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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前面曾以读者的名义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统治集团犯了无数错误，怎么能把漫无限制的权力集中到自己的手中呢？”或者换句话说，“热月分子的智力贫困和物质力量之间的矛盾怎么解释呢？”现在这个问题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具体和比较明确的答案。苏维埃社会并不是和谐的。这个阶级或阶层认为是罪恶的东西，另一个阶级或阶层可能认为是一种美德。从社会的社会主义形式这个观点来看，官僚的政策是十分矛盾的和反复无常的。但是，从加强新统治阶层的权力这个观点来看，这种政策却是始终一贯的。
国家对富农的支持（一九二三至一九二八年），对社会主义的前途来说包含着一种致命的危险。另一方面，在小资产阶级的帮助下，官僚又把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手脚捆起来，并对布尔什维克反对派进行了镇压。从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看，这是“错误”；从官僚的观点来看，这却完全是一件好事。当富农开始直接威胁到官僚本身的时候，官僚才把武器转过来对付富农。对富农的猛烈进攻还扩大到中农身上，这种做法使经济遭到的损失并不下于一次外国入侵。但是，官僚保住了自己的地位。他们完全消灭了以前的同盟者以后，就开始全力发展新贵族。这样做不是危害社会主义吗？ 当然——但同时却加强了统治阶层。苏维埃官僚在这一点上同所有的统治阶级一模一样，即只要他们的领导人无条件地忠实于维护官僚的特权，他们就闭眼不看这些领导人在一般政治领域所犯的最严重的错误。新贵族对于局势越是感到不安，则凡是为了维护他们那样公正地得到的权利、使之不受任何一点威胁而采取的无情手段，就越为他们所推崇。暴发户阶层正是从这个观点上来挑选它的领导人的。斯大林成功的秘密就在于此。
然而，官僚的权力和独立性的增长并不是没有限制的。历史因素比元帅们更强有力，甚至比总书记们更强有力。如果没有准确的计算，经济要合理化是不可想象的。而计算是同官僚的任所欲为不相容的。官僚之所以被迫关心恢复卢布的稳定性，也就是使卢布摆脱“领导人”的控制，是因为他们的专制统治同国家生产力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正像专制君主政体到一定的时候同资产阶级市场的发展不兼容一样。然而，货币核算不能不使不同阶层在国民收入分配上所进行的斗争具有更加公开的性质。在实行粮券制度时期几乎无所谓的工资等级问题，现在对工人有了决定性的意义，而随着这个问题的产生，工会也发生了问题。由上级指派工会工作人员的做法，必然要遇到越来越强烈的反抗。不仅如此，在计件工资制下面，工人是直接关心工厂管理方面的正确安排的。现在斯达汉诺夫工作者越来越强烈地埋怨生产组织方面的错误。官僚在委派经理、工程师等方面用人唯亲的做法越来越令人难以忍受。合作社和国营商店比以前更加依赖购买者。集体农庄和个别集体农庄庄员逐渐学会用数字来衡量他们同国家的交易。他们越来越不愿意顺从地忍受由上级任命领导者的做法，因为这些领导者的唯一优点往往就是同当地的官僚集团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最后，卢布又往往把光亮投射到最神秘的领域，即官僚合法和不合法的收入方面。由此可见，在一个政治上遭到扼杀的国家里，货币流通可以变成动员反对力量的一个重要杠杆，而且可以预告“开明的”专制制度结束的开始。
一方面，工业的增长和农业的纳入国家计划领域使领导任务大大复杂化，因为质量问题提到前面来了；另一方面，官僚主义却在摧毁首创精神和责任感，而没有这些，质量是没有也不可能有进步的。官僚主义的烂疮在大型工业中也许不那么明显，但是，在合作社以及轻工业、食品制造业、集体农庄和地方小工业中——即在所有同人民关系最密切的经济部门中——这种烂疮却在蔓延。
苏维埃官僚的进步作用只存在过一个时期，即热中于把资本主义技术中最重要的因素介绍到苏联的时期。借用、模仿、移植和接枝的初步工作都是在革命所奠定的基础上完成的。到现在为止，在技术、科学或艺术领域还谈不上有任何新东西。在官僚的指挥下，按照西方现成的型式是可以建立大型工厂的——虽然说实在的，要比正常的成本贵两倍。但是，走得越远，经济当中的质量问题也就越重要，而这个问题像影子一样，官僚总是抓不住。苏联的产品好像印上了粗制滥造的灰溜溜的标记。在合理化经济下，质量要求一种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民主，批评和倡议的自由——而这些条件是同恐惧、撒谎和吹捧的极权主义制度不相容的。
