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郑超麟 -> 回龙坞待访录（1982）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的危机
现在不仅没有革命局势，而且革命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本身陷于危机之中。
如何看待这个危机？
这里，危机二字不加引号，即不断言：马克思主义今日并未发生危机，所谓“危机”不过是一般人的误解或曲解而已。不，在某种意义之下，今日确实发生了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其表现立于出现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我们有“西方马克思主义”，有“东欧马克思主义”，有资本主义国家大学讲坛上的“马克思主义”，有自命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等等；更致命的表现还在于马克思主义一般不“吃香”了，被人视为“过时”的了，不被看做未来革命的理论基础了。我们的任务不在于否认马克思主义会发生危机，而在于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去说明当前这个危机是怎样发生的，去纠正一般人对于危机的看法，去解决这个危机，以此奠定未来世界革命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经过几代人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又经过某些人的简单化和教条化，这个体系曾被奉为“神圣的”；放诸四海而皆准的。这是难怪的，人类历史上形成了不少的理论体系，用以指导人类行为的，今天还有几个保存下来。例如，犹太教的摩西《十诫》，基督教的《四福音书》，伊斯兰教的《可兰经》，中国的儒家经典，等等。这些本来都是说明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规律，指导人类行为的；本来都是在人类社会某个领域和某个发展阶段自然形成而由某个或某些“先知者”总结提出的。但为了要众人遵守，“先知者”或其后人不得不给这些理论体系蒙上神秘的色彩，如果不是凡人提出的，而是神或神化的人向凡人宣布，需求凡人严格遵守的。中国的儒家经典在那些理论体系中，比较特别，即比较缺少神秘的那份，不假借神的权威，而明白表示是一个叫孔丘的人提出来的。但这也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历史上有个时期，儒家经典也曾被说成是上天所赐，孔丘也曾被尊为“素王”，在鲁国端门受命。后代放弃了西汉的今文学家这一套鬼话，但一般人还是把孔丘尊为“圣人”，即与凡人不同，他的说教仍含有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意思，虽然与宗教的教条有所不同。
所以一般人把马克思主义奉为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体系，认为不会错误，不会发生错误，并无足怪。一般人把马克思主义奉为《十诫》，《四福音书》，《可兰经》，儒家经典，以宗教徒精神对待马克思主义，一看见现实的发展并不符合于马克思主义的预见，于是去弥补缺陷，不惜曲解历史，以维持马克思主义的权威，到无法弥补，不能维持时。就高呼马克思主义发生危机，而抛弃马克思主义了。在此意义之下，难怪要叫喊“马克思主义危机”了。
对于马克思主义不加分析而采取这种迷信的立场，本身就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的。其实，马克思本人早已警告别人，切勿对他的学说采取迷信的立场。姑不说他的“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名言，只说他对于理论体系的看法。他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再版后记中说明他的经济学批评的体系是怎样来的，他说：
当然，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完全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象是先验的结构了。
这里，马克思明白说，他的学说（他的经济学批评的体系）并非“先验的”，即不是原来就有的，更不是上帝启示的，而是他充分占有了当时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已有材料，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了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然后明了了资本主义的现实运动，而适当地把这个现实运动叙述出来。看来好象是一种“先验的结构”，而其实是辛辛苦苦搜集材料、分析材料，作出结论的产物。产物本身依赖于材料充分与否，分析正确与否。如果有新的材料出现，分析方法也有新的发展，则叙述出来的结果就会不同的。
这里，马克思说的虽是《资本论》的体系，但也适用于整个马克思主义体系，整个马克思主义也是先充分占有历史发展的材料，分析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发展及其内在联系，然后概括而成的。他的经济学批评，他的法学的阶级和政党斗争分析，他的以改变世界为目的的唯物论哲学，都不是“先验的结构”，都是占有和分析充分的材料而形成的。材料增加了，分析进步了，结果就会不同。经过历史考验之后，发现某些结论需要修改，这有什么奇怪呢？这是危机么？是危机。但因此抛弃整个马克思主义，那就无异于把浴盆里的小孩子连同脏水一起倒掉。一个理论体系，如马克思所说明的，并非“先验的结构”，更非西奈山的石碑，不会不发生危机的。但象马克思主义这样的理论体系，其本身就蕴含着克服危机的因素。历史唯物论还没有发生危机。以经济为基础说明上面诸种建筑物，政治，法律。教育，文化，等等的发展，而又承认这些建筑物能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以此解释历史，在枝节上可能错误，基本上是不错误的。我们至今未见基本错误的实例。这就是说，历史唯物论至今尚未发生危机，解决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今天仍旧需要依靠历史唯物论即依靠马克思主义本身，在此意义下说来，马克思主义并未发生危机，或者说目前的危机是表面的、枝节的。
理论体系是有层次的
我们说，历史唯物论至今未见错误的案例。这话并不是说历史唯物论是绝对的永恒的真理。正是历史唯物论告诉我们：没有什么绝对的永恒的真理。但对于我们所处的这一段历史插曲（即从原始的无阶级的社会变为阶级的社会再发展为未来的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来说，历史唯物论是真理。其中的基本规律，在往后的历史发展中，可以阐述得更加完善，更加确切，却不会改变或重大修正。至于应用历史唯物论去研究各种社会的问题，由此总结出的规律，作出的决策，等等，则往往是有错误的。原则和它的应用本是两回事，可以分开的。一般人往往混为一谈，说起某一理论体系，总是把其中的原则和此原则的具体运用，混合在一起，分不出轻重，以致发现了应用的错误，便完全否定其所根据的原则；或者反过来，发现了原则的错误便完全否定其应用所得正确的结论，这都是不知道理论体系是包含许多不同层次的，不仅历史科学方面如此，自然科学上的理论体系也是这样。
