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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的前途和我们当前的任务
张国焘
（1936年4月1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干部必读》第10期，1936年4月1日。
（一）
同志们：我们当前的任务是要创造西北抗日根据地，就是说我们要在四川、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宁夏、西康的几省中建立广大革命与抗日的根据地，这与中国革命是有着极其重大意义的。
当然，这一地区比之于湖北、江西较为落后，可是我们有着伟大的前途。因为中国革命有如下发展的可能：可以在比较落后的区域，敌人的统治比较薄弱而其冲突与矛盾特别厉害的地方首先得到胜利，使整个中国的土地革命和民族革命与弱小民族解放运动结合起来，使国内战争与民族革命战争结合起来，这样去取得中国革命最后胜利。
这一伟大的前途，鲜明的摆在我们面前，因此每一个党员必须相信，在落后的地区中建立政权来配合全国民族革命新高潮，可以使革命得到最后的胜利。每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该相信这一点，坚决为实现当前的战略方针而斗争。任何落后地区中不能建立苏维埃的倾向，任何落后地区不能战胜进步地区的见解，都是取消革命的观点，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所不能赞同的，也是我们每一个同志所必须坚决反对的。
当苏联十月革命胜利时，俄国比较其他帝国主义国家要落后，当时考茨基预言说十月革命最多只能维持三天或一月，后来又说一年，然而这些机会主义的“预言”都破产了。现在苏联已经得到最伟大的胜利，这证明列宁观点的正确——即在敌人统治势力薄弱的地方首先暴发革命和革命胜利的可能。外蒙的例子也是同样的——那里的革命政权巩固了，进行了许多建设的工作，而自己获得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前途。这是非常明显的历史先例。当我们从嘉陵江过到平武以后，我们中间有一个知识分子写了一篇文章，说革命不能在落后区域发展，当时我们坚决反对这种观念。在两河口会议的时候，我说在西北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有胜利的可能，然而博古出来反对，他说“马克思主义承认革命可以首先在比较落后的区域发展起来，但不能首先在最落后的区域发展起来”——这一观点是错误的。当前我们所处的区域比之于英美德法当然是最落后，但比之于半殖民地中国的其他地区，就是比较落后。西北一带的地区当然是比中国内地差一些，但与资产阶级性民权革命相比说来，那就不能说他是最落后的区域了，只能说较落后的地区。外蒙已经可以得到胜利，我们就没有理由可以怀疑这地区能否建立革命政权了。再拿这地方的民族做例来说吧！如果我们看看他们的建筑、经书、军队、骑兵等，那么，我们怎么可以说他是最落后的地区？如果最落后的话，为什么西藏能建立二十四个营的新式军队？我想只有充满大汉族主义观点的人们，才会说这是“最落后地区”，这是“革命的障碍”。列宁说过，苏维埃政权可以便利一切穷苦人民的应用，落后民族的应用，甚至非洲刚果的人民也可应用这一政权。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落后地区中就没有丝毫困难，困难是有的，但是这正需要我们去战胜困难，从艰苦的斗争中去克服一切困难。譬如拿苏联来说吧！他们的革命还不是经过艰苦的奋斗么？他们中间不管什么人不是都努力从各方面学习，以惊人的努力去克服一切困难么？苏联革命的成功、巩固以至现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的原因也就在此。
