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国工作——被逐出党

　　同行回国的仿佛是十八人，其中有五对夫妇。后来在反对派中得人敬爱、至死不渝的黎彩莲，那时是陆某的夫人。这个人二年后叛变了她，也叛变了共产主义，投降了国民党。时间距今已有二十八年，尤其在这反革命和战争的大动乱时代，在年轻的革命者中，人事改变真是太多了。我本人，今天还是以托洛茨基派共产主义者的资格来写这几行字，不管人家以怎样的眼光来看我的命运，而我却是以此自傲的。同回者中始终不曾背离托派的，还有濮德志与赵济（他们现在国内，确实命运不知），另一人谢英，虽然二十余年来实际上离开了任何政治，但他对托派的同情不衰，为此他正被今天的统治者判处了十二年徒刑。此外，恽雨棠和金贯珍被蒋介石枪毙了。有陆某和黄某则在事变中有如浮萍之转，替每一个当权的政府服务，最后竟当过汉奸；余下来的大多数，在党内或反对派内或长或短地干了一时期的工作。因为受不住革命生活的长期苦难，纷纷逃跑了，变成了最普通的“良民”，其中有我过去的妻子Y在内。不过后来“发达”的倒也有一个高某，他当上蒋经国手下的红人。

　　一九二九年秋天，一次大规模的军阀内战刚刚结束，蒋介石战胜了桂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显得稳定了些。然而革命方面的力量似乎也有了复苏，从一九二七年的溃败以及后年的盲动损失中透过口气来了。从六次大会中产生的新中央，以上海为根基，正开展着全国性的地下工作。蒋介石的白色恐怖因此也集中于上海，希望砍去这个再度抬起来革命党的头。

　　我们化装成为华侨，经过日本统治的朝鲜，秘密回到了上海。在没有到埠之前，谣言很多，说上海港口搜查得极其严密。还在莫斯科的时候，从日本报纸《大阪每日新闻》上，就看到过一段消息，说有一批苏联回来的学生，在黄浦江上就给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探员捉去了。为了这种恐惧，有些略能筹到一点钱的同志，如刘仁静、吴季严、吴黎平等，便请准经由欧洲回国的。可是我们放大胆子打海参崴回上海，事实证明非常安全。那此谣传显然是夸大的。当然，这并非说那时上海没有恐怖。恰恰相反，蒋介石的镇压机关正大舞其魔掌，用不逊于“清党”时期的疯狂程度，在每一角落追缉革命党人。不过那一时期国民党的镇压工作还不是“科学化的”，不是职业探员与业余特务相结的“群众组织”。它还不曾从斯大林的格柏乌学习过的；蒋介石所赖以对付共产党者，仍旧是横行租界中的“包打听”一流，腐败颟顸，野蛮愚蠢，凶恶有余，效能却是很低。这与数年后由CC团主持，用共产党叛徒为骨干的新特务相比，那就不可同日而语了。

　　我们回到了上海，遵照莫斯科那次反对派会议决定立即向中央报到。刘仁静比我们先到些时，他却没有照决定行事。他还是固执他原来的意见，认为不应该在党的工作上浪费时间，应该立即以全部精力做独立的反对派工作。在我们的反对之下，他总算写了一封信给中央，报告他已经回国，但接着就完全表明他的托派身份。如此，关系当然断了。这种“干脆”的做法，若不是认为整个共产党已经无救（这和我们当时的看法完全不符）,便是借一借口来逃避党内艰苦的群众工作。我们因之决定继续采取莫斯科时候的态度，即对党不表明反对派立场。这样做不是为了欺骗党，乃是因为共产党中的党制，这时候已经没有了派别合法存在的权利：我们为了适应此种情况，继续保持党员地位，不得不采取此种自卫策略。至于在实际工作中，我们也有了决定，即绝对服从纪律，按照民主集中制行事。这就是说虽然在总的路线（六大决议）与个别策略上我们与党的多数意见不同，但在工作中，我们必须按照多数意见做；非但要和多数人一样做，而且要做得比他们更积极、更勇敢、更好，借以取得信仰，以便在下一次讨论路线或政策的会议上或明或暗地，或多或少地（这一切要视情形而定），能够提出我们不同的看法，纠正党的错误。我们的最后目的是要把党从斯大林主义的错误领导下解放出来，采取布尔什维克列宁派，亦即托派的正确主张。

　　历史事实虽不曾按照了我们的计划来体现，但在当时条件中，我至今相信，只有这样做才是正当的。我们报了到，周恩来便约我们谈话，他那时正担任组织部长。谈话地点在四马路的振华旅馆，他和我们十余个人一起谈天，谈了两个下午，内容记得是他给我们分析当时中国的一般情势。几天后，在麦根路上的一幢二层洋房里，举办了一次训练班，其中集合了二十余人（除我们这批人之外，再加上取道法国新回国的一些同志）。这个训练班的主要目的是让我们熟悉中国实际工作的种种条件，因为我们中间至少是去国一两年的，有的甚至在一九二五年以前就离开中国的，他们对中国情形相当隔膜，对秘密工作的一切更是茫然。训练班延长了十多天，由周恩来，恽代英，向忠发，项英，罗绮园，顾顺章等人轮流给我们做报告。李立三当时是宣传部长，算是理论的指导人，但他始终不曾出席我们的训练班，原因至今我都不曾明白。主耍的报告人是周恩来，他跟我们讨论了几大关于中国当前政治局势的估计。我说过，那时第三国际正采取了“第三时期”的说法，认为在全世界范围内，革命都正在走向高潮。这是斯大林打击了布哈林，向左边跳跃的时期。在此时期中，中国党真有点无所适从，进退失据。一九二七年秋冬到一九二八年上半年，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在斯大林的直接命令之下，实行了盲动政策，结果加深了革命的失败。在一九二八年七月举行的中共第六次大会上，批评了盲动主义。它虽然仍没有找到正确的路向，但至少为客观的事变所逼，不得不承认革命失败，不得不将武装暴动从即日的议程上撤下来，不得不将苏维埃改成宣传口号。那时符合于中国政治形势的革命策略，惟一正确与实际的，乃是托洛茨基提出的国民会议口号及其全部民主革命政纲。但斯大林派拒绝了这个政纲。遂使中共陷于无口号无方针的窘境。其实，那时如果单从中国一国以内的情形来考虑问题，斯大林们多半也会清醒些，会提出民主口号，借以重新团聚革命力量，以便在较佳时机，由退守再转入进攻。不幸此时苏联国内情势与西欧的资本主义新危机使斯大林突然“左”倾起来，提出了第三时期的“哲学”。而更不幸的、这个哲学和斯大林的任何“哲学”一样，都是机械与图式化的，即欲“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既然全世界都已进人革命高潮，中国何能独外？结果是，一九二八年七月所决定的一点点忍耐与后退，过不了一年时间，立刻就用新的精神来代替了，就在将布哈林打倒的那次国际全体执委会上，又决定了中国革命的“高涨”快要到来。根据了这个决议，中国党再度进行了比瞿秋白时代更大规模的盲动，结果当然非常惨，而悲惨的后果完全呈露之后，斯大林又来了一次同样的遮眼法：正像当初把盲动主义记在瞿秋白名下一样，这回的新盲动主义被命名为“立三路线”。李立三在一九三一年被打下来了，连带被打击的有周恩来与瞿秋白，以及几乎所有中共老领袖们。替斯大林来完成那次“伟业”的就是又名王明的陈绍禹，他趁此时机由莫斯科孙中山大学党魁资格变成为中共党的首领，窃据党权达四年之久。据最近刘少奇在中共第八次大会的报告，陈绍禹的领导曾使“当时的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和党领导下的革命组织几乎损失了百分之百。”不过这些都是以后的事情，且待将来应该提到的时候再说吧。

