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澳〕坎贝尔《澳大利亚劳工运动史》

第二章 大罢工和工党的诞生


一 威廉·兰恩的社会主义
二 大罢工和歇业
三 工党的诞生
四 社会主义者的分离



一 威廉·兰恩的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和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结合的过程，用列宁的话来说，是「一个极其困难的过程」。「在每个国家中，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这种联合底造成是带有历史性的，是依地方条件和时间条件，循特别道路所造成的。」[1]
　　在澳大利亚实行这种结合的首次的认真的尝试，应归功于威廉·兰恩。他出身于在爱尔兰农民环境中所兴起的小资产阶级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个活跃的保守党人，兰恩在青年时代就受了他父亲的思想的强烈影响。不过他在美国居住的若干年，对于他的思想转变是有帮助的，当他在八十年代中期抵达澳大利亚时，他已是一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了[2]。
　　这时，马克思主义对于欧洲工人运动中社会主义的其它派别——空想社会主义者——已取得了彻底的理论上的胜利。「一八四八年的革命，对马克思以前的那一切喧闹叫嚣，五花八门的社会主义派别，给了一个致命的打击……共和派资产阶级在一八四八年六月巴黎事变时枪杀工人，最终地证明了只有无产阶级具有社会主义本性……一切关于非阶级社会主义和非阶级政治的学说，都证明是些无谓的胡说。」[3]马克思主义本身证明了它是唯一的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说。然而，并不是所有自称为马克思的信徒的人已真正成功地精通了他的学说，并和他们过去的自由主义坚决割断关系。英国的海德曼、美国的德里昂及我国的兰恩就是这样的人。
　　兰恩的社会主义思想是空想成分多于科学成分。在一八八七年，他在布利斯班建立的组织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而是一个贝拉米[4]的协会。他的学说和圣西门、傅立叶、罗柏特·欧文的学说[5]的共同之处多于和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之处。
　　在兰恩开始他的活动时的澳大利亚的客观情况，有助于加强他的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而不是有助于克服他的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列宁写道：「大工业发展程度最高，工人阶级及其思想家领会马克思主义也最为容易，最为迅速，最为周到，最为牢实。落后的或发展速度落后的经济关系，就使得经常有一些只能领会马克思主义中某几方面，只能领会新世界观中个别部分，或只能领会个别口号和要求，但不能坚决抛弃一般资产阶级世界观，特别是资产阶级民主世界观所有一切传统思想的分子来参加工人运动。」[6]
　　澳大利亚在十九世纪末叶还没有大工业。经济关系仍是落后的。澳大利亚大体上是一个出产原料的国家，它把剩余的原料和粮食输出，以换取较老的制造业国家的成品。
　　维·戈·基尔德在「劳工怎样统治」一书中说道：「在一九〇一年之前，澳大利亚居民的生活必需品和开发天然资源所需的装备的大部分，是依靠进口的。例如，它不能产铁，自从一九一五年成立纽卡斯尔钢铁厂后才炼出了钢。」
　　基尔德又说：「只是从本世纪开始以来，正式的制造业才走向大规模化。在此之前，次要的工业可分为两个主要项目：（一）粗产品的加工，但并没有把它们变为可供消费的产品，如熔炼、羊毛洗濯、鞣皮和磨粉。这些作业是介于初步生产和正式制造之间的边沿线上的；（二）小工业——烘焙、制砖、家具制造、酿造等。基本上在次要工业中，生产是小规模的，而且进步也是迟缓的。」[7]可以看出，这对于迅速培植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社会主义不是很有利的园地。
　　威廉·兰恩没有把他的社会主义活动限制于写作短篇论文和做宣传演说。他投身到群众运动的实际工作中，不久便显出了伟大的组织才能。在这一方面，他的最大成就便是在昆士兰创立了澳大利亚劳工联合会。
　　澳大利亚劳工联合会是经由各殖民地工会代表大会的历次讨论而形成的。一八八四年以来，关于各殖民地工会之间更密切团结的各种方案在历次代表大会上曾提出并经过辩论。但是，直到一八八九年全国范围的联合会的具体计划才被通过。这一计划又获得一八九一年巴拉莱特大会的批准。很显然，这一方案是受了英国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成长起来的罗柏特·欧文的全国统一大职工会的鼓励的。方案规定把大洋洲按照原来的七个殖民地（包括新西兰在内）划分为七个州，州又进一步划分为区。各区选出区理事会管理本地区内的事务；在这些区理事会之上设立州理事会；在各州理事会之上，还有代表整个运动的最高理事会。这个方案是一个极为奢望而又很周详的一个方案，想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整个工人阶级在集中领导和管理之下团结在一个单一的组织里面。但在昆士兰境外，它只是一个徒具奢望的方案而已。
　　一八九〇年成立了澳大利亚劳工联合会的北方州理事会，由于威廉·兰恩的辛勤的和热情的努力，它不再仅是一道纸上的组织计划了。在十二个月中，他把一万五千多工人团结到联合会中，在澳大利亚劳工联合会管理下，创始了澳大利亚销路广大的第一个劳工报纸——「工人报」。澳大利亚劳工联合会在昆士兰恢复了旧的工会并组织了许多新的工会。它曾给予不止一次的罢工斗争以宝贵的帮助和领导。在一九一三年，劳工运动渗透着机会主义，联合会就堕落了。
　　在所有他的实际工作中，兰恩经常受到他的高度社会主义理想的鼓舞，并竭他力之所能把社会主义的目标灌注给群众运动，为运动提示了越出小工会运动的狭窄眼界的方向。兰恩的理论方面的缺点加上不利的客观情况，使他不能达成他的目的。一八八八年，布利斯班各殖民地工会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社会主义目标；一八九○年，澳大利亚劳工联合会北方州理事会也通过了同样的目标。这时他差不多可以实现他的目的了。但这些收获对于社会主义来说只是暂时的。在一八九○年的罢工后，当工会把它们的注意力转移到议会时，社会主义就丧失了它在群众运动中所取得的立足点。此后，兰恩便抛弃了使社会主义在澳大利亚前进的希望，率领了他的一群门徒离国前往南美巴拉圭去建立一个空想社会主义公社。兰恩的「新澳大利亚」并没有比早些时候的卡贝、欧文和傅立叶的实验得到更好的结果。随他于一八九三年七月乘「皇家水手号」满怀着社会主义热情离国的许多人，在一年左右的时期内，又满怀着他们从经验中遭到的失望、冷酷和辛酸而返回本国。结果，他们给澳大利亚社会主义事业带来的是害多于利。