我们在这一区域中，虽然是比较落后的，可是已经具备有这种条件：可以形成政权和军队去战胜敌人，当然，这里需要我们有充分的组织工作，克服一切困难的决心，任何懈怠都可以使革命中途断送。在少数民族区域中工作，倘若不经过艰苦的斗争，那么，革命胜利的获得，简直是梦想。如果认为这里是最落后地区的话，那么这是取消主义者对中国革命悲观的哀号，那些小资产阶级的冒险主义者，那些牛皮大家，看见一些小的胜利便头昏了，便大声疾呼“五次‘围剿’粉碎了”。后来事实上没有粉碎五次“围剿”，以至离开中央苏区，便堕落到赤裸裸的悲观主义的泥坑中去了，以为中国革命前途已经惨淡无光了，这是小资产阶级冒险主义者必然的结果。
实际上，中国苏维埃运动，在西北有获得胜利的可能，对中国革命有决定的意义。如果没有这一伟大的前途。那么，我们的前途是失望，我们的行动是无意义的了。
事实上也说明这里的工作不仅可以做，而且可以发展起来。丹巴的例子还不明显么？在丹巴建立了政权，组织了格勒得沙革命军，而且组织了骑兵呢！当然现在的工作还没有达到应有的开展，这只是我们的工作还差，我们的工作还不善于灵活的运用党的策略路线罢了。
其次我们必须指出中国革命与苏联的革命以及土耳其革命对于西北群众的影响是很大的。譬如回民都知道“天方围”（土耳其），而且说“天方国”革命以后快乐得很，大概他们现在也想学“天方国”哩！
当苏维埃运动受到一些挫折以后，把苏维埃运动转移到比较落后的地区，这是必然的趋势，毫不足怪的。当我们离开鄂豫皖后，我们的退却方向是向着西北，一方面军离开中央苏区后也是向西前进，二、六军团同样是在同一的方向前进。
现在可以有两种观点：一个是布尔什维克的观点，认为在落后的地区中我们可以建立革命根据地，从艰苦斗争中去求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另外一种机会主义的观点则恰恰相反，认为西北不能建立革命根据地，还在梦中留恋着瑞金、黄麻的大米，对于革命的前途表现悲苦的失望。
一方面军离开江西以来，我们是遭受了相当的挫折。但是卖国贼蒋介石能否在这基础上稳定他的统治，改善群众的生活，取得帝国主义的让步，以实施其民族改良的欺骗呢？这是不可能的。大家都清楚蒋介石的进一步的卖国以后，掀起了广大群众的斗争，中国民族革命新高潮到来了，因此国民党蒋介石的统治基础是削弱了。当然我们不否认五次“围剿”中蒋介石是得到了一部分的胜利，我们受到一些损失，可是蒋介石并没有把我们镇压下去。明显的，二、六军团军克服了一切困难，取得了胜利的前进，虽然在数量上还没有显著的发展，但在质量上已有极大的进步了。又如陕北徐海东同志领导的二十五军，最初离开鄂豫皖时不过一千多人，到现在已有极大的发展。二十六军也有相当的扩大。一、三军团在长期行军之后，能在陕北会合后取得相当时期的休息和整理。红四方面军在渡过嘉陵江后，力量不仅没有受到摧残，并且有发展。这些说明红军并没有因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而使基本力量受到损失。反之，蒋介石不但不能把苏维埃革命镇压下去，同样也不能将全国抗日反蒋运动消灭下去。现在反蒋派也正在抬头了，而使蒋介石的统治基础更加削弱了。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革命方面，不特没有被蒋介石打坍下去，而且得到了相当的发展，虽然这一发展还没有取得有决定意义的胜利，然而，这一前途已在前面。
