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工会参与政治（1900

第四章工会参与政治（1900—1910年）

　　在19世纪90年代，参加职工大会的社会主义的代表曾坚决主张设立议会基金，但没有什么成果。1893年职工大会在原则上接受了这个建议，但附有一个条件，即任何受基金支持的候选人应该不依附于自由党和保守党。通过这一提案的多数力量很微弱，决议一点也没有执行。当这件事在1896年爱丁堡大会上更尖锐地提出时，坚持应让所属工会进行一次复决的建议，以136票对62票被否决。但是社会主义者坚持下去，在1899年的普利穆斯职工大会上，温和的混合铁路雇工协会提出了由独立工党党员起草的建议，建议要求召开一个代表着工会、合作社和社会主义团体的特别会议来考虑增加劳工代表的办法。这个建议案在工会会员投票中以546000票对434000票通过，主要的反对者是矿工和棉业工会。

　　特别会议于1900年2月在伦敦召开。出席的有来自会员总数50万人的工会和会员人数不到7万人的社会主义团体的129名代表。会议同意设立一个叫做劳工代表委员会的单独机构，作为工会和工会理事会、合作社和社会主义团体的一个联合会。执行委员会人员也选出来了，其中包括7个工会会员，独立工党和社会民主联盟各2人，费边社1人，一个年轻的苏格兰脱党的政客、最近由自由党转入独立工党的詹姆士·拉姆赛·麦克唐纳（如前述）被指派为秘书。[1]

　　一年多来，这个新的工党（后来不久就这样称呼）一直犹豫不决。它并没有吸引很多党员，它在1900年总选举中所提出的15个候选人仅有2人当选。后来，当日益增长的法律上的攻击在1901年7月有名的塔夫河谷案判决中达到高峰时，就好像在一夜之间发生了突然的变化。该案是因那时南威尔士的独立的塔夫河谷线铁路工人的罢工所引起，这次罢工是如此有效，10万矿工都放开了工作不做。罢工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因为公司企图利用柯利逊的“平克顿”分子为破坏罢工者，而这个企图为纠察队异乎寻常的决心和机智所阻止。他们以海上遇雾信号通知纠察队载运罢工破坏者的火车已经开近，斜坡上的铁轨被涂上了油，火车由于引擎的轮子滑溜而停止，使纠察队能将货车卸下听其滚回坡底，而无人照管的机车则被巧妙地弄得不能开动。公司在愤怒下向高等法院控诉，取得了对工会（混合铁路雇工协会）的禁令，该会曾提出上诉，但被上议院维持原判。公司要求巨大的损失赔偿的控诉也获得成功，工会一共被罚款35000镑，其中赔偿公司损失者达23000镑。这次判决的结果是以所谓“司法上的政变”来摧毁工会因1871-1876年的法案而得到的全部合法权利，并使罢工“实际上成为绝对不合法”[2]。

　　后来在1901年9月的斯温西职工大会上有许多令人兴奋的事，工会加入劳工代表委员会的热潮开始了。加入的会员人数在一年内陡增10万人，1902年到1903年差不多增加了一倍，那时的数目接近85万人[3]。行动的时机确已成熟，因为种种迹象表明统治阶级用全力支持以塔夫河谷案为典型的反工会运动。1901年冬季，《泰晤士报》特别登载了一长串以“英国工业中的危机”为题的文章，以嘲骂的态度从凶狠的柯利逊以及支持他的雇主们那里吸取不可靠的资料，来重新编造一切关于工会“慢工”、“威胁”等陈腐的论断，其目的显然在诋毁工会的独立政治运动。[4]

　　[1]据说许多代表是误投了比较不知名的拉姆赛·麦克唐纳的票，他们以为是投伦敦工会理事会书记詹姆士·麦克唐纳的票，他乃是当时最著名的社会主义的工会会员。
　　[2]见阿斯奎斯爵士著《工业问题和劳资争议》，第92页。
　　[3]这是社会民主联盟的宗派主义者所选择的退出劳工代表委员会的时间。
　　[4]胡特：《<泰晤士报>反对工会运动的被人遗忘的运动》一文，载《现代季刊》，第2卷，第1期。

　　这时工党在补缺选举中的胜利开始指出此后巨大发展的道路，因为现行保守党政府并无意补救工会在法律上没有权利的新形势。最显著的是1903年3月伍尔威治的威尔·克罗克（箍桶工人）的胜利，这一次是激进的劳工竞选运动以自由贸易的纲领在一个保守党的堡垒上赢得的胜利。但是最惊人的胜利还要算1906年的大选，那一年是自由党历年来获得最大胜利的一次，这使保守党人惊惶失措。工党提出了50个候选人，使仍受俄国1905年革命惊吓的政治界感到惊异的是，其中不下29个候选人被选为议员。但是工人阶级虽然在短短的时间内经验到一次启发性的上升趋势，这个胜利实际并不十分骇人听闻。在很多情形中自由党人退出竞选，他们的选票在艰困的战斗中都归于工党人员。