二 大罢工和歇业


　　一般而言，从一八八○年到一八九○年的十年是一个繁荣的时期。熟练的和有组织的工人赚得的实际工资甚至比七十年代还多。但天边的阴云正在集结起来。当时仍为澳大利亚繁荣基础的羊毛的价格日益下降。根据一些权威统计，从一八七五年到一八九四年，羊毛价格降落了百分之四十九。低落的世界市场价格的时期开始；贷款简直没有了。在很大的程度上，过去在澳大利亚维持着繁荣的，就是贷款。从一八八六年到一八九〇年，流入本国的海外资本达五千三百万镑[8]。当给养这支贷款的资本水流的源泉开始枯竭时，公共工程也就开始迟缓下来。在一八八八年，新南威尔斯有一万五千失业工人。这时，即将到来的危机的一切象征都呈显得了如指掌了。
　　雇主们在过去认识到在繁荣和高额红利时期对工人作让步是合算的，但现在决定要采取相反的步骤。工人方面不想不经过一场斗争就放弃他们的收获。于是，双方组织他们的力量，准备国内资本与劳工之间的第一个巨大的阶级冲突。
　　紧在一八九○年之前的时期内，工人的阶级觉悟增长的迹象，在一八八六年一月墨尔本码头上的一次罢工的时候显示了出来。码头工人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和增加工资曾举行罢工。船主试图以输入志愿工的手段来破坏罢工。这件事引起海员通知雇主说，他们的工会会员将不登上载运自由劳工到墨尔本的船。他们声明说：「由于斗争进入新的局面，即资本对劳工，因此我们不得不采取这一方针。」[9]这种语句是在工人阶级队伍中迅速普及起来的一种态度的典型表现。这给雇主一个新的理由来要求制止劳工前进。
　　在此以前，雇主的组织一直缺乏联系，工会往往就利用这种情况来促进它们自己的利益。但危机使资本家克服他们竞争上的分歧，并使他们更坚强地团结一致以对付共同敌人——劳工。一八九〇年年中，雇主阶级中特别有势力的一部分即船主宣称，他们现已组织起来，随时可以应付「控制工伤」的问题，并且不管促使危机发生的是什么理由。在七月，轮船船主协会的主席威利斯说：「澳大利亚所有的船主已缔结了同盟，互相声援，非经全体会员表决通过，不得单独行事。他们是紧密结合的团体，我认为从未有过这样一种时机来考验新兴的劳工和资本的力量的对比。」[10]
　　船主们从海事职员协会决定加入墨尔本各业工会理事会这一件事上找到了一个挑起必然冲突的理由。船主要求海事职员取消他们加入理事会的决定，理由是这有害于船上的纪律。
　　在这一冲突进行时，组织在牧场主联合会中的牧场借用人也准备和剪羊毛工人作同样的对比力量的考验。在一八八九年剪羊毛季节，百分之九十的剪毛站都「剪了工会」，这意思是说工资和条件由牧场借用人和混合剪羊毛工人工会之间的集体合同决定。牧场借用人一心要降低工资，但工会合同阻碍他们这样做。因此，他们决意不顾工会而恢复「牧羊场合同」的办法，这就是说每个雇主将和工人个别地讨价还价，以便迫使他们接受牧场主联合会以前决定的工资率和条件。混合剪羊毛工人工会发出宣言，号召它的会员拒绝在不遵守工会合同的剪毛站工作，以抵制牧场借用人的这些计划。悉尼各业劳工理事会和海员工会给予支持，杜绝运载非工会的羊毛。
　　因此在一八九○年年中，在海运业和畜牧业这两项主要产业里面，事态在向着高峰发展。在八月十六日事情发生了，海事职员离开他们的船舶，水手也随之离去。码头工人和运煤工人立即一致罢工。九月十一日，混合剪羊毛工人工会号召它的会员实行罢工。新南威尔斯北部的煤矿主解雇他们的矿工，巴里尔的布洛根希尔产业公司采取了同样的行动。大罢工从而开始。
