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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托匪概况”介绍（中央人民公安学院编印，1954年4月）
第二章 中国托匪组织及演变情况
第一节 抗战前时期
第二节 抗日战争时期
第三节 解放战争时期及解放后
第一节 抗战前时期
中国托匪起源于一九二八年。他是来自莫斯科归来的部分留学生，及以陈独秀、彭述之为首的叛徒两方面。归国的留学生大多是共产党员，因在留学中受托匪的影响，回国后叛党，进行托匪活动。留学生中有几个小派别，再加上陈独秀的组织，共有四个派别。即：
一、“我们的话派”：以梁干乔、陈亦谋、区芳等为首；
二、“战斗社”：以王平一、来逸民、赵济等为首；
三、“十月社”：负责人是刘仁静、王凡西；
四、“无产社”：以陈独秀、彭述之为首。
这些人虽都自称是托派，因为他们是无思想、无原则的一群匪帮，所以经常相互攻击争吵。至一九二九年末，中国托匪组织酝酿统一，并分别将文件寄送托洛茨基，希望托洛茨基承认他们为正统。一九三〇年八月托洛茨基给中国托匪指示信（致中国同志信）内称：“中国托派并没有什么纲领上和战略上的分歧，应当统一组织………。”同时在信内指定陈独秀为召集人，及为统一后的书记。中国托匪接到指示后，在各派内进行了讨论，因意见分歧，直到一九三一年五月一日才在上海正式召开统一大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后又称“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在会上选出了干事会，以陈独秀、王凡西、宋逢春、陈亦谋、郑超麟等五人为正式委员，宋景修、彭述之二人为候补委员。“中央”成立不到一个月，因马玉夫（无产者社）对统一不满，向国民党告密，同时其本人也投降了国民党，因此“中委”相继被捕，组织也日渐涣散。一九三二年美国托匪李福仁到中国，重新将未被捕的托匪组织起来，成立了“中央临时委员会”，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改称“中国共产主义同盟”。总书记先为陈其昌，后为彭述之。
第二节 抗日战争时期
抗战开始后，被捕托匪相继获释，这时他们在上海又开始活动；另一部分托匪分别在广西、重庆、温州、广州等地陆续建立组织，进行破坏抗日活动。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托匪在上海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因对“抗日战争的性质问题”意见分歧，在全国代表大会上分裂为两派：
一、“多数派”（又叫“新斗争派”）：以彭述之为首
二、“少数派”（又叫“国际主义派”）：以王凡西、郑超麟为首。
这两派的分歧点是：多数派主张抗日战争还有进步意义，应采取“保卫主义”路线；少数派认为抗日战争是“蒋介石和日本天皇之间的战争”，没有任何进步意义，应采取失败主义的策略。分裂后，两派各自成立了“中央”，并经常互相攻击谩骂，内部争吵更加剧烈。各地托匪也相继分裂。这次的分裂从表面上看，好像是因对“抗日战争性质问题”的意见不一而分裂。但从他们的实际行动和性质来看，他们并不是什么“政派”而是一伙无原则无思想的匪帮，所以他们不可能有统一的组织；而在他们的实际行动上，如彭述之曾和日本特务机关谈判，日特给他钱，他负责给日特搜集情报。由上述情况可见，这些人实际上是为国民党和日特机关服务的。因此他们两派的意见分歧，不是理论上的争执；而主要是用以欺骗其下层分子及群众。
分裂后，“多数派”成立了临时“中央”，以彭述之、刘耀如、蒋振东、陈仲禧、陈其昌等五人为委员。后因陈其昌、蒋振东投入少数派，陈仲禧在香港，其“中央”实际负责人是刘耀如和彭述之。“少数派”成立了“国际编辑部”，并以王凡西、郑超麟、陈其昌、蒋振东、楼子春、毛鸿鉴等六人为委员。后因陈其昌死（因给国民党搞情报被日枪毙），毛鸿鉴回广州，其“中央”实际负责人是王凡西、郑超麟、蒋振东、楼子春等四人。出版的刊物有“国际主义者”、“新旗”、“建立”等。
第三节 解放战争时期及解放后
日降后，托匪利用当时民主运动的高潮，积极活动，欺骗了一些幼稚青年，所以在解放战争时期他们的组织有所发展，特别是在温州地区，最为显著。
一、多数派的情况
