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的陈独秀

　　凭了二十二块钱（在南京城中幸运地从国华同志的一个朋友那里又借到了二十元），如何在这兵荒马乱，天寒地冻，而且不再有正常交通的情况中，由南京到徐州，复经郑州抵达了武汉，那半个月中的非常经历，说起来真是一个动人的故事。濒于乞丐的难民滋味，我总算也尝过了。那一段旅程中的所见所闻，实在又充分暴露了国民党此时领导抗战的反动措施，以及一切可悲的后果。把这些事详尽地描绘，并非没有意义。可惜谈起来话长，同时比我更有资格的人早经写过这类文字，我这儿就此从略了。

　　重临这阔别了十年的武汉，记得已是十二月中旬。在武汉的报纸上，我看到了唐生智如何放弃了那“誓共存亡”的南京，日本军阀如何实行了野蛮的屠城。不过这些大事虽然值得注意，却没有我个人的问题来得迫切。因为集中在武汉的朋友虽然多，但不知道任何一个确实地址。马路上及江轮渡口去碰了两日运气，没有半点收获。在大智门车站里挨过了两个夜，身上连买烧饼吃的钱都没有了。第三天早晨，在铁路边的旧货摊上卖去了我惟一的财产——一只来路货搪瓷的漱口杯，得洋数毫，预备渡江到武昌落伽山去，寻找一个在武大当教授的旧同学。这个人虽是我的同学兼同乡，只因我平素鄙薄其为人，雅不愿向他求助。此时冻馁难忍，也只好去告急一回了。渡了江，在一家小面馆里吃阳春面，却意外地遇见了老友李仲三，这一喜真是非同小可。它不但免去了我一次尴尬的求乞，而且使我真正脱出了厄运，让我结束了几个月来生平最坎坷狼狈的一段路程。

　　饱餐之后，仲三给我买了棉衣，下午就一同到了独秀家，晚上便在他家里住下了。在那里住了十几天，畅谈了种种问题。关于这一切，那是值得详记的。

　　独秀比我早出狱三个月。在将出狱未出狱之时，他对于抗战便起草了七条根本意见。（因为手头没有文献，没法记得内容）出来后，他送给上海的托派朋友们看，并未获得全部同意。此时罗汉到了南京，一看意见，完全拥护，且以为应以此作为纲领，不分是否托派，广泛地团结一些人。首先，他（罗汉）以为可向中共提出，寻求合作。独秀知道罗汉这个主张，但并未予以鼓励，罗汉却独自个行动起来了。他跟叶剑英谈了，叶自然作不得主，不过赞成他这样做，并主张他亲赴延安，与毛泽东面洽，罗汉于是动了身，前往西安，住在他的另一老友，当时中共驻西安办事处主任林伯渠那里，受他们的招待。同时，林伯渠将罗汉所携的独秀意见及罗汉自己主张的合作提议，专差送给了延安。过了几时，毛泽东的答复来了，大意是：让陈独秀承认过去错误，公开声明反对托派，欢迎一起工作。这样的答复，好好先生的罗汉虽然天真，也知道独秀决不接受的。扫了兴，他离开了西安。罗汉的此一行动不但使独秀生气，而且引起了上海托派临时领导机关的怒斥。罗汉便默默地回到宜兴去教他的陶器制造法了。

　　独秀当时非常不满意上海的托派组织，他觉得宗派的做法没有出路，因此他决定不回上海，往武汉去了。本来，在沪战结束，国民党军队在京沪线溃败以后，武汉早已成了政治军事的中心以及群众运动的新的策源地。由抗战激起来的种种社会力量与政治流派，纷纷汇集在这里。独秀此时虽然是孤单一人，但他在群众中的声望很大，任何政派都还不得不注意这个革命老人。在我抵达武汉以前，独秀曾被邀请在青年会做过两次公开演说，据说听众非常拥挤，在会上他阐明个人的而非托派的抗日主张——这在大体上就是他在南京时提出的纲领。

　　那个纲领和两篇报上揭载的演讲稿，是在作客的第二天拿出来给我看的。在第一天为了让我能养息精神，他不愿意提起那些正经事。我们只是随便聊天，主要是谈谈各自在南京的生活，那天晚上，我记得，他还很不平常地要太太特备了三四味可口的菜，非常随俗地款待我这个睽违了六年有余的同志。

　　独秀那时住的是一所颇具庭园风味的旧式平屋。屋主是一个桂系军人，独秀只付点象征房租。老人其时身体很好，起身早，在监狱里养成了来往踱步习惯，他出来后仍旧坚持着，每早晨就在屋前荒芜的园子里溜步。便是在这样的散步中，他和我于次晨开始了“正式的”谈话。话一开头，他就怒气勃勃地攻击上海的领导机关。（这个新临委是当彭述之等由京返沪后，在一次积极分子会议上产生的，事实上就是于陈其昌、寒君等之外，加入彭述之与刘家良当临委罢了。）说他们只会背老托的文章，于实际的政治斗争一无所知。讲到最激动时，他甚至说，今后他再不属于任何党派，陈独秀只代表陈独秀个人，至于谁是朋友，谁是敌人，得在新斗争的分分合合中决定了。我对他的攻击、牢骚与宣布，无法插上一句嘴。因为长期脱离了运动，对各方面的意见都不知道。我表示，希望先看看最近的东西。于是回进他的书房里，他拣出了自己的对于抗战根本态度的提纲，连同二篇演讲词来给我。上海方面的意见，他说寄来过，可没有保存。大概是一怒之下，扔进字纸簏了。读了他的意见，我不能同意，觉得除了一般的拥护抗日之外，我们特殊的立场完全不曾提到。不过我们没有立即进行讨论，我还准备多看看各方面的言论。就在那个上午，我要他考虑一个可能：是否可以在武汉创办一种刊物。对于这项提议，他立即与坚决地否定了。他认为：不但无可能而且无必要。他告诉我，旧的一套工作方法得抛弃，今后如果还想在中国的政治斗争中起若干作用，必须采取新的方法，走新的途径。我问他什么是新的方法，他只说他想过了，慢慢谈吧。

