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赫诺 -> 马赫诺运动史（1921）
沃林的序
当读者接触这本书时，他首先想知道这是部什么样的作品：这是个严肃的一丝不苟的分析？还是一个荒诞不经的不负责任的捏造？读者能至少在事件、事实和材料方面信任作者吗？作者足够公平公正吗？还是会为了辩护自己的观点和驳斥对手的观点而歪曲事实？
这些都不是无关紧要的问题。
重要的是要慎之又慎地检查有关马赫诺运动的文件。如果读者考虑到这场运动的一些特点，他们自然会明白这一点。
一方面马赫诺运动是一个影响深远，伟大且重要的事件，在革命的命运中展现出非凡的力量，扮演了重要且极其复杂的角色，不止一次地将革命从灾难中拯救出来。它极其丰富的生动多彩的故事，不仅在俄罗斯也在国外引起了广泛的兴趣。马赫诺运动不仅在革命的圈子中，也在反革命的圈子中产生了五味杂陈的感情：从强烈的仇恨和敌视、惊讶、不信任和猜疑，一直到深切的同情和钦佩。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对革命的垄断，迫使马赫诺运动在经过长期的犹豫不决后，开始了一场斗争——与反对这种反应的斗争一样激烈——在这场斗争中，党和中央政权遭受了一系列明显的肉体和道德打击。最后，马赫诺本人的个性——它与运动本身一样复杂、生动和强大——引起了普遍关注，在一些人中激起了单纯的好奇或惊讶，在一些人中激起了不明事理的愤怒或轻率的恐惧，在一些人中激起了不可饶恕的仇恨，在一些人中激起了无私的奉献。
因此，马赫诺运动很自然地吸引了不止一个“讲故事的人”，出于对事件的真正了解之外的许多考虑，或是通过解释主题和把准确的材料交给未来的历史学家来分享他们见闻的冲动。他们中的一些人是出于政治考虑——需要证明和加强他们的立场，侮辱和诋毁一个邪恶的运动及其领导人。另一些人则认为，他们有责任攻击一种令他们恐惧和不安的现象。还有一些人，被围绕这场运动的传奇故事和“普通大众”对这一耸人听闻的主题的浓厚兴趣所激发，被通过写小说赚取一些钱的前景所诱惑。而还有一些人，最后仅仅是被一种新闻狂热所俘获。
因此，“材料”的积累只能造成无限的困惑，使读者无法理清真相。
除了大量已经出现在各种俄国或外国报纸上的文章，显示了作者非凡的诽谤才能或令人难以置信的文学无耻之外，还有有相当广泛的作品，装作有一定的思想或历史意义，但实际上是有意识的证伪或无能的寓言。例如，我们可以引用雅·雅科夫列夫[1]的书——《俄国大革命中的俄国无政府主义》（Russian Anarchism in the Great Russian Revolution）（在俄国和外国都再版多次）——是持续不断的弄虚作假和彻头彻尾的谎言。或者我们可以引用某位格拉西缅科（Gerasimenko）的历史文学作品集《历史学家与当代》（Istorik i Sovremenik）中某篇又臭又长的文章（由Olga D’yakov and Co.公司出版，第三卷，柏林，1922年，第151页，关于“马赫诺”的文章），在那里这样的幻想让人为“作者”和“选集”感到羞愧。我们还应该提到，无政府主义报刊，一般都是认真、深思熟虑、诚实地对待马赫诺运动，从其他角度、以上述“作者”以外的其他目的来分析它，“它还载有许多错误和不准确之处，这些错误和不准确之处是由于作者本人没有亲自参加运动，没有近距离接触，而且是根据传闻，已发表的材料或二手记录和文章写成的。（例如，见P.Rudenko的小册子，“在乌克兰——暴动和无政府主义运动”，由阿根廷工人出版社出版，1922年3月，转载自1919年10月转引自彼得格勒无政府主义团体联合会机关刊物《劳动自由》。小册子和文章中，出现了一些重大的错误，可以用作者没有亲自参加这场运动，也没有实际经历这场运动的复杂问题来解释。）
另一方面，马赫诺运动尽管规模很大，但由于一系列的情况，它被迫在与世隔绝的气氛中发展。
马赫诺运动是一个完全由最低阶层人口组成的运动，对一切炫耀、名望、统治或荣耀都是陌生的；起源于俄罗斯郊区，远离主要中心地区；在一个有限的地区展开；不仅与世界其他地区隔绝，甚至与俄罗斯其他地区隔绝，这场运动——其基本和深刻的特点——在它自己的地区之外几乎是无人知晓的。它在极其困难和紧张的战争条件下发展，四面都是敌人，除了工人阶级以外几乎没有朋友，被执政党无情地攻击，被其血腥和震耳欲聋的喧嚣所窒息？它失去了至少90%的最优秀和最活跃的参与者的记录活动，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可能，甚至没有需要特别为子孙后代写下、收集和保存其行为、文字和思想，这一运动几乎没有留下实实在在的痕迹或纪念碑。它的真正发展没有记录在案。它的文件既没有广泛传播，也没有保存。因此，它在很大程度上被隐藏在局外人或研究者的视线之外。把握其本质并不容易。正如数千位革命时代的卑微英雄永远不为人所知，马赫诺运动的乌克兰工人的英雄史诗几乎完全不为人所知，直到今天，这部史诗的事实和文献宝藏一直被完全忽视。如果有人参加过这场运动，那他们对这场运动非常熟悉，而且也能够报告有关运动的真相，倘若不是有人还碰巧活着，那它可能就会被永远埋葬……
