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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忠实地履行了它在妇女方面的义务。年青的政府不仅在政治上和法律上给予妇女同男子一样的各种权利，而且更重要的，它还尽了自己的一切力量，比任何其他政府都做了多得多的努力，来真正保障妇女从事各种形式的经济和文化工作。然而，最大胆的革命，像“全能的”英国议会那样，也不能把女人变成男人——或者说得更确切些，不能使男女平均分担怀孕、生产、养育和教导孩子的负担。革命作了一次英勇的努力来摧毁所谓“家庭”——即劳苦阶级的妇女在其中像奴隶般地从小劳动到死的那种陈腐、令人感到窒息和停滞的制度。按照计划，家庭作为一种与外界隔绝的小组织，将由一种社会给予关怀和方便的完善制度来代替，这种制度包括产科医院、托儿所、幼儿园、学校、公共食堂、公共洗衣房、急救站、医院、疗养院、体育组织、电影院，等等。家庭的那些有关家务的职能如果完全由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机构来执行，把好几代人都团结起来并使他们互相帮助，那就会使妇女，因而也就会使一对一对的爱人，真正摆脱千年的桎梏。一直到现在，这个问题中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四千万苏维埃家庭的绝大多数依然还是中世纪的巢穴，妇女处于奴役和歇斯底里的状态，儿童天天遭到虐待，妇女和儿童沉溺在迷信中。我们绝不能在这方面抱任何幻想。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苏联在处理家庭问题方面的一系列变化才最足以说明苏维埃社会的真正性质及其统治阶层的演变情况。
事实已经证明，用猛烈的手段一下子把旧家庭取消是不可能的——这不是因为缺乏意志，也不是因为家庭还那样根深柢固地长在人们的心里。恰恰相反，女工以及比较进步的农妇，经过一个短时期的对政府及其托儿所、幼儿园等类似的组织不信任以后，已经认识到儿童由集体照管以及整个家庭经济社会化的无限好处。不幸，社会太穷了，也太没有文化了。国家的实际资源同共产党的计划和意图不相称。家庭不能“废除”，而必须用别的东西来代替它。妇女在“普逼匮乏”的基础上是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的。经验很快地就证明了马克思在八十年前所表述的这个朴素的真理。
在荒年期间，工人们以及他们的家庭只要可能就都在工厂和其他公共食堂里吃饭，这种情况被正式地认为是达到社会主义形式的生活以前的一种过渡状态。现在没有必要再来分析军事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和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些不同时期的特点。事实是，从一九三五年取消粮食券制度以后，所有待遇较好的工人都开始回到家里吃饭。如果认为这种倒退意味着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谴责，那是不正确的，因为这种制度总的来说还从来没有实行过。但是工人以及他们的妻子对于官僚所组织的“公共食堂”的批评是相当严厉的。这种情况也适用于公共洗衣房，因为那里撕破和偷掉的衣服比洗的衣服还要多。回到家庭的厨房去吧！但是在家里做饭和在家里洗衣服——这是目前讲话的人和新闻记者半含羞愧的心情所称道的事情——意味着工人的妻子又回到锅勺和洗衣盆旁边，这就是说，又回到旧的奴隶地位。共产国际关于“社会主义已经在苏联取得彻底和不可变更的胜利”的决议，对于工厂区域的妇女来说是不是那么有说服力，确是一个疑问！
不仅同家庭工业而且同农业联系在一起的农村家庭，比城市家庭要稳定得多，也保守得多。一般的规律总是，只有少数几个穷农业公社在初期建立了公共食堂和托儿所。根据最初所宣布的办法，集体化将在家庭的领域发生一次决定性的变化。他们没收了农民的牛以及鸡，并不是毫无理由的。关于公共食堂在整个农村地区取得胜利的进展，当然也不会不加以宣扬。但是在开始退却的时候，现实情况突然从这种夸大的幻影当中显现出来了。农民从集体农庄所得到的东西，通常只是给他自己吃的面包和喂牲口的粮草。肉类、乳制品以及蔬菜，几乎全部是从农庄旁边的个人小块土地上得到的。只要最重要的生活必需品是由于家庭本身的单独努力而得到的，就再谈不上什么公共食堂。在这种情况下，为家庭炉灶奠定了新基础的小块田地，便给妇女加上了双重的负担。
一九三二年托儿所平常收容的儿童总数是六十万，农忙季节也只不过四百万左右。一九三五年婴儿的总数是五百六十万，但是经常在托儿所的婴儿只占一小部分。此外，就现有的托儿所来说，即使是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其他中心城市的，通常也不能满足最低的要求。苏联的一家大报纸抱怨说，“一个托儿所，如果孩子觉得比家里还糟，那就不是一个托儿所，而是一个坏的孤儿院。”难怪待遇较好的工人家庭总是不愿意把孩子送进托儿所。但是对于基本的劳苦群众来说，就是这种“坏的孤儿院”也嫌太少了。就在最近，中央执行委员会还通过了一项决议，凡是弃儿和孤儿都要由私人收养。这样，官僚政府通过它的最高机关承认了，它在最重要的社会主义职能上已经破产。幼儿园的孩子，在一九三〇到一九三五这五年当中，从三十七万增加到一百一十八万一千名。一九三〇年的数字固然低得惊人，就是一九三五年的数字在苏维埃家庭中似乎也只是沧海之一粟，如果进行进一步的调查，那就会毫无疑问地表明，在这些幼儿园中，主要的也就是比较好的幼儿园，都是属于行政官吏、技术人员和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等的家庭的。
就是这个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不久以前被迫公开承认了这样一点，即“关于肃清无家可归和无人照管的儿童的决议执行得很差”。这种不得已的供认背面隐藏了些什么呢？我们只是偶然从报纸用小字体排的评论中了解到，在莫斯科，有一千多个儿童在“特别困难的家庭条件”下生活着；在首都的所谓儿童之家，大约有一千五百个儿童无处栖身而流落街头；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一九三五年秋季的两个月当中，有“七千五百个父母被法庭传讯，因为他们把孩子扔下不管”。把他们带到法庭上有什么好处呢？有几千几万父母避免了被带到法庭上呢？还有多少生活在“特别困难条件”下的儿童没有登记下来呢？特别困难的条件与完全困难的条件有什么不同呢？所有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得到解答。大批儿童无家可归的现象——明显的以及表面上看不到的——是旧家庭迅速瓦解而新制度来不久代替它这样一种社会大危机所带来的直接后果。