在质量问题的背后，有一个更为复杂更为巨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包括在独立的、技术的和文化的创造这样一个概念当中。古代的哲学家说过，斗争是万物之父。如果思想不能自由地交锋，就创造不出新价值。说实在的，革命专政就其本质来说就是要严格地限制自由。但正是由于这一点，革命时代才从来没有直接地有利于文化方面的创造，而只不过是为这种创造扫清了道路。无产阶级专政越是不再成其为专政，就越能为人类的天才开辟广阔的活动场所。社会主义文化只有随着国家的逐步消亡而逐步繁荣起来。这个简单而不可动摇的历史法则就包括着对苏联现行政治制度的死刑判决。苏维埃民主并不是要求一种抽象的政策，更不是要求一种抽象的道德。它已经变成国家的一种有关生死存亡的需要。
如果新国家除了社会的利益以外再没有别的利益，强制职能的消亡就会逐渐具有一种没有痛苦的性质。但是，国家并不是铁板一块。特殊的职能创造了特殊的机关。官僚就其整体来说，对于其职能的关心远远不及对于其职能所带来的好处的关心。统治 阶层试图加强的和永远存在下去的是强制性机关。它为了使自己的权力和收入有保障，对什么事情和什么人都不顾惜。事态的发展越是对它不利，它对居民当中的先进分子就越无情。像天主教会一样，它在衰落时期提出了领袖不会犯错误的教条，但是它把这个教条高举到连罗马教皇也从来没有梦想到的程度了。
对斯大林的日益偶像化以及这种偶像化所具有的种种漫画味道，是这个制度所必需的一个条件。官僚需要一个不可侵犯的最高仲裁者，即使不是一个皇帝，也是一个第一执政官，因此他们就把一个最能适应自己的统治要求的人抬到肩膀上。领袖的那种“性格力量”虽然使西方那些半真半假的文人雅士倾倒，实际上是一个不顾一切维护自己的地位的阶层所施加的集体压力的总表现。这个阶层的每个人在自己的职位上都是这样想的：朕即国家。他们每个人在斯大林身上都容易找到自己。而斯大林也能在每个人身上找到他自己的一小部分精神。斯大林是官僚的化身。这就是他的政治人格的本质。
凯撒主义或者它的资产阶级形式波拿巴主义，是在这样的历史时刻进入舞台的：两个阵营的尖锐斗争把国家权力——姑且这么说——抬高到民族之上，而且表面上保证国家权力完全独立于阶级之外——实际上只不过保证这种权力拥有维护特权者所必需的自由。斯大林政权凌驾于政治上分裂的社会之上，依靠警察和军官集团，并且不受任何监督，这样一种政权显然是波拿巴主义的一种变种——一种历史上从来没有见过的新型的波拿巴主义。
凯撒主义是在由于内部斗争而动摇了的奴隶社会的基础上产生的。波拿巴主义是资本主义制度在危急时期的政治武器之一。斯大林主义则是同一制度的一种变种，不过是在工人国家的基础上产生的，而这个国家已经被有组织的武装的苏维埃贵族和非武装的劳苦群众之间的对抗弄得四分五裂。
正如历史所证明的，波拿巴主义同普遍的甚至秘密的投票制度相处得不错。波拿巴主义的民主仪式是公民投票。因而常常就会有这样一个问题向公民们提出：对领袖是拥护呢，还是反对呢？于是选民就感觉到枪口对着自己的两个肩膀之间的部位。自从拿破仑第三——现在看来，他是一个土里土气的外行——那个时代以来，这种技术已经有了特殊发展。在公民投票的基础上建立波拿巴主义的苏联新宪法，就是这种制度的真正顶峰。
归根到底，苏维埃波拿巴主义的产生是由于世界革命的推迟。但是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同一原因却造成了法西斯主义的兴起。这样，我们就得出了一个乍看起来出乎意料而实际上却是不可避免的结论：苏维埃民主虽然是被全能的官僚所摧毁，资产阶级民主虽然是被法西斯主义所消灭，两者却出于同一原因，即世界无产阶级解决历史为它提出的问题太慢了。斯大林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尽管社会基础很不一样，却是两种对称的现象。两者有很多特点是十分酷似的。如果欧洲的革命运动取得胜利，那就会不仅使法西斯主义而且使苏维埃波拿巴主义立即动摇。斯大林主义官僚背弃国际革命的行为，从他们自己的观点来看是正确的。他们只不过是按照自我保护的要求行事而已。
从苏维埃制度建立的最初时日起，党就是官僚主义的对头。当时，如果说官僚管理着国家，那末党则控制着官僚。党高度警惕地不使不平等超过必需的界限，为此它时时刻刻同官僚进行公开的或隐蔽的斗争。斯大林派的历史作用就在于摧毁这种双层关系，而使党屈从于它自己的官僚并把后者融合在国家的官僚当中。目前的极权主义制度就是这样产生的。斯大林就是因为为官僚作出了这个并非不重要的服务，才使他的胜利得到保证。