　　让我们回到周恩来和我们所讨论的问题。这时候中央正收到了“高潮快要来到”的决议。决议的措辞究竟如何，因为手头没有材料，记忆也不很精确，不能说得太肯定。但意见是不会错的，在毛泽东的文章：《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便可以看到它的反映。中国党收到了这个决议之后，实在有点迷茫，首先因为盲动时期的记忆太新鲜，对盲动的斥责，言犹在耳。既然高潮快要到来，是否武装暴动（后来改称为起义）将再度提出于议事日程？高潮究竟高到甚么程度？其确实含义为何？至于“快要”二字作何解释，尤其如毛泽东在那篇文章中所说，成为当时“许多同志的共同问题”。在最初，中央多数对这个国际指示倾向于较消极的接受，因为刚不久才让“滚牛奶烫坏了嘴”，如果将新高潮的快要到来作左的解释，又怕要碰破头颅。周恩来和我们研究这个文件时候，就显出非常谨慎，甚至有几分为难。我们曾反反复复地研究了“高潮”二字意义，查究了它的原文。这二字本是俄文****的翻译，含有“高潮”和“高涨”两层意思，它有点等于英文中的On The Rise，所以周恩来最后说，中译文应确定为“高涨”，他怕的是‘高潮会被了解成“最高潮”(Climax)，因而重犯盲动的错误。至于“快要”二字，据我的记忆，我们在讨论中的解释，也倾向于较远前途的。不过过不多久，由于国际第三时期的作风愈演愈烈，斯大林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激烈左转，再加上中国好些同志的附和，尤其是江西方面的意见[1]，中央便日益从“左”的角度去解释“高潮”与“快要”了。其结果便是所谓“立三路线”。

　　那次训练班中除了周恩来与我们讨论政治问题之外，其他的人都给我们报告实际工作经验。在这些报告人中最受我们欢迎的是恽代英，他口才好，经验多而切实，说的都是书本上找不到的。罗绮园给我们讲农民运动，大家对他的印象不好，他可能知道的东西不少，但是讲不出来，同时他毫无泥土气，无论谈吐或举动上，都不像是干农民工作的；性情不开朗，也不适于群众工作，此人在早期之主持农运，可能由于某些偶然因素。二年之后，我和他在龙华司令部的监狱中再见，在危急时表现得无耻与可怜，出卖了同志，终于自己又难逃一死。顾顺章给我们讲秘密工作，他那时主持着中央的特务。这个人流氓气重极，思想谈不到，虽然工人出身，为人机警异常；但领导革命特工终究不能靠这种人，他后来的叛变与作恶，我认为赏识他与提拔他的人也不能没有责任的。任何革命中不能没有此种人参加，拒绝流氓无产阶级的归附便不能做成群众性的起义，但如何分别他们的正反面作用〔认清他们那种远远超过正作用的反作用〕，马克思和列宁都己经充分教育过我们了。中共的领袖们不接受这个教训，以致在长年的革命工作中，吃过流氓们无数次的亏，顾顺章不过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例子罢了。

　　训练班结束后，我派定了工作，担任中央组织部的干事。部长周恩来，副部长是省港罢工中的著名领袖之一罗登贤，干事四人恽代英，陈潭秋，武扶经和我。武扶经就是当年东大“旅莫支部残余”的领袖，一年半以前被我们赶走了送回来的。我这几位同事都老我一辈，我那时才是二十三岁的大孩子，他们不论在年龄与工作经验上，都比我老成得多了。恽代英更是我读中学时代就很敬仰的人物。今天竟有机会和他一起工作，心里很是兴奋。我决心积极地干，同时从这几位前辈那里多多学习经验，不错，我是隐瞒起自己立场的反对派。但是这样做决不会对不起党，恰巧相反，我们相信，只有如此才是真正对得起党，才会将党从不正确的路上引出来，使它不致终于受一个阴谋小组织（米夫——王明系）的控制，因之断送中国革命。当时中国党的领导层，虽然已经受了苏联党内部斗争的约束，在斯托之间，业已公开采取了拥前排后的立场；但我们仍应承认，其中大多数人的心底里，对此斗争仍然是“超然的”。有些人是根本弄不清楚斯托斗争的全盘内容，有些人则觉得那主要是苏联的内部问题。他们的注意完全集中在〔亦即局限于〕中国问题上，甚至在简单的实际工作上。因之照这些人的看法，不管你在莫斯科参加了甚么派，一旦回到中国，只要你诚心诚意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及其政党工作，你就是一个好革命者。我们这批回国的人，中间由托派嫌疑分子占了多数这个事实，莫斯科一定通知了中央的。至少，中央知道我们中间有不少非正统派。但周恩来对我们丝毫不曾有甚么歧视；更堪注意的，即是在训练班上，讨论中没有一次提及了托派的“错误”，最后，分派工作时，我这个显然已被莫斯科党部怀疑的人，却获得了很重要的工作。

　　中央对托派的此种态度，一直维持到半年后莫斯科反对派全体被捕，那时，根据莫斯科的来电，将不肯放弃立场的托派同志开除出党。再因陈独秀及其接近的一群同志转向托派，中央内部引起了较大的波动，当权一派的中央领导者才算对托派采取了更郑重的，更不调和的立场。但虽如此，中共的老干部们对于“托陈反对派”的敌意，和苏联斯大林系对托派所怀有者始终不可同日而语。这在一方面固然因为中国托派始终不曾发展到能够与他们争衡的力量；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则因为老干部们的真正敌对者（在权位而非思想上）不是托陈派，而是米、王派。王明派才是斯大林在中国的直接代理人。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周恩来等曾经长期间受过这群斯大林嫡系的打击，可不曾和托陈派认真交过手。当然，这绝不是说，毛刘周等反对斯大林主义，同情托陈派。他们是斯大林主义者，他们之所以拥护斯大林，由于势利观念所驱，也由于思想和作风的共鸣。斯大林控制着苏联这个大国，他有可能援助别国拥护他的人，而中国共产党运动在颇长的一个时期内，离开了苏联援助便无法存续与发展的，这是毛泽东们始终支持斯大林主义的势利的一面。另一面，斯大林那种狭隘、实际、官僚从属以及个人崇拜的思想和作风，确很投合中国现代“秦皇汉武”们的口味。因之，虽然他们未能被斯大林视为亲信，且被他派遣来的“义子”陈绍禹等多方压迫，却仍然一半儿真心一半儿假意地拥护了克里姆林宫中的教皇。中共统治层对中国托派的态度，多少受了他们对斯大林的此种态度的影响。这态度基本上是敌对的、镇压的，但有时候表现得比较缓和，有时候杀气腾腾，有时候好像“有商有量”，有时候却又歇斯底里，这种多少不同的表现，与中共上层派系之争有关，也与在特定事件上与托派所接触的人物有关。其间经过，在以后叙述中将要谈到。

