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赫诺 -> 马赫诺运动史（1921）

第九章 与苏维埃政府签订的马赫诺条约；布尔什维克第三次进攻



　　1920年夏天，马赫诺主义者不止一次试图与弗兰格尔作战。他们与弗兰格尔的军队发生过两次军事冲突，但每次马赫诺主义者都被红军从后面袭击，他们不得不放弃火线撤退。苏维埃当局并没有停止对马赫诺主义者的诽谤。在整个乌克兰，苏维埃报纸散布了假消息称马赫诺和弗兰格尔结盟。1920年夏，哈尔科夫省全权代表雅科夫列夫在叶卡捷琳诺斯拉夫苏维埃全体大会上宣布，苏维埃当局有马赫诺和弗兰格尔的同盟的书面证据。这显然是一个故意的谎言。苏维埃当局利用这一策略误导广大劳动者，因为他们被弗兰格尔的成功和红军的撤退所扰乱，开始转向马赫诺，更频繁地呼唤他的名字。
　　工农群众中没有人相信布尔什维克关于马赫诺和弗兰格尔结盟的谎言。人们对马赫诺非常了解，他们也熟悉布尔什维克的计俩。但最终还是弗兰格尔相信了苏维埃媒体每天都在重复的寓言：弗兰格尔亲自派使者见马赫诺只能用苏维埃媒体的影响来解释，除非这只是因为弗兰格尔将军的极度无知。也许这只他探口风的一次尝试。

　　我们引用以下文件：

　　1920年7月9日在马里乌波尔弗列米耶夫卡地区举行的乌克兰革命起义军（马赫诺主义者）指挥官会议记录。

　　第4段。弗兰格尔将军的传信。

　　会议快结束时，一位来自弗兰格尔将军的信使被带到参谋面前，他提交了以下信件：

　　“致起义军的哥萨克头领，马赫诺。”

　　“俄军专门对共产党发动战争，是为了把人民从公社和政委那里解救出来，以保证农民获得属于国家、大地主等人的土地的果实。这项措施已付诸实施。”
　　“俄军官兵是在为人民的事业和幸福而战。所有与人民站在一起的人都应该加入我们。这就是为什么你们现在必须全力以赴反对共产党，攻击他们的后卫，摧毁他们的交通工具，帮助我们消灭托洛茨基的军队。我们的高级指挥官将提供武器、补给和专家协助你们。请派你的代表到我们的参谋那里去提出你的特殊需要，并协调我们的军事行动。”

　　“（签名）

　　俄罗斯南部武装部队司令部参谋长，
　　沙季洛夫[1]中将；
　　总参谋部军需官，科诺瓦列茨（Konovalets）少将。
　　梅利托波尔，1920年6月18日。”


　　28岁的信使伊万·米哈伊洛夫（Ivan Mikhailov）说，他收到了斯拉谢夫的副官的信，并指示他把信交给马赫诺老爹，在他的阵营里，每个人都相信马赫诺会和弗兰格尔合作。

　　波波夫（Popov）（革命起义委员会的秘书）：“我们今天才给红军一个恰当的答复。我们现在必须回答白军压迫者的问题。”

　　马赫诺：“我们能给这种卑鄙的提议的唯一答案是：任何来自弗兰格尔或任何右翼人士的代表，都应该被当场处决，不会给出任何回答。”

　　大家一致决定处决弗兰格尔的代表，并由委员会公布收到的信和答复。

　　弗兰格尔的信使立即被处决。整个事件都在马赫诺主义者的媒体上报道过。布尔什维克完全清楚这一切，但他们继续无耻地宣传马赫诺和弗兰格尔之间的联盟。直到马赫诺主义者和苏维埃政权达成军事政治协议之后，苏维埃军事人民委员部才宣布，马赫诺和弗兰格尔之间从未建立过联盟，苏维埃早先关于这一点的断言是错误信息造成的，恰恰相反，马赫诺主义者处决了弗兰格尔派来的代表，没有与他们进行任何谈判。（见1920年10月20日左右，无产阶级报纸和其他哈尔科夫报纸上军事人民委员部部长发表的，题为《马赫诺和弗兰格尔》的声明）在这一声明中，苏维埃当局承认了自己的谎言，这显然不是因为想说实话，而是因为布尔什维克刚刚与马赫诺主义者达成了军事政治协议，而不得不承认真相。

※　　　　　※　　　　　※


　　1920年仲夏，弗兰格尔开始占上风。他缓慢而有序地前进，开始威胁整个顿涅茨盆地。鉴于波兰前线发生的事件，弗兰格尔对整个革命构成了严重威胁，而且这种威胁一度非常危急。
　　马赫诺主义者不能对弗兰格尔的前进无动于衷。他们很清楚他们必须毫不拖延地同他战斗，绝不给他时间巩固反革命。为了消灭他所做的一切，归根结底都有利于革命。但是对共产党该怎么办呢？他们的专政和弗兰格尔的专政一样邪恶，一样对劳动者的自由充满敌意。然而，共产党和弗兰格尔的区别在于，共产党有充满革命信念的群众支持。这些群众确实被共产党见利忘义地误导了，他们为了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利益而利用劳动者们的革命热情。尽管如此，群众本身是与弗兰格尔对立的，他们相信革命，这一事实是非常重要的。在起义者和军队参谋的革命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决定集中精力打击弗兰格尔。然后，由起义群众作出最后决定并解决这个问题。
　　会议认为，消灭弗兰格尔将产生重要影响。首先，它将消除对革命的威胁。其次，整个俄罗斯将摆脱其在所有革命年代所遭受的反革命炮火。广大工农群众迫切需要结束这些战争。这将使他们能够冷静地审视，评价过去，得出推论和结论，为革命提供新的力量。会议决定向共产党人提议，停止他们和马赫诺主义者之间的敌对行动，以便他们能够一起消灭弗兰格尔。1920年7月和8月，关于这个的电报以委员会和起义军指挥官的名义发给莫斯科和哈尔科夫。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共产党继续对马赫诺主义者发动战争，并继续以前的谎言和诽谤。但在9月，当叶卡捷琳诺斯拉夫被共产党疏散时，当弗兰格尔占领别尔江斯克、亚历山大罗夫斯克、古利艾波列和锡涅利尼科沃时，以共产党人伊万诺夫为首的共产主义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全权代表团，来到了马赫诺驻扎的斯塔罗别利斯克，就对弗兰格尔采取联合行动的问题开始谈判。这些谈判是在斯塔罗别利斯克的现场进行的，在那里，马赫诺主义者和苏维埃当局达成了初步的军事政治协议。这些条款将被送交哈尔科夫，以获得正式批准。为了与布尔什维克南方前线的参谋保持后续联系，以库里连科、布达诺夫和波波夫为首的马赫诺主义者军事和政治代表团启程前往哈尔科夫。
　　在1920年10月10日至15日期间，本协定的条款由缔约双方以下列形式拟订和通过：

　　乌克兰苏维埃政府和乌克兰革命起义军（马赫诺主义者）之间的初步政治和军事协定

　　第一部分—政治协议


　　1．立即释放在苏维埃共和国境内被监禁或流放的所有马赫诺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停止对马赫诺主义者或无政府主义者的一切迫害，但对苏维埃政府进行武装冲突的人除外。

　　2．所有马赫诺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他们的原则和思想在言论和出版上，享有以各种形式公开表达和宣传的完全自由，但可能要求暴力推翻苏维埃政府的除外，条件是必须尊重军事审查的要求。对于各种出版物，马赫诺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作为苏维埃政府承认的革命组织，可以利用苏维埃国家的技术手段，当然必须遵守出版业的技术性规定。

　　3．马赫诺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能自由参加苏维埃的选举；以及拥有被选举的权利。自由参加即将于明年12月举行的第五届泛乌克兰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组织工作。

　　（签名）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政府法令
　　雅·雅科夫列夫

　　委员会全权代表和乌克兰革命起义军（马赫诺主义者）指挥官：库里连科。波波夫。


　　第二部分—军事协定


　　1．乌克兰革命起义军（马赫诺主义者）将作为一支游击队加入共和国武装力量，在行动上隶属红军最高统帅部；它将保留其既定的内部结构，不必采用正规红军的基础和原则。

　　2．起义军在前线越过苏维埃领土或者在前线之间穿行时，既不接受红军的支队，也不接受红军的逃兵。（苏维埃政府的代表之所以坚持这最后一点，是因为红军单位经常进入马赫诺主义者的阵营——P.A.）
　　3．
　　补充：

　　a）革命起义军如果在弗兰格尔战线后方遇到红军的部队或个别红军战士，可允许他们加入，当他们与红军恢复联系后，可以让他们重返红军。

　　b）弗兰格尔战线后方的马赫诺主义起义者，以及目前起义军中的所有人员，即使他们以前被红军动员，也将留在该部队中。

　　3．为了消灭共同的敌人——白军——乌克兰革命起义军（马赫诺主义者），将把已经达成的协议通知与它合作的劳动群众；它将呼吁人民停止一切敌视苏维埃政权的军事行动；苏维埃政权则将立即公布协议条款。