一九四六年多数派“中央临委”吸收陈碧云参加，并组织临时“中央常委会”，负责领导上海“地委”及各地托匪活动。从日降后，多数派积极进行建党的准备工作，曾举办了训练班，讲座会，由彭述之等负责讲课，借此散布毒素。至一九四八年八月在上海召开了“建党大会”，定名为“中国革命共产党”。并选出以彭述之、刘少严、尹宽、焦励夫、喻守一、陈碧云、戴颜、扑克（郑泽鉴）（候补）、刘毅（候补）等九人为委员。负责领导上海六个支部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十个团支部，及与四川（地委）、武汉、杭州、南京、温州（地委）、中山（县委）、广西、台湾、香港等地托匪联系。
托匪“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多数派领导的。一九四七年在上海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全国临时筹备委员会”（代号S·Y），以余嘉、章涛、陆绩、康溪、丁毅、周仁生等六人为委员。负责领导上海“市委”（九个支部）及四川、江苏靖江、南京、杭州、温州（地委）、中山、广东、广西、香港、台湾等地托匪组织活动。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多数派”准备“应变”，决定将“中央”迁到香港，并在上海布置了潜伏组织——“江浙党团临时委员会”，由书记钱川、委员刘毅、丁毅、王国龙、杨博、熊安东等，负责领导上海、南京、温州、杭州、青岛等地的托匪活动。解放后，托匪将上海分为四个区，成立了四个中心支部（每个中心支部下，领导三、四个支部，计十六个支部），其组织完全是秘密的。该组织在一九四九年被我破获，其委员除杨博、熊安东外，全部被我逮捕，因当时对该组织的性质未搞清楚，其“委员”被我扣押不久就释放了。现刘、丁、钱等人已逃往香港。该组织被我破获后未建立新的组织，仅由杨寿元、熊安东二人负责个别联系进行活动。此外，广东（中山）、广州、广西桂林、南宁、北京、福建、汉口等地均有托匪的组织。这些组织大多是和上海或香港直接取得联系。
多数派的“中央”迁港后，将“中央”分成两个局，即：“中央政治局”与“中央组织局”。“中央政治局”由彭述之、刘少严、陈碧云负责；“中央组织局”由喻守一任书记，因一九五〇年喻回国，现由焦励夫任书记。其“中央”一面负责领导香港当地托匪活动；另一面领导大陆托匪活动及与“第四国际”取得联系。
二、少数派的情况
一九四七年夏成立了“工作委员会”；一九四八年四月改称“地委”，负责领导上海的六个支部。一九四九年四月少数派在上海召开了“统一建党大会”，在会上定名为“中国国际主义工人党”。选出王凡西、郑超麟、何之瑜、俞硕遗、林华瑗、黄鉴铜（候补）、曹毓麟（候补）等七人为“中委”。并布置了“应变”工作，决定由王凡西一人逃港，其他“中委”（六人）皆潜伏在上海，所以少数派的“中央”，实际是在上海。同时为使其组织更加隐蔽，更进一步由郑超麟、俞硕遗、黄鉴铜等成立了“三人小组”，作为少数派在上海潜伏的最高领导组织，负责领导上海、苏州二地的四个支部（三个在沪、一个在苏州）。
少数派所领导的团组织，叫“马克思主义青年团”。“马克思主义青年团筹备委员会”，在一九四八年成立。最初人数很少。由严西城、李培、徐眀烈等三人负责领导。一九五〇年因严西城和国民党伪军官组织了“工农自卫军”进行武装活动，被我逮捕枪决，因而其团的组织也涣散了。后由黄鉴铜（候补委员）、叶春和、郑良等重新组成“中央临时委员会”（代号M·Y）。一九五〇年三月，“马克思主义青年团”与温州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合并（“共产主义青年团”是托匪在温州的团组织。最初该团组织不参加多数派、也不参加少数派。后因“共产主义青年团”部分人员逃到上海，被少数派拉入“马克思主义青年团”内），成立“马克思主义青年团中央临委会”。书记由黄鉴铜担任，叶春和、陈鹤森为组委，郑良为政委。下设“组委会”与“政委会”。“组委会”由叶春和、陈鹤森负责；“政委会”由郑良、曹家聪、方则正等人负责。该组织负责领导上海当地的六个支部和南京、山西、旅大、北京各支部，以及散布在沈阳、长春、哈尔滨、辽西、鞍山、迪化、象山、西安、长沙、济南、淄川、温州等地的个别托匪分子。
少数派在香港的“中委”王凡西，现尚未发现其有形的组织，但有一批少数派托匪在活动。王凡西在港的主要任务：一是指挥大陆托匪；另即负责与“第四国际”联系。
少数派主要是领导“马克思主义青年团”的活动。这一“M·Y”的组织是比较大的，其活动也是比较猖狂的（托匪经常发文件、发通知）。少数派的组织在解放后，尚未被我破获，其活动比多数派猖狂，核心组织也比较隐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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