这种状况使严肃的读者和历史学家陷入了困境和微妙的情况：他们必须批判性地理清和评估极其不同和矛盾的事实、作品和材料，不仅没有方向或原始数据，而且也没有丝毫迹象表明这些数据可能在哪里获得。
这就是为什么有必要从一开始就帮助读者把小麦和谷壳分开。这就是为什么读者必须从一开始就要思考这部作品是否是个纯洁且健康的来源。这就是为什么关于作者和他作品的性质的问题在此特别重要的原因。
我冒昧地为这本书写了一篇序言，以使它能引起人们的注意这些问题，因为偶然的原因，我成为了马赫诺运动的幸存的参与者之一，因此对这一运动、作者以及这本书的构思条件有足够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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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会允许自己有一个小小的离题。
有人会问我（事实上，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我自己不写关于马赫诺运动的文章。原因有很多。我可以列举几个。
只有在对事实的透彻而准确的了解的基础之上，才有可能着手描述和澄清马赫诺运动的事件。这一主题需要长期、深入和艰苦的工作。但这种工作对我来说是不可能的，原因有很多。以下是为什么我认为现在不要讨论这个话题的第一个原因。
马赫诺主义者的史诗太严肃、太崇高、太悲剧性，浸透了太多参与者的鲜血，太深奥、太复杂、太原创，无法“轻描淡写”地描述和评判——例如在各个不同的人的叙述和相互矛盾的解释的基础上。用文档来描述运动也不是我们的计划，因为文档本身就是死的东西，永远不能完全表达活生生的经验。以文献为基础写作将是未来历史学家的任务，他们将没有其他材料可供支配。一个当代人必须对他的工作和对他自己更加苛刻和严厉，因为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当代人应当避免轻易对重要事件进行评判，也不要轻易接受与重要事件有关的说法，除非他亲身参与了这些事件。当代人的任务也不是为了“创造历史”而一门心思扑在叙事和文件上，而是记录自己的个人经历。如果不这样做，作者将冒着被蒙蔽的危险，或者更糟，破坏了事件的本质和活生生的灵魂，误导了读者和历史学家。当然，个人经验也难免有错误有和不准确之处。但在目前的情况下这并不重要。对事件本质的真实而生动的图景将被描绘出来——这才是最重要的。将此图景与文档和其他数据进行比较，就可以很容易地找到那些小错误。这就是为什么参与者或证人的叙述特别重要。个人经历越完整、越深刻，这样的工作就越重要、越紧迫。此外，如果参与者他自己有其他参与者的文档和叙述，那么他的叙述就是第一相关的。
我以后会用我自己的方式写下关于马赫诺运动的文章。但我不能准确地写出一部完整的马赫诺运动史，因为我并没有假装对这一主题有全面、细致且透彻的了解。我参加了大约半年的运动，从1919年8月到1920年1月——换句话说，我几乎没有观察到过它的全貌。我于1919年8月第一次见到马赫诺。当我1920年1月被捕时，我完全看不到这场运动和马赫诺的踪影；同年11月，在马赫诺与苏维埃政府签订条约时，我只与这两个组织接触了两个星期。在那之后，运动又一次离开了我的视野，因此，虽然我对这一运动有很多的认识、经历和思考，但我个人对它的了解是不完整的。
当我被问到为什么不去写马赫诺运动时，我回答说在这方面有人比我能干得多。
我所说的就是本书的作者。
我知道他在运动中不断地活动。1919年我们在那里一起工作。我也知道他在认真收集有关这场运动的资料。我知道他正在努力书写关于这场运动的完整历史。最后，我知道这本书已经写完了，作者正准备在国外出版。而且我认为这部著作出现得比任何其他著作都要早——一部完整的马赫诺运动史，它的作者曾经参与过这场运动，同时也拥有大量的相关文献。