　　4．生活在苏维埃共和国境内的马赫诺主义革命起义军战斗人员的家属，享有与红军士兵家属同等的权利，为此目的，乌克兰苏维埃政府应提供必要的文件。

　　（签名）

　　南部前线指挥官，伏龙芝[2]。
　　南部前线革命委员会成员：库恩·贝拉，[3]古谢夫。[4]
　　委员会全权代表，马赫诺主义起义军指挥官：库里连科。波波夫。


　　除了上述政治协议的三个条款外，委员会代表和马赫诺主义者军队指挥官还向苏维埃政府提交了政治协议的第四个特别条款：

　　政治协议第四条款


　　由于马赫诺运动的基本原则之一是劳动者自我管理的斗争，所以起义军（马赫诺主义者）认为应该坚持政治协议的第四点：在马赫诺运动的地区，工农群众将建立自己的经济和政治自我管理机构；这些机构将是自治的，并通过协议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机关加入联邦。

※　　　　　※　　　　　※


　　苏维埃当局以各种借口，不断推迟公布这一协定。马赫诺主义者明白这不是一个好兆头。不久后，当苏维埃政权对马赫诺主义者发动了一次新的残酷的进攻时，他们才明白了拖延的全部含义。我们以后再谈这个问题。
　　马赫诺主义者意识到苏维埃当局缺乏诚意，于是他们坚定地宣布，只要协议不公布，起义军就不能按其条款行事。正是在这种直接的压力下，苏维埃政府才最终决定公布协议文本。但他们并没有公布整个协议。他们首先公布了第二部分《军事协议》，一周后公布了第一部分《政治协议》。条约的真正含义因此变得模糊不清，因此大多数读者并不能准确地理解它。至于《政治协定》的第四条，布尔什维克将其与协议的其余部分分开，声称他们必须就此问题与莫斯科协商。马赫诺主义者的代表同意单独处理这个问题。
　　此后，在10月15日至20日期间，马赫诺主义者的军队开始攻击弗兰格尔。战线从锡涅利尼科沃延伸到亚历山大罗夫斯克、波洛吉、别尔江斯克；马赫诺主义者朝佩列科普方向前进。在波洛吉和奥列霍沃之间地区的第一次战斗中，由德罗兹多夫将军指挥的弗兰格尔的军队被打败，4000多名士兵被俘虏。三个星期后，该地区从弗兰格尔的军队中解放出来。到11月，马赫诺主义者和红军已经到达佩列科普。
　　这里必须指出的是，一旦知道马赫诺主义者加入了红军对抗弗兰格尔，该地区的民众就恢复了信心和热情。弗兰格尔注定了无可挽回的命运，人们一天比一天期望他彻底失败。
　　马赫诺主义者在解放格尔军队控制的克里米亚中的作用如下。红军封锁佩列科普的时候，一些马赫诺主义者的军队听从参谋部的命令，从地峡左侧20英里处出发，在此时冰冻的西瓦什海峡的冰面上行进。由原籍古利艾波列的无政府主义农民马尔琴科（Marchenko）率领的骑兵打头阵，科任率领的机枪团紧随其后。横渡是在敌人猛烈的连续火力下进行的，牺牲了许多人的生命。司令官福马·科任[5]几次受重伤。但战士们的勇敢和毅力使得弗兰格尔的部队仓皇而逃。接着，另一支克里米亚的马赫诺主义军队，在谢苗·卡列特尼科夫的指挥下，右转向辛菲罗波尔进军，他们于11月13日或14日攻占了这一地区。同时红军占领了佩列科普。无可争辩的是，马赫诺主义者穿过西瓦什海峡进入克里米亚后，为了避免在佩列科普峡谷被包围，他们迫使弗兰格尔撤退到半岛内部，从而为夺取被认为是坚不可摧的佩列科普地峡作出了巨大贡献。

※　　　　　※　　　　　※


　　经过长期的战乱，马赫诺主义者和苏维埃政府之间的协议似乎给了这个地区能在一定程度上进行社会建设的安宁的一些可能性。除了在一些地方发生了反对弗兰格尔军队的激烈战争（例如，在这段时期内，古利艾波列曾几次易手），苏维埃当局不顾协议，对该地区保持部分封锁，并尽其所能瘫痪劳动者的创造性建设活动。然而，居于古利艾波列的马赫诺主义者的核心却在社会建设领域积极开展活动。他们首先关心的是自由劳动者苏维埃的组织，这是工农地方自治的机关。这些委员会以独立于一切外部权威的原则为基础，只对当地劳动者负责。
　　朝这个方向迈出的第一步是古利艾波列的居民。1920年11月1日至25日，他们至少开了5至7次会以调查这一问题，并逐步认真地朝着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向前进。古里亚波利的自由苏维埃成立于1920年11月中旬，但不是一个发展成熟的机构，因为作为劳动者一个全新的实践，它需要时间和经验。与此同时，革命起义者委员会起草并出版了《自由苏维埃的基本法规》（草案）。
　　古利亚波列的劳动者们也非常关注学校教育问题。一再的武装入侵已经严重扰乱了整个地区的教育活动。老师们由于长期得不到报酬，已经分散到各处尽可能地谋生了。学校建筑也被遗弃了。在马赫诺主义者与苏维埃当局达成协议后，群众直接面临教育问题。马赫诺主义者认为必须在劳动者自治的基础上解决这个问题。他们说，教育活动和所有其他涉及劳动者基本需求的活动一样，是当地劳动人民的任务。他们自己应该监督教育孩子阅读、写作和科学的学习过程。但这还不是全部。劳动者们负责青年人的指导和教育，净化和提升他们的教育观念。在人民手中，学校不仅仅是知识的源泉；它还成为培养有意识的自由人的一种手段，就像自由劳动者社会中应该有的那样。这就是为什么，从劳动者自治的第一刻起，学校不仅要与教会分开，而且在同样程度上要与国家分开。
　　在这一思想的鼓舞下，古利艾波列的农民和工人们热切地接受了学校与国家的分离。在古利艾波列，正如弗朗西斯科·费雷尔[6]思想那样，有几位支持和拥护自由学校原则的人，他们也支持统一劳动者学校的理论与实践。
　　这种新的教育方法在古利艾波列的居民中引发了极大的热情。大多数从事文化工作的农民参加了这项活动。涅斯托尔·马赫诺虽然此时腿部受了重伤，但他对这项工作非常感兴趣，他参加了古利艾波列居民处理这一问题的所有会议，并敦促有能力的人为他准备一节关于劳动者学校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课程。
　　实际上，古利艾波列居民在教育领域的事业包括以下内容。全村的农民和工人承担了全村所有学校所需的教学人员的工作（在古利艾波列有几所小学和两所高中）。成立了一个由农民、工人和教师组成的混合委员会，负责满足学校系统的所有需要——经济和教学需要。在接受了学校与国家分离的原则后，古利艾波列居民通过了一项与弗朗西斯科·费雷尔想法非常相似的自由教育计划。教育委员会详细阐述了这一计划，并就自由学校的原则和组织问题准备了一份重要的理论研究报告。（不幸的是，我们没有这些文件。）
　　同时，还为文盲或半文盲的起义者组织了专门课程。受过多年培训和有经验的人可以教成人识字。
　　最后，为当时在古利艾波列的起义者们组织了政治理论课程。目的是提供历史学、社会学和其他这类学科的基本概念，以便用知识武器补充他们的作战武器，并使他们能够更深刻地理解革命的目标和战略。这些课程是由读过很多书的起义农民和工人教授的。该课程包括：a）政治经济学；b）历史学；c）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和实践；d）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根据克鲁泡特金[7]的说法）；e）俄罗斯革命起义的历史等。马赫诺主义者的专业能力极为有限；尽管如此，由于演讲者和听众的关心和兴趣，这些课程从一开始就生动且严肃，并承诺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起义者们也非常重视戏剧。甚至在与布尔什维克达成协议之前，当起义军被迫每天与众多敌人作战时，军队始终保留着由起义者自己组成的戏剧部门；这一部门在军事形势允许的情况下，为起义者们演出，并经常为邻近村庄的农民演出。
　　古利艾波列有一个相当大的剧院。但是专业的戏剧艺术家在这个地区总是很少见的。一般是在农民、工人、知识分子特别是教师、学生中间招募的业余演员。内战期间，尽管古利艾波列遭受了巨大的痛苦，但居民对戏剧的兴趣不减反增。在与布尔什维克签订协议期间，当解除对该地区的封锁时，古利艾波列的剧院每天挤满了劳动者；农民、起义者及其妻子不仅有观众和演员，还作为剧作家参与了演出。马赫诺主义者军队的文化和教育部门积极直接地参与了古利艾波列其他地区的戏剧组织工作。

