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怎样写诗人谢山和他的托派朋友们的（胡洛卿，2010年4月）

我是怎样写诗人谢山和他的托派朋友们的

胡洛卿

2010年4月

　　清明时节，是对先人的怀念。时间过得很快，谢山逝世十四年了！这十多年来，我常常想着他的一言一行。
　　谢山常说：「塞翁失马，焉知非褔？」他怀才不遇，坎坷一生，是个不幸之人。可他却认为：有幸生长在这个千变万化的伟大时代，看到「沧海桑田三度见」（指：1．抗日战争胜利，打倒日本帝国主义；2．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推翻蒋介石统治；3．斯大林主义由盛至衰，苏联解体。）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大饱眼福！祸与福是相对的，没有祸，也无所谓福。所以常说：「生在福中不知福！」
　　谢山去世前，已被折磨得百病纠缠。莫说高血压、心脏病、甲亢等顽疾，就是肺病一种也够受了。在「阶级斗争」的年代，病了得不到休息，手上拿着几张不同病症的假单，也要「班后学习」。而所谓「学习」，是下班以后，干几个小时的重体力劳动。这样的「学习」，比一天正常生产还要辛苦得多。但这不算「上班」，没有工资，没有劳保。短短几个月，把他的身体摧垮了！左肺功能丧失，右肺也不健全。靠这不健全的右肺，供养全身血液，加上其它病症，日子很不好过。能活到七十多岁，是够坚强的了。可一旦失去了他，实难接受。生老病死是人之常情，谁也无力抗拒。在朝思暮想之下，我写了《谢山小传》，当初只是寄托哀思而已。后得友人鼓励，要我补充完善，还主动给我打字。我写呀写呀，写了十多万字，写不下去了。初写的万余字，还有点满足感；后写的十余万字，反而不满意，不知怎样写好谢山这个人物……。
　　回忆过去，免不了勾起满腔心事，思潮起伏，难以控制。一些亲人出于好心，劝我辛辛苦苦几十年，时至今日，应该过几年安乐的日子，何必自寻烦恼？况且名人传记多得很，谁来看你这个无名小卒?算了吧！我力排众议，还是我干我的。　
　　有时意外的事影响深远，坏事会变成好事。由于《谢山传》写不下去，想赴港求助。不料申请探亲无理受阻，大半年未办成。究其原因，是办事员故意刁难之故。于是我趁此人不在，另找一位年青人。他照章办事，给我一纸申请表，我当即填好给他。他问：「单程还是双程？」我一气之下，申请单程。心想：单程去港，以后来往自由，不再受此窝囊气了！结果非常顺利（其实是正常的），很快批准了。初来港定居很不习惯──人地生疏，生活程度高，居住面积小，房租贵。但这里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不受歧视，办事公平合理，快捷妥当。我来港时已年过七十，在广州居住二十年，老人证也未领到。来港不久，只填了一纸申请表丢进邮箱，未几即寄来了“长者卡”，还有一大本指导性的书──各区政府机构、医院、警署等等所在地、电话号码，以及规章制度，办什么事找什么地方，一目了然。既来之，则安之，很快安定下来，断断续续写《谢山传》。
　　2004年，我应邀参加城市大学举办的「新来港人士座谈会」。当时《谢山传》写不下去，像一只小船驶离了岸边，在江中飘荡，到不了彼岸。在会上发言时，我以《有志者事竟成》为题，表示决心要把《谢山传》写好。后来我想到应该藉此机会把谢诗词介绍给读者，于是修修改改，2006年写成《诗人谢山》。
　　笔者向来对诗词没有兴趣。谢山每写诗词，我是第一个读者。我看不懂，他给我解释，我过后即忘。现在要写《诗人谢山》，实力不从心，只有苦思冥想，尽量从书本及后期留下来的信中找资料。
　　谢山做事认真细致，一般诗词的写作时间，只写年月，如加上日期，定有作用。有关东欧剧变等诗的含义，我是根据日期，翻看当时的资料写成的。我想：「虽不中，不远矣！」但是更多的诗词，我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只好照搬，不敢妄加说明。
　　笔者向来做牛做马，不会舞文弄墨，所写的文字，看一次改一次，改来改去，自己也认不出来，找人打字也难。只好学电脑，自行修改。我不懂英文，记忆力差，要学新科技，谈何容易。幸得各方相助，老人中心大力支持，电脑出问题了，朋友、社工、义工上门指导，令人感动！在写《谢山传》时，也写了和谢山一起的朋友们。友人看了，认为没有必要。我删去了。后来想到：那些朋友已先后去世了，我是那个时代唯一的历史见证人，应该留下一些史实，于是又把它补了上去。最后定名《诗人谢山和他的托派朋友们》。
　　拙作得到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也是够幸运的。谢山生前自编的《苦口诗词草》，罗孚先生在《明报·岛居新文》专栏连续撰写了七篇评论文章。谢山的朋友王凡西老人剪寄给我，并说今人多不懂古诗词，建议我找人作注，以便吸引更多读者。我给罗孚先生写了一封感谢信，并请他笺注。罗先生欣然接受，要我提供资料。可惜我对诗词一窍不通，不知注释要些什么资料，毫无办法，只好作罢，错过了一个大好机会。但因此和罗先生有了联系，后来把拙作介绍给天地图书公司，并得到艺术发展局资助出版，得以面见读者。　
　　得与失是相对的，因为失去了谢山，才想到把他的事迹记录下来。我不相信命运，但自认这十多年来都碰到好机会。能完成这部十多万字的著作，也是很意外的。我想：如果谢山有幸多活几年，我不会拿起笔来写些什么，更不会写书。那时，精力和记忆力都衰退了，给我打字的朋友也老病了，我写的字，过后自己也认不出来，更没本事去学电脑。「幸而」谢山去世时，我只有六十多岁。虽然记忆力差，还能回忆过去的点点滴滴，一言一行。有时半夜睡醒，想起什么，拿笔记下，以免第二天忘了。如果在大陆，拙作是写不好的，不能畅所欲言，畏首畏尾。就算写了，也无法面见广大读者。即是说：如果那次探亲申请不顺利，就不会来港定居，也就没有《诗人谢山和他的托派朋友们》这本书的出版了。所以受了挫折，不一定是坏事；把坏事变好事，就靠各人的努力与机遇了。现在看来，还应该感谢那位刁难我的干部呢！他改变了我此后的历程。

感谢银寒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