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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从U—2飞机到联合国会议上的皮鞋：1960.4—9
与11月7日布尔什维克革命胜利纪念日一样，“五一国际劳动节”也是一年中苏联最为重要的节日。所有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都会聚集到红场的列宁陵墓之上，观看壮观的游行队伍。级别稍低一些的官员与各国外交使节则站在红褐色大理石陵墓两旁的白色看台上。在坦克、大炮与导弹发射架轰鸣着通过后，成千上万的群众身着节日的盛装走过广场，他们手舞旗帜，呼喊着有关和平与共产主义的口号，向他们的领导人致敬。从远处望去，他们一群一群地似乎没有什么区别；实际上，他们是来自各个工厂与企业的员工，事先经过精心的演练，活动开始前就聚集在广场外的街道上。尽管当权者的目的是显示公众对他们的支持，但对于很多游行者来说，能在国际劳动节上游行通过红场也是件很高兴的事情。
1960年的5月1日，天气晴朗，阳光明媚。赫鲁晓夫在他位于列宁山的住所睡到大约早晨六点钟，突然旁边小桌子上的克里姆林宫保密电话响了起来。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报告说，美国的U—2侦察飞机已经越过苏联南部与巴基斯坦交界的边境，正在向苏联的心脏地带飞来。
赫鲁晓夫用早餐时脸色阴沉。他坐在那里一声不吭，只听见勺子在茶杯里搅动的声音。他的家人知道此时最好不要问他出了什么事情；如果想告诉他们，他自己就会主动说的。喝完茶，他走向门外停放的汽车。家人本来想陪同他去红场，按照斯大林时代留下来的习惯，他们可以凭票在陵墓左侧找到位置。这一次，他们只得自己去了。赫鲁晓夫急着要去克里姆林宫召集主席团紧急会议。在将赫鲁晓夫的住所与沃罗比奥夫斯基大街分隔开的高墙外，高音喇叭已经在播放革命歌曲。
“他们又飞到我们上面来了，还是在同一地方。”赫鲁晓夫向跟在他后面走向汽车的儿子咕哝道。
“我们能将它打下来吗？”谢尔盖问道。
“这个问题问得真愚蠢。”他父亲生气地说。马利诺夫斯基保证说拦截飞机与防空导弹都已经准备好了，但是飞机还是太少，而且导弹的性能也很有限。“这完全取决于会发生什么情况，它是否会撞到我们的枪口上，我们能否打中它。”现在飞机在什么地方？谢尔盖问道。靠近图拉塔姆，赫鲁晓夫回答说，“但是它接下来会飞向哪里，谁知道呢？”他说着钻进汽车，车开走了。
这并不是美国飞机在苏联领空上的第一次越界飞行。从1946年开始，美国就开始了对苏联边界附近的空中侦察飞行，一些飞机还进入了苏联领空。从1952年开始，美国和英国的秘密侦察飞机就曾厚颜无耻地越过乌拉尔山脉到达西伯利亚地区，并拍摄了像北方的摩尔曼斯克、远东的符拉迪沃斯托克以及斯大林格勒等城市的照片。[1]U—2飞机的第一次飞行是1956年7月4日从西德的威斯巴登起飞的，穿过波兰与白俄罗斯，并两次越过莫斯科上空，然后再向北到达列宁格勒，最后从波罗的海出苏联国界。同一个星期，就有另外六次U—2飞机穿过了俄罗斯中部与乌克兰地区。经过一段时间的间歇后，越界飞行于1956年11月和1957年夏天恢复，此后则无规则地持续着。
艾森豪威尔亲自批准了每次U—2飞机的飞行，他知道自己所作所为的严重性。他曾经承认说，什么事情也不会“比苏联飞机侵犯我们的领空能更快地让我请求国会的宣战授权”。不过，他觉得很有必要监控苏联的导弹设施（美国民主党批评人士指责说，美苏两国间已经产生了有利于苏联的“导弹代差”），以防止苏联可能的突然袭击；苏联的拦截飞机与防空导弹好像还够不着高空飞行的U—2飞机，更不用说把它打下来了。此外，在1956年与1958年进行了几次抗议后，苏联已经停止抱怨这些侦察飞行了，他们好像已经对此采取默认态度了。
尽管美国航空技术的发展可以让艾森豪威尔感到安心，但他在赫鲁晓夫美国之行后的七个月里还是没有批准进行这种飞行。艾森豪威尔担心这可能会对即将到来的首脑会晤带来不利影响，特别是如果莫斯科在此时具备了能将入侵者打下来的能力的话。但是美国的情报机构敦促进行更多的侦察飞行，他们安装了可以使U—2飞机飞得更高的引擎以及可以欺骗苏联雷达的新装置，他们指出赫鲁晓夫在戴维营会谈及其以后都没有提出过一声抗议。这样，艾森豪威尔总统终于同意U—2飞机可以在1960年4月9日再进行一次飞行。
赫鲁晓夫远非是对美国的入侵采取默认态度，实际上他对此大伤脑筋。如果说他在戴维营会谈期间没有提出抗议、保持沉默的话，那是因为他想避免受到美国人的羞辱。他在与儿子的交谈中老是提及这种情况。在谢尔盖看来，赫鲁晓夫愤怒异常，他简直希望入侵者再次出现，这样他们好把它打下来。“给自作聪明的人一个教训的办法，”赫鲁晓夫说：“就是用拳头说话。我们的拳头会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就让他们再过来好了。”
1960年4月9日，赫鲁晓夫正在克里米亚的别墅里会见苏联军方与工业界官员，就在当天，U—2飞机从巴基斯坦的白沙瓦机场起飞，向西穿过苏联上空。U—2飞机穿过了塞米巴拉金斯克附近超级机密的核试验基地、巴尔喀什湖萨雷沙甘附近的防空导弹试验靶场以及图拉塔姆的战略导弹试验基地，图拉塔姆位于哈萨克斯坦境内，就是后来世界著名的拜科努尔。苏联的飞机与防空人员紧急动员起来，但是一架米格—19飞机在塞米巴拉金斯克附近坠毁，这种飞机也不可能靠近U—2，T—3拦截机在入侵者离开后也没有得到莫斯科的批准，使用塞米巴拉金斯克的秘密机场，萨雷沙甘没有可供发射的防空导弹，两架从图拉塔姆起飞的T—3拦截机也不可能追上目标，其中一架还没有挂火箭，只是在最后时刻才设法挂上了一枚用于米格—19飞机的导弹。
在克里米亚别墅的客人离开后，赫鲁晓夫和谢尔盖来到海滩散步，两人脸色都很阴沉。在被问到如何才能把美国飞机赶走时，赫鲁晓夫开始咒骂起来。他没有什么办法，他说，只有吞下这枚“苦果”。再进行抗议只会证实帝国主义者的设想，“这只能是弱者对强者的抱怨；强者根本不会把弱者的抱怨放在心上，还会继续他们的无视举动的。”
赫鲁晓夫不可能猜出是谁同意了这最近一次的侦察飞行。肯定不会是他的“朋友”艾森豪威尔；他肯定不会在5月16日巴黎首脑会晤即将来到时做出这一决定的。肯定是艾伦·杜勒斯干的，他想在首脑会晤的前夕反复显示美国的优势。他觉得很有必要反复向苏联军方说明这一侵略行径，并严肃地命令马利诺夫斯基保证将下次的入侵者击落，并指示对几位将军和其他一些军官进行严厉的处罚。
然而，艾森豪威尔不仅亲自批准了4月9日的入侵飞行，而且还同意在当月晚些时候再进行一次飞行。杜勒斯与理查德·比塞尔[2]（他在中央情报局负责U—2飞行计划）想得到关于图拉塔姆的最新照片。想看一看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附近的军工设施，想拍摄几幅普列谢斯克的照片。普列谢斯克位于莫斯科以北大约600英里处，据报道，苏联第一枚可供实战的洲际弹道导弹已经做好了部署的准备。如果在接下来的三个月内拍摄不到这些导弹的照片，那么由于太阳在北半球角度的关系，他们就只好等上整整一年的时间。艾森豪威尔又一次犹豫了，但后来他还是不情愿地同意了再进行一次飞行，时间不得晚于4月25日，如果由于天气原因，截止日期可以延长到5月1日。五一国际劳动节那天的飞行还是到那时为止最为大胆的行动。在此之前，U—2飞机从来没有从中部横穿过苏联领空。这一代号为“大满贯行动”的新任务将从巴基斯坦起飞，飞过图拉塔姆，向北到达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向西北到达普列谢斯克，然后在挪威的博德降落。
当赫鲁晓夫的汽车从列宁山驶向克里姆林宫时，苏联的防空指挥所已经陷入一片慌乱之中。不仅是马利诺夫斯基，就连赫鲁晓夫本人都给他们打电话发出警告：再不能将美国的间谍飞机打下来，那将是一种耻辱，毕竟国家已经为摧毁它们花费了金钱。虽然在这样重大的节日期间，苏联军队处于较低的战备状态，但所有的迹象都表明这样的灾难已经不可避免。
当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3]的飞机接近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时，苏联防空司令部派出了一架独立的高空拦截机，当时这架飞机正好位于附近的科尔索沃空军基地，本来是要到其他地方去的。这架T—3飞机的飞行员，伊格尔·门蒂奥科夫（Igor Mentyukov）上尉，本来身着礼服正在当地的公共汽车站等车，然后一辆汽车驶了过来，将他飞快地送回了基地。当时他身边既没有高空飞行服，也没有氧气面罩，飞机也没有装备武器。在12英里的高空，他将没有可供呼吸的氧气。尽管如此，他还是被命令去寻找U—2飞机，进行追击。对于门蒂奥科夫来说，幸运的是，他并没有能靠近鲍尔斯的飞机，于是安全地返回了基地。
谢尔盖·萨弗罗诺夫[4]大尉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的米格—19飞机被本来瞄准鲍尔斯飞机的火箭击落了。当时，鲍尔斯的飞机已经被击中，或者说是被机身后面爆炸的导弹所毁伤。但是当U—2飞机的巨大碎片在苏联雷达屏幕上显示其仍处于飞行状态时，他们又发射了一批导弹，结果将萨弗罗诺夫击落。[5]
虽然中央情报局肯定在U—2飞机坠毁时没有飞行员能生存下来，但鲍尔斯还是安全地打开了降落伞，降落到了一个国营农场里。他被一个苏联农民扶了起来，但不久就落到了克格勃手里。他的被俘与供述可能会给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带来破坏性的后果，但美国总统要想得知鲍尔斯的命运还需要几天的时间。当得知这一消息时，赫鲁晓夫感到很欣喜。当时已是莫斯科将近中午时分，赫鲁晓夫正在检阅红场游行队伍，（游行队伍高举的旗帜上写着：“立即签署德国和平协议！ 给农业更多的化肥！”）突然，苏联防空军司令谢尔盖·比留佐夫[6]元帅，从陵墓上的领导人中间挤到了赫鲁晓夫跟前。比留佐夫当时没有穿礼服，在场的外国使节知道肯定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情。赫鲁晓夫面前的麦克风没有将他们的整个谈话都收录进来，但整个广场都能听到赫鲁晓夫的大喊：“干得好！”
他儿子说，当那天晚上回到家时，赫鲁晓夫“显得异乎寻常的高兴。他觉得终于找到了报仇的机会”，但是这种复仇还远没有结束。他的下一步计划是不暴露他已经击毁了飞机，抓获了飞行员，等美国人落入圈套，看他们会讲出什么欲盖弥彰的故事，然后再揭穿他们。谢尔盖回忆说，这样他就可以对“多年来对他进行羞辱的”折磨者进行报复了。
赫鲁晓夫仍然认为艾森豪威尔对此并不知情，是那些军队与中央情报局里的顽固分子捣的鬼。要是在平时，这肯定会让他感到特别烦恼，但此时却更加增强了他的自信。赫鲁晓夫告诉他儿子说，如果间谍归间谍，外交却是另外一回事的话，那他们期待已久的巴黎首脑会晤还可以如期举行。甚至空军元帅康斯坦丁·维辛宁[7]原定于5月14日对华盛顿的访问也可以按计划进行。赫鲁晓夫认为，当他收起圈套，公开鲍尔斯的命运时，懊恼的艾森豪威尔也许会进行道歉，甚至对被俘美国飞行员的公开审判也会束手无策。
他的计划聪明过了头，他变成了主要的受害者。事实上，正像他1969年向一位来访的美国人所承认的那样，U—2飞机事件成为他政治生涯终结的开始。A.麦克吉希·哈维博士是来莫斯科给赫鲁晓夫患病的女儿叶勒娜看病的。在赫鲁晓夫家里吃饭时（这种安排已经很不容易，因为赫鲁晓夫当时在家里实际上处于被软禁状态），哈维博士问他的主人为什么会从权坛上跌落下来。“在那件事情发生前，一切都很好。”赫鲁晓夫回答说：“从加里·鲍尔斯的U—2飞机在苏联领空被击落起，我就不再能完全控制局面了。”从那以后，“那些认为美国具有帝国主义企图以及军事实力最为重要的人找到了他们需要的证据，当U—2飞机事件发生后，我就没有能力再去克服这种观念了。”
事实并非完全如此，不过这也多少可以说明一些问题。
要想了解U—2飞机事件的全部影响与后果，我们还有必要了解一下在此之前及之后的东西方外交关系。就西方国家而言，赫鲁晓夫美国之行燃起的希望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但是赫鲁晓夫本人的失望情绪是从1960年4月才开始的。
艾森豪威尔努力兑现他在戴维营会谈中所做的承诺。正如汤普森大使于1960年1月所总结的那样，“在戴维营，我们实际上是努力保证我们的盟友都能采取进一步行动，来解决柏林这一具体问题”。起初，艾森豪威尔想在1959年12月举行首脑会晤。这位美国总统“好像有点着急”，麦克米伦后来回忆说，但是戴高乐和阿登纳并不着急。法国总统认为，他从赫鲁晓夫的美国之行还没有看出急于举行首脑会晤所能取得的进展，在四国首脑会晤前，他还有自己的事情要做。为了体现法国与其他西方盟国的平等，戴高乐想爆炸法国的第一颗原子弹，让赫鲁晓夫访问法国，就像他访问美国一样，在举行真正的首脑会晤前，西方国家举行一次“预先的首脑会晤”。如果这样能拖到春天，那再好不过了，因为在戴高乐看来，首脑会晤应“建立在双方都能保证释放善意、发表友好声明的基础上，而不是像以往那样批评对方的政治制度，然后再提出一大堆每个国家都不怕的理由”。
阿登纳对于一个他甚至都不想参加的会议更加不着急。任何改变西柏林地位的协议都将意味着是对赫鲁晓夫要求的妥协。这位西德总理对会谈设置了很多障碍，以致艾森豪威尔到3月份时也开始抱怨阿登纳“已经真的显得老眼昏花了”，艾森豪威尔曾考虑支持西柏林成为“某种性质的自由市”的计划，并通过联合国或是四国首脑会晤的保证来取代盟国现行的司法权力。但是，尽管艾森豪威尔向麦克米伦抱怨过他“对事情的拖延已经感到厌烦”，但他“并没有做好进一步争吵的准备”。这证实了麦克米伦的感觉，他认为“只有我和赫鲁晓夫是真正支持举行一次具有成效的首脑会晤的”。但是，甚至他的这种热情也是有条件的。当戴高乐于1959年12月告诉麦克米伦说，他认为赫鲁晓夫即将对法国的访问“特别不合时宜”时，英国首相所能得到的最好想法就是，戴高乐认为赫鲁晓夫已经变得“不那么讨人烦了，这可以成为见他的一个原因”[8]。