因此，在民族革命的高潮中，我们必须要以艰苦的斗争来保证这一胜利，像那些只能在太平时候工作的牛皮家，我们是不需要的。当革命发展的时候，有篮球足球打，有菜馆子进，有捷报看，便兴高彩烈，可是当革命走弯曲路时，便悲观失望，随时带几个金戒指在身边准备逃跑，这不是一个有准备能艰苦斗争的革命家，而是太平时候的装饰者。同志们！党现在所要求于我们的是：艰苦卓绝的为创造西北广大抗日根据地而斗争。
（二）
其次说到我们的南下，南下是苏维埃运动终止退却，反攻敌人强有力的行动，在相当的意义上说，南下是达到了我们预定的目的。我们击溃与消灭了敌人八十个团以上，缴枪达一万三千支。主力红军不仅得到休息整理，而且巩固和扩大了。发动了当地群众的斗争，红大、党校也办起来了。南下的行动，同时给二、六军团的行动以有力的配合，吸引敌人到主力红军这一方面，而使二、六军团胜利的西进。对陕北红军也给了极大的配合，南下的行动牵制了敌人，使陕北红军能顺利的到陕北去。如果主力红军不南下，全部用到陕北去，将遭受更大的困难，敌人可以集中兵力来对付我们。
至于各方面红军都转移了地区，这并不奇怪的。当我们苏维埃运动极发展的时期，没有能够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来进攻敌人，反而使敌人利用机会结合成“剿赤”的联合战线来对付我们，这一基本的原因就影响到苏维埃根据地的转移。
毛、周、张、博的错误，在于一、四方面军会合时，一方面军在八个月长期行军后，需要休息和整理，同时正当两个主力结合起来，可以反攻敌人的时候，他们对这一力量估计不足，而在“北上进攻敌人”的掩盖下准备继续退却，于是便发展到分裂红军，这是左倾空谈掩盖下的退却路线。这一错误的根源，在于他们开始时的关门主义——不去利用敌人的弱点，反而被敌人包围。列宁在左派幼稚病中说“如果革命阶级底政治家不懂得‘使用手腕，周旋妥协’以避免必然败北的战争，那么，这种政治家是丝毫无用的”。他们的基本弱点也就在此。他们惯吹牛皮，口口声声说敌人失败了，敌人削弱了，甚至在离开中央苏区后还不断说我们胜利了，丝毫也不加以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这不是自欺欺人是什么呢？！可是列宁曾告诉我们，这种政治家是没有用的，当他们应该利用时机休息整理的时候，反失却战胜敌人的信心，而继续逃跑。
四次战争中，虽然消灭了敌人两个师，但敌人还有相当力量，还占领许多城市，可是牛皮大家却说“四次围剿”完全与彻底粉碎了！这是赤裸裸的小资产阶级的冒险主义，丝毫也不懂得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一受到挫折时，也就当然只有堕入悲观主义而不能自拔。
我们和机会主义者所不同的地方，就在于我们准备在最艰苦困难的环境中进行革命斗争，争取革命的胜利，而不仅在有篮球打，有馆子进，有香烟抽的时候才来革命。
因此，我们向西北行动是绕到敌人的后方去进攻敌人，为的是避免和敌人拼消耗，避免“决战防御”，为的是在运动战中去消灭敌人。
有些人以单纯的军事眼光来估计中国革命，以为中国国内的阶级战争只能是防御的，这是“食古不化”，是替资产阶级的军事观点偷运私货。
在国内战争中，敌人的兵力当然占些优势，我们的力量比较的薄弱，这时候以少胜多——是可以有这样的形势的，这就是采取运动战，用各个击破敌人的办法来战胜敌人。这就是进攻路线的特点。
无政府主义者以为革命是由少数人为了大多数人而干的，那我们是反对的。社会民主党以为只有获得了大多数人才能革命，这是机会主义的观点，因为在统治阶级把持一切的时候，革命最初是不可能占多数的。只有列宁主义的原则：革命可以在少数人的发动下领导大多，数人斗争而取得胜利，这是完全正确的。因此，估计中国革命是防御战正是不了解列宁主义原则，也唯有列宁主义才能了解中国革命，才是正确的进攻路线。
所以我们夺取西北为的是进攻敌人，与毛、周、张、博的向北逃跑是没有丝毫相同之处。