试举气象学为例，一个地方，一年四季气候的变化，温度的升降，生态的协调，等等，已经总结了规律，形成了理论体系，体系在应用中得到了验证和纠正，不断完善下去。这门学问的基本规律就是：地球上某一地方的气候变化就是受地球在其绕日轨道上所处位置所决定的。例如，知道了现在地球正处于“金半官”，我们在上海过的是深秋的气候，不久就要进入冬季了。如果只需知道上海春夏秋冬的变化，那么这一条规律就够用了。但若我仍需知道“今天天气”，则需结合其它的规律，风向，云层，海流，等等。那就交集了，难于预测了。往往盛夏降雪，而严冬挥汗如雨。我们至少应当分为二个层次，地球在绕日轨道上所处地位的变化规律是一个层次；风向，云层，海流，等等的变化规律又是一个层次。我们不能根据“今日天气”不合于地球在其绕日轨道上所处位置的规律而否定这个规律。其实，当地的风向，云层，海流，等等的变化，归根到底也是受地球在其绕日轨道上所处位置所决定的，不过这个层次的规律很复杂而已，为了预测“今天天气”，这第二层次的规律是很重要的，甚至比第一层次的规律更重要。但若要预测天气变化的大趋势，则懂得第一层次的大规律也就够了。例如，知道地球现时处在“金半官”，则可以知道未来几个月里，疑冰降雪的天气，不是挥汗如雨的天气。
我们这里所要预测的，不是“今日天气”，而是我们现在处于什么“季节”，趋于什么“季节”。这一问题解决之后，我们才能决定如何应付未来的有关季节的日常生活——但若我们的目的只在于预测“今日天气”，那又当别论。那时更重要的是知道本地的风向，云层，海流，等等的材料。对于种植业，航运业，牧业，渔业等来说，这些材料是比天文学的材料，更加重要的，虽然没有忘记冷暖，阴晴，风雨，干湿等毕竟是受地球在其绕日轨道上所处的位置所决定的。
主观和客观，个人和社会
在历史发展上，我们现在要预测的首先也非“今日天气”，而是当前属于什么“季节”，趋于什么“季节”。如果这一点已经定了，那时我们就可以专心一志去预测“今日天气”，由此确定今日的任务。可惜，解决今日任务的前提，今日还不存在，或者说还在意见分歧中，必须首先对于人类历史发展到了什么阶段的问题求出大体一致的见解。
这话并不是说，当前的斗争任务并不重要，在革命的局势下有斗争的任务，在非革命的局势下也有斗争的任务。但当前的斗争任务属于策略性的，而现在需要定出战略性的方向。战略支配策略，我在这里无法提出策略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是瞬息万变的，如果没有一个战略的方向，讨论这类问题没有用处。
这里，我还需提出一个原则问题来讨论，即主观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历史是人做的，不错。人的主观作用，政党的政治路线，政党领袖的个性，都能影响历史事实，这是不容否认的。这也是历史唯物论一个教导，但历史唯物论另有一个教导，即强调历史过程也是自然过程的一部分。无论人的主观作用，政党的政治路线和领袖的个性对于历史进程发生何等影响，都不能改变历史过程之为自然过程的性质。这个问题过去议论得很多，人家引用了不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言论，但很少人征引马克思如下的一段话：
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的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资本论》第一版序）
这是马克思成熟期，写了《资本论》以后说的话。历史唯物论之所以为唯物论，正在这里。人是各种关系的产物，而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工人以其斗争迫得资本家政府让步，颁布劳动立法，缩短工作时间，这一切，马克思也是当作自然历史过程写进《资本论》去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及其意志就是这种自然过程的产物。不是人创造了社会关系，而是社会关系创造了人。马克思这里虽然是联系着《资本论》而说的，但他说的人（个人）决不限于经济关系上的人，而是泛指人的一般的活动。我们只能在这个意义下去，谈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对这个问题还是恩格斯说得好：
恰巧拿破仑这个科西嘉岛人做了被战争弄得精疲力尽的法兰西共和国的军事独裁者，——这是个偶然的现象。但若不曾有拿破仑这个人，那么他的脚色是会由另一个人来扮演的。这点可以由下面的事实来证明，即每当需要这样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凯撒，奥古斯都，克林威尔，等等。（致博尔吉乌斯信）
恩格斯这里说的“个人”，不仅指一个大运动的领袖，也适用于大运动本身。
但在历史上，个人并非完全没有作用的。不是科西嘉人拿破仑，而是当时另一个人出来做法兰西共和国的军事独裁者，则法国十九世纪的历史就须另外写过，但肃清了封建障碍物的法国要大力发展资本主义，侵略殖民地，同英国和德国在海上和陆地进行竞争，则是不会改变的。
如果以论的，是某一个历史事件，某一场政治斗争，则强调“自然历史过程”的马克思也未忘记个人的作用的因素，最明显的，是他写的《从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那里，他写了几个党派之间的政治斗争，写了若干个人的政治活动及其性格和经历在其中发生的作用。但仔细分析起来，他把法国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二年的革命仍是当作“自然历史过程”来写的。几个党派的活动仍是受其所代表的阶级地位的支配，而若干个人又是受各自党派利益所驱策，而政变主角路易·波拿巴最后获得胜利，并非由于他个人有什么了不起的本事，而是由于当时的阶级斗争造成了一种特殊的政治局势，几个政党相持不下，不得不让这样一个平庸的人出来收拾残局。如此说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仍是符合于他所强调的“自然历史过程”的学说的。
个人和党派的作用，足以影响历史过程的枝节，但不能改变历史的根本方向。
“历史更狡猾”
列宁曾经用这样的话说明这个道理：
一般历史，特别是革命的历史，总是以最优秀的政党，最先进阶级的最觉悟的先锋队所想象的更富有内容，更多种多样，更生动活泼，“更狡猾”，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最优秀的先锋队也只能表现几万人的意识，意志，热情和想象来实现的。（《左派幼稚病》）
历史比人“更狡猾”，比最先进的阶级的最有觉悟的最优秀的先锋队及其领导人都“更狡猾”，这也就是说：“自然历史过程”比在其中活动的人都“更狡猾”。历史是人做的，千百万人的活动也就是“自然历史过程”。千百万的人中，最先进的阶级的最有觉悟的最优秀的先锋队及其领导人，能够认识历史的基本发展规律，却不能完全掌握着这些规律实现时的种种复杂的情况。以致历史发展往往出于最优秀的领导人的意料之外。这在历史唯物论者看来，是不奇怪的。