　　我要说的是一个年轻的古利艾波列农民写的剧本，他积极参加了起义运动的不同阶段。这出戏被称为“马赫诺主义者的生活”，由几幕组成。这开始于1919年夏天，当时邓尼金的军队占领了整个乌克兰。当时的自由村庄被警察和军官淹没了。他们来到以后，劳动者们又一次受到旧的压迫。农民每一步都在受苦；他们的货物被征用；他们不断地被搜查。农民们寻找马赫诺主义者。老少农民遭到殴打和射杀。农民心中燃烧着反抗的精神。他们成群结队地开会，讨论自己的灾难性处境，为新的起义做准备，并日益把目光转向马赫诺，三个月前，马赫诺在邓尼金和托洛茨基军队的压力下被迫撤退。
　　但有一天，有传闻说马赫诺已经击败了邓尼金，并再次进军乌克兰，接近古利艾波列。这个消息给了古利艾波列居民勇气和活力。听到了远处马赫诺主义者的大炮声，农民们反抗起来，与邓尼金的军队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迫使他们在马赫诺骑兵的支援下离开了古利艾波列。
　　该剧有力地描写了1919年夏天乌克兰农村的生活。刻画了人民的苦难、辛酸的情感、诚实的品格、革命的热情和英雄主义，表现出非凡的力量。这出戏的强烈张力贯穿始终。

※　　　　　※　　　　　※


　　在马赫诺主义者中，没有人相信与布尔什维克的协议是稳固的或是永久的。根据以往的经验，所有人都认为布尔什维克会为重新攻击马赫诺运动找到借口。但当时的政治条件导致人们预计协议至少会维持两三个月。这一时期对于在该地区进行广泛的宣传极为重要；对这种活动的需要是巨大的，马赫诺主义者为此投入了大量精力。由于形势的需要，马赫诺主义者几乎完全放弃了这种类型的活动。他们希望在这一协议的基础上，有充分的机会向劳动者们说明布尔什维克和马赫诺主义者之间分歧的实质，以及他们之间暴力对立的原因。事实上这一点已经完全实现了。政治协议的第四条——马赫诺主义者要求布尔什维克承认工人和农民的经济和社会自我管理的权利——对苏维埃政府来说是完全不能接受的。马赫诺运动的代表要求苏维埃当局在两种可能性之间做出选择：要么签署有关条款，要么解释他们为什么反对这一条款。马赫诺主义者将这一条款提交群众公开评议。在哈尔科夫，马赫诺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在公开会议上讨论了这个话题。在古利艾波列及其周边地区，有关这一问题的传单被广泛散发。到11月中旬，这条仅有五六行的第四条成为群众关注的焦点。
　　大约在这个时候，弗兰格尔的远征被彻底摧毁了。对于不知情的人来说，这种情况似乎不会影响马赫诺主义者和苏维埃政府之间的协议。但马赫诺主义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是协议结束的开始。当谢苗·卡列特尼科夫的电报——宣称他已经在克里米亚加入了起义军并正在向辛菲罗波尔进军——抵达古利艾波列的时候，马赫诺的副官格里戈里·瓦西里耶夫斯基大声说道：“协议到此为止了！不出一周，布尔什维克准会来找我们麻烦。” 11月16日和11月26日，布尔什维克在克里米亚和古利艾波列背信弃义地袭击了马赫诺主义者的参谋和军队；他们在哈尔科夫逮捕了所有马赫诺主义者的代表，摧毁了所有最近成立的无政府主义组织，并把所有无政府主义者投入监狱。他们在整个乌克兰都是这样做的。
　　苏维埃当局毫不迟疑地用他们最喜欢的论据来解释他们的背叛行为：马赫诺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正在准备一场针对苏维埃政府的起义，政治协议的第4条就是号召这次起义；甚至这次起义的时间和地点都已经确定了。此外，他们还指控马赫诺拒绝前往高加索前线，并开始从农民中动员军队，以便组成一支反对苏维埃当局的军队；马赫诺主义者没有在克里米亚与弗兰格尔战斗，而是一直在狙击红军的后卫部队等等。
　　不用说，所有这些解释都是完全捏造的。幸运的是，我们拥有揭露这些谎言和确定真相所需的所有文件。
　　首先，1920年11月23日，马赫诺主义者在波洛吉和古利艾波列逮捕了9名布尔什维克间谍，他们隶属于红军第42步兵师，供认是反间谍局局长派他们去古利艾波列，以获取有关马赫诺，他的参谋，起义军指挥官和委员会成员位置的情报。这之后，他们应该留在古利艾波列，等待红军的到来，然后指出在哪里找到有关人员。为防止红军的突然到来迫使这些人躲藏起来，间谍们就应该暗中监视他们。间谍们称在11月24日或25日前会有一场针对古利艾波列的袭击。
　　在此基础上，革命起义委员会和军队指挥官向拉科夫斯基[8]和南部前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了有关这件事详细的通报，要求：1）立即在军事法庭逮捕和传讯42师师长、该师参谋长和其他涉案人员；2）禁止红军通过古利艾波列、波洛吉、马拉亚塔克马奇卡和图尔凯诺夫卡，以防止发生不愉快的事情。
　　在哈尔科夫的苏维埃政府的反应是：所谓的阴谋不过是一个简单的误会；然而，苏维埃当局为了澄清这件事，把它交给了一个特别委员会处理，并提议让马赫诺主义者军队的参谋委派两名成员参加这个委员会。这是11月25日从哈尔科夫直接电告的回复。第二天早上，革命起义委员会秘书P.雷宾[9]再次直接电告哈尔科夫讨论了这个问题；布尔什维克向他保证，第42师的事一定会得到马赫诺主义者完全满意的解决，并补充说，政治协议的第4条也将以令人满意的方式解决。讨论于11月26日上午9时举行。然而，六个小时前的凌晨3时，在哈尔科夫的马赫诺主义者代表被逮捕，哈尔科夫和乌克兰其他地区的所有无政府主义者都被逮捕。就在雷宾通过电报交谈两小时后，古利艾波列被红军四面包围，并遭到猛烈轰炸。就在同一天同一时刻，在克里米亚的马赫诺主义者军队遭到袭击；布尔什维克用诡计成功地俘获了马赫诺主义者全体参谋及其指挥官谢苗·卡列特尼科夫，并处决了他们所有人。
　　很明显，这次大规模的行动是经过精心准备的，它的详细布置至少需要十到十五天的时间。
　　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不仅是苏维埃政府对马赫诺主义者背信弃义的攻击，而且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通过口头保证他们的安全来削弱马赫诺主义者的警惕性，以便包围和摧毁他们的军队。
　　其次，11月27日，即古利艾波列遇袭的第二天，马赫诺主义者在红军抓获的俘虏那发现了未注明日期的公告，题为“向前攻击马赫诺！”“消灭马赫诺主义！”由第四军政治部出版。囚犯们说，他们在11月15日和16日收到了这些公告；其中包括一项针对马赫诺的行动呼吁，称他被指控违反了政治和军事协议的条款，拒绝前往高加索前线，策划了一次反苏维埃的起义等等。这证明，甚至在起义军仍在横穿克里米亚并占领辛菲罗波尔的过程中，在马赫诺主义者代表与苏维埃当局在哈尔科夫进行和平合作的时候，所有这些指控都已经被捏造出来并发送给了媒体。
　　第三，在1920年10月和11月期间，即当马赫诺主义者和布尔什维克之间谈判和缔结军事和政治协议时，两个布尔什维克在古利艾波列暗杀马赫诺的阴谋就被揭露出来。
　　我们应该补充的是，在古利艾波列的马赫诺主义者军队的中央参谋部没有接到向高加索前线报告的命令。此时，马赫诺腿部严重受伤，完全不关心文书工作，文书工作由参谋长别拉什[10]和委员会秘书P.雷宾负责，他们每天向委员会报告参谋收到的所有文件。
　　我们应该记住布尔什维克是如何拖延发布我们刚才所说的军事政治协议文本的。现在已经清楚了为什么他们顽固地拖延这个文本的发表。对布尔什维克来说，这项协议不过是一个军事和战略步骤，最多持续一两个月——这是击败弗兰格尔所需的时间。一旦完成了这一任务，他们决心继续诽谤马赫诺主义者为土匪和反革命分子，并以此为借口对他们发动战争。这就是为什么公布与马赫诺主义者的政治协议并将其提交给大众评判不符合他们的利益。事实上，他们宁愿向群众隐瞒这一协定的存在，以便在击败弗兰格尔后的第二天，以消灭土匪和反革命的斗争为借口，继续同马赫诺主义者进行战争，就好像布尔什维克和马赫诺主义者之间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
　　这就是马赫诺主义者与苏维埃政权之间军事政治协议破裂的事实。
　　它清楚地区分了两种对立的倾向：一种是维护通常的特权和权威生杀大权的国家主义倾向；另一种是维护被统治群众要求反对掌权者的大众和革命倾向。极为重要的是，协议的第一部分，关于工人的政治权利，只包含了马赫诺主义者的论述。在这件事上，苏维埃当局采取了和所有暴政一样的典型态度：他们试图限制马赫诺主义者提出的要求，在所有问题上讨价还价，并尽一切可能减少劳动人民的权利——这些权利对他们的真正自由而言是不可剥夺和不可或缺的。
　　我们还应该指出，马赫诺主义者由于其无政府主义的斗争观念，他们总是反对政治阴谋。他们在广大劳动群众中，公开地进行革命斗争，认为只有革命群众的斗争才能使劳动者取得胜利；而阴谋只能造成政权的更迭——这与马赫诺运动的性质相矛盾。
　　因此，马赫诺主义者和布尔什维克之间的协议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在弗兰格尔战败后不可能持续下去。
　　苏维埃当局本身的某些文件也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例如，当时担任南方前线指挥官的伏龙芝发布的命令，这份文件，清楚地揭露布尔什维克对马赫诺主义者发动攻击的背信弃义，并把他们对无政府主义者和马赫诺主义者的所有捏造都化为乌有。