　　罢工是由吴·格·斯潘斯在悉尼所组织的劳工保卫委员会领导的。在斗争达到高潮时，参加的工人在五万以上，其中大部分是新南威尔斯和维多利亚的工人。罢工引起了其它殖民地和外国的工人广泛的同情和支持。各个殖民地工会会员捐助了两万八千镑，私人捐助达四千五百镑，英国的工会捐助了四千镑。但仅凭团结和热情是不能赢得这样重要的斗争的胜利的。健全的革命理论和坚强的组织与领导是工人在阶级斗争中获致胜利的必要的基本因素。在这一阶段，澳大利亚的劳工运动没有具备这些因素。另一方面，雇主们组织健全并为斗争作了很好的准备，并且国家机器也在他们的掌握中。他们充分利用了国家机器，赶忙把罢工者送到监狱里去，把志愿工的后备力量组织起来，并使这些后备力量在警察和军队的保护之下进行工作。由于雇主采取了这些手段，罢工终于被破坏了，工人迫不得已在十月底失败之后仍回到工作上去。纽卡斯尔的矿工在最后于一八九〇年十一月五日回到矿场去。这样就结束了澳大利亚劳工历史上的第一次伟大的全面阶级战役的第一个时期。
　　一八九一年一月进入第二个时期，那时，昆士兰的剪羊毛工人举行了罢工，反对牧羊场形式的合同。他们又遭到了失败。在这一时期，雇主和国家的联系比第一个时期更为清楚地显露出来。例如，汤姆斯·麦克伊拉斯爵士向罢工者自称为「政府和澳大利亚牧场主协会的一员」而不以为那是一个讽刺。
　　参加镇压罢工的一位高级官员，对于为什么相当容易地就完成了他的任务，给我们留下了他的意见。即使在今天，他对工会运动的评论仍具有一些宝贵的教训。他说：
　　「我们已发觉夸张其词的工会会员组织和纪律全是神话。……纪律和组织不是仅仅从谈论就可以得到的。它们是长期和缜密训练的结果。它们得先有充分的权力和一定的责任为必要条件，这种权力和责任要在从最低级到最高级官员中仔细地加以分配和规定，而且对于细枝末节，也要给予极其慎重的、甚至是不厌其烦的注意。工会会员是如何取得这种制度的呢？假定他们已经取得这种制度，那末证据何在呢？
　　「当我发出一道命令时，要用书面形式并要仔细地登记，因此任何玩忽或疏漏都立即可以察出并加以惩处；但在工会会员中谁有这种权力？如何使犯罪的人归案究办？他们拥有良好组织的物质条件，但他们没有强有力的领导者，也没有制度……就我所知道的，工会会员能够击败牧场主，但他们不能击败或严重地麻烦政府。」[11]
　　一八九二年七月，巴里尔的矿工参加了火线，冲突从而进入第三个时期。在一八九○年的罢工中，布洛根希尔的混合矿工协会会员被公司解雇。但这次解雇歇业仅持续了两个星期。当时银子和铅还没有像羊毛一样跌价，布洛根希尔公司仍然获取了巨额利润。当公司歇业时，工人们就利用这个机会拒绝复工，直到公司签订合同、允诺提高工资并把每周工作时间从四十八小时减到四十六小时为止。然而在一八九二年，银子和铅遭到一次跌价，因此公司发出通知说，合同行将终止。布洛根希尔的七千个工会会员为维护合同而举行罢工，连续达四个月之久。当局再次使用警察和军队一方面来破坏罢工，一方面来保护志愿工。
　　从一八九四年七月到九月，昆士兰的剪羊毛工人进行了一次标志着冲突的第四个或最后一个时期的后卫行动。在这一斗争中，双方都使用了比过去任何一个时期更为猛烈的手段。人们还可看到，当时通过了高压法案，作为对付工会的补充武器。牧场借用人纳尔逊的政府于一八九四年九月所施行的「保安法」是最恶毒的反工人阶级的立法，为其它任何一个殖民地的法令全书所未曾有过的。非工党党员的下院议员查理·鲍威尔斯关于这项立法曾这样说过：「在所有的爱尔兰的高压法令中，我找不出一项高压法令像这一法令这样具有如斯的高压性。」昆士兰一八九四年的高压法令为以下各个法令开了先河：维多利亚一九○三年和新南威尔斯一九○九年的同样法令，以及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二〇年的「战时紧急预防法」、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三二年的「联邦刑法」、一九二八年「仲裁与运输工人法」。