左翼反对派在其斗争的最初十年当中，并没有放弃从思想上夺取党的纲领而去采取通过夺取政权来反对党的纲领。[1]当时它的口号是：是改革，而不是革命。然而，就是在那个时候，官僚也已下定决心要用任何革命手段来保卫自己、反对民主改革。在一九二七年斗争达到特别激烈的阶段时，斯大林在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就亲口对反对派说，“那些干部只有通过国内战争才能清除掉！”由于欧洲无产阶级遭到了一系列的失败，斯大林达句话里所威胁的东西变成了历史事实。改革的道路变成了革命的道路。
党和苏维埃组织之所以不断地进行清洗，就是为了防止群众的不满情绪变成一种一致的政治表现。但是，压制并不能扑灭思想，而只不过是把思想赶到地下。广泛的共产党人集团以及非党公民都保持着两种思想体系，一种是公开的，另一种是秘密的。暗探和告密活动到处都在腐蚀着社会关系。官僚当然总是把自己的敌人当作社会主义的敌人。在伪造法律证据的帮助下——这种做法已经变成正常的情况——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把任何罪名强加在自己的敌人身上。他们还可以用枪决的威胁从脆弱的人那里弄到他们自己所授意的供词，然后再把这种供词作为控告比较坚强的人的基础。
一九三六年六月五日《真理报》在评论“世界上最民主的宪法”的时候这样教导人们：虽然阶级已经消灭，但是如果认为“敌视社会主义的阶级力量已经甘心失败，那将是不可原谅的愚蠢和罪恶。……斗争还在进行。”这些“敌对的阶级力量”究竟指的是什么呢？《真理报》回答说，“反革命集团的残余、各式各样的白卫军，特别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分子。”斯大林的机关报在不可避免地提到“暗探工作、阴谋和恐怖活动”（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分子干的！）以后，提出了这样的诺言：“我们将来也一定要用坚强的手段打倒并消灭人民公敌——托洛茨基主义的卑鄙家伙和泼妇，无论他们伪装得多么巧妙。”苏维埃报刊上天天重说一遍的这些威胁，只不过是对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工作的一种配合。有一个名叫彼得罗夫的人，一九一八年入党，参加过国内战争，后来成为农业专家和右翼反对派的成员，一九三六年他从流放的地方逃出来，在一家流亡的自由派报纸上写文章，现在他这样刻画所谓托洛茨基分子：“左派分子吗？从心理上说，这是真正的狂热的最彻底的革命分子。没有圆滑老练的讨价还价，没有妥协。最可崇敬的一些人。但是思想呆滞……一场世界大火灾以及诸如此类的胡言乱语。”我们暂且撇开他们的“思想”问题。右派敌人给予左派的这种精神上和政治上的评价，本身就说明问题。正是这些“真正的、狂热的和最彻底的革命分子”被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校官和将官们控告……为了帝国主义的利益而进行反革命活动。
官僚仇恨布尔什维克反对派的那种歇斯底里，如果同取消对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的限制联系起来看，那就具有一种特别深刻的政治意义。关于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的雇用、工作和教育的那些调和的法令，都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以前的统治阶级的反抗将会随着新秩序的稳定性的日益明显而逐渐消亡。一九三六年一月莫洛托夫在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解释说，“现在不需要这些限制了。”然而，与此同时，却发觉最恶毒的“阶级敌人”原来是那些一生为社会主义奋斗的人，从列宁的最亲密的同事开始，如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据《真理报》说，“托洛茨基分子”同资产阶级不同的地方在于，“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特点越明显”，“托洛茨基分子”就越拼命。这种由于需要用旧公式来掩盖新关系而产生出来的哲学的胡说八道，当然不可能掩盖社会对抗中的一种真正的变化。一方面，“贵人”阶层的形成为那些比较有雄心的资产阶级子弟提供了广泛的事业机会：给予他们同等权利并没有什么危险。另一方面，这种现象又在群众当中，特别是青年工人当中激起一种严重的、极其危险的不满情绪。