自从发现了历史唯物论以来，革命导师分析当前局势，作了估计，定出对策，以之准备和领导革命，由此获得成功的固然不少，但估计错误，由此导致失败的，也是不少。认识历史规律，是一回事；掌握各种具体情况以致实现历史规律，又是一回事。因为具体情况是变化多端的，难得完全掌握的，由此估计失误，导致失败，并无足怪。
这里，我不想分析革命导师估计正确而导致革命胜利的历史事件，因为这是人家常说的；我只需分析他们的估计错误。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错误
恩格斯晚年承认他和马克思对于一八四八年革命估计的错误。
恩格斯一八九五年把马克思在《新莱茵报·评论》上发表的四篇文章，以《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〇年法国阶级斗争》为书名印成单行本，并作了一篇导言，其中他说：当法国爆发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时，他仍对此革命的性质和进程的观念，“带着回忆一七八九年至一八三〇年榜样的浓厚色彩”！“在当时的情形下，我仍不可能有丝毫怀疑：伟大的决战已经开始、”现在，一八九五年，他回忆这段历史时，就说：“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做的还要更多：它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误，并且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说明了这一点：这个经济革命自一八四八年起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在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以及最近在俄国，初次确立了大工业，并且把德国变成了真正的第一流的工业国，——这一切都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生的，因此这个基础在一八四八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他由此觉悟到：“在一八四八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
恩格斯这篇导言当时就引起了争论，以后也很少人引用它；我们只能在中文《马恩全集》第二十二卷中找到它，而中文《马恩选集》选了马克思的《法国阶级斗争》全书，却摒弃了恩格斯这篇导言。其实，对于今天说来，这篇导言却是高于教训的。
列宁和托洛茨基正是“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他们以为这“一击”夺得了俄国的政权，就可以引起西欧各国的连锁反应。西欧革命没有起来，他们归咎于主观的原因，而没有想到客观上资本主义尚有“扩展能力”。
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错误，列宁也曾谈到。他在《左尔格书信集俄文译本序》一文中说：“是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估计革命时期很快到来这一点上，在希望革命（例如，一八四八年德国革命）获得胜利这一点上，在相信德意志共和国很快成立这一点上，……有很多错误，而且常常犯错误。他们一八七一年也犯了错误。他们当时一心一意想‘把法国南部发动起来’。……但是一直在努力提高，并且已经提高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水平，使他们超出日常细小的任务范围的二个伟大的革命思想家所犯的这种错误，同大叫大嚷，信口开河，要说革命是无谓忙碌，革命斗争徒劳无功，反革命的立宪幻想妙不可言的那些官场自由派的拙劣的智慧比较起来，要高尚千倍，伟大千倍，在历史上宝贵千倍，正确千倍。”列宁这段话的意思是说：马克思和恩格斯估计当时革命局势所犯的错误是革命家的错误，是渴望战斗，过于乐观的人所犯的错误，同那些反对革命，迷信立宪的人是不可相提并论的。
列宁的错误
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估计必将有革命发生，一九一七年二月俄国发生革命后他又估计这次革命必将发展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而获得胜利。列宁并不墨守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资本主义所得的现成结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资本主义已经发展了一个新的阶段，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世时不同了，因之他们生前研究所获得的结论已有的多不能适用了。列宁写出了《帝国主义论》，根据他的新结论制定了革命的战略和策略，终于推翻了俄国的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政权，而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姑不算巴黎公社）。在这一方面说来，列宁对于当时世界局势的估计是正确的。
但在另一方面说来，列宁的估计也犯了错误。列宁当时估计世界已经成熟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了，俄国革命不过是这场世界革命的首先爆发点而已，俄国革命成功，世界各国，至少西欧更前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必会响应而夺取政权的。《国家与革命》说：“整个这次革命只能以为是帝国主义战争引起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的链条中的一个环节。”这个估计并未实现。俄国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之后，只有德国，匈牙利，保加利亚等处无产阶级曾给予响应，但不久都失败了；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虽有酝酿，却未发展到争夺政权的程度。当时，革命的宣传都归咎于社会民主党及其他工人运动者的背叛，现在经过了半个多世纪。我们就应当承认；在十月革命前后，列宁对于十月革命为世界革命爆发点的估计是错误的。当时世界尚未成熟到足以实行世界性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
对着一个孤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列宁还是期待它可以支持到第二次世界革命浪潮起来解除它的孤立地位。