　　以后，我们几乎把所有的上午都消磨在那个破败的小园里。海阔天空地谈论一切问题：从他的文字学谈到老托的俄革史（这是他随身带着的惟一外文书），从南京的监狱生活谈到莫斯科审判，从中国托派谈到第四国际，从抗战前途谈到未来战争的远景……我们不辩论，不争持，只是各述所见；而在大多数的场合中，都是他说我听，并不采取交换方式。这样逐渐地，我终于知道了他此时对各个当前问题的根本立场。首先他嘲笑那种天真的看法：从抗战中可产生革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他说，抗战失败的结果是丧失了工业城市，溃散了无产阶级。如果战争延长，西南一带在美国支援下，可能发展点新工业，但远不足以抵偿东南沿海的损失；因此，在抗战中，他以为决不可能爆发我们所想像的革命，更不能以我们所设想的方式爆发出来。当然，战争给民众——特别给农民——带来了日益不可忍受的压迫与痛苦，而这些痛苦会造成骚动的，可是只要国民党一天抗日，这些骚动便不可能生长成打倒国民党统治的革命。将来，变化是多的，城市与乡村的不满也将日益增长，可是谁能领导这些运动呢？据他想，只有那些主张民主和自由，同时又拥有武装实力的党派。因此，旧的一套靠文字在工人中宣传，借此组织起来，实行革命的老想法，必须抛弃。惟一可行的办法是一方面以自由及民主的宽广政纲去团结反国而又不阿共的政治流派，另一力面则积极跑进抗日的武装队伍去，为未来任何变化预先取得有利于革命的可靠保证。

　　独秀极度不满意上海的组织，小部分由于对人的私怨（主要是彭述之，在南京监狱中，二人关系弄得非常坏），大部分却因为上海的人不能看到像他所看到的事和理。从他那时的意见中，据我看，尚未达到与托派有根本分歧，更不曾根本反对列宁思想。相反，他那时经常提到列宁；认为列宁的最了不得的地方就是不被马克思主义的现成公式所束缚，在不同的时间和环境大胆地决定不同的政治口号和斗争方法。因此，在那一时期，他和上海一些人的差异，只在于政策方面，而非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立场。他最最痛恶上海作风的，就是继续坐在租界的亭子间里喊抗战，没有在实际行动上跨前一步，没有郑重地投身于政治的乃至军事的斗争。不论任何时候，任何条件，总是将革命之所有能事归结于办一张可怜的报纸。无怪他听到我提议创办刊物，便痛心疾首地以为不必了。

　　对于独秀的议论，我并不赞成，但他关于工作方面的意见，我觉得颇值得注意。诚如托洛茨基所说，独秀是一个“敏锐的观察家”，同时具体地懂得政治斗争是怎么回事。这个优点，便是在他当时对我叙述的意见中，也就清楚地可以感觉到。在热烈沸腾的抗日怒潮中，我们绝不该再以背诵“教条”为能事，必须设法实实在在地投身进去，积极地起作用。这一层是不待独秀提出我就痛感到的。但是我绝不能同意他把我们的政纲降低到争“自由与民主”，不赞成他与各个所谓“民主政派”联络的方针，也不同意他抗战中不能引发革命的悲观估计。我认为他的寻求新的斗争方法是对的，但同时得注重办报，以此作为组党中心。我特别向他提出列宁的基本思想（正因为他此时常常想到列宁）:“党报乃党的组织者”，如果没有党，则一切政治的与军事的工作都将如断线风筝。我们这不足道的力量，定将散失在抗战的大海中了。他自然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不能在根本上反对我的看法；不过他说：目前最根本与最迫切的问题并非该不该办报与办党，而在于：是否我们懂得事实上而非空言上参加抗战，是否懂得只有这样的参加才能让我们真正地办报和办党。据他看，上海朋友的做法决不会从空口说白话前进半步，他们离实际的抗战相去十万八千里，因之，根本也无法办好报，更不能办起党。

　　谈了几天，问题仿佛只关于如何工作了。其实潜伏在底里的，他和我之间，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想法，此时早就存在。（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的争论，几年前我们早已展开在《火花》上），不过当时他大概不愿意重提那些争论，所以竭力避免谈到它们，同时偶尔牵涉到它们，他总似乎还保持着传统意见。陈独秀的此一态度一直维持到德苏协定（一九三九年八月）以前。在一九三八年下半年，陈其昌绕道香港，到四川江津去访问独秀，那时他对根本问题（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论点）仍未采取公开反对态度，照他后来自己的话说：尚在“深思熟虑中”。故他托请其昌转寄给墨西哥托洛茨基的信上，所持态度仍与他一九三七年岁末与我所谈者一样：即主张中国托派必须尽一切力量去实际参加抗日，盖不如此便无从谈起其他任何的革命行动。德苏协定使独秀思想在很大程度内作了最后的转变。这个转变如果用现成的名字，简单地说，便是从布尔什维克主义退回到了考茨基主义。不过那些都是后话（胜利后，何资深来到上海，曾将独秀有关此一思想的论文和通信，以小册子形式出版，名为《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我将在最后一章里再谈它们。

　　在独秀家里住到将近半个月时，濮德志从安庆来了。我们还是在龙华警备司令部（一九三一年）里分了手的。睽违了足足六个年头。在此期中，我们彼此都是两次入狱与两次出狱了。他的第二次入狱和获释均与独秀同时，和老人在南京监狱里共度了亲密的四年。六年不见，我发觉他外表上还是那个样子：“小濮仍旧是小濮”。他童年就去了日本，爱好戏剧，南国社旧人，故性格是艺术家型的，从来给人的印象往往是轻些、浮些；但是此次再相见，多半是由于独秀的熏陶吧，我觉得他深厚得多了。他在八月间出了狱，回怀宁老家去养息了一个时期，此时健康恢复，便前来武汉找寻老朋友。独秀很喜欢“小濮”的到来，自从有了这个活泼而热情的朋友参加，我们的谈话就更有风趣，独秀的神情也更见其明快与生动。“小濮”与我搬到我的一个老友吴甲原那里去住，因为他无眷属，起居上方便些。不过白天的时光仍多数耗在独秀家里，如果我们不去，老人便来找我们。我们三个人有时一同上小饭店，有时则在马路上闲荡。此时所谈，不再关于基本看法，而集中于如何实际参加军队以及如何与其他的政派接触了。“小濮”在基本问题的看法上接近于我，他颇不满于独秀的“降低政纲论”。（小濮的笔名为“西流”，他与独秀间关于根本问题的歧见，见《最后论文和书信》中独秀给他的信。）对于老人在汉口青年会中所作的二篇演说，曾讥之为“可耻的灰色”。不过谈到工作方法，他也和我一样，深受独秀那种“实干态度”所影响。

