已经接受了共产主义存在的现状。当苏联外交人员乔治·科尔年科读到此次会谈的记录时，他对美国总统的退让感到很惊讶。肯尼迪不仅莫名其妙地让会谈中的“这种哲学成分”一再持续下去，而且这听起来好像他“对赫鲁晓夫的理论表示认同，即资本主义处于消亡之中，未来是属于社会主义的”。肯尼迪的立场是如此的令人惊诧，以致科尔年科怀疑苏联的会谈记录是赫鲁晓夫的下属们修改过的，为了显示赫鲁晓夫的胜利。
肯尼迪在后来的会谈中澄清了他的观点：他并不反对任何其他国家社会现状的改变，只要不是将这些国家纳入苏联阵营，从而改变世界力量的地缘政治平衡。但是赫鲁晓夫对此难以接受。难道美国想粉碎菲德尔·卡斯特罗的企图不是想改变地缘政治的现状吗？当然他不会提及他本人就想发起一场新的全面攻势使西柏林脱离西方阵营了。此外，肯尼迪表达意思的方式使赫鲁晓夫不仅觉得在政治上是无法接受的，而且还有人身攻击的意味。肯尼迪总统警告说，任何一方的误判都有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赫鲁晓夫回答说，误判是“个很模糊的字眼”。在他看来，这听起来就好像美国“想让苏联像个小学生似的把手放在背后坐着”，但是苏联是不会在维护自身利益上让步的。
尽管赫鲁晓夫的回答听起来很强硬，但美国方面负责记录的外交人员对此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因为就像肯尼迪当天晚上向肯尼思·奥唐奈尔回忆当时的情景时所说的那样（总统一边在大使的浴缸里泡着热水澡，以缓解背痛），“赫鲁晓夫都快疯了。他开始叫嚷起来：‘误判！ 误判！ 误判！我从你们的人民、你们的新闻记者以及他们在欧洲与其他各地的朋友那里听到的都是这个可恶的字眼，误判！ 你应当收起这个词，将它打入冷宫，永不再用！ 我讨厌这个词！’”
这位苏联领导人的大怒不仅仅反映了他的国家的过度敏感，同时也反映了他本人的敏感性。误判的指责之所以让他感觉如此痛苦，是因为莫洛托夫以前也曾这么指责过他，而且说得是恰如其分。毕竟，除此之外，他自己确立的德国政策还能有什么基础呢？但是当赫鲁晓夫怒气冲冲地威逼肯尼迪承认美国也有误判时（例如，未能预料到中国会介入朝鲜战争，甚至未能预料到猪湾入侵事件的结局），他将此看作是软弱的表示，因为在他的意识里，承认自己的错误就是一种软弱的表示。
肯尼迪接受过很高程度的教育，这使得他对像个“小学生”一样的谈判对手更加难以接受。午餐会上的谈判比第一次会谈要顺利得多，但餐后的散步却并非如此。肯尼迪坦率地陈述了他在国内遇到的困难（他解释说，他在大选中只以微弱的优势获胜，在国会里缺乏支持），并要求赫鲁晓夫不要强求他作出会使其地位进一步削弱的让步。肯尼迪得到的回答是赫鲁晓夫在柏林问题上进行了一番怒骂，这既体现了他恃强凌弱的想法，又使他预感到他的德国政策可能会再次因为美国反动派的阻挠而面临重重困难，美国的反动派已经使得艾森豪威尔总统脱离了缓和的道路，现在这位继任者可能会得到同样的对待。
下午的会谈并没有好起来，不过赫鲁晓夫对会谈的结果却很满意。因为肯尼迪承认说美国认为“中苏［原文如此］之间以及美国与西欧国家之间现有的力量对比多多少少处于一种平衡状态”。赫鲁晓夫据此认为他长期以来一直追求的目标已经得以实现：苏联在军备上已经实现了与美国的大体平等，这使得新的世界大战可以得到避免。
下午6时45分，肯尼迪送别赫鲁晓夫，看着赫鲁晓夫的汽车消失在视线里。在他的朋友，《星期日时报》记者亨利·布兰顿[28]看来，肯尼迪总统显得“惊愕万分”。“一直都是这样吗？”肯尼迪问汤普森大使。“会谈中基本上是这样，”汤普森大使回答说，他本人也感到“很烦恼”，因为总统没有理睬他不要触及意识形态问题的劝告。
在有关建议的问题上，肯尼迪应该听听他夫人的意见。在与赫鲁晓夫家人呆了一晚上后（在宏大的舍布鲁恩宫举行了国宴，此后观看歌剧与芭蕾舞表演），杰奎琳·肯尼迪[29]得出了正确的结论，赫鲁晓夫夫人“性格刚强而固执”，虽然据说阿朱别伊对他的岳父有着巨大的影响，但“赫鲁晓夫并不是真正喜欢他”，“与他也不是特别亲近”。[30]在宴会上，赫鲁晓夫坐在肯尼迪夫人的旁边，他的喋喋不休让她想起了艾博特[31]和科斯特洛，而赫鲁晓夫发现肯尼迪夫人也是“快人快语”。当他吹嘘乌克兰现有的教师比1917年前更多时，她很快地接话说：“噢，主席先生，不要用这些统计数据让我感到厌烦。”赫鲁晓夫回忆说：“如果和她说话时不小心的话，那她可以随时找到适当的理由来打断你。”唉，对于她的丈夫而言，这种说法就可能有些过分了。[32]
6月4日，星期天，会谈于上午10时15分在苏联大使馆重新开始。肯尼迪终于谈到了具体问题。双方同意有必要在老挝实现停火，并组建一个中立的政府。但是肯尼迪提到了美国在亚洲以及其他地方所承担的义务，这激起了赫鲁晓夫的怒火。美国“富裕而强大，因此它认为自己有着特殊的权利，即使不承认其他人的权利也无所谓”。即使美国总统可以原谅赫鲁晓夫的率直，这种说法也是“狂妄自大”的。苏联不可能忍受别人对它指手画脚，叫它不要在这里、在那里“到处伸手”，特别是在美国“已经将其势力到处渗透的情况下”。西方人“比东方人更能以精巧方式制造威胁”，但是当美国人谈到他们“承担义务”时，这可能意味着他们会“接管克里米亚，因为这当然同样可以提高他们的地位”。
关于核试验的讨论没有任何结果。赫鲁晓夫仍然倾向于将禁止核试验与全面、彻底的裁军（他高兴地说，如果“双方都有善意”，那么在两年内达成协议应该是可能的）联系在一起。在柏林与德国问题上，他表现得很有礼貌但也很坚决。他考虑采取的行动将“影响我们两国的关系”，特别是“在美国误判苏联立场的情况下”。他想与肯尼迪总统达成协议——他特别强调了“和你”这个词——但是如果美国不做出回应，那么苏联将与东德“签署和平条约”，从而结束西方国家所有的占领权利，包括西方通往西柏林的通道。那天，赫鲁晓夫重复这一请求不下十次，好像是想让他自己与肯尼迪都对此留下更为深刻的印象。“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他。美国还想让他再等多长的时间？再等16年，还是30年？
肯尼迪这次坚定地维护了他的立场，冷静而有效地进行了回击。柏林不同于老挝。这是“美国最为关切的问题”。美国“不是因为别人的勉强同意才留在那里的。我们是通过斗争才得以实现在那里的存在的。……西欧对于我们的国家安全极为重要，我们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对西欧都进行了支援”。赫鲁晓夫先生已经说了，美国总统是“位年轻人”，肯尼迪继续说，但是“他接掌美国政府权力也不是为了接受对美国利益完全有害的安排”。
