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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英国工会运动简史》
第五章 伟大的攻势（1910—1914年）
从乔治五世即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间短短的四年在工会运动史上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这些年份是“劳工不安”——本国历来最广泛的——的年份，“劳工不安”经常是每一报纸的头号标题和各派政论家的主要论题。这并不是生活条件遭到进攻而结合起来进行自卫的工人阶级造成的不安，这乃是不安促使他们实行反攻，沿着这条路线展开攻势以争取新的和积极的目标；列宁对此曾作以下的评论[1]：
“英国工人群众缓慢地但却是稳步地采取了一条新路线——从卫护劳工贵族的些微特权进到了群众自己为争取一个新社会制度而进行的伟大的英勇斗争。”
这个攻势的象征就是工会的惊人的迅速增长，会员人数在这个短时期的开始时为250万人，到这时期结束时几已达到400万人。在同一时期，职工大会所属工会会员从150万余人上升至近225万人。人们对于在独立工党领导下的工党的幻灭，以及社会主义方面没有出现权威的革命政党这事实，使这个伟大的反叛运动主要是属于工会性质的，而在工会内则是属于普通会员性质的。
对于“政治”的不信任，由于自由党政府暗示要对劳工运动实行“消毒”的企图而趋于严重。劳合·乔治派的社会改革政策，因为同业工资议论所、劳工介绍所、国民保险局等的设立，在国家官僚机构中增添了大批毋须经过就业考试的职位。据估计这种位置约有4000～5000个，形成了一种“分赃制度”，政府用这些职位来酬劳那些向上爬的工会职员、大学教师等等[2]。
[1]见1913年所写一文：《列宁论英国》的引语，第130页。
[2]海列维著《英国人民史：结论》，第438-440页。
1910-1914年的运动推进了1889年的进取性和新工会运动。担当这次巨大战斗任务的又是劳动群众，他们的先锋是码头工人，此外还有其他运输工人、矿工、铁路工人。运输业工会运动在各业中进展最大，在这几年中所增加的新会员将近50万。普通工人的组织也迅速向前推进（因此小型工人工会于1910年在111个分会中只有5000会员，在1911-1913年之间扩展到567个分会，会员9万1千人）。
但是还有新的重要的特色。以汤姆·曼为主要成员的革命工会运动的工团主义宣传有了很大的影响。按照工业的组织代替按手艺的个别组织，成为运动中进步的青年人的口号。这种广泛统一和团结的运动的自然结果就是提倡和实行同情罢工，其最后发展就是总罢工。当工会政策的这些新路线在传播时，在工会的普通会员中产生了特殊的战斗团体和运动。这在南威尔士矿工中具有特殊重要性，那里的非正式的改革运动（正如他们自己所称呼的）产生了自己的地方机关，并由于著名的小册子《矿工们的次一步骤》（1912年）[1]的发表而引起了资本家的疯狂攻击。在铁路工人中，工会的合并曾被产业工会主义者欢呼为一胜利和范例。在按手艺划分的建筑业中，“合并主义者”是一个活动的势力，并且有一新的综合组织——建筑工人产业工会——参加了一个短期的活动。机器工人中的活跃力量是在工厂中，特别是克莱德工厂的工人中传布着新观念，形成了1914-1918年间的显著成果。最后，妇女工会运动也有了明显的进步，全国妇女工人联合会成立了，它适应了未有组织的各业妇女的要求，并曾有多次妇女罢工。妇女罢工的高潮是1911年8月波蒙赛妇女的“奋起”，这一次有20多个个别的工厂同时罢工，在三个狂热的星期之后，18个工厂中的女工取得了增加工资的胜利。