从报纸偶然透露的这些情况以及犯罪记录的片断中，读者可以发现苏联还存在着卖淫现象——即妇女为了能出得起钱的男人的利益而做出的极端堕落的行为。去年秋天，《消息报》突然告诉读者，在莫斯科逮捕了“多到一千名在无产阶级首都的大街上暗中卖淫的妇女”。在这些妇女当中，有一百七十七个女工，九十二个女职员，五个女大学生，等等。是什么把这些妇女赶到街头上去的呢？工资不够，匮乏，需要“得到一点什么东西来买件衣服，买双鞋”。要想了解这种社会罪恶的大致范围，那是徒劳的。稳健的官僚命令统计学家保持沉默。但是，这种强迫的沉默本身就确切无误地证明了苏联妓女“阶级”的人数众多。在这里，从本质上说，不可能是“过去的残余”这样一个问题；妓女是从年青的一代人当中产生的。当然，没有一个有理性的人会把这种与文明同样悠久的罪恶的具体责任推在苏维埃制度身上。但是，在卖淫现象存在的情况下高谈社会主义胜利，这是不可原谅的。不错，报纸断言——在它们获准论述这个棘手的问题时——“卖淫现象日益减少。”同饥饿和衰颓的年代（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三年）比较起来，这种情况可能完全是真实的。但是，自从当时恢复货币关系而取消了一切直接分配的制度以后，妓女和无家可归的儿童必然会有新的增加。什么地方有特权者，什么地方就有贫穷的贱民！
毫无疑问，大批儿童无家可归的现象最清楚地也最富有悲剧性地说明了母亲处境的困难。在这个问题上，就连一向乐观的《真理报》有时也不能不辛酸地承认：“生孩子对于许多妇女的地位来说是一个严重的威胁。”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革命政权才给予妇女堕胎权，在匮乏和家庭穷困的情况下，不管宦官式的男子和老处女在这个问题上说些什么，这种权利乃是妇女在公民、政治和文化方面最重要的权利之一。然而，妇女的这种权利本身尽管是十分凄惨的，在现有的社会不平等情况之下却正在变成一种特权。从报刊上偶尔透露的一些关于堕胎情况的消息看来，确是令人惊讶。例如，仅仅经过乌拉尔某区一家乡村医院的调查，一九三五年就有“一百九十五个妇女被产婆搞成残废”，其中有三十三个劳动妇女，二十八个女职员，六十五个集体农庄妇女，五十八个家庭主妇，等等。乌拉尔的这个地区与大多数其他地区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这个地区的情况碰巧给报刊披露了。在苏联的整个国家内，每天有多少妇女变成残废啊？
由于事实表明，国家没有能力为那些被迫堕胎的妇女提供必要的医疗帮助和卫生设备，于是它便突然改变方针，走上禁业堕胎的道路。正像在其他情况下一样，官僚只好假装是主动采取了这种措施。苏维埃最高法院的法官之一、一位婚姻问题专家苏耳兹，把当时即将实行的禁止堕胎归结为这样一个理由，即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既然已经没有失业等等现象，妇女就没有权利拒绝“做母亲的快乐”。牧师的哲学也被赋予了宪兵的权力。我们刚刚听到执政党的中央机关报说，生孩子对于许多妇女——更真实点说是对于绝大多数妇女——的“地位来说是一种威胁”。我们刚刚听到苏维埃最高机关说，“肃清无家可归和无人照管的儿童的任务执行得很差”，这种情况毫无疑问地意味着无家可归的儿童又增加了。可是现在苏维埃的最高法官却告诉我们，在一个“生活快乐”的国家里，堕胎应当受到坐牢的惩罚，就像在生活悲惨的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很清楚，在苏联就像在西方一样，那些落在狱吏的魔掌中的妇女主要是很难隐瞒自己的困难的女工、女佣和农妇。就需要精致香水和其他好东西的“我们的夫人”来说，她们仍和以前一样，可以在纵容的法官面前做任何她们认为必要的事情。苏耳兹闭着眼睛不看无家可归的儿童而得出结论说，“我们需要人”，千百万劳苦妇女如果不是被官僚封住了嘴的话，也许会回答这位最高法官说，“那末就请你们多生些孩子吧。”这些老爷似乎已经完全忘记，社会主义是要消除那些迫使妇女堕胎的原因，而不是借助于讨厌的警察干预妇女最隐秘的生活领域，来强迫妇女接受“做母亲的快乐”。
禁止堕胎的法律草案进行了所谓全民讨论，即使在苏联报刊那样严密的控制下，还是有许多辛酸的抱怨和遭到压抑的抗议爆发出来。讨论刚刚宣布就突然停止了，于是在六月二十七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就把这个可耻的草案变成三倍可耻的法律。甚至官僚的一些官方辩护士也感到困惑。路易斯·费希尔说，这项立法具有某种可悲的误会性质。实际上，这个对付妇女——但有利于贵妇——的新法律是热月反动的自然的和合乎逻辑的结果。
在家庭胜利恢复的同时，卢布也恢复了——真是天缘巧合！——这是国家在物质和文化方面都遭到破产而引起的后果。领导人不敢公开说，“我们已为事实证明，还太穷太无知，不能在人与人之间建立社会主义关系，我们的儿子和孙子将实现这个目标”；他们却强迫人民把破碎了的家庭外壳重新粘合起来，不仅如此，他们还在极刑的威胁下强迫人民承认家庭是胜利的社会主义的神圣核心。这种退却的程度是很难用眼睛来衡量的。
立法者和文学家，法庭和民兵，报纸和教室，每个人和每样东西都被拉进了新路线。有一个天真老实的共青团员在他的报纸上大胆地写道，“你们最好还是设法解决怎样才能使妇女摆脱家庭的魔掌这样一个问题”，结果他挨了几耳光，沉默了。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被宣布为“左倾的过火行为”。没有教养的势利之徒的愚蠢而腐朽的偏见，却以新道德的名义复活了。在这个广辟无垠的国家的各个角落的日常生活中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呢？报刊只是轻微地反映出热月反动在家庭领域所达到的严重程度。
由于传布福音的崇高热情是随着罪恶的增长而增长的，结果第七诫[1]便在统治阶层当中大为盛行。苏维埃的道德家只要把词句稍微改变一下就行。一种反对太经常太随便的离婚的运动已经展开。立法者运用他们的创造思想发明了一种“社会主义”措施，即离婚登记要缴纳一笔钱，离婚的次数越多缴纳的钱也就越多。我们在上面谈到，家庭的复活同卢布教育作用的增加是携手并进的，这并不是没有原因的。毫无疑问，征税会使那些缴不起钱的人很难进行离婚登记。对于上层的人来说，我们可以想象，缴款不会带来任何困难。不仅如此，有漂亮住宅、有汽车和有其他好东西的人，还可以把私事安排得不致于不必要地暴露给外人，因此也就不必去登记。只是在社会的底层，卖淫才具有一种悲惨的和羞辱的性质。至于苏维埃社会的上层，在那里权力和幸福是结合在一起的，卖淫是以一种不大看得出交易性质的雅致形式表现出来的，甚至还具有“社会主义家庭”的外表。关于“汽车—闺房因素”在统治阶层的蜕化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我们已经听过索斯诺夫斯基所说的话。
那些喜欢歌功颂德的人、经院学派以及其他的“苏联友人”，都有眼睛，但什么也看不见。十月革命所建立的婚姻和家庭法，曾经一度是这次革命理应感到自豪的事情，现在却由于从资产阶级国家的法律宝库借来了大量东西而正在逐渐丢弃和瓦解。好像有意要把背叛弄成一件可笑的事，原先提出来作为赞成无条件自由离婚和自由堕胎的那些论据——“妇女解放”、“保障个人权利”、“保护母亲”——现在却用来作为限制离婚和完全禁止堕胎的论据了。