三 工党的诞生



　　一八九○年至一八九四年间的历次斗争，极其无情地暴露了澳大利亚劳工运动在思想意识上和组织上的缺点，并充分地证实了马克思的学说的正确性，马克思说：「用职工会为抵制资本剥削的中心组织，很有效力。他们的失败，一部分由于不善运用他们的力量；他们的失败，一般地由于限于抵抗现行制度所产生的效果之小战争，而不同时努力去变更这种制度，而不去运用他们有组织的力量作为工人阶级最后解放的杠杆。」[12]
　　此外，历次罢工表明，单单人数只是胜利的因素之一，「只有紧密地团结起来并有了明智的领导，人数才有意义」[13]。历次罢工表明，单有工会运动是不够的，除此之外，工人还必须有一个独立的政党，这个政党要建立在健全的社会主义理论基础之上，领导他们进行反对雇主阶级的斗争。
　　然而，正同列宁所说的，「但群众当然是从生活中学习而不是从书本上学习的，因此个别分子或集团始终都把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某种特点或某一『教训』夸大起来，将其弄成片面性的理论，弄成片面性的策略体系。」[14]澳大利亚所发生的事情正是这样。群众和他们当时的领袖只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失败中获得部分的教训。这就使得他们转向政治，但还不是真正需要的社会主义政治。
　　下面一段话表明，罢工委员会是怎样理解一八九〇年斗争的第一个时期的意义的。「我们要让大家注意每一殖民地政府对罢工所采取的行动，并要建议所有的劳工组织，积极地、奋发地工作，准备充分利用选举的特权，从国内议会中清除垄断资本家和阶级的代表，代之以关心人民利益、废除现行反工人和财富生产者的法律、并不偏不私地执行公平法令的人士。」[15]（着重点是我加的——坎贝尔。）
　　工人和他们的领袖已通过经验而认识到，由雇主的代表组成的政府是怎样自由使用法庭、警察和军队来破坏罢工的。但他们还不懂得，政府对雇主的「偏袒」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本质产生的。他们不懂得，政府是一个「阶级统治底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16]，这种机器是用以维护剥削者对被剥削者的统治的强迫机器。
　　劳工领袖没有发觉这种资本主义国家的罪恶，他们的批判仅及于反对「不公平的」法律和「偏私的」政客的水平，而认为废除「坏的」法律和更换有阶级偏见的议员就百事大吉了。
　　这种认识就是这个时期澳大利亚工人的天真的理论。他们缺乏他们的欧洲伙伴所具有的革命的政治经验，这种经验会帮助他们在这一点上觉醒过来；他们的社会主义理论家人数太少了，而且极缺乏科学的理论来开他们的眼界。
　　澳大利亚的民主自治没有经历许多政治骚动便已达成。这种自治在攸利卡事件之前业已得到认许。后来的自由主义化的立法，如成年选举权，秘密投票、议员薪俸等之获得，多由于必然的演变，而不是不断的、广泛的和严重的群众斗争的结果。当这些政治改革在发生时，劳工运动却完全专注在狭隘的经济问题上。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能够容易理解到，在九十年代的挫败之后，「充分利用选举特权」这一思想是怎样生根的。在盛行的民主条件下，人人都有投票权，并且职工和雇主的人数为十与一之比，似乎没有理由足以说明，为什么前者不能组织一个政党，并从统治者手里夺取政府机器的控制权。