新精神的反映，在许多老手艺工会中也很显著。1910年锅炉制造工人在多次间歇罢工之后的歇业就是一例，因为争端的拖延，投票反对协议者因而增加。1911年傲慢的伦敦排字工人协会领导了该业第一次全面罢工（报业除外），排字工人发出的活泼的每日罢工报道《每日先驱报》开始经常出版，次年即成为工党的第一个日报，由乔治·兰斯伯里及其友人主办[2]。在这一年末，兰开夏的织布工人罢工反对非工会主义并遭受到歇业，这种类型的争端蔓延到许多行业（特别是建筑业）。混合机器工人协会受到这些事件和新观念的影响，于1912年修改其章程，以便机器业中的每一工人，不论其技术的等级都能加入。[3]
[1]非正式运动争取改组工会和集中化的战斗，使这个运动与旧派领袖发生剧烈冲突，其中显著的有威廉·布雷斯先生和“矿工”阿伯拉罕，他们同时在联合会中和地方煤矿主的报纸上“对轻浮的工团主义煽动家发动剧烈攻击”。矿工、铁路工人和运输工人三角联盟概念的促成应归功于非正式运动（纳斯·爱德华著：《南威尔士矿工联合会史》，第1卷，第66-78页）。
[2]1912年11月《公民日报》继《每日先驱报》为官方职工会和工党的机关报。与《每日先驱报》的毫无顾虑、慷慨激昂的反抗性相反，《公民日报》充分地反映了丝毫不令人鼓舞的当代工党领导精神，虽然工会为该报筹集了总数20万镑的资本，在大战爆发后一年该报即告停刊。
[3]但在三年后，这个修正又被取消。参加已设立的新的F级会员寥寥无几。
谈到一些主要的运动，我们可从运输工人谈起。1910年11月，几个码头工人工会和其他运输工人已经集合了他们的力量，组织了运输工人联合会。由于生活费用的高涨以及解决偶发问题的失败，码头工人在这个时期的生活情况并不比1889年好些。1911年6月，海员为争取所有海港的同等待遇和其他条件的改善而起的罢工，以及南安普敦和赫尔爆发的大骚动，在水上战线上立即产生了反响。曼彻斯特的码头工人和赶车的人举行罢工，在7月伦敦港口因罢工而封闭，这次罢工在规模和效力上甚至都超过以前的一次大罢工。码头工人要求把他们“6便士银币”的工资提高到8便士，逾时工作每小时应得1先令。装卸工人、煤气工人、赶车的人、挑煤炭的人、曳船工人、挑谷物的人等等也都提出了其他的要求。
以德望波特爵士为首的伦敦港务管理局面临这一统一的运动时，乃在自由党政府的支持下直率地拒绝谈判。在当时内政大臣温斯顿·邱吉尔的要求下，陆军部增强了伦敦的防卫并采取严重挑衅性步骤，威胁着要派25000军队去担任码头工人的工作以破坏罢工[1]。紧张情势愈趋尖锐。罢工者每天在塔楼山举行的示威达到空前未有的规模，跟着队伍穿过城区的游行参加者多至10万人。政府终于不敢采取必然会引起叛乱的行动，它说服海港当局和工会谈判，后来的仲裁判决接受了工人们的大部分要求，包括基本工资每小时8便士，逾时工作每小时1先令。
在其他海港也举行了同样的运动（并且也取得了很大成果），其中利物浦的罢工几乎等于内战。在那里，运输业举行了总罢工，参加的有码头工人、海员、赶车的人、电车工人、铁路工人，总计7万人停止工作。汤姆·曼是这次罢工的主要人物，警察对圣乔治高地的巨大示威的残暴攻击引起了极大的怒吼。军舰停泊在麦尔西河内，舰上的大炮对准了城区。军队是被召来了，当他们向一群示威者（据说在企图援救被捕者）开火时，有2名工人被打死。当局是如此惊恐，乃对当地的义勇队——包括许多工会会员并在那时把武器放在家里的一些人——发出紧急的命令，叫他们拆下来福枪上的枪机并把枪交到总部去[2]。
这些罢工所取得的胜利决没有使水上战线安静下来。1912年1月格拉斯哥码头工人举行罢工，5月泰晤士河和梅德威河上的工人又行动起来了。据说1911年的协定曾被破坏，在非工会主义和承认运输工人联合会会证的问题上争吵得非常激烈，据说雇主们公然藐视工会会员。罢工使伦敦10万工人停止工作，但没有得到全国各地的广大响应，大约只有2万人在内地海港举行了罢工。虽然政府出面调停，但这一次德望波特爵士和他的同僚拒绝作任何让步，他们率直地说如果工人恢复工作，他们保证遵守1911年的协定并考虑工人的建议。但是甚至当7月底罢工委员会决定停止斗争时，当时忍受极度困苦的码头工人仍一致决定继续罢工，然终于一个星期后复工。