　　独秀的工作态度当然不会仅限于空谈。凭了他的地位和关系，很快便开始了具体的接触。原属宋哲元部下的陆军第一百二十旅，“卢沟桥事件”爆发时正在该地驻防，直接与日本军队开了第一枪的吉星文团，便属于该旅所辖。旅长何基沣，其时已被擢升为一七九师师长；因作战“挂彩”，在汉口养伤。这个军人很不平常，据独秀说，他无任何不良嗜好，无粗犷气更没有虚矫的架子。夫妇俩住在一个厢房楼里，连个勤务兵都不用。我因独秀关系和他见面时，他的创伤已愈，不久便要回到部队去，相谈之下，他予我的印象不坏。他坚决抗日，对国民党的领导感到异常痛心。半年来在华北的实际战斗，使他深深地懂得一点：不将军队的政治认识提高，无法有效地抗日，更无法取得胜利。因此，在养伤时期，他几乎读遍了汉口所能买到的有关乎抗日乃至一般社会科学的书籍。学习和思索的结果，他决心要从汉口邀请一些革命青年，去到他的部队里，为兵士们进行政治教育工作。在这样的探索中，他与独秀发生了关系。他们二人很谈得来，这军人对独秀执礼甚恭，待如师长。独秀这边当然也不会吹牛撒谎，说他后面有多大力量。据我的记忆，独秀当时和他的谈话中，总是非常坦白的，说明他与中共早无关系，甚至也不代表托派，他只是个人，他的几个朋友也只以个人资格和他发生关系，乃至进行工作。有我参加的几次谈话中，涉及的均是关于今后政治的方向问题。一个中心思想被确定下来，就是以有限度的土地改革来发动群众，借此增强军队力量，谋取抗日的胜利。“小濮”跟我初次与那军人见面之后，印象也不坏，但我们怀疑这种做法对革命究有什么好处。因为联络军人替军队做“姨太太工作”（北伐时人们普遍地以之称呼军中的政治工作）在一九二五——二七年的革命中干过不少，而它们的可悲的结果也很新鲜地留在记忆中。共产党与冯玉祥的一段恶姻缘，想起来更是亲切。在北京时，我亲眼看见了冯玉祥与李大钊的初恋，读过他有名的“五原誓师”的宣言；同时，我们曾经大卖力气，为冯氏在群众中做其“政治五作”，使大家相信他是“农民出身的革命军人”。可是在武汉，我又亲眼看见了他与蒋介石复合，压垮了武汉政府，同时会见了大批被冯玉祥用专车送来的政治工作者。这些人后来有不少成了反对派，在私交上与我相当亲密。我从他们口中，听到过数不清的关于冯玉祥貌诚挚而心叵测的事例。想到了这些，小濮与我不约而同地发生一个感想：今天我们面对的何基沣，安知不是一个较小型的冯玉祥，我们是否应该将冯玉祥的故事在更小的规模中重演一过？回得家来，我们便向独秀提出了这个疑问。独秀认为：我们毫无理由把目前的行动当成军事投机。“情形是根本不同的”，他说，“我们是穷光蛋，不是第三国际，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人家骗取。其次，我们进入他的军队目的虽然不在‘篡夺’，可也不一味希望他本人变成革命家。有过以前和军人打交道的经验，今后我们应该很清楚地懂得，我们在现存军队中的首要工作是兵士群众的教育，以及竭力造成群众的革命环境，即在辖区内尽可能发动土地改革运动，以便使军队同时革命化。最后，我认为何基沣本人不是冯玉祥式的狡猾之徒，可能会真心转向革命的；倘如此，则不难使这不小数量的武力置于我们的政治领导之下；如果不然，那末我们既然一开始就坦白地表明了自己的面目与行动方针，自不难进退随意，不可能遭受任何损害。”

　　我同意老人的看法。不过在更进一步的态度上，他又和我们分歧了。依照我的想法，这工作如想顺利开展，必须通知上海的临委，让他们核准，并通盘决定工作步骤及调派工作人员：而独秀则由于讨厌上海的人，反对这样干，他认为让我们几个人干好了，待有成绩与需要时，再向上海要工作人员。此事不曾有一决定，因为事实上，计划尚未开始，就被意外地中断了。本来我们是什么都已准备好了的：小濮、我、另外一个姓马的河南青年（也是同志），将于二三日内随何基沣回到内黄的师部去，我算是秘书长，小濮仿佛是参谋（已记不真了）。平汉路车的票子都已到手，可是临动身的前夜，突然得到了通知，何基沣被免除师长职，“着毋庸回任”。据我们当时推测，多半是他和独秀的往还让国民党军统的特务侦知了，于是便先发制人。

　　事情成了泡影，我们到军队去的梦想不曾实现。从此之后，也不再找到第二个机会，使我们能以实现它。终抗日之期，除了山东和广东，一些单零的托派同志（据我所知，在山东有王长耀同志等领导的一支游击队，结果被中共军从背后消灭；在广东中山，陈仲禧同志也曾从事军事斗争，结果他为日军所杀。）在这方面有过若干行动外，托派的整个组织确实不曾安置到军事斗争中去。这情形，在事后回溯中，我们应该承认为托派的一大缺憾。由于反对军事投机而惧怕作任何性质的军事活动，由于根本放弃军事活动而使自己处于抗战的主流之外，我们至少在今天应该承认是一大错误。

　　二次世界大战后发生于多数落后国家中的群众运动所告诉我们的一个巨大教训乃是：在这日益反动与日益军事化的时代里，任何革命政党若想获得胜利离开了武装斗争便不可思议。诚然，在过去也是，如此列宁主义有别于各式改良主义的诸基本点之一，便是对武力之重要性的认识。不过时至今日，与资产阶级民主制的衰落成正比例这个认识是益增其重要性了。221

　　就个人论，独秀对何基沣的判断也不曾错。此后我们和他便断绝了往来，不闻不问地过了许多年。再度听到这个名字是在一九四八年最出名的徐蚌战役中。中共军在此战役中所以能取得决定性的与非常漂亮的胜利，一个直接的造因乃是我们这位一度与之接触的军人的内应。他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八日与张克侠一同起义，致使黄伯韬兵团被围。目前他是中共的国防委员会的委员之一。