　　中央组织部的工作非常紧张。因为上海市的工作直属中央，我们组织部直接指导各个区委会的活动。在那时，无论国际或中共，甚至江西的毛泽东，都不曾想到把工作中心由城市搬向乡村，也没有谁敢主张将党的基础从工人移转在农民身上。既然坚持城市第一与工人领导的路线，那当然要把党的中心工作放在上海。党几乎是集中了最大力量，要建立和扩大上海工人区中的组织。为此目的，就用全力去领导上海各业工人的斗争。组织部的工作简直可以说有三分之二以上是关于上海各区的，我们只用小部分时间来应付全国各省的指示。上海分了五个区：东、南、西、北、中。组织部中四个干事，加一个副部长，每人专门负责一个区。我出席的是沪中，恽代英管沪东，罗登贤管沪西。最忙与最重要的是东区与西区，那是大工厂集中之处。沪中是商业区，主要的成分属于店员。他们在生产上的地位较不重要，但因它在全市的中心观瞻所系，这部分的工人斗争也曾被重视。在那时候，这一区里的估衣铺职工们，曾经斗争得有声有色。百货职工们的斗争也轰轰烈烈，而且二十余年来始终站在前列，成为上海职工运动中一个坚强据点。当我接手这一区工作的时候，石路一带估衣铺职工的总罢工结束不久，余波此起彼落，劳资双方的关系还异常紧张。中小型商店的劳资关系，和大工厂与大商店的情形很不同；这里的老板与伙计之间存在着亲属的、乡谊的，或甚至家庭的纽带。一旦发生了斗争，仇恨也就特别深刻与复杂；这儿不仅牵涉到待遇问题，而且夹杂了许多私恩私怨问题。因之斗争所采取的形式，有时看来分外的尖锐残酷。近年来中共所执行的五反斗争及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所造成的无数血泪故事，在我那时碰到的估衣业斗争中，已经能看到不少预演了。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小工商，本身就是一个悲惨的落后事实：它们可怜的处境势必造成最难容忍的阶级对立；可是它们那脆弱地位又最受不起阶级斗争的打击。站在共产主义者立场上，为了唤起一切劳动者的觉悟，我们自然要尽量发展他们中间的斗争；但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此类阶级斗争往往是悲惨的两败俱伤。不幸这些小商业经济在中国的城市经济中占了很重要的地位，因此，有关乎他们斗争的领导方针，几乎成了中共政策史上一个很大的争持点。自从广州时代、中经武汉时代一直到革命失败以后，可以说，凡属右派的都倾向“仲裁”，与“劳资两利”；而左派的则主张在那些部门中同样贯彻阶级斗争。几个月沪中区的工作经验，使我在实际上接触了这个问题。我的立场是属于左的，但同时我却更深地感觉到，单独这一群人的斗争没有出路，它必须从属于全国性的更高更大的经济和政治斗争之下。今天中共政府对它们采取联营与公私合营等等的办法，这就问题的过去方面说（即结束小工商的可悲状态），我相信是惟一可循的道路，我们在这里怀疑的只是问题的未来方面，即此种经济在今天中共的官僚统治之下，是否真会导入“社会主义”。于此，我们是持有异见的。

　　认识到店员斗争不能构成独立的革命斗争的主流，并不等于说，我们不应领导此种斗争，或等待大工厂大企业的斗争普遍爆发后再来注意它。当时我不曾这样想后来，在长期的反对派活动中，我们也不曾这样做。对于易燃性极大的店员斗争，我们始终是积极参加或领导的。在当时，为了配合或促成“快要来到的全国性的革命高潮”起见，我们真是昼夜奔忙，不放过一星半点儿的火种。有时候，为了某一铺子里老板伙计间的一些小争执，我们，从中央到区委，甚至还加上江苏省委（省委中与我密切联络的是后来变成“调和派”的王克全），开上通宵的会议，策划进行斗争的步骤哩。总之，我们那时往往以数只狮子的力量去围搏一头小兔。我们从绝早到深夜，始终睁大着警觉的眼睛，向四周围察看一星星火点，想借以造成燎原的局势。急躁间杂了幻觉，使我们保持了人为的紧张，希望在全国首要城市的上海，在上海心脏区域的沪中，能够爆发出一个革命高潮的信号。事隔二十七八年，我现在己无法详尽地描述那时候的紧张，不过我一生中工作最拼命的那几个月份，记忆始终仍留在脑际：一天亮就得起身，因为要在商店没有开门之前，去找有关的工友们谈天，然后是会议，接头；接头，会议，非弄到深夜不能回家。因为除了局部工作之外，还得开组织部的例会，还得与外地及各省来的同志见面（我负责联络的，记得曾经有安南以及安徽、云南等省）。工作真是繁重极了，不过在组织部的诸干事中，我算是最清闲的，他们几位都比我更忙。所以有些文字工作放在我的头上了。深夜回家，我不能就此睡觉，还要多少翻译一点列宁《论组织》那本小册子。这样积极地干，我并不觉得痛苦，精神倒宁可说是愉快的。我内心里不同意“高潮快要到来”的估计，同时也不以为光靠这样的主观努力便可以促成“高潮”。但对这些问题既已认识清楚，当不会再因此而感到惶惑而痛苦了。我之所以愉快地为了一个不表同意的方针而努力，那是因为l,工作中证明反对派的路线是对的；2,发现有些真诚的革命者，在工作中感觉苦闷，并从经验中逐渐认识到六大方针的错误；3,借此多少学习到处理实际工作的方法。

　　在那一时期中我和恽代英最接近。在每次会议前后，我们常有短时间的闲谈。他患了肺病，体力很差；全靠了他坚强的意志，以及对革命的无比热忱，才支持他去干这十分紧张与繁剧的工作。但每当休息下来，他便疲态毕露，有时会在会议进行中沉沉睡去。代英是出名与出色的实干家，他吃苦耐劳，不知困难；遇到任何难题，他脑子里总有现成的或随机触发的应付之道。因此他始终乐观，从不闹情绪。如果说他有缺点的话，那便是这位由书生出身的革命家却过分地看不起革命家的书生气。可是当我和他相处的后期，他却不止一次地向我表示：希望找个机会来好好儿读点理论书。我们从来没有机会把话谈得很深很细；工作委实太忙了，相互之间绝无私人往来或闲聊半天的可能。只有一次，我记得，组织部的一个会议定在我的住所里开，恽代英一个人最先来了。时间离约定的还早，他就倒在我床上打了个盹。一会儿醒转来，别人还没有来，他便随手翻翻我桌子上几本列宁写的英文小册子（是组织给我的），就感喟地说：“唉，这些书我都没有好好儿看过。”我说：“你应该请求休养一下，弄好身体，同时可以读读书。”他对我苦笑笑，不说话。“或者你索性到莫斯科去住一个时期，那边的环境也许对你很合适。”我又说。“哦，去留学？！”他意味深长地说着，摇摇头。