1911年夏，运输业大罢工使铁路工人的不满情绪也爆发了，这种不满情绪由于1907年的不满意的解决而一向在迅速发展着。利物浦、曼彻斯特以及其他几个都市的铁路工人的自发和非正式的地方性罢工产生了全国罢工的要求。铁路工人工会的执行委员们乃联合他们的力量向公司方面提出24小时内答复的最后通牒。政府出面调停，他们又一次表现了是和雇主们沆瀣一气。首相阿斯奎斯以极富敌意和好战的态度对工会代表讲话，含糊地建议由一个皇家委员会来解决争端，并且恫吓说政府要尽量利用军事力量来粉碎任何罢工。当工会拒绝了这个空洞的建议并发布第一次全国铁路罢工的命令时，阿斯奎斯回答说：“那么你们的血将洒在你们自己头上。”“血”就是行动的口号，因为：
“在温斯顿·丘吉尔先生的要求下……军队举行了气势汹汹的示威，他们仅仅由于公司方面的请求，未经民政当局的召请就开到曼彻斯特和其他地方。事实上，镇压的政策早已决定，流血已迫在眼前了。”[3]
[1]韦伯夫妇著《英国工会运动史》，第501页。
[2]关于这一节有趣历史的来源，我该感谢现任利物浦合作社教育秘书赫·克利个人记忆的协助。
[3]韦伯夫妇著《英国工会运动史》，第529页。
在兰纳莱，罢工示威遭受枪击，在许多受伤的人当中有两名死亡。这次事件引起了极大的愤怒，国会里也斥责了这次“屠杀”。
虽然罢工还不是全面性的（20万铁路工人停止工作），但铁路业务的完全瓦解使整个工业迅速陷于停顿。政府不得不放弃邱吉尔派射杀工人的立场，所用的托辞是国际局势的紧急（那正好是阿加迪尔事件的时期）。铁路公司第一次被迫和工会方面会晤，举行了一次调查，在公司方面新的顽固态度被继续罢工的威胁压服以后，协议终于达成。协商局进行了改组，容许工会的代表担任秘书，因此给工会以一种侧面的事实上的承认。
由于这次罢工的结果，铁路上的工会运动起了变化。工会组织所受的激励可以从铁路职员协会的例子得到一些概念；该会是铁路工会中最年轻的一个，在1910年只有1万会员，但在罢工后的3年中会员增加到3倍。但是大的事件要算1913年全国铁路工人工会在长期谈判后的成立，该会是由混合铁路雇工协会、铁路工人总工会和较小的转辙工和信号工统一工会联合而成；以技术自恃的机车司机和加煤工人协会没有参加。这乃是一个工会第一次坦白地采取了产业工会主义原则的立场，宣布它的目的是组织受雇于铁路或与铁路有关的每一工人而不论其等级和技术如何[1]。这个20世纪“新模范”的机构和会章所起的作用，其意义也是不小的。它组合了一个繁复的代表机构——全体代表年会、附有区小组委员会的执行委员会、区理事会——同时把广泛的权力集中在执行委员之手，他们按照规章发动和领导一切工会运动并不一定要受会员投票的约束。普通职员没有任何权力，这种情势反映在杰·赫·托马斯的长期掌权做总书记一事上。
矿工斗争序幕性小战斗是在运输业和铁路罢工之前，但是直到后来才达到高潮。1910年秋，关于矿坑内特别艰苦地段的工资争端引起龙达河谷坎布里安企业联合雇佣下的1万矿工的剧烈的罢工。以已故的德·阿·托马斯（龙达爵士）为首的矿主们的傲慢态度激起极大的愤怒，并发生了剧烈的示威游行。首都的警察和军队被派到龙达河谷，在汤尼潘迪与罢工者发生冲突。整个1911年，南威尔士这些部分的煤田继续处在地方罢工的纷乱中，同时矿工联合会在全国各地提出特别艰苦地段的问题，并谈判各区的最低工资额，但没有成功。
1911年12月，大不列颠矿工联合会的代表会议决定举行一次为建立最低工资（男工每班5先令，童工2先令）原则实行全国罢工的投票；当1912年1月投票结果宣布时，445800票对115271票的多数票赞成罢工。矿主们完全忽视矿工意见的发展，拒绝接受最低工资的原则，但声称他们准备恢复特别艰苦地段工资的讨论。3月1日罢工全面爆发。100万矿工一致停止工作。第一次全国矿工罢工不仅证明是本国历来规模最大的劳工冲突，并且是最彻底和最动人听闻的工业全体停工。政府迅速参与调停，起草了一个“最低工资法”，于3月匆匆通过成为法律。这项措施不符合矿工们争取一个详细规定的全国最低工资额的要求，却规定了决定区域最低工资额的机构。投票结果以244011票对201013票赞成继续罢工，但4月6日的代表会议同意复工[2]。矿工联合会动人地显示了它的进攻力量，在一年之内矿业中的工会会员激增近16万人，总数超过了90万人。广义地说，正如列宁写道：