　　与此军事图谋同时并进的，独秀正和第三党、救国会以及另一部分“民主人士”（我已记不起究竟是哪些人）相接触，企图组成一个联合战线，想在抗日阵营中独树一帜，不拥国，不阿共，以争取民主和自由为共同目标。这个酝酿在当时武汉是相当有力的。国民党的统治委实太不得民心了，以致不但工农和广大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就是从来拥护国民党的一部分资产阶级，也都怨懑不平，日益采取了反对派态度。他们对延安发生了愈来愈多的期待。中共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有利形势，于是或明或暗地在促成这联合战线。陈独秀此时以他特殊敏锐的政治感觉，确认为我们（他表面上否认托派，而言谈中却仍以托派自居的）必须参加此一运动，借以扩大我们的影响；打破我们自建的与人筑的围墙，且使这个普遍而真实的反国民党的群众运动不为斯大林党利用了去。我和小濮坚决反对他的看法，我们承认客观上有反国民党的群众存在，但我们以为要争取到这些群众，首先得打破他们对那几个所谓民主党派可能发生的幻想。要打破他们的幻想，我们必不可与他们缔结联盟，必须保持独立。在具体问题上尽管可以和他们采取共同行动，但在思想与政治上，我们却必须对他们进行批评，因此，我又提出了独立办报的意见。独秀为我们的反对非常生气。他觉得我太看重教条，太不懂实际政治，与上海的人竟是一丘之貉。他要我代表他去出席“四派会议”，我拒绝；改派小濮，小濮也不肯去。正在此时，罗汉到了武汉，问题才算解决了。

　　罗汉自从在西安碰壁之后，回到了宜兴的陶器学校。不久，战争波及宜兴，他老人家不肯只身逃难，竟带了一大群学生同走。到了南京（在我出狱前），因根本找不到交通工具，他设法弄到了一些木排将男女老少搬了上去，储备些粮秣燃料，又不知从哪里搞来两支步枪，就此缓缓溯江而上，实行当年刘玄德式的移民。他的木筏队大约走了一个多月，历尽惊险，总算到达武汉。一到目的地，他的第一件大事是拿了两支步枪去找他的老友叶挺，要这位红色将军高价收买，借以安顿他带来的那批难民高足。叶挺对于这位已成“敌人”的老友是毫无办法的。他不能“收买”枪械，只好将它们呈缴到某一机构，同时却不得不给这个好心肠的罗汉弄钱，让他去安置孩子们。……

　　罗汉和民主派名流们大多是旧相识，周旋起来比我适宜，但他气质上毕竟不是那一类人，性清又太朴实忠厚，到底不是“应对诸侯”的长才。因此，他只和其他派别的人碰过一两次头吧，就向独秀“告退”了。独秀于是想起当时住在长沙的高语罕，想招他前来担任这个工作，可是老高尚未来到，“民主派”与独秀的关系突然变了。独秀的整个计划垮了台。它和我们的军事图谋一样，未出娘胎就死了。不同的只是军事上的打击来自国民党，政治活动的阻碍则来自共产党。中共为了要阻遏托派政治影响的扩展，竟授意它的“民主派”盟友们立即割断与我们的来往，并且紧接着，在当时新创的汉口《新华日报》上，发动了一次无耻的、疯狂的对于托派与陈独秀个人的诬蔑运动。

　　策划和主持那次诬蔑运动的，正是我们久违的旧相识——王明即陈绍禹其人。他此时从莫斯科回来，担任了中共对国民党的主要代表。

　　让我趁着这个机会，来补述一下中共内部派系斗争的经过。我们知道，陈绍禹及其一系，是在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中央的遵义会议上，被推下了领导地位的。此后毛泽东一系的人掌握了党，直到全国胜利，以至于目前。但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对陈绍禹的胜利并非彻底与决定的，以后几年中仍旧是余波荡漾，回浪时生；即使时至今日（一九五七年——西），据我观察，这个斗争也还是潜在着。要明白陈绍禹势力之败而不灭，死而不僵，理由其实并不难找。陈绍禹是真正的斯大林派，他在克里姆林宫主人（不管是斯大林或赫鲁晓夫）的眼中，始终是最可信赖的代理人。而中共呢，即使在“民族主义的”毛泽东的领导之下，甚至即令在自己脚下已有强固基础的今天，也仍不能不诸多依赖苏联援助，因而不能不迎其所好的。这一微妙关系，说明了陈绍禹被清算而未被整肃，受批判而仍叨中委末座的原因。如其不然，他纵不成为高饶，也得踵武张国焘，因为他所犯的“错误或罪过”，即使照今天中共具有权威性的党史材料上（例如：《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与《中国共产党的卅年》）的记载，也远超过高饶和张国焘的。

　　国际派虽在遵义会议上受到打击，陈绍禹却仍在莫斯科当其国际代表。在那里，他仍是头等红人。根据李立三在最近中共八次大会上的发言，他在“王明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了七年，好像过了七年小媳妇的生活，终日提心吊胆，谨小慎微，以免触怒，但还是不免经常受到斥责……”由此可以看出陈绍禹在“祖家”的不可一世！他坐在第三国际的高位上，将斯大林的意图和命令演成“理论”，写成俄语的大文章，并且登载在各国共产党的刊物上，他以中共的代言人自居，以斯大林的亲信自傲，借苏联对中共的援助以自重，仍保持着遥领中国革命的气势；中国的抗战发生后，他提出了一整套不同于毛泽东路线的主张，与之对抗，企图重新恢复他在中国党内的已失地位。我们迄今没有看到陈绍禹当时主张的文件，不过根据毛泽东一边的描述，那时的“王明路线”是：“第一次国内战争时期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在新情况下的复活”。他们“错误地断定抗日战争的胜利必须依靠国民党，而且必然是国民党的胜利而不能是人民的胜利，断定国民党可以成为抗日战争的领导者，而否认共产党可以成为抗日战争的领导者，他们轻视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而幻想依靠国民党军队求得速胜。他们否认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革命方针，否认‘有团结有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革命方针，因而抹煞共产党和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原则分歧……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完全统一于国民党军队……”；在行动上，陈绍禹等甚至“不经中央同意擅自发表了很多表示错误意见的宣言、决议和文章，并且拒绝中央的正确指示。他们的这种错误思想和行为，在一九三八年由王明同志在武汉负责的党的工作中，和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变’以前项英同志在新四军的工作中，曾经发生影响，因而妨碍了当时长江流域人民抗日战争的发展，并造成了在‘皖南事变’中新四军部队的失败。”[1]

