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1905年6—7月） 3．什么是“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 “代表会议”的决议是专门论述“关于夺取政权和参加临时政府”问题的［注：读者把本书第400、403—404、407、431、433—434页上所引各段集中在一起，便可得到这个决议的全文。（这是作者为1907年版加的注释。见本卷第16、21、26、61、65页。——编者注）］。我们已经指出，问题的这种提法就包含着一种糊涂观念。一方面，问题提得很狭窄：只谈我们参加临时政府的问题，而不一般地谈党在对待临时革命政府方面的任务。另一方面，又把我们参加民主革命的一个阶段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问题混为一谈。其实，社会民主党“夺取政权”，如果按这几个字的直接的和通常的含义来说，正好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而决不可能是别的什么东西。如果把这几个字理解为不是为社会主义革命夺取政权，而是为民主革命夺取政权，那么，不仅谈参加临时革命政府，而且还一般地谈“夺取政权”，这有什么意思呢？显然，我们的“代表会议派”自己还不大清楚他们究竟应当说什么：是要说民主革命，还是要说社会主义革命。谁留心过有关这个问题的著作，他就会知道，这种糊涂观念是马尔丁诺夫同志在他那本有名的《两种专政》中开始提出来的，新火星派不乐意提起这一典型的尾巴主义著作中所提供的（早在1月9日事件[13]以前）这种问题的提法，但是这一著作对代表会议的思想影响是无可怀疑的。 不过我们暂且不谈这个决议的标题。这个决议的内容，暴露了更深刻得多、更严重得多的错误。下面是这个决议的第一部分： “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可能表现为来自胜利的人民起义的临时政府的成立，也可能表现为某个代表机关在人民的直接的革命压力下决定召开全民立宪会议的革命倡议。”
总之，他们是说，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既可能是胜利的起义，又可能是……代表机关决定召开立宪会议！这是什么意思呢？这该怎么来理解呢？彻底胜利可能表现为“决定”召开立宪会议？？而且这样的“胜利”又和“来自胜利的人民起义的”临时政府的成立相提并论！！代表会议竟没有觉察到，胜利的人民起义和临时政府的成立是表示革命在事实上胜利，而“决定”召开立宪会议是表示革命仅仅在口头上胜利。孟什维克新火星派的代表会议恰好犯了自由派即解放派经常犯的错误。解放派空谈“立宪”会议，羞答答地闭着眼睛不看力量和政权仍然在沙皇手中的事实，忘记了要“立”就需要有力量来立的道理。代表会议也忘记了，从任何代表的“决定”到这个决定的实现都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代表会议也忘记了，当政权还在沙皇手中的时候，任何代表的任何决定，都会和德国1848年革命史上有名的法兰克福议会[14]的“决定”一样，成为无聊而可怜的空话。革命无产阶级的代表马克思曾在他主编的《新莱茵报》[15]上，非常尖刻地讥笑了法兰克福的自由主义“解放派”，因为他们说了许多漂亮话，通过了各种各样的民主的“决定”，“立了”各种各样的自由，而事实上却让政权留在国王手中，并没有组织武装斗争去反对掌握在国王手中的武装力量。当法兰克福的解放派还在那里空谈时，国王却抓住了时机，加强了自己的武装力量，于是反革命便依靠实际的力量，把民主派连同他们的一切美妙的“决定”打得落花流水了。 代表会议把正好缺少胜利的决定性条件的局面拿来和彻底胜利等量齐观。承认我们党的共和纲领的社会民主党人怎么能犯这样的错误呢？要了解这一奇怪现象，就必须看看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党内分裂出去的部分的决议［注：现在把这个决议的全文引述如下，“代表大会指出，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从和‘经济主义’作斗争时起直到现在，还保存着一些在不同的程度上和不同的方面同经济主义有血缘关系的色彩，其特征就是一般趋向于降低觉悟成分在无产阶级斗争中的意义而使其服从于自发成分。在组织问题方面，这些色彩的体现者在理论上提出一个和党的按计划规定的工作不相适应的组织－过程原则，在实践上多半是推行一套和党的纪律相违背的办法，要不然就向党内觉悟最低的一部分人鼓吹不顾俄国现实生活的客观条件而广泛应用选举的原则，企图以此破坏目前唯一可能存在的党的联系的基础。