“矿工的罢工完全代表着一个新时代。……自从这次罢工以后英国无产阶级再不是和以前一样的了。工人们已学会了战斗。他们已经发现通向胜利的道路。他们已认识到他们的力量。……在英国，社会势力的对比已经起了变化，这个变化不能以数字表现，但是每个人都能感觉到。”[3]
[1]因此它不但和它开始发生剧烈争论的机车司机和加煤工人协会挑战，并且也和容纳铁路工厂机械师的机器业及其他手艺工会挑战。全国铁路工人工会和手艺工会在工人中分野的争论后来在他们之中很流行。
[2]按照继续罢工必须有2/3多数同意的原则。
[3]《列宁论英国》，第106-107页。
在运输工人、铁路工人和矿工们进行了他们较大的会战以后，攻势展开成空前的一连串较小的罢工，几乎涉及所有的工业部门。1913年争端的次数是惊人的，引用官方报告中的说法，争端次数“远远超过了以前任何一年的记录。实际上，争端次数的增加影响到各行业的一切主要团体，尤其是建筑、金属、机器和造船、以及纺织各业”，虽然没有一件争端所牵涉的人数超过5万人。关于资本家的忧虑，下面的报纸评论是一个典型：
“也许现在这种骚乱的最突出的特点是普遍的叛乱精神，它不仅反对所有的雇主，并且反对领袖和多数，以及国会的或任何宪法的和有秩序的行动。”[1]
北明翰和黑乡地方平时安静的各种金属业也传染上了“普遍的叛乱精神”。都德莱的女童工干脆宣布靠工资再也活不下去，举行罢工争取每周23先令的最低工资。1913年春季和夏季，各种金属、铁管、螺旋和铁栓工厂罢工者总共有5万人；同年7月的一次投票以数千票对99票拒绝了雇主的条件，并且有3批罢工者向伦敦进军。他们获得增加工资的胜利，解决争端的机构也建立起来了。
可是这一年中最有历史意义的运动并不发生在英伦本岛。最有历史意义的是都柏林在8月和9月中的总罢工、爱尔兰运输与普通工人工会在革命领袖詹姆士·康诺利和杰姆·拉金领导下的初次战斗。这次都柏林8万工人的勇猛斗争引起英伦本岛方面异乎寻常的响应。本岛方面热情地派遣一艘粮食船到都柏林去的共济运动以及约7万英国铁路工人参加的同情罢工都象征着团结，在另一方面，工党领袖如斯诺登等则背信弃义地攻击战斗的工会政策。向都柏林罢工者发动的无限制的警察恐怖，引起整个工人阶级的极大愤怒，这次疯狂的迫害和棒击的结果是2个工人被杀，400人受伤，200余人被捕。反应并不止于愤怒；工人们得到了新的结论；各种工会到处谈论武装工人、总罢工和革命行动等问题。因此矿工联合会主席斯密利在曼彻斯特的职工大会上说：
“如果都柏林和其他地方所采的这类行动迫使我们这方面的人们进行革命，我认为我们的义务就是训练我们的人们实行自卫，不论其合法与否。……当这样重大的问题提出来的时候，扩大的工会运动的义务就是严肃地讨论全体工人罢工的行动计划。”[2]
每一件事都指明，一个头等的政治和社会危机在1914年下半年已经成熟。早在1913年11月，主要的官方工业调解人阿斯奎斯就曾告诉过一批经过精选的听众说：“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国内可能有许多运动即将爆发，最近的事件不过是这些运动的小小的预兆。”生活费用继续上涨，工会的普通会员为建立工会组织而加倍努力，反对非工会主义的罢工次数不断地增加。最后一点乃是1913年伦敦建筑业的一个特点，该处的罢工大半是违背工会执行委员的意志而举行的，并在1914年初导致伦敦总歇业。雇主要求工会惩罚未经执行当局同意而罢工的会员，要求工会提供一宗押金，这宗押金在违犯工业的工作规则而实行罢工时就要被没收，最后还要求每一工人签署一个与非工会会员相安无事的协议——“拒入工会证书”的新翻版，否则即处以一镑罚金。歇业坚持了6个多月，调解建议为投票所拒绝；因而雇主决定实行全国性的歇业。战争的爆发阻止了他们的行动。