许多人仍然真诚地相信，马赫诺是一个“普通的土匪”，一个“大屠杀者”（犹太大屠杀的策划者），一个阴郁的，战争腐化的，掠夺大量农民士兵的头目。还有不少人认为马赫诺是个“冒险家”，并相信他给邓尼金[2]“开放战线”，与彼得留拉[3]“亲善”，与弗兰格尔[4]“结盟”…… 许多人模仿布尔什维克，仍然坚持诽谤马赫诺，指责他是“反革命的富农运动的领袖”；他们把马赫诺的“无政府主义”视为某些无政府主义者为了自己的目而巧妙运用的天真发明……但邓尼金、彼得留拉和弗兰格尔只是生动的军事插曲：人们抓着他们不放，积累了一堆谎言。马赫诺运动不能沦为反对反革命将领的斗争。马赫诺运动的本质、其内在内容、其有机特征，几乎是完全不为人知的。
这种状况不能用篇幅短小、内容孤立的文章，零碎的观察，局部的著作来弥补。对于像马赫诺运动这样一个庞大而且复杂的事件，那样的文章和作品提供的信息很少，缺乏全景式的画面，只会迷失在印刷文字的海洋中，几乎不会留下任何痕迹。要彻底驳倒这些说法，并促使人们对这个课题产生浓厚的兴趣，促使人们熟悉这个课题。首先必须提供或多或少详尽的工作；只有这样，才能转向个别问题，转向具体事件和细节。
这本书正是如此详尽的著作。它的作者比其他任何人都更能胜任这个任务。我们只感到遗憾的是，由于一系列不幸的情况，这部作品在相当长的延误之后才姗姗来迟（在本书出版前，作者在外国报刊上发表了两篇文章《涅斯托尔·马赫诺》和《马赫诺运动与反犹太主义》以使外国工人和同志了解马赫诺运动的某些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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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第一个研究马赫诺运动的历史学家应该是一名工人。这个事实并非偶然。自始至终，运动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组织上接触到的只有广大工农群众所提供的力量，总而言之，它从没有接触过受过高等教育的理论家。在此期间，这场运动向来孑然一身。因此第一个发掘这场运动并建立了理论基础的历史学家则显得出类拔萃。
作者彼得·安德烈耶维奇·阿尔西诺夫是一名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工厂的工人的儿子，他本人也是一名从事金属贸易的工人，他通过个人的努力自学成才。1904年，他17岁时参加了革命运动。1905年，当他在中亚克孜勒阿尔瓦特的铁路车辆段当金属工人时，成为了布尔什维克党在当地组织的成员。他很快就开始发挥积极作用，成为当地非法革命工人报纸《锤子》（Molot）的领导人和编辑之一。（该报遍布中亚铁路网，对铁路工人的革命运动具有重要意义）。1906年，在当地警方的追捕下，阿尔西诺夫离开中亚，移居乌克兰的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在这里，他成了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因此在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工人（特别是在Shoduar工厂）中继续革命事业。他之所以转向无政府主义，是因为布尔什维克的最高纲领主义，在阿尔西诺夫看来，这种最高纲领主义没有回应工人们的真正要求，并与其他政党的最高纲领主义一起，导致了1905-1906年革命的失败。用阿尔西诺夫自己的话来说，在无政府主义中，他发现了工人们实现自由平等的愿望和希望。
1906-1907年，当沙皇政府的军事法庭网络覆盖整个俄罗斯时，大规模的群众活动变得完全不可能。阿尔西诺夫由于个人情况以及好斗的脾气，进行了几次恐怖活动。
1906年12月23日，他和几个同志在叶卡捷琳诺斯拉夫附近的阿穆尔工人区炸毁了一个警察局。（爆炸造成3名哥萨克军官以及押运队的警官和警卫的死亡）。由于这一行动的精心准备，警方没有抓到阿尔西诺夫和他的同志。
1907年3月7日，阿尔西诺夫枪杀了瓦西连科，他是亚历山大罗夫斯克是主车辆段的头头。瓦西连科对工人阶级的罪行包括他向军事法庭移交了100多名工人，他们被指控参加1905年12月亚历山大罗夫斯克的武装起义；其中许多人因瓦西连科的证词而被判处死刑或强迫劳动。在这一事件前后，瓦西连科始终是一个积极且无情的工人压迫者。在工人群众的支持与鼓励下，阿尔西诺夫主动和工人们的敌人直截了当地算账，就在工人们的眼皮子底下将其击毙在车辆段边上。这一行为发生后，阿尔西诺夫被警方逮捕，遭到残酷殴打，两天后，军事法庭判处他绞刑。然而，在审判即将执行的时候，法律规定阿尔西诺夫的行为不应由军事法庭审判，而应由更高级的军事法庭审判。这一延期给了阿尔西诺夫逃跑的机会。1907年4月22日晚上，在复活节弥撒期间，当囚犯被带到监狱教堂时，他从亚历山大罗夫斯克监狱逃走了。派去教堂看管囚犯的狱警对他这些同志们的大胆进攻感到震惊；所有的警卫都被杀了。所有的囚犯都有机会逃跑。十五个人和阿尔西诺夫一起逃走了。