　　上述的“王明路线”，显然不曾获得胜利，在一九三七年的中共中央洛川会议，以及一九三八年十月的中共中央全体会议上，都受到了排斥。不过陈绍禹那时的克里姆林宫钦差大臣资格仍起了很大作用的。[2]其中之一便是在武汉发动反对“托陈取消派”的诬蔑运动。

　　我初抵武汉时，陈绍禹还未曾来。主持当地办事处而暗中策划工作的，乃是董必武、秦邦宪。那时节，他们对托派的关系竟可说是友好的。罗汉是中共办事处的常客，不时在那里“大放厥词”，提出种种天真的建议，引得主人狼狈或欢笑。董必武对我的朋友彭彻三甚至还表示过愿意和独秀见见面，并且说，等周恩来到汉口后，希望那二人能够谈谈。这不仅是“中国式的客气与交情”，多少却也反映出中共当时并不曾决定把托派当成敌人来打。可是陈绍禹一到汉口，情形就立即改观了。与托派成员讲交情的场面立即结束。起初在暗中，随后在表面，一种针对托派，特别针对陈独秀个人的恶毒而大规模的诬蔑开始了。这运动据说是陈绍禹直接奉了莫斯科命令来进行的，为的要配合在全世界范围内斯大林反对一切左派革命者的运动，尤其要配合他在苏联内部疯狂地进行着的消灭整代老布尔什维克的罪行。在此运动的影响之下，一切惟中共马首是瞻的所谓民主派，当然急不可待地要斩断和托派分子的任何联系，并加入到群犬吠声的反托派的合唱队中去了。

　　独秀与民主派共同行动的计划就这样地结束了，跟着他被逼进行了一场反诬蔑的战斗。不过当我离开武汉时，这场战斗尚未正式开始。我是在一九三八年二月间离开汉口的。所以要离开，首先是觉得无事可为，独秀的所谋都不成。其次是对于抗战和前途的种种看法，与独秀合不到一起，我发现在这方面我和“上海”接近得多——虽在某些工作方法上，我是赞成独秀的。最后经过了将近一载的困苦颠沛生活之后，非常思念妻儿，因此我决定走了，决定回到上海去，从事于秘密的敌后的抗战工作。独秀很不同意我走，主要理由是：回沪以后，又得按着从来方式工作，而此种工作，据老人形容，乃是：“三个月活动，三整年长监”，一定不会有其他结果的。可是我去志已定，无法挽留，他只好让我走，临走时他送了我三十元旅费，并约我至多半年后再到“大后方”来，和他一起打开更有效的工作出路。那时日军沿江而上，有进扑武汉之势，国民党政府已部分迁重庆，所有人均纷纷作撤退计。独秀准备入川，小濮准备去滇，罗汉拟赴湘，我则先走，独自经由湘粤取道香港，回到了“孤岛”上海。

　　回到上海不久，汉口《新华日报》上由陈绍禹发动的反托反陈运动就“大张旗鼓”地展开了。详细情形我无法述说，因为我们始终不曾读到当时《新华日报》上的诬蔑文章。后来由独秀自己搜集由亚东图书馆付印的反对斯党诬蔑的小册子并没有附载那些诬蔑。现在已找不到那本小书，因此连答辩中所摘引的“罪状”也记不清了。搜索记忆，仿佛是说独秀经过唐有壬，曾经收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金钱吧。总之，那“罪状”是非常荒唐的，构造得全无常识的，以致那些文章一发表，不但使独秀的朋友万分气愤，甚至那些素来不问政治的而有正义感的普通人士，更甚至某些亲共人士，都觉得诬陷得“太不成话”，纷纷表示惊骇和不平。陈绍禹在这件事情上，仿佛也充分暴露了为毛泽东所指责的“教条主义”，他没有认清楚一九三八年的汉口根本与当时的莫斯科不同，《新华日报》不可能起《真理报》的作用，不可能一手掩尽天下耳目，以莫须有罪名来评陷革命者的。其实陈绍禹在此事上的错误，和他在其他事情上的错误一样，原因均在于斯大林。我们知道，一九三八年是莫斯科冤狱发展到最高潮的一年。当陈独秀与中国托派在汉口横遭诬陷之时，正是布哈林、赖可夫等老布尔什维克在托洛茨基主义罪名下惨遭屠杀之日〔一九三八年三月〕。遵照斯大林主义的一贯作风，凡苏联与联共内部发生了什么事情，必须同时在全世界的共产党中“依样描绘”一番。陈绍禹不过是捧了莫斯科的葫芦在武汉作拙劣与愚蠢的临摹罢了。不过除此之外，陈绍禹（也包括斯大林）那时发动此一诬蔑，却尚怀有另一动机。当时我们因为不甚清楚中共内部的争论，故将诬蔑解释为中共整个奉命右倾时用以威吓下层左派的武器。这个解释，即使在今天看来仍旧有其正确性的。因为国共“再度合作”时，共产党内部确实存在过深厚的不满和广泛的惶惑。领导者为要镇压这些不满，故特预先捧出了这顶现成的大帽子。不过今天，我们从中共发表的文件中研究，则我们还应同时指出，这顶帽子又是陈绍禹曾有意为毛泽东预备的，目的在于重握党权。历史证明陈绍禹的企图不曾实现；但若当时陈系在党内斗争胜利，假定毛泽东刘少奇等被撵下了台的话，则此二人留在中共党史上的，多半是戴着“托陈匪党”的大帽子了，有如齐诺维也夫与布哈林等人的命运一样。自从一九三四年第一次莫斯科大冤狱开始，直至一九五三年斯大林死去为止，举凡共产党内的派系斗争，胜利者必自称马列嫡传，败北者总被斥为托派匪徒。“成王败寇”，已成定例。那次陈绍禹之所以抛出此块石头，目的原是想打中陈独秀与毛泽东二鸟的，不幸他在斗争中未能获胜，以致那块石头从半空中落下来，恰好打破了自己的头——被毛泽东套上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在新的情况下复活”的帽子。陈绍禹还不曾连“托”的帽子也扣在头上，只表示他败得未算彻底罢了。