各国都在运用外交手腕，其结果是西方国家的谈判立场回复到了赫鲁晓夫美国之行以前的状态。签署有限禁止核试验协议的前景看起来好像好一些。虽然在视察试验基地的数量、控制委员会的组成以及为了和平目的的核试验等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但麦克米伦认为“所有关于［禁止核试验］的征兆还是好的”。到4月份，他相信世界“处于重大进步的前夕”。但是戴高乐认为“巴黎会谈能取得积极成果的机会不大”。
美国之行的余兴未尽，赫鲁晓夫认为在首脑会晤上达成关于柏林问题的协议几乎是十拿九稳的事情，签署禁止核试验的协议也是有可能的。这样，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会对苏联的武装部队进行又一轮的重大削减，苏联又裁减了120万军队，其中包括25万名军官。他于12月8日送交主席团的备忘录中充满了乐观与热情。“我们现在有着很多型号的火箭，我们拥有的火箭数量能将整个世界炸得粉碎。”赫鲁晓夫吹嘘说。实际上苏联当时只有在俄罗斯北部的普列谢斯克拥有四枚具有实战能力的洲际导弹。尽管“有些同志”也许会反对这看起来好像是单方面的裁军，但赫鲁晓夫认为落入圈套的反而是西方国家；如果他们不仿效苏联的做法，那他们就会“背上国防预算的沉重负担，从而损害国民经济”，“从而可以更好地反映出我们制度的优势”。赫鲁晓夫的内心充满着希望，他甚至设计有一天苏联红军可以发展成建立在“防卫领土原则之上的民兵武装，苏联公民可以在不离开他们所从事行业的情况下征召服役”。
赫鲁晓夫宣称他的每一步计划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也许我不可能预见到所有的事情。”他谦虚地说。然而，他希望军队裁减能在“一月底或是二月进行”，他设计的时间表是这样的：主席团于12月14日表决通过，两个星期后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也表示同意，一月中旬赫鲁晓夫向最高苏维埃提交关于1924年以来苏联武装部队最大规模裁军的提议，历来只是起着“橡皮图章”作用的最高苏维埃肯定不会有什么不同意见。他根本没有与华约组织国家或是处于斗争前线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进行过协商。赫鲁晓夫私下里曾对汤普森大使说过：“他一直被迫运用他所有的权力来劝说苏联军方，不过所幸的是，他们现在也同意他的计划了。”
汤普森在新年前夜的晚会上又一次看到了赫鲁晓夫兴高采烈的样子。与以往一样，苏联的上流社会人士与各国使节在克里姆林宫里聚会，餐桌上摆满了各种食品和饮料，中间还有一棵巨大的新年树。宴会一直持续到将近凌晨两点钟才结束，之后成双成对的男女拥入舞池，这时赫鲁晓夫将汤普森大使与夫人、法国大使与夫人以及意大利共产党人留吉·伦哥带入了一个小一些的大厅里，厅里有一眼喷泉，周围放满了五颜六色的塑料石块。他本来想把英国与西德大使也一起叫过来的，但他们当时已经回去睡觉了，于是他就叫米高扬和科兹洛夫来代替。尽管此时大家都已经颇有几分醉意，但赫鲁晓夫宣称（用汤普森第二天发送的加急电报中的话来说），“他对他的美国之行以及艾森豪威尔总统对他所表现出来的热情好客感到特别的高兴”，他还说道：“只要美国总统能继续执政一届，我肯定我们之间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在“反复而严肃地”宣称战争就意味着自杀，因为“现代武器具有可怕的杀伤威力”后，赫鲁晓夫吹嘘说，他有30枚这样的炸弹瞄准法国，还有差不多50枚瞄准英国。那他瞄准美国的炸弹有多少枚？简·汤普森问道。赫鲁晓夫回答说，那是个秘密。赫鲁晓夫再次警告说，如果即将举行的首脑会晤不能在德国问题上达成协议，那他就会单独与东德签署协议，从而结束西方国家在柏林的权利。科兹洛夫和汤普森几次想离席。最后他们一直持续到将近早晨六点钟。
就在当天晚上，赫鲁晓夫对汤普森夫妇发出了一个异乎寻常的邀请：他们和孩子以及汤普森的助手鲍里斯·科洛松和他的家人被邀请在下一个周末去赫鲁晓夫的别墅里度假。星期五晚上，长长的黑色轿车带着两家人来到了赫鲁晓夫的别墅。他们来到后，克格勃的安全人员拉着孩子们去雪道上滑雪橇。第二天早上，赫鲁晓夫也来了，戴着一顶皮帽，两边带有厚厚的护耳。那天的娱乐活动包括到附近的马场里骑阿拉伯马（“一定要挑性情比较温和的马”，热情的主人为了安全起见如此嘱咐道），接着是非正式的午宴，宴会持续的时间很长，米高扬充当敬酒的主人。在科洛松看来，葛罗米柯好像也从来没有这么高兴过，葛罗米柯夫人向美国客人保证说，他们有充裕的吃饭时间，因为赫鲁晓夫肯定“讲起话来就没完没了”。阿历克赛·阿朱别伊负责在留声机上更换唱片。“如果斯大林看到我们在这里与美国大使在一起，”米高扬说：“他肯定会从坟墓里跳起来的。”
当亨利·卡波特·洛奇于二月初前来拜访时，赫鲁晓夫仍处于乐观的期待之中。这位苏联领导人捎话给艾森豪威尔说，他在苏联可以自由地到处旅行，甚至于秘密的军事基地也不例外；赫鲁晓夫希望总统的孙子孙女们也可以一同前来；苏联人对美国总统的接待将会是十分友好的，他大可不必采取什么安全方面的防范措施。当洛奇抱歉地说赫鲁晓夫对洛杉矶的访问并不是“十分顺利”时，赫鲁晓夫对那些事情根本没有放在心上，他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美国之行感到越来越欣慰”。
尽管表面上显露出乐观情绪，赫鲁晓夫肯定还是觉察到了一些蛛丝马迹，首脑会晤也许不会如他所期望的那样。如果说，他的希望与忧虑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那就可以解释他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为什么会有如此狂热的举动了。他好像已经对首脑会晤等不及了，然而他又不愿有如此的想法，好像他已经抱定主意，现在还不是过早高兴或是失望的时候。“就好像决堤一样，”谢尔盖·赫鲁晓夫记得此时他父亲忙于进行各种各样的国防访问与会谈，“父亲转来转去，”谢尔盖比喻说：“就像笼子里的麻雀一样。”
在接见洛奇后不久，赫鲁晓夫启程前往亚洲（在谢尔盖、女儿拉达与尤莉娅以及孙女尤莉娅的陪同下）。他于2月11日到达印度，2月16日到达缅甸，2月18日访问印度尼西亚，3月2日来到阿富汗，然后于3月5日回到了莫斯科。此次访问巩固了苏联与发展中国家刚刚兴起的外交关系，但考虑到他在五年前已经访问过这四个国家中的三个，而且他的日程中更多地充斥着集会与招待会，而不是严肃的会谈，因此可以说，他此次访问的主要收获可能就是在每一站受到的对他个人的恭维，另外还有观光游览的机会。差不多十年后，他“生动地”回顾起在加尔各答举行的那次盛大的集会，集会上放飞了“大量的鸽子”：“夜幕降临了。其中一只鸽子停在我的胳膊上。人们开始相互嬉戏，摄影师们自然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对于所访问的每个国家，我都一直在为他们祈求和平，因此人们说现在就有了一只知道应该如何寻找自己栖身地的鸽子。”在印度尼西亚，“我们受到了人民的欢迎，盛况空前，与我们的身份很是相称”。[9]
在印度的比莱钢铁厂，该厂是苏联援建的，印度工业部长对赫鲁晓夫表示了热烈的欢迎，认为他“对冶金有着深入的了解”。不想浪费任何一个表现机会，这位荣誉工程师［赫鲁晓夫］建议周围的观众“在建筑中以加强型混凝土替代钢铁结构”，并指导他们如何处理矿渣：“你得在矿渣高温时出炉，不能让它冷却，使之保持适当的温度，这样可以不浪费燃料，并立即将其铸造成制成品。”他还花时间对工厂住房建设发表意见，他认为工厂的现有住房反映了一种“农民心理”与“简单粗糙”。不要迎合每个想要“一处单独住房”的“农民个体”的需要，印度人应该建造四五层的公寓楼，就像他在苏联所做的那样——不过，苏联农民对这种公寓楼持反对态度，甚至在他的出生地卡里诺夫卡也是如此。
赫鲁晓夫的观光内容包括印度尼西亚袒胸露背的村妇；他后来说她们没有他在《战争与和平》中所读过的“海琳·库拉吉娜那迷人的身材与性感的胸脯”。印度尼西亚有一种叫做榴莲的水果，这种水果打开时会发出“那种特别恶臭、令人恶心的味道——就像腐烂的肉一样”，这肯定能给赫鲁晓夫的主席团同事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于是赫鲁晓夫叫他的警卫人员空运了几箱这种水果回去。
当他的访问接近尾声时，一位西方记者问他关于在首脑会晤前赫鲁晓夫与艾森豪威尔举行秘密会谈的谣传是否确有其事，赫鲁晓夫假装严肃地承认说：“我必须承认，是的，昨天艾森豪威尔总统和我刚刚举行了秘密会谈。他在印度尼西亚，我和他进行了长谈。我们的会谈十分友好。今天他将启程回华盛顿。”
这两件事情都有着更深一层的寓意：给他瞧不起的同事们带回臭味水果；进行了他所期望的那种与艾森豪威尔的私下会晤。行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闹剧。当飞机穿过赤道时，赫鲁晓夫的下属们穿着拼凑起来的服装在过道里跳舞，这是阿朱别伊想出来的主意，赫鲁晓夫看了也确实很高兴：一向表情严肃的葛罗米柯身穿红黑两色的衣服，化装成魔鬼；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主席戴着假胡须；阿朱别伊自己则戴着一顶高高的纸帽子。[10]
回到莫斯科一个小时后，赫鲁晓夫在卢日尼基体育馆向1.5万名莫斯科人报告了他的访问情况。十天后，他又启程前往法国，在法国呆了十天左右的时间，在大家看来，他差不多整个二三月份都没有呆在莫斯科。
法国当然不是缅甸。戴高乐是四巨头之一，他当时正在给他的盟友和苏联制造麻烦。如果赫鲁晓夫能让他和艾森豪威尔与麦克米伦一道赞同在首脑会晤中达成关于德国问题的协议，那就可以把阿登纳晾到一边。此外戴高乐具有个人魅力与政治魅力。“戴高乐的一些个性让赫鲁晓夫很是着迷。”阿朱别伊记得。阿朱别伊猜想戴高乐的这种“个性”就是“坚定的意志”。不过，赫鲁晓夫还看中了其他一些素质。想起斯大林的评价，他认为戴高乐“是当今世界上最具智慧的政治家之一，至少在资本主义国家领导人里是这样”。他对戴高乐的“自信与权威派头”也很是喜欢。这位法国领导人在日内瓦会晤时“没有与他的外交部长进行协商”，不像艾森豪威尔那样。这位身材高大、举止尊贵的法国人还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冷静与不慌不忙”，这与爱发脾气、不够冷静的赫鲁晓夫形成了明显的反差。
出于对戴高乐的尊重，赫鲁晓夫不会对他给东道主留下的印象感到完全满意。除了“一次稍显粗暴的讲话”外，戴高乐后来告诉麦克米伦说：“赫鲁晓夫先生还是很友好的。”他“对看到自己发言所产生的效果很是自豪”，不过他的发言并不总是能带来他所期望的效果。他是个“狡猾、聪明、自以为是的人”，不过，尽管十分清楚讨论的基本原则问题，但他“并不能时时对细节问题小心谨慎”，“对于不停地重复的每个问题，他都执固定不变的解决办法”。[11]
赫鲁晓夫之所以坚持固定不变的解决办法，是因为戴高乐远非如此。“我想象不出他的脑子里究竟在想些什么，”赫鲁晓夫后来回忆说：“他抛出一些暗示，但是我不能准确判断那究竟是什么意思。”戴高乐同意赫鲁晓夫的观点，认为德国可能成为一种威胁（“如果是这样，”他承诺说：“那我们将会与你保持一致意见”），但他绝对不是德国统一的倡导者。他坚持认为，达成关于德国问题协议的办法就是降低赫鲁晓夫在柏林问题上施加的压力所造成的紧张局势。戴高乐继续说道，他的话肯定会让赫鲁晓夫大喜过望，如果能真正达成欧洲力量之间的平衡，“那我们甚至可以不再需要美国”。但是在戴高乐看来，这种平衡需要西德牢固地站在西方阵营一边，而这正是赫鲁晓夫努力阻止出现的情况。在戴高乐面前，赫鲁晓夫的外交才能完全失去了作用。他就像斥责一个小学生一样教训这位苏联领导人，他说：“你在德国问题上如此着急，只会让我感到很惊讶。”赫鲁晓夫确实有一种想法，他认为如果他不在柏林问题上投下赌注，那根本就没有达成关于德国问题协议的可能，当然，他并不是想通过在柏林问题上施加压力而最终达成关于德国问题的条约。
除了与戴高乐的会谈外，他们的会谈涉及诸如裁军、非洲以及德国等问题，赫鲁晓夫的法国之行的见闻也是很值得一提的。所幸在巴黎与各个省份举行的正式欢迎仪式都很隆重。当听说将由地方长官来接待他时，这些地方长官的职责之一就是监督警察的工作，赫鲁晓夫“感到有些不快”。他“不喜欢在法国警察的护卫下进行访问。我认为我们的代表团受到了某种歧视”。法国共产党领导人莫里斯·多列士再三向他保证说，“戴高乐总统只是在接待最为尊贵的客人时才会命令他的［地方长官］”，这才让赫鲁晓夫放下心来。
赫鲁晓夫吹嘘说，苏联不久将会超过西方国家，不过由于有了在美国的经历，他没有再讲“埋葬资本主义”之类的话。他对巴黎和卢浮宫的美丽大为赞赏，这让他想起了30年代时的情景，当时他想在一天的时间游览完整个卢浮宫：“一整天，我都在不停地走来走去，从一个展厅到另一个展厅，我最后累得都走不动了；我只能一屁股坐到凳子上，停下来休息——那还是在我年轻、精力充沛的时候！”不过，做宣传与获得启发给他带来的满足感毕竟有限，困惑与烦恼还是不时会袭上他的心头。在兰斯，国务部长路易斯·扎克诺[12]提起了法国过去的入侵者，他在具体指明入侵者时犹豫再三，并告诉赫鲁晓夫说他提及德国人时一定要有耐心。“有时候，我对自己没有机会去外交学校感到遗憾，”赫鲁晓夫反击说，但是作为一个矿工出身的总理，他宁愿说话“直来直去，就像工人们那样，而不想用那些委婉的词语与晦涩的表达方式来隐藏真正的用意”。还有，“我想告诉你我有耐心。我有着坚强的神经。我能做到很有耐心，我现在就很有耐心。”在从里尔到鲁昂的火车上的临时记者招待会上，赫鲁晓夫谴责CBS记者丹尼尔·斯科尔道：“尽管写你那些散布毒瘤的文章去吧，总有一天，所有的人都会朝你脸上吐唾沫的。……如果有人打了我的右脸，那我就会毫不客气地朝他们头目的右脸上挥动拳头，让他脑袋搬家。”
赫鲁晓夫于4月4日回到了莫斯科，不过那时感到脑袋发胀的却是赫鲁晓夫自己。在阿朱别伊看来，法国之行增强了他“对自己实力的信心”，让他“产生了这样一种想法，他就是世界上正在升起的最为耀眼的政治家明星”，“他那种被成功冲昏了头脑的状态让我们这些处于其核心集团的人都感到很失常”。赫鲁晓夫打破惯例，没有在飞机降落后的一个小时后向人民汇报他的访问情况。当第二天在体育馆向人民发表演讲时，他承认自己整个晚上都在思考“我是否真正成功地代表了我们伟大的国家，我是否正当地表达并维护了苏联人民的利益”。