对于肯尼迪这一强硬的表示，赫鲁晓夫一开始显得很暴躁：照肯尼迪对于国家安全的泛化界定，那“美国也许希望到莫斯科去，因为那当然也可以提高美国的地位”。接着他开始绕起圈子，向肯尼迪保证说“美国的声望不会受到损害，所有的人都明白这一点”。最后，他露出了凶相，宣称如果美国想在德国问题上挑起战争，那“就让战争现在开始吧”，而不是等到更为恐怖的武器发明之后。这些话让人觉得太过恐惧了，以致苏联的记录员将它们改成了“那就让美国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责任吧”，而美国的会谈记录员则将它们改成了“那就任其发展下去吧”。
午餐时的平静预示着又一场风暴的来临。赫鲁晓夫承诺如果美国也表示同意，那苏联将不会恢复核试验（然而会谈还没有结束，他就破坏了这一承诺），称赞首脑会晤是一个“可以倾听对方立场”的场合，并微笑着向肯尼迪保证说，虽然和东德签署和平条约也许会导致“局势骤然紧张”，但最后“乌云终会消散的，太阳会重新露出来，明媚地照在这个地球上”。
下午3时15分，两位领导人的最后一次会谈开始，参加人员只有他们的翻译。肯尼迪警告不要将美国陷入“其国家利益受到严重威胁的局势中”。赫鲁晓夫对此的理解是“美国想恫吓苏联，这是不可以接受的”。他提议也许可以签署一个关于柏林问题的临时协议，这可以保护“两国的声望与利益”，但在此之后，美国的权利会有所降低。当肯尼迪回击说，苏联提出的建议实际上就是退让与冲突，别无他途时，赫鲁晓夫回答说：“如果美国想要战争，那是你们的问题。”苏联签署和平条约的决定是“坚决的、不可避免的，如果美国拒绝签署临时协议，那苏联将于12月签署和平条约”。
“如果真是这样，”肯尼迪说：“那我们将会面临一个寒冷的冬天。”就这样结束了维也纳首脑会晤。
“我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人，”肯尼迪从维也纳回到美国后对《时报》记者休·西丹说：“［我］谈到核战争会在10分钟内使7000万人丧生，而他只是看着我，好像在说，‘那又怎么样？’”罗伯特·肯尼迪从来没有见过他的兄长“如此沮丧”。肯尼迪总统将首脑会晤的记录看了又看，特别是关于柏林问题的部分。赫鲁晓夫在维也纳交给肯尼迪总统的备忘录中，又给柏林问题的解决确定了六个月的最后期限。肯尼迪不希望将此公开，因此他在对全国所作的电视报告中没有提及这一点，他说虽然刚刚度过了“很沉闷的两天”，但“双方都没有进行威胁，也没有什么最后通牒之类的东西”。
赫鲁晓夫于6月11日公布了他的备忘录，并在6月15日的电视讲话中重申了六个月的最后期限。几天后（身着中将军装），他在克里姆林宫纪念粉碎纳粹入侵20周年的仪式上发表了又一次强硬的讲话。那些想在德国问题上“比试意志和力量”的西方领导人将会“遭到和希特勒同样的下场”，他说，并很快补充道：“请不要将我的这些话看作一种威胁。这是一种常识。”一个星期后，他吓唬说：“你们是不可能吓倒我们的，先生们，和平条约终将签署。”
对于赫鲁晓夫新的最后通牒，肯尼迪并没有马上作出反应，因为他还拿不准该说些什么。在被征求建议时，前国务卿迪安·艾奇逊[33]呼吁美国公开宣布进行核力量与常规军队的集结，将两到三个师转移到西德，并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如果赫鲁晓夫不理睬美国所发出的信息，封锁柏林，那么华盛顿就应该打破他们的封锁，并显示如有必要将进行核战争的决心。其他的顾问，例如汤普森大使，则赞同最好进行秘密的军事集结，并为在西德预期的九月选举后重开外交谈判准备条件。
肯尼迪总统决定为所有的选择留出空间；他下令为以非核力量保卫柏林进行准备，但并没有排除谈判的可能。罗伯特·肯尼迪警告苏联幕后的对话者乔治·波尔沙科夫说，他们从5月份以来一直进行着秘密的对话，肯尼迪总统宁死也不会投降的，同时保罗·尼茨[34]和沃尔特·罗斯托也向缅希科夫传达了同样的信息。但是这位大使在向克里姆林宫汇报时却用了他认为赫鲁晓夫肯定爱听的词句，他说肯尼迪兄弟喜欢“人前显贵”，但是真正到了与东德签署和平条约的时候，他们将会是“第一个吓得尿裤子的人”。[35]
7月19日，肯尼迪批准了一个耗资35亿美元的军事集结计划，但没有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他请求国会授权将征兵人数扩大两倍、动员预备役部队、为批准战争准备开支，并贮存防辐射掩体，以防发生核战争。肯尼迪于7月25日向全国发表了不太乐观的电视讲话，他的这些动作是赫鲁晓夫没有想到的。他在布尔绍伊剧院观看芭蕾舞表演时打电话将英国大使弗兰克·罗伯茨[36]叫到了他的包厢里，警告说他的军队将比派往德国的西方军队多一百倍，如果爆发核战争，英国有六颗氢弹就“足够了”，法国只要九颗。
约翰·J.麦克洛伊在7月底拜访了呆在黑海别墅的赫鲁晓夫。作为肯尼迪的首席裁军谈判代表，麦克洛伊一直呆在莫斯科，他和妻子女儿突然被召到了皮聪大。很显然，赫鲁晓夫想对肯尼迪7月25日的讲话作出迅速而直接的回应。在阅读肯尼迪的讲话前，他的情绪很好，邀请麦克洛伊游泳，借给他一条闲置的但尺码太大的游泳裤，搂着麦克洛伊一起照相，打羽毛球，并开玩笑说外交上的争吵就像来回踢足球一样。
然而，第二天早上，在阅读并消化了肯尼迪的讲话后，赫鲁晓夫“真的气疯了”，“说话强硬而好战”。赫鲁晓夫称肯尼迪的讲话是“预先宣战”，因为这等于给他下了“最后通牒”，并重复使用了现在已成习惯的长篇大论的威胁：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他都要签署和平条约；西方国家通往柏林的道路将被切断；如果西方国家动用武力，那将是一场热核战争；虽然美国和苏联可能会幸存下来，但美国的欧洲盟国将被彻底摧毁。此时的赫鲁晓夫对肯尼迪恨之入骨，相比较而言，艾森豪威尔则要显得好一些。在会谈的间隙，他赞扬了这位前任总统，并暗示说他希望重新发出对艾森豪威尔访问苏联的邀请，在U—2飞机事件的紧张时期，赫鲁晓夫随便地取消了这一邀请。“我当然是不可能去的，”艾森豪威尔后来对他儿子说：“但是让我费解的是赫鲁晓夫为什么提起这样的事情。”