　　那时中共反托的阴谋，甚至还企图延伸到当时处于日军大后方的上海。这个企图进行得更不光明，更加可耻。事情经过约略如下：李鸿章的孙子李国杰当了汉奸，做着招商局总办。给抗日的地下特务暗杀了。此事发生之后数日，上海当时由中共主持的日报——《译报》上，发表了一则新闻，说，李国杰被杀前，曾与托派彭述之同行云。这段阴险的记载具有两个显然的目的：l，企图捏造一个罪名：“托派与汉奸勾结”；2，然后可能由中共特务直接行动，或假手国民党特务来暗杀彭述之，借以“证实罪名”。为此，我们采取了对策，彭述之暂离寓所，以防被害，同时我们请了一位外籍律师乔维孝夫（他是被希特勒逐出来的德籍犹太人。我们所以要请他，因为中国籍的律师都不敢牵涉到“复杂的政治斗争”中）致函《译报》，提出抗议，要求更正。结果，那报纸仿佛“照登来函”，以此了结了这段卑鄙龌龊的反托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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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沪途中，在香港我初次见到了刘家良。他那时是临委委员，负责香港工作。一见面他就要我表明对陈独秀的态度，并提出了几个问题，叫我作是或否的答复。我似乎又遇见了反对派四派分裂时期的“敌对者”。在这样的情况中，任何谈话都是不可能的，加以我已买好了去上海的船票，因之话就根本没有谈下去，匆匆分别了。带着异样的心情，和陈仲禧同志走向中环的旅馆去。在路上，陈仲禧对我大大诉说他心中的郁结。他说，刘家良在香港的主要工作是划分什么“新人”与“老人”，自己以“新人”的中心自居，工作上对他和罗新等老人，采取了非常歧视的态度。我这时开始明白刘家良刚才与我谈话的神气，我是被列入“老朽”之列了。我劝仲禧不要太看重人家的歧视。我自来以为打破歧视（或称为“小组织”）的最好方法，就是自己别跟着也歧视人，别尽在新老或其他抽象与落后的标准上打圈子，把自己的注意提高到政治思想上，把目光投射在较远的利益上，那末无原则的分划与歧视便不攻自破。仲禧同志没有很高的文化修养，但是他非常善良的气质与长期实际斗争的经历，确能使他超越于狭小打算的。他送我上了船，互道珍重，可惜在他被日军杀死之前，我们不曾有机会再见一面。

　　回到上海与其昌、国华等旧友重叙，确是平生快事。溯自一九三七年五月被解离沪，一九三八年二月绕道重来，其间相去未及一载，可是人事变迁之大，恐怕比平时的数十年犹有过之。上海成了孤岛，四郊围以大铁丝网，网外群丑跳梁，牛蛇乱舞，一个十足的鬼蜮世界。我个人的遭遇更是历尽劫数，出死入生，回忆起来像是一场噩梦。今日却居然又与故人晤对，不能不说是恍如隔世了。汪孟邹先生也非常为我的“生还”高兴，在书店里给我“接风”，邀了几位朋友共饮，其中也有彭述之与陈碧云夫妇。到沪数日，我的才及周岁的大女儿病故，生活又煎迫着，烦恼接踵而来。身体很差，我想休息一个时期。但事实却任何方面都不允许我这样做。为了生活，立即着手给书店翻译一本马尔劳的小说：《征服者》。同时，组织也需要我。临委改称为《斗争》的编委会，我被邀参加了。此后便开始了我个人生活上一个新的时期：较多量译作的一个时期。

　　在十年反对派生活中，我非常厌烦了内部小派别的纠纷。在漫长而悠闲的监狱岁月里，让我回忆和反省了许多事。我毫不以所参加的事业有所追悔——这是我至今还认为完全应该的，因而迄今仍继续着这个事业；不过在形形式式的工作中，有若干事情的努力，我却每次想起都不免于隐隐心痛，其中之一便是为小派别而争取人的那种精力浪费。“把这些可贵的精力用以加深自己的研究与译述老托的著作该多么好呢？!”这是我时常自叹，并常常以此告诉朋友们的。这次从南京的监狱出来，性命可说是侥幸拣回来的，因此更加发了心，希望将今后的余年，好好利用，无论如何，必须尽量介绍点托洛茨基的著作到中国来。我常常把这样的情形看成为离奇的，那就是：托派在中国存在了十年，可是国际托派赖以产生的一九二七年后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文字，却不曾完整地与好好地译成中文。我尝自誓要补足这一缺憾。

　　当然，时代正处在极度的激荡中。一个严肃的革命者不能不体会到，他的主张和事业之是否能够成为时代发展的一个积极因素，主要决不赖于文字工作而更赖于政治的组织工作，乃至有力的军事工作。独秀当时的着重点在此而我也是充分了解，因而完全支持他的。可是如上所述，我们在这方面的尝试可惜都失败了。此时我回到上海，处在更积极的工作无法开展的条件下，兴趣又回到译述工作的宏愿上去了，不过即使是这样的工作亦非独力所能完成，也得等点“机缘”。在“待缘”期中，让我约略回溯一下当时我所见到的上海领导机关的情形。

　　初抵上海，其昌、寒君两同志先后来看我。从他们的谈话中我知道这里也有所谓新人与老人之分，寒君是“少壮派”中心，团聚了一些年轻人在周围，主要反对陈独秀的机会主义，同时却歧视一切“老一辈”的人（即从四派统一时期留下来者），连彭述之在内。几天接触后，我更明白了所谓新老分化运动是刘家良与寒君合搞的，他们二人分别在港沪二地进行这同一运动。当时上海的蒋振东同志与香港的陈仲禧一样，也非常不满意刘寒二人的小组织行动，觉得我们必须设法来揭穿并制止之。我并不把这现象看得太严重，因为我自来相信，此时更相信任何小集团，如果不以明确的政治或组织的思想作基础，便不能持久，不能巩固更不能起作用。“新”和“旧”是些抽象标准，这里并不包含具体的意义。我们不能说凡新的都是好的，也不能说一切“老人”都已腐朽反动。反对陈独秀的政治思想是一回事，反对一切与陈独秀有过或长或短关系的“老人”则是另一回事。前一件是对的，后一件事便错了。当然如我在上面所说，陈独秀发表于一九三七年秋冬及一九三八年春天的那些政治立场和工作观点又应该分别来看，并非绝无值得我们考虑价值的。寒君与刘家良都是想有所作为的革命者，尤其是寒君，其艰苦卓绝处，承继着中共中下干部自来实干的好传统，曾为多数反对派的年轻同志所钦佩。至于老人方面呢，留存到抗战初期的为数原已不多，而在此少数人中，大多数又确是暮气深沉，空谈比实干更有兴趣。他们很热心回忆个人过去的“光荣”，却无意瞻望整个组织的前途。有些人，甚至专为全躯保妻子，分别去作个人活动了。在这样的情形中，那些在抗战前夜参加组织的青年分子想排除障碍，单独前进，原是可以设想的。但问题是，那些真正消极的“老人”毋须人家去排除，早已自动离开了托派。极少数挂名组织且备位于领导者，也不必人家去排挤，他们自己颇愿让贤。剩下来不足十人的“老辈”，非但不是组织前进的绊脚石，倒是相当可贵的财产呢。如此而自立中心，必欲尽去“老者”而后快，其实不必要，抑且有害。寒君、刘家良那种行动也许怀着无邪的动机，但其于组织无益却属显然。幸而“寒刘中心”仅仅维持了一个短期间，等到一九三八年夏天刘家良被迫离港来沪，寒君前去接替负责之后，新人“同盟”就破裂了。因此这个插话性的非政治的小组织活动，没有给组织带来什么损害。