当赫鲁晓夫外出访问时，国内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军方最高领导人仍在对一月份的裁军争论不休，不满情绪已经扩展到了更大范围的党和政府机构里。有报告说，阿登纳已经否认了西方国家会在德国问题上做出进一步的让步，美国再次倾向于为其提供核武器。缅希科夫大使从华盛顿发回警告说西方的策略就是无限期地拖延；这对于强硬派来说并不感到奇怪，他们一直担心赫鲁晓夫美国第一的优先政策会造成与中国的不睦，同时还会在苏联国内滋长危险的亲西方情绪。甚至赫鲁晓夫本人也对这种不断上升的情绪感到忧心忡忡。“我们难道是在人民中间制造虚假的希望吗？”他曾经对一位助手咕哝说：“如果我们不能兑现他们得到的承诺，创造更好的国际气候，使我们国家的人民的生活水平有较大的提高，那会怎么样？”
主席团委员也有着同样的疑惑。据称，勃列日涅夫就对赫鲁晓夫1960年1月的裁军计划提出过质疑。据说，在主席团4月7日的会议上，就曾出现过针对赫鲁晓夫政策的批评意见。由于同事们对他的害怕，他们的保留意见很可能是以某种赫鲁晓夫同样具有的担心形式表达出来的。但是，这种担心在4月9日的U—2飞机飞行后变得更加强烈了，再加上艾森豪威尔政府发言人在4月份发出了两次警告声明。国务卿赫脱（4月4日）以及副国务卿道格拉斯·狄龙（4月20日）重申了美国在戴维营会谈前在德国问题上的立场（将西柏林变成“自由市”的想法是荒谬的；西柏林已经是自由的），同时警告说赫鲁晓夫是“在薄冰上滑行”，即将举行的首脑会晤是不大可能产生“重大的成果”的。更有甚者，毛泽东选择4月22日发表了一篇“列宁主义万岁”的抨击性演说，谴责莫斯科对艾森豪威尔示好是对共产主义的背叛。为免赫鲁晓夫疏忽大意，中国党报《人民日报》列举了戴维营会谈以来美国的37次挑衅活动，并宣称“我们并没有看到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或是艾森豪威尔本人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
4月25日，赫鲁晓夫改变了语气。在巴库发表的一次演讲中，他突然强调起了要在首脑会晤期间达成协议可能会遇到的障碍，只对首脑会晤提出了微弱的希望；认为当会谈结束时，“与会各国的关系会比以前更好一些，但并不会有逆转”。特罗亚诺夫斯基后来写道：“很显然，已经出现了这种语气上的变化，这对赫鲁晓夫来说是很典型的，他的欣快情绪已经逐渐为更为冷静的看法所代替。”
现在回想起来，原中央委员会助手菲奥多·布尔拉特斯基、资深美国问题专家乔治·阿巴托夫[13]以及赫鲁晓夫“写作班子”顾问梅隆·斯图鲁亚都相信赫鲁晓夫是在抓住5月1日的U—2飞行事件来破坏首脑会晤的，因为他也意识到即将举行的首脑会晤不可能取得他事先承诺的那些结果。但是，那些与赫鲁晓夫更为接近的人则坚持认为事实并非如此。当他于5月1日晚上打电话给特罗亚诺夫斯基时，赫鲁晓夫仍然认为艾森豪威尔会宣称对此次间谍飞行并不知情，通过怪罪其他人来挽救首脑会晤。如果美国总统做得更进一步，真的向苏联表示道歉，那么赫鲁晓夫去巴黎时就不会处于守势（其实，不管是谁派出的U—2飞机，他们的目的都是想侦察苏联国内的动向，从而使赫鲁晓夫在巴黎首脑会晤上处于不利地位），相反，艾森豪威尔将会处于不利地位。当然，这一结果也很难得到保证。在他儿子看来，赫鲁晓夫同时“对这种游戏很是喜欢”，他满心欢喜地为白宫设下了一个陷阱，但是至于最终会导致什么结果，他“并没有明确的计划”。
华盛顿处理U—2飞机危机的做法使得恶劣的形势变得更加糟糕。艾森豪威尔政府不是保持沉默，或是编造出一个故事，并一口咬定，而是刚开始就撒了一个并不高明的谎言，然后又一点点地道出事情的真相。当中央情报局了解到，用副局长罗伯特·阿莫里谨慎的话来说，“我们的一架机子掉了下来”时，美国宇航局于5月3日推出了一个事先编排好的说法：他们的一架飞机在土耳其上空执行高空气象研究任务时在该国东部地区坠落。虽然这种说法明显是谎言，但艾森豪威尔仍然认为这可以使赫鲁晓夫继续忽视U—2飞机对苏联领空的入侵。即使飞机已经被打下来了，总统认为飞行员肯定已经死掉了。赫鲁晓夫还得披露U—2飞机被击落的事情，不过就在同一天，他在莫斯科发表了长篇激烈的反美讲话，这让一个来访的埃及代表团感到很吃惊。[14]
5月5日，星期四早上，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大厅里向最高苏维埃的1300名代表发表讲话。表面上，一切都很平静。出于一些无法知晓的原因，葛罗米柯特别邀请了汤普森大使参加会议，并坐在外交人员座位的第一排；美国记者普里斯西拉·约翰逊[15]深受首脑会晤前这种友好气氛的影响，她甚至穿过外交人员座位的过道，与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的记者坐在一起。赫鲁晓夫讲话的第一部分提出了一个以减轻世界紧张局势为基础的国内计划：增加消费品生产的优先地位；一周更短的工作时间；到1965年取消某些税收。然后在三个多小时的讲话后，赫鲁晓夫突然披露了U—2飞机事件以及U—2飞机的命运（但并没有说出飞行员的情况），这使得人们对他提出的国内计划产生了疑虑。[16]坐在汤普森旁边的美国外交人员弗拉基米尔·图曼诺夫仍然记得当时的情景：虽然天色阴沉灰暗，大厅里也没有开灯，这使得赫鲁晓夫在其讲话的前面部分显得脸色沮丧而阴郁，但就在他投下U—2飞机事件这枚重磅炸弹时，乌云散开了，一缕明亮的阳光从上面照射下来，照在赫鲁晓夫神采飞扬的脸上。
他披露的U—2飞机事件使会议大厅陷入了一片骚动之中。在代表们的一片嘘声与唾骂声中，赫鲁晓夫大谈美国的背信弃义与不妥协的立场。美国人派遣U—2飞机来进行间谍侦察，肯定是为了“对我们施加压力”，试图“削弱我们的意志”、“考验我们的神经”，想让我们“卑躬屈膝”。[17]但是，他接着也对艾森豪威尔如何挽救首脑会晤提出了建议：如果“这种挑衅行为是由五角大楼的好战分子策划的，总统并不知情”，那赫鲁晓夫会“带着善意，心无旁念”地前往巴黎，会不遗余力地努力达成“双方都满意的协议”。普里斯西拉·约翰逊注意到，他的声音“沙哑而低沉，显得很疲惫”。
当天晚上，外交部副部长雅科夫·马里克[18]在埃塞俄比亚的外交招待会上很是出了一次丑。瑞典大使问马里克苏联准备按照《联合国宪章》的哪一条来申诉此次越界飞行事件。“具体情况我并不清楚，”马里克回答说：“他们还在审问飞行员。”卢埃林·汤普森听到了马里克的这一谈话，他马上赶回大使馆，给华盛顿发出了一份“加急”电报。华盛顿方面收到这份电报前的四分钟，美国宇航局发言人刚刚公开推测在苏联境内被击落的那架飞机也许就是宇航局在土耳其上空执行高空气象研究并于星期天早上失踪的飞机。由于这份声明不仅撒了谎，而且还编造了详细的细节，因此当赫鲁晓夫最后公开他的圈套时，美国宇航局的声明就为苏联人提供了一个特别有趣的目标。如果汤普森的电报能早一些到达，那么至少可以避免这种令人尴尬的局面。
马里克的失言迫使赫鲁晓夫对他采取了措施。[19]最高苏维埃又召开了一次会议。5月7日，星期六下午，赫鲁晓夫幸灾乐祸地详细披露了他即将戳穿的美国人的谎言。然后，他微笑着得意地说：“同志们，我必须告诉你们一个秘密。……我故意没有说出这个飞行员还活着，并且身体状况良好，我们还得到了这架飞机的残骸。［大笑。长时间的鼓掌。］我们是故意这么做的，因为如果我们马上把所有的事情都公布出来，那美国人就会编造出另外一个谎言了。［大厅里一阵大笑。鼓掌。］”
至此，这位控制不住自己的总理已经决定将这种嬉戏继续下去了。U—2飞机的侦察照片苏联已经冲洗出来了，质量很好，但是“我必须说，我们的照相器材能拍出质量更好的照片，也更精确。……［大厅里爆发出一阵笑声］。”那位飞行员鲍尔斯本来是想用随身带的毒药自杀的。“这是多么的惨无人道！［代表们的低声议论变成了大声的呼喊：‘无耻！’‘无耻！’］这就是那个自杀的工具——美国人杀害自己同胞的最新成果。［赫鲁晓夫向大家展示了一张这种毒药的照片。］”鲍尔斯身上带有7500卢布。难道他是想飞到我们领空“将旧卢布兑换成［最后发行的］的新卢布吗？［大家禁不住大笑起来。接着是雷鸣般的掌声。］”除了他自己手上戴的手表外，鲍尔斯还带有两块金表与七枚女性用的戒指。“他在那么高的地方需要这些东西做什么？［会议厅里一阵笑声。鼓掌。］也许这位飞行员要想飞得再高一些——到火星上去——到那里去勾引火星上的女郎？［会议厅里一阵笑声。鼓掌。］”
尽管这很好笑，但即使他在嘲弄美国人时，赫鲁晓夫还是感到了压力。他仍然愿意承认艾森豪威尔总统“对这起事件并不知情”。但是，如果说是美国军方自作主张，那赫鲁晓夫就是在逼迫美国总统承认他在掌控美国政府上的失职。不过，让赫鲁晓夫对美国总统提出质疑的还是U—2飞机事件本身。就像特罗亚诺夫斯基后来所说的那样：“如果［赫鲁晓夫］没有做出足够强烈的反应，那莫斯科与北京的鹰派就可能会利用［U—2］事件来说明赫鲁晓夫准备接受任何来自华盛顿的侮辱——他们这么认为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的。”
在5月7日发给国务卿的那份绝密电报中，汤普森大使提醒华盛顿方面，千万不能承认艾森豪威尔知道U—2飞机的事情。但是，第二天美国总统就指示他的助手们承认对侦察飞行情况的掌握，并申辩说，为了防止苏联的突然袭击，这种越界飞行是必要的，只是没有承认他了解具体的飞行计划，包括5月1日鲍尔斯的飞行。
如果说艾森豪威尔还有机会在最后时刻改变主意，从而保全他自己与赫鲁晓夫的面子，那么这位苏联领导人5月9日的举动并没有增进这种机会。“要他承认是不可能的，”他在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的招待会上嘲讽美国总统说：“但要否认也是不可能的。这就好像那个有名的关于不是处女的处女的故事一样——因为她已经生了孩子。［会场内一阵笑声。鼓掌。］”什么样的国家能“容忍军方做出政府反对的事情？……如果我们的哪位军人做出这样的事情，那我们肯定会拎他的耳朵，就在这里，在光天化日之下［一阵嬉笑］。”不过，就在此次讲话中，赫鲁晓夫披露他正在考虑进一步削减苏联军队的规模（比1960年1月宣布的那次裁军规模还要大），他甚至对苏联军方对裁军的抵制态度进行了调侃。“我注意到日亚多夫[20]同志听到这话时直挠头——他会说，怎么又要裁军［一阵嬉笑］。不，不是现在，将军同志，而是以后。……［一阵嬉笑］”
苏联的将军们几乎从来没有与汤普森大使交谈过，但他们在U—2飞机危机期间曾向他暗示说，赫鲁晓夫“处理此事很鲁莽，是在冒风险”。[21]赫鲁晓夫本人也曾暗示过他正在处理的这种紧张局势威胁到他自己以及艾森豪威尔的地位。“我必须和你谈谈，”他低声对汤普森说：“这一U—2飞机事件已经让我处于可怕的境地。你们得设法让我摆脱这种局面。”
汤普森答应试试，但是已经太迟了。同一天，国务院新闻发言人林肯·怀特宣读了五天内的第四份关于U—2飞机事件的声明，这份声明承认整个飞行计划都得到了“总统的授权”。更加糟糕的是，这份声明没有宣布今后将放弃此类飞行任务。美国总统将此声明作为其可资利用的外交斗争工具，如果赫鲁晓夫坚持将美国取消对苏联越界飞行作为参加首脑会晤的前提条件之一的话。
根据谢尔盖的说法，当赫鲁晓夫读到美国的最新声明时，他“简直气炸了。如果他们想让他丧失理智的话，那他们真的不折不扣地达到了目的”。这是“艾森豪威尔将军的背叛，而他却将他称为朋友，并在不久前两人还同坐在一张谈判桌前……他的这种背叛让赫鲁晓夫十分伤心。由于U—2飞机事件，他是永远不会原谅艾森豪威尔的。”
赫鲁晓夫是这样解释当时的形势的：“艾森豪威尔的立场使我们失去了所有想帮助他摆脱眼下困境的可能性。……我们不可能再饶恕美国总统了。这就好比是他把屁股朝向我们，我们只得使劲地踢它。”不过，尽管他的怒气不断上升，但赫鲁晓夫还是继续为首脑会晤进行着准备——这部分是由于可以将取消首脑会晤的过失归咎于西方，部分是因为巴黎将是一个羞辱美国人的绝好舞台，而且还因为取消巴黎会晤将标志着他多年来一直奉行的政策的失败。
他的这种矛盾心理于5月10日表现了出来。鲍尔斯飞机的残片以及个人物品，包括他的金表、无声手枪、用于贿赂的卢布和没有使用的毒针，被放置在高尔基公园进行公开展出。整个上午，人群都涌入了二战期间展示缴获德国战利品的那个展览厅。下午四点钟，大厅被清空，好让赫鲁晓夫参观展览。然后，数百名记者，事先都得到了外交部长葛罗米柯的授意，被放进展览厅参加一个“临时的”记者招待会，赫鲁晓夫站在柳条椅上，好让所有的人都能看到、听到他的讲话。
赫鲁晓夫得知美国总统亲自批准了此次间谍飞行时感到很“震惊”：“无耻，厚颜无耻！”这让他想起了他孩提时代在尤索夫卡见到的那些攻击毫无防备的路人的罪犯。“但我们并不是毫无防备的路人。我们国家现在已经变得强大而有力量了。”除了“气愤或嘲笑”外，普里斯西拉·约翰逊认为：“对他与艾森豪威尔之间的友谊已经不复存在的失望好像成为他讲话的主调。”在被问及他是否还会欢迎艾森豪威尔访问苏联时，赫鲁晓夫足足思考了30秒钟。“我该怎么说呢？”他最后回答说：“如果你处于我现在的境地，你会如何回答？……我是个人，我也有七情六欲。”尽管如此，首脑会晤与美国总统的访问仍在准备当中。赫鲁晓夫保证“在美国总统逗留期间，苏联人不会有什么过激的举动”。他会尽一切努力来保证“国际局势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他要求与会的记者“不要写出任何可能导致局势更加紧张的报道”。[22]在普里斯西拉·约翰逊看来，赫鲁晓夫好像“是在与自己对话”，他好像“试图替自己找到不去参加巴黎首脑会晤的理由”。特罗亚诺夫斯基回忆说，赫鲁晓夫讲话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他对于究竟如何处置目前的局势拿不定主意”。[23]
在5月12日的主席团会议上，据称几位委员提议取消首脑会晤，但是赫鲁晓夫仍然希望艾森豪威尔能在最后时刻作出姿态，使会晤能够继续进行下去。他甚至告诉他儿子说，他计划提前一两天到巴黎去，以便有时间与美国总统进行和平谈判。在出发的前夕，赫鲁晓夫在他的别墅周围长时间散步时想起了他访问艾森豪威尔盖茨堡农场的情景。他说，一定要邀请美国总统到他的别墅里来，这很重要，向他展示附近集体农庄里庄稼的生长情况，还可以带他乘摩托艇沿莫斯科河航行。然而，赫鲁晓夫还是对美国人的所作所为感到很“闹心”。他的“困惑”，他后来说：“不时困扰着我。我越来越确信，如果我们若无其事地去参加会议，我们的尊严将会受到损害。”