这种退却不仅具有令人厌恶的虚伪形式，而且比严峻的经济需要所要求的退却程度还要走得远得多。像离婚后赡养费等资产阶级形式的所以恢复，除了客观原因以外，还有一点，即统治阶层的社会利益也要求加强资产阶级法权。目前对家庭加以推崇的最强烈的动机，毫无疑问在于官僚需要一种稳定的等级关系，需要由四千万个支持权威和权力的家庭来约束青年。
政府一方面还是希望把教育青年一代的责任掌握在国家的手里，另一方面却不仅不关心支持“长辈”——特别是父母——的权威，而且相反还竭力使儿童同家庭分开，以使儿童摆脱那种停滞不前的生活方式的传统。就在不久以前，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学校和共产主义青年团都在利用儿童来揭发、羞辱和普遍地“重新教育”自己的好喝酒的父亲或者信教的母亲，至于成效如何，那是另一个问题。无论如何，这种做法意味着从根本上动摇父母的权威。在这个并非不重要的领域，现在也已经发生了急剧的转变。随着第七诫的盛行，第五诫[2]也完全恢复了它的权力——虽然还没有求助于上帝。但是，法国学校没有用这一点来作为补充也还是一样过下去，这并没有妨碍这些学校进行保守主义和墨守成规的教育。
顺便提一下，对于老一辈人的权威的关心，已经引起宗教政策的改变。否认上帝以及他的帮助和奇迹，是革命政权分化儿童和父母的最尖锐的武器。反教会的斗争，在雅罗斯拉夫斯基这样类型的人物的领导下，由于跑在文化、认真宣传和科学教育的发展的前面，往往堕落成滑稽剧和恶作剧。向上帝的猛攻，就像向家庭的猛攻一样，现在已经停下来。官僚由于关心自己的名誉受到尊敬，已经命令年青的“无神论者”放下斗争的武器而坐下来读书。关于宗教问题，正在逐步建立一种富有讽刺意味的中立制度。但这只是第一个阶段。如果事态的发展完全决定于当权的人，那是不难预测第二个阶段和第三个阶段的。
流行意见的虚伪性，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发展成社会矛盾的平方或立方。如果用数学的语言来说明意识形态的历史法则的话，大致上就是这样的。社会主义如果无愧于自己的名称的话，那就意味着人与人的关系没有贪婪，友谊没有忌恨和阴谋，爱情没有卑鄙的打算。据官方学说宣称，这些理想的标准已经实现了——但是，越是坚持这种说法，现实的反抗也越强烈。例如，一九三六年四月通过的共产主义青年团新纲领中说，“在男女真正平等的基础上，一种新的家庭正在形成，苏维埃国家关怀这种家庭的发展。”官方评论给这个纲领作了这样的补充：“我们的青年在选择终身伴侣——妻子或丈夫——的时候，只有一个动机，一种推动力：爱情。建立在金钱关系上的资产阶级婚姻，对于我们正在成长的一代青年来说，是不存在的” （见一九三六年四月四日《真理报》）就普通男女劳动人民来说，这种情况或多或少是真实的。但是，这种“金钱婚姻”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当中也比较少见。在中上层当中，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新的社会结合自动地在个人的关系上打下了烙印。权力和金钱在性的关系上所造成的罪恶，在苏维埃官僚队伍中大量滋生，好像这些官僚给自己规定的目标就是要在这方面超过西方资产阶级。
正像苏维埃报刊在偶然透露或者无法避免吐露的情况下所承认的，同刚刚引过的《真理报》评论完全相反，“金钱婚姻”现在已经完全恢复。资历、工资、职业以及军装上的袖章越来越重要，因为同这些有联系的是鞋子、皮大衣、住宅、浴室以及最后所梦想的东西汽车等问题。在莫斯科，仅仅为了一间房子，每年就使不少男女结婚和离婚。亲属问题也有了特别重大的意义。如果岳父是一个司令官或者一个有势力的共产党员，如果岳母是一个达官贵人的姊妹，那是很有用的。我们能对这一点感到惊异吗？还能是其他情况吗？
在苏维埃这部伟大的书当中，很富有戏剧性的一章是苏维埃家庭瓦解和破裂的故事。在这些家庭中，丈夫由于是党员、工会工作者、指挥官或者行政官员而在生活方面产生了 、发展了并最终拥有了一些新的嗜好，而妻子由于为家庭拖垮而依然还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在两代苏维埃官僚的道路上，布满了妻子被遗弃和被打入冷宫的悲剧。这种现象在新的一代人当中现在也可以看到了。所有最粗暴最残忍的事，也许都发生在官僚的最高层，因为其中大部分人都是没有什么文化的暴发户，他们认为自己没有不可以干的事。档案和回忆录总有一天会暴露，那些当作福音来宣传家庭道德和宣传强制性的“做母亲的快乐”的人们对于妻子以及一般妇女所犯的不折不扣的罪行，这些人只是由于他们所占据的地位才免于受法律制裁。
的确，苏维埃妇女还没有自由。到现在为止，在法律面前完全平等的权利，主要是给予上层妇女的，也就是在官场、技术、教育以及总的来说文化方面工作的代表人物，这种权利给予女工的要少得多，至于农妇就更少了。只要社会还不能代替家庭担负起在物质方面进行关怀的任务，做母亲的要想顺利地完成其社会职能，就只有雇佣一个白种奴隶，如媬姆、女仆、女厨等。在构成苏联人口的四千万家庭当中，有百分之五，也许有百分之十，是把“炉灶”建立在家庭奴隶劳动上面的。如果对苏维埃的佣人进行一次准确的调查，那就会和研究全苏法典——不管它多么进步——具有同样的意义，也能够对苏联妇女的地位进行社会主义评价。但是，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苏维埃的统计学家把佣人都归到“女工”或“其他”名义下面了！家庭主妇如果是一个受尊敬的共产党员，有厨师，有电话可以向商店订货，有汽车可以随时使用，等等，那末她的处境同女工的处境是很少共同之处的，因为女工不能不跑到商店去买东西，不能不自己做饭，不能不走着去幼儿园——如果真有幼儿园可进的话——把孩子领回来。什么社会主义招牌都不能掩盖这种社会对立，这种对立的尖锐程度一点也不亚于西方任何国家的资产级阶贵妇和无产阶级妇女之间的对立。
在真正的社会主义家庭里，社会将使它摆脱那些不可忍受的和屈辱的照料工作所带来的日常烦恼，因此它也就没有必要保持任何强制的做法；在这种家庭里，谈起堕胎和离婚法律时的想法，不会比想起妓院或者牺牲人命时的感觉好些。十月革命的立法朝这种家庭的方向迈出了大胆的一步。经济和文化的落后却产生了一种残酷的反动。热月的立法正在朝资产阶级模型退却，用来掩护这种退却的是关于“新”家庭的神圣性的虚伪演说。在这个问题上也是一样，社会主义的破产是用虚伪的尊崇来掩饰的。
有些诚实的观察家，特别是在儿童问题上，被高度的原则和丑恶的现实之间的对立震动。采取严厉的刑事措施来对付无家可归的儿童，只是这个事实就足以说明，社会主义立法是用来保护妇女儿童的说法只不过是彻头彻尾的欺骗。还有一种相反的观察家，他们被已经表现为法律形式和行政机关形式的那些想法的豪迈和高尚所欺骗。这些乐观主义者看到贫困的母亲、妓女和无家可归的儿童时，往往就对自己说，随着物质财富的进一步增长，社会主义法律也将逐步合情合理。要断定这两种对待问题的方式中哪一种更加错误更加有害，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只有看不清历史的人，才看不出社会计划的豪迈和大胆，才看不出这种计划的第一个发展阶段的意义以及它所提供的巨大可能性。但是另一方面，对那些消极的和从根本上说对一切漠不关心的乐观主义者不感到愤慨，那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些人闭起眼睛来不看社会矛盾的加深，而用将来的希望来安慰自己，同时他们还尊敬地建议把达到这种希望的钥匙交到官僚的手里。好像男女权利的平等还没有被这 些官僚改变成男女权利都被剥夺的平等！好像有什么充满知慧的书已经肯定地指出，苏维埃官僚不会用一种新的压迫来代替自由。