在策略问题方面，他们力图缩小党的工作的规模，反对党对自由派资产阶级政党所采取的完全独立的策略，否认我们党可能和宜于担负起组织人民起义的使命，认为我们党无论在什么条件下都不应当参加临时民主革命政府。 代表大会责成全体党员在任何地方都进行坚决的思想斗争，反对这种局部离开革命社会民主党的原则的倾向，但是代表大会同时认为，在某种程度上附和这种观点的人，在下面这个必要的条件下，即在他们承认党代表大会和党章并且完全服从党的纪律的条件下，可以参加党的组织。”（这是作者为1907年版加的注释。——编者注）］。决议指出，我们党内还存在着“同‘经济主义’有血缘关系的”各种派别。我们的代表会议派（马尔丁诺夫对他们的思想领导确实没有白费）关于革命的论断，和“经济派”[16]关于政治斗争或八小时工作制的论断是一模一样的。“经济派”一开口就搬出“阶段论”：（1）为权利而斗争，（2）政治鼓动，（3）政治斗争；或是（1）十小时工作制，（2）九小时工作制，（3）八小时工作制。这个“策略－过程”引起的结果，是大家都十分了解的。现在，代表会议派建议我们把革命也预先好好地分成几个阶段：（1）沙皇召集代表机关，（2）这个代表机关在“人民”的压力下“决定”召开立宪会议，（3）……关于第三阶段，孟什维克还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他们忘记了：人民的革命压力将碰到沙皇制度的反革命压力，因而不是“决定”不能实现，便是问题又得由人民起义的胜利或失败来决定。代表会议的决议也和“经济派”的下面这种论断完全相同：工人的彻底胜利，可能表现为用革命手段实现八小时工作制，也可能表现为恩赐十小时工作制和“决定”过渡到九小时工作制……真是一模一样。 也许有人会反驳我们说，决议的制定者并没有想把起义的胜利和沙皇所召集的代表机关的“决定”等量齐观，而只是想预先规定党在前后两种场合下的策略。对此我们的回答是：（1）决议的原文是直截了当地和毫不含糊地把代表机关的决定叫作“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也许这是措辞疏忽的结果，也许可以根据记录来纠正它，可是在没有纠正以前，这种措辞只能包含一种思想，而且这种思想完全是解放派的。（2）决议的制定者所陷入的“解放派”的思维进程，在新火星派的其他著作中表现得更是鲜明无比。例如，在梯弗利斯委员会的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17]（用格鲁吉亚文出版；《火星报》第100号曾经称赞过它）上登载的《国民代表会议和我们的策略》一文，竟说什么“选择国民代表会议为我们的活动中心”（我们补充一句，关于召集国民代表会议，我们还连半点确切的消息都不知道！）这一“策略”，比武装起义和成立临时革命政府的“策略”，“对我们更有利”。下面我们还要回过头来谈这篇文章。（3）预先讨论党在革命胜利时和革命失败时、在起义成功时和起义不能发展成为重大力量时的策略，是一点也不应当反对的。也许沙皇政府能够召集一个代表会议来和自由派资产阶级做交易，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就预见到这一点，所以直截了当地说到“虚伪的政策”，“假民主”，“所谓国民代表会议之类的滑稽可笑的人民代表机关”［注：下面就是这个关于在革命前夕对政府策略的态度的决议的全文： “鉴于：在当前的革命时期，政府为了保存自己，一面加强通常的、主要是用来对付无产阶级觉悟分子的镇压手段，同时又（1）企图用让步和进行改良的诺言从政治上腐蚀工人阶级，从而引诱工人阶级离开革命斗争；（2）为着同一目的，给自己的虚伪的让步政策披上假民主的外衣，从邀请工人选派代表参加各种委员会和各种咨议会起，一直到成立所谓国民代表会议之类的滑稽可笑的人民代表机关；（3）组织所谓黑帮[18]，并煽动人民中一切反动的、不觉悟的或者被种族仇恨和宗教仇恨所迷惑的分子来反对革命； （这是作者为1907年版加的注释。——编者注）］。可是，问题在于这一点不是在关于临时革命政府的决议中说的，因为这和临时革命政府没有关系。如果发生上述情况，就会把起义和成立临时革命政府的问题推迟，就会使问题变样，等等。现在的问题并不在于可能发生各种情况：既可能胜利，也可能失败，既可能走直路，也可能走弯路，而在于社会民主党人决不可以搅乱工人对真正革命道路的认识，决不可以象解放派那样把缺少胜利的基本条件的局面叫作彻底胜利。也许我们连八小时工作制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得到，而只有经过漫长曲折的道路才能得到，但是，如果有人竟把无产阶级不能阻止拖延、耽搁、搞交易、叛变和反动这种软弱无力的表现叫作工人的胜利，那么你会怎样说这个人呢？