　　恽代英这句简短的表示里，包含着不少内容。老一辈的中共工作者，非常看不起从莫斯科回来的学生，尤其看不起那些以同情者资格前去，出国前根本与党无关的一群，有如王明等辈这些人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甚至全无革命家品质，却学到了全套西洋“革命者”的气派以及满口的革命词句。他们一回到中国，生活在艰苦恐怖的环境里，只有极少数能被再教育成“文武不挡”的真正革命家，大多数是很快投向了反动，最好的也是反而不动。这点对“留学生”的鄙视是应分的。另有一层，却表示出中国共产党之传统落后性，那便是对实干的过分强调，完全不了解列宁的所谓“理论乃行动的指导”的意义。干决定一切的观念，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中国老干部的头脑中，以此造成了中共领袖们那种狭隘的、短浅的眼光；造成了经验主义的、常识主义的思想；造成了官僚的、命令的与行政事务主义的作风。这个毛病曾经断送过许多次革命局势，曾经使中共盲目地跟了斯大林主义走，且使今天获得全国政权后的中共，永远受着策略性的政客手段的驱使，却不能坚持原则性的方向．以致掉在官僚独裁主义的泥淖中而不能自拔。

　　恽代英最完备地代表出老干部们对“留学”，其实也就是对学习的正面和反面的态度。那时候，老人中也有不少派赴莫斯科的，例如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董必武，叶剑英，谢觉哉等人；可是他们之被送往莫斯科，只因他们原来专干外部工作即国民党中的上层工作的；革命失败后，党转入了地下，他们完全做不来这些新事情，但他们仍忠实于共产党，且为国民党缉捕的对象；无事可为，无地容身，便只好送出国外学习去。恽代英自不愿接受这样的安排，他不愿人家将他视作此类老人，事实上他也决不是。他在国民党的上层军政工作中虽然干过很长时期，但在新的秘密环境中，却证明出他是一个同样好的，甚至是更好的革命者。但是无法掩饰，除了生理的疾病之外，他正患有心理上的苦闷症。他从不曾对我公开说过苦闷，更不曾表示过对党正式路线的怀疑，可是像拿了几茎稻草想煮沸一大锅冷水的人的焦急心理，却是不断地吐露的。

　　在我们那次谈话中，他就埋怨沪东某几个工人同志的“胆怯”，又说有一些同情者害怕他去访问。我趁此机会，记得曾向他提了这样的问题：“我们今天的局势，究竟等于俄国一九O五年革命失败以后呢，还是一九一七年革命高潮到来之前？”他听了我提的问题，想了想，然后苦恼地说：“我对俄国革命历史没有详细研究。得找个机会好好读一下。”

　　我们的话没有再往下谈，人陆续来了，会议开始，每人的思想又集中在如何促成与迎接“快要到来的革命高潮”的一切具体而琐碎的行动方法上了。

　　大约此后一年多吧，恽代英在沪东工厂区被捕，据说被捕时他正在分发传单（那时我早已被开除出党），人家只当他是个普通党员，判了两年徒刑，系于南京监狱。后来中共特工主持人顾顺章叛变，才说出某某即是大名鼎鼎的恽代英，蒋介石当即将他提出来枪毙了。这一个异常杰出的革命家，直接死于顾顺章——蒋介石之手，间接却是被斯大林的“第三时期哲学”所断送的。如此断送的中国优秀的共产党员是太多了，恽代英不过是其中之一。

　　那时候远东的局势是这样的：日本帝国主义正积极走上它冒险侵略的路，首先以东北，然后以整个中国为其吞噬的对象；在此压力之下，中国资产阶级与华尔街开始缔结了亲密的联盟。因此局势是动荡不安的，富有危机的爆发性；但远不是革命前夜。在美帝国主义的扶持与结托之下，蒋介石的反革命政权正在加强。在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的背景上，中国资产阶级却正经历了畸形的、殖民地化的经济复兴。资产阶级比较有了自信。另一方面，工人阶级于惨遭打击之后，却还只在经济复兴的影响之下，开始团聚起小小力量。这点力量是脆嫩的、“胆怯的”;巨17希望苟安，害怕革命者拜访的。大局既如此，那末无怪我们用了超人的努力，也终于不能把大锅冷水——也许是温水——煮沸了。苦闷感染了甚至最最积极的人。按说，我们应该暂时以冷静的思考来代替热烈的奔走，来探索一下自己基本的路向和步骤。其结果，无须说，应该立即采取托洛茨基的立场，将整个党的工作改弦更张。不要以盲目的行动去迎接幻想中的高潮，却是要实事求是地，大力推进以国民会议为主的革命民主斗争，借以在未可前知的一个时间里，准备真的高潮。

　　不幸，罪恶的斯大林路线是不容许检讨的。主观主义永远是它的特征：既然宣布了高潮就必须去造成高潮。当我担任工作的后半时期，拔苗助长的工作方法更发挥到了极致。这时期的最出名的一件事情，就是托洛茨基所嘲笑的：拿了革命日历来发动革命。每当一个国际革命的历史纪念日，党就决定来一次示威游行。为了容易耸动听闻起见，示威地点总是选定在我们那个区里：南京路。这种示威简直是儿戏，是给革命者自己开玩笑的恶作剧。约定了时间，动员了大量党员（人数常常不超过数百），暗中集合于南京路两旁。信号一发，少数人立即聚合一起，叫几声口号，抛掷几把传单。如果此时巡捕房的红车子还不曾出现，就簇拥成一大堆人，在马路上“示威起来”，冷清清地呼喊几声口号，向前移动数十码。如此直到警车来到，人们便立即四散到行人路上，装作路人。巡捕开始捕人，有几个不幸者给拉上了红车，开走。“示威”完毕，“高潮”一度就算过去了。这样的示威在组织者心里引起了极大惶惑，给了被动员去参加者以莫大痛苦，在同志们的口头上，“做纪念”变成了无聊的同义词。

　　总之，当我参加党中央组织部的那几个月中，党虽然尽了一切力量来发动上海工人阶级的斗争而结果却毫无成绩；我们越想在这个工人阶级的中心地造成高潮，而真正高潮的到来却似乎越发渺茫。我们越积极，工人阶级对我们就越害怕。每一次斗争或示威，几乎都带来了打击和损失的。其实，在我被开除以后，党的“高潮”路线以加倍的努力来执行，结果也不曾获见成效；反而将党的组织和干部，迅速地摧毁着；等到陈绍禹等代替了李立三，则正如今天刘少奇在八次大会所形容的，使“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和党领导下的革命组织几乎损失了百分之百”。