男人怎样奴役妇女，剥削者怎样压迫男女双方，劳苦人民怎样试图用鲜血的代价来使自己摆脱奴役而结果只是换了 一条锁链——所有这些，历史都可以告诉我们很多。从本质上说，历史不可能告诉我们别的东西。但是实际上，怎样解放儿童、妇女和人类呢？关于这一点，我们还没有可靠的模型。所有过去的历史经验——完全是消极的——都要求劳苦人民至少首先要坚定地不信任一切享有特权的和不受监督的卫士。
每个革命政党都是从新兴阶级的年青一代中寻求主要的支持。政治上的腐朽表明自己已经没有能力把青年吸引到自己的旗帜下来。一个接一个退出舞台的资产阶级民主政党，被迫把青年交给革命或者交给法西斯主义。布尔什维主义处于地下状态的时候，一直是一个年青工人的政党。孟什维克所依靠的是更加值得尊敬的工人阶级上层熟练工人，他们总是为此自豪，而看不起布尔什维克。后来的事态发展严酷地向他们说明了他们的错误。在决定性的时刻，青年带领了更加成熟的阶层，甚至还有老年人。
革命给了新的苏维埃一代一种强有力的历史推动力。它使青年一下子就摆脱了保守的生活方式，并且向他们透露了最大的秘密——辩证法的第一个秘密——即在这个地球上，没有一件事物不在改变；社会是由可以做成任何形状的材料造成的。从我们这个时代的事态发展来看，那种种族形态不可改变的理论多么愚蠢！苏维埃联邦是一个巨大的熔炉，有好几十种民族的性格正在这个熔炉中溶合在一起。“斯拉夫灵魂”的神话正在像泡沫一样地消失。
但是，给予青年一代的推动力还没有在相应的历史事业中表现出来。不错，青年在经济领域内是很积极的。苏联有七百万工人不到二十三岁——工业部门有三百一十四万，铁路部门有七十万，建筑部门也有七十万。在新建的大工厂中，差不多有一半工人是青年。在集体农庄中，目前有一百二十万共青团员。最近几年，有好几十万共青团员动员起来去做建筑工作，伐木工作，挖掘煤矿，开采金矿，到北极、库页岛去工作，或者到正在建筑一个新城市共青团城的阿穆州去工作。新的一代不断地涌现出突击队、先进工人、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工长以及下级行政管理人员。青年们都在学习，其中有相当大一部分在刻苦地学习。他们在体育领域最勇敢或最好斗的运动如跳伞和射击等方面，如果说不是更加积极的话，至少也是积极的。有进取心的和勇敢的青年都纷纷参加各种各样危险的远征。
著名的北极深险家斯密特说，“我国最好的青年都很愿意到困难的地方去工作。”毫无疑问，这话是真实的。但是在各个领域，革命后的一代还在监护之下。上面的人告诉他们做什么和怎样做。政治作为最高的指挥形式，依然完全掌握在所谓“老警卫”的手中，这些老人在向青年发表热烈的和往往哗众取宠的演说时，警惕地保卫着自己的垄断权利。
恩格斯没有设想过在国家没有消亡的情况下——即在各种警察压迫没有被受过教育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自治代替的情况下——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情况，他把完成这个任务的责任交给了青年一代，“他们将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将能够抛弃所有这些国家主义的废物”。列宁补充了自己的意见：“……抛弃各种国家主义，连民主共和制也包括在内。”当时在恩格斯和列宁的心中，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前景大体上是这样的：夺取了政权的一代，即“老警卫”，将开始进行消灭国家的工作；下一代则完成这项工作。
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苏联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三是在十月革命以后诞生的。如果以二十三岁作为两代人的界线，那末，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苏维埃人还没有达到这个界线。因此，全国的大部分人口，在个人的记忆中只知道苏维埃制度而不知道任何别的制度。但是，正是这新的一代，并不是像恩格斯所想象的那样是在“自由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而是在统治阶层的不可忍受的和不断加强的压迫下形成的，这个统治阶层——按照官方的胡说——是由那些完成伟大革命的人组成的。在工厂，在集体农庄，在营房，在大学，在教室，如果不是在托儿所的话，甚至也在幼儿园，人的最大光荣被说成是这样的，即个人忠实于领袖和无条件地服从。近来的许多教育上的警句和格言，似乎就是从戈培尔那里抄来的，如果大部分不是戈培尔从斯大林的同事那里抄来的话。
学校和学生的社会生活都充满了形式主义和虚伪。儿童学会了开无数死气沉沉的会议，这种会议有不可缺少的名誉主席团，要唱歌赞美亲爱的领袖，要进行看来还正直的辩论，在这种辩论中，儿童完全按照长辈的做法，说的是一套，想的又是一套。最天真的学校儿童试图在这种假正经的沙漠中创造一块绿洲，往往遭到严厉的压迫。国家政治保卫局通过它的代理人把令人厌恶的叛卖和告密的腐败做法，介绍到所谓“社会主义学校”中。比较有思想的教师和儿童读物作家，虽然被迫装出乐观的样子，但是面对着这种摧残学校生活的压迫、虚伪和无聊的气氛，还是不能经常掩饰自己的恐怖情绪。新的一代由于没有阶级斗争和革命的经验，只有在苏维埃民主的条件下，只有有意识地研究过去的经验和现在的教训，才有可能变得成熟，以便独立地参加国家的社会生活。独立的性格像独立的思想一样，没有批评是不能得到发展的。然而，苏维埃青年却根本没有最起码的机会来交流思想，犯错误，进行尝试以及改正自己的和别人的错误。所有的问题，包括他们自己的问题，都已由别人代他们作出决定。他们的任务就是执行决定并歌颂那些作出这些决定的人。对于每句批评的话，官僚都报之以残酷的压制。青年队伍中所有杰出和不肯屈服的人，都被有步骤地加以摧残、压迫，或者在肉体上加以消灭。这一点说明了为什么在千百万共青团员当中，就没有涌现出一个大人物来。
青年使自己投身于机械工程、科学、文学、体育和棋赛，可以说，他们在各方面都赢得了荣誉，将来可以取得伟大的成就。在所有这些领域，青年同训练很差的老一代进行竞赛，常常达到同样的水平，甚至超过他们。但是，一接触到政治，青年就碰钉子。因此，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三种可能性：参加到官僚当中而飞黄腾达；默默地忍受压迫，退避到经济工作、科学工作或者自己的琐碎事务方面；最后一种可能性是，进入地下，学习斗争和锻炼性格，以便将来采取行动。向官僚钻营的道路，只有很少数的人可以走。在另一个极端，也有很少数的人参加反对派的队伍。中间的人，即绝大多数人，是参差不齐的。但是，这些青年在严厉的压制下，正在发生一种隐蔽的但极其重要的变化，这种变化在很大的程度上将决定苏联的未来。