　　给起义军指挥官马赫诺同志的命令。

　　抄送南方前线的军队指挥官。编号：00149。

　　发布于梅利托波尔总司令部。1920年11月23日。

　　因为停止了对弗兰格尔的敌对行动，而且鉴于弗兰格尔的彻底失败，南方前线革命军事委员会认为，游击队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因此向起义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提出，立即开始将起义游击队各单位整编为红军正规军。
　　起义军再也没有理由继续这样存在下去了。相反，这些有特殊组织的单位，同红军一同从事特殊任务，产生了绝对不能接受的结果……

　　伏龙芝提到了几起红军士兵被马赫诺主义者解除武装并杀害的案件。但他提到的所有案件都经过他本人、拉科夫斯基以及在哈尔科夫的马赫诺主义者代表的仔细审查，并最终确定：1）马赫诺主义者的军队与这些罪行无关；2）如果对军队的敌对行为不是属于马赫诺主义者军队所干的，这主要是因为苏维埃当局忽略了在适当的时候公布他们与起义者们的协议。事实上，许多孤立的军事单位，没有被编入马赫诺主义者的军队，并且在乌克兰各地活动。这些部队中的大多数，虽然是自己独立行动，但也尊重起义军的意见和态度；如果他们知道与马赫诺主义者达成的协议，他们肯定会停止对苏维埃当局和军队的一切敌对行为。

　　这就是为什么南方前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起义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这样做：1） 目前在克里米亚的起义军编队的各单位，立即编入第四军，由革命军事委员会负责这次整编。2） 古利亚波利的军事编队应该打散建制重编。战斗人员将按照预备役部队指挥官的指示，分配入预备役部队。3） 起义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应当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向战斗人员说明采取这些措施的必要性。

　　（签名）

　　M.伏龙芝，南方前线总司令；
　　斯米尔加[11]，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
　　卡拉蒂金（Karatygin），参谋长。


　　读者应该回顾一下苏维埃政府和马赫诺主义者之间的协议的历史。
　　如前所述，在缔结协定之前，马赫诺主义者全权代表与共产党伊万诺夫率领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团进行了谈判，他们特别为此目的来到了斯塔罗别利斯克的马赫诺营地。这些谈判在哈尔科夫继续进行，在那里，马赫诺主义者代表与布尔什维克进行了三周的合作，以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双方对每一个条款都进行了仔细的审查和讨论。
　　该协议的最后文本由双方，即苏维埃政府和以乌克兰革命起委员会为代表的革命起义地区批准，并由双方各自的全权代表签署。
　　根据这项协定的性质，没有苏维埃政府和乌克兰革命叛乱者委员会的事先同意，任何条款都不能中止或修改，如果协议没有被任何一方破坏的话。
　　协议第二部分第一条规定：“乌克兰革命起义军（马赫诺主义者）将作为一支游击队加入共和国武装力量，在行动上隶属红军最高统帅部；它将保留其既定的内部结构，不必采用正规红军的基础和原则。”
　　伏龙芝1920年11月23日第00149号命令，要求重新整编马赫诺主义起义者的军队，将战斗人员编入红军，“由于停止了对兰格尔的敌对行动，并且鉴于他的彻底失败”，苏维埃政权“认为游击队的任务已经完成。”
　　这一命令不仅践踏了上述军事协议第一条，而且践踏了整个军事政治协议。
　　布尔什维克没有提议对现有协议进行修订或修正，而是以武力强制执行紧急军事命令的方式进行，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他们认为该协议不过是一个旨在误导马赫诺主义者的陷阱。
　　在马赫诺主义者收到第00149号命令的同时，在克里米亚的红军第四军接到命令，要求不择手段对付马赫诺主义者，并动用一切军事力量，以防止起义者们拒绝服从命令。
　　伏龙芝的命令非常清楚，无需多言就能描述真实的情况。伏龙芝命令马赫诺主义者重新整编他们的军队，成为红军的一个正规师：他因此命令马赫诺运动去自杀。如果这只是天真的话，那这种天真是令人惊讶。
　　事实上，在这种天真的背后，存在着一个精心策划的打算彻底摧毁马赫诺运动的计划。弗兰格尔被打败了。马赫诺主义者得到了充分的利用。现在是消灭他们的时候了。因此，布尔什维克必须结束他们的存在。这就是命令的含义。
　　但是，尽管伏龙芝的命令是残酷直率的，但它也具有欺骗性。事实上，驻扎在古利艾波列的起义军参谋和驻扎在哈尔科夫的马赫诺主义者代表团都没有收到伏龙芝的命令。马赫诺主义者在布尔什维克进攻后的三四个星期才通过一些落入他们手中的报纸了解到情况。对此的解释很简单。布尔什维克正在秘密准备突然袭击马赫诺主义者，不能因为提前发给他们这一命令导致他们警戒起来，否则计划的袭击会被击退。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把这个秘密一直保留到最后一刻。伏龙芝的命令是在袭击成为既成事实后才在报纸上发表。它第一次出现在1920年12月15日的哈尔科夫报纸《共产党人》上，日期是11月23日。所有这些阴谋都让马赫诺主义者感到惊讶——摧毁他们，并在事后用“法律证据”来解释这一行动。
　　对马赫诺主义者的袭击伴随着对无政府主义者的大规模逮捕。这些逮捕的目的不仅是彻底摧毁所有无政府主义思想和活动，也是扼杀任何抗议的可能性，扼杀任何试图向人民解释所发生事情的真相的企图。不仅是无政府主义者，还有他们的朋友和熟人，以及那些对无政府主义文学感兴趣的人也被逮捕了。在伊丽莎白格勒，15到18岁的年轻人被逮捕了。尽管尼古拉耶夫的地方当局对这次逮捕不满，说他们想要的是“真正的”无政府主义者，而不是孩子，但这些孩子都没有得到获释。
　　在哈尔科夫，对无政府主义者的追击达到了俄罗斯过去几年闻所未闻的程度。所有当地无政府主义者的家中都有圈套和伏击。这种陷阱设在自由兄弟（Vol’noe bratstvo）书店里。任何来买书的人都被抓起来送到契卡。他们甚至囚禁了那些驻足阅读报纸《警钟》的人，而那是一份合法的报纸，只是贴在了书店的墙上。当一名哈尔科夫无政府主义者格里戈里·茨斯尼克（Grigory·Tsesnik）逃脱逮捕时，布尔什维克把他没有任何政治兴趣的妻子扔进了监狱。她开始绝食抗议，要求立即释放她。布尔什维克随后告诉她，如果茨斯尼克想让她获释，他只需向契卡自首。茨斯尼克虽然得了结核病，但还是投案自首并被囚禁起来。
　　我们已经提到，克里米亚的马赫诺主义者军队的参谋被奸诈地俘虏。骑兵指挥官马尔琴科，虽然被布尔什维克第四军的众多部队包围并猛烈攻击，但还是设法逃脱并突破了佩雷科普地峡的天然障碍和路障。他带领他的部下，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他的残兵，夜以继日地强行军，成功地在希腊人居住的小村庄凯尔曼奇克重新加入了马赫诺。12月7日，一名骑兵到达并宣布马尔琴科的部队将在几个小时内来到。凯尔曼奇克的马赫诺主义者兴奋地出来迎接英雄们。当他们终于看到那一小群骑兵时，他们的痛苦可想而知；一支 1500人的强大骑兵部队只剩下250人。领头的是马尔琴科和塔拉诺夫斯基（Taranovski）。
　　“我荣幸地向你宣布——克里米亚军队的回归，”马尔琴科带着苦涩的讽刺说。每个人都悲伤地笑了。“是的，兄弟们，”马尔琴科继续说。“现在我们知道共产主义者是什么了。”马赫诺神色阴沉。看到那支支离破碎、几乎被摧毁的著名骑兵部队，他感到震惊。他沉默着，试图控制自己的情绪。大会在现场举行。克里米亚事件的故事被重述了一遍：布尔什维克参谋部派往古利艾波列的军队指挥官卡列特尼科夫，表面上是去参加军事委员会，但在途中却遭到了奸诈的逮捕；克里米亚军队参谋长加夫里连科[12]，以及他的所有助手和几名部队指挥官，以同样的借口受骗。所有被抓获的人都立即被枪杀。辛菲罗波尔的文化教育部门在手无寸铁的情况下被捕。