按列宁至死都没有一国能建成社会主义的思想。早在一九一八年，列宁就说：“我们的困难在于：我们全要靠俄国无产阶级的努力来完成一切，要把机油的局势保持到我们的同盟者——世界各国的国际无产阶级——变得十分壮大的时候，我们日益感觉到别的出路是没有的。”（《在劳动人民委员代表大会上的演说》）迟至一九二三年，他在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中还说：“现在我们面前有这样一个问题：在我国这种小农和最小农生产的情况下，在我国这种经济破坏的情况下，我们能不能支持到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到社会主义的那一天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他自己回答道：“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这一点：俄国，印度，中国，等等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正是这大多数的人口最近几年来也迅速地卷入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中，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来，世界斗争的最后解决将会如何是不能丝毫怀疑的。”（同上）由此可见，列宁并没有先在俄国建成社会主义，然后等待世界革命成功的思想，他只有坚守待援的思想，即努力支持到世界其他国家起来革命的思想。
托洛茨基的错误
托洛茨基也同列宁一样把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看作世界革命的爆发点。其实当时所有的革命领导人都是这样看的。
托洛茨基未曾说俄国能够支持到第二次世界革命浪潮起来援助的时候，但既然第二次世界革命尚未起来，十月革命后建立的国家只好努力支持下去，等待世界革命来援助了。史大林反对托洛茨基时，曾替托洛茨基作出一个结论，即说：“那么，既然西方还没有胜利，俄国革命也就只能二者取其一：或者连根腐烂，或者蜕化为资产阶级国家。”（《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我不知道托洛茨基对于史大林替他作的结论是否表示同意，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已经证明了：俄国革命既连根腐烂，又蜕化为资产阶级（干部阶级）国家了。
托洛茨基至死都不肯承认这个历史的事实，他仍旧把当时的苏联看作“工人国家”，不过生了官僚主义的肿瘤而已，只需割弃这个肿瘤，肌体就会康复的。托洛茨基显然不同意史达林替他作的那个结论，他认为，一直到三十年代时期，俄国革命既未连根腐烂，亦未蜕化为资产阶级国家。
托洛茨基至死还坚持当时统治苏联的只是官僚阶层，即无产阶级中一个阶层，固然是蜕化了的，但并非一个新的统治阶级。历史否定了托洛茨基当时的判断。历史证明：所谓“官僚阶层”，其实是一个新的剥削阶级，集体地占有生产资料，集体地剥削和统治工人和农民，即一切生产者。这个新阶级是与传统意义下的资产阶级有一些不同的，其实也是一种资产阶级，更有特性的资产阶级。
托洛茨基坚持“阶层论”，反对“阶级论”，也是出于他对当时世界局势的错误估计。他也偏向于乐观。偏向于积极的革命的斗争，即使陷于十分危险的局势仍旧希望有挽回狂澜的可能。这个错误正是列宁说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错误。
他反对“阶级论”，又同当时已经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有关。大战爆发时，苏联虽未参加，但迟早要卷入其中的。他坚决主张保卫苏联，统治苏联的所谓“官僚”，即使是无产阶级的一个“阶层”，他也主张用革命的武力推翻他们，但苏联本身还是要保卫的，因为他认为苏联仍旧保存着十月革命的遗产（废除私产制和工人国家）；又因为他深信有第一次世界革命的残存物作为依托是便利得多的。
一九三九年九月，他在墨西哥托派刊物《关键》上发表了《苏联在战争中》一文（十一月从《新国际》转载）。他发表了如下的意见：“对苏联社会性质问题，与我们持不同观点的同志，如果在政治任务问题上和我们是一致的，那么与这些同志决裂将是十分愚蠢的事。”所谓“政治任务”，就是说：“通过工人起义来推翻官僚政权”。
在同一篇《苏联在战争中》的文章内，他又发表了如下的议论：
他承认无产阶级一连串失败的事实：不能阻止墨索里尼，希特勒。佛郎哥取得政权，受人民阵线的欺骗，放任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等等。为什么会失败呢？是无产阶级本身无能呢，还是领导人无能呢？如果是领导人无能，那就要撤换领导人，组织新党；如果是无产阶级本身无能，那就要怀疑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说：社会主义只能依靠无产阶级来建立。那时社会主义就成为乌托邦，而乌托邦和现实相斗争，乌托邦必然失败。史大林的胜利，就是现实战胜了乌托邦，就是历史的进步。
托洛茨基于是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当作最终的考验：如果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果并未在西方发生无产阶级革命，那么代替腐朽的资本主义而起的，就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一种官僚主义和极权主义的新的剥削制度，如果西方无产阶级夺得了政权，但不能保持政权，不得不把政权交给特权的官僚，如俄国无产阶级所做的，那就必需承认马克思主义寄托于无产阶级的希望落空了，那就应当对于史大林主义在俄国的崛起操用一种新的看法。
以上是我总括托洛茨基长篇议论的大意。以下我们用托洛茨基自己的话，说明“新的看法”：
“我们那时候不能不承认史大林主义并非扎根于俄国的落后和帝国主义的包围，而是扎根于无产阶级的本性，即无产阶级无力成为统治阶级；到那时就必须改变过去的看法，而承认……现时的苏联乃是一种世界性的新的剥削制度的前驱。……这个前途不管如何使人懊丧，但若世界无产阶级确实表明了它没有能力完成它的历史使命，……那么我们也只好接受并承认：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之上的社会主义纲领原来是个乌托邦！”
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留下给我们的遗言。
如何看待这个遗言？
我们可以设想：这是表示托洛茨基坚定相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果，西方一定会发生无产阶级革命，而西方无产阶级夺得政权后，鉴于苏联的前例，决不会把政权交给官僚去行使的。他的种种结论都是一种不可能的假定。
但我们也可以设想：托洛茨基当时已经看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有可能不会引起西方无产阶级革命，或者革命成功，西方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但不能保持政权，结果仍是堕落为官僚政权。这就不能归咎于经济落后和帝国主义包围了，这就必须在无产阶级本身上找原因。
我们只能作这二种设想。无论那种设想，都说明了托洛茨基当时对世界局势估计的错误。