在会见麦克洛伊一个星期后，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召开的一次华约首脑秘密会议上详细复述了他们之间的谈话：“请转告你们的总统，我们接受他的最后通牒与条件，并将以实际行动做出回答。……我们是会以战争来迎接战争的。”赫鲁晓夫说过：“我是总司令，如果战争爆发，我会给部队下达命令的。”如果肯尼迪挑起战争，那他将是“美国的最后一任总统”。[37]
赫鲁晓夫对麦克洛伊的宣泄标志着他胁迫肯尼迪的行动达到了顶峰，同时也反映了他自身的不安。肯尼迪出乎意料的强硬立场并没有动摇赫鲁晓夫认为肯尼迪可以被摆布的看法。相反，他担心肯尼迪会过于软弱，他会被美国的反动派拖入战争。美国“几乎丧失了管理能力”，赫鲁晓夫告诉他的华约盟国说。肯尼迪本人“对美国政策的方向与发展几乎发挥不了什么影响”。美国参议院就像中世纪诺夫哥罗德的议事场所一样，一群特权贵族在那里“大喊大叫，相互扯着胡子，这就是他们决定谁正确的方法”。由于美国政治的不稳定，“什么事情都是可能发生的，包括战争；他们是能够发动战争的”。虽然杜勒斯已经不在人世，但他也害怕战争。不过“如果肯尼迪说出这样的话，他就会被人称为懦夫”。肯尼迪是“政治中的一个未知数”，赫鲁晓夫“对他还处于了解中。……他对于民主党和共和党都发挥不了太大的影响，而这个国家又是如此的强大，因此这构成了一定的危险”。
很显然，赫鲁晓夫认为抑制美国的最佳办法就是通过吓唬的手段打破眼下的僵局。这样的办法就是放弃他不会恢复核试验（除非美国进行核试验）的承诺。尽管到8月底才公开宣布，但赫鲁晓夫在7月份的一次克里姆林宫秘密会议上就已经透露了他的想法。他当然不会想到被召集起来的科学家产生了不满情绪，但是安德烈·萨哈罗夫却敢于说出他的不满，起初是口头的，后来他给赫鲁晓夫写了一封信，说恢复核试验“只会对美国有利”，同时“危及禁止核试验谈判、裁军进程与世界和平”。赫鲁晓夫刚开始并没有做出答复，直到后来的一次盛大宴会上，赫鲁晓夫对科学家们举起酒杯，发表了半个小时的演讲——“刚开始还比较平静，”萨哈罗夫回忆说：“但是后来激动起来，脸色涨得通红，嗓门也提高了。”
萨哈罗夫已经“超出了科学的界限，插手政治了”，赫鲁晓夫说。
他的触角伸到了本不属于他的地方。……政治就像那个关于两个乘火车旅行的犹太人的古老笑话一样。一个人问另一个人：“那么，你要去哪儿？”“我要去日托米尔。”“真是个狡猾的狐狸，”第一个犹太人想：“我知道他真的是要去日托米尔，但他却告诉我他要去日托米尔，好让我以为他是要去日摩棱卡。”政治上的事情交给我们——我们是专家。……我们执行政策是为了赢得强大的地位。……我们的对手除了实力以外不会懂得其他任何东西。瞧，去年我们帮助肯尼迪当上美国总统，然后我们与他在维也纳会谈，这本来是可以成为一个转折点的，但是他说什么？“不要过分地要求我。不要让我脱不了身。如果我做出太多的让步，他们会把我赶下台的。”好家伙！他来进行会谈，但却不能做主。我们要这样的人究竟有什么用？我们为什么要在他身上浪费时间？萨哈罗夫，不要试图告诉我们该做什么、怎么做。我们了解政治。如果听了像萨哈罗夫这样的人的话，那我就是只水母，就不是部长会议主席了。
赫鲁晓夫的长篇大论给本来欢乐的气氛投下了一枚炸弹。“大厅里一下子安静了，”萨哈罗夫记得：“所有的人都惊坐在那里，一些人相互交换着眼神，其他的人则面无表情地坐着。”这种长篇讲话也反映了赫鲁晓夫内心的疑惑。如果他如此精明，那他为什么还要“帮助”肯尼迪当选？假如赫鲁晓夫认为险恶的势力控制着美国总统，那他一开始为什么还要指望肯尼迪？
如果说赫鲁晓夫对事情发展的方向感到吃惊，那么负责执行他奇怪路线的人就更加感到惊愕了。5月19日，苏联驻东德大使米哈伊尔·别尔乌辛（他1957年时是支持莫洛托夫、马林科夫与卡冈诺维奇，反对赫鲁晓夫的）给葛罗米柯发去了一封信，强调了与乌布利希签署和平条约的风险。为了避免西方国家可能采取的经济封锁，别尔乌辛建议签署一份临时协议，即使这份临时协议到期，也不要自动结束西方国家在柏林的占领权利——而这些条件正是赫鲁晓夫在维也纳予以否认的。7月4日，别尔乌辛描述了“签署和平条约后可能产生的更加棘手的问题”（例如，帮助东德建立对西德与西柏林之间空中与陆上的控制，以及西德与东柏林之间边境的控制），他的言下之意是不应该签署和平条约。
根据当时苏联驻东德外交武官尤里·克维特辛斯基[38]的说法，“我们大使馆与［外交部］第三欧洲司的人感到，并一遍又一遍地向德国人重复说我们得表现得更加克制。……”让科尔年科和其他驻华盛顿的人感到担心的是赫鲁晓夫本人并不克制。[39]
苏联最高军事当局也并不感到高兴。如果赫鲁晓夫什么时候真的将他的讹诈付诸实施，那他们只得表示支持。然而由于赫鲁晓夫一个劲儿地进行导弹威胁，西方国家的军备预算正在不断上升，而苏联所吹嘘的洲际导弹的威力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回事。“在洲际弹道导弹方面，”谢尔盖·瓦伦特索夫[40]元帅对奥列加·彭科夫斯基[41]上校抱怨说：“我们还是什么都没有。所有的东西都还仅仅停留在纸面上，实际的东西什么都没有。”更为糟糕的是，彭科夫斯基实际上是美国的秘密代理人，瓦伦特索夫所说的一切都被他秘密地转告给了中间人。当1961年冬天赫鲁晓夫对全国进行旋风式考察，努力想使农业生产走上正轨时，苏联的元帅们就已经与主席团委员米高扬和苏斯洛夫进行了会谈，请求增加军事投资。“要是斯大林，他肯定会使劲地敲桌子，肯定会那样的。”瓦伦特索夫后来告诉彭科夫斯基说。然而，这一次他们没有得到任何资金。
7月25日，瓦伦特索夫邀请了一帮好朋友到他的别墅里，庆祝他晋升为上将。在与彭科夫斯基私下谈话时，他抱怨说，支持东德切断西柏林与西德之间主要公路联系的计划是极具风险的。整个方案都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即西方国家不会开战，或者即使他们开战，战争也是有限度的。但是就像元帅们了解得很清楚的那样，苏联还没有做好全面战争的准备。