※　　　　　※　　　　　※


　　11月26日，当古利艾波列被红军包围时，只有一支特别的150到200人的马赫诺主义者的骑兵部队在那里。马赫诺用这一小撮人击溃了正从乌斯佩诺夫卡向古利艾波列进发的红军骑兵团，就这样逃脱了敌人的控制。在随后的一周里，他组织了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的起义部队，以及一些离开布尔什维克来到他身边的红军部队。他成功地组建了一支由1000名骑兵和1500名步兵组成的部队，并试图与他们进行反击。整整一周后，他占领了古利艾波列，击溃了红军第42师，俘虏近6000人。其中，约有2000人宣布愿意参加起义军；其余的人在参加了一次大型公开会议后，于当天获释。三天后，马赫诺又在安德列耶夫卡附近又一次重创了布尔什维克。整个晚上和第二天，他同红军两个师作战，最后打败了他们，又俘虏了8000到10000人。和在古利艾波列一样，这些囚犯被释放了；志愿加入的仍留在起义军中。马赫诺随后又连续重创红军三次：科马尔附近， 察里-康斯坦丁诺夫卡和别尔江斯克。布尔什维克步兵不情愿地战斗，利用一切机会投降。

　　红军战士一被俘虏，就被释放了。他们被建议返回家园，不再作为征服人民的政权的工具。但鉴于马赫诺主义者被迫立即行动，获释的囚犯几天后在各自的单位恢复原职。苏维埃当局组织专门的委员会，抓捕被马赫诺主义者释放的红军士兵。因此马赫诺主义者陷入了无法逃脱的恶性循环。至于布尔什维克，他们的程序要简单得多。按照“反马赫诺运动斗争特别委员会”的命令，所有马赫诺主义囚犯都被当场枪杀。我们真的很遗憾不能逐字引用一份在1920年战争状况下丢失的重要的苏维埃文件。这份文件是给1920年12月在希腊人的康斯坦丁村附近被马赫诺主义者击败的红军博古查尔斯基旅（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第41旅）的命令。命令规定（几乎一字不差）：根据“反马赫诺运动斗争特别委员会”的规定，“为了防止士兵们态度软化”（即调解情绪——P.A.），“为了防止马赫诺主义者污染红军士兵，所有马赫诺主义者都将被当场枪毙。”

　　有一段时间，马赫诺主义者被胜利会站在他们一边的想法所鼓舞。在他们看来，只要打败布尔什维克两三个师，红军的一个重要部分就会加入他们，剩余部队就会向北撤退。但很快，各地区农民传来消息说，布尔什维克在所有的村子里建立了以骑兵为主的团，并在各地集中了庞大的军事力量。事实上，马赫诺很快就被几个师的步兵和骑兵包围在古利亚波利以南的费多罗夫卡。战斗从凌晨2点持续到下午4点。马赫诺杀出重围并设法逃到东北部。但三天后，他不得不在康斯坦丁村（希腊农民住处）附近再次与一支庞大的骑兵部队和一支精锐的炮兵部队作战。从几名被俘军官那里，马赫诺得知布尔什维克有四支军队——两支骑兵部队和两支混编部队——红军指挥官希望在其他几个师的协助下包围马赫诺。这些信息完全符合农民提供的信息，也完全符合马赫诺本人的观察和结论。越来越清楚的是，鉴于派去对抗马赫诺的军队数量庞大，两三支红军部队的战败并不重要。这不再是一个战胜布尔什维克军队的问题，而是一个避免起义军队被彻底毁灭的问题。这支减少到约3000名士兵的军队，不得不每天与10000至15000人的敌人作战。在这种情况下毫无疑问是一场灾难。革命起义委员会随后决定暂时放弃南部地区，让马赫诺能够全身而退。
　　马赫诺的才能即将受到最残酷的考验。面对从四面八方向而来的庞大部队，这一小群起义者似乎完全不可能逃脱这天罗地网。三千名革命战士被一支至少十五万人的军队包围。但马赫诺一刻也没有丧失勇气和冷静。他对这群部队展开了英勇的决斗。即使四面被红军包围，他像传说中的泰坦一样行进，一场接一场地战斗——向右，向左，向前，向后。在击溃了几支红军，俘虏2万多人后，马赫诺仿佛是在盲目出击，先往东向尤佐夫卡出发，尽管这片矿区的工人警告他，等待他的是一道坚固的军事屏障；然后他急转西去，沿着只有他自己知道的奇妙路线。从这一刻起，普通的道路就完全放弃了。在这片冰封的沙漠里，军队在强大的方向感的指引下，穿越积雪覆盖的田野，继续行进数百英里。这一行动使马赫诺主义者的军队得以避开数百门敌人的大炮和机关枪，使它打败了在赫尔松省彼得罗沃的布尔什维克第一骑兵部队的两个旅，后者认为马赫诺在一百英里之外，完全被吓到了。

　　没有地图，没有指南针。地图和仪器可以指示方向，但却无法阻止坠入深谷或激流中，而这在马赫诺主义者的军队中从未发生过。这种穿越丘陵和无路草原的行军是可能的，因为部队完全了解乌克兰大草原的结构。

　　这场斗争持续了几个月，战斗日夜不停。
　　到了基辅省，马赫诺主义者的军队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多山，多岩石的国家冬天最寒冷的时候，这使得它必须放弃所有的火炮，补给，几乎所有的弹药，甚至大部分的四轮马车。与此同时，敌军两个名为红色哥萨克的骑兵师从西部边疆赶来，加入布尔什维克派来的围剿马赫诺的大军。所有的路线都被切断了。这个地方的资源和墓地一样少：只有峭壁和陡峭的峡谷，都被冰覆盖着，人们只能在上面缓慢前进。四面八方不断有大炮和机关枪的射击。没有一个马赫诺主义者认为能再次安全撤离。但没人会可耻地逃亡。他们决定同生共死。
　　看到这一小撮人孤零零地站在悬崖、天空和敌人的炮火中间，准备战斗到底，他们似乎已经被判死刑，这真是难言的悲哀。悲痛、绝望和哀伤占据了他们。他们想向全世界喊叫，可怕的罪行即将发生；人民心中最伟大的东西，人民在他们最英勇的时代所创造的东西，即将被摧毁，即将永远灭亡。
　　马赫诺光荣地接受了命运对他的考验。他向加利西亚边境挺进，回到基辅，在基辅附近重新越过第聂伯河，进入波尔塔瓦和哈尔科夫两省，再次向北转向库尔斯克，沿着库尔斯克和贝尔格莱德之间的铁路，脱离敌军包围圈，进入一个更加有利的局面，把布尔什维克派来追捕他的许多部队远远甩在身后。