第二次世界大战必然引起无产阶级革命，——这不是托洛茨基一人或少数革命者的估计，这是大多数革命者，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的估计。马克思主义并非为了革命而希望发生战争，但战争，尤其世界大战，既然发生了，那就要希望坏事变为好事，即战争表明资本主义危机已到不可收拾的程度，非无产阶级出来管理世界不可。绝大多数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都是这样想的。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居然没有引起世界革命，即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这是完全不可理解的。但事实上是如此，不可理解也要去理解，而且只能依靠马克思主义去理解。
事实如此，我们必须承认事实，但不能由此作出马克思主义破产的结论。历史是“更狡猾”的，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托洛茨基都更狡猾。最聪明的头脑，使用最正确的革命理论，去分析世界局势和前途，有时犯了错误，但不能由此就归咎于革命理论本身的错误，我们今天还没有比历史唯物论更正确的理论。
共产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
马克思应用历史唯物论去研究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研究结果又丰富了并改善了历史唯物论，资本主义是发展的，至今仍在发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历史唯物论的不变规律。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政治，文化，思想，等等，有其一定的解决办法；到了二十世纪初期，这些解决办法就不能完全适用了，因为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垄断资本主义。列宁面对着当时的种种上层建筑的问题，首先去研究当时的经济基础。他写出了《帝国主义论》。他对于战争问题，革命问题，民族问题，民主问题，以及思想问题，作出了不尽符合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结论，以此领导了胜利的俄国革命。但他对于当时客观局势的估计仍有错误，他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而历史证明资本主义还要发展下去，资本主义已经超出帝国主义的阶段了。二十世纪初期距《资本论》成书不过半个世纪，资本主义已经换了一种面目；二十世纪末期，距《帝国主义论》成书更在半个世纪以上，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其面目的变化当更甚于从《资本论》到《帝国主义论》之间的变化，可是我们还没有一本权威的著作总结这个变化，在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下出现的形形色色的理论，如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东欧马克思主义”，以及当权的史大林主义及其变种，一般对于上层建筑提出种种不同的意见，而对于经济基础则很少（不是没有）提出新的议论，史大林主义及其变种一般的认为我们今天还处于列宁所分析的“帝国主义”时期，不过出现了“社会主义国家”，与垄断的资本主义国家相竞争而已。他们把所谓“政治经济学”分为“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经济学就是研究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科学。社会主义哪有什么“经济学”！难怪存在了几十年的所谓“社会主义部分的政治经济学”时常改写，甚至可以宣布全部作废而全部写过！至于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则据一位评论家所说，根本不研究经济基础，只限于上层建筑的顶尖，即哲学和文艺。
唯有“在舞台以外”，秘密发展的一股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潮流才注意研究经济基础的变化，以此去说明上层建筑的种种问题。当然，研究的结果还是可以讨论的，但重视经济基础的研究，以此作为解决政治，经济，文化等问题的根据，则是完全正确的，符合于历史唯物论的。
我只要指出这一点。至于进行当今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研究，则不是我的任务，我也担负不起这个任务。
我要做的只在于突出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批评中一个特殊的规律，即是：自由资本主义相互竞争的结果，一些资本家胜利了，一些资本家破产了，生产集中和联合愈来规模愈大，以此由自由资本主义发展为垄断资本主义，到了垄断资本主义以后，这个趋势并未停止，而是继续发展下去。资本主义企业，数目继续减少，规模继续扩大，终于使得垄断资本主义发展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即是少数几个垄断巨头同国家组织融合为一，以国家的名义经营和管理国家的生产。列宁生前已经看出并分析了这个趋势，但应当来说这个趋势发展得没有列宁当时所设想的那样迅速，他今天还在发展中，而且常常进两步，退一步。历史总是“更狡猾”的。
这个资本集中和联合的趋势，带来了资产阶级功能的变化：所有者资本家和管理者资本家的分化。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每个资本家都是自己管理自己的企业的。那个时候，企业规模不大，管理工作简单。企业规模较大，管理工作较复杂的企业。资本家可以聘用几个秘书或账房为助手，处理具体的事务，但重大的决策还是资本家自己做出的，大权还是操在资本家自己的手中。可是，进了垄断时代，股份公司，辛迪加，托拉斯，康拜因等组织发展起来，在这种大规模的生产底下，管理工作更复杂起来，成为一种学问，一门科学，或者可说一种艺术。资本家本人已不能胜任了，即使雇用秘书或账房也应付不了。于是需要专门的管理人员，他们不仅从事具体的工作，而且操有决策大权，不仅受命，而且能干。这些管理专家，起初自己也是资本家，也是股东，他们代表其他的股东行使管理权，而支领薪水（工资），其他股东则支领红利而已，即靠剪息票为生的。但渐渐地，管理者早已不限于股东了，非股东的当家比股东更高明，管理得更好，他们操持了决策大权，他们支领了高薪，过着资本家的生活，但在编制上仍是属于本公司的职责。
我们看见，垄断发展，资产阶级起初分化为所有者资产阶级和管理者资产阶级，以后就分化为剪息票的资产阶级和按制管理的雇用职员。到了这个时候，要废除私人生产，要实行计划经济，就不会遭遇很大障碍了，剪息票的资产阶级已经失去其社会功能，而成为多余人口了，资本主义发展到这种程度，仍旧是“国家资本主义”，但这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了。