（三）
因为有的同志对西北革命前途没有估计清楚，与对落后区域的估计不足，没有对这一落后地区的特点了解清楚，以及对少数民族的估计不足等，于是便发生了许多错误的见解。
现在我们要用主力红军来准备自己的力量，来争取少数民族，争取西北抗日根据地的胜利，争取相机消灭李抱冰，拿下康定任务的完成，与二、六军团的行动互相策应。我们不能以为在此是借路经过，因此乱搅一顿，乱拉牛羊，以为西北群众争取与否可以不管了，这是极其错误的。必须了解，我们要把这一地区创造成为巩固的地区，要去夺取少数民族，以取得向西北行动的顺利条件。
这里我们首先来说说西康的大概情形吧！
西康的地区，从一般原有的材料上可以找到一些参考，可是这些材料还是不精确的，这些材料需要我们加以一番整理，譬如有些人估计西康有三百万人口，有些人却以为只有一百多万，甚至有些人只估计为六十万。拿炉霍一县为例来说吧！他们只估计有四、五千人口，可是总政治部先遣工作团的报告却说这县实有二万二千多人。因为过去只估计到差民的数量，其余喇嘛、牧民就不计算在内，这当然得不到一个精确的结论。又如由此地至炉霍必经之将军梁子，有人说比党岭山还高，可是据先头部队说上下只有三里路。再如，甘孜有三、四万人口，有很大的坝子，青稞、麦子、豌豆、胡豆、酥油、奶渣等出产极其丰富。在瞻化县也有二万多人口。这样算起来单就甘孜、瞻化、炉霍、道孚四县就已有十万多人口了。
这一带地区是农业与畜牧的社会，而畜牧地区也比较固定，在粮食的给养上是无问题的。光就我们已到道孚的队伍来算，每日有八万斤粮食就够了。单拿炉霍每年出产二十五万石粮食来推算，那么，我们整个部队在那里住三个月才吃去五万石粮食，再加上牛羊的出产，那么，粮食是极其充足的了。当然，如果说我们有吃，百姓没有吃，或者百姓有吃，我们便无吃，那当然是不行的。可是事实并不如此，此地粮食的充足也决不会发生如此这般的事实。
拿番民的情形来说，当然与我们是有许多不同。首先语言是不通的，因此常常发生许多误会，番民群众还认我们是“平番军”呢！在我们中间也有些人误会，认为“番人是蛮子和牲畜样的东西”，因此就乱搅一顿，乱打菩萨。大家想想，这样怎么能够去争取番民呢？！
有的同志说番民很落后，其实并不尽然，譬如拿番人的武装来说吧！西藏有藏人（就是番人）军队二十四个代本（每代本等于一营），他们有英国造的枪支，有机关枪和钢炮，他们在军事上也并不落后。现在藏兵驻昌都的有七个代本，驻巴安有两个代本。我们如果要打藏兵，那还需要我们自己好好学习呢！
我们要夺取西北，首先在此地需要准备的时期，但必须准备得很快，这里我们要完成相机夺取康定，消灭李抱冰的任务。另外我们每一个同志在此地必须下极大的努力来学习，学习番话，打番骑番反，研究此地的政治、经济、历史等等问题。如果我们没有这些知识，那么，我们就不能在此立足。现在的确要从党校、红大各机关起以至每一个同志都从事于这方面的努力学习才行。
我觉得现在我们中间还有一些“老大”的现象，以为这些落后的区域要来于什么呢？同志们想想吧！法帝国主义为什么要在此地建筑教堂，为什么要来此地传教，而且一住几十年，他们拼命学习藏文，著有法藏字典，他们为的什么？难道法国资本主义的国家还不好么？又如蒋介石还不是不断派人到西康来么？诺那呼图克图就是蒋介石派来的。蒋介石为什么要西康？难道南京、江浙还不好么？可是我们的一些同志眼光狭隘到不得了，连学习番语、番文，了解当地情形的决心也没有，这怎么行呵？！在苏联有二百种以上的民族，苏联党的负责同志拼命学习各民族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同志却如此“老大”？纵使中国革命成功了来说，也还要派人到这些区域来工作的，可是，身处此地的我们的同志却没有决心来学习，这又怎么行呵？！