之后，阿尔西诺夫在国外呆了大约两年，主要是在法国。1909年，他回到俄罗斯，在一年半的时间里，他致力于在工人中秘密进行无政府主义的宣传和组织。
1910年，当他从奥地利向俄罗斯运送武器和无政府主义文学时，奥地利当局在边境逮捕了他并关进了在塔诺波尔的监狱中。在这所监狱里呆了大约一年后，他因犯下恐怖袭击罪而被移交给莫斯科的俄罗斯当局，并被莫斯科的巡回法庭判处20年苦役。
阿尔西诺夫在莫斯科的布蒂尔卡监狱服刑。
1911年，就是在这他第一次见到了年轻的涅斯托尔·马赫诺，他在1910年因恐怖主义行动被判无期徒刑，他已经熟悉阿尔西诺夫的名字和他在南方的早期工作。他们在整个服刑期间都是好朋友，在1917年3月，也就是在革命的头几天，他们一起离开了监狱。
马赫诺一获得自由就离开了莫斯科，回到他的老家乌克兰的古利艾波列从事革命活动。阿尔西诺夫留在莫斯科，积极参加莫斯科无政府主义团体联合会的工作。
1918年夏天，在奥地利-德国占领乌克兰后，马赫诺在莫斯科呆了一段时间，以便让自己和他的同志们能随着事态发展了解情况，他和阿尔西诺夫待在一起。在这里他们更加亲密地了解了彼此，并热烈地讨论了革命和无政府主义的问题。三、四周后，当马赫诺返回乌克兰时，他和阿尔西诺夫同意继续保持密切联系。马赫诺承诺不会忘记莫斯科，并向该运动提供物质援助。他们说需要开始办报刊……马赫诺信守诺言：他把钱寄到莫斯科（但由于他无法控制的情况，阿尔西诺夫没有收到），并多次写信给阿尔西诺夫。他在信中邀请阿尔西诺夫来乌克兰工作；他等待着，并为阿尔西诺夫没有到来而烦恼。
一段时间后，报纸开始说马赫诺是一个强大的游击队的领导人。
1919年4月，在马赫诺运动发展之初，阿尔西诺夫前往古利艾波列，从此几乎没有离开过马赫诺运动地区，直到它1921年被击败。他主要关文化和教育事务以及组织工作；有一段时间，他领导文化和教育部门，并担任起义者报纸《自由之路》（Put’ k Svobode）的编辑。在运动失败后，他在1920年夏天才离开该地区。在这段时间里，他丢失了一本几乎可以出版的关于运动历史的手稿。这次离开后，他很难再回到这一四战之地（因为白军和红军）；他一直待在那里直到1921年初。
1921年初，在该运动对苏维埃政权第三次惨败后，
在这次失败的时候，在“红色哥萨克”骑兵师的一次进攻中，阿尔西诺夫差点被杀（这不是第一次）。他看到几个亲密的同志在无法躲避哥萨克军刀时被屠杀。
阿尔西诺夫带着一份正式的任务离开了该地区；去完成关于马赫诺运动历史的工作。这一次，他在极其困难的个人情况下完成了这项工作，部分是在乌克兰，部分是在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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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本书的作者比任何人都更有能力评论这个问题。早在他所描述的事件发生之前，他就认识了涅斯托尔·马赫诺，在运动期间，他在各种各样的情况下近距离观察过他。他也认识了这场运动的所有杰出参与者。他本人是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亲身经历了他们的的崇高的和悲剧性发展。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地看到了马赫诺运动的深刻本质、思想和组织努力、抱负和希望。他亲眼见证了其与来自四面八方的敌对势力的激烈斗争。作为一名工人，他深深地感受到了这场运动的精神：劳动群众在无政府主义思想的鼓舞下，强烈地要求把自己的命运和新世界的建设掌握在自己手中。作为一个有才智、有文化的工人，他能够分析这场运动的深刻本质，并与其他势力、运动和趋势的思想本质形成鲜明对比。最后，他完全熟悉该运动的所有文件。他和其他人一样，能够批判性地检查所有的记录和材料，把本质的与可有可无的、典型的与微不足道的、基本的与次要的区分开来。