　　今天我们在事后回忆，可以把上海工人运动，在很大限度内，也可以说是中国的工人阶级运动，描写成如下的经历：它在一九二五年“五卅”中首次跃登了阶级斗争的舞台，在一九二七年春天发展到最高潮，做出了有名的三次暴动（或曰起义）。同年四月十二日受到蒋介石的流血镇压，初次遭遇了挫折，不过他们的斗争仍旧继续着。一九二七年秋季，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失败了，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政权加紧压制上海的工人阶级；可是在一九二八年中，上海的工人们，特别是交通工人及邮电工人，却从事了非常英勇的反击。正是这个反击，给瞿秋白时代的盲动主义构成了一个辩解的理由。后来事实证明，这时期的工人斗争，并不是“革命不断升长”的象征，而只是和当时两湖的农民运动一样是刚刚逝去的那次革命的余波。一九二九年起，由于反革命形势的深化，国民党的刺刀威胁和黄色工会的双重压迫，上海工人阶级就开始进入消极和瘫痪状态了。一九三一年后，因日本帝国主义的露骨侵略，由“九一八”事件发展到“一二八”的淞沪战事，促发了以学生为首的广泛的民族民主运动，但工人斗争却始终不曾真正复兴转来，他们并不曾在这些运动中起过十分显著的作用。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抗战军兴，在波澜汹涌的民众运动中，工人也只能跟在小资产阶级后面，推推助助而己。在整整八年的日伪统治之下，上海工人阶级只有更衰弱的。如此，一直延续到日本帝国主义投降，这才由于世界和全中国局势中发生了某些根本大改变，阶级关系和群众心理上都起了深刻变化，我们才看见上海工人阶级有了新的气象，新的团结，因而有了多年未见的大斗争。

　　但是我们必须记得，这时候离开我们所日夜企待的“高潮”，已经有整整十五个年头了！斯大林将漫长十五年的时距预言成“快要到来”。中国共产主义者正不知为此付出了多少生命的代价！在这个长时期内，中国共产党并不曾始终守着那个被欺蒙与被打击的上海工人阶级。大约在一九三三年前后，中央一半由于被迫，另一半由于自愿，完全撤出了上海。这时候只有托派留着，始终与中国的工人阶级主力分享着悲惨的命运；但虽如此，我们也不曾能将多少持久的与较大的组织形式提供给上海工人。一直到抗日战争结束为止，上海工人不曾有过革命性的工会组织。这里的原因，也许要牵涉到中国革命的特殊情形了吧，我将在此后的机会中，把它作理论性的研究。现在让我再回到一九二九年冬天去吧。这里我必须谈到上海当时的党内生活。大约在一九二九年秋末冬初，我们组织部的例会开始谈到党内纠纷了，那是关于沪东与闸北的几个“陈独秀分子”的支部的。在此以前，组织部所讨论的可说全都是工作问题、斗争方法以及人事调派问题。理论极少谈到。记得有一次，负责闸北区的武扶经，在例会上提出报告，说有几个拥护陈独秀的人向他提出质问：为甚么六大说未来的中国革命仍旧是资产阶级性质。武扶经从来看不起理论，擅长的是背决议，他在小组会上就依照决议背了一遍，但那几个“陈派”不满意，引经据典，说出了大套道理，弄得他哑口无言。现在在组织部会上，他于是特别提了出来，要求伍豪（周恩来那时的假名）解释。此时负责沪东区工作的恽代英，也便报告了他出席陈独秀们小组时所遇到的问题与看到的情形，据他说，陈独秀们是正在和托派合流了。

　　周恩来仿佛没有把问题看得很严重，除了将革命资产阶级性质的老论据翻来覆去地讲了几遍之外，就说陈独秀事件已有中常会（即政治局）在考虑。当时他没有说出如何应付之法，不过我在事后，以及从反对派方面，知道了所谓应付就是由当时驻上海的国际代表奥XX（这名字我记不清了）约独秀谈话，再劝他到莫斯科去，和联共党的领袖们讨论异见，并要他在共产国际中担任工作。陈独秀当时是坚决地拒绝了这个提议。

　　这里我要补述几句关于陈独秀的情形。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武汉的中共紧急会议正式撤销了陈独秀的书记职务，他便秘密回到了上海，住在沪东。经历了革命的惨败，负起了失败的主要责任，并蒙上了机会主义的罪名，他心情的苦痛是可以想见的。我不知道他最初回到上海一个时期的生活如何，在以后相处中，也不曾有机会谈起这些旧事。据汪孟邹先生（独秀的一个非政治的朋友）告诉我说，那时独秀是寂寞而悲伤的，有似一只斗败了的雄狮躲在山洞里，静静地用舌头在甜吮它身上的创伤。这比喻有几分适当的吧。陈独秀这个人，不管他有怎样的弱点但他毕竟是一只雄狮。人家可以打败他，甚至可以杀死他，但你休想叫他乖乖地做替罪的羔羊。斯大林的机会主义路线有系统地断送了一九二五至二七年的中国革命，结果却将全部责任往陈独秀头上一推。陈独秀如果是一个软脊骨的政客，他肯和斯大林合作来串演这出悲喜剧，自认全部错误，以此来洗清斯大林的罪过，使后者能抵挡住托洛茨基们的批评，那末，陈独秀不仅可以在共产国际当要人，而且多半还能重坐中共的首把交椅。

　　这样做便不成其为陈独秀了；他当然不肯在斯大林的整套龌龊把戏中，自愿或被逼地，充当这样一个角色。可是凭了他独自的思索，独秀却无法弄清楚在中国革命失败中的责任，划分出他应分的与被诬栽的部分。由于他对联共党内部的情形不熟悉，也因为他对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终究不太精通，他不能自力检讨清楚革命中的全盘问题。因此，他愤恨于斯大林们妄加罪责的无耻，却不能揭出此类无耻的就里背景。他只好静静地躲在角落里舔吮创口了。如此大约过了一年多，这中间虽然为广州暴动给中央写过信，六大时期他拒绝邀请到苏联去出席大会。但这些都是消极的规劝多于积极的批判，受屈后的负气多于理直气壮的反击。经过盲动时期，经过六次大会，直到一九二八年秋天的中东铁路事件发生，陈独秀才静极思动，给中央写了那封所谓“误国政策”的信。受到了曲解与斥责，这才使这只负伤之狮再度奋起从事搏斗。独秀那时还不曾和托派发生关系，信中所提意见，也不能说是错误。为了揭穿蒋介石利用民族主义来进行反苏的阴谋，至少在策略意义上说，“误国”口号不能算是荒谬。但那时由李立三主持的宜传机关，便借此对陈进行了疯狂攻击。认为陈独秀堕落到“资产阶级爱国主义”的泥淖中去了。独秀起而应战，同时在行动上也开始脱离一两年来的消极状态，有一群老干部逐渐在他的周围团结起来，其中有郑超麟、何资深、彭述之、尹宽、李季、马玉夫等。一个党内的思想派别就此形成了。