总括说来，就是我们在这里不是过路，而是要巩固这一地区，作为我们根据地的一部分。我们要努力去夺取群众，坚决反对轻视少数民族，抛弃粮食，破坏政治影响等等不能容忍的行为。
现在来说两个问题：第一是如何形成政权与革命军队？第二是我们红军与群众的关系应该怎样？
我们要夺取西北少数民族，当然是包括回民、番人、蒙古人等，他们都有自己的语言文字，与不同的风俗习惯等等，现在只说此地的番人吧！
番人与汉人的关系是非常恶劣的，而且经过长时期的恶劣关系。这是有历史根源的，主要是中国历朝的西征平番一直到赵尔丰的统治，刘文辉的入康，一贯来大汉族主义对于番人的压迫，汉官、军阀对于番人的无限制的残酷剥削，就当然造成了番人仇汉的心理。番人一般的可称为土伯特族，藏人叫藏巴，康人称康巴，丹巴一带叫雍巴，道炉一带称博巴。番人还是处于残存着的部落社会上面，牧畜为其主要的生活来源，农业还不发达。以前汉人统治阶级对番人的政策，就是拼命压迫他们，赶他们往雪山上跑，或则采取“改土归流”的政策来压迫他们。因此，番人的主要要求当然是民族自决，民族独立，直至与汉族完全分离。
番民极迷信宗教，他们信奉释迦牟尼的喇嘛教。每家番人只留一个男子在家，其余男子都要出家当喇嘛，甚至一个男子也不留，只留一个女子去找“上门汉”来主持家务。喇嘛有自己的日历，还懂得一些天文、地理、医药之类，完全垄断文字事业，并操有极大的财富与高利放债，大喇嘛寺且保持有枪枝。结果，番人不管什么事，不管是下种、牧畜、疾病、婚丧、生儿育女都要去找喇嘛。于是喇嘛的无上权威便在番人群众中建立起来了。无怪乎每家番人都有精致的经堂、经书，无怪乎捣毁了他的经堂比挖他的祖坟还要厉害，要和你拼个死活。
当我们打下道孚时，灵雀寺的喇嘛都跑光了。及后喇嘛派人到我们这里来，要求不要把他们的经堂、经书、菩萨毁坏了，他答应送我们的马，一个人送一匹。可是当喇嘛的代表进了灵雀寺，看见我们已经捣坏了他们的经书、菩萨时，他便溜之大吉了！同志们：为什么我们要做这种笨事呢？一定要去捣毁经书菩萨？为什么我们有马不晓得要？偏偏要去断送群众？这真是糊涂极了。同志们！到了此地，马是很宝贵的东西了：你有一匹马，好像是讨了一个老婆一样！（笑）为什么你们有老婆不晓得要（大笑）？！
这里我们说到少数民族与整个中国革命的关系吧！
第一、要了解整个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是帝国主义吞并的对象。帝国主义为着要吞并西北起见，同时就用一切办法来束缚少数民族。因此少数民族的民族革命必然要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帝国主义。所以我们说少数民族的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的一部分，是中国革命的助力。同时也必须指出少数民族如果不和汉族工农联合，他们的独立是不可能的。少数民族和中国革命联在一起，那么，他们可以取得解放，就是说中国革命附带的解决少数民族问题。
第二、少数民族是在蒋介石汉官统治阶级的压迫下，因此，中国工农所要打倒的敌人蒋介石国民党统治，也正是少数民族的共同敌人。
第三、少数民族所要反对的土司、大喇嘛的统治，是和汉宫统治有密切关系的。因此，他们要求农奴、牧奴的解放·取消等级制和差役制，取得自由民的地位。所以我们说少数民族的问题就是民族独立运动，解放农奴、牧奴，反对帝国主义汉官、军阀和他们内部勾结帝国主义汉官的内奸。在这样的基础上，无疑的少数民族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分，在现在的状况下，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其次说到形成少数民族的政权问题。这需要我们加以好好的研究。首先要估计到现在我们自己的特点，我们已有苏维埃政权和红军，如果少数民族单是建立土伯特的人民革命政府那就不够了。少数民族的政权与汉人与红军必须在自愿的原则下联合起来，西北联邦政府建立的原因也就在此。因为必须提高西北联邦政府的威信，其名义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