国内战争时期的禁欲倾向，到新经济政策时期，如果说不是让位给一种贪婪的情绪的话，那至少是让位给一种更加享乐的情绪。第一个五年计划又变成一个非自愿的禁欲时期——但是现在只是对群众和青年来说是这样。统治阶层紧紧地守在个人幸福的阵地上。第二个五年计划毫无疑问带来一种反对禁欲主义的激烈的反动。对于个人发展的注意力抓住了广大的居民，特别是青年。然而，事实是，在新的苏维埃一代中，只有设法爬到群众头上和这样那样尽量适应统治阶级的极少数人，才能得到福利和幸福。在官僚方面，则在有意识地发展和挑选唯命是听的政客和钻营之徒。
在一九三六年四月举行的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上，报告人说，“贪婪利润，庸俗狭隘，卑鄙自私，这些都不是苏维埃青年应有的恶劣品质。”这些话同当时盛行的口号“幸福美好的生活”，以及计件工资、奖金和奖章等办法非常不协调。社会主义并不是禁欲的；恰恰相反，它对基督教的禁欲主义非常敌视。它还对一切宗教采取非常敌对的态度，因为它所依附的是这个世界，而且只是这个世界。但是，社会主义对于世俗的准则也分成若干等级。个人开始为社会主义奋斗，并不是为了幸福生活，恰恰相反，是为了抛弃这种想法。然而，没有一代人能够跳过自己的头。从目前的情况看来，整个斯达汉诺夫运动是建筑在“卑鄙自私”的基础上的。衡量成功的标准——赚了多少条裤子和多少条领带——所证明的恰好就是“庸俗狭隘”。我们姑且认为这样一个历史阶段是不可避免的。好吧。但还是需要如实地来看待这种情况。市场关系的恢复，毫无疑问为个人幸福的大大增进提供了机会。苏维埃青年大批地涌向机械工程职业的倾向，并不是因为社会主义建设具有吸引力，而是因为工程师赚的钱比医生或者教师多得多。这种倾向在文化压迫和思想反动的情况下滋长起来，加以上面还有意识地为钻营的本能提供机会，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社会主义文化”的宣传往往变成极端反社会的自私自利教育。
但是，如果把青年说成是完全或者基本上被个人利益所左右，那是粗暴的诽谤。不是那样，就一般的青年群众来说，他们是高尚的，有责任心的，有进取心的。往上爬的钻营思想完全是上面灌输给他们的。在他们的心灵深处，藏着各种各样还没有系统化的英雄主义倾向，而只是等待机会发挥出来。最新的苏维埃爱国主义之所以能够不断地丰富起来，最主要的正是由于青年具有这些情绪。毫无疑问，这种爱国主义是非常深刻的，诚挚的，富有生气的。但是，就是在这种爱国主义当中，也存在着把青年人和老年人隔裂开来的裂缝。
青年的建康的肺，无法忍受那种虚伪的气氛，这种气氛是同一种热月分不开的，也就是说，是同一种还不得不披着革命外衣的反动分不开的。社会主义标语和生活现实之间的强烈对照，损害了人们对官方教规的信赖。有相当大一部分青年以轻视政治、粗野荒淫为荣。在许多情况下，也许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漠不关心和玩世不恭的态度，正是不满的最初表现形式，正是要自己独立这种秘密愿望的最初表现形式。几十万年青的“白卫分子”和“机会主义分子”以及“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被共青团和党开除，被逮捕和流放，这种情况证明产生有意识的左右政治反对派的源泉并没有枯竭。与此相反，最近几年来，这些源泉还不断地涌现出新生的力量。最后，那些最不能忍耐的、脾气暴躁的、控制不住自己的以及在利益方面和感情方面受到损害的人，正在使自己的思想朝恐怖主义的复仇方向发展。大体上，这就是苏维埃青年的政治情绪的轮廓。
苏联的个人恐怖历史清楚地标出国家一般演变的各个阶段。在苏维埃政权建立的初期，在国内战争还没有结束的气氛中，白卫分子或社会革命党人坚持恐怖行为。在以前的统治阶级对复辟失去了希望的时候，恐怖主义也随着消失了。到最近还感觉得到其回声的富农恐怖，总是带着地方的性质，这种恐怖是反苏维埃制度的游击战争的一种补充。至于最近发生的恐怖行为，既不是依靠旧统治阶级，也不是依靠富农。最近出现的恐怖分子，完全是从青年当中产生的，从共青团和党的队伍中产生的，并且还不是不经常地从统治阶层的子弟中产生出来。这种个人恐怖虽然完全不能解决它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具有极其重大的象征意义。它深刻地说明了官僚和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和青年之间的尖锐矛盾。
经济冒险，跳降落伞，北极探险，明显的冷淡，“浪漫的胡作非为”，恐怖主义情绪，以及个人恐怖行为——所有这些集合起来，正在促使青年一代对老年一代的无法忍受的教育进行一次爆炸性的反抗。一次战争毫无疑问可以作为一个通风口，把越积越多的怨气排泄出去——但绝不会长久。在一次战争中，青年会很快地得到必要的战斗锻炼和目前最缺少的威信。同时，大多数“老人”的声望将遭到不可弥补的损害。在最幸运的情况下，一次战争也只会使官僚再有一个时期的苟延残喘。以后的政治冲突还会更加尖锐化。
当然，把苏联的基本政治问题降低为两代人的问题是片面的。在老年人当中有许多公开和暗中反对官僚的人，正像青年人当中有几十万完全唯唯诺诺的人一样。但是，不管对统治阶层的地位进行的攻击来自哪一方，来自左面还是右面，攻击者的主力总是来自那些被压迫的和心怀不满的、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的青年。官僚是相当高明地了解这一点的。他们对于威胁到他们的统治地位的任何事情，一般说来都是非常敏感的。自然，这些官僚为了防止后患而巩固自己的地位，便建立了主要的战壕和坚固的堡垒来抵抗年青的一代。
我们已经提到，一九三六年四月，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次代表大会。当然，谁也不耐烦说明，为什么违反团章，过了整整五年才召开代表大会。不仅如此，事情很快地就表明，这次经过慎重挑选和选择的代表大会，在这个时候召开完全是为了剥夺青年的政治权利。根据新团章，共产主义青年团现在甚至在法律上也被剥夺了参加国家社会生活的权利。以后它的唯一活动领域是教育工作和文化训练工作。共青团的总书记根据上级的命令在演说中宣称，“我们必须……停止谈论工业和财政计划、降低生产成本、经济核算、作物的播种以及国家的其他重要问题，好像这些问题是要由我们来决定似的。”整个国家完全可能要重复最后一句话：“好像这些问题是要由我们来决定似的！”至于那句傲慢的谴责：“停止谈论”，甚至在这次最驯服的代表大会上也没有得到热烈的反应。如果还记得，苏维埃法律规定十八岁是政治成熟的年龄，凡是达到这个年龄的青年男女都有充分的选举权，同时，根据旧团章，共青团员的年龄限制是二十三岁，因此这个组织的成员实际上有三分之一以上是超过这个年龄的，如果还记得这些情况，那末，那句傲慢的谴责就更加明显了。这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两项同时进行的改革：它承认了超龄的共青团员是合法的，这样就增加了共青团的选举者的数目，同时又剥夺了整个组织的权利，使它不仅不能干预一般政治领域——这是绝没有问题的！ ——而且还不能过问当前的经济问题。取消过去的年龄限制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以前共青团员转为党员几乎是一种自动的发展过程，现在则变得极其困难了。这种取消政治权利的最后残余——甚至连表面上的政治权利——的做法，是由于想把共青团完全地最终地放在大大清洗过的党的奴役下。这两项措施虽然很明显是彼此矛盾的，然而却是从同一个来源产生的，这个来源就是官僚对青年一代的畏惧。