虽然这些外交与军事部门的怨言还没有构成公开的反对意见，但其中一些肯定反馈到了赫鲁晓夫的耳朵里。由于他本人也感到担心，加上其他的忧虑使得他考虑解决柏林问题的方案更加犹豫不决。7月底，他腾出时间去克里米亚度假，但是与以往一样，他的度假又变成了在海滩与导弹设计师以及其他相关的说客和职能部门的见面。他们带来的大部分消息都是好的：诸如轨道炸弹、可能的月球发射以及原子能动力飞机之类的计划都处于进展当中。但是根据谢尔盖·赫鲁晓夫的说法，“父亲不可能不会想到德国问题。他已经在维也纳对肯尼迪做出了强硬的威胁，但是他的威胁却刺激肯尼迪采取了反抗措施”。与此同时，他的恫吓已经加速了东德难民的流亡。1961年上半年已有超过10万人逃离东德，比1960年同期增加了1.6万人。单单在1961年6月，就有差不多两万人越过边境进入西柏林，同时自从赫鲁晓夫7月份宣布他要将苏联的国防预算增加三分之一以来，已经有2.6万人逃离。
早在1961年3月，乌布利希已经提议在柏林城中间建造一堵墙，以阻止人员的流动。赫鲁晓夫认为这一想法太过危险而予以否决，不过后来他又改变了主意。与此同时，来自华盛顿的一些信号（包括肯尼迪再三发誓将保卫西柏林，而不是东柏林，以及7月30日，美国参议员J.W.富布赖特[42]发表声明，似乎赞同关闭两个德国之间边境的做法）表明美国人不会反对，但是苏联人还是不敢确定。苏联人对建造柏林墙的相关准备工作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在华约首脑高度机密的会议上，他们详细讨论了即将签署的和平条约及其后果，但他们对于柏林墙只字未提，这些都反映了赫鲁晓夫的紧张情绪。在签署建造柏林墙的命令前，赫鲁晓夫甚至化名对东西柏林进行了一次视察。“我没有下过车，”他回忆说：“但我进行了全面的考察，看到了当时柏林的情况。”
赫鲁晓夫的焦虑也反映在他的公开声明中，这些声明既富挑衅，又热切地呼吁双方要冷静行事。“我们的人民不会在考验面前畏缩，”他在8月7日的电视讲话中宣称：“他们会以牙还牙，粉碎所有的侵略者。”但是，他在此次讲话中又呼吁西方领导人“真诚地坐到谈判桌前，不要让我们变成战争狂，让我们消除这种气氛，让我们用理智而不是核武器的威力来说话。”四天后，在一次苏联与罗马尼亚的友好会议上，赫鲁晓夫警告说核战争可能会造成“数以亿计的人死亡”。在意大利，消亡的“不仅有橘子树木，而且还有创造并赞美意大利文化艺术的人”。“希腊的阿克罗波利斯和其他历史遗迹”也可能会毁于一旦。至于西德，“也许就留存不了什么值得统一的人与物了”。不过，并非所有的希望都已破灭：“清醒清醒吧，先生们！ 我呼吁那些还没有丧失冷静与理智思考能力的人。……让我们不要相互恫吓，不要制造人为的裂痕，不要加深业已存在的分歧。毕竟，我们有着共同的需求与利益，因为我们得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上。”
谢尔盖·赫鲁晓夫证实说，他父亲“在家里远没有他在电视上所显示的那么坚决”。他在8月7日的讲话中嘲讽地将神经过敏的西方政治家比喻成战时在他面前自杀的苏联将军。在与儿子的交谈中，赫鲁晓夫担心“肯尼迪的神经也许不会足够坚强，他也许会变得神志错乱”。
作为一种特别谨慎的行动方式，赫鲁晓夫下令分阶段修建柏林墙。首先，竖起带刺的铁丝网，如果西方国家采取默许的态度，那再修筑混凝土。即使如此，苏联人8月13日还是屏住了呼吸，等着看美国会作何反应。苏联外交部里一派危机到来的气氛。当局势明朗，西方国家没有采取强制行动拆毁铁丝网时，谢尔盖·赫鲁晓夫后来写道：“父亲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终于没有发生什么意外的事情。”后来，当肯尼迪派遣了一支由1500名全副武装的海军陆战队士兵组成的部队到达西柏林，以确保美国人的通路完整通畅时，赫鲁晓夫再次紧张起来。“他的紧张情绪也感染到了我。”谢尔盖写道。当他们两人晚上像往常一样出去散步时，一位警卫人员跑过来递呈了一则消息，在领导人应该休息的时候，这种情况是非同寻常的。赫鲁晓夫在半路上脸色就阴沉了下来。然而，这不过是虚惊一场。事实上，肯尼迪默许了。毕竟，他从来没有承诺过要解放东德人民，而只是答应将维护西德人民的自由权利。
“父亲很高兴，”谢尔盖记得：“通过在边境上建立起控制措施，他认为东德已经取得了比和平条约更大的成就。”然而，他的外交政策顾问特罗亚诺夫斯基对此却有着不同的看法。柏林墙“挽回了［赫鲁晓夫的］面子”。这实际上是“无声地承认了他并没有达成他的基本目标”，他将近三年来一直狂热追求的目标是“迫使西方国家采取有利于东德的妥协立场”。
肯尼迪接受了柏林墙还产生了另一种效果，就是这让赫鲁晓夫相信他可以再次对肯尼迪施加压力，这给冷战期间最具爆炸性的危机——古巴导弹危机——埋下了伏笔。
[1] 尼基福·季莫费耶维奇·卡尔琴科（Никифор Тимофеевич Кальченко，1906年2月9日——1989年5月14日），1932年加入联共（布）。1938—1941年任敖德萨执行委员会主席。1938—1946年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候补委员。1941—1946年、1950—197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卫国战争期间历任第56军和第46军军事委员会委员，1944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46—1947年任乌克兰技术文化部部长。1946—1981年任乌共中央委员。1947—1950年任乌克兰国营农场部长。1950—1952年任乌克兰农业部长。1952—1954年、1962—1976年任乌克兰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52—1956年、1966—1976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52—1976年任乌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53—1954年任乌克兰农业和采购部长。1954—1961年任乌克兰部长会议主席。1956—196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1—1962年任乌克兰采购部长兼部长会议副主席。1962—1965年任乌克兰农产品生产和采购部长。1976年退休。