　　当我回国并在中央工作的时候，陈独秀们正在向托洛茨基的思想突进。他们最初从留俄归国学生方面，稍后从刘仁静那里获见了俄国反对派的文件。看了这些文件，关于中国革命的过去部分，他们立即接受了。这对于陈独秀应该是一个大发现。他发现了斯大林在革命失败后归在他名下的一大堆错误，原来都是斯大林自己一贯坚持，而事前均已由俄国反对派指出来了的。这些错误有些是陈独秀在执行时就表示过异见，有些则盲目地，当作“布尔什维克主义”而加以忠实执行的。革命一旦溃败，斯大林或者厚颜地赖掉他颁发过的命令，或者诿过于命令的传达人（如罗易、鲍罗廷），或者硬派是陈独秀的自出主张。陈独秀一来因为不清楚命令之所自来，（当时莫斯科来的一切指示，只笼统地知道是“国际”决定，却根本不明白如何决定，谁的决定，经过了怎样的争论才决定。）二来在山崩似的失败打击下，实在感觉到惶惑，同时斯大林配合了瞿秋白所进行的一切诿过于陈的运动，声势如是之大，竟使他有口难辩。现在，看见了俄国反对派的文件，真是恍然大悟了。这些文件帮助陈独秀弄清楚了他在失败的革命中究竟居于甚么地位，起了甚么作用，以及他该负的是甚么责任。文件使他明白了，他过去的主要错误，就只是“忠实地执行了由斯大林决定的命令”。凭着亲身的经验，尤其是在痛定思痛之后，他当然完全同意了他前所未知的反对派的意见。他又同意了托洛茨基关于中国当前局势的见解，惟一使他犹豫的，乃是关于第三次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在最初，他仍以为资产阶级民主的说法是对的。

　　陈独秀倾向托派了。这消息最初在组织部里透露时，周恩来毋宁是以轻蔑态度来表示其反应的。“好吧，让‘老机会主义者’向托派去找出路吧。”他说着，嘴角是带着微笑的。但是过不多久，一方面因为此事在老干部中引起了波动；另一方面，多半是莫斯科强调这件事情的严重性（斯大林当然更懂得这个具国际声誉的老革命家走向托洛茨基所能引起的影响），党中央不得不认真来处理这个问题了。结果便是让国际代表出面与陈独秀谈话想把他骗到莫斯科去。陈独秀坚决拒绝了这个“光荣的邀请”，并且进一步地积极为反对派思想作斗争。此时国际与中共便开展了所谓反对“托陈取消派”的运动，在中国开除一切附和陈独秀主张的同志；在莫斯科则以格柏乌的直接力量，将孙中山大学中几及半数的学生投进了监狱。

　　遭受了重重打击和诬蔑的陈独秀，并不如当时某些中央的领导者所想像，是人所共弃的老狗。实际上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不论在党内党外，国内国际，他那时都还是最有声望的一个中国共产主义者。他老人家的转向托洛茨基主义，事实上曾引起了中上干部内一次轩然大波。在陈独秀起草的那篇有名的告同志书之后，跟着发表了一个集体文件《我们的政治主张》，上面签名的共八十一人，这些人都是老党员，曾经担任过重要工作，或当时仍然担任着地方或省委级工作。除了签名者之外，还有许多干部是动摇的，他们很苦闷地犹豫着，决不定该跟“老头子”走好呢？还是跟“新中央”走好？那时我还在中央，我有机会亲眼看到了这些个苦闷的动摇者。臂如组织部里做技术工作的黄文容，因为他一向跟在独秀左右做书写工作，对老人有很深敬意，在“反取消派”时期表示得非常痛苦。何柏丞是我们部里的交通员，几年来干内部工作的，对陈独秀也有深厚感情；当我被发现为托派，他与我作最后一次接触时，他甚至叹息着自己家累太重，言外之意，否则他倒是可能同我们一起走的。

　　说因为“家累太重”，以致使本想倾向托派的人停止了动摇，这话听起来似乎是不可信吧。这里我必须谈一点当时共产党员的生活问题。以全部时间贡献给党工作的人，当然要由党供给生活费，这是中外的任何政党皆然的。列宁曾经特别研究了这个问题，他认为要使无产阶级政党能够成功，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培养“革命职业家”，这就是说必须有一部分人，用他们的全部时间，全部精力，去研究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认真从事社会主义的斗争。列宁最看不起流行于社会民主党的那种业余革命作风，这些人只把黄昏或星期日贡献给“革命女神”，因而也只有在欢乐的宴会上或谈笑的沙龙中，他们才用“社会主义者”、“激进分子”的资格去吓唬吓唬高贵的太太们。他们不能，其实也不想去倾覆资本主义。布尔什维克党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完成了无产阶级革命，多种原因之一，我们应该说是革命职业家的养成。有了这批专家，才得完成了那样艰巨的事业。因此列宁的此一观念本身是无可疵议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成败亦自当以这种专家能否养成为先决条件。

　　不过在中国共产党反托运动时候，这个“特效药”却显出了一种相当有害的“副作用”。在革命严重失败以后，重建起来的党机构拥有了为数不少的革命职业家。这种人数目之多，至少在城市里，那是甚至超过了未曾职业化的普通党员的。按照一般的组织办法，普通党员，即从事社会上普通职业的共产党员，应该缴纳党费，以此去维持那些用全部时间干党工作的革命职业家。但因为党费收人太微，而革命职业家的维持费又太大、巨大的不敷之数，从来靠联共党的帮助。当我在党内工作时，党的主要支出，据说是靠列宁格勒党员的全部党费。这种捐助生动地表示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团结精神，授者与受者都极应当。只有反动派才会对此作无聊的叫嚣；同时只有斯大林才会无耻地将此种捐助之靳或予来挑选兄弟党中的革命者，不过这事与我要讲的史实无关，不去谈它吧。当时，中央工作人员的生活费每月二十五元，区委会的同志为十九元。这个数目约等于一个普通工人的工资。如有特殊需要，如疾病之类，或有家属而“住机关”者，则有额外补贴。这点生活费当然不宽裕，但足够维持。我应该说，没有一个人是为了这点生活费而当共产党员的。那末我怎么又说，生活上的顾虑曾使某些倾向反对派的人停止动摇呢？这里必须指出一个明确的分别。在革命与不革命或反革命之间，生活问题不会使任何一个革命者作片刻的考虑；但若问题只关于两条革命路线之间的抉择时，生活是否安定就会起相当作用。而当时的斯大林路线与托洛茨基路线，毕竟还只是同一革命党内的两个派系呀。在苏联，许多人牺牲了崇高地位与优越的生活，只为了追随托洛茨基的主张；可是有更多的人，正为了要保持既得的地位和生活条件，以致放弃了反对派主张的。在中国，情形不如苏联那么严重，两条路线的选择并不意味着克里姆林宫与西伯利亚，但是做反对派的滋味却不是好尝的。它没有一个钱，没有一个团体会给它以任何捐献。每个反对派分子非但要自谋生活，而且要从米饭钱中节省出可怜的余款来维持组织，进行工作。

