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山：苏联何以处处拆毁列宁像？

苏联何以处处拆毁列宁像？

谢山

　　东欧一年来经济日趋困境，苏联也是如此。体制转变，在所难免。经济危机必然引起政治危机、社会危机、思想危机和信仰危机，总的危机就是一个几十年来被树立起来的庞大的无所不包的社会政治经济形态趋向毁灭时的痉挛剧痛。光怪陆离的巨变使人瞠目结舌，然而最令人慨叹的是思想危机和信仰危机，因为这完全违背统治者的最初意图。苏联《红星报》披露了苏联国内的反共现象（见1990年10月15日以及前后数日的《参考消息》），到处在拆除列宁像，总统的禁令被视若虚文（东欧各国早已拆掉了）已有人建议恢复彼得格勒旧名，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两市市长公开呼吁取消十月革命庆祝日。用传统的说法，便是“反动势力猖獗”。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这些事件呢？气愤不能解决问题。“不要哭，不要笑，只要理解。”为什么在一个号称以列宁主义为准则的国家里，竟然出现这种疯狂的怒潮呢？把一切说成是帝国主义干的（现在似乎“帝国主义”这个名词也少提了）是无力的。帝国主义从十月革命开始就不断在攻击诬蔑，结果是第二次大战后出现了一大批苏联模式的国家，出现了两个阵营，难道七十多年的政治思想教育还不能形成有效的“免疫力”吗？说肇事者只是一小撮，说群众是被煽动受蒙蔽的，这又是一个传统说法，即使群众是受欺骗，甚至“受胁裹”也罢，但是一个以社会主义标榜和拥有强大专政力量的国家，竟然能出现巨大的反共浪潮，这是可以理解的吗？这事本身就说明了存在着严重问题：为什么七十多年来在“社会主义”下成长起来的广大群众不能扑灭这种反动气焰反而受煽动而哄起闹事呢？领导的软弱又是一个借口，昂纳克、胡萨克何尝不想动用专政力量，而齐奥塞斯库的保安部队又怎样呢？不是领导软弱游移形成了局势失去控制，而是群众汹涌怒潮促成了传统机构的分裂瘫痪。那么，群众的怒潮又是如何由涓涓细流而汇成的呢？

　　群众总是从现实来理解一切社会现象。他们不是翻阅了一个多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更不是精读了几十大卷列宁全集才了解列宁，他们只是以几代人切身所感受到的去理解在他们身边所发生的一切，而这一切都是以列宁的名义进行的。在一切都是事前安排好，绝不允许个人独立思考的社会里，群众对列宁的了解也只能局限在一些被引用的列宁的片言只语和精心编织的列宁的“丰功伟绩”中，一切都是在三棱镜中几次折射而出现的形象。当这个社会形态发生危机时，群众便把这个社会形态所产生的一切怨恨不幸一古脑儿倾倒在这个社会的名义上的象征物──列宁像上了。群众着手拆毁列宁像时，除了个别的敌对分子外，他们所理解的列宁，就不是曾经领导过十月革命的那个人物而只是代表几十年来社会一切灾难不幸的一个象征物了。一切过去以他的名义所干下的罪恶──虽然这与他全不相干，他也无法对此负责──现在都向他“报复”“清算”。诚然这是历史的悲剧，但是这个悲剧不是发生在今日。最大的悲剧已发生在三十年代大清洗时，以“捍卫列宁主义”的名义，使千百万无辜的甘愿为社会主义奋斗牺牲的人们屈辱地痛苦地流尽了他们本应为无产阶级而流的鲜血。难道那时的列宁像不正如王尔德童话中的安乐王子铜像那样也会流下大滴眼泪最后便轰然巨响而心裂吗？列宁像早在三十年代已被斯大林一伙的黑手所“拆毁”了──拆毁了列宁像所代表的十月革命事业和对世界革命的信念。抽掉了革命内容，徒具外貌的列宁像只成了斯大林主义欺骗愚弄群众的装饰物，对列宁是个耻辱。与此相比，当前发生的事又算得什么？在第一次受害者遭难时，他们还弄不清楚到底是什么迫使他们致死，临终还高呼着共产主义万岁的口号。但第二代第三代就和他们的祖先不同，他们又多看了半个世纪的历史发展，至少已弄清了这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一个时代，而是整个社会体系的问题。当人们谈起“斯大林主义”时，这不只是指“斯大林”个人，也不仅仅指摘他个人及他的同伙的所作所为，而是指的整个社会政治经济形态。斯大林死了已三十七年，他的尸体被焚化也已三十年。但是以他作为标志的那个社会形态有什么改变没有？基本上还是几十年一贯制，没有本质上的改变。苏共二十大开始批斯大林时，也许给人们带来一些希望，米高扬在发言中大谈恢复列宁精神，并声称在那次大会上“列宁同我们在一起”。但是这个“列宁同我们在一起”的以后三十年又是怎么过的？自然总会有少数个人在精思殚虑研究并发现列宁的本来面目，而大多数群众都只能从这漫长岁月中以现实的感受去理解这些在列宁名义下出现的事物中所涌现出来的“列宁”，当他们在拆毁列宁像时，他们心目中所拆毁的就是斯大林主义的象征，就是半个多世纪来堆积的灾难，而不是别的。即使群众是受蒙蔽被煽动，那么是什么客观现实可以激起群众如此疯狂的怒火呢？如果说群众都成了反共分子，那么十月革命所哺育的几代人竟成了反对它的敌人，说这话时，不自觉得荒诞无稽吗？从这里我们可以深刻领会斯大林主义对共产主义运动所造成的危害的严重性。