代表大会上发言的人，在发言中都明白表示是来执行斯大林的明确指示的。他们提出这样的警告，是想事先就阻止可能发生的辩论。这些发言人以惊人的坦率说明了这次改革的目的：“我们不需要任何第二政党。”这种说法显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据统治集团看来，共产主义青年团如果不遭到决定性的扼杀，就有变成第二政党的危险。另外一个发言人好像就是为了说明这些可能的倾向似的，他带着警告的口吻说，“正是托洛茨基在他当权的时候，曾企图蛊惑青年，用建立第二政党等反列宁主义反布尔什维克的思想鼓动青年。”这个发言人所引证的历史是错误的。实际上，托洛茨基“在他当权的时候”只是提出过这样的警告，如果政权进一步官僚化，那就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同青年的决裂，并造成出现第二政党的危险。但是万想不到：事态的发展正好证实了这个警告，事实上已经把这个警告变成一个纲领了。日益蜕化的党只是对那些钻营之徒还具有吸引力。诚实而有思想的男女青年不能不厌恶那种拜占廷式[3]的奴颜婢膝、那种掩饰特权和专横的虚伪言词，以及那些互相吹捧的庸俗官僚的自吹自擂——整个说来，这些元帅，由于无力上天摘星星[4]，只好尽量在自己的身上贴星花。因此，青年已经不再像十二三年前那样，是一个第二政党的“危险”问题，而是一个青年具有作为能够进一步推进十月革命事业的唯一力量这样一种历史必要性的问题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团章的修改，虽然增加了新的警察威胁，当然还是不会阻止青年在政治上的成熟，也不会阻止他们同官僚发生敌对性的冲突。
如果发生了巨大的政治骚乱，青年会走上哪条道路呢？他们将把自己的队伍集合在什么旗帜下呢？现在谁也不能对这个问题作出肯定的回答，尤其是青年自己。在青年的心里，蕴藏着各种各样互相矛盾的倾向。归根到底，基本群众的动向将决定于具有世界意义的历史事件，决定于一次战争，决定于法西斯主义的新成就，或者相反，决定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无论如何，官僚将会发现，这些被剥夺了权利的青年代表着一种具有强大爆炸力的历史冲击力量。
一八九四年，俄罗斯的专制政体通过年青的沙皇尼古拉二世，用这样一句著名的话答复了那些胆怯地梦想参加政治生活的地方自治局：“这是毫无意义的幻想！”一九三六年，苏维埃官僚对青年一代的还很模糊的要求作出的答复，是这样一句更加粗暴的话：“停止谈论！”这句话也会变成具有历史意义的话。斯大林政权为这句话所付的代价，不可能比以尼古拉二世为首的政权所付的代价少些。
布尔什维主义对民族问题的政策，不仅保证了十月革命的胜利，还帮助苏联在内部有离心力量、外部有敌对力量的情况下坚持下去。国家政权变成官僚政治，这种蜕化像大石头一样压在民族政策上。列宁正是想在民族问题上，准备在一九二三年春天的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上同官僚、特别是同斯大林进行第一次斗争。但是在代表大会举行以前，列宁病倒了。他当时所准备的一些文件，甚至到现在检查官还禁止发表。
由于革命唤起了各民族的文化要求，这就需要尽可能广泛的自治。同时，只有把苏联的各个部分都放在一个总的集中计划之下，工业才能得到顺利的发展。但是，经济和文化不是截然分开的。文化自治和经济集中的倾向，自然常常要发生冲突。然而，二者之间的矛盾远远不是不可调和的。虽然不可能有一个一劳永逸的现成公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有关的群众是抱着百折不挠的意志的。只有这些群众真正参与了管理自己的命运，才能在每个新阶段在经济集中的合理要求和民族文化的实际倾向之间划清必要的界线。然而，问题在于，苏联居民在民族不同的情况下所表现的意志，现在已经完全被官僚的意志所代替，这些官僚处理经济和文化问题，都是从行政管理方便和统治阶层的具体利益这样一种观点出发的。
的确，在民族政策的领域，正像在经济领域一样，苏维埃官僚虽然开支过多，但还在继续执行一部分进步工作。对于苏维埃联邦的落后民族来说，情况尤其是这样。这些落后民族必须经过一个或多或少比较长的时期，来输入、模仿和吸收一些已有的东西。官僚正在为这些落后民族架设一座桥梁，以使他们得到资产阶级文化——有一部分甚至是资产阶级以前的文化——的基本好处。苏维埃政权在许多领域和许多民族方面，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正在进行彼得一世及其同僚对老莫斯科国所完成的历史性工作，只是规模要大一些，速度也快一些。
在苏维埃联邦的学校中，目前上课所使用的语言不下八十种。其中大多数语言必须新造字母，或者用比较带有民主政体气味的拉丁字母来代替带有极端贵族气味的亚洲字母。报纸也用同样多的文字出版——这些报纸第一次使农民和牧民了解人类文化的基本概念。在沙皇帝国的遥远边界以内，本国工业正在兴起。半氏族社会的古老文化正在被拖拉机摧毁。随着识字的普及，科学的农业和医药也正在出现。这项工作在兴起新的居民方面所具有的意义，是无论怎样估计都不会过分的。马克思说得对，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
但是，就是最强有力的火车头，也不能创造奇迹。它不能改变空间的法则，而只能使运动加快。千百万人需要认识字母和学会看报，需要懂得简单的卫生常识，这一点表明，必须走过多么漫长的一条道路，才能真正提出社会主义新文化的问题。例如，报刊告诉我们，在西伯利亚西部，奥罗特族人以前是不懂得洗澡的，现在则“许多村庄都有了浴室，他们有时要走三十公里路去洗澡”。这个极端的例子虽然说的是文化水平最低的情况，但是它却真实地说明许多其他成就所达到的高度，而且还不限于落后地区。有一个地方政府的首脑，为了说明文化发展的情况，提出这样一个事实，即在集体农庄中，人们开始要求“铁床、墙钟、毛衣毛裤、汗衫、自行车等东西”了。这种情况只不过意味着，苏维埃村庄中富裕的上层开始使用西方农民群众早就普遍使用的那些工业品。在演说中和报刊上，天天有人谈论“文明的社会主义商业”这个题目。从本质上说，这是一个使政府办的商店看起来整洁、有吸引力的问题，要供给这些商店必要的技术设备，要把货物进行足够的分类，不要让苹果腐烂，不要把线袜和讨厌的棉花放在一起，同时要使售货员树立有礼貌和为顾客服务的思想——换句话说，要学会资本主义商业的普通经营方法。我们还远远没有解决这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它还根本没有一点社会主义的味道。