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同本书第二章所说的“干部主义”已经相差不远了。二者尚有分别：一个是资本主义自然发展的结果，尚未最终废除私人生产，最终实行计划经济；一个则是经过了一次社会主义革命，进入过渡时期，而倒退回来恢复私人生产，恢复市场经济的。这种差别是细微的，形式上的，或名分上的。
以上是把历史发展当作“自然历史过程”来设想的，而且没有把发展中的矛盾，即阶级斗争设想进去。我是假定，作为资产阶级对立面的无产阶级在此发展中是无所作为的。但无产阶级决不会无所作为。马克思写《资本论》，把资本主义的发展当作“自然历史过程”来写，但书中也写了“劳动立法”，写了法律对于劳动日的限制，对于工厂卫生及其他劳动条件的规定，这些都是无产阶级反抗以至罢工所造成的效果。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争取改善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的努力，以及罢工，暴动，革命，也是“自然历史过程”，并不是什么“主观能动性”的作用。
所以，共产主义社会取代资本主义社会，是必然的，即有保证的；即使无产阶级无所作为，资本主义自然发展的结果也会走到共产主义。何况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不会无所作为，不会让资本主义发展到其逻辑的终点。
资本主义尚未完成其历史使命
马克思在《经济学批评》的序言中说了一段有名的话：
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消亡的。
今天，资本主义尚未消亡。经过十月革命一次“突然袭击”之后，好多人以为它受了致命伤，从此一蹶不振了，可是它恢复了元气，而且比受伤以前更有活力。好多人以为它能够复原，是出于打击者方面的主观错误，或出于什么人的“背叛”，可是经过半个世纪，它活得更好，而新的世界革命浪潮尚未起来，那就不能归咎于主观错误或“背叛”了。
那么半个多世纪长久的世界革命低潮是出于什么原因呢？我们应当从客观方面，从本质方面，去探求。
我们回头再读恩格斯晚年为马克思《法国阶级斗争》写的那篇导言。他在其中检讨了他和马克思以及别的人在一八四八年革命中的错误。他们当时以为“伟大的决战已经开始”，即以为无产阶级就可以在那一次革命中推翻资本主义而建立社会主义了。他晚年追究革命失败的原因，认为根本上是由于资本主义尚有“很大的扩展能力”。他拿革命失败后欧洲各国资本主义的繁荣昌盛的事实来证明。恩格斯这个论断是符合于马克思上引那段有名的教导的。
我们是否可以依照恩格斯这个论断来追究十月革命后失败的原因呢？
我们看见，资本主义受了十月革命的打击之后，不久就恢复创伤了。生产力一面发展，一面经历其固有的周期性危机。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二年的重大危机而且酿成第二次世界大战。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资本主义不仅恢复其创伤，而且比战争以前发展得更快。不管局部战争连续不断，生产力还是空前发展的。其中，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更是史无前例的。据说，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这二十年内科学技术的发明超过以前的二千年。科学技术的发明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应用于生产，以此促进生产力空前发展。资本主义不仅能够发展其固有的生产力，而且能够让科学技术空前发展，以此形成新的生产力。这是更可注意的。（注）[1]
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曾强调资本主义在这个“最后阶段”的腐朽性。他认为垄断必然引起停滞和腐朽；技术进步也是其他一切进步的原因，但既然有垄断价格，这个动因“就在相当程度上消失了”。列宁还举资本家购买技术发明权放置不用的事实为例，说明帝国主义时代是不利于科学技术发明的。可是，半个世纪以来，科学技术不仅没有停滞，而且空前发展了。
总之，十月革命后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发展，至少不逊于一八四八年革命在欧洲的发展。
我们现在看见资本主义社会有种种矛盾，有不断的局部战争，有不规则的危机，有浪费，有挫折，但总是向前发展的。我们还看不到发展的极限，看不到走下坡路。
此外，世界革命，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又是国际性的，即使不是各国同时爆发革命，至少也是在一个较短的时间之内爆发革命，而今天的世界又不以欧洲为限，美洲，澳洲，亚洲，北非洲的资本主义也须发展到足以成熟社会主义革命生产力的程度。
我们还不能说，资本主义“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已经“发挥出来”了。因此，我们不能希望用几次“突然袭击”来推翻资本主义这个社会形态。
资本主义总归要完成其历史使命的，这个社会形态总归要竭尽它的全部生产力的。这是必然的。“凡是现有的，都是应当消亡的”。
掘墓人的演变
恩格斯在上述的《导言》中说：一八四八年革命失败以后的工业革命才在欧洲“产生了真正的资产阶级和真正的大工业无产阶级”。那么在一八四八年革命以前以及参加一八四八年革命的，是什么样的“无产阶级”呢？恩格斯在《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一文中说，一八四七年底，“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大会通过和发表《共产党宣言》并喊出“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口号时，“一般说来，同盟的成员是工人，但他们都是地道的手工业者；即使在世界各大城市，剥削他们的也多半是小作坊师傅”，当时，除英国以外，只巴黎和某些大城市有一些现代化的工厂，此外都是工场手工业和行会手工业。这就可以说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革命思想在一八四八年革命中不能占据支配地位。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真正的大工业无产阶级”也产生和壮大了。这个无产阶级在一八七一年一度夺得了政权，表现了它的力量。无产阶级并未随着巴黎公社而消沉、“无产阶级最强有力的进展，是从公社和普法战争的时候开始的”。（恩格斯语）欧洲工人运动的重心从法国移到德国，在德国形成了强大的社会民主党，威胁着德国资产阶级的统治。这个重心以及又从德国移到俄国，俄国大城市的“真正的大工业无产阶级”最后发动了第一次世界革命，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这个无产阶级毕竟未能阻止墨索里尼，希特勒，佛郎哥取得政权，受人民阵线的欺骗，放任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而且不能保卫十月革命的果实吗？是的。现在，我们明白，那是因为资本主义尚未完成它的历史使命，资本主义还能向前发展，资产阶级本身改变了，更强大了。