　　后来脱离了中共的张国焘，当时曾对彭述之说：“你还能翻译，如果我出来，靠甚么生活好？”这一句非常符合于张国焘精神的说话，其实能表示不少当时动摇者的苦闷。

　　当时时常可以听见这样的感慨：能从革命职业家变成职业革命家（意指另有一份职业来维持生活）就好了，这样行动可以自立得多。谁想得到呀，中国旧社会中就业的异常困难竟在某种限度内帮助过斯大林主义来打击托洛茨基主义。

　　话虽如此，因陈独秀变成托派而酿成的党内危机还是很严重的。由中央到各省省委，由党到青年团，由党组织到群众团体到处发现了“取消派”的附和者，于是进行了有系统的清除运动。在那一时期的《红旗》周报上，每一期上都登载了个别的和集体的开除党籍的通告。

　　不知道是周恩来真的不怀疑我的托派关系，还是明知我的关系而想给我一个“暗自转变”的机会，总之在反托陈斗争的初期，完全没有牵涉到我的头上来。我的工作一切依旧。我的态度是：拼命工作，尽少说话。在组织部的会议上，恩来的发言永远要占去全部时间的十分之九。周恩来是一个非常杰出的行政家，事务处理上简直是天才，说话的才能也显然属于第一流的：但和他共事一长久，有一点使我很奇怪，就是他一开口却不能自休；话说得有条理，却不能集中要点；有层次，却诸多反复。一些原极浅近的事理，同时听话的对象又只限干部里的五个干事（有时再加上他的太太邓颖超），他却会像对小学生教书似的，分析了又分析，解释了再解释，把一个报告往往拖长到七八个钟头，使听者倦极欲睡。陈独秀和毛泽东一样，都是文字优于语言的，但他们那种虽不漂亮的演讲却能言简意赅。在这一点上，周恩来实较逊一筹。不过周恩来的此一弱点，倒给了我很大方便：我的有意沉默无从觉察了。健谈如恽代英和罗登贤，会议中也是不讲话的。他们多半在会议休息中，特别当停下来用膳时，才用闲谈方式，提出某些意见。那个时期，只有一次会议上我的发言，直到今天还记得很清楚，那是关于江西苏区中的土地问题。江西意见由张国庶（张国焘之弟，后被蒋介石所枪决者）带来，其中有这样的一个问题：要认真发动土地革命，势必反对富农；但反对富农，与六大规定的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性质不符。这个“矛盾”使会议上的好些人为难。周恩来发表了一大篇议论可始终没明确说出：究竟应该根据斗争的客观事实来规定理论呢，还是固守理论来限制斗争。因为问题触及了斯托争论的核心之一，我便不自禁地发表了意见，说：如果斗争的形势和需要必须反对富农，那就反对吧，不必理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这样说，自然不曾暴露我的托派立场，但它使座中人略略惊异了，对反托斗争有过经验的武扶经尤其敏感，竟提起这种说法的倾向性来，我于是又沉默了。我的沉默使我一直工作到一九三O年初春的大病；党籍则保留到莫斯科托派的全体被破坏，那边的叛变者供出了我的关系。

　　莫斯科中国留学生中的托派组织，自从我们那批回国之后，据说仍有发展。我走的时候，全苏联各学校里的托派约有二百多人；再有发展，大约要占当时所有中国学生的半数了（合共五百余人）。对于这潜存的托派势力，我说过，以王明为首的学校党部是早具戒心的。但他们始终不曾料到我们会有这么大的力量。在党部的估计中真正的托派也许并不存在。他们以为在一九二七年年尾早就扑灭干净了。一九二八年前后俄国地下反对派的飞速发展，王明等人当然不会知道，因为苏联的党官们不会告诉他们。他们怀疑由东方大学转入孙大的同学，推测其中会杂有托派，但是最大多数的东大学生，据他们想，只是些倚老卖老的消极分子，并非真正托派。因此，党部一向是以鄙视或歧视来对待东大学生，却不曾达到敌视程度。这态度的激剧转变，我相信是受了上海托派活动，特别是陈独秀变成托派的影响；而学校当局竭尽一切力量去破坏托派，一定还由于国际（亦即斯大林）的直接命令。

　　下面的事实是根据后来从西伯利亚越境逃归的人叙述的：

　　大约在一九三O年初，[2]学校当局掀起了一次新的反托运动。壁报上，小组会议上，纷纷旧事重提把托洛茨基“为害”中国革命的旧立场，连同他的新主张（即主张在中国提出以全权普选的国民会议口号为中心的民主政纲），拿出来加以斥责。托洛茨基的新主张本来为一切非托派的同志所未知，此时才从党部的断章取义的文件中获悉一些。这主张被称呼为“取消主义”，同时又宣布他和陈独秀的“有机的机会主义错误”勾结在一起了。托派同志们知道，这是国内托派活动在莫斯科引起的影响；人们的心理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他们料得到严厉的镇压将要下来。两个一直当作托派标本留下来的陈琪、闻岳，据说于此时充了军，充到南俄靠近波斯的边界去；这二人想乘机逃入波斯，一人被国境卫兵当场击毙，另一人押解回来，投入了莫斯科的监狱。其时所有旧东大的学生都成了被侦察的对象。一些特选的密探被派入“东大系”中，甚至要他们设法参加反对派。有一个东大学生，俄名洛果夫，谐音“老寡妇”的（此人我已在前面提起过），被派充去担当这个任务。“老寡妇”与“妈妈希金”（即代替我任三人委员会委员的赵言轻）很要好，虽然政治倾向相反，但因友谊笃，生活密切，说话多半无所戒备，“老寡妇一定知道“妈妈”参加了托派。前者于是就集中力量向后者进逼，软硬兼施地压迫赵言轻自首。赵为人非常老实，但感情缠绵，缺刚毅气。经过了一个时期的痛苦动摇，终于屈服了，将他所知的托派名单全部交给了“老寡妇”。行动据说来得甚快，就在当夜，大批武装的格柏乌警察来到了宿舍，将数约二百余人的中国学生从睡梦中唤醒，送上囚车而去，赵言轻一个人没有被捕，“老寡妇”们还带笑安慰他，说他的“光荣的服务”会得到“党”的优厚奖励。

　　搜捕完毕，天尚未明，水晶流苏的大挂灯照亮着空洞的大房间，房中十余只眠床全都空了，赵言轻一个人靠在他的枕头上，那种凄清寂寞的滋味足够他受的，良心的呵责使这个感伤的变节者无法再生存下去，就在当夜里悬梁自尽了。[3]