在这种情况下，才发动了扑灭“卑鄙家伙和泼妇”运动。专政之剑本来是用来打倒那些要恢复资产阶级特权的人们的，现在却对准那些起来反抗官僚特权的人们。受到打击的并不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敌人，而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同职能上的这种基本变化相适应的是，政治警察以前都是从特别忠诚和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布尔什维克当中挑选出来的，现在则由官僚当中最堕落的一部分人组成了。
热月派在迫害革命分子的时候，特别仇恨那些提醒他们记住过去和防范未来的人们。监狱、西伯利亚和中亚细亚最遥远的角落，以及迅速增加的集中营，都关满了布尔什维克党的精华——最刚强最忠实的人们。即使在西伯利亚单独监禁的牢狱中，反对派分子还是要受到搜查、禁止通讯和饥饿等迫害。在流放中，妻子被迫同自己的丈夫分离，这种做法的唯一目的是瓦解他们的反抗并使他们悔过。但是，就是悔了过的人也并没有得到安全。一有嫌疑或者有告密者暗中告发，这种人就会受到加倍的惩罚。即使亲属帮助流放的人，也被认为是一种罪行。互相帮助是被当作一种阴谋来惩罚的。
在这种情况下，自卫的唯一手段是绝食。国家政治保卫局则以强迫吃饭或者听任饿死作为对策。这些年来，有好几百名俄国的和外国的反对派分子已经被枪杀，或者在绝食中死去，或者自杀而死。在最近十二年当中，当局已经向全世界宣布了好多次：反对派已经被彻底根除。但是，在一九三五年最后一个月和一九三六年上半年的“清洗”中，又有几十万党员被开除，其中有好几万“托洛茨基分子”。最积极的分子都立刻被逮捕，被投入监狱和集中营。至于其他人，斯大林则通过《真理报》公开劝告地方机关不要给他们工作。在一个国家是唯一的雇主的国家里，这种情况就意味着通过慢性饥饿而死。不劳动者不得食的旧原则已经代之以不服从者不得食这样的新原则。自从一九二三年波拿巴主义时代开始以来，究竟有多少布尔什维克被开除、逮捕、流放和扑灭，要到我们检查斯大林政治警察的档案时才会知道。还有多少人在地下，也要到官僚开始破产的时候才会知道。
对于一个拥有两百万党员的党来说，两三万反对派分子能有多么大的意义呢？在这样一个问题上，仅仅拿数字来对比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在浓厚的政治气氛中，一团军队中只要有十个革命分子就足够把这一团人带到人民方面来。参谋本部对于小小的地下组织或者甚至个人怕得要死，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反动的参谋本部的这种惧怕，浸透了所有的斯大林主义官僚，这种惧怕说明了官僚所进行的迫害和恶毒诽谤具有多么疯狂的性质。
在苏联度过各个镇压阶段的维克托·塞奇，给西欧带来了惊人的消息，这些消息是从那些由于忠于革命和敌视革命的掘墓人而正在遭受酷刑的人们那里传出来的。维克托·塞奇这样写道： “我毫不夸张，我的每个字都经过了斟酌。我说的每件事情，我都能举出悲剧性的证据和真实的姓名。在这大批的殉道者和抗议者当中，大部分人是沉默的，有少数英勇的人比所有其他人更同我接近，这些人的精力、洞察力、坚忍不拔以及对于伟大时代的布尔什维主义的忠诚都是宝贵的。成千上万的这种建党时就参加了党的共产党人、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同志、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者，在苏维埃还存在的时候正在用社会主义原则反对制度的内部蜕化，正在尽力（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忍受一切可能的牺牲）保卫工人阶级的权利……我把那些还囚禁在那里的人们的消息带给你们。不管怎样，他们一定会坚持到底。即使他们活不到看见新革命曙光出现的时候……西方的革命分子是可以对他们抱着期望的。火焰将继续燃烧下去，即使只是在监狱里。同样，他们也对你们抱着期望。你们必须——我们必须——维护他们，以维护世界上的工人民主制度，恢复无产阶级专政的原来形象，并且有一天恢复苏联精神上的伟大和工人对苏联的信心。”
列宁在谈到国家消亡的时候曾经这样写道，“如果没有什么事情引起愤怒、抗议和反叛，因而产生压制的必要”，那末，遵守社会生活规则的习惯就能够使进行强制的一切必要性失去意义。问题的本质就在“如果”这两个字。苏联目前的制度在每个步骤上都要引起抗议，同时压制得越厉害，抗议也就越激烈。官僚不仅是一种强制机器，而且是一种引起抗议的不变的泉源。由于有一个贪婪的、撒谎的和玩世不恭的统治者阶层存在，不可避免地就要产生一种隐蔽的愤怒。工人的物质条件有所改善，并不能使他们同当局和解；相反，由于提高了他们的自尊心和在一般政治问题上解放了他们的思想，这种做法反而为他们公开同官僚冲突进行了准备工作。