这一切，使他得以理解和解释俄国革命中最具原创性、最引人注目的插曲之一，尽管有层出不穷的不利情况以及手稿、材料和文件接二连三的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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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要谈谈这部作品的各个方面吗？在我们看来，这本书自己足以解释了。
首先，我们要强调的是，这部作品写得非常仔细和准确。不含有任何可疑的事实。相反，为了简洁起见，一些实际发生过的有趣的和典型的片段被作者排除在外。
由于无法用准确的数据证实它们，一些时刻、行为甚至整个事件都被忽略了。
丢失全部收藏的重要文件无疑是对作品有害的。上一次——第四次——手稿连同极其珍贵文件的一起消失把作者压垮了，以至于他在继续工作前犹豫不决了很长时间。只有他意识到有必要提供一个条理清楚的，即使不完整的马赫诺运动史，才驱使他重新拿起笔来。
很明显，关于马赫诺运动的历史的后期工作将需要用新的资料来扩展和完成。这场运动是如此广泛，如此深刻，如此独创，以致于它还无法得到充分的评价。这本书只是第一个重要的贡献，是对历史中最广泛和最有教育意义的革命运动之一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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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的一些原则声明可能有争议。但这些都不是本书的基本内容，也没有发展成合乎逻辑的结论。我们应该提一下，作者对布尔什维克主义这一取代资产阶级、有意在经济和政治上支配劳动群众的新统治阶级的评价，是极其有趣和独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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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赫诺运动的本质在本书中揭示得比任何其它的书都要显著。在作者的作品中，“马赫诺运动（Makhnovshchina）”一词获得了广泛而几乎具有象征意义的含义。作者用这个词来形容工人阶级一场独一无二的、完全独创的、独立自主的革命运动，它逐渐走向自觉，站上了历史活动的广阔舞台。作者认为，马赫诺运动是这一种新运动的最早和最显著的表现之一，因此，它与其它革命的势力和运动形成对比。这突出了“马赫诺运动”一词的偶然性。这一运动没有马赫诺仍然会存在，因为活生生的力量、活生生的群众——他们缔造并发展了这一运动，他们把马赫诺推上前台只因为他是自己的有才干的军事领袖——这一运动没有马赫诺仍然会存在。即使这场运动有了另一个名字，它的思想方向也不一样，它的本质也是一样的。
马赫诺本人的性格和角色在这部作品中被刻画得非常形象。
马赫诺运动与各种敌对势力（反革命、布尔什维克）之间的关系被巧妙地描述。关于马赫诺运动与这些势力英勇斗争的宣传扣人心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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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赫诺运动与无政府主义之间的关系这一有趣的问题作者并没有充分处理。他表达了一个显著的事实，即无政府主义者总的来说——更确切地说是“最高层的”无政府主义者——仍置身运动之外；用作者的话说，他们“睡过头了”。阿尔西诺夫认为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一定数量的无政府主义者受到“党性”，领导群众、组织和运动的不正之风的感染。这就解释了无政府主义者在理解真正的群众运动上的无能，群众运动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出现，只要求他们提供真诚和负责任的文化支援。本质上这也解释了他们的偏见，以及对这些运动的蔑视。但这种说法和解释是不够的。这一主题应当加以阐述和发展。在无政府主义者中有三种对待马赫诺运动的观点：绝对怀疑、中立和绝对赞成。毫无疑问，作者属于第三类。但他的立场可能值得商榷，他可能必须更深刻地对待这一主题。诚然，这一主题与本书的本质无关。此外，作者的观点得到了他在书中所陈述的事实的有力支持……让我们希望，这个问题将由无政府主义的出版社来处理，对这个问题的详尽处理将产生对无政府主义运动有益的结论。