　　1906年通过的《职工纠纷法》立即予工会以法律上的补偿。该法使工会对于其会员或职员促成行业争端的行动所引起的民事损失不负任何法律责任，并明白保证纠察的合法性。塔夫河谷案的判决也因此撤销了。但是此后国会会议在立法上毫无成果，工人的觉醒和不安开始明显起来了。工会运动的新的政治表现，正如列宁在1908年所说，毕竟仅仅是“走向自觉的阶级政策和‘社会主义的’工人政党……的第一步”。缺乏一个明确的和紧紧掌握着的社会主义观点和理论，是有着极其实际的后果的。一位著名的历史家说得很确当：虽然1906年的工党议员完全是“阶级”的代表（他们绝大多数是工人出身），他们却完全“没有主义”，以致狡猾的自由党帝国主义者如格雷爵士和哈尔丹爵士都夸耀说，他们觉得他们（工党议员）比绅士更“有理性”因而更容易对付得多[1]。在1903年纽卡斯尔的会议上，工党争取政治独立的斗争虽然进行得很剧烈，哈迪仍然向采取反对态度的旧日自由主义派工党党员大声疾呼说：

　　“独立政治运动的反对者实际上打算使工党回到软弱和无原则的机会主义政策上去。……请他们注意不要向自由主义投降，那样会束缚他们，钳制他们，使他们成为一筹莫展、无人信任和软弱无力的一群。”

　　在1906年以后的年份中，这些警告的字句不是由别人而是由哈迪和麦克唐纳领导下的所谓独立的议会工党逐字逐句地变成事实。[2]

　　[1]伊利·海列著《英国人民史：结论》，第二卷，第91页。
　　[2]在工党方面，避免作任何明显的社会主义目的的解释是那些年代的特色（胡特著《这是最后的危机》，第212-213页）。

　　在本世纪开首的十年（爱德华时代），新帝国主义制度取得充分的成果。在国外，与英国的老敌国法国以及反动的俄国结成的新同盟，预示着与英国的劲敌德国的冲突即将到来。在国内，财富是积累起来了，而人们则陷于贫困。爱德华七世是一个迎合富豪心意的国君，他使整批的富人得到爵位，爵位的出卖造成了丑闻。社会的矛盾比任何时期都显得尖锐，这些矛盾在《财富与贫穷》一书中被彻底揭露。这本书是一位激进的政论家勒·格·奇欧扎·孟奈（后来成为利奥勋爵）所作的统计研究，初版发行于1905年并且售完了很多版。孟奈证明：在总数4300万人口中不下3800万人是在穷人之列——这个数字比40年前的总人口还要大。

　　工人阶级的情况，无论是相对情况和绝对情况都在恶化了。货币工资在1900年到1908年之间几乎没有上升（仅上升1%），利润则上升了12.5%。此外，生活费用是在不断上升，到1910年为止的十年中的工资，如果以其与食物价格的关系来表示则下降了约10%。每8个男性成人手工工人中有5人的所得是低于绝对的最低生活工资（那时一般认为是每周30先令），而仅有3人的所得比标准高。榨取工人血汗的情况，仍然在许多行业中盛极一时，在这些行业中女工很普遍，作一整周的工作而工资只有8先令乃是典型的情况。就以克拉德莱·希斯地方的制链女工的情形而论，每周工资是6先令6便士到8先令，其中还要扣除2先令或2先令以上的燃料费和熔铁炉租费，这种情况已经成一件全国皆知的丑闻。经过许多争论才于1909年通过处理榨取工人血汗情况的同业工资议价所条例，但起初（在几年中）只适用于四种工业。

　　失业成了一个迫切的问题。伦敦和格拉斯哥的暴风雨似的示威以及饥饿进军的组织造成了一种新情势。执行济贫法的皇家委员会所表现的是，傲慢自大的暴行继续盛行，1834年新救贫法的丑恶精神——即成为穷人便成了罪犯——眼看又非常活跃了。工会对于失业的关怀以及请在议会中的工党党员应用更剧烈的方法迫使资方采取行动的要求都遭到麦克唐纳的愤怒答复，他埋怨抗议者的“无知的批评”，说他们的要求是“全然胡说”。