　　世界历史早已表明这是不可能的。马克思根据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的经验，得出结论说：「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夺取现成的国家机关而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17]然而正同上面所说的，群众是从生活中学习而不是从书本上学习的，生活还没有给澳大利亚的工人提供足够的经验来充分认识马克思的国家学说，虽然这些学说已广泛地为人所知。况且，马克思心目中的「目的」是当时澳大利亚劳工所远远不能见到的。马克思是说的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消灭资本主义和建立社会主义。澳大利亚的群众运动还未想望到这样崇高的目的，而仅是想夺取国家机器以推进工会运动的狭隘目标——「公平工作，公平工资」。
　　工会早在九十年代之前便开始关心政治，在那时，院外运动和请愿已成为惯例。同时，某些自由资产阶级的候选人，以在议会中支持有利于工会运动的立法的诺言，争取工会会员的选票，也成为习惯了。工人曾有一两次获选并得到他们的组织的津贴。悉尼各业劳工理事会曾长期维持过一个正规的议会委员会，并且「澳大利亚劳工联合会章程」中关于议会行动也有规定。这就为劳工参加政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在九十年代罢工后这个步骤就决定了。
　　在新南威尔斯，负责贯彻「罢工委员会宣言」中的建议的，就是劳工理事会的议会委员会。它制定了成立在每一选区都有分会的劳工选举联盟的方案，并制订了包含十六条纲领的政纲。其中某些纲领反映了亨利·乔治、贝拉米和英国费边派在某些方面思想的影响。但其中大部分是根据工人的集体经验制订的，并明白表达了工会运动的迫切要求——八小时工作制，废除或修改「矿山条例」、「雇主责任条例」、「雇主与仆役条例」等等。在劳工的选举运动中，着重地提出来的就是这些经济要求而不是含糊不清的政治口号。
　　劳工理事会派遣组织者到乡村和所有城市各选区去征集会员并建立分会。新的政党的党员并不限于工会会员或工人。凡同情劳工选举联盟的目的并愿每年缴纳会费五先令者皆得为党员。分会首先被赋予选举它们自己的候选人的权利，但这些候选人必须保证拥护联盟的纲领。劳工理事会执行委员会暂时代行劳工选举联盟的执行机构的职务。
　　在昆士兰。领先成立党的是有影响的澳大利亚劳工联合会。兰恩在早期使组织采纳社会主义的目标一事上，是有功绩的。但当党在健全的组织基础上最后组建起来时，这个目标便被抛弃了，而「人民议会政纲」在其最后的形式上，则包括了七项无关痛痒的纲领，要求平等划分选区、成年人的选举权和一系列的普通的工会要求。
　　工党的成立特别引起了穷乡僻壤的工人的新希望。伊瓦特博士叙述了忠实于当时被认为是工人阶级理想的一个很动人的例子：
　　「……在帕罗乡下，有一个病弱年老的无业游民来到布林丁加巴营棚。他孤零一身，无钱购买食物。他竭力保全他的行将失去的力量，一心想完成一件事情：投工党候选人一票。他说：『我要投休希一票，我想这是我的最后一次投票。』但他只走了到选举区去的一半路程：他的病弱状况便陷于危境。他说：『这些年来，我跑遍了各地，而从未能取得一张选票。但我这次得到了一张选票，当我得到它时，我说，这张票要投给休希·兰格威尔。」那天晚间这位老年人死去了。他叫马丁·法雷尔。在他身边发现的仅有的文件就是他的工会证和布洛根希尔罢工基金的捐款收据。」[18]
　　亨利·劳逊大为感动地写道：