无产阶级也应当随着资本主义改变而改变。事实上，无产阶级已经改变了。今天，至少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已经不是十月革命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无产阶级了。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长足发展，今天的工人，生活过得更好了，文化程度更高了，范围更扩大了；脑力劳动占据更重要的位置了。刽子手仍旧站在宴会厅大门外等待筵席散场，他手中的武器将随筵席的拖延而时时改进和更换的。
到了筵席散场，死人埋葬之后，进行革命的群众并不退回原位，而是同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所说的，真正实行和享受民主，即代替资本家和官吏“去监督生产和分配，统计劳动产品”。“统计和监督是把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调整好，使它能正确地进行工作所必需的主要条件”。列宁认为，这种统计和监督的工作，是“任何一个识字的人都能胜任的，只是算算加减乘除，发发有关字据的手续”。
列宁这话是对当时俄国工人说的，他们的文化程度很低。现在，不仅西方工人，而且俄国工人，文化都提高了，不止有能力“算算加减乘除，发发有关字据”，他们还能够胜任更高的工作，能够管理生产，能够任用和监督那些管理专家去实行更高级更复杂的管理。
总之，果子愈成熟，则采摘愈少费力气。
但这是以后革命再起而得成功的事。
一个革命家在革命失败和低潮时期的任务
在此以前怎么办？
我们试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如何对待这个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的党参加了一八四八年德国革命；革命失败以后，他们二人和他们的同志逃往国外，陆续逃到伦敦。于是党内发生了争吵。革命失败后，革命党总要争吵的。这几乎是一条规律。首先争论的是对于局势的估计：革命是失败了，还是偶然挫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伦敦冷静地估计当时局势，特别是经济方面的局势，以为革命已经失败了，短时间内不会再起。他们在一八五〇年五月出版的《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中写道：
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资产阶级关系的范围内一般可能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还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的生产形式这二个要素互相发生矛盾的时候，这个革命才有可能。
反对的一派别认为革命形势正在高涨。他们举出欧洲大陆上秩序党内各种派别正在互相斗争的事实为证，马克思和恩格斯回答他们说：
大陆的秩序党各派的代表目前所进行的无休止的争吵，是彼此为了使对方丢丑，而决不能导致新的革命。相反，这种争吵所以可能，只是因为社会关系的基础目前还十分巩固，并且——这是反动派不知道的——还十分资产阶级化。一切想阻止资产阶级发展的反动因素，都是象民主主义者们的一切义愤和一切热情的宣传一样，必然会在这个基础上碰得粉碎的。
这种对局势的估计，当时被党内（而且不止党内）好多人视为异端邪说。他们甚至于骂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叛徒”；党内的同志，如维立希和沙佩尔，也是这样骂他们。维立希甚至要同马克思决斗。这些人说：“没有革命局势，我们就去制造一个革命局势。”党内争吵得不可开交，马克思和恩格斯只好宣布解散他们的党——“共产主义者同盟”——了。反对的一派，沙佩尔和维立希，不承认这个解散；他们继续用“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名义活动了一个时候，最后也停止了活动。
十九年以后，各国工人运动发展起来，马克思和恩格斯便参加发起了国际的统一的工人阶级组织，——“国际工人协会”。一八七一年，“协会”参加了巴黎工人的起义。公社失败以后，“国际工人协会”内部也发生了争吵。争吵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马克思和恩格斯只好在海牙大会上宣布开除巴枯宁及其同伙，而将国际的总部都迁到美洲去，不久就解散了。
革命失败以后，革命党内部发生争吵，是规律；但争吵导致解散革命党本身，则不是规律。一九〇五年革命失败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发生争吵，而且分裂为几个派别，但社会民主工党本身并未宣布解散，——直至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之后，各派还在国内召开过党的会议。自然也可以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事实上是解散了，各派有自己的组织，有自己的刊物，有自己的领导机关，有自己的纲领，全党不过形式上没有解散而已。
十月革命掀起的世界革命浪潮，到了二十年代就失败了，在俄国境内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也是名存实亡，于是在布尔塞维克党内和共产国际内部发生了争吵和分裂，形式上没有宣布解散，但布尔塞维克党已经改变了性质，而共产国际早已死亡。
革命失败后，从事革命的人，解散了革命党也好，保留了党的形式也好，他的革命任务仍旧是不能放弃的。但任务的性质总有不同。在有革命局势之下，是一种任务；在无革命局势之下又是一种任务。前者在于发动和领导革命；后者则在于准备未来的革命，包含总结失败的教训，准备革命的理论在内。马克思和恩格斯处于生产力尚未发展到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矛盾的时候，认为自己的任务是研究和阐明这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便指导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如何去推翻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代之以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但同时他们也不放弃机会去组织革命的主体，各国工人，使之明了自己的使命，使之进行国际的团结。列宁于革命失败后的派别斗争中尽力保持一部分人的团结之外，还是把主要力量用在总结教训和理论方面的。托洛茨基，一面宣布第三国际已经死亡，而以第四国际团结世界革命力量之外，一面还是要发展革命理论以指导未来革命活动的。列宁和托洛茨基在保持革命组织，干预现实政治的同时去发展革命理论，固然不能说是理论脱离实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解散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以后到成立“国际”以前的活动，何尝可以说理论脱离实践呢？如果说那是理论脱离实践，那么在没有革命局势的情况下，一个时期理论脱离实践也是必要的，也是履行自己的革命任务。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