不可动摇的“领导人们”喜欢发表一些关于必须“进行研究”、“学习技术”和“自修文化”以及其他好听的谈话。但是，统治阶层本身却是无知的、没有什么文化的；它什么都不肯认真研究，在社会交往方面是不诚实的、粗线条的。它要求包办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不仅指挥合作社商店，而且还指导乐谱的创作，这种情况尤其令人难以忍受。苏维埃居民如果不摆脱这种屈从于一个篡夺者阶层的羞辱地位，就不能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
是官僚将吞食工人国家呢，还是工人阶级将清除官僚呢？这就是问题的所在，而苏联的命运就在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大多数苏联工人甚至现在就已经敌视官僚。农民群众则以他们的那种健康的平民仇恨来仇恨官僚。如果说工人同农民相反，几乎从来没有走上公开斗争的道路，因而使态度坚决的农村陷于混乱和无力状态，那末，这并不仅仅是因为压制的缘故。工人们所担心的是，推翻了官僚以后，会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国家和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比庸俗的“民主分子”所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如果没有计划经济，苏联就会倒退好几十年。从这个意义上说，官僚还在继续发挥一种必要的职能。但是，官僚是这样履行自己的职能的，即同时也为整个制度的爆炸进行了准备，而这种爆炸有可能完全失掉革命的成果。工人是现实主义者。他们没有看错统治阶层——至少没有看错同他们接近的下层——他们认为这个阶层暂时还是他们的某一部分胜利成果的看管者。一旦他们看到另外的可能性，他们必然会把这些不诚实的、轻率的和靠不住的看管者撵走。为此，西方或东方就必须另外有革命曙光出现才行。
明显的政治斗争的停止，被克里姆林宫的朋友和代理人描绘为制度“稳定”的表现。实际上，这种情况只不过表明官僚暂时稳定下来。随着人民的不满情绪的加深，年青的一代特别痛苦地感受到这种“开明的专制”的压力，因为它的专制成分要比开明成分多得多。官僚对于任何一点活思想的警惕越来越显出不妙的兆头，而对于“领袖”个人天赋的赞美则达到令人难以容忍的程度，这些情况表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分离日益加深。这些情况还表明内部矛盾在不断地加深，这是对国家的一种压力。这个国家将会寻找出路，而且必然会找到一条出路。
在真正估计形势的时候，经常对政权的代表人采取的恐怖行为具有很大的意义。其中最臭名昭彰的一件事就是暗杀基洛夫案件。基洛夫是列宁格勒的聪明而比较随便的独裁者，是他那一伙人的典型代表。就恐怖行为本身来说，它推翻波拿巴主义寡头政治的可能性最小。虽然各个官僚都害怕手枪，但是整个官僚阶层却能利用一件恐怖行为来为自己的暴行辩护，而且能够顺便把它自己的政敌牵连在暗杀案件中（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的案件就是这样）[2]。个人恐怖是个人急躁或绝望时的一种武器，而这些人差不多都属于官僚的年青一代。但是，正如沙皇时代的情况一样，政治暗杀是局势动荡的确切无误的征兆，这种暗杀预示了公开的政治危机即将到来。
官僚提出新宪法，就表明它已感觉到这种危险，正在采取预防性措施。然而，这样的事已经发生过不止一次，即官僚专政企图通过“自由”改革来解救自己，却只不过削弱了自己。新宪法在暴露波拿巴主义的同时，也创造了一种半合法的掩护物来遮盖反对波拿巴主义的斗争。各个官僚集团在选举期间的竞争可以成为一种更加广泛的政治斗争的开端。对付“工作做得不好的政权机关”的鞭子可以转变成对付波拿巴主义的鞭子。所有的迹象都表明，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必然会导致人民当中文化较高的力量同官僚寡头之间发生冲突。这种危机是不会带来和平的结果的。还从来没有一个魔鬼自愿斩断自己的魔爪。苏维埃官僚也是不会不经过斗争就放弃自己的地位的。事态的发展显然将导向革命的道路。