[2] 哈里森在他的“乌布利希与实在的‘玫瑰’”中将苏联对赫鲁晓夫与乌布利希会谈的记录译成了英文。
[3] “……两年时间已经过去了。……至少废除部分的战争遗留还是很有可能的，因为在西德联邦议院选举期间，阿登纳对局势的恶化不会感兴趣，而肯尼迪总统由于处于执政的头一年，他同样也不想让局势激化。”引自哈里森的“乌布利希与实在的‘玫瑰’”。
[4] 事实上，这份背景材料在称赞肯尼迪学识之前还有一句话，“尽管不是个庸才”，但肯尼迪“是不大可能具有成为杰出人物的素质的”。
[5] 在接受作者采访时，乔治·科尔年科描述了阿朱别伊和缅希科夫对肯尼迪的看法。
[6]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库兹涅佐夫（Васи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Кузнецов，1901年1月31日——1990年6月5日），1920年加入红军。1927年加入联共（布）。1940—1944年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44—1953年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1946—1950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委员会主席。1946—1952年任苏共中央组织局委员。1946—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2—1989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2—1953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1953年任驻华大使。1953—1955年任外交部副部长。1955—1977年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1977—1986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兼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第一副主席。1982—1983年、1984年、1985年三次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代理主席。1986年退休。1990年逝世。
[7] 沃尔特·惠特曼·罗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1916年10月7日——2003年2月13日），美国经济学家、政治理论家。出身于一个俄国犹太移民家庭。1904年移居美国。二战期间在战略情报局工作。1945—1946年任国务院驻华盛顿特区德奥经济司副司长。1947年参与制定马歇尔计划。1961年任副国家安全事务助理。1961—1966年任国务院参事兼政策规划总监。1966—1969年任国家安全顾问，在任期间推动越南战争扩大化。晚年在大学任教。
[8] 杰罗姆·贝特·威斯纳（Jerome Bert Wiesner，1915年5月30日——1994年10月21日），美国电气工程学专家。1938年毕业于密歇根大学。1942年起在麻省理工学院工作。1961—1964年任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主席。1971—1980年任麻省理工学院校长。1994年逝世。
[9] 罗伯特·弗朗西斯·肯尼迪（Robert Francis Kennedy，1925年11月20日——1968年6月6日），1944年参加美国海军。1946年退役。1961—1964年任司法部长。1965—1968年任参议院议员。1968年参加总统竞选，并赢下多个州的初选，6月4日在洛杉矶发表演说后遇刺，6月6日伤重不治而死。
[10] 在缅希科夫看来，“如果赫鲁晓夫和肯尼迪坐下来，真正进行一天的秘密非正式会谈，那肯定会比他们的部属进行再多的会谈所取得的成果要多”。当萨里布里开玩笑说“赫鲁晓夫也许是想到棕榈滩度假”时，当时肯尼迪正呆在那里，缅希科夫严肃地回答说：“是的，但是要想使之成为可能，还必须有你们的邀请与我们的同意。”
[11] 大卫·柯克帕特里克·埃斯特·布鲁斯（David Kirkpatrick Este Bruce，1898年2月12日——1977年12月5日），美国外交官。1924—1926年任马里兰州众议院议员。1939—1942年任弗吉尼亚州众议院议员。二战期间领导战略服务办公室欧洲分支部门。1948—1949年期间在经济合作署工作。1949—1952年任驻法国大使。1952—1953年任副国务卿。1957—1959年任驻西德大使。1961—1969年任驻英国大使。1970—1971年任北越事务特使。1973—1974年任驻中国联络处处长。1974—1976年任驻北约特使。1977年去世。
[12] 小约瑟·迈尔·施莱辛格（Arthur Meier Schlesinger Jr.，1917年10月15日——2007年2月28日），美国历史学家、社会评论家。1943—1945年期间在战略服务办公室工作。1953—1954年任美国民主行动组织全国主席。1961—1964年任总统特别助理。1966年以后在大学任教。
[13] 罗伯特·斯特兰奇·麦克纳马拉（Robert Strange McNamara，1916年6月9日——2009年7月6日），1940年起在哈佛大学任教。1943年参加美国空军。战后进入福特汽车公司工作。1960—1961年任福特汽车公司总裁。1961—1968年任国防部长。1968—1981年任世界银行行长。2009年逝世。
[14] 两天后，肯尼迪总统试图收回麦克纳马拉的话，他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现在对美苏导弹的性能是否存在差距得出结论还为时尚早。”在助理国防部长罗斯维尔·吉尔帕特里克于1961年10月宣称前，美国政府一直没有公开承认美苏导弹并不存在差距。应该补充说明的是，民主党发言人，包括参议员约翰·F.肯尼迪，都曾有过这样的看法，即刚开始时是确实存在这种差距的，而且这种差距是有利于苏联的。