赫鲁晓夫说在飞往巴黎的途中，他决定要在首脑会晤中提出抗议。事实上，在沃努科夫—2机场时，赫鲁晓夫的决心就已经做出了。除了赫鲁晓夫、葛罗米柯和马利诺夫斯基外，前去参加巴黎首脑会晤的代表都已经登上了飞机。（代表团人员包括21名顾问、5名情报人员、8名翻译、5名密码人员、10名速记员、4名通讯专家、4名司机、28名警卫人员以及其他相关的工作人员，还有财务专家和医生等。）主席团委员聚集在玻璃过道里，后来又来到机翼下进行最后的话别。飞机起飞后不久，赫鲁晓夫告诉他的助手们说他必须要求艾森豪威尔正式道歉，处罚负有直接责任的人员，并承诺以后不再进行类似的飞行；他认为这些条件实际上是美国总统不可能答应的，这样首脑会晤差不多肯定会破裂。“这实在可惜，”赫鲁晓夫说：“但是我们没有别的选择。U—2飞机飞行不仅是对国际法的公然违反，而且也是对苏联的巨大侮辱。”
特罗亚诺夫斯基静静地听着赫鲁晓夫的讲话，想到国际社会重又回到了冷战最紧张的局势中，不由得感到心情沮丧。在苏联驻法国大使馆，一向表情严肃的外交部副部长瓦列里安·佐林[24]在大厅里转来转去，嘴里不停地唠叨着：“情况不妙！情况不妙！”在特罗亚诺夫斯基看来，唯一感到高兴的好像就是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西方观察家从马利诺夫斯基出席巴黎首脑会晤得出判断认为，他们是想确保赫鲁晓夫不会偏离新的强硬路线。实际上，特罗亚诺夫斯基回忆说，并没有存在那种危险。如果说需要注意的话，那也是赫鲁晓夫得克制住自己的愤怒情绪。在巴黎期间，有一次葛罗米柯将美国国务卿赫脱说成是拄着拐杖的瘸子，赫鲁晓夫大声问道：“这是不是上帝给那个恶棍做的标记。”担心他在与赫脱本人交谈时也会这样说话，葛罗米柯和特罗亚诺夫斯基反对作这种比较。
当飞机于5月14日在奥莱机场降落时，赫鲁晓夫已经为四大国首脑会晤做好了准备，随时将抛出爆炸性的问题：“我的愤怒就像电流一样在我体内不断积聚，随时都有可能释放出来。……我们的代表团就像一块强力的磁石，将排斥任何带有相反电荷的异体。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虽然提前抵达巴黎一天本来是想进行和平努力的，但赫鲁晓夫却将其用于发泄他的怒气上。在原来的皇家围猎场、现为苏联大使馆所在地的别墅里呆了一晚，早上散步时“帮助”一位法国农户用镰刀割草后，赫鲁晓夫对戴高乐进行了礼节性的拜访。按照戴高乐的说法，他们之间的会见变成了一次“名副其实的交锋”。赫鲁晓夫通过法国总统向艾森豪威尔传递了一份最后通牒。戴高乐的回答是U—2飞机事件本身表明举行首脑会晤很必要，这招致赫鲁晓夫“发泄他强烈的义愤”。现在与戴高乐抗争的赫鲁晓夫和3月份刚在法国访问的那个人完全不同，法国总统后来说：“他的变化实在太大了，我看只有在俄罗斯的传说故事中才会出现。”
当他当天晚些时候与麦克米伦会面时，赫鲁晓夫变得稍微“随和”一点了，但是他所要传达的信息并非如此。在宣读了事先准备好的声明后（留在戴高乐那里的也是这份声明）赫鲁晓夫“发表了一番言辞激烈的讲话，对美国进行了攻击，艾森豪威尔总统、五角大楼、反动派以及帝国主义势力统统成了他攻击的对象”。他顺便提及英国首相“出身贵族”，而他，赫鲁晓夫，“则是矿工出身”。年轻时，他“逮过麻雀，小鸟啄过他的手”，但苏联人民“不是麻雀，他们现在已经足够强大，可以对任何企图发起新的战争的人予以致命的一击”。艾森豪威尔曾在戴维营会谈中将赫鲁晓夫称为他的“朋友”，甚至教给他英语单词。但是现在，赫鲁晓夫说：“他的朋友（他曾一再痛苦地重复这一称谓），他的朋友艾森豪威尔背叛了他。”[25]
西方国家对赫鲁晓夫表演的反应不一。如果赫鲁晓夫破坏了首脑会晤，那“法国对不可避免发生的事情也没有办法”，戴高乐说，“一直以来努力呼吁举行此次会谈的”并不是法国。虽然被完全激怒了，但艾森豪威尔仍然想尽办法来挽救这次首脑会晤。与往常一样，麦克米伦做好了对任何最极端的情况让步的准备，即使“柏林成为联合国的一个市，那也不是一种太坏的命运”。
5月16日，星期一，赫鲁晓夫和他的代表团第一个来到了爱丽舍宫。戴高乐带着他们走上宽大的大理石台阶，带到了一个大大的绿色会议厅里，这间会议厅房顶很高，透过窗户可以看到外面的花园。在会议厅的中央，几张桌子拼成了一个正方形。几分钟后，戴高乐将英国代表团领了进来，赫鲁晓夫与麦克米伦握手致意。但是当艾森豪威尔进来的时候，他和赫鲁晓夫没有握手。
四个代表团各就各位，法国与美国代表团相对，苏联代表团坐在美国人的右边，与他们相对的是英国代表团。“我们相聚在此，举行四国首脑会晤。”戴高乐招呼大家安静，宣布会议开始。“昨天我收到了一位与会代表，赫鲁晓夫先生的声明，我已经将他的声明口头转达到了其他的代表，艾森豪威尔总统和麦克米伦先生。因此，现在有谁想发表意见吗？”
赫鲁晓夫先生说他有话要说，艾森豪威尔总统也是。戴高乐建议说，作为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艾森豪威尔先进行发言。赫鲁晓夫愤怒地反对说，所有代表团的团长都是平等的，而且他还是首先提出请求的。戴高乐抬起眼来看了一下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冷冷地点头表示同意。
赫鲁晓夫重新站了起来，麦克米伦后来描述说“他的手势让人想起了米考伯先生”，赫鲁晓夫从口袋里拿出“一大卷折叠起来的打印文件”，开始“严厉抨击艾克（就像米考伯对希普那样），言语中混合着辱骂、讽刺、攻击以及有理有据的争辩”。
赫鲁晓夫用了大约45分钟（包括翻译时间）宣读完了事先准备好的讲稿。“在这种情况下，”他后来回忆说：“我知道我不能信口开河。每个词语都必须准确，每个句子都必须组织得当……让他们没有任何误解的余地，否则就有可能被我们的对手所利用。”
当他大声宣读时，中间偶尔停下来喝口水，赫鲁晓夫的左眼开始跳动，双手颤抖。由于艾森豪威尔总统不但没有谴责U—2飞机事件，反而宣布将继续这样的侦察飞行，苏联代表团不可能参加这样的会谈，并提议将首脑会晤推迟“大约六到八个月”，他们没有明说，到那时艾森豪威尔就不再是美国总统了。同样，美国总统对苏联的访问将被无限期推迟。
赫鲁晓夫在宣读声明时声音越来越高。戴高乐有一次打断他说：“这个会议厅里的音响效果很好，我们都能听见主席的发言。你没有必要如此大声。”赫鲁晓夫抬起眼睛，从他的无边眼镜上边看了一下戴高乐，不过还是放低了声音。在美国翻译沃龙·沃尔特斯看来，这位苏联领导人好像“让自己显得更为愤怒了”。当他结束发言时，赫鲁晓夫后来写道：“我的情绪已经被完全激发起来了，感觉到斗志旺盛，心情振奋。正像和我一样单纯的人会说的那样，我卷起袖子想打架。我的声明引起了很大的骚动，特别是警告如果不能得到美方满意的答复，我们将收回对艾森豪威尔的邀请这一段。”
在赫鲁晓夫情绪越来越激动的时候，艾森豪威尔也变得越来越按捺不住了，他的脸和脖子涨得通红。不过，他在赫鲁晓夫之后的发言还是比较克制的。尽管美国不会“推卸其防范突然袭击的责任”，但U—2飞机的间谍飞行“在最后的事件后还是暂时中止了，并且没有继续发生类似的情况”。美国代表团准备继续举行首脑会晤。美国总统也准备“在主要会谈进行的同时举行美国与苏联之间的双边会谈”。
麦克米伦脸上露出忧虑的神色，他恳求他的同事们记住那句法国谚语：“事情拖下去就不会有结果了。”戴高乐在赫鲁晓夫发表长篇演说的过程中一直坐在那里，看上去心烦意乱，他再次以一种对不安分守己的青少年的口吻对赫鲁晓夫说：“在U—2飞机被击落以后和你离开莫斯科之前，我叫我国大使去拜会你，就按期举行此次会晤还是推迟征求你的意见。现在并没有发生什么其他的变故。你告诉我的大使说应该举行此次首脑会晤，而且还应该取得丰硕的成果。……你把麦克米伦先生从英国带到了这里，把艾森豪威尔将军从美国也拉到了这里，我也费了很大的周折来组织此次首脑会晤，但是你现在这种丝毫不肯让步的态度却使会晤无法继续进行下去。……”
他还指责赫鲁晓夫对法国进行了多次的越界飞行，“就在昨天，你在离开莫斯科前发射的那颗卫星在没有得到我的允许的情况下飞越法国领空18次。我怎么知道你们没有在上面安装照相机来拍摄我们国家的照片呢？”
“上帝可以作证，”宣称自己是无神论者的赫鲁晓夫回答说：“我的双手是干净的。”
“好，那么，你怎么那么自豪地拿出月球照片给我们看呢？”
“在那个上面，我们安装了照相机。”
“噢，在那个上面，你们安装了照相机。”
这番对话之后，赫鲁晓夫的双手颤抖得更加厉害了。[26]还有一次，他曾直接对艾森豪威尔说：“我不知道是否该这么说——但是我们就不明白究竟是什么使你在首脑会晤前做出这种挑衅性的举动。如果没有这事，我们可以在友好的气氛中举行此次首脑会晤，也可能取得最佳的成果。……上帝可以作证，我是带着干净的双手和单纯的心情来到这里的。”
赫鲁晓夫对艾森豪威尔禁止今后继续进行类似飞行的承诺表示出些许的满意。但是当戴高乐呼吁他不要将他的强硬声明公开，以维持会晤继续下去的必要气氛时，他表示了拒绝。如果他不发表这个声明，苏联的“公众舆论”也许会认为通过谈判“美国已经迫使苏联在威胁面前屈服了”。因为全世界都知道美国对苏联的威胁与侮辱，因此世界人民也必须知道他不是来巴黎请求北约的“恩赐”的。
戴高乐看到没有别的选择，只能休会。当麦克米伦试图安排“第二次会谈”时，赫鲁晓夫纠正他说：“这还不能算是首脑会晤的开始。会谈还没有开始呢。我们认为这次会晤只是一次预备会议。”
“我已经烦透了！我已经烦透了！”艾森豪威尔在回到美国大使馆时大喊道。赫鲁晓夫就是个“畜生”，他想通过这种表演给克里姆林宫的同事们留下印象。麦克米伦当天晚上很晚时来到了美国代表团驻地，他看到艾森豪威尔总统显得“很沮丧”，而戴高乐“则有点幸灾乐祸”；在他看来，这并非出乎意料，他说：“一切都结束了。”当麦克米伦恳求他的西方国家同事让他设法挽救这次首脑会晤时，他的眼睛里都噙满了泪水。会晤的破裂将意味着他两年来一直孜孜以求的政策的“破产或是几乎破产”。“真是难以形容今天的情景。”麦克米伦当天晚上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这是他一生中“最为悲惨的一天”。当他于晚上9时30分来到苏联大使馆时，赫鲁晓夫兴高采烈地大谈他如何将美国人抓了现形，艾森豪威尔是如何统治他的国家但没有支配权的。赫鲁晓夫“显得彬彬有礼，但他已经拿定了主意”；马利诺夫斯基“几乎连眼都没有眨一下”；葛罗米柯“也没有说一句话”。离开苏联大使馆时，麦克米伦抱怨说：“苏联人也许知道如何造人造卫星，但他们肯定不知道如何缝制裤子。”
西方领导人安排了第二次会谈——并非真的抱有什么希望，只是将不来参加会议的责任推到赫鲁晓夫身上。赫鲁晓夫也没有闲着。第二天早上，他和马利诺夫斯基在一大群记者的簇拥下开车来到了法国的乡村。在去马恩战场的途中，他们的车队停了下来，这样好让赫鲁晓夫能“帮助”道路维护工人砍掉倒在路上的一棵树，后来他们来到了普勒絮马恩村，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马利诺夫斯基作为一名机枪手曾在这里战斗过。正如麦克米伦所说的那样，赫鲁晓夫“只要有机会，就与村民们进行一系列的交谈”，但这并没有“让我的同事们的心情好起来”。在他们等待赫鲁晓夫对举行第二次会谈的书面要求作出回应时，戴高乐怒气冲冲地说，赫鲁晓夫“很可能会整整一个星期都用来打电话与去乡村游历”。赫鲁晓夫的行为“表明他是一个十足的无赖”，艾森豪威尔牢骚满腹地说。“砍掉猫尾巴”的时候已经到来了。
最后，一位苏联助手捎话来说赫鲁晓夫拒绝做出答复。“告诉他，”戴高乐生气地说：“文明国家间的通常做法是，要以书面回复来答复书面要求。”几分钟后，这位苏联信使宣布说，赫鲁晓夫会以书面形式做出答复的，但除非美国接受他提出的所有前提条件，否则他是不会参加第二次会谈的。赫鲁晓夫也许还希望艾森豪威尔会做出让步。“谁应该先做出表示呢？”他在回到莫斯科后的一次讲话中说：“所有人都清楚，应该是那个破坏了我们两国不断发展的友好关系的人。但是你们知道，他期望我做出让步！”[27]
在离开巴黎前，赫鲁晓夫在拥挤闷热的夏洛特宫举行了一次长达两个半小时的记者招待会，与会的记者差不多有3000人，会场乱哄哄的。就像特罗亚诺夫斯基所说的那样，站在脸色阴沉的葛罗米柯与眉头紧锁的马利诺夫斯基中间，赫鲁晓夫“真的让人找不着了”。在对他认为来自西德新闻记者的嘘声做出回应时，他挥舞着拳头，对着“那些我们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没有消灭干净的法西斯杂种大声叫嚷。他们已经在我们的痛击下葬身地下了。如果再对我们发出嘘声，再有难听的言语，那你们就要注意了！我们也会痛击你们，让你们再也哼不出一声”。当这招来更多不满的反应时（《真理报》对此情景的描述是“雷鸣般的掌声，有人高呼‘说得对！’‘和平万岁！’还有‘个别人发出不满的叫喊’”），赫鲁晓夫提醒听众们他们是在与谁打交道：“我是伟大的苏联人民的代表，在列宁和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的人民取得了伟大的十月革命的胜利，而且……”接着是更多的叫喊与嘘声。赫鲁晓夫继续说道：“我简直难以按捺自己的喜悦。我喜欢与工人阶级的敌人进行斗争，听到这些帝国主义走狗的叫喊，我感到很是高兴。”
“我清楚地记得我的母亲，”他突然说道：“还有我的父亲，他在一个矿场工作。她几乎没有钱去买一杯酸奶，但是当我们有时将酸奶放到桌子上时，我家的那只猫会偷偷地去舔，于是她就拎起猫的耳朵，使劲摇晃它，将它的鼻子摁到剩下的酸奶上，然后再使劲摇晃它，再将它的鼻子摁到酸奶上。”还有，“在我成长的那个矿场里，如果有人逮到去掏鸽子窝的猫，就会抓住它的尾巴，把它摔到地上。这样，猫就能更好地懂得它都做了些什么了”。
赫鲁晓夫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表现并非从头至尾都是怒气冲冲。至少在一位听众看来，他有时还是“有着幽默感，脾气不错的”，在记者招待会结束时，他没有警告战争的威胁，而是呼吁和平。事实上，考虑到当时的情况，赫鲁晓夫的表现已经是最好的了；只是后来在与东欧国家大使们见面时，他的愤怒与受到的伤害才完全显露了出来。