由于人民群众的巨大压力和政府机关在这种情况下不可避免的分裂，当权者的抵抗有可能比目前所表现的力量软弱得多。但是关于这一点，只能提出一些假设。无论如何，官僚只能被革命力量铲除。同时，正如通常的情况一样，攻击越是坚决果断，牺牲就越小。准备这项工作和在有利的历史情况下把群众领导起来——这就是第四国际苏联支部的任务。今天这个支部的力量还是弱的，它还处于地下状态。但是，一个政党不合法地存在并不是不存在。这只不过是一种困难的存在形式。压制手段对于一个正在从舞台上消失的阶级来说是能够充分发挥效力的——这一点已经完全为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三年的革命专政所证明——但是对革命先锋队采取暴力行为是不能拯救一个已经活过了头的阶层的，如果总的来说苏联注定还要发展下去的话。
官僚正在准备的那种反对自己的革命将不是社会革命，它同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不一样。这一次问题不在于改变社会的经济基础，不在于用这种所有制形式来代替那种所有制形式。历史上已经不仅出现过用资产阶级制度代替封建制度的社会革命，而 且还出现过不摧毁社会经济基础而只清除旧统治阶级的上层表皮的政治革命（如法国一八三〇年和一八四八年革命，俄国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等等。）。推翻波拿巴主义阶层当然会带来深刻的社会结果，但是就其本身来说，它还是局限于政治革命的范围以内。
一次工人革命所产生的国家存在下来，这还是有史以来第一次。这个国家所必须经历的阶段还没有先例可循。不错，苏联的理论家和创建者希望，完全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和具有灵活性的苏维埃制度将会使国家按照社会的经济文化演变阶段来和平地转变、解体和消亡。然而，在这里，生活再一次证明比理论所预期的要复杂得多。一个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注定要完成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为了这个历史特权，从一切迹象来看，无产阶级还必须再进行第二次补充革命来反对官僚专制。新革命的纲领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于革命爆发的时刻、国家已经达到的水平以及国际形势。这个纲领的基本因素已经清楚，在本书分析苏维埃制度的矛盾以后得出的客观论断中已经指出。
问题并不在于一个统治集团代替另一个统治集团，而在于改变国家管理经济和指导文化的方法。官僚专制政治必须让位给苏维埃民主政治。恢复批评权利和拥有真正的选举自由是国家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条件。这一点意味着恢复苏联各党派（从布尔什维克党开始）的自由，恢复工会的作用。在工业中实行民主意味着按照劳动者的利益从根本上修改计划。自由讨论经济问题将减少由于官僚主义的错误和左右摇摆而增加的总开支。浪费的玩意儿——如苏维埃宫、新剧院、富丽堂皇的地下铁道——将停止建筑，而改为兴建工人住宅。“资产阶级分配标准”将局限于严格的必需范围以内，并且随着社会财富的增长而逐步让位给社会主义平等。军官等级制将立即取消。闪闪发亮的勋章将送到熔炉里去。青年将有机会自由呼吸，进行批评，容许犯错误和成长起来。科学和艺术将摆脱自己的锁链。最后，外交政策将恢复革命的国际主义传统。
十月革命的命运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同欧洲以及全世界的命运结合在一起。苏联的问题现在正在西班牙半岛、法国以及比利时解决。到本书出版的时候，形势将比今天在马德里城下进行内战的时候明朗得无可比拟。如果苏维埃官僚在执行背叛的“人民阵线”政策之下使反动在西班牙和法国取得了胜利——共产国际正在竭尽全力朝这个方向做——那末，苏联将面临毁灭的边缘。到那个时候，提到议事日程上的将是资产阶级反革命，而不是工人反对官僚的起义。如果不管改良主义者和“共产党”领导人怎样联合怠工，而西欧的无产阶级能够找到夺取政权的道路的话，那末，苏联的历史上将展开新的一章。欧洲革命的第一个胜利将像电击一样穿透苏维埃群众，使他们站起来，提高他们的独立精神，唤起一九〇五年和一九一七年的传统，毁掉波拿巴主义官僚的阵地，并且使它对第四国际的意义不小于十月革命对第三国际的意义。只有这样，第一个工人国家才有可能为社会主义的未来得到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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