　　恰在上次选举之前，那些小伙子斗争得真够劲。
　　围绕着帕罗河畔，达到了生死的关头。
　　但这斗争的故事又有什么重要，
　　天使们的议会总不能把国家搞好。
　　但是一位贫苦的老人挣扎着走到投票的营棚，
　　冒着炎热的天气，
　　他那一捆破烂行李从他的肩头落下来，
　　他是那样地奄奄一息。
　　他害着病，颤抖不停，
　　他的眼光模糊不清，旁观的人们都很明白：
　　他就要这样地结束一生。

——载一八九四年八月十八日悉尼「工人报」。



　　也许是一件与此相同的事情，感动了汤姆·柯林斯，虽然他所叙述的无业游民是处于比较富裕的地位，并且是叫另外一个名字：
　　「这个人已经转换了他的位置，现在是直伸伸地面朝上躺着，两只胳膊也靠着他的身体两旁直伸着。他的脸整个儿地露在外面，一副工人的脸，正是年富力强的年纪；有厚髭，胡子有三四个星期没有刮……他那一双迟钝无神的眼睛，对着那已不算强的光线半睁着，由眼球上死气沉沉的肿胀的血丝网中，显示出这个孤零零的流浪者经历了多少困苦。一双本来是古铜色现在则因发青而变成黑黝黝的手，因长期作苦工而皮肤粗硬，并且由于最近的病痛突然消瘦如削。他身上的皮肤是凉的，但死的僵硬状态还不显明。显然他并不只是由于干渴而死，而是由于操劳过度，再加上希望的最后幻灭。说来好像很奇怪，在这时候通过丛林偶然的空隙，看见一大片园场，甚至瞥见一丛房屋，它们全都在阳光下那样朴实而安祥。但这就是人生，这就是死亡……
　　「在这个人的口袋里，找到几封信，是从维多利亚马尔木斯比雷寄到莫尔坦尼亚车站给乔治·穆尔多奇的。这些信全都由他的爱妻伊丽莎·赫·穆尔多奇签署的。其中两封是答复收到支票。他的小日记本中另有一张支票（票面是十二镑十五先令，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和三镑现款。他被埋葬在车站公墓里。在他的坟墓的两旁，一边葬的是伐尔·英格利希，前车站仓库管理人，他是服毒自杀的；一边是杰克·突拉蒙，剪羊毛工人，据说是因心臓病而死，在他生前他的工作曾打破那一区的纪录。这就是人生。」[19]
　　这就是在那些不久以前的艰苦的日子里人们的生涯。有好多的马丁·法雷尔和乔洽·穆尔多奇丧身于找工作路途之上。法雷尔和其它好些人比较起来还是幸运的，他至少还走到了投票营棚，死在他的工会同志的跟前。甚至穆尔多奇也是幸运地被及时发现，使得对于他的身分不至于胡涂不清。流浪的工人死后无法查证姓名的是太多了，他们只不过在某些洞穴之旁留下一堆被风吹雨打的枯骨以标识那寂寞的悲剧而已。
　　马丁·法雷尔临终时最后的几句话，说明了这个被践踏的阶层是以怎样的精神来欢迎工党诞生的。他们是怎样盼望着这个党去加速这样一个日子的到来，即：
　　「阶级区别的诅咒将从我们肩膀上抛弃。」
　　假如这是一篇小说，我们或许可以把这些希望怎样得以实现的经过叙述出来，例如叙述休希·兰格威尔怎样进入立法机关并成为澳大利亚的马丁·法雷尔的一个清廉正直的保护人。但这不是人生。休希·兰格威尔被选为议会议员了，但是他的历史和其它的工党政客比较起来也不见更令人兴奋。他在一八九一年基于波尔克同盟所制订的地方性的政纲而当选为议员，并且正由于同样的原因，有一段时期他被拒绝进入地方选举委员会。但在工党因关于财政问题发生第一次分裂之后，他被允许进入那个委员会，并且代表工党发动过工人联合法令修正案，此案为立法委员会弃置不谈。本届议会中所通过的新选举法把议员名额由一百四十一席减到一百二十五席，而兰格威尔的名字不在一八九四年与选的十五名「团结分子」和十二名独立工党分子之列。这就是人生。