可以肯定的是，关于土匪主义、反犹太主义和其他被认为是马赫诺运动内在特征的无稽之谈，将因这本书的出版而一扫而空。
如果说马赫诺运动和其他人类计划一样，也有它的缺点、错误、偏差和消极方面，在作者看来，它们对于这场运动的积极的本质而言是微不足道的，无关紧要的，因此不值得去严肃讨论。在自由与创造性发展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的情况下，这场运动将在不付出任何努力的情况下超越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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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著作展现了该运动是如何轻而易举地超越了民族、宗教等各种偏见。这是一个极为典型的事实：一旦被决定性的革命震动所激起，劳动群众就可以达到极高水平的成就——而且是多么容易！——如果确实是他们自己创造了他们的革命，如果他们有真正的和完整的自由去寻找和行动的话。他们的道路是无止境的，只要这些道路没有被故意阻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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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前的工作中，对我们而言特别值得关注和重要的是：
1）与许多人的看法——这些人现在仍然这么认为——相反，马赫诺运动只是一段独特的军事插曲，它是狙击手和游击队员的大胆行动，具有缺少军事集团的情况下的一切缺点和创造性（许多人与马赫诺运动的关系正是基于这样的分析），作者用无可争议的数据表明了这种观点的错误。作者以最精确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了一幅景象：一个自由的，有创造力的，有组织的，虽然短暂的运动，一个充满了深刻的理想的劳动人民的运动；为了保卫自己的革命和自由而建立自己的军事力量的运动。一种对马赫诺运动的偏见因此被摧毁了。
值得注意的是，当作者在对马赫诺运动进行严肃批判时，恰恰批判了马赫诺运动在军事和战略上的某种疏忽。在关于马赫诺主义者错误的一章中，他表达了这样一种信念：如果马赫诺主义者能够及时组织起对该地区最外边的充分防御，乌克兰的整个革命以及整个革命的发展可能会大不相同。如果作者是对的，那么在这方面，马赫诺运动的命运可以与过去其他革命运动的命运相比，因为在这些革命运动中，军事错误也造成了致命的后果。无论如何，我们要引起读者对这一点的注意，这会产生非常有煽动性的想法。
2） 这场运动的完全独立性得到了强调：一种有意识地、有力地抵御一切入侵力量的独立。
3） 布尔什维克主义和苏维埃政府对马赫诺运动的态度是坚决的。布尔什维克一切的胡编乱造和正当理由都遭到了极大的打击。他们的一切犯罪阴谋，一切谎言，一切反革命的本质，都暴露无疑。书中这一部分的恰当题词是曾经从契卡总部〔V.Ch.K.〕秘密行动科负责人萨姆索诺夫[5]那儿泄露出来的话（在监狱里，当这个“调查员”叫我问话时）。我对他说，我认为在他们与马赫诺签订条约时，布尔什维克对马赫诺的行为是奸诈的，萨姆索诺夫立即回答说：“你认为这是奸诈的？这只不过证明了我们是有技巧的政治家：当我们需要马赫诺时，我们知道如何利用他；现在我们不再需要他了，我们知道如何清算他。”
4） 许多真诚的革命者认为无政府主义是一种理想主义的幻想，并以为布尔什维克主义是世界社会革命发展的唯一可能、不可避免和必要的现实，布尔什维克主义代表着世界社会革命的一个特定阶段。布尔什维克主义阴暗的一面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是有历史必然性的。
本著作给了该概念致命的一击。它生动地却立了两个基本点：a）俄国革命中出现的无政府主义的倾向，无论何时他都确实是劳动人民的独立自主的革命，而不是“空想家们的有害的乌托邦”，而是这些群众真正的、具体的革命运动。b）因此，它被布尔什维克蓄意、残酷和卑鄙地镇压了。