当一、四方面军会合时，有些同志反对这一政府的形式，我起来声明说：这一政府的性质，一如当初苏联的远东共和国一样，这在原则上是正确的。可是有一些同志却偏偏想法来修改西北联邦政府的名义，当时王稼祥同志说：“要苏维埃运动在西北一带发展，那么，中国革命的旗帜就要变色”。这是不把少数民族当做中国革命一部分的错误说法，这实际上是没有看清现实的革命，是把革命的理论当作教条的书呆子，企图把自己脑筋中的公式套上革命，真是愚笨至极！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观点，是要把少数民族当做中国革命的一部分，因此，也就绝不能解释成中国苏维埃运动之下一切政权的形式都是工农民主专政，而忘记了劳动苏维埃的形式。
曾经有人瞎说，列宁主义对少数民族的原则是先分裂而后联合，这种机械式的了解是不对的。先进的无产阶级必须帮助民族革命运动，共产党必须以全世界无产阶级全部利益为前提，去帮助少数民族的运动。正如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一样，一面坚决拥护番人完全独立，同时号召各民族在自愿原则下的联合。因此，分离和联合的原则是没有矛盾的，绝不如书呆子所理解，以为少数民族应该先行分离，然后联合，因此，必须先取消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至于说西北联邦政府的组织是大汉族主义，那更是胡说，是不足与辩的。
最后，他们又来作最后的挣扎，说“没有邦，怎么联”。联邦政府各民族已有自己的军队、政府，群众为什么不可以用“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要应当在获得更广大和巩固的根据地上，重新正式行使职权较为慎重。因此，在目前最恰切的名称当然是西北联邦政府了。他们反对这政权名称的原因，实质上是对西北的革命前途悲观失望，对争取西北失掉信心，用不成理由的理由来掩饰他们放弃西北忽视少数民族的实质吧了。
在提起这些问题的时候，大家就可以想到过去对这些问题是发生了多少幼稚的行为呵！然而这是用不着任何感慨的。
我们要了解西北联邦政府的正确性，了解他的前途，它的历史的需要，绝不能有丝毫的儿戏，而是要立即开始与加强西北联邦政府的工作，并要强固的树立其威信。一切与群众间的各种问题，都要经过西北联邦政府来实现。西北联邦政府正是坚决拥护民族自决直至完全分离。
在道孚、炉霍、甘孜一带，我们要建立波巴日德瓦革命政府，这是联邦政府的一部分。
现在要说的是大喇嘛、大头人的一群。这些人在反帝、反汉官中有的动摇，有的局部中立，甚至有参加的可能，他们对取消农奴制度自然是反对的，因此我们可以中立他们。我们要反对他们中的一部，孤立其中另一部，再利用他们中间的一部。
对于土司，他们中间的一部还是有可能参加反帝、反汉官的斗争，同时在事实上他们曾经有过土司反汉官的事件发生，因此我们不能提出杀尽土司的口号，如果他们来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汉官，为什么我们不可以采取外交手段来对付他们呢？
可是，我们的同志现在非常怕犯右倾，以为“左”倾总比右倾好，拼命的往“左”倾路上跑，这是不对的。我们要好好纠正过来，依照党的正确路线来争取少数民族。
这里，我们说到番人革命党与青年革命党的问题。