恩格斯在一八八五年写的《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一文中，说起他和马克思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期解散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以后三十年，德国革命形势的变化。他说：
那时（按指解散“同盟”之时），已理解到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少数人不得不秘密地聚集在一起，分成三个人到二十人悄悄地举行集会。现在（按指写此文之时），德国无产阶级不再需要正式公开的组织，无论是公开的或秘密的；思想一致的阶级同志间简单的自然联系，即使没有任何章程，委员会，决议以及诸如此类的具体形式，也足以震撼整个德意志帝国了。
读这段话时，不应当理解为恩格斯反对无产阶级的政党组织，和工会组织，主张“自然联系”就够了。事实上，他写此文时，德国已有强大的社会民主党的组织，而且在废除了“非常法”以后，这段话不过说，即使没有正式组织，理解到自己的历史使命的无产阶级也足以威胁德意志帝国而已。总之，我引用恩格斯这段话，并不存有不要无产阶级正式组织之意。
恩格斯又在一八九五年写的《马克思＜法国阶级斗争＞导言》一文中说明一八四八年革命失败时和他写此文时，无产阶级阶级觉悟的对比。他说：
在那个时候是各个宗派的许多模模糊糊的福音，其中每一派都有其万应灵丹，现在却是马克思的一个大家公认的透澈明了的理论，明确的规定了斗争的目标。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前段话说的无产阶级的“思想一致”，一方面固然是出于无产阶级自己的阶级觉悟，另一方面也是出于马克思自己的理论的启迪，而马克思的理论是各国社会民主党所宣传的。
恩格斯这二段话，在不否定无产阶级正式组织的作用之下，正是强调无产阶级广大群众阶级觉悟的重要性，强调革命理论对于革命运动的重要性。列宁的名言“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说的也就是这个意思。
无产阶级的解放，毕竟是无产阶级自己的事情。而无产阶级本身又是随资本主义不同阶段而有差别的，因之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也是随资本主义不同阶段而有差别。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危机，说到底，不过是适用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和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具体结论不适用于现今的资本主义新阶段罢了。
一八四八年革命失败后，有形形式式的革命理论，使人无所适从；以后马克思主义才以压倒多数的力量领导了工人运动和俄国革命。现在，我们也有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各自也有“万应灵丹”，可是都不能说明当前的革命问题，都不能领导将要起来的第二次世界革命浪潮。我们，有史大林主义，它是苏联的理论模式，它已经破产了。我们有“东欧马克思主义”，它们之中又有许多派别，大体上则是逃避阶级斗争和世界革命的问题，不谈经济和政治，而去钻研哲学问题。我们还有其他各种“马克思主义”，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危机之事实的表现。
资本主义发展到了新的阶段；阶级斗争也发展了，无产阶级本身也发展了、因之马克思主义也应当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学说，即历史唯物论，是不会改变的。生产力仍旧需支配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仍旧要由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所代替。
需要产生和发展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克服当今的危机，排斥形形色色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而以透澈明了的语言去分析资本主义新阶段的主要特性，并指示无产阶级应走的道路。
总之，世界需要真正的“革命理论”，以指导必然要兴起的世界的革命运动。
“你要认识你的时代！”
古代希腊有个神庙，庙门上刻着几个字：“你要认识你自己！”
我要稍微改变一下这句话，作为对于当前革命者的要求，即：“你要认识你的时代！”
人需要认识自己，如古人常说的，需要有“自知之明”，但要认识自己，首先就要认识你的时代。马克思说：个人是社会关系的产物。社会关系是发展的，你所处时代的生活关系，比以往的社会关系，同你这个个人更加密切。你更加是你的时代的产物。不认识你所处的时代，就不会认识你自己，而认识了你所处的时代，则不仅可以认识你自己，而且可以认识世界和人类的前途。
我们现在究竟处在什么时代呢？从大的方面说，我们现在处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走向共产主义生产方式的时代。为什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要为共产主义生产方式所代替呢？这一点；马克思已经告诉我们了；列宁还详细地补充了马克思的说明。所以我们仅仅知道这个大时代的性质，还是不够的。我们要更进一步知道今天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什么新的阶段，为马克思和列宁所未见的；这个新的阶段又有什么特性为马克思和列宁所未说明的；在这个新阶段新特性之下又应当采取什么新的斗争手段和革命方法，为历史所未见的。等等。我所说的新阶段，是包括资本主义和干部主义在内的。干部主义究竟是超越资本主义，还是属于资本主义，尚待历史决定。
我们的时代正等待着它的马克思和它的列宁。
我是一个屡战屡败的老兵，从失败的战场上幸存下来。古人说：“败军之将不可以言勇。”可是，败军之将毕竟可以从屡次失败中获得有益的教训，贡献于未来的战士。
这本小书不过写出了一得之愚而已。
1985,12.4
[1] 一九八一年年底，《人民日报》引日本《朝日新闻》如下一段话：“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所有历史性的科学技术发明百分之九十出现在近五十年间，而这些科学技术的发明者百分之九十又都还活在人世。这二个数字说明：二十世纪后期科学技术在异常迅速地发展，使得今天的社会日新月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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