※　　　　　※　　　　　※


　　马赫诺主义者和布尔什维克国家军队之间的英勇决斗还没有结束。布尔什维克的指挥官尽一切可能抓捕并摧毁马赫诺运动的心脏。来自乌克兰各地的步兵和骑兵师被派往围剿马赫诺。铁和火的钳子又在革命英雄周围钳紧了，殊死的斗争又开始了。
　　在一封写给他的同志的信中，马赫诺自己描述了马赫诺运动史上这段英雄且感人的插曲的结局。他写道（这封信是在马赫诺离开俄罗斯后写的。）：

　　你离开后两天，我亲爱的朋友，我占领了科罗恰村（库尔斯克省），在那里我分发了几千份“自由苏维埃的法规”的复件。然后我穿过瓦普尼亚尔卡和顿河地区，前往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和塔夫利。我不得不每天都要打激烈的仗——一边要打一步步跟着我们的布尔什维克共产主义步兵，另一边要打布尔什维克司令部派来对付我们的第二骑兵部队。你了解我们的骑兵。如果没有步兵和装甲车的支援，红军骑兵永远也抓不住他们。这就是为什么我在不改变方向的情况下成功地突围了，虽然不是没有严重的损失。我们的军队每天都在证明它是一支真正的人民革命军队。在它所处的物质条件下本应立即消失，但现实恰恰相反，它的人力和资源却从未停止过增长。
　　在我们必须参加的一次残酷战斗中，我们的骑兵特别支队损失了30多人，其中一半是指挥官。除此之外，我们亲爱的好朋友，年轻但身经百战的支队队长加夫·乌沙·特罗扬（Gav-rvusha Troyan）被一颗子弹击中当场身亡。在他身边的还有阿波罗（Apollon）和其他几位勇敢而忠诚的同志。
　　在离古利艾波列不远的地方，我们加入了由布罗瓦（Brova）和帕尔霍缅科（Parkhomenko）指挥的精力充沛的新部队。不久之后，布琼尼[13]第四骑兵师第一旅和其指挥官马斯拉克（Maslak）来到我们身边。反对布尔什维克权威和专制的斗争变得更加激烈。
　　1921年3月初，我请布罗瓦和马斯拉克从随行的部队中组建一支特别部队，向顿河和库班前进。另一个小组在帕尔霍缅科的指挥下成立，并被派往沃罗涅日地区。（帕尔霍缅科被杀，一个来自丘古耶夫的无政府主义者取代了他）。第三组由600名骑兵和伊万纽克（Ivanyuk）团组成，被派往哈尔科夫。
　　大约在同一时间，我们最好的同志和革命家弗多维琴利（Vdovichenko）在战斗中受伤，不得不在一个小分队的陪同下被送往新斯帕索夫卡接受治疗。布尔什维克远征军发现了他的藏身之处；弗多维琴利和他的马特罗森科（Matrosenko）（马特罗森科是乌克兰起义者和农民诗人——P.A.）同志在防御敌人时，一旦即将被敌人俘虏，就开枪自杀。马特罗森科当场死亡，但弗多维琴利的子弹就嵌入他脖子上方的头骨下。当共产党人发现他是谁后，就对他进行了急救，把他从死亡中救了出来。不久之后我就有了他的消息。他当时在亚历山大罗夫斯克的医院里，请求他的战友们想办法营救他。他遭受了残酷的折磨。他们试图让他放弃马赫诺运动，并签署一份这样的文件。他轻蔑地拒绝了他们的提议，尽管他很虚弱，几乎说不出话来。因为这一拒绝，他随时都可能被枪杀，但我没有发现他是否被枪杀。
　　我希望在那里见到一些我们的支队。但共产党司令部在梅利托波尔附近为我准备了伏击。因为雪已经开始融化，河上覆盖着浮冰，所以无论是前进还是重新穿越第聂伯河都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战斗，这就意味着我必须回到马鞍上（马赫诺被一颗子弹打伤了脚踝的所有骨头。这就是为什么他只有在极其必要的情况下才骑马——P.A.），亲自指挥作战。一部分敌军被我军巧妙地躲开了，同时我迫使其他部队24小时保持警戒，用我们的巡逻队骚扰他们。在这段时间里，我强行行进了40英里，战胜了（3月8日拂晓）驻扎在莫洛奇涅湖的第三支布尔什维克军队，到达了位于莫洛奇涅湖和亚速海之间狭窄的海角上的上托克马克地区的开阔地带。我从那里派库里连科进入别尔江斯克-马里乌波尔地区，指挥那里的起义运动。我亲自穿过古利艾波列地区前往切尔尼希夫，因为农民代表团从几个地区来请我访问他们的地区。
　　在这次征程中，我的部队——彼得连科手下的1500名骑兵和两个步兵团——被强大的布尔什维克军队拦截和包围。我又不得不亲自指挥反攻。我们的努力是成功的。我们彻底打败了敌人，俘虏了很多人，还缴获许多武器、枪支、弹药和马匹。但两天后，我们遭到了新的强大敌人的袭击。我必须告诉你们，这些日常的战斗让我们的士兵习惯于不珍惜他们的生命，以至于非凡的英雄主义的功绩已成为日常事件。伴随着 “要么活得自由，要么死得光荣”的呐喊，这些人会把自己置身于任何一个单位的中间，推翻比自己强大得多的敌人，迫使他们逃跑。在一次大胆到愚蠢程度的反击中，我被一颗子弹击中，子弹进入我的大腿，穿过腹部，靠近阑尾。我从马上摔下来。这迫使我们撤退，因为一个没有经验的人喊道：“老爹被杀了！”
　　在给我包扎伤口之前，他们把我放在马车里走了十多俄里，我流了很多血。列夫·齐尼科夫斯基[14]的看守下，我一直昏迷不醒。这是3月14日。15日晚上，我恢复了知觉。我们军队所有的指挥官和参谋，都以别拉什为首，聚集在我的床边，请我签署命令，派遣100至200人的支队支援到各地区指挥起义运动的库里连科、科任等人。他们想让我和一个团一起退撤退到一个相对安静的地方，直到我能回到马鞍上。我签署了命令，我允许扎布迪科（Zabud’ko）组建一支与我保持联系的轻型作战部队，在我们地区独立行动。到了3月16日上午，除了一个留在我身边的特别的小型支队外，所有这些支队都已经离开了。这时，红军第九骑兵师向我们扑来，强迫我们拔营；他们追了我们13个小时，一百八十多俄里。最后，当我们离开亚速海岸边的斯洛博达时，我们更换了马匹，停留了五个小时。
　　3月17日拂晓，我们继续向新斯帕索夫卡进军，但在路上走了17俄里后，我们遇到了一支新的的布尔什维克部队。他们被派去追捕库里连科，但因为跟丢了他，于是就向我们扑来。在追了我们25俄里（我们精疲力尽，无法战斗）之后，这些骑兵向我们扑来。我们该怎么办？我不仅上不了马鞍，甚至也坐不起来。我躺在马车的底部，看到了一场可怕的肉搏战——一场难以置信的战斗——发生在离我大约一百码远的地方。我们的人只是为了我而死，只是因为他们不会抛弃我。但无论是对他们还是对我来说，都没有万全之策。敌人的力量是原来的五六倍，因为不断有新的后备力量来到。突然，在我的车旁边，我看到了在你的时代一直我在一起的“刘易斯主义者”（“刘易斯主义者”是一支机枪部队，装备着刘易斯机枪­­——P.A.）。在米沙（Misha）的指挥下，有五个人来自别尔江斯克附近的切尔尼戈夫卡村。他们向我告别，说：“老爹，你是我们农民组织事业不可或缺的一员。这一事业对我们来说是宝贵的。我们很快就要死了，但我们的死会拯救你和那些忠实照顾你的人。别忘了对我们父母重复我们的话。” 其中一个拥抱了我；然后我身边再也看不见他们了。过了一会儿，列夫·齐尼科夫斯基把我抱到附近一个路过的农民的马车上。我听到机枪的哒哒声和炸弹在远处爆炸的声音。是我们的炮手阻止了布尔什维克前进。我们争取到时间走了三四俄里，并渡过了一条河。我得救了，但所有的“刘易斯主义者”都死在了那里。
　　后来我们又经过这个地方，马里乌波尔地区旧杜比夫卡村的农民们告诉了我们他们埋葬我们的“刘易斯主义者”的坟墓。当我想起那些勇敢的战士和淳朴的农民时，我仍然忍不住流泪。而且我必须告诉你，我亲爱的朋友，这一段经历似乎能治好我。同一天晚上，我回到马鞍上，离开了那个地区。
　　四月期间，我与我军所有部队重新建立了联系，并将附近的人派往波尔塔瓦地区。五月期间，科任和库里连科的部队加入了我们，组建了2000名骑兵的部队和几个步兵团。决定向哈尔科夫进军，赶走布尔什维克共产党的大老板。但他们没有睡着。他们派了60多辆装甲车，几个骑兵师和大量步兵来对付我。我们与这些部队的战斗持续了几个星期。
　　一个月后，舒斯同志在波尔塔瓦地区的战斗中阵亡。他当时是扎布迪科的参谋长。他工作的光荣而勇敢。
　　一个月后，库里连科被杀。他掩护我军沿铁轨行进，亲自负责各部队的驻扎，始终是领导班子的一员。一天，他被布琼尼的骑兵突然袭击，在战斗中牺牲了。
　　1921年5月18日，布琼尼的骑兵从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地区向顿河进军，压了一场由我们的兄弟布罗瓦和马斯拉克（他曾是布琼尼第一旅的旅长，和他所有的人一起加入了我们）领导的农民起义。
　　我们的部队由几个支队组成，由彼得连科·普拉东诺夫指挥；主要参谋人员和我组成了部队的一部分。部队离布琼尼的军队行进的道路有15到20俄里。布琼尼知道一般情况下我总是在大部队附近，他被我们和他相隔不远的距离所诱惑。他命令本应镇压顿河农民起义第21装甲部队的长官派遣16辆装甲车封锁新格里高利耶夫卡村（斯特列缅诺耶）。布琼尼本人在第19骑兵师（前“内务”师）的一个部门的领导下穿过田野，朝着新格里高利耶夫卡的方向行进。他在装甲车到达那里，后者被迫避开峡谷，寻找可渡过的浅滩和哨兵。我们侦察兵的警觉使我们发现所有这些行动，并使我们能够采取预防措施。当布琼尼看到我们的营地时，我们向他扑过去。
　　骄傲地在第一梯队疾驰的布琼尼立刻掉头就跑，这个可耻的懦夫丢下战友逃走了。
　　一场噩梦般的战斗展现在我们面前。派来对付我们的红军士兵是属于俄国中部的军队，他们在那里保证了国内秩序的稳定。他们不认识我们；他们被告知我们是普通的“土匪”，因此不在土匪面前撤退是一种荣誉。
　　我们的起义者同志认为这是有道理的，他们下定决心要战胜敌人，解除敌人的武装。
　　这场战斗是我们所有战斗中最激烈的一场。最后以布琼尼的军队彻底失败告终，这导致他的军队土崩瓦解，许多士兵被遗弃。
　　后来，我组成了一支由前西伯利亚人组成的部队，在格拉祖诺夫（Glazunov）同志的指挥下，让他们做好必要的武装后，送去了西伯利亚。
　　1921年8月初，我们从布尔什维克的报纸上得知，这个单位在萨马拉省出现。后来就再也没提这事了。
　　1921年的整个夏天我们都没有停止战斗。
　　那个季节的极度干旱以及随之而来的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塔夫利、赫尔松和波尔塔瓦部分地区以及顿河地区的歉收，迫使我们一部分朝着库班方向和察里津和萨拉托夫的下方移动，另一部分朝着基辅和切尔尼科夫方向移动。后者的斗争是由科任同志领导的。当我们再次见面时，他给了我切尔尼科夫农民的一堆决议，宣称他们想完全支持我们争取自由委员会制度的斗争。
　　我与扎布迪科和彼得连科同志指挥的部队穿过伏尔加河进行了一次突袭；然后我穿过顿河撤退，在路上与我们的几个部队会合，我合并的这支部队编入了来自亚速的弗多维琴利的老部队。
　　1921年8月初，鉴于我的伤势严重，我决定和我们的一些指挥官一起去国外就医。
　　大约在这个时候，我们最好的指挥官——科任，彼得连科和扎布迪科——受了重伤。
　　1921年8月13日，在100名骑兵的陪同下，我向第聂伯河出发，16日上午，我们在17条农民渔船的帮助下，渡过了奥尔利克和克列缅丘格之间的河流。在这一天，我受了六次伤，但并不严重。
　　在路上，我们遇到了几支部队，并向他们解释了我们出国的原因。他们都说了同样的话：“去养病吧，老爹，然后回来帮助我们……” 8月19日，我们遇到了红军第七骑兵师，他们距离波布里涅茨12俄里处沿着因古列茨河扎营。退回去意味着麻烦，因为我们被右侧的一个骑兵团看见了，这个骑兵团正在前进以切断我们的退路。因此，我请齐尼科夫斯基扶我上马。刹那间，我们拔出军刀，大声欢呼，扑向了集中在一个村子里的机枪。我们成功地缴获了13支“马克西姆”和3支“刘易斯”机枪。然后我们准备继续我们的旅程。
　　但我们一缴获机枪，驻扎在尼古拉耶夫村和邻近村庄的整个骑兵师就接到警报，向我们进攻。我们被困住了。但是我们没有丧失勇气，我们进攻并击败了第七骑兵师第38团，然后我们马不停蹄地跑了110俄里。我们不断地抵抗着这些部队的猛烈进攻，终于逃了出来，但我们失去了17个最好的同志。
　　8月22日，他们不得不再次照顾我；一颗子弹击中了我的脖子，从右脸颊射出。我又一次躺在马车的底部。26日，我们不得不同红军进行一场新的战斗。我们失去了最好的战友和战士：彼得连科·普拉东诺夫和伊万纽克。我最后一次被迫改变路线，1921年8月28日，我穿过了德涅斯特河。我现在在国外……