根据波兰驻法国大使斯塔尼斯劳·吉耶夫斯基[28]的请求，赫鲁晓夫在苏联大使馆向华约国家的外交使节通报了巴黎首脑会晤的情况，苏联大使馆里的会议厅装饰得金碧辉煌，地板上铺着红地毯，上面吊着树状的灯饰，周围是沉重的烛台、皮沙发和安乐椅。赫鲁晓夫在葛罗米柯和马利诺夫斯基陪同下走进会议厅时精神抖擞，满面红光。在我和朋友们喝了一轮白兰地酒后，赫鲁晓夫开始叙述他的故事：在沙皇时期一个偏僻的军营里，军官们无一例外地都遇到了无休止的烦恼。在他们吃喝至微酣时，军营的最高长官会拉出一名士兵，踢他的屁股，让他随着“上帝拯救沙皇”的节奏放屁。但是有一天，在为附近军官的客人们进行“表演”时，这位将军一脚踢出，却没有任何反应，于是就大声责骂那位没有能力放出屁来的士兵。赫鲁晓夫接着说，最后“那个士兵再也无法克制住自己了：‘我也使劲了，连屎都拉出来了。’他说。这就是艾森豪威尔的所作所为。他努力去尝试了，但结果却拉出一泡屎。亲爱的同志们，这就是你们可以向你们政府汇报的内容。”
大家都发出谄媚的笑声，只有表面严峻的葛罗米柯没有随声附和。赫鲁晓夫转向他的外交部长问道，英国人是不是就在这个时候（晚上八点钟）穿着他们的无尾礼服坐下来吃饭？葛罗米柯看起来茫然不知所措，但还是点头表示赞同。
“那么麦克米伦现在肯定穿着他的半正式晚礼服或是无尾礼服就餐呢，”赫鲁晓夫继续说道：“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让我们现在邀请他过来。”
英国首相到达这里需要多长时间？赫鲁晓夫问苏联驻法国大使弗拉基米尔·维诺格拉多夫[29]。大约半个小时，维诺格拉多夫回答说。
“那么你去给他打电话，”赫鲁晓夫说：“就说我想和他在这里谈谈，唯一可能的时间就是今天晚上，他必须在40分钟内到达这里，不能再晚。强调一下时间。我想让他马上赶到这里，这样就能看到他的无尾礼服上沾满煎蛋了。”
葛罗米柯显然觉得有些尴尬，于是在他的主子跟前耳语了一番。赫鲁晓夫脸上放光，眼睛也炯炯有神，听了葛罗米柯的话后，他大笑起来，并大声宣布说：“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同志指责我在你们面前说这些细节问题。但是对于我们的盟友，我没有任何秘密可言。”[30]
也许是赫鲁晓夫改变了将麦克米伦召唤过来的想法，反正历史上没有有关这样一次会谈的记载，不管麦克米伦的无尾礼服上是否沾有煎蛋。不过就像那句俗话所说的，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在这里，受到羞辱、心怀愤怒的赫鲁晓夫就是想让优雅懦弱的麦克米伦做出和他一样粗俗的举动。
吉耶夫斯基大使对赫鲁晓夫的做法也感到很震惊，他向《纽约时报》专栏记者C.L.舒尔茨伯格透露说，赫鲁晓夫“情绪上有点不大对劲”，西德首相阿登纳也有着类似的看法。“赫鲁晓夫已经失去了理智。”阿登纳告诉舒尔茨伯格说。美国驻英国大使约翰·海·惠特尼[31]说赫鲁晓夫在巴黎的表现“就像个遭到人们唾骂的妇人一样”。中国当然很高兴了。中国人已经警告过赫鲁晓夫“美帝国主义”不可相信，他们现在希望（就像他们在1963年给莫斯科的信中所说的那样）“那些对所谓的戴维营精神大唱赞歌的人应该从这些事情中吸取教训。……”东德人则充满着期待。当赫鲁晓夫从巴黎回国途经东柏林时，数以万计的忠实的共产党员在塞林宾德大厅聆听了他的演讲，他们期望赫鲁晓夫能带给他们让西方国家生活于恐惧之中的信息：苏联会最终与东德签署单独的和平协议，从而结束西方国家在柏林的权利。“美国总统背信弃义！”赫鲁晓夫叫喊道：“我重复一下这个词——背信弃义！”但是他再次推迟与东德签署和平协议，他说：“我们相信在未来的六到八个月内还会举行首脑会晤。在这种形势下，再稍等一段时间还是明智的。……局势不会跳出我们的掌控的。我们要等待，相信结果会更好。”
赫鲁晓夫的克里姆林宫同事们即使对他的心智是否健全没有什么疑惑，也会对他的策略表示怀疑的。“据我所知，”谢列平回忆说：“间谍是什么时候都会存在的，今后也必将如此。因此他肯定还是可以在其他的时间与地点找到教训艾森豪威尔的机会的。”出于不同的理解，苏联的很多外交人员将巴黎首脑会晤的破裂看成是一种灾祸。非但没有在重大的问题上取得哪怕是一丝的进展，赫鲁晓夫还与艾森豪威尔把关系搞僵了，毁坏了苏联与西德的关系（至少暂时是这样的），疏远了东德的知识分子，他们本来希望改善与西方的关系，赫鲁晓夫还鼓励瓦尔特·乌布利希继续在柏林问题上制造对抗冲突的气氛。
在返回莫斯科的途中，飞机上的气氛显得很压抑。这一次，赫鲁晓夫没有一下飞机就直奔体育场，向苏联人民汇报他的访问成果。
“这绝不是与艾森豪威尔打交道的方法，”米高扬在很多年后说：“因为说到底，我们的防空导弹是碰巧将U—2飞机击落的，赫鲁晓夫这种歇斯底里的做法是难辞其责的。……他几乎对所有的人都是怒目相向。……他至少使缓和的气氛迟到了15年，对此他是有责任的。”特罗亚诺夫斯基对此表示赞同：“赫鲁晓夫在对艾森豪威尔发泄怒火时做得太过分了。”特罗亚诺夫斯基希望能有策略地使他的主子保持克制，但是他承认说他没有敢将自己的想法付诸实施。尼娜·彼得罗夫娜·赫鲁晓娃后来责备他和另外一位助手没有经常提醒赫鲁晓夫：“你们为什么不纠正他？如果你们不指出他的错误，那还会有谁能做到呢？”
赫鲁晓夫本人对他在巴黎的表现也不是十分满意。谢尔盖·赫鲁晓夫记得，虽然在回顾他造成的骚动时，赫鲁晓夫的双眼会放出光芒，但很快“就会露出警惕的神色，情绪也会很快变得沮丧起来”。这也许就是为什么他在回忆录中仍坚持认为自己对U—2飞机事件的处置是正确的原因：“有一句俄国谚语说：你的一只脚一旦踩进了泥沼，整个身体就会陷进去。换句话说，如果不是我们勇敢地抵抗美国人，他们就会继续派遣间谍到我们的国家来。”
赫鲁晓夫做出这种虚张声势的表示是很自然的。对缓和的追求毕竟只是他的政策中的一部分。与资本主义竞争、抗击西方的威胁、教训西方傲慢自大的领导人，这些同样也是他追求的目标。不过，那年夏天，赫鲁晓夫的不满意还是通过不同的方式表露了出来：他的活动特别的狂乱；只要一提到艾森豪威尔，他就显得十分痛苦；最为严重的是，对毛泽东采取的贸然轻率行动使与中国的关系受到了无法挽回的损害。
赫鲁晓夫夏天的日程安排包括去罗马尼亚10天（6月18日至27日）、去奥地利9天（6月30日至7月8日）、去芬兰3天（9月2日至4日），并对里海附近的阿斯特拉罕省进行了一次视察，然后再回到他的出生地卡里诺夫卡（1959年，他曾有意错过了一次回去的机会）。每到一处，他都讲对自己在国内外所取得的进展感到心满意足，但不得不经常为自己进行辩解。他否认自己对首脑会晤抱有过高的期望。他对很多事情都做出了自己的解释，他为什么会去巴黎（“体现我们最大的克制”），他为什么在巴黎没有与艾森豪威尔进行单独会谈（这是美国总统的错），他为什么在五月一日前没有对美国的越界飞行提出警告（因为他们自认为苏联不可能将它们击落），以及他为什么没有在回到莫斯科时像往常一样与公众见面（因为他刚刚已经在柏林讲过了，此外反正不久就要举行共产主义突击工人的聚会）。
赫鲁晓夫在6月3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对美国总统有过如此的诽谤：如果艾森豪威尔离开白宫后需要找工作，“我们可以雇佣他当我们幼儿园的园长。（我敢肯定他是不会虐待儿童的。）”在提到取消艾克对苏联的访问时，“一个人是不适宜去他已经搞得一团糟的主人家里做客的”。就在此次记者招待会上，赫鲁晓夫保证会在美国大选后寻求与美国改善关系，而且如果有必要的话，还可以签署取消西方国家在柏林权利的德国和平协议。“不知我的意思表达清楚了吗？”他对参加招待会的大约400名记者问道。
“是的！——与会记者们回答道。”
“N.S.赫鲁晓夫——我觉得也是如此。如果没有表达清楚的话，我们会再重复一遍的。在我们签署了和平协议后，形势会变得更加明朗。”[32]
7月9日，赫鲁晓夫在莫斯科的一次教师集会上发表讲话。在回顾他最近的奥地利之行时，特别是那里的天主教堂试图动员忠实的教徒对他进行示威抗议，赫鲁晓夫着重强调了“帕斯特瓦”——“集会”的俄语单词——然后问听众他的重音是否读得正确。“我得承认我在读这个单词时声音有些发颤，因为我知道自己在发音方面有弱点，而且我知道你们是严格的判官。……我不想将责任推到我的老师身上。我的老师们都是很好的人，特别是那个叫丽迪娅·米哈伊洛夫娜的女教师，我一生也不会忘记她的。她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但是很显然，我生活的那种环境在我身上留下了印记。所以，帕斯特瓦的重音究竟是在第一个音节，还是最后一个音节上？”
急于取悦赫鲁晓夫，他的助手们想方设法找到了他在卡里诺夫卡的老师，并把她带到了莫斯科，和她原来的明星学生热烈相聚。赫鲁晓夫肯定对自己超过了她崇高的期望感到十分的自豪。然而，巴黎首脑会晤的失败仍然让他感到苦恼。6月，克格勃头目谢列平向他推荐了一份长长的肮脏诡计单子，其中包括仿造旨在让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与艾森豪威尔总统本人大失颜面的文件。我们现在还不清楚他们的计划究竟有多少被付诸实施，也不知道是否是赫鲁晓夫主动向他们下达的指令。但是如果说那些设法找到吕底亚·米哈伊洛夫娜的助手们能体会到他们主子的心思，那谢列平肯定也能。
同样，赫鲁晓夫的女婿，《消息报》主编阿朱别伊肯定也能揣摩出他的心思。在奥地利访问时，阿朱别伊有一天晚上喝得太多了，他对一位美国人大叫：“你们美国人已经完蛋了，但是你们是不会承认的。我们现在已经足够强大，可以像这样将你们砸碎。”说着他将一个酒瓶从瓶颈处砸碎。当这位美国人回击说他听起来就像是希特勒时，阿朱别伊气得暴跳如雷，他的同事们只好将他拉出了房间。“不，不，”他叫喊道：“我就是想告诉这个美国人我对他们政府的看法。他们的政府里都是些背叛人民的愚蠢而软弱的家伙。”
在赫鲁晓夫看来，毛泽东和他的手下一班人也好不到哪里去。巴黎首脑会晤的破裂使苏联对美国的示好努力告一段落，而中国人对苏联与美国关系修好感到很不安。与北京方面走得更近一些，赫鲁晓夫可以取悦莫斯科那些担心“失去中国”的人。但是走得太近又会鼓励克里姆林宫内那些中国同情者敦促赫鲁晓夫答应他难以接受的和解条件。这种考虑说明赫鲁晓夫还是想冷静地在他们之间作出选择，但是实际上，他对毛泽东所采取的猛烈抨击的做法，根本没有考虑到后果。
罗马尼亚共产党第三次党代表大会计划于6月20日在布加勒斯特召开。在6月18日之前，罗马尼亚人都是按照往常的国内会议来准备的，然而，赫鲁晓夫突然于6月18日宣布了他将参加此次党代会的决定，这迫使其他执政共产党国家的领导人同样也要参加，除了中国以及与他们关系正处于上升时期的阿尔巴尼亚外。当赫鲁晓夫来到布加勒斯特后，他对中国的突然抨击使所有与会代表都大吃一惊。
赫鲁晓夫在正式讲话中对他继续追求与西方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进行了辩护，尽管他在巴黎遭遇了挫折。与此同时，苏联代表团在会议期间散发了一封长达80页的“情况通报书”，强烈谴责中国的立场。在谴责苏联散发文件的同时，中国代表团团长彭真将苏联给中国共产党的一份秘密材料在代表们中间传阅，苏联人在这份材料中极尽嘲讽辱骂之能事，一位看过这份材料的西方人描述说：“充满了恃强凌弱与辛辣嘲讽，结构松散，内容包罗万象（就像赫鲁晓夫本人的讲话记录一样）。”
如果赫鲁晓夫想恐吓一下中国人，那么他们公布的那份秘密材料也让他吃了一惊。在党代会最后的闭幕式上，赫鲁晓夫抛开了事先准备好的讲稿，开始长篇大论地猛烈抨击中国。根据一份文件的记录，他指名道姓地批评毛泽东“除了自己的利益，对其他任何事情都视而不见，死死抱住那些与现代世界的现实相悖的理论不放”。根据另一份记录，他将毛泽东称为是“一个从鼻孔里产生理论的佛”，是一只旧橡胶套鞋。[33]
赫鲁晓夫的暴烈表现和几周前在巴黎记者招待会上没有什么两样，这招来了彭真的辛辣回击，彭真讽刺他除了在对待西方国家关系上摇摆不定外根本没有什么外交政策。受到挑战的赫鲁晓夫开始报复了：一夜之间将所有的苏联顾问撤出中国。根据中国人的说法，莫斯科撤走了1390名专家，撕毁了343份合同，拆毁了257个科学技术方面的合作项目，“所有这一切都是在短短的一个月内做出的”。[34]除了经济上的负面影响外（中苏贸易在1961年下降了一半多，1962年苏联对中国的出口只有1959年的四分之一），赫鲁晓夫的行动还使莫斯科丧失了依靠其在中国的顾问获得重要情报的机会。
当时的苏联驻中国大使斯蒂潘·切尔沃年科听到撤走专家的消息时感到很“吃惊”，他采取了措施试图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我们给莫斯科发去了一封电报。我们说这一举动是有违国际法的。如果我们对中国人的帮助必须终止，那至少也要让这些顾问在中国呆到他们的合同到期。我们希望在此期间情况会有所好转。”切尔沃年科将莫斯科的错误归咎于赫鲁晓夫个人的冲动。很显然，勃列日涅夫也持这种看法，他从前的助手亚历山大罗夫·阿根托夫认为，赫鲁晓夫与勃列日涅夫之间的分裂开始于一系列“有损我们自己国家利益的冲动的对外政策措施。你们肯定得记住他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不仅从中国撤出了我们的军事人员，而且还包括经济顾问——尽管这些都是有协议与合同的”。
前中央委员会官员列夫·德柳辛很清楚地记得当时这些利益攸关的决定是如何作出的。德柳辛已经听说过苏联的决策者正在考虑撤出专家顾问的事情，他记得自己曾努力说服当时负责与其他国家共产党关系的尤里·安德罗波夫，使他相信这么做将会导致重大的错误。安德罗波夫指示德柳辛准备一份有关此事的备忘录。但是，当他还没有来得及开始写时，德柳辛说：“我们从赫鲁晓夫的书记处得到指示说他刚刚已经签署了撤走专家顾问的命令。我认为这是赫鲁晓夫令人最不能容忍的错误之一。当然，这导致了中苏关系的进一步恶化。他认为他的行动会改善两国关系。”[35]
事实上，在1960年11月于莫斯科召开的81国共产党会议期间，莫斯科与北京的确在向着双方和解的方向发展，在此次会议上，尽管双方进行了一些激烈的交锋，但最后双方都在一份妥协声明上签了字。[36]但是毛泽东的翻译阎明复回忆说：“这是一种暂时的停战。从长期来看，事态的发展已经失去了控制。”[37]