　　竟有一半中国学生是托洛茨基主义者！这个新发现的事实之激动斯大林及其徒众们，一定比陈独秀们之变成托派更加强烈。他承认孙中山大学的办理是失败了，决定停闭。非托派的学生多数遣送回国，少数拨入其他学校读书，或派至某些机关服务。被捕的托派受到严厉的拷问，有些人屈服了，于彻底坦白之后，开除党籍，并于短期刑满出狱之后立即送回中国；又有些人，党方认为能起作用的，则虽表示改悔，亦不准送回中国，怕的是他们回国后会增强中国托派的力量。他们被遣往边区去做苦工。有些人非常坚决，其中有我的老朋友范锦标同志，据说他入狱不久便双目失明。他们拒绝承认错误，受到了极其难堪的待遇，被长期幽禁在西伯利亚的监狱里。关于这些同志们的消息，我们只从一个南斯拉夫的共产主义者安东·西里喀（他本是南共出席共产国际的代表，因忤斯大林被捕，入狱数年，后被释，离苏后曾写过一系列关于斯大林监狱的文章）那里听到过一点点，据说，这些黄脸皮的共产主义者所受的待遇，比白种囚犯们更惨。

　　在那二百多个反对派中，除了不到十名被捕后因彻底改变而得以送回中国，更有二名由西伯利亚偷越国境成功之外，全都下落不明。一定有不少同志死在斯大林的监狱中，或丧命在格柏乌的排枪之下了。这批同志不可能回到中国来完成他们的志向，不但是他们的不幸，也是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不幸。

　　从大批被捕人的招供中，党部掌握了有关中国托派的全部情报。依照名单，有三十多个托派已在最近几批遣送中回了国。莫斯科立即给上海打了密电。此时我正病倒在医院里。周恩来发现名单中有我的名字，找我谈了一次话。他的态度很友善，大意说他满意我几个月来的工作，所以希望我为了自己的“革命前途”，作一书面声明，放弃托派意见，在《红旗》上登载；这样他可以保证我依旧留在党内工作。我没有说甚么话只答应写声明。第二天，部里的交通来取，看了很是失望和难过。因为我所写的完全不是他们所希望的。我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意见，声明我不同意党六次大会所作的关于中国革命失败的原因，关于目前局势以及前途估计的种种决定；但我同时指出：过去一时期的工作已经证明：我并不曾因自己的不同意见而在工作中违反多数的决定；我要保留自己的异见，愿意继续在民主集中制的组织路线下为革命服务；因此我希望党也应该遵照列宁的组织原则，容许我依旧工作。

　　交出了声明，我当然不会天真得以为周恩来李立三等人能有列宁式的宽容大度（他们即使有这种气度，但在斯大林的命令下也决不敢做）。我知道，组织不会再来找我，也不会再负担我的医药费了。他们将要做的只是在《红旗》报上登一个声明，开除我的党籍。就在当天，我迁出了医院，另租一个亭子间住。原来住在沪中区的“机关”，我不曾拿取一椅一桌，通知组织去接收。几天之后，我被开除党籍的通告登出来了，那是与吴季严并案办理的。季严当时是宣传部的干事，相等于我在组织部的工作。

　　就这样，我被逼结束了前后不满五年的与中共的关系。不过在我们方面，直到一九三四年成立中国共产主义同盟止，我们始终以中共的一派自居，并不以他们的非法（即违反了列宁组织原则的）处理而自外于共产党。

　　这时立即遇到的困难是生活和医疗问题。妻子Y本由组织介绍在沪西劳工医院做事，此时也因快近分娩而出来了。我患的一次割症不曾痊愈，根本不能起床。生活的威胁相当大。惟一可以找点牛活费的是卖稿子。一个反对派的同志那时正开了一间小书店：沪滨书店，准备出版些社会科学的古典作品。我于是口译了蒲列哈诺夫的《从唯心论到唯物论》，由妻子笔录，居然卖到一百二十元〔约等于五个月的党内生活费〕，如此才算渡过了被党逐出后的第一个难关。

　　病中与病后，我开始以全力从事中国的“托派”运动了。

[1] 为要更好了解关于高潮问题的争论．读者最好能参阅毛泽东在一九三O年一月所写的文章：《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那篇文章中他引证数月前他写给中央的信,信里批评中央的指示消极。按照毛氏当时的意思，所谓“高潮快要到来”那句话应理解为：“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我们如果假定一九四六年为中国新革命真正高潮的来到之期,那末上面所说的航船傍岸,朝曦上升,以及躁动了的婴儿之离开母胎需时十有六年！

[2] 据当时在莫斯科的张国焘回忆,孙中山大学的清党开始于一九二九年底,延续了三个月。——1975年注

[3] 最近看到美国堪萨斯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一九七一年出版的一本书:《莫斯科中山大学与中国革命》，著者Yuet Sheng（盛岳——译音）。他原名盛忠亮，本是“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一九二五年脱党。当一九二九年秋冬，王明一系借俄共格柏乌之力消灭旅莫的托派学生时，盛忠亮是学校党部的一名委员，而且是专门负责对付托派的。书中有关当时反托斗争经过的叙述，与我所听说的故事有些出入，兹特转引若干歧点，让读者们参考。一、孙大那次清党运动是从一九二九年秋季开始的。赵言轻〔盛忘记了他的姓名，只记得他是河南人，当过教师和校长〕在紧张与恐怖的清党空气中对自己的托派信心发生了动摇，感觉到彷徨痛苦。在他预定要在大会中上台自报生平并接受群众批斗之前四天，自动到党部去找盛谈话。谈话中赵作了不彻底的自首。盛于次日将赵带去见大学党部书记伊格那托夫，后者欢迎他“跳出火坑”，鼓励他作更多的揭露保证他不会受到托派的杀害。再次，赵又找盛密谈，向他透露厌世之意，说要自杀。盛加以安慰，可是第二天，即在赵接受审查的第一天黄昏，当同学们尚未回房时，赵却在宿舍内自缢死了。三、赵的惨死给整个大学带来了惊慌与恐怖。清党大会继续召开，会上由党部预先安排的批斗加紧进行，非王明系的学生人人自危，托派学生中有的动摇了，托派的领导机关也发生分裂，其中一个领导人李平，在一次大会上，突然自认托派，同时交出了大约八十到九十个托派学生的名单。四、有些托派宜布退出组织，他们有不少人死硬到底，于是格柏乌动手将所有拒不悔改的托派领袖逮捕起来，送进监狱。以上诸点摘自原书第一七五至一七七页。
　　我相信盛所讲的经过比我当年听自逃回中国的托派所叙述的更近事实，因为他与斗争直接有关。只是这里有点我必须指出他说李平的名单为八九十人，这虽然比共产国际从来宜布的“十九人”多了许多，但仍非当时莫斯科中国托派的确切数字，因据盛自己在书中所说：“托派的组织只有纵的联系没有横的联系，一人叛变，能告密的只有他同一小组的人不及其他。”李平虽然是领导人之一，但我知道他不是管组织的，他不可能掌握全部名单。―l981年5月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