四 社会主义者的分离


　　在澳大利亚，一个单独的工人阶级的政党的创立，表明运动前进了一大步，虽然它在纲领上存在重大的缺点。澳大利亚也存在着标志英美劳工运动的特征的相同的基本特点。这些基本特点是：「无产阶级没有任何巨大的、全国性的民主问题；无产阶级完全屈从于资产阶级的政治；一群社会主义者闹宗派主义而脱离无产阶级……」[20]因此，恩格斯于一八八六年对美国劳工运动所作的评论，对我国来说也是同样适用的。在一八八六年，亨利·乔治把单一的土地税鼓吹为万应灵丹的思想对美国工人起了巨大的影响[21]。这引起一位美国的社会主义者克莱·韦士奈维茨基夫人（她曾把恩格斯著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译成英文）写信给恩格斯请求他「适当地申斥亨利·乔治」。恩格斯回答说：「我的序言[22]，当然完全着重评论美国工人在过去十个月中所取得的巨大进展，同时很自然地也要提到亭利·乔治和他的土地方案。但是不能认为是详尽地讨论它。而且我认为讨论这个问题的时间还没有到来。运动应该全面展开，和谐地前进，扎下根柢，并且尽可能包括整个美国无产阶级，这比开始就按照理论上完美无缺的路线进行要重要得多了。（着重点是我加的——坎贝尔。）要达到清楚了解理论的地步，除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外，没有其它更好的道路；就整个大的阶级而言，没有其它的道路……使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而前进是一件大事情（着重点是恩格斯加的）；一旦达到这个目的，他们便将立刻找到正确的方向，而所有那些起来抵抗的人，全都将遭到弃置不理，只有去和他们那一小部分人在一起而已……但是，凡会推迟或阻挠工人政党的全国团结的任何事情，无论它有什么纲领，我认为都是一个极大的错误……」[23]
　　另一封信中，恩格斯写道：「对于每个新近进入运动的国家来说，第一个重大的步骤总是要把工人组织成一个独立的政党，不管怎样去作，只要它是一个明显的工人的党……群众必须有发展的时间和机会，只有当他们有了他们自己的运动时——不管是什么形式，只要是他们自己的运动——他们才能有机会；在这个运动中，他们受到他们自己的错误的鞭策而努力前进，并从他们自己的创伤中吸取智慧。」[24]
　　当然，恩格斯的意思不是说，工人会自动地从他们的错误中吸取教训。投身加人群众运动、协助创立政党、帮助群众「从他们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并逐渐给运动灌输社会主义的认识和世界观，都是社会主义者的任务。「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对发展过程的解说，那种过程包含连续的几个阶段。如果希望美国工人（或者是澳大利亚工人——坎贝尔）一开始便能完全懂得较老工业国创造出来的理论，这是不可能的。德国人（移居美国的共产主义者——坎贝尔）应当作的事情就是奉行他们自己的理论——如果他们了解它，如同我们在一八四五年和一八四八年所作的一样——应当一心地支持任何一般的工人阶级运动，就照着它的出发点的情况接受它的实际出发点，并通过指出每个错误和每个挫折都是原来纲领中错误的理论观点的必然结果这一事实，逐渐把它提高到理论水平；用『共产党宣言』中的话说，他们应当在当前运动中说明未来的运动。」[25]
　　事实证明，澳大利亚的社会主义者并不比受到恩格斯批评的住在美国的德国共产主义者更能「在当前运动中说明未来的运动」。威廉·兰恩在他早期企图灌输给运动以社会主义目标的尝试失败后，便专心研究他那在南美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公社的乌托邦计划。一撮热心分子在一八八七年所组成的、后来于一八九四年实际上与工党结合起来的社会主义联盟，认为只要有一个工党成立起来，就必然自动地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工党。这个联盟不是超越在运动的自发性之上，并希望起先锋作用，而是它自己屈从于自发性，并尾随于事态发展之后。
　　澳大利亚工人费了许多岁月，来「从他们自己的创伤中吸取智慧」并「找到正确的方向」。社会主义和群众性的劳工运动相结合的历史过程不是轻而易举的，只是从一九二〇年共产党成立之后，它才有了真正的发展。在前一时期，非社会主义的劳工运动是完全处于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统治之下的，是在改良主义和工团主义两个极端之间游移的，而改良主义和工团主义「都是这种资产阶级世界观及其影响底直接产物」[26]。