建筑工人的战斗不过是许多次战斗之一。官方的数字本身就能说明其情况。1908年争端的次数平均每月有30余次，到1911年几已上升至每月75次，而在1913年下半年和1914年上半年罢工的次数实际上增加了一倍，有记载的罢工约每月150次。韦伯夫妇说：“1914年夏，英国的工会运动事实上几已向爆发革命的巨大劳资争议前进。”[3]巨大的兵力又重新准备进攻。矿工们在准备秋季的新要求。运输工人迅速地进行组织。铁路工人的新的前进运动已迫在眉睫，他们又一次被协商局中公司方面的遁辞和诡计所激怒，这一次运动显然会带有政治的性质。铁路工人们超越了工资和工时问题，对时常提出的铁路国有化的要求作了新的看法，这是多次会议以来每年都提出来的老问题。他们明白地提出，他们要求的是管理铁路的发言权。全国铁路工人工会准备在1914年职工大会上提出的建议说：“任何铁路国营制度，如果不保证有组织的铁路工人的充分政治和社会权利都是不能接受的”，并且应“容许他们在铁路制度的安全和有效运行上有适当的控制权和负相当的责任”。最后，机器工业中协议也即将终止，一般认为要提出关于工资、工时和工作条件的广泛要求。
关于即将到来的斗争的这些征象最有意义的是：主要的战斗员在他们之间形成一种新的广泛的团结。矿工联合会在普通会员战斗员的压力下倡议与铁路工人和运输工人建立互助联盟。1914年，这个提议得到全国铁路工人工会和运输工人联合会的同意，三角联盟（不久就这样称呼）遂告形成。这个强大力量的新阵势是在工会普通会员战斗的政治趋势不断尖锐化的背景上发生的，与满足现状并已绝望地陷于自由主义的麦克唐纳派工党领导相反，他们认识到：
“前进的道路是狭窄、曲折和阻碍重重的。……群情沸腾了，在沸腾的背后有许多运动在成长，它们的要求是争取较短的工时，较多的工资和在本国工业和政府中享有更多的权力。青年人在准备行动。……有一种不安的精神，这种精神由一个常常听到的短句‘等待秋季到来’模糊地表现出来。”[4]
[1]阿斯奎斯著《工业问题和劳资争议》中的引语，第347页。
[2]1913年曼彻斯特“职工大会报告”，第72页。
[3]韦伯夫妇著《英国工会运动史》，第690页。
[4]阿斯奎斯著《工业问题和劳资争议》，第353、356页。
这个运动和三角同盟的组成这类事件，并不是发生在正常的气氛（其他方面）中的。国内统治的危机以及1914年3月保守党-厄斯特叛乱，使统治阶级面临极端严重的局势。在贵族地主、保守党政客和陆军军官疯狂地煽动并准备内战的情势下，人们可以清楚地感觉到：“这时工人阶级很快就要抛弃对那叫做英国法律和宪法的纸片的庸俗的信念，英国贵族已经当着全体人民的面撕毁了这些法律和宪法。”[1]1914年7月17日在伦敦的会议上，劳合·乔治公开地说：劳工的“叛乱”和爱尔兰危机同时发生，“这将是几世纪来政府所必须应付的最严重的形势”[2]。一个保守党的历史家后来描写那个时期时写道：“如果来自德国的战争危机迟迟不成为事实，看起来革命大半要先战争而起了。……这是一个国内战争是否在国际战争之前发生的问题。”[3]
就在1914年同一个7月里，还有另一新精神的例子，并且是发生在一个极棘手的地区。伍尔威治兵工厂发生了一次罢工，要求恢复一个被开除的工人的职务。但是这个在7月里看来对现秩序十分不利和充满威胁的问题，到了8月初便烟消雾散——或者似乎是如此。这个月初，发展中的罢工有100起，到月终时则仅有20起。对德战争的及时“变成事实”驱散了国内的危机，同时也是解决外在危机的一个尝试。
[1]《列宁论英国》，第58页。
[2]海列维著《英国人民史：结论》中的引语，第478页。
[3]埃斯麦·温菲德——斯特拉福著《维多利亚时代的余波》，第310页。
秋林录入、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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