也许俄国的革命将以“立宪流产”结束，如《前进报》［注：日内瓦《前进报》是我们党内布尔什维克部分的机关报，于1905年1月开始出版。从1月至5月，总共出版了18号。从5月起，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于5月在伦敦举行；孟什维克没有参加，他们在日内瓦举行了自己的“代表会议”）的决定，《前进报》停刊，开始出版《无产者报》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中央机关报。（这是作者为1907年版加的注释。——编者注）］有一次说过的那样，但是，这难道可以为那些在决战前夜把这种流产叫作“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的社会民主党人辩护吗？也许在最坏的情况下，我们不仅争取不到共和制，就连宪法也将是一个虚幻的“希波夫式的”宪法[19]，但是，难道这就可以原谅社会民主党人抹杀我们的共和制口号吗？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责成一切党组织： （一）揭露政府让步的反动目的，同时在宣传和鼓动工作中，一方面要着重说明这些让步是出于不得已，另一方面又要着重说明专制政府绝对不可能实行可以满足无产阶级需要的改良； （二）利用竞选鼓动向工人解释政府的这类措施的真实意义，并说明对无产阶级来说必须用革命的方法按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制召集立宪会议； （三）组织无产阶级立刻用革命的方法实现八小时工作制以及工人阶级的其他迫切要求； （四）组织武装抵抗来反击黑帮以及一切由政府领导的反动分子的进攻。” 当然，新火星派还没有走到抹杀这个口号的地步。但是他们的革命精神已经丧失到什么程度，毫无生气的说教已经把他们和当前的战斗任务隔离到什么程度，这从他们在自己的决议中恰巧忘记谈到共和制这一点看得特别清楚！这是难以置信的，然而这是事实。社会民主党的一切口号都在代表会议的各种决议中得到承认、重申、解释和详细说明，甚至由工人按企业选举工长和代表的事情也没有忘记，只是没有在关于临时革命政府的决议中提及共和制。说到人民起义的“胜利”，说到临时政府的成立，而不指出这些“步骤”和行动同争取共和制的关系，这就是说，他们制定决议并不是为了要领导无产阶级的斗争，而是为了跟在无产阶级运动的后面蹒跚而行。 总起来说，决议的第一部分：（1）完全没有从争取共和制和保证召集真正全民的和真正立宪的会议方面阐明临时革命政府的意义；（2）把正好还缺少真正胜利的基本条件的局面拿来和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等量齐观，这就直接搅乱了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意识。 注释： [13] 与俄国保安机关有联系的格·阿·加邦神父怀着挑衅的目的，建议工人于1905年1月9日列队前往冬宫向沙皇呈递请愿书。在请愿那天，沙皇命令军队对手无寸铁的工人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开枪，结果有1000多人被打死，2000多人受伤。沙皇的暴行引起了工人的极大愤怒，当天彼得堡街头就出现了街垒，工人同军警发生了武装冲突。1月9日成了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的起点。———15。 [14] 法兰克福议会是德国1848年三月革命以后召开的全德国民议会，1848年5月18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正式开幕。法兰克福议会的选举由各邦自行办理，代表中资产阶级的自由派占多数。由于自由派的怯懦和动摇以及小资产阶级左派的不坚定和不彻底，法兰克福议会不敢夺取国家最高权力，也没有能建立人民武装来粉碎反革命，以克服德国的分崩离析状态。法兰克福议会从一开始就宣布制定全德宪法为其唯一重要任务。在制宪过程中，代表们竞相发表演说，无休止地空谈和争辩。直至1849年3月27日，议会才通过了帝国宪法，而这时反动势力已在奥地利和普鲁士得胜。法兰克福议会制定的宪法尽管很保守，但毕竟主张德国统一，有些自由主义气味，因此普鲁士、奥地利、巴伐利亚等邦纷纷宣布予以拒绝，并从议会召回自己的代表。留在议会里的小资产阶级左派不敢领导已经兴起的人民群众保卫宪法的斗争，于1849年5月30日把法兰克福议会迁至持中立立场的符腾堡的斯图加特。