　　然则在抗战初期，中国托派内部有没有原则性的政治意见分歧呢？有的。约略分别说来，可得三种：第一，为陈独秀所代表，其主张可说是“无条件地拥护抗战”；第二，为郑超麟同志所代表，他不赞成“拥护抗战”的说法，因为他觉得中日战争自始就应了解为新的世界大战的一部分；第三，包括最大多数的托派同志，其立场可概括为“拥护抗战，批评其领导”。属于这一立场的，不仅“新人”，“老人”亦然；不仅有彭述之，而且有其昌和我。这三种意见，按理是要促发严重争论的，但事实上未曾发生。因为陈独秀既已自动声明不代表托派，托派中亦无人完全同意他的意见；另一极端的超麟则住在偏僻的乡下，他根本不拟将此意见在组织中提出，争取影响。因此，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前夜（一九四一年冬），中国托派无论在领导机关中或下层群众中，都不曾有过思想上的纷争，故亦无组织上的对立。“新老”之分，只是暗地里开放的昙花一现而已。

　　上海的“孤岛”时期（自一九三七年冬至一九四一年冬）是政治性的出版活动非常蓬勃的几年。当时日帝汉奸的势力不能明目张胆地在租界上发挥，租界上的英法当局则利用他们法理上的中立地位，相当袒护抗日活动。一个刊物，只要它名义上有个英美籍的发行人，就可以公开发行，从事抗日宣传，不怕日本人的干涉。那时无论属于中共或国民党的报章杂志，无一例外是挂着“美商”或“英商”招牌的。这些出面来做发行人的英美人，有的为了钱，有的却由于对中国抗战的同情。我们那时恰巧有一个美国朋友在上海，一个名叫盘克曼的年轻摄影记者，是托派的同情者。同时又有两三个比较有点经济能力的中国同情者，愿意月助百元来帮我们创办杂志，于是文字宣传工作的“机缘”算是成熟了。盘克曼做了发行人，我们便办起了一种月刊，取名《动向》。执笔者有王独清、陈其昌、彭述之、刘家良与我。由我编辑，而技术方面的一切工作，包括资金筹措与发行流通在内，则悉归国华担任。《动向》的销数不大，每期共印二千份，但在“孤岛”上，这个影响不算小，即使在短短几月的存在期中，已能让我们见到一些结果了：其中的读者来信都不是编辑人的创作，很有些思想联系是赖以展开了的。可惜它的寿命不长，一共只出了四期，就不得不停刊了。原因是发行地址发生了问题。这地址本来是借用一家儿童日报的，交换条件是盘克曼也替那家小报当发行人。日本宪兵当然知道此种美商招牌的实情，于是由汉奸的特务组织出面，向儿童日报频施威吓，结果小报主人不敢继续冒险，地址不允再让我们利用。同时日帝又向租界警务处与美领馆施行双重的外交压力，连盘克曼都不能继续担当发行人了。《动向》只好夭折。不过惋惜的人是很多的，他们愿见它以别种姿态存在，有的还自动的愿意捐钱，因此我们决定以小册子形式来继续《动向》，因为这样办毋需登记，不会遭遇上述麻烦。在新形式下，我们又出了两期：《破晓》与《西流》。

　　《动向》第一期出版于一九三九年七月，每月一期。最后一期，即第四期，出版于是年十月底。被迫停刊后，过了一个月，接着于十二月出版《破晓》。次年（一九四O年）四月，出版《西流》。

　　在此前后，我们曾经独力地，以“春燕出版社”名义，印行了托洛茨基著的《苏联的现状与前途》（此书由罗世藩同志在狱中译了一部分，后由超麟校改并完成的），[3]《德苏协定的前因后果》（刘家良译并序）, 《俄国革命轶史》（维多·绥奇作，超麟译）经过亚东图书馆，出版了大约十四本托洛茨基著的以及由我们自己编写有关托派意见的小册子。这些小册子影响较大，因为公开出版，发行网遍全国。其中最有影响的一本是《在新的世界大战之前》一共曾销售了万余册。这数字在托派书刊的印行史上，可说是空前绝后的。

　　《破晓》出后不久．郑超麟同志从皖南乡下来到了上海。他的来到大大促进了我们的出版计划。超麟同志学文字有天才（虽然他不善于说话），于欧洲的主要国文字几无一不晓，而尤精于法、德文。中国最早与最有影响的那本共产主义课本——布哈林与泼来奥勃来顺斯基合著的《共产主义ABC》，便是他翻译的。他的翻译是既快且好，又因精力充沛，生产率高。他这次离皖来沪一半固然是长期休息之后，静极思动；另一半也因为我们在上海己开始翻译托洛茨基的最大著作《俄革史》，希望他来参加。此书的翻译乃是中国托派文字工作中最巨大的一宗，由超麟与我合作，历时一载，才得完成。我平生衣食之需，都靠译书所得。故从一九二九年翻译普列哈诺夫的《从唯心论到唯物论》以来，译的东西已不算少，只因目的在于卖钱，书的选择大半取决于出版人，以致此项工作对我成了无可奈何的劳役，感不到多大兴趣，自然也不会有美好的成绩。不过那次《俄国革命史》的翻译是不同的。我（超麟同志亦然）是以教徒的虔敬，以一个作家由内心发生的创作的热情，来从事它的。我们谨慎翻译，用几种文字的本子来参照，然后二人又互校了译稿，总希望能做到即使不是完全无误，也应该错得最少的地步。付排后的校对工作也做得非常精细与求全。在国华同志与已故的亚东图书馆的朋友胡鉴初先生的努力下，急算做得尽善尽美了。据出版后的统计，在全书一百余万字中，“鱼鲁”“成或”之误还不足十字呢。在工作进行中，我们就通知了住在墨西哥的原著者，并要求他为历史的中国版写一专序。托洛获基极其高兴地接纳了我们的要求。为了赶上我们的出版期，他放下了别的工作来写这篇序文。但是万分不幸，序文还未写成，作者那个赋有不世出的智慧的头脑让斯大林派去的一个卑微的凶手用斧头砍死了，《俄国史》排印时，我们在卷首留下了四张白页表示了我们对此事的深刻的遗憾与无比的哀悼。可是在临出版时，一件意外事情发生了，墨西哥的托氏夫人从遗稿中检到了托洛茨基遇难前写了一部分的序文残稿，立即给我们寄了来，我们在悲欣交集中将它译出附排的《俄国史》的卷末。