[15] 大卫·迪安·腊斯克（David Dean Rusk，1909年2月9日——1994年12月20日），美国政治家。1934年起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任教。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入伍，在缅甸战场作战。1945年2月起在国务院工作。1949—1951年任副国务卿。1952—1961年任洛克菲勒基金会主席。1961—1969年任国务卿，在任期间和平解决古巴导弹危机，但积极参与越南战争。1969年退休。1970年起在佐治亚大学任教。1984年以后赋闲。1994年逝世。
[16] 肯尼思·帕特里克·奥唐奈尔（Kenneth Patrick O'Donnell，1924年3月4日——1977年9月9日），美国民主党政客。1946年结识罗伯特·肯尼迪和约翰·肯尼迪。1958年起是约翰·肯尼迪的幕僚。1961—1963年任白宫任命秘书兼总统特别顾问。1963—1965年担任林登·约翰逊的助手。1968年担任罗伯特·肯尼迪的竞选经理。1970年竞选马萨诸塞州州长失败后退出政坛。
[17] 乔治·弗罗斯特·凯南（George Frost Kennan，1904年2月16日——2005年3月17日），美国外交官、历史学家。1925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1926—1927年任驻日内瓦副领事。1927—1928年任驻汉堡副领事。1931—1933年任驻里加大使馆三秘。1943—1944年代理驻里斯本大使馆代办。1944年任驻欧洲咨询委员会参赞。1944—1946年任驻莫斯科代办。1947—1949年任国务院政策规划室主任。1947—1950年任国务院政策规划室参事。1952年任驻苏联大使，后被驱逐出境。1961—1963年任驻南斯拉夫大使。此后从事政策研究和评论工作。
[18] 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1889年9月23日——1974年12月14日），美国作家、记者、政治评论家。出身于德裔犹太人家庭。1911年加入美国社会党。1913年起开始担任记者。一战期间担任伍德罗·威尔逊的顾问，帮助其起草《十四点政纲》。1947年将“冷战”一词引入美国。1958年获普利策奖。1964年获总统自由勋章。1967年退休。
[19] 米特罗范·伊万诺维奇·尼德林（Митрофа́н Ива́нович Неде́лин，1902年11月9日——1960年10月24日），1920—1923年期间服役于红军。1924年加入俄共（布），同年重服现役。1939—1940年期间参加了苏芬战争。卫国战争期间历任南高加索和北高加索前线陆军副总司令兼炮兵总司令、西南阵线和乌克兰第3方面军炮兵司令等。1945—1946年任南方集团军炮兵司令。1946—1948年任苏军炮兵参谋长。198—1950年任国防部炮兵总局局长兼苏军炮兵第一副司令。1950—1952年、1953—1955年任苏军炮兵司令。1952—1953年任军备部副部长。1952—1960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54—1960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5—1959年任国防部副部长。1959—1960年任苏军战略导弹部队总司令。1960年在拜科努尔发射场测试R-16火箭时因爆炸身亡。
[20] 根据阿朱别伊的说法，加加林在走过红地毯时已经意识到他的鞋子的带子没有系，这让他和一旁观看的记者都担心在走到检阅台前他会摔倒。
[21] 弗尔亨西奥·巴蒂斯塔·萨尔迪瓦（Fulgencio Batista y Zaldívar，1901年1月16日——1973年8月6日），古巴军官。1921年进入古巴军队服役。1933年发动政变，并于1933—1940年任陆军参谋长，实际上控制了政权。1940—1944年第一次担任总统。1944年移居美国。1948年回国，并创立了进步行动党。1952年再次发动政变，并于1952—1959年再次担任总统，在任期间推行独裁统治。1959年在古巴革命中被迫辞职，流亡葡萄牙。1973年死于西班牙。
[22] 柯克·勒莫因·“莱姆”·比灵斯（Kirk LeMoyne "Lem" Billings，1916年4月15日——1981年5月28日），肯尼迪家族的挚友。
[23] 马克斯·雅各布森（Max Jacobson，1900年7月3日——1979年12月1日），德国医生。出身于德国一个犹太人家庭。1936年流亡美国，并开始行医，曾为许多名人看病。1960—1962年期间为约翰·肯尼迪治疗多达36次。1969年被发现其治疗药物中包括安非他命、苯丙胺、甲基苯丙胺等毒品。1975年被吊销医疗执照。1979年死于纽约。
[24] 爱德华·弗雷德里克·林德利·伍德，第一代哈里法克斯伯爵（Edward Frederick Lindley Wood, 1st Earl of Halifax，1881年4月16日——1959年12月23日），英国保守党政治家。出身于政治世家。1903—1910年任教于牛津大学，期间参加了保守党。1910—1925年任下议院议员。1917—1918年任国民服务部劳工供应部副主任。1921—1922年任殖民地事务副大臣。1922—1923年任教育委员会主席。1924—1925年任农业和渔业大臣。1925—1931年任印度总督。1925—1959年任上议院议员，在任期间于1935—1938年、1940年任上议院领袖。1933—1959年任牛津大学校长。1935年任战争国务大臣。1935—1937年任掌玺大臣。1937—1938年任枢密院议长。1938—1940年任外交大臣。1940—1946年任驻美国大使。1959年去世。