这本书列举的事实清楚地表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现实”在本质上与沙皇主义是一样的。这些事实具体而明确地与无政府主义的深刻真理和现实相对立，无政府主义作为唯一真正革命的劳动人民的意识形态，从布尔什维克主义中抹去了任何历史正当性的痕迹。
5） 这本书给无政府主义者提供了大量的材料，他们可以据此来审视自己的立场。它提出了几个新的问题；它提供了一系列事实，有助于解决以前的一些问题；最后，它证实了几个完全被遗忘的真理，这些真理可以得到重新审视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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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
虽然这本书是由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写的，但它的价值和意义远远超出了一个或另一个读者圈的限制。
对许多人来说，这本书将是一个意想不到的发现。它会让其他人意识到周围发生的事情。它将为其他事件提供新的线索。
每一个有文化的工人或农民，每一个革命者，还有每一个对周围发生的事情感兴趣的有思想的人，都应该认真阅读这本书，思考从中得出的结论，并且清楚地意识到它所教导的东西。
今天，生活充满了事件，世界充满了斗争；今天，当革命敲响每一扇门，准备把每一个凡人都卷入它的风暴时；今天，当一场巨大的斗争在其所有的范围内展开时——这场斗争不仅是劳资之间的斗争，还是是一个垂死的世界和一个新生的世界之间的斗争，也是在不同战斗和建设方式的倡导者之间的斗争；今天，当布尔什维克主义让世界充斥着喧嚣时，要求为了背叛革命流血，用武力、背信弃义和贿赂招募信徒时；当马赫诺在华沙监狱受苦受难时，
自这本书以俄语出版以来，马赫诺受到波兰法庭的审判，被控犯有叛国罪（与布尔什维克合作在加利西亚煽动了一场叛乱）。这项指控被认为是虚假的，马赫诺被无罪释放。从那时起，他就自由了。〔法文版脚注，巴黎：国际图书馆，1924年。〕
只有知道他为之奋斗的思想并没有消亡，而是正在传播和发展时，才能得到安慰——今天，每一本照亮革命斗争道路的书，都应该成为家家户户的参考书。
无政府主义不是信奉者的特权，而是一个深刻而广泛的学说和世界观，今天的每个人都应该熟悉它。
读者不必成为无政府主义者。但是读者不应该经历一位偶然参加了一次无政府主义讲座的老教授的经历。演讲结束后他感动得泪流满面，对聚集在他身边的听众说：“我只是一个白发苍苍的教授，直到今天，我对这个非凡而美丽的学说一无所知。我对此很惭愧。”
读者永远不需要成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成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不是必须的，但了解无政府主义是有必要的。
沃林
1923年，5月
[1] 雅科夫·阿尔卡季耶维奇·雅科夫列夫（Яков Аркадьевич Яковлев，1896年6月9日—1938年7月29日），191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二月革命后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委员会主席。1918年任弗拉基米尔省执行委员会主席、莫斯科五金工人工会主席。1919年1月领导了哈尔科夫武装起义。1924—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7—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29—1937年任农业人民委员。1937年7—8月任白俄罗斯共产党（布）中央第一书记。1937年10月被捕。1938年遇害。1957年平反。