※　　　　　※　　　　　※


　　布尔什维克第三次反对马赫诺主义者的运动，同时也是反对乌克兰农民的运动。这场运动的最终目的，不仅是要消灭马赫诺主义者的军队，而且是要征服不满的农民，使他们丧失一切组织革命游击运动的可能。庞大的红军摆脱了与弗兰格尔的战争，使布尔什维克完全有可能执行这一计划。红军横扫起义地区的所有造反村庄，根据当地富农提供的情报消灭了大批农民。在背信弃义的布尔什维克对古利艾波列发动袭击的一周后，马赫诺回到那里，村里的农民们围着马赫诺主义者们，悲伤地讲述了共产党前一天晚上是如何枪杀了300多名居民的。古利艾波列的居民每天都期待着马赫诺主义者的到来，希望他们能拯救这些不幸的农民。几天后，马赫诺主义者来到了新斯帕索夫卡，在那里得知类似的处决刚刚发生。马赫诺主义者军队的文化教育部门以及起义委员会了解到，在新斯帕索夫卡，嗜血如命的契卡走狗强迫母亲将婴儿抱在怀里，以便一枪两命。这是对一名来自新斯帕索夫卡的起义者马丁（Martyn）的妻子和刚出生的孩子做的。孩子被杀了，但受伤的母亲由于契卡的粗心大意而幸免于难。此类案件相当频繁。总有一天，历史会讲述他们的故事。布尔什维克还对马拉亚塔克马奇卡、图尔凯诺夫卡、波洛吉等地的村庄的农民进行了大规模枪杀。
　　整个镇压运动是由南方前线的军队指挥官伏龙芝指挥的。
　　“我们解决马赫诺运动必须速战速决，”他在出发前给南方前线的军队写了一份命令。他像一个勇敢的士兵，充满了在上级眼中脱颖而出的渴望，他挥舞着军刀，开始了乌克兰的战役，在他周围播下了死亡和荒凉。

　　我们举出布尔什维克处决的两个典型例子：谢列达（Sereda）——农民，马赫诺主义起义者，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本地人，不属于任何党派。他负责军队的财务，是出纳。有时，他取代了他所爱的、他以非凡的虔诚注视着的马赫诺。1920年10月，布尔什维克和马赫诺主义者达成协议时，他正在与弗兰格尔战斗，一颗子弹穿过他的胸部，另一颗子弹留在里面。他需要动手术，就去了哈尔科夫，鉴于他病情严重，认为苏维埃当局会帮助他。在哈尔科夫，他被送进了医院，但一周后，布尔什维克袭击了马赫诺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他于1921年3月被囚禁和枪杀。让我们回顾一下以下事实：1919年10月，当马赫诺主义者占领叶卡捷琳诺斯拉夫时，他们丝毫没有打扰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的邓尼金军队的士兵和军官，他们认为杀害一个手无寸铁的敌人配不上一个革命者的荣誉。当时，在邓尼金的命令下（今天在布尔什维克的命令下），斯拉谢夫将军在一个月后夺走了叶卡捷琳诺斯拉夫，杀死了医院里所有的马赫诺主义者的伤者和病人。共产党当局甚至比斯拉谢夫更进一步，枪杀了一名曾与他们并肩作战并在那里受伤的男子，他向他们求助，他相信，由于他们签署的协议，他的生命是安全的。
　　博古什（Bogush）——无政府主义者，刚从美国回来，和其他无政府主义者一同被驱逐出美国。在马赫诺主义者和布尔什维克达成协议时，他在哈尔科夫听说了传说中的古利艾波列，他想去那里了解马赫诺运动。此时，布尔什维克为这类旅行提供了便利，他们将一辆火车头和一节火车车厢交给了哈尔科夫的马赫诺主义者，用以将在文化领域工作的激进分子运送到古利艾波列。然而，博古什只看见了存在几天的自由的古利艾波列，鉴于布尔什维克和马赫诺主义者之间的分裂以及他们之间敌对行动的开始，他回到了哈尔科夫，在那里他被布尔什维克逮捕，并在1921年3月份被契卡下令枪杀。这件事只能有一个解释：布尔什维克不想留下一个知道侵略马赫诺主义者真相的，而且能讲述这件事的活口。