　　现在轮到曾被群众咒咀为杀人犯却仍死脸抵赖不肯去见马克思的卡冈诺维奇跳出来大叫大嚷了（见1990年10月12日《参考消息》）。他装成义愤填膺地把反斯大林和反列宁反马克思反十月革命反社会主义串在一起，这样就把斯大林粉饰成马克思列宁“道统”的法定继承人。把群众说成无知、落后、受人煽动是容易的，但却无法解释客观的现实。他也谈到历史，“当初是个小党……找到了正确的道路……取得了胜利……，可是现在呢？看来一团糟。“如这样继续下去，国家要崩溃，要死亡……”原因呢？他没说，可能是离开了他的领导？事实上，这正是过去几十年所种下的罪恶的苦果如今获得“丰收”了。在这一大半“伟大事业”中，卡冈诺维奇的“功劳”也是不小啊，虽然他现在闭口不提。历史的惩罚是逃不了的，遗憾的是，历史的惩罚却又是“盲目”的，受到惩罚的往往不仅仅是罪魁祸首（天道无知，有时恶人却幸免于祸），而广大亿万群众却受到无辜的“株连”波及，正如破坏了环境生态平衡，大自然的报复并不局限于破坏自然的当事人一样。这是真够痛心的，也许也就是人类最大的悲哀。如果把破坏列宁像一事仅仅指摘为群众“反动”而不追究其产生的深远根源，那么，这正是卡冈诺维奇之流的企图，也就是让列宁来负担斯大林主义的罪恶了。必须把作为一种思想意识和一种社会政治经济形态的斯大林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彻底分裂开来，绝不能容忍斯大林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掩护，更不能以斯大林主义的某些言辞混用于马克思主义。今日在苏联以及各地对拆毁列宁像“如丧考妣”般痛哭流涕，表现极大“义愤”的“列宁主义战士”们到底在想些什么？是真正想保卫自巴黎公社以至十月的革命传统呢（他们还记得巴黎公社的几项原则吗）？还是要恢复斯大林主义从二三十年代以来行之有效的“光荣”传统并加以发扬光大呢？被拆毁的列宁像将来还会矗立起来，然而那将在另一个社会制度下，这和当前呼吁或禁止不得拆毁列宁像的行动是截然不同的。　

　　当前的首要问题就是要正确认识斯大林主义，尤其是必须先分清什么是“十月遗产”。不少人至今仍纠缠于国有财产和苏维埃，以为只要它们还存在，那怕是形式上的存在，就“证明”十月遗产仍在，即使官僚这个毒瘤还生长着也仍是值得为之“保卫”的。国有财产、苏维埃和官僚是不相容的，官僚必然要摧毁国有财产和苏维埃。从此引出另一个论断，即官僚还没有取得适应它的经济基础，所以也未构成一个新的阶级，当然更无从谈起它在社会发展史上所处的历史地位了。但是如果不单从理沦上找论据而多看看历史已揭露的事实，那么，官僚早已摧毁了从十月烈火中诞生的苏维埃和国有财产了──不过不是在形式上，而是在实质上，即毁掉了无产阶级民主，使无产阶级无法表达自己的意志和运用其力量，从而使“十月遗产”名存实亡，徒具躯壳。问题还不是到此为止。官僚不仅仅把这两项“遗产”改变为于己无害，还进一步把它们改造为适合官僚统治之用。国有财产成为官僚统治的经济基础，而苏维埃却成为官僚取得“法统”的有效工具。只有具有无产阶级民主的苏维埃才会充分发挥其活力，才能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组织形式。如果一切都是事前已被安排好，群众只是在开会时按规定发言、投票，这和拥有无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社会主义全不相干。列宁在1917年4月回国时就提出，一切政权归苏维埃，但在7月反动后便不提这一口号了。重要的是要保存其实质而不能迷信其形式和名称。国有财产也是一样。如果群众己被排除在政权之外，从国家的“主人”退为原始意义的劳动者，丧失了甚至他日常劳动所在的工矿企业的管理权，国有财产对他有什么相干？谁掌握了管理权，谁就具有一切。官僚只受“上级”管辖而无须对人民“负责”，管理者便成为实际的所有者，尽管名义上所有权并不属于任何个人。这样，国有财产在实质上就成为斯大林主义官僚统治的经济基础。如果拘泥于形式，认为官僚在名义上并不拥有财产，而且也不能遗传给其子孙，所以国有财产仍是属于“国有”。那么天主教会的大量财产便应作为“上帝的财产”而成为无主的了，而任何神职人员都是“一贫如洗”，包括教皇在内，他也只不过是上帝的一个卑微的仆人。是这样吗？只从形式上去看待“十月遗产”，保卫“十月遗产”结果便成为保卫了斯大林主义官僚，更不幸的是，保卫了斯大林主义中最僵硬顽固的一派，即卡冈诺维奇之流。

　　现在是历史又退回到出发点了。本来人们有希望认为在斯大林主义崩溃后可以走上真正的社会主义，论据之一是它仍保有着国有财产和苏维埃。但历史总和人们“开玩笑”，把车轮转向另一个方向。如果认真思索一下国有财产和苏维埃早已成为斯大林主义的经济基础和统治方式，再看看拆毁列宁像所透露的历史背景，那么可以说斯大林主义没有直接通向社会主义的大门，它只是一条死胡同。人类的社会发展史，兜了一个大圈，又得退回到出发点去，仍得从传统的资本主义再向前走。自然不能排除在这个大转变的年代中，苏联及东欧的土地上可能重新迸发出社会主义的星星之火，我们也是这样希望，但问题是，在群众从斯大林主义的惨痛的回忆中解除出来走上真正的社会主义之前，历史车轮也许早已转上了资本主义的旧轨道！

1990年10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