6月18日，法兰克福议会被符腾堡军队解散。——16。 [15] 《新莱茵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是德国和欧洲革命民主派中无产阶级一翼的日报，1848年6月1日—1849年5月19日在科隆出版。马克思任该报的主编，编辑部成员恩格斯、恩·德朗克、斐·沃尔弗、威·沃尔弗、格·维尔特、斐·弗莱里格拉特等都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该报揭露反动的封建君主派和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主张彻底解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和用民主共和国的形式统一德国，是当时指导群众革命行动的中心。该报创刊不久，就遭到反动报纸的围攻和政府的迫害，1848年9—10月间一度被查封。1849年5月，普鲁士政府借口马克思没有普鲁士国籍而把他驱逐出境，并对其他编辑进行迫害，该报因此被迫停刊。 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在《新莱茵报》上的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6卷。——16。 [16] 经济派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别，经济主义的拥护者。经济派的代表人物是康·米·塔赫塔廖夫、谢·尼·普罗柯波维奇、叶·德·库斯柯娃、波·尼·克里切夫斯基、亚·萨·皮凯尔（亚·马尔丁诺夫）、弗·彼·马赫诺韦茨（阿基莫夫）等。经济派主张工人阶级只进行争取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等等的经济斗争，认为政治斗争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事情。他们否认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否定向工人运动灌输社会主义意识的必要性，维护分散的和手工业的小组活动方式，反对建立集中的工人阶级政党，经济主义有诱使工人阶级离开革命道路而沦为资产阶级政治附庸的危险。 列宁对经济派进行了始终不渝的斗争。他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144—156页）中尖锐地批判了经济派的纲领。列宁的《火星报》在同经济主义的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列宁的《怎么办？》一书（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1—183页）从思想上彻底地粉碎了经济主义。——17。 [17] 《社会民主党人报》是格鲁吉亚孟什维克的报纸，1905年4月7日（20日）—11月13日（26日）在梯弗利斯用格鲁吉亚文出版，共出了6号。该报创刊号是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梯弗利斯委员会机关报出版的，后来该报自称为“高加索社会民主工人组织机关报”。该报由格鲁吉亚孟什维克首领诺·尼·饶尔丹尼亚领导。该报创刊号上刊登的《国民代表会议和我们的策略》一文是饶尔丹尼亚写的。——18。 [18] 黑帮是指1905—1907年沙皇俄国警察当局和一些君主派团体为镇压革命运动、杀害进步人士和制造反犹太人暴行而建立的武装暴徒组织。黑帮队伍的主要来源是小资产阶级的反动阶层、店铺老板、无业游民以及刑事犯罪分子等等。为了同黑帮作斗争，革命工人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组织了战斗队、自卫队等。 在1905—1917年间，黑帮一词也泛指沙皇俄国反动的君主派团体如俄罗斯人民同盟、米迦勒天使长同盟以及极右的党派和组织。——19。 [19] “希波夫式的”宪法是指温和自由派分子、地方自治人士右翼领袖德·尼·希波夫制定的国家制度方案。希波夫力图既限制革命规模，又从沙皇政府方面取得某些有利于地方自治机关的让步，因而建议建立附属于沙皇的咨议性代表机关。温和自由派想通过这笔交易蒙骗人民群众，保存君主制度，并使自己获得某些政治权利。——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