[1] 「列宁文集」第一册第五八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译者。

[2] 埃尔尼·兰恩：「黎明到黄昏」第六—七页。

[3] 列宁：「马克思学说底历史命运」。见「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第七〇—七一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

[4] 爱德华·贝拉米（一八五〇——一八九八年），美国记者，是空想社会主义小说「回顾与平等」的著者。

[5] 圣西门（一七六〇——一八二五年）、傅立叶（一七七二——一八三七年）、欧文（一七七一——一八五七年）是英法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是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的著者。对他们的作用的评价，可参看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第三章「杜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献」，第三节『批评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6] 列宁：「欧洲工人运动中的分歧」，见「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第二四三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译者。

[7] 维·戈·基尔德：「劳工怎样统治」，第二一、二二、二四页，伦敦工人出版社一九二三年版。

[8] 格·维·波尔陶斯：「澳大利亚：经济解说」，第五五页，悉尼安古斯·罗伯逊书店一九三三年版。

[9] 布里安·费兹帕特里克：「澳大利亚劳工运动简史」，第五八页，墨尔本拉逊书店一九四〇年版。

[10] 同上书，第六六页。

[11] 布里安·费兹帕特里克：「澳大利亚劳工运动简史」，第七九页，墨尔本拉逊书店一九四〇年版。

[12] 马克思：「价值价格与利润」，第八五页，三联书店一九五〇年版。——译者。

[13] 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的答辩和临时规章」，见「马克思选集」第二卷第四四一页。

[14] 列宁：「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第二四三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译者。

[15] 吴·格·斯潘斯：「罢工委员会宣言，澳大利亚的觉醒」，第一三一页。

[16] 列宁：「国家与革命」，第九页，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一九五〇年中文版。——译者。

[17]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见「马克思选集」第二卷第四九四页。

[18] 伊瓦特：「澳大利亚劳工领袖」，第四七页，悉尼安古斯·罗伯逊书店一九四〇年版。

[19] 汤姆·柯林斯：「这就是人生」，第九九、一〇一页，悉尼安古斯·罗伯逊书店一九四四年版。

[20] 列宁：「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第一〇一页，伦敦劳伦斯·韦沙特图书出版公司一九四一年版。

[21] 巨大的罢工运动，在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而斗争的基础上，于一八八六年上半年席卷美国全国，许多新的工人政党在各种不同名称下应运产生。在十一月的市政选举中，这些政党中有许多都得了大量选票。在纽约市取得了最辉煌的胜利，「联合劳工党」于七月在该市成立，并提名亨利·乔治为市长候选人。乔治获得六万八千选票，仅次于民主党候选人赫威特，而后者获得九万选票。共和党候选人塞奥多尔·罗斯福获得六万选票，居于第三位。

[22] 指恩格斯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所作的序言。

[23] 「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选集」，第四五三页，伦敦马丁·劳伦斯书店一九三四年版。

[24] 同上书，第四五〇页。

[25] 「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选集」，第四五三页，伦敦马丁·劳伦斯书店一九三四年版。

[26] 列宁：「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第八二页，伦效劳伦斯·韦沙特图书出版公司一九四一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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