[25] 亚瑟·内维尔·张伯伦（Arthur Neville Chamberlain，1869年3月18日——1940年11月9日），出身于政治世家。1900年加入自由统一党。1911—1915年任伯明翰市议会议员。1912年加入保守党。1915—1918年任伯明翰市长。1916—1917年任国家服务总监。1918—1940年任下议院议员，1919—1921年任全国不健康地区委员会主席。1922—1923年任邮政总局局长。1923年先后担任主计大臣和卫生大臣。1923—1924年、1931—1937年任财政大臣。1924—1929年、1931年再次担任卫生大臣。1930—1931年任保守党主席。1937—1940年任下议院多数党领袖兼保守党党魁、首相兼第一财政大臣，在任期间推行绥靖政策。1940年5月10日引咎辞职，同年5月11日至10月3日担任枢密院议长，10月3日因病辞职，11月9日去世。
[26] 特罗亚诺夫斯基是我们了解赫鲁晓夫对肯尼迪看法的最佳渠道，因为他是在会谈后不久亲耳听到赫鲁晓夫这样说的，不过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印象。根据当时苏联外交部美洲司副司长Leonid Zamyatin的说法，赫鲁晓夫得出结论认为，肯尼迪只是个“孩子”，于是他开始考虑“我们如何才能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考验肯尼迪的意志”。谢甫琴科说他参加了1961年底的一次会议，赫鲁晓夫在会上向他的助手们讲述了肯尼迪“软弱的”言行举止，他最后说：“我可以肯定地说肯尼迪没有一个坚强的主心骨，总体来看，他也没有应对严峻挑战的勇气。”乔治·波尔沙科夫当时是苏联克格勃人员，但甚至在维也纳会晤前他已经成为罗伯特·肯尼迪的秘密情报来源，他告诉一位美国朋友说，苏联人对美国总统在维也纳被赫鲁晓夫“深深影响了，并好像感到害怕”感到很“惊讶”。“当你用手摸到女孩衣服的时候，你想象她会尖叫，但是你不会想到她会感到害怕。”波尔沙科夫说。米高扬后来说：“加加林的太空旅行以及我们在亚非地区地位的巩固让赫鲁晓夫冲昏了头脑，他决定制服这位年轻的总统，而不是利用此次机会发现东西方之间的缓和关系。”
[27] 这一段关于维也纳首脑会晤的描述源自作者于2000年6月对美国前外交人员弗拉基米尔·图曼诺夫的采访。
[28] 奥斯卡·亨利·布兰顿（Oscar Henry Brandon，1916年3月9日——1993年4月20日），捷克裔英国记者。出身于捷克一个银行家家庭。1939年移居伦敦，进入《星期日泰晤士报》工作。1943—1945年任《星期日泰晤士报》战地记者。1945—1946年任驻巴黎记者。1947—1949年任巡回外交记者。1950—1983年任驻华盛顿首席记者。1963—1983年任副主编。1983年退休。
[29] 杰奎琳·李·鲍维尔·肯尼迪·奥纳西斯（Jacqueline Lee Bouvier Kennedy Onassis，1929年7月28日——1994年5月19日），美国作家、摄影师。1953年嫁给约翰·肯尼迪。1961—1963年任第一夫人。1963年肯尼迪遇刺后，多次参与其纪念活动。1968年罗伯特·肯尼迪遇刺后罹患抑郁症，同年嫁给希腊船王奥纳西斯，后赴法国定居。1975年奥纳西斯去世后回国。1979年支持特德·肯尼迪竞选总统。1990年支持克林顿参选总统。1994年逝世。
[30] 事实上，戴高乐在美国总统一行在巴黎停留时提醒肯尼迪夫人说，赫鲁晓夫夫人比她的丈夫还要“老谋深算”，当这两位女性走到阳台上回答大家的提问时，这种印象得到了证实。肯尼迪夫人后来回忆说，赫鲁晓夫夫人“长着一双小猪眼”，“在我还没有来得及阻止她之前，她已经抓住了我的手，高高地举了起来”。
[31] 艾博特（1821—1893），1891—1892年间担任加拿大总理。——译者注
约翰·约瑟夫·考德威尔·艾博特爵士（Sir John Joseph Caldwell Abbott，1821年3月12日——1893年10月30日），加拿大政治家。1847年加入共济会，同年开始担任律师。1849年签署《蒙特利尔吞并宣言》，鼓吹加拿大并入美国。此后参加了英属北美忠诚橙会（Loyal Orange Institution），支持英国。1853年起任教于麦吉尔大学，并于1855—1880年任麦吉尔大学法学院院长。1860—1867年任下加拿大立法议会议员。1865年加入保守党。1867—1874年、1880—1887年任加拿大议会议员。1887—1889年任蒙特利尔市长。1887—1893年任参议员。1891—1892年任总理。1892年退休。
[32] 赫鲁晓夫对杰奎琳·肯尼迪的其他印象包括：“记者总是将她说成是一个美人，对男人来说很有魅力的那种，但是她并没有给我留下那样的印象。不错，她年轻，充满活力，也很讨人喜欢，但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出众之处。”至于她的言语犀利：“作为苏联代表团团长，我根本没有把她当回事；至于她究竟如何，那是她丈夫的事。如果他喜欢她，那么就祝他们俩健康长寿！”
[33] 迪安·艾奇逊（1893—1971），美国国务卿（1949—1953），在其任内曾促成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立，签订《日美安全条约》，支持美国政府发动了侵朝战争。——译者注
[34] 保罗·亨利·尼茨（Paul Henry Nitze，1907年1月16日——2004年10月19日），出身于一个德国移民家庭。1928年毕业于哈佛大学，随后进入投资银行工作。1942—1943年任美洲事务协调员办公室财务主任。1943—1944年期间先后担任战争经济委员会金属矿产处处长和对外经济管理局对外采购与发展处处长。1944—1946年任战略轰炸调查局副主席。1950—1953年任国务院政策规划室主任。1953—1961年任外交服务教育基金会主席。1961—1963年任国防部长助理。1963—1967年任海军部长。1967—1969年任国防部副部长。1981—1984年任中程核力量条约谈判美方首席代表。1984—1989年任总统和国务卿军备控制问题特别顾问。2004年去世。
[35] 波尔沙科夫是苏联军事情报机构的一名上校，他在美国是以塔斯社华盛顿分局负责人的身份作掩护的。不过罗伯特·肯尼迪好像确信他与波尔沙科夫之间的友谊是可信的。