如果我们暂时把法律和制度放在一边，而来看看基本居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如果我们没有故意自欺欺人，我们就不能不承认，在苏维埃国家的生活习惯和文化方面，沙皇俄国和资产阶级俄国的遗产还大大超过社会主义萌芽的成长。在这一点上最令人佩服的是居民本身，他们的生活水平提高得极少，却如饥如渴地模仿西方现有的一套。年青的苏维埃职员，往往还有工人，在服装和风度方面都尽量模仿他们在工厂中偶然遇到的美国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工业部门和机关里的女工和女职员，都贪婪地盯着到俄国来旅行的外国妇女，想学会她们的装束和风度。幸运的女孩子一旦在这方面模仿得很像，往往就变成大家模仿的对象。工资较高的青年女工已经不再留那种老式的短发，而开始留一种“不变的波浪式”头发。青年们争先恐后地参加“西方的社交舞会”。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这些都意味着进步，但是这里主要表明的是，不是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而是小资产阶级文化超过宗法式的生活，城市超过农村，中心地区超过穷乡僻壤，西方超过东方。
与此同时，苏维埃的特权阶层也模仿资本主义上层社会的那些花样。在这方面，带头的是外交官、托拉斯的经理、工程师，他们必须常常到欧洲和美国去。在这个问题上，苏维埃式的讽刺嘲笑是听不到的，因为关于“万人”上层的情况是干脆不许碰的。然而，我们不能不忧虑地指出，苏联最崇高的使节面对着资本主义文明，既没有能够表现出自己的一种风格，也没有表现出任何独有的特点。他们内心里缺乏足够的稳定力量来使自己蔑视外表的漂亮和保持必要的超然态度。一般地说来，他们的主要野心就是尽可能同资产阶级最典型的市侩没有什么区别。总而言之，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的感情和行为并不像是新世界的代表，而倒像是庸俗的暴发户！
然而，如果说苏联现在正在进行先进的国家早已在资本主义基础上进行过的文化工作，那只说对了一半。新的社会形式绝不是没有关系的。这种形式不仅使落后国家有可能达到最先进的国家的水平，而且还可以使落后国家在比西方以前所需要的短得多的时间里完成这项任务。这种速度加快的原因是很简单的。资产阶级的先驱必须既在经济领域也在文化领域发明技术并加以应用。而苏联则可以运用最新式的现成技术，同时由于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它还用不着部分地逐步地运用过来，而可以立即并且大规模地加以运用。
军事当局曾经不止一次地赞扬军队作为文化传递者的作用，特别是在农民当中。我们虽然没有在资产阶级军国主义所灌输的特种“文化”方面自己欺骗自己，但是我们不能否认，许多进步的习惯是通过军队才传到人民群众中的。以前参加革命运动、特别是农民运动的士兵和下级军官，一般总是站在起义者的最前列，这并不是没有原因的。苏维埃制度有机会不仅通过军队而且通过整个国家机关以及同国家机关互相交织在一起的党、共青团和工会机关，来影响人民的日常生活。采用技术、卫生、艺术和体育方面的现成成就，要比原来发展这些成就的国家所用的时间快得多，这是由于财产的国有形式、政治的专政以及行政管理的计划方法在这方面提供了保证。
如果十月革命只是提供了这种加快发展的运动，那末，从历史上说它还是正确的，因为日益衰落的资产阶级制度已为事实证明，在过去二十五年中没有能够推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落后国家真正向前发展。然而，俄国无产阶级是以更加远大得多的任务的名义完成革命的。不管目前它在政治上遭到什么样的镇压，它中间较好的一部分人既没有放弃共产主义纲领，也没有放弃同这种纲领结合在一起的巨大希望。官僚被迫迎合无产阶级，部分是在其政策的方向方面，但主要还是在解释这种政策方面。因此，在经济领域或文化领域每前进一步，不管它的实际历史内容如何，或者在群众生活中的实际意义如何，都被说成是前所未见和前所未闻的“社会主义文化”成就。毫无疑问，要使千百万直到昨天还一点也不懂得清洁卫生的人都能有一块肥皂和一把牙刷，那实在是一件很伟大的文化工作。但是，肥皂或牙刷，甚至“我们的夫人”所需要的香水，都根本不能构成一种社会主义文化，特别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这些可怜的文明产物只有差不多百分之十五的居民可以享有。
苏维埃报刊上一再谈论的“人的改造”，的确是在全力进行。但是，到什么程度才是一种社会主义改造呢？俄国人民过去既没有像德国人那样经历一次宗教大改革，也没有像法国人那样经历过一次资产阶级大革命。如果我们撇开英国岛民在十七世纪所经历的改革—革命，那末，资产阶级个性，这个一般人性发展中很重要的一步，正是从那两座熔炉中产生出来的。一九〇五年和一九一七年的两次俄国革命，自然意味着个性在群众中的第一次觉醒，这是从原始生活中产生出来的个性结晶。这就是说，这两次革命以简洁的形式和加快的速度完成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改革和革命所进行的教育工作。然而，远在这项工作完成以前，甚至大体上完成以前，在资本主义末日爆发的俄国革命，还是由于阶级斗争发展的路线而被迫跳到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苏维埃文化领域的矛盾，只不过是反映出和折射出由于这种跳跃而产生的经济和社会矛盾。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个性觉醒，必然或多或少具有小资产阶级性质，这不仅在经济上是如此，而且在家庭生活和抒情诗中也是如此。官僚本身已经变成最极端的、有时是毫无节制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传布者。他们一方面在经济上容许并鼓励个人主义的发展（如计件工资、私人小块土地、奖金、勋章），同时又在精神文化领域无情地压制个人主义的进步方面（如批评的观点、个人意见的发报、个人尊严的培养）。
某一个民族集团的发展水平越高，或者它的文化创造越高，或者它处理社会和个人问题时越是密切地结合在一起，那末，官僚的压力也就变得越加沉重和越加不能忍受。在苏联各族人民的一切知识活动都由一个指挥棒来指挥，或者不如说是由一根警棍来指挥的时候，实际上就谈不上民族文化的特点了 。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或者突厥的书报，只不过是把官僚的命令译成各自的文字。莫斯科的报刊以优秀的民间创作的名义，每天都用俄文译载各个民族的得奖诗人歌颂领袖的诗篇，实际上这都是一些很糟的诗，只是在奴颜婢膝和缺乏才能的程度上有所不同而已。