　　《俄同史》一共印了二千部，可是才发卖了二三百部，太平洋战争发生了，上海失去了孤岛地位，日本宪兵竭尽一切力量来消灭反日与一般的革命书籍。我们曾用种种方法来保存《俄国史》；但最后于一次日帝清查全沪仓库之前，它终于遭到了厄运，约近千部的《俄国史》竞毁于火。此事即使在今天回想起来都尚觉心痛的。抗战胜利后，我们又曾照原版影印了二百部。但面目却差得多了。

　　托派的“命运”相当坎坷，连一书之微都逃不出此总的命运。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结果竟付之一炬，使它不能产生预期的广大影响。不过，想开些，想远些，我们仍有理由为那次工作的完成而庆幸的。真理毕竟会胜利的，而有关于俄国十月革命的真相与真理的描写，除托著此书之外却不曾有第二部。斯大林为了抹杀真理，曾经动员了惊人的力量，写出了与印刷了数不清的所谓历史；可是你们瞧呀，这个大独裁者刚死去三年，在苏联共产党的第二十次大会上，他钦定的公认为权威著作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竟被他自己的弟子米高扬宣布为“不忠实与不可靠”，决定要另写历史了！

　　早些晚些，今后的历史家与共产主义者必然要找到真理的，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也决不可能例外。在此寻找过程中，托洛茨基的此一历史必然要成为黑暗海洋中照耀远近的一座巨大的灯塔。

　　我们有此自信，也以此自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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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校对《俄革史》最后一部分稿子时，肺结核病困扰了我。大咯血使我不得不放下一切。在病床上我遭逢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参加了因此而引起的内部争论，以及接踵而至的中国托派的再分裂。

[1] 我们，至少我个人，在当时并不知道中共内部对于抗战态度曾经发生了两条路线，我只知道在洛川会议上，曾经有过比中共表面声明较左的决定，国民党曾经引用这些秘密决定来攻击中共的“两面手法”的。今天由中共官方公布的历史文献上，将此“两条路线”描写为毛与陈主张的对立；不过据我看，更正确些说应该说是当时中共革命一翼（可能包括毛泽东）对斯大林在该一阶段上所指示的某种抗议。陈绍禹自然是无条件地始终站在斯大林立场的。我们知道自从希特勒在德国胜利，纳粹德国以一个雄伟的军事力量在苏联的西面升起，同时军国主义的日本在东方显出无厌足的侵略狂以后，斯大林是终日处于恐俱病中了。此时他最后地失却了靠外国革命来挽救苏联的希望，他嘲笑“世界革命”为一种“悲喜剧式的误解”。此时苏联以外的共产党力量，一律被视作苏联和外国实力者从事买卖的“零找钱”，将它们的存在或取消当作达成协议的一个小代价和条件。任何实力者不管它是法西斯或民主，只要愿和苏联和解（自然是暂时的与虚伪的），斯大林都不惜命令该实力者下面的共产党人子以服从与支持。在东方斯大林此种出卖共产党的政策表现得特别露骨与无耻，一方面，他“要求共产党人对国民党的反人民政策实行让步，把自己的行动限于在国民党蒋介石所允许范围以内，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完全统一于国民党军队，实行‘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作战行动’。……反对放手发动群众斗争，反对在日本占领地区放手扩大解放区和扩大人民武装，害怕这样就要从抗日阵线中‘吓跑’了蒋介石国民党。”（见《中国共产党的卅年》中转述的王明路线）总之，斯大林要中共跪在蒋介石面前。使他去拖住日本帝国主义的腿，以免后者进攻苏联。同时斯大林却以更大热心向日本帝国主义者抛媚眼，希望和它缔结“互不侵犯条约”。这一企图到了一九四二年也就终于实现了，此时他拥抱了那个“道德的共产主义者”——日本军阀的代言人松冈洋右。
　　斯大林如此无原则地（无耻地）叛卖他的国外同志，不能不引起一切多少还是革命者的人的反抗。抗战时期的中共，在大处与主要处固然屈服于斯大林的命令，但在执行上与策略上可能做了自己的修改，这就是所谓“两条路线”对立的真实内容了。

[2] 陈绍禹初抵汉口的声势，我是间接觉察到的。那时我和群江浙流亡来的青年人很接近。这群人的成分很复杂，有过去的共产党员，有初涉政治的大孩子，甚至有三青团的群众，但主要的却是多少在救国会影响下干过抗日工作的纯洁青年。他们为了找工作，谋出路，同时也为了迫切的生活，终日迫踪着一些国民党的以及民主派的要人。我从他们口中经常能听到一些可贵的消息。有一次几个人去看了沈钧儒回来，转述了沈钧儒和陈绍禹会见后的兴奋情形。据说沈钧儒完全为陈绍禹那种“聪敏能干，以及他那渊博的理论所感动了。”民主派认为陈绍禹确实是中共“最杰出的人才”。又一次，据说孔祥熙设法和陈绍禹会见（结果是会见了），“因为，”我的青年朋友告诉我，“老孔认为陈绍禹才是真正的代表，他直接代表第三国际。”这此间接反映让我回想起六年前龙华监狱里的情形。前一次的反映使我认清了陈绍禹的得势，这次则使我明白了陈绍禹的虽失势而未曾跌倒。

[3] 《苏联的现状与前途》在南京的老虎桥监狱中由罗世藩和濮德志翻译，每人各译三分之一使出狱了；剩下三分之一，由郑超麟翻译，全书亦由郑超麟整理。——校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