[36] 弗兰克·肯扬·罗伯茨爵士（Sir Frank Kenyon Roberts，1907年10月27日——1998年1月7日），英国外交官。1930年进入外交部工作。1939—1940年任英法最高战争委员会联合秘书。1945年在雅尔塔会议上担任丘吉尔的顾问。1945—1947年任驻苏联公使。1947—1949年期间担任欧内斯特·贝文的私人秘书。1949—1951年任驻印度副高级专员。1951—1954年任外交部副国务秘书。1955—1957年任驻南斯拉夫大使。1957—1960年任常驻北约代表。1960—1962年任驻苏联大使。1963—1968年任驻西德大使。1969年退休。
[37] 这是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与社会主义国家工人党就与德国和平条约准备相关的问题交换看法的会议记录。
[38] 朱利叶斯·亚历山德罗维奇·克维特辛斯基（Юли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Квицинский，1935年9月28日——2010年3月3日），早年参加了苏联共产党。1959年进入外交部工作。1978—1981年任驻西德大使馆公使衔参赞。1981—1986年任无任所大使。1986—1989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86—1990年任驻西德大使。1989—1990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90—1991年任外交部副部长。1991年5月12日——9月21日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八一九政变期间一度代理外交部长一职，政变失败后被解除职务。苏联解体后，于1992—1996年任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协会副主席。1996—1997年任联邦委员会主席顾问。1997—2003年任驻挪威大使。2003年加入俄罗斯联邦共产党。2003—2010年任国家杜马议员，在任期间于2008—2010年任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2010年去世。
[39] 由于与缅希科夫争吵是不可能的，于是科尔年科，当时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馆的二号人物，决定绕开他。在7月5日与肯尼迪助手小约瑟·M.施莱辛格会谈时（当时在苏联人看来，施莱辛格是反对艾奇逊的强硬路线的），科尔年科建议说，如果美国人不相信苏联的保证，使得柏林的“自由市”地位真正得以实现，那他们应该提出自己的保证。科尔年科的意图是想增强驻华盛顿的倾向于谈判者的力量，他也的确做到了。虽然他所说的并不意味着重新谈判会达成什么协议，施莱辛格后来回忆说，但“这看起来好像苏联人或许还是想避免冲突的”。这使得施莱辛格与白宫里的其他人开始提出其他的不同选择，其中就包括再次举行谈判。
[40] 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瓦伦特索夫（Сергей Сергеевич Варенцов，1901年2月2日——1971年3月1日），1919年加入红军。1921年参与镇压了喀琅施塔得叛乱。1941年加入联共（布）。卫国战争期间历任西南方面军第40军炮兵司令、沃罗涅日方面军第60集团军炮兵司令、沃罗涅日方面军炮兵司令、乌克兰第1方面军炮兵司令等。1945—1947年任苏军中央部队第一编队炮兵指挥官。1947—1951年任喀尔巴阡军区炮兵司令。1951—1952年任外高加索军区炮兵司令。1952—1953年任苏联陆军炮兵副司令。1952—1955年任国防部炮兵总局局长。1953—1961年任苏军炮兵总司令。1955年被授予炮兵元帅军衔。1958—1962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61—1962年任火箭部队和地面部队炮兵司令兼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63年因彭科夫斯基间谍案被降为炮兵少将军衔，并被解除一切职务。1971年去世。
[41] 奥列格·弗拉基米罗维奇·彭科夫斯基（Олег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Пеньковский，1919年4月23日——1963年5月16日），1937年加入红军。卫国战争期间在莫斯科军区和乌克兰工作。1944—1945年任乌克兰第1方面军炮兵司令瓦伦特索夫的副官。1953年加入格鲁乌。1955—1956年任驻土耳其大使馆高级助理武官。1960—1962年任部长会议国家科学研究协调委员会对外关系部副部长，在任期间秘密投靠英国军情六处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充当间谍，并传递了许多军事机密。1962年10月22日被捕，1963年5月11日被判处死刑，5月16日被处决。
[42] 詹姆斯·威廉·富布赖特（James William Fulbright，1905年4月9日——1995年2月9日），1925年毕业于阿肯色大学。1928年毕业于牛津大学。1934年起担任律师。1939—1941年任阿肯色大学校长。1942年参加民主党。1943—1945年任众议院议员。1945—1974年任参议院议员，在任期间，于1955—1959年任银行和货币委员会主席、1959—1974年任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1947年支持马歇尔计划。1951年起公开反对麦卡锡主义。1961年反对猪湾入侵计划。1966年起反对越南战争。1974年议员连任失败后，继续从事律师工作。1993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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