在巴黎首脑会晤后，赫鲁晓夫说他会等上六到八个月再恢复东西方之间的高层交往。他的想法是艾森豪威尔的继任者在11月的美国大选或是在1月份宣誓就职后会马上准备会谈，他对此充满信心。与此同时，他6月初考虑去参加于9月份举行的联合国大会。到7月中旬，他已经下定了决心，但是到8月10日才正式宣布。他表面上的目的是去支持他钟爱的事业，特别是裁军与非殖民地化。但是在他的儿子看来，他内心的想法是“为巴黎所发生的事情进行报复”，迫使西方国家领导人在违背他们意愿的情况下再次举行最高级会晤，在全世界面前揭露美国及其总统的罪行，并提议将联合国迁出美国。最为重要的是，根据特罗亚诺夫斯基的说法，赫鲁晓夫“有着难以遏制地想羞辱美国总统的冲动，通过不受邀请出现在艾森豪威尔的大本营里”。
谨慎的葛罗米柯担心除了共产主义盟国以外的其他国家领导人会呆在家里，这样赫鲁晓夫就会在纽约处于尴尬的孤立境地。因此当其他国家领导人也纷纷表示将出席联合国大会时，赫鲁晓夫“露出了胜利者的姿态”，他儿子回忆说，当美国人下达命令说没有得到官方的允许，苏联代表团不得离开曼哈顿时，他“简直就想马上起来与美国人斗争”。
赫鲁晓夫决定乘船去纽约。他想象着自己就像他在年轻时所读到的那些美国的第一批定居者那样来到纽约（同时也可以避免飞机因为不得不中途降落加油而带来的羞辱，因为他前一年作不间断飞行去美国的图—114飞机正在进行检修）。然而，沮丧的念头时时侵袭着他满怀的期待；在谢尔盖·赫鲁晓夫看来，“父亲的头脑里越来越充斥着关于死亡的想法”。表面上，他是担心“北约也许会对我们的舰船采取某种敌对的行动”，但是他实际上也可能是担心此次美国之行并不能给他带来在巴黎所没有取得的外交上的胜利。
在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领导人的陪同下（此外，还有乌克兰与白俄罗斯的领导人，斯大林于1945年默许两加盟共和国可以作为独立的国家参加联合国会议），赫鲁晓夫于9月9日晚上从位于波罗的斯克的一个苏联海军基地出发（离原东普鲁士城市柯尼斯堡不远）。这艘性能良好的“波罗的海号”舰船是荷兰人于1940年在阿姆斯特丹为德国人建造的，二战后被苏联人作为战利品缴获，被重新命名为“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号”，后来在“反党集团”于1957年被打倒后又重新更换了名称。赫鲁晓夫对他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越洋航行的回忆既有担忧，也有愉悦的经历。他的担忧主要是可能在纽约会受到不友好的接待，而他的愉悦则来自可以将工作（阅读形势报告，与东欧国家领导人进行磋商）与游戏（推圆盘游戏，不时地对那些晕船的人开玩笑，赫鲁晓夫自己不晕船），结合在一起以及那种“被一望无际的海水所包围”的“新鲜而罕有的感觉”。
当他们坐在甲板的椅子上时，一群专家与助手开始轮流给赫鲁晓夫宣读关于国际事务的情报材料。其中的一名助手德米特里·古里乌诺夫记得赫鲁晓夫“在舰船上表现得很冷静。他没有发脾气，尽管他是个很爱冲动的人”。但是，当赫鲁晓夫口授指示，将外交部在莫斯科为他准备的发言稿修改得态度更为强硬时，葛罗米柯感到很担心。赫鲁晓夫说：“对美国单方面行动的批评措词要更加激烈一些。……有必要考虑将联合国总部搬到瑞士、奥地利或是苏联。……对付美国人……就是要打落他们的牙齿，然后说：‘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你得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我不得不这么做，因为你把牙齿露出来了。’”
在漫长的旅行中，赫鲁晓夫经常与水兵们在一起，给他们讲故事与笑话。当东欧国家领导人在酒吧间没完没了地打牌时，赫鲁晓夫宁愿去看电影，不过他会和他们一起去观看水兵们的业余消遣活动，特别是和他的好朋友，匈牙利领导人亚诺斯·卡达尔一起喝上几杯。当他的高级助手们因为晕船而躺在他们的舱室，稍低级别的官员围着女招待员与打字员转时，赫鲁晓夫就与苏联低级别的外交人员阿卡迪·谢甫琴科一起消磨时间。赫鲁晓夫感叹对西方文学没有什么了解，不过他开玩笑地说那还不如学好一门外语，“对我而言，掌握好俄语会更有用”。在谈到如何与西方国家领导人打交道时，他盼望着有关全面彻底裁军的宣传会软化他们在军控谈判中的立场。“每种蔬菜都有它自己的生长季节。”他和蔼地告诉谢甫琴科说。
“波罗的海号”于9月19日驶入纽约港。与赫鲁晓夫一年前胜利抵达安德鲁空军基地相比，这是多大的落差啊！舰船的甲板在航行途中进行了重新粉刷，其他的地方也都打扮一新，就为了能在到达美国时给世人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但是，当他们进入港口时，受到了国际码头工人工会示威者的“欢迎”，他们租来了一条观光船，手持标语牌：红色的玫瑰，紫色的紫罗兰，斯大林已经死了，那么你呢？亲爱的赫鲁晓夫！ 去死吧，你这个混蛋！
“他们全都穿着古怪的服装，”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写道：“朝我们挥动标语牌，举起像稻草人那样的东西，并通过扩音器向我们喊口号。我们全都走到甲板上来，指着他们笑。对我们而言，示威是美国侵略势力上演的一场化装丑剧。”
如果说这种“欢迎”是令人不快的，那73号码头的情况则更糟：这是一个位于东河上的破烂不堪的码头。《真理报》记者瓦西里耶夫在苏联代表团还没有到达时已经起草好了他的报道文章：早上阳光明媚；欢乐的人群在码头上列队欢迎；每个人手里都挥舞着鲜花。实际上，“波罗的海号”徐徐驶入港口时，天上下着大雨，除了苏联官员和他们的家人、记者以及警察与安全人员外，只有匈牙利流亡示威者在那里“迎接”这位共产党领导人。由于码头工人工会的示威者抵制“波罗的海号”靠岸，舰船上的水兵只好放下救生筏，然后将救生筏固定在码头上，而外交人员只好自己将行李费力地搬下来。同时，至少有一名船员叛逃。
谢甫琴科认为，苏联驻美国与联合国大使应该为这种悲惨的抵达场面负责，他们过于机械地领会了莫斯科关于不要把钱浪费在租用码头上的指示。实际上，是赫鲁晓夫本人发出的指令。他“极为愤怒”，赫鲁晓夫后来说，他深信“美国人让我们停靠如此破烂的码头是想作弄俄国人”，但是他“并不想去寻找替罪羊。我只能责怪自己。”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说。
然而，当他于早上9时48分走下跳板时，赫鲁晓夫还是努力装出兴高采烈的样子，他脚下的那块极富东方特色的垫子就像一块巨大的海绵一样吸干了雨水。他在码头所发表的讲话中以挑战的口吻建议艾森豪威尔总统和他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临时的首脑会晤。在《真理报》上发表前，瓦西里耶夫设法将阳光明媚的词句删除了，但保留了码头上簇拥着欢乐的人群的描述。
赫鲁晓夫在纽约一直呆到了10月13日，然后乘飞机回到莫斯科。前后加在一起，他离开克里姆林宫超过了一个月的时间。即使根据他自己喜欢到处游历的标准，此次离开的时间也是令人惊讶的太长了。很显然，他对让其他人在国内主持事务有足够的安全感。但是他对自己所认为的使命太过迷恋了，他在联合国大会上为共产党国家的事业进行了大量的发言。
在纽约，赫鲁晓夫就像苦行僧一样到处奔波。他发表了几次长篇演讲，并积极参加联合国的辩论。在曼哈顿以及苏联代表团在长滩格伦科夫的驻地，不管白天黑夜，只要需要，赫鲁晓夫会随时举行记者招待会。他与世界各国领导人拥抱，在正式的午宴与晚宴上发表讲话，并出现在大卫·索斯金德[38]的电视节目里。他也制造了一些骚乱，有一次在没有告知警察与安全人员的情况下（为了显示他有权利在纽约市自由活动），他来到哈莱姆（纽约贫困黑人居住区）看望菲德尔·卡斯特罗，在特里萨饭店拥挤的走廊里与卡斯特罗热情拥抱。站在位于公园大街与68号大街交汇处的苏联代表团驻地二楼的阳台上，赫鲁晓夫曾对下面聚集的记者，嘴里哼出“国际歌”的曲调。当一位新闻记者提醒他在红色墙壁的衬托下，他的白衬衣会成为很好的攻击目标时，赫鲁晓夫昂首挺胸，右手挥舞着拳头，向空中做出斩钉截铁的姿势。
苏联的媒体当然将所有这些都描述成赫鲁晓夫取得的胜利，他在回国后也是这么表示的。“他认为自己是胜利者，”他儿子写道，认为联合国大会“为巴黎首脑会晤的失败做出了补偿”。但是赫鲁晓夫在纽约的言行不能只说成是夸张而古怪，实际上显得很奇异。当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时，赫鲁晓夫用拳头敲击桌子表示抗议，直到后来葛罗米柯（经过一番犹豫后）、苏联代表团里的其他成员以及最后所有其他共产党国家的代表团都加入这一行列。当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公开对巴黎首脑会晤的失败表示遗憾时，赫鲁晓夫跳起来喊道：“是你们将飞机飞到了我们的领空，你们的侵略行动应该受到惩罚！”并再次挥舞胳膊，用拳头敲击桌子。麦克米伦转过头来向联合国大会轮值主席，爱尔兰的弗雷德里克·H.布兰德提出抗议说，如果赫鲁晓夫先生继续这样下去，他希望他能作出解释。布兰德敲槌要求赫鲁晓夫保持会场秩序，那一天赫鲁晓夫没有再作出干扰会议的行为。
10月11日，当他向大会做完发言回到座位上时，赫鲁晓夫突然注意到西班牙人没有鼓掌。他用手指着一位西班牙年轻代表的脸，用俄语大声咒骂，并好像随时准备上去对那位外交使节拳打脚踢似的。在联合国与苏联安全人员走上前后，这位苏联领导人才稍稍平息了怒气。
最值得一提的就是那个著名的敲皮鞋事件，这发生于赫鲁晓夫在纽约的最后一天。一位菲律宾代表在讨论非殖民地化的问题时指责莫斯科说，东欧“被剥夺了政治与民权”，“实际上是被苏联吞并了”。在用双手敲击桌子后，脸色涨得通红的赫鲁晓夫脱下他右脚上的皮鞋（根据谢尔盖的说法，那是一种矮腰的便鞋，因为赫鲁晓夫不喜欢系鞋带），示威性地挥舞着，然后干脆在桌子上敲打起来，声音越来越大，直到会场上所有的人都看着他议论纷纷。[39]坐在赫鲁晓夫旁边的葛罗米柯表情十分痛苦。带着“痛苦的抉择”以及那种“像将要跳入一池冰水的那种表情”，这位外交部长也脱下了他的鞋子，开始在桌子上轻轻地敲打起来，好像希望他的主人能看到，而其他人看不到似的。[40]
赫鲁晓夫对他自己的表现洋洋自得。得知特罗亚诺夫斯基没有看到那一幕时，赫鲁晓夫告诉他说：“噢，你真正错过了一场好戏！太有趣了！你知道，联合国就像某些议会一样，少数派必须依靠这样或那样的方法来使人们听到他们的声音。我们暂时处于少数派的地位，但时间不会太长。”其他人对此并没有留下太深的印象。白俄罗斯共产党领导人基里尔·马祖罗夫觉得这让人感到“很尴尬”。根据谢甫琴科的说法，会议结束后在苏联代表团的驻地，“所有的人都感到困窘与沮丧”。一向要求严格、不做错事的葛罗米柯“气得嘴唇发青。但是赫鲁晓夫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他仍然大声地笑着，不时开个玩笑。他说有必要‘给联合国沉闷的气氛注入一丝生气了’”。
当天晚上，向来以机智幽默著称的匈牙利领导人卡达尔在与赫鲁晓夫共进晚餐时找到了一种微妙的办法表达他的不满：“赫鲁晓夫同志，你还记得你在用鞋子敲打桌子后不久走上讲坛要求保持会场秩序吗？就在那个时候，我们的外交部长，西克[41]同志，转过身来对我说：‘你认为他有时间穿上鞋子吗？他是光着脚走上去的？’”特罗亚诺夫斯基写道：“很多坐在会场里的人都开始窃笑。我有一种感觉，就是我们的领导人当时已经意识到他也许做得太过分了。”
根据赫鲁晓夫儿子的说法，这种怪异的举动让苏联代表团成员也大吃一惊，当赫鲁晓夫于1964年被赶下台时，这被他的对手当作反对他的理由之一，而且很多俄罗斯人至今仍对此耿耿于怀，其实这是一种精心策划的姿态，赫鲁晓夫是从大革命前俄罗斯杜马会议上学来的，他认为西方国家的立法会议上仍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42]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也是一种恶劣的表现，反映了他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当联合国大会同意讨论非殖民地化问题时，赫鲁晓夫很是满意，但当大会以压倒性多数投票决定将他的裁军提议归由一个更低一些的政治委员会讨论时，他又暴怒起来。他紧张地关注着刚果的局势（在刚果，苏联支持的卢蒙巴[43]处于亲西方的冲伯[44]与蒙布图[45]的包围之下），并对他所认为的联合国的反卢蒙巴偏见很是恼火。“我对联合国没有好感，”在特罗亚诺夫斯基向他报告了一些来自刚果的坏消息时，赫鲁晓夫在“波罗的海号”上咆哮说：“联合国不是我们的组织。那个一无是处的哈马［俄罗斯人对哈马舍尔德[46]的轻蔑称谓］对于本与他无关的重要事务总是想窥视、插手。我们真的要给他点厉害看看。”
赫鲁晓夫要求应由三名官员（这三驾马车由一位西方人、一位共产主义阵营的代表以及一个来自中立国家的代表组成）来取代联合国秘书长的职权，而且联合国应该将总部搬到欧洲——瑞士或是奥地利，甚至也可以设在苏联。但是这些愚蠢而滑稽的改革会削弱联合国作为论坛的分量，而赫鲁晓夫当时已经选择这一论坛作为他谋求利益的场所，同时这也有违苏联反对对《联合国宪章》进行任何修改的长期政策。他的这些提议不仅遭到了联合国大多数成员国的反对，美国外交人员马上站起来表示反对，而且就连赫鲁晓夫自己的代表团中也有人反对。“赫鲁晓夫突然之间开始坚持他的三驾马车的想法，”当时在苏联外交部任职的乔治·科尔年科记得：“这是他自己的想法，西方国家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接受的。从实质上来看，这是一种没有希望、不切实际的想法，这就是当时我们很多人对此的看法。他继续提出这些问题是另外一回事，从常识来看，他的这些想法也是奇怪、不可理解的。”[47]