[2] 安东·伊万诺维奇·邓尼金（俄语：Антон Иванович Деникин，1872年12月16日—1947年8月8日），1892年和1899年先后毕业于基辅步兵士官学校和总参学院。1905年参与日俄战争。1914年晋升为基辅地区驻军司令，后前往加里西亚指挥作战。1916年指挥第八集团军发动了对罗马尼亚的进攻。二月革命后出任俄国资产阶级政府的最高统帅参谋长、西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司令，辅佐三任总司令。在科尔尼洛夫叛乱后受到牵连，于1917年9月同科尔尼洛夫一同被捕。十月革命后越狱逃往俄国南部，与科尔尼洛夫等在北高加索组织了一支由一部分黑海舰队、“士官生”、顿河哥萨克、高加索各地区、乌克兰军区白军组成的“志愿军”进行反对俄共（布）的军事行动。1918年4月任“志愿军”司令。同年秋，在协约国扶持下担任“南俄武装力量”总司令，在其盘踞地区建立地主资产阶级军事独裁统治。他率领白卫军从顿河出发由南方北上，大举进犯莫斯科，并几乎攻占莫斯科，但10—11月被红军击溃。进攻莫斯科失败和北高加索白卫军被粉碎后，率部退入克里米亚半岛，领导地位也被迫交给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弗兰格尔。1920年开始先后流亡到英国，比利时，法国等地。1940年法国沦陷后流亡美国。苏德战争爆发后，支持苏维埃。1947年在美国去世。
[3] 西蒙·瓦西里耶维奇·彼得留拉（Симон Васильевич Петлюра，1879年5月10日—1926年5月25日），1900年加入乌克兰左翼民族主义组织“革命乌克兰”。1902年起移居俄罗斯。参与了1905年革命。一战期间支持战争。二月革命后回到乌克兰。1917年任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战争部长。此后又另行组建斯洛博达兵团，与布尔什维克对抗。1918年任乌克兰地方自治联盟主席。1918年底推翻斯科罗帕茨基政权，重建乌克兰人民共和国。1919年2月发动政变并担任共和国主席，实际上成为独裁者。此后同时与白军和红军作战。1919年底战败后流亡波兰。1920年苏波战争中丧失全部军队，随后在波兰建立流亡政府，继续对抗苏维埃。1923年丧失波兰支持后被迫流亡匈牙利、奥地利、瑞士和法国等地。1926年在巴黎被一名无政府主义者刺杀身亡。
[4] 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弗兰格尔（Пётр Николаевич Врангель，1878年8月27日—1928年4月25日），苏俄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白匪军头目之一，曾是沙皇俄国的陆军中将，参加过日俄战争，十月革命后投靠白军，1920年初因与邓尼金不合，被排挤出白军，同年4月初在协约国支持下接任克里木白军总司令一职，当年年底，白军被彻底击溃后，弗兰格尔即逃窜国外。
[5] 季莫菲·彼得洛维奇·萨姆索诺夫（Тимофей Петрович Самсонов，1888年5月9日—1955年10月28日），出身于农民家庭。190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7年起是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积极参与革命活动。1907年被捕。1909年被判处5年徒刑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1914年再次被捕并被流放到符拉迪沃斯托克。1915年逃离流放地，先后流亡中国、日本、印度、阿尔及利亚、西班牙和英国。在英国期间担任港口装卸工，加入了利物浦运输工人工会，并发起成立英国水手工会。1917年被捕并被遣返回国。1917—1918年任车里雅宾斯克苏维埃主席。1919年加入契卡。1919—1920年任契卡总部秘密行动科主任。1923—1924年任白俄罗斯铁路副领导人。1924—1927年任苏联最高经济委员会报告与审计部部长。1927—1935年在联共（布）中央工作。1936—1938年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1938年被捕，但未定罪。1940年获释。1941—1942年任莫斯科骨科金属工厂厂长。1942—1944年任全苏联合书局副局长。1944—1945年任俄罗斯联邦文学出版总局政治编辑。1945—1949年任国家政治出版社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部主任。1949—1955年任国家政治出版社副社长。1955年8月退休，10月28日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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