　　在这些情况下罢工运动开始发展了。第一次罢工牵涉的人数不多但性质很突出，并且有其重要性，因为它表明罢工行动怎样才能赢得承认并改善情况。1907年2月的音乐厅罢工有伦敦22个厅的音乐师和全体人员参加，纠察队员超过2500人。以玛丽·劳埃德为主要人物的罢工当然在报纸上有广大宣传力，她巧妙地迟迟来到官方设立的侦讯处，抗议说她还没有吃早点（虽然那时已是上午11时半，她所着衣服令人神魂颠倒），当她作证完毕后她愉快地拍着她的律师的背。

　　在这一年的其他争端中，还有两次东北海岸反对削减工资的拖延得特别长的罢工，一次是机器工人罢工延续了7个月，另一次是造船工人和细木工人罢工延续近5个月。在培尔法斯特，码头工人的罢工因赶车的人的同情罢工而扩大，并受到当局厄尔斯特式的极残暴的压迫；尤其是因为这次罢工是由杰姆·拉金和詹姆士·康诺利所领导。被招来的军队达1万人。当步兵在工人阶级区域开火时，骑兵也参加攻击，打死了很多人，受伤的人更多。

　　对前途有重大意义的是铁路工人的不分等级运动，这个运动在这时提出了十年前未获结果的要求，即迫使公司对工资、工时和工作条件作全面让步。铁路公司不愧为首都顽固分子，再一次拒绝考虑这些要求并傲慢地否认工人的困苦。关于这一点，虽然已有混合铁路雇工协会举办的细密调查证明：在10万多铁路工人中将近39%的所得是每周20先令或更少的基准工资（这个数字后来为商务部单独进行的人口调查所证实）。因此混合铁路雇工协会和铁路工人总工会举行了罢工投票，投票以80026票对1857票的显然多数赞成停止工作。1907年10月，当全国铁路罢工迫近时，当时的商务大臣劳合·乔治出面调停。最后双方接受了政府的建议，设立地方性和全国性协商局的繁复组织。但当工人们选举了工会提名的人作为他们在这些协商局中的代表，它只做到一些部分改革，主要的要求仍然没有解决，每当公司在协谈中实行阻挠和闪避时，协商局的行动便陡然增加人们的愤怒而已。

　　接着在棉业的战线上也有些活动。棉纺工人发现布鲁克兰协定对他们不利，于1905年正式予以取消。代替该协定的不能令人满意的临时办法，在三年之后引起了一次为期7周的罢工，罢工以一大致对工人有利的协议而告终。地方性的棉业罢工也有相当收获，尤其是在不雇佣工会会员的问题上。1910年，由于工人坚持什奥工厂复用一名被开除的磨工而引起一次歇业。

　　在矿工中也有很大的进展。在1908年8小时工作制就已制定。诺森伯兰和达拉谟的工会经过长时间的拖延而加入矿工联合会使该会臻于完备。次年在苏格兰发生一次争执，雇主要求按基本工资率减少50%到37.5%。这个要求被拒绝，联合会的投票表明绝大多数赞成实行一次卫护苏格兰工人的全国罢工。对于这次罢工，继劳合·乔治任商务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曾以制定强迫仲裁的特殊法相威胁。尽管苏格兰矿工工会主席罗伯特·斯密利反对，最后还是在打折扣的基础上成立协定。

　　这就是1909年总的形势，但是此外还对工会发动了一次法律上的攻击，并且直接是由工会的政治活动而引起的。打击的对象又是混合铁路雇工协会，该会一个名叫奥斯本的会员（他恰好是出身于奇怪的家族、一个保守党的工人，并且断然不是一个按其自由意志而行动的人）提出一件限制工会把经费用于政治用途的控诉。法庭采纳了他提出的禁令并且在这样做时还提出法律上的解释，其解释不仅使工会在议会方面的任何政治活动成为非法，并且使工会在工会理事会或职工大会等团体中的联系也成为非法。

　　接踵而来的还有其他禁令；但是自由党政府因为专心于劳合·乔治的有名预算案和“贵族对人民”的运动，并不急于补救法官们所制造的新的改篡法律事件[1]。其直接的效果就是给工党在工会中日渐衰微的命运一些刺激；进一步的效果是向工会会员群众证明了他们所面对的是怎样的敌人，并进一步煽起不安的火焰。

　　[1]1913年的工会法是调整工会地位的一个迟缓而勉强的尝试，它是最不能令人满意的一种。因此工会必须以特种征收来设置单独的政治基金，反对者有权利“订约免征”。

秋林录入、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