随着联合国大会的继续进行，赫鲁晓夫发现对会议辩论“越来越失去了兴趣”。在与麦克米伦的私下交谈中，他显得很沮丧，仍然对艾森豪威尔耿耿于怀，他说艾森豪威尔在总统任期内的表现表明“美国没有总统照样可以运转下去”。[48]在9月26日与美国商业界人士的午餐会上，赫鲁晓夫提出了一些关于他自身的问题：他为什么到美国来？他的美国之行是否值得？“我认为是值得的。”他回答说。在10月7日的联合国记者招待会上被问到同样的问题时，他严厉地指责说：“那些认为我们的努力是徒劳无益的人并不知道正在发生的一切。”在10月20日回到莫斯科后，他在“回国欢迎”讲话的一开始就讲到：“如果有人问去纽约参加此次会议是否值得，那么我们可以毫无保留地告诉他，不仅值得，而且我们是必须去的。”他还说：“我们努力以荣誉与尊严来代表苏联的利益。我们没有浪费一点时间，我们完全明白我们去纽约不是去做客的，而是去工作的。［会场内一阵骚动。热烈的鼓掌。］”
工作、荣誉、尊严——是的，他们在那里工作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在纽约呆的时间越长，他就得反驳更多的对他的荣誉所提出的挑战。他对1956年干涉匈牙利事件的谴责以及无视他的裁军提议的回答是：“我们并不害怕这样的问题。我们在［俄罗斯内战］中追击白军时也曾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你们想用这些分歧来吓倒我们。那好，先生们，你们还没有具备这样的能力呢。”虽然大卫·索斯金德并非理论界的重量级人物（在没有从事电视节目时，他是新理论、新思想的产生者），但他还是打断并迫使这位面露疲惫的客人说出了实话。“不要这么着急，”赫鲁晓夫生气地说：“尽管你年轻刚烈，而我已经不再年轻，但我仍然可以与你一搏。……”当索斯金德称赫鲁晓夫是“在对着月亮吠叫”时，赫鲁晓夫回击说：“‘吠叫？’这是你们国家通常的礼貌的谈话方式吗？我们认为这是粗鲁的。毕竟，我的年纪已经大得可以做你的父亲，年轻人，你不应该用这种方式和我谈话。我自己也不会允许有人这么和我说话的。我不是来这里‘吠叫’的，我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部长会议主席。因此，你应该对向我表示尊重而感到高兴。……”[49]
纽约人对赫鲁晓夫表现出的是持续的关注，但并不能说是尊重。“不管是谁在集会上出现，”一位观察人士说：“除了赫鲁晓夫外，很少有人能引起大家的注意。他会风风火火地走进来，身材矮胖，面带微笑，热切地搜寻着可以与之交流的目标，而他马上会被一群好奇的人所包围。”所有的情形都可能激怒并挑起他的脾气。在联合国会议的间隙，他在苏联代表团驻地也会变得十分狂躁。出于安全的考虑，他不能像平时那样散步，因此他“就像被关在笼子里的一只老虎一样不停地转来转去”，只能在小小的阳台上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晚上，他还得忍受警察摩托车“刺激神经的不停的吼声”，特别是当他们换班时。“开始的声音像人在拍手，然后像开枪，最后像炮弹爆炸——而这一切都恰好在我的窗子下面。我简直无法入睡。不管我多么疲倦，我只好睁着眼躺着，不是听见一班警察离去，就是等待另一班警察到达。”
豪华的格伦科夫别墅曾经为哈罗德·普拉特[50]所拥有，后来被洛克菲勒家族购买，但这也没有让苏联人感到有什么舒心的地方。那个月里大部分的时间天气温暖而晴朗，但是即使在别墅宽敞的草地上，也“总是有人大声喊叫、吹口哨以及过往汽车的喇叭声”，所有这一切都表达了“他们对我们来到美国的愤怒”。
赫鲁晓夫内心的紧张情绪有一些得以发泄了出来，但更多的还是闷在心里。在埃及记者穆罕默德·海卡尔（他与赫鲁晓夫很熟悉）看来，赫鲁晓夫“在纽约好像处于一种奇怪的状态之中”。纳赛尔与赫鲁晓夫会谈过两次，一次是在曼哈顿，一次是在格伦科夫，但是“这两次会谈并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很多时间都浪费在对过去老问题的争辩之中”。
纳赛尔和其他中立国家的领导人是赫鲁晓夫在联合国自然的支持者。虽然他对他们未能在联合国大会上全力支持他感到不满，但他只得克制自己的愤怒。于是他就将怒气发泄到了他忠实的、一直以来任劳任怨的外交部长身上。一天，在苏联代表团驻地，赫鲁晓夫发现自己坐在葛罗米柯与苏联驻联合国代表瓦列里安·佐林中间。“你们哪个是外交部长？”赫鲁晓夫质问道。“当然是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了。”一脸疑惑的佐林回答说。“不，他不是，”赫鲁晓夫嚷道：“他不是外交部长，他是堆狗屎。”[51]
葛罗米柯的犬马之劳换来的就是这样的评价。他得到的，至少从那天来看，就是赫鲁晓夫向他的外交部长发泄他的轻蔑与傲慢。
[1] 关于U—2飞机越界飞行前的简要历史以及在苏联领土附近执行的但并没有得到越界飞行授权的空中侦察飞行情况（在1946—1991年间，美国共损失了170名空军与海军机组人员），请参阅霍尔的《越界飞行真相》，第25—39页。
[2] 小理查德·默文·比塞尔（Richard Mervin Bissell Jr.，1909年9月18日——1994年2月7日），1947—1948年期间服务于马歇尔计划。1954年进入美国中央情报局工作，并于1954—1962年期间负责U-2间谍飞机计划。1958—1962年任中央情报局计划副局长。1960—1961年期间参与策划并实施了旨在推翻古巴卡斯特罗政权的“猪湾入侵”计划，阴谋失败后，于1962年被解除职务。
[3] 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Francis Gary Powers，1929年8月17日——1977年8月1日），美国飞行员。1950年加入美国空军。1956年被中央情报局招募。1960年驾驶U-2飞机飞越苏联领空时被击落，旋即被捕并被判处10年徒刑。1962年通过交换囚犯而获释回到美国。此后曾在洛克希德公司担任试飞员。1977年因飞机失事身亡。
[4]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萨弗罗诺夫（Сергей Иванович Сафронов，1930年3月25日——1960年5月1日），苏联战斗机飞行员。1960年5月1日在负责击落U-2间谍飞机时，被苏军防空部队发射的导弹击中，不幸牺牲。
[5] 谢尔盖·赫鲁晓夫也谈起过事后的掩饰与误导的宣传。就是尼基塔·赫鲁晓夫揭露了U—2间谍飞机飞行后的几天，一位美国使馆武官在乘坐火车时从一位苏联空军军官那里得知，一枚瞄准U—2飞机的导弹将一架苏联飞机击落了。
[6] 谢尔盖·谢苗诺维奇·比留佐夫（Сергей Семёнович Бирюзόв，1905年8月5日（或1904年8月8日）——1964年10月19日），1917年入伍。1922年加入红军。卫国战争期间曾参加斯摩棱斯克战役、莫斯科战役、斯大林格勒战役、顿巴斯行动、解放克里米亚战役、雅西—基希讷乌行动、解放贝尔格莱德战役。1946—1947年任南方阵线副总司令兼保加利亚联合控制委员会副主席。1947—1953年任滨海边疆区军区司令兼远东军区第一副司令。1953—1954年任中央部队总司令。1954—1962年任苏联空军第一副总司令。1955—1962年任苏联空军总司令兼国防部副部长。1956—1961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61—1964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2—1963年任战略导弹部队总司令。1963—1964年任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长兼国防部第一副部长。1964年因飞机失事遇难。
[7] 康斯坦丁·安德烈耶维奇·维辛宁（Константин Андреевич Вершинин，1900年6月3日——1973年12月30日），1919年加入红军和俄共（布）。1921年参与镇压了坦波夫叛乱。卫国战争期间历任南部战线空军司令、第4航空集团军司令、外高加索前线空军司令。1946—1949年、1957—1969年任空军总司令兼国防部副部长。1946—1950年、1954—1973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49—1950年、1954—1956年任巴库防空部队司令。1950年2—9月任第57航空军司令。1950—1951年任驻德国部队第24航空军司令。1951—1953年任边境线防空部队司令。1951—1953年、1956—1957年任空军副总司令。1952—1956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53—1954年任苏军防空部队司令。1961—197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9—1973年任国防部总督察组督察。1973年去世。
[8] 在他们接下来的谈话中，麦克米伦说，赫鲁晓夫是“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与训练的人，因此特别敏感”。戴高乐回答说：“当然，赫鲁晓夫先生过去的生活很悲惨。他总是受到羞辱与不公正的对待，因此直到现在，他也从来没有建立起自尊与自信。”
[9] 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抱怨说，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的“奇思妙想”使得他将这个盛大的集会做得有点过了头，不过这也没有妨碍他对此的欣赏。
[10] 飞机上的滑稽剧源自谢尔盖·赫鲁晓夫提供给作者的家庭影片。赫鲁晓夫的儿子坚持认为给主席团同事们送去臭味水果并非是想开玩笑，因为他父亲在水果送出之前也没有尝过。
[11] 这是1960年4月5日（星期二）下午6时以及4月6日上午9时45分戴高乐总统与麦克米伦首相在白金汉宫会谈的内容。
[12] 路易斯·扎克诺（Louis Jacquinot，1898年9月16日——1993年6月14日），1916年入伍。1919年赴波兰，参加了苏波战争。1930年加入民主联盟，并于1930—1932年任战争部长幕僚长。1932—1940年任国民议会议员。1938年退出民主联盟。1940年3月21日——5月10日任内政部长。维希政权成立后，曾多次试图参加自由法国运动，但直到1943年才得以前往阿尔及尔。1943—1944年任民族解放委员会海军专员。1944—1945年、1947年任海军部长。1945—1946年任临时政府穆斯林事务部长。1945—1973年再次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1949—1951年任退伍军人事务和战争受害者部长。1951—1954年任海外部长。1958—1966年任国务部长。1962年加入全国独立共和党人联合会。1966年退休。1968年加入新共和国联盟。1993年去世。
[13] 格奥尔吉·阿尔卡季耶维奇·阿巴托夫（Георгий Аркадьевич Арбатов，1923年5月19日——2010年10月1日），苏联历史学家。1939年加入红军。1943年加入联共（布），参加了卫国战争。1949—1953年任外国文学出版社高级科学编辑。1953—1957年任《哲学问题》杂志主编。1957—1959年任《新时报》主编。1959—1960年任《共产党人》杂志顾问。1960—1963年任《和平社会主义问题》杂志专栏作家。1963—1964年任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1964—1967年任苏共中央委员会顾问。1967—1995年任美国和加拿大RAS研究所所长。1971—1976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74—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76—1981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81—199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5—1997年任联合国援助协会主席。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苏联解体后，于1991—1996年任俄罗斯联邦外交部外交政策委员会委员。2010年去世。
[14] 在5月4日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赫鲁晓夫的两位门徒（基里钦科与贝尔雅耶夫）被挤出主席团，还有三位（阿里斯托夫、福尔采娃与伊格纳蒂耶夫）被免除书记处职务，取代他们的人中包括更为独立的阿历克赛·柯西金与弗罗尔·科兹洛夫。一些人认为赫鲁晓夫的批评者已经开始利用U—2飞机事件反对他了。不过，赫鲁晓夫本人也对自己的门生感到不满：基里钦科甚至比赫鲁晓夫本人还要粗鲁，而且还没有赫鲁晓夫那么精明；当赫鲁晓夫想谈正事时，阿里斯托夫总是不停地将话题转移到钓鱼上面；伊格纳蒂耶夫和福尔采娃缺乏足够的分量，特别是在国际事务方面。根据谢尔盖·赫鲁晓夫的说法，“父亲的斗争并非是与他的反对派，而是和他自己。……”
[15] 普里斯西拉·约翰逊·麦克米兰（Priscilla Johnson McMillan，1928年7月19日——2021年7月7日），美国记者、翻译家、作家、历史学家。
[16] 赫鲁晓夫也在某种程度上承认这种矛盾：“一些同志”也许会问：“我们真的应该如此着急地取消税收并增加对消费品生产的投资吗？这是否会削弱我们国家的防卫能力？”
[17] 普里斯西拉·约翰逊·麦克米伦在1994年12月布朗大学的赫鲁晓夫百年纪念会议上回忆了当时的情景。赫鲁晓夫的讲话发表于1960年5月6日的《真理报》第5版上。然而，赫鲁晓夫还有一个感到不平的事情是，艾森豪威尔总统坚持他最多只能在巴黎的首脑会晤期间呆上一个星期，赫鲁晓夫的儿子说，他将艾森豪威尔的这一声明看作对他个人的“侮辱与羞辱”，特别是因为艾森豪威尔说他在此前还要在葡萄牙与反对共产主义的独裁者萨拉查进行会晤。