在外蒙古革命时，有过这样的事实：王公大喇嘛虽然是反动的，可是在另一面，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汉官时他们是革命的，因此蒙古的革命党中还包括着王公大喇嘛。而另外则以青年革命党来吸收更年轻的分子参加。所以，在番民党中可以包括大喇嘛、大头人进去，同时也可以同样的必需来组织番民青年革命党，一般说来，在比较落后的区域中，青年革命党党员的年龄要大些，将来青年革命党在军队中有极大的作用，同时在番民的领导干部也将大部出现于青年革命党。番民区域中青年工作的重要再明显也没有了，可惜我们的金川省委都不了解这点，以至一直到现在关于这些问题都没有好好解决。
再则，还要补充说到的，在部落社会中，部落中间有些老死不相往来的，因之，政府的组织想将他统一起来，实行中央集权与千篇一律的形式是比较困难与不可能的。就是说，在组织上应该是灵活的，是要注意到各地方的特点的，要有地方分权，组织上不完全相同，不过在原则上，要使这一政府成为群众强有力的政权机关，至于呆板的去讲究名词的统一那是用不着了。另外我们必须注意克服工作中大汉族主义的表现，要克服番人对我们的误解与猜疑。
至于土地问题的解决，主要的是满足穷苦番人的要求。当然，此地无所谓富农、中农、贫农的分别，土地问题在原则上是土地归耕种者所有，这是最简单的办法，此其一。将教堂、土司一部分反动头子的土地没收，分给地少与无地的穷人，此其二。第三，废除等级制度、差役制度、解放农奴、牧奴。第四，允许土地买卖和出租自由。第五，庙宇土地依当地群众意见来决定，实行减租。
对宗教问题是：政教分离，信教自由。我们还应提出保护喇嘛，反对天主教的口号，一般的不没收喇嘛庙土地。甚至我们还可派一些人打进喇嘛庙中去，夺取喇嘛，革新喇嘛教，使之有助于革命。我想，为了争取群众，为了革命胜利，这种工作方法是可以采用的。
就粮食政策来说吧！现在就需要我们赶紧号召春耕，同时我们要坚决反对践踏田地，在这方面要来一个动员，要坚决的转变，我们下操的操场，不应该设在耕种的土地上面。其次，我们要设法开荒，奖励耕种。我们可以号召缴纳土地税，并灵活运用购买、乐捐、借贷的方法来解决我们的给养问题。至于搜山必须严格禁止，粮食政策上的目的在于一面满足队伍的给养，同时又要使群众在我们领导下面斗争，就是说，不应该因粮食问题而断送群众。
所有这些当然还是从原则上提出的问题，现在需要我们的同志依据实际情况灵活的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
党在少数民族区域中如何进行工作呢？第一、番人自决、完全独立，与旧有汉族统治完全分离。在自愿的原则下加入联邦政府；第二、要使番人了解清楚我们与过去的汉官是完全不同的；第三、要使群众消除对我们的猜疑，抛弃我们曾给予不好的影响。这样才能去争取少数民族，而使党的策略在少数民族中实现出来。
其次，要说到红军与政权的关系问题。我们现在有很大数量的红军，直接由红军总司令部指挥，党经过军委领导这一军队。红军与西北联邦政府的关系怎样呢？当然，整个红军是以中国革命为前提，面联邦政府也是党经过党团而领导的政权机关，这一政府也包括红军的代表。西北联邦政府包括着西北各民族穷苦人民联合的性质，如果说我们的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政权的形式是以工人、雇农、贫农、中农、兵士与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为基础，那么，西北联邦政府则包括全西北与各民族人民的联合的形式，红军是以全国的革命为方针领导的基础，在西北问题上的方针则共同结合在联邦政府之下。
（四）