[1]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沙季洛夫（Павел Николаевич Шатилов，1881年11月13日—1962年5月5日），出身于军旅世家。1900年入伍。1904年参加了日俄战争。一战期间在高加索作战，曾获圣乔治十字勋章。1917年因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而被捕。1918年加入志愿军。1919年7—12月任高加索陆军参谋长。1919—1920年任志愿军参谋长。1920—1924年任白军总参谋长，期间率白军撤离克里米亚。此后流亡法国，继续参与白色运动。1937年脱离政治活动。法国沦陷后一度被捕。1962年死于法国。

[2] 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伏龙芝（Михаил Васильевич Фрунзе，1885年2月2日—1925年10月31日），190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8年8月任雅罗斯拉夫尔军区军事委员，同年12月又被任命为第4集团军司令员。1919年8月改任土耳其斯坦方面军司令员。1924年3月被任命为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陆海军副人民委员，并兼工农红军总参谋长，军事学院院长。1925年1月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兼陆海军人民委员。1925年10月31日在一次手术中因药物过敏而逝世。许多人怀疑他是被斯大林暗害的。

[3] 库恩·贝拉（Kun Béla，1886年2月20日—1939年11月30日），匈牙利共产党创始人。出身于小职员家庭。毕业于科洛日瓦尔大学法律系。当过记者。1902年参加匈牙利社会民主党。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征入伍。1916年在俄国被俘。191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8年3月创建直属俄共（布）中央的匈牙利共产主义小组，任组长。同年11月归国，建立匈牙利共产党，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1919年2月被捕，在狱中同社会民主党达成两党合并、联合夺权的协议。3月21日获释出狱，立即将匈共同社会民主党合并为匈牙利社会党，接管政权，宣布成立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出任外交人民委员，后兼任军事人民委员。苏维埃政权被颠覆后侨居奥地利。1920年8月到苏俄，在克里米亚任红军南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平定白匪军的战斗。1922—1923年在乌拉尔做党的宣传工作，后任俄共（布）中央驻共青团中央的特派员。1921—1936年参加共产国际领导工作。1924年10月秘密抵达维也纳，重建匈共，并任主要负责人。1928年4月在维也纳被捕，3个月后获释回到苏联。1936年被指控阻挠执行共产国际七大路线而被解除一切职务，并在翌年6月被捕，1939年11月死于狱中。1956年平反。

[4]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古谢夫（Сергей Иванович Гусев，1874年1月1日—1933年6月10日），本名雅科夫·达维多维奇·德拉布金（Яков Давидович Драбкин），出身于梁赞一个教师家庭，1896年考入彼得堡技术大学，参加了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后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5年革命期间曾任彼得堡党委书记。十月革命时任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书记处书记。1918年9月至12月任第2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18年12月至1919年6月任东部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19年6月至12月任莫斯科城防司令兼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野战本部军事委员。1919年6月至12月、1921年5月至1923年8月任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0年至1923年当选为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在内战期间曾参加“军事反对派”。1923年至1925年先后出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苏联工农监察院委员，1925年至1926年任中央委员会出版局局长。1928年起担任共产国际中欧书记处书记，1929年至1933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

[5] 福马·科任（Фома Кожин，？—1921），乌克兰无政府主义。1918年加入红军。1919年加入马赫诺运动。此后与白军和红军作战，屡立战功。1921年在交战中负重伤，术后不治而死（一说自杀）。

[6] 弗兰西斯科•费雷尔•瓜尔迪亚（Francisco Ferrer Guardia，1859年1月10日——1909年10月13日），生于巴塞罗那。1901年在西班牙开办“现代学校”（Escuela Moderna），1906年因涉嫌刺杀阿尔方索十三世而被捕，一年后获释。1909年加泰罗尼亚工人暴动后被捕，同年10月13日遇害。

[7]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克鲁泡特金（Пётр Алексе́евич Кропо́ткин，1842年12月9日－1921年2月8日），俄国革命家和地理学家，无政府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无政府共产主义”的创始人。

[8] 赫里斯季安·格奥尔基耶维奇·拉科夫斯基（Xристиан Георгиевич Раковский，1873年8月13日——1941年9月11日），保加利亚社会主义革命家，长期同托洛茨基合作。曾参加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同盟、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积极参加了巴尔干地区和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1923年后支持左翼反对派。1934年向斯大林屈服，1937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41年遇害。1988年获平反。

[9] 彼得·雷宾（Пётр Рыбин，？—1921），五金工人出身。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7年流亡美国，在美国参加了无政府主义运动。二月革命后回国。1918年加入顿巴斯无政府主义协会。1919年领导了一支游击队与邓尼金作战，同时与红军结盟。1920年与红军决裂，加入了马赫诺运动。1921年企图在哈尔科夫开展地下活动，被契卡逮捕后处决。

[10] ]维克多·费多洛维奇·别拉什（Виктор Фёдорович Белаш，1893年？月？日—1938年1月24日），出身于农民家庭。1908年起是无政府共产主义者。1917年加入左派社会革命党，并领导了图阿普谢起义。1918年德军占领乌克兰后转入地下，同年加入红军。1919年加入马赫诺运动并担任马赫诺军队参谋长，主张与红军合作，共同对抗邓尼金。1919年5月反对格里高利耶夫叛乱。马赫诺与红军决裂后，他继续主张与布尔什维克合作。1921年马赫诺运动失败后在库班被捕。1924年获释，此后继续参与地下无政府主义活动。1930年再次被捕。1932年获释。1937年再次被捕。1938年遇害。1976年平反。

[11] ]伊万·杰尼索维奇·斯米尔加（Ивар Тенисович Смилга，1892年12月2日—1937年1月10日），190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5年被捕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1917年任芬兰陆海军工人执行委员会主席。1918年芬兰革命失败后回国。1919—1923年任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3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24—1927年任莫斯科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他是左翼反对派成员。1927年被开除出党。1928年被流放到米努伊斯克。1930年投降并恢复党籍，重新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34年再次被开除出党。1935年被捕。1937年遇害。1987年平反并恢复党籍。

[12] ]彼得·加夫里连科（Пётр Гавриленко，1883年？月？日—1920年11月28日），出身于农民家庭。1905年革命期间成为无政府主义者。十月革命后加入马赫诺运动。1920年任克里米亚黑军参谋长，期间与红军合作对抗弗兰格尔。合作破裂后被红军处决。

[13] ]谢苗·米哈伊洛维奇·布琼尼（Семён Михайлович Будённый，1883年4月25日——1973年10月26日），苏俄国内战争时期著名的骑兵统帅，曾参加过日俄战争，一战期间曾在波兰、德国和奥地利作战。二月革命后曾被选为连士兵苏维埃主席、团士兵苏维埃主席和师苏维埃副主席。十月革命后回乡建立苏维埃政权，并建立了骑兵游击队。内战期间曾担任著名的红军第1骑兵集团军司令，为苏维埃共和国的胜利立下汗马功劳。内战后曾任北高加索军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工农红军骑兵总监、莫斯科军区司令、副国防人民委员等职。

[14]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齐尼科夫斯基（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Зиньковский，1893年4月11日—1938年9月25日），原名列夫·扎多夫（Лев Задов）。1900年起参与无政府主义活动。1913年被捕并被判处8年苦役。二月革命后获释并担任尤佐夫卡苏维埃委员。1918年加入红军，后退出红军，加入了马赫诺运动。1919—1920年期间担任马赫诺运动情报部门领导人。1920—1921年任马赫诺军队克里米亚军团司令。1921年战败后流亡罗马尼亚。1924年回国后被捕。1925年获释，加入了格别乌。1937年被捕。1938年遇害。1990年平反。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