[18] 雅科夫·亚历山德罗维奇·马里克（Яков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Малик，1906年11月23日——1980年2月11日），1930年加入联共（布）。1937年起在外交人民委员会工作。1939—1942年任驻日本全权代表。1942—1945年任驻日本特命全权大使。1946—1953年、1960—1967年任外交部副部长。1948—1952年、1967—1976年任常驻联合国和联合国安理会代表。1952—1961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53—1960年任驻英国大使。1976年退休。
[19] 赫鲁晓夫“特别生气，心情很糟”，不过起初在命令将马里克解职并开除出党后，他还在外交部济济一堂的会议大厅里让马里克进行公开的申诉，这位深感后悔的罪人喊道：“同志们，我以前从来没有泄露过国家机密”，他的同事们想努力控制住自己，但还是忍不住大笑起来。
[20] 阿列克谢·谢苗诺维奇·日亚多夫（Алексей Семёнович Жадов，1901年3月30日——1977年11月10日），1919年加入红军。1921年参与镇压巴斯马奇叛乱，同年参加了俄共（布）。卫国战争期间历任第4空降军司令、第3集团军参谋长、第8骑兵军司令、顿河前线第66集团军司令、第5近卫军司令等。1946—1950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46—1950年、1955—1956年任苏军地面部队副总司令。1950—1954年任伏龙芝军事学院院长。1954—1955年任苏军中央部队总司令。1956—1964年任地面部队第一副总司令。1963—1971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1964—1969年任国防部第一副总督察。1969—1977年任国防部总督察组军事督察顾问。1977年去世。
[21] 汤普森后来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披露了他与苏联军方的这一联系。苏联军方暗示的本意是想让汤普森冷静下来，因此他们认为赫鲁晓夫本来就应该有这种反应。
[22] 赫鲁晓夫对自己的评论是否会增加苏联与美国的紧张局势感到十分担忧，记者与他们西方报社的电话联系被苏联审查人员取消了24小时，苏联接着公布了记者招待会的正式记录，其中赫鲁晓夫的评论是他对美国总统批准U—2飞机飞行感到“震惊”，并由此改变了对艾森豪威尔的看法。
[23] 毫不奇怪，美国人对赫鲁晓夫是否想继续举行巴黎首脑会晤也不敢确定。中央情报局的动态情报科认为他想继续举行，而汤普森大使认为他不想。
[24] 瓦列里安·亚历山德罗维奇·佐林（Валериан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Зорин，1902年1月14日——1986年1月14日），1922年加入俄共（布）。1941年起在外交人民委员会工作。1945—1947年任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1947—1955年、1956—1960年、1963—1965年任外交部副部长。1952—1953年、1960—1963年任常驻联合国和联合国安理会代表。1955—1956年任驻联邦德国大使。1956—1961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61—/97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5—1971年任驻法国大使。1986年逝世。
[25] 这些内容来自5月15日下午4点30分在英国大使馆英国首相与赫鲁晓夫先生之间的谈话记录，以及1960年5月14—19日在巴黎举行的法国、英国、苏联和美国政府首脑会晤以及其他相关会谈的记录。
[26] 冷战期间一个重要的转变就是所有各方都能接受侦察卫星作为一种具有与间谍飞行同样情报搜集功能的事实。这不仅可以避免发生不必要的间谍飞行丑闻，而且它还可以为东西方提供信息，使双方对各自的军事能力都能做到心中有数。
[27] 赫鲁晓夫揣测与会西方国家领导人的能力让人不敢恭维。他对麦克米伦的判断是正确的，但他完全误解了戴高乐的想法，他认为这位法国总统“对会谈的破裂比麦克米伦要失望得多。这可能是由于他原来抱有更大的希望和期待。我并不能肯定。我只是根据观察他们面部表情所得到的印象而得出这样的判断的”。
[28] 斯塔尼斯劳·吉耶夫斯基（Stanisław Gajewski，1912年10月18日——1995年4月29日），波兰外交官。早年参加了民主党（Stronnictwo Demokratyczne）。1945年进入外交部工作。此后参加了统一工人党。1945—1954年任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随员。1954—1961年任驻法国大使。
[29] 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维诺格拉多夫（Серге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Виноградов，1907年5月25日——1970年8月27日），苏联外交官。1926年加入联共（布）。1938—1939年任工业学院马克思列宁主义系主任。1939—1940年任驻土耳其大使馆参赞。1940—1948年任驻土耳其大使。1948—1949年任外交部联合国事务司司长。1949—1950年任外交部欧洲司司长。1950—1953年任部长会议无线电广播委员会主席。1953年3—7月任文化部电视总局局长。1953—1965年任驻法国大使。1956—1966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65—1967年任外交部委员。1967—1970年任驻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大使。1970年病逝。
[30] “如果赫鲁晓夫干脆没有来巴黎，”吉耶夫斯基回忆说：“所有的事情都不会发生。”但是当他来到巴黎，投下他的“重磅炸弹”后，“与我的外交同事们一样，我也感到很困惑”。
[31] 约翰·海·惠特尼（John Hay Whitney，1904年8月17日——1982年2月8日），二战期间在美国陆军航空队服役，曾被德军俘虏，但在途中逃走。1957—1961年任驻英国大使。1961—1966年任《纽约先驱论坛报》出版商。1966—1982年任《纽约先驱论坛报》主席。
[32] 虽然赫鲁晓夫在讲话中对某些问题没有作出正面的回答，但他仍然显得会致力于签署德国和平协议。
[33] 在1997年10月北京召开的中苏关系与冷战研讨会上，与会代表回顾了更多更不礼貌的用词。
[34] 源自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64年2月29日给苏联中央委员会的信件。
[35] 德柳辛在1997年10月北京召开的中苏关系与冷战研讨会上回顾了当时的情况。
[36] 在准备11月会议期间，针锋相对的赫鲁晓夫未直接点名地对毛泽东进行了攻击，对此邓小平进行了反击，他指责说赫鲁晓夫很显然“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就像他一贯表现的那样”。邓小平还在另外一个场合轻蔑地发表看法说，要想保持和平，共产党人就应该依靠他们自己的阵营，依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发展中国家的人民，而不是“一小撮资产阶级的政治家”。
[37] 在1997年10月北京召开的中苏关系与冷战研讨会上的发言。
[38] 大卫·霍华德·索斯金德（David Howard Susskind，1920年12月19日——1987年2月22日），美国电视、电影和舞台剧制作人，电视脱口秀节目主持人。
[39] 1960年9月9日至10月15日的《纽约时报》对赫鲁晓夫在联合国大会期间的表现作了生动的描述。
[40] 根据1960年10月3日《纽约时报》的报道，在美国助理国务卿弗朗西斯·O.威尔考克斯发言时，赫鲁晓夫再次脱下了他的鞋子，但没有在桌子上敲打。
弗朗西斯·奥兰多·威尔考克斯（Francis Orlando Wilcox，1908年4月9日——1985年2月20日），美国国务院官员。1935年起在大学任教。1942年进入国务院工作。1947—1951年任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参谋长。1955—1961年任国际组织事务助理国务卿。1961—1973年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院长，1973—1985年任名誉院长。1985年去世。
[41] 恩德雷·西克（Sík Endre，1891年4月2日——1978年4月10日），匈牙利作家、外交官、历史学家。一战爆发后参加了奥匈帝国军队。1915年被俄军俘虏。1920年在战俘营参加了俄共（布）。此后长期在大学任教。1945年返回匈牙利。1947—1948年任国务院顾问。1948—1949年任驻美国大使。1949—1954年任外交部政治司司长兼外交学院院长。1954—1955年任外交部副部长。1955—1958年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1958—1961年任外交部长。1958—1970年任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1964—1971年任国家和平委员会主席。1971年退休。
[42] 在为1964年10月正式批准赫鲁晓夫下台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准备的发言稿中，德米特里·波利安斯基称联合国大会上的皮鞋事件是“有失体面的，而他仍然认为是一种勇敢的表现”。
[43] 帕特里斯·伊梅里·卢蒙巴（Patrice Émery Lumumba，1925年7月2日——1961年1月17日），刚果（金）独立运动领导人。1955年加入比利时自由党，1956年因挪用钱款被捕并被判处12个月监禁。1958年获释后创立了刚果（金）民族运动党，鼓吹泛非洲主义。1959年再次被捕并被判处六个月监禁。刚果（金）独立后，于1960年6月24日——9月5日担任总理兼国防部长，同年9月5日在政变中下台，不久被当地军阀冲伯绑架。1961年遇害。
[44] 莫伊兹·卡奔达·冲伯（Moïse Kapend Tshombe，1919年11月10日——1969年6月29日），刚果（金）军阀。1951—1953年任加丹加省议员。1959年创立加丹加部族联盟（科纳卡特党）。1960—1963年任加丹加分离主义政权首脑。1961年绑架并杀害了刚果（金）前总理卢蒙巴。1963年加丹加被联合国维和部队占领后，被迫流亡西班牙。1964年回国。1964—1965年任刚果（金）总理。1966年再次流亡西班牙。1967年被缺席判处死刑，同年被绑架到阿尔及利亚并被软禁。1969年死于阿尔及利亚。
[45] 蒙布图·塞塞·塞科·库库·恩本杜·瓦·扎·班加（Mobutu Sese Seko Kuku Ngbendu Wa Za Banga，1930年10月14日——1997年9月7日），刚果（金）独裁者。1949年入伍。1956—1958年期间担任记者。1958年加入刚果（金）民族运动党。1960年9月5日发动政变，推翻卢蒙巴，并于1961—1965年任刚果（金）国民军总司令，1965—1997年任扎伊尔国民军总司令。1965年再次发动政变，同年将刚果（金）更名为“扎伊尔”，并于1965—1997年任扎伊尔总统，在任期间推行独裁统治。1997年被推翻下台，同年死于摩洛哥。
[46] 达格·海亚马尔·阿格涅·卡尔·哈马舍尔德（Dag Hjalmar Agne Carl Hammarskjöld，1905年7月29日——1961年9月18日），瑞典外交家、经济学家。1930—1934年任瑞典失业问题委员会秘书。1936—1941年任瑞典中央银行秘书。1936—1945年任瑞典财政部国务秘书。1941—1948年任瑞典银行总理事会主席。1949—1951年任外交大臣。1951—1953年任不管大臣。1953—1961年任联合国秘书长。1961年9月18日赴刚果调停当地冲突时因飞机失事身亡。
[47] 作者对乔治·科尔年科的采访。数年后，赫鲁晓夫回忆了当时对他的提议唱反调的人以及他对他们的反应：“那些自以为很聪明的人试图说服我这些想法是不可能实现的；甚至有些对我们友好的人也坚持说联合国有三位领导人就会使这个组织陷于瘫痪。但是我确信我是对的，并热心地促使这个想法为人们所接受。”
[48] 赫鲁晓夫与麦克米伦之间的会谈发生于1960年9月29日与10月4日。
[49] 这段对话请参照《赫鲁晓夫在纽约》，第165—184页。作者曾在纽约市的电视广播博物馆看到一本关于这一电视节目的带子。赫鲁晓夫机敏的翻译维克多·苏哈德耶夫事先认为他应该将索斯金德在赫鲁晓夫作了一番例行的宣传后所说的话翻译成“多此一举”，但是迫于现场直播的压力，他照字面意思翻译了，结果惹得赫鲁晓夫大发脾气。索斯金德当时表示了歉意，赫鲁晓夫在节目的最后也表示了歉意，他希望他没有“冒犯”这位东道主。
[50] 哈罗德·欧文·普拉特（Harold Irving Pratt，1877年2月1日——1939年5月29日），美国石油工业家、慈善家。
[51] 亲耳聆听过这段对话，并向作者提供素材来源的苏联人不希望披露自己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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