为着实现党的战略方针，在此必须坚决反对那些不可容忍的错误观点。这表现在：以为我们到此地是借路经过，侵犯番人利益好像是没有什么问题，现在主力红军为着战胜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贼蒋介石，不仅以夺取西北为对象，而且以全中国革命胜利为对象，因此我们要用最大的力量来扩大我们的队伍，加强我们队伍的质量。另外，我们要虚心的细心的学习，去了解此地番人的特点，学习领导与争取少数民族，学习如何去领导波巴日得瓦革命军，学习战胜骑兵打番反，学习战胜自然，我们这方面的学习正与学习战胜蒋介石卖国军联系着不能分离的。可惜，有的同志在这方面还缺少学习的勇气和决心，学习的积极性还没有提高，甚至有一小部分的同志表现怕雪山、怕草地悲观失望的错误，在这方面我们必须开展斗争去克服。
拿事实来说吧！草地雪山又有什么可怕的呢？去年我们过草地所以遭受一些损失，原因是在于事前没有很好的准备，如果我们有准备的过雪山，损失就微乎其微了。据调查，我们这次主力红军全部翻过夹金山，只牺牲四十七人，其中二十五师便占了二十四人，因为二十五师事前准备较差；反之，在红大，因为准备工作充分，一个人也没有牺牲。翻党岭山牺牲更少，总数才不过二十人左右。实在来说，如果进一步的准备，牺牲的数目更可减少以至于没有。事实也是如此，有的师、团准备好些，整师整团队伍翻两个雪山，一个人也没有损失。至于过草地呢，那更好走了！过草地如果能够：设法用牲口、毛牛多驮些粮，减少人员带于粮的重量，每天缩短行军的路线，找有树林的地方宿营；加强收容队的工作；预先准备帐棚等物质，再加上今后天气渐渐暖和了，通过草地至多不过十天八天，那还有什么问题呢？我们如果好好准备，一定能更其胜利的战胜草地。
还不止此！还发生许多错误的见解和行为：第一、不顾一切的乱搅，有一部分竟发展到类似土匪的行为；第二，轻视地方机关，以“老革命”：自居；第三、没有阶级友爱的精神，争水磨子，吃不完的粮食随便抛弃；第四、认为要筹粮便只有胡乱搅一顿；第五、自私自利，只顾满足小部分的要求，自暴自弃，醉生梦死，对工作消极。这一切的错误倾向，一刻也不能容忍再继续下去了，因为他将怎成一种极大的罪恶，丧失党、政府、红军的威信，削弱我们自己的团结，断送群众。当然这种错误的根源是对于革命前途失了信心，小资产阶级的哀号悲啼。我们每一个布尔什维克，我们每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与这种错误作最坚决无情的斗争。
更有一种罪恶的行为：我们的通信连，又没有发现反动，便随便打了八十颗子弹。九军卫生部为了捉一条猪打了许多子弹。同志们想想，我们的子弹并不充足，我们的子弹是要去打敌人的，为什么要浪费子弹？难道准备打完了子弹去当土匪，去做老百姓么？真是糊涂至极！
再其次，在我们部队中，要加紧反对打骂现象，同时反对极端民主化的倾向。这表现在执行命令的精神很差，这可以使我们自觉的铁的纪律松懈与堕落下去。还有一小部分人说我学习不来，我不能艰苦斗争，晓得那天打死了，“革命”便成功了呵！同志：这是什么话，这简直是醉生梦死的大傻瓜，绝望哀号的可怜虫。
在我们高级干部中，个别同志在工作上表现懈怠，不遵守军事秘密，把我们在军事上的秘密到处乱说乱谈，表现小团体的观念。一切一切的怪现象，都在这需要艰苦斗争的时期中暴露出来了。这是小部分同志不相信西北根据地的创造，不刻苦耐劳，向困难投降，悲观失望的一种露骨表现，重复的再说一次：我们必须与之坚决斗争，才能使党的策略路线顺利的执行。
同志们！努力去争取少数民族，夺取西北，准备战胜蒋贼卖国军，准备战胜自然，下决心克服一切困难，以艰苦卓绝的精神去奋斗。只有如此，才能顺利的遂行当前的战略方针，夺取西北，创造广大抗日根据地，争取民族革命与土地革命的结合，去完成中国革命所给予我们重大而光荣的任务。
一九三六年四月一日
感谢 先知在1917 收集、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