大俄罗斯文化在禁闭制度下所遭到的摧残并不亚于其他民族文化，这种文化之所以能够保存下来，主要是由于革命以前形成的老一代人花了很大的代价。青年就好像被铁板压住了似的。因此，这并不是一个在本来的意义上一个民族压迫另一个民族的问题，而是集中权力的警察机关压迫一切民族文化发展、首先是压迫大俄罗斯文化发展的问题。然而，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苏联的出版物有百分之九十是用俄文印的。说实在的，如果这个百分比和大俄罗斯人口的相对数字过分悬殊的话，那末，无论是在俄罗斯文化的独立份量方面，或者是在国内落后民族和西方之间起媒介作用方面，它也许还比较符合俄罗斯文化的一般影响。但是尽管这样，大俄罗斯人在出版社（当然还不只是在那里）占特别大的比例，是不是意味着大俄罗斯人在牺牲联邦其他民族的利益下拥有一种真正专横的特权呢？这是十分可能的。对这个极其重大的问题，不可能想多么明确就多么明确地作出答复，因为在生活中它并不是决定于文化的合作、竞争和互相丰富，而是决定于官僚的最后裁决。由于克里姆林宫是权威的所在地，同时偏僻地区不能不同中央采取同样的步调，因此官僚主义便不可避免地带上一种专横的俄罗斯化色彩，而给予其他民族的唯一无可怀疑的文化权利就是用自己的文字歌颂这个裁决者。
官方在文化方面的理论是随着经济的左右摇摆和行政管理的方便来改变的。但是，不管怎么改变，有一个特点是保留下来了，那就是绝对明确的特点。随着“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出现，以前不受欢迎的“无产阶级文化”理论又得到了官方的承认。反对这种理论的人指出，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具有严格的过渡性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不同的地方在于，它并不想在一系列历史时期中居于统治地位，新统治阶级目前这一代人的任务，主要应当局限于吸收资产阶级文化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无产阶级停留在无产阶级的时期越长——即保留过去的压迫痕迹越久——就越加不能摆脱过去的历史遗产，而新创造的可能性的真正出现，也是完全决定于无产阶级本身溶化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程度的。换句话说，所有这些意味着，资产阶级文化应当由一种社会主义文化来代替，而不是由一种无产阶级文化来代替。
在反对用实验方法创造的“无产阶级艺术”理论的论战中，作者曾经写道，“文化是要靠工业的液汁来滋养的，要想使文化成长、提高和繁荣起来，那就必须有丰足的物质。”即使最顺利地解决了基本经济问题，“也还远远不是意味着社会主义新历史原则的彻底胜利。只有科学思想在全国范围的基础上向前推进和一种新艺术发展起来，才会意味着历史的种子不仅长出了根茎，而且已经开花。在这个意义上，艺术的发展是每个时代是否具有活力和是否具有重要意义的最好的试金石。”这个观点在当时是很流行的，后来官方突然宣布这是一种“投降”观点，说它是“不相信”无产阶级的创造力。从斯大林和布哈林的时期开始，布哈林早就开始宣扬“无产阶级文化”了，斯大林则从来没有想过这些问题。无论如何，两个人都认为，走向社会主义的运动将以一种“龟行”的速度向前推进，无产阶级将要用几十年的时间来创造自己的文化。至于这种文化的性质，这两个理论家的概念是模糊的，就好像他们一点灵感也没有。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那几个暴风雨的年代，推翻了那种龟行的前景。在一九三一年，可怕的饥荒的前夜，国家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这样，在官方庇护的作家、艺术家以及画家还没有着手创造社会主义文化的时候，甚至还没有着手创造比较有意义的社会主义文化初期东西的时候，政府就宣布无产阶级已经溶化在无阶级的社会中了。艺术家只好使自己适应这样的事实，即无产阶级并没有具备创造无产阶级文化的必要条件：时间。昨天的概念立刻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社会主义文化”马上提到日程上。关于这种文化的内容，我们已经知道一些了。
精神创造要有自由才行。共产主义的真正目的就是使自然服从技术，使技术服从计划，并使原料能够无限制地满足人类的需要。不仅如此，共产主义的最高目的是使人类的一切创造力最终地和一劳永逸地摆脱一切压力、限制和屈辱的依附地位。人与人的关系、科学和艺术将不知道任何外面强加的“计划”为何物，甚至也不知道任何强制的阴影为何物。至于精神创造究竟达到什么样的个人程度或者集体程度，那将完全决定于创造者。
一种过渡的制度是一种不同的东西。专政所反映的是过去的野蛮，而不是未来的文化。它有必要对一切形式的活动——包括精神创造——规定严格的限制。革命纲领从一开始就认为这些限制是暂时的坏现象，因此有责任随着新政权巩固的程度而一个一个地取消对自由的一切限制。无论如何，在国内战争最激烈的年代里，革命的领导人已经明白，政府在各种政治考虑之下是可以对创作自由加以限制的，但是绝不能在科学、文学以及艺术领域以指挥者的角色自居。列宁虽然在艺术方面的个人喜好相当“保守”，但是他对艺术问题还是极为审慎的，他总是诚恳地说明自己在这方面没有什么研究。艺术教育人民委员卢纳察尔斯基对各种各样的现代主义都采取赞助的态度，这一点往往使列宁感到困惑不解。但是，列宁只是在私下谈话时说一些讥诮的话，而根本没有意思要把他的文学爱好变成法律。在一九二四年，新时期刚刚开始的时候，作者曾经这样表述了国家同各种艺术派别和倾向的关系：“一方面给它们订出赞成革命或反对革命的明确标准，另一方面在艺术自决的领域内要让它们完全自由。”
当专政拥有一种情绪激昂的群众基础和一种世界革命的前景时，它并不害怕实验、研究和学派斗争，因为它了解，只有这样做才能为一个新文化时代进行准备。当时人民群众的情绪还很饱满，并且千年来第一次大胆地思考问题。所有最优秀的青年艺术力量也都感情充沛。在最初的那几年当中，人们充满了希望和大胆，不仅创造了最完整的社会主义立法，而且还产生了最优秀的革命文学作品。还值得指出的一点是，就在那个时期，也摄制了一些非常杰出的苏维埃影片，尽管当时的技术条件很差，这些影片却以处理现实题材的新鲜而有力的手法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力。
在同党内反对派进行斗争的过程中，文学派别一个一个地被扼杀了。这不仅是一个文学的问题。所有的思想领域都出现了毁灭的过程，而由于这种过程大部分是不知不觉的，因此它进行得比较果断。目前的统治阶层认为自己的任务不仅是从政治上控制精神创作，而且还要规定它的发展道路。简单指挥的做法不仅应用到集中营里，而且同样地应用到科学农业和音乐方面。党的中央机关报刊载不署名的指示性社论，这种社论在建筑、文学、戏剧和芭蕾舞方面具有军事命令的性质，至于在哲学、自然科学和历史方面，那就更不用说了。
官僚对于不直接为自己服务的东西以及自己所不懂的东西抱着一种迷信般的恐惧态度。当他们要求自然科学与生产有某种联系的时候，这大部分是正确的；但是，当他们命令科学研究者只以直接的实际重要工作为目的的时候，这就威胁到堵塞最珍贵的发明泉源，其中包括实际的发现，因为这些发现大半是在没有预见到的道路上出现的。自然科学家、数学家、语言学家以及军事理论家，由于有过辛酸的教训，都避免作出各种广泛的论断，他们怕哪一个 “红色教授”——一般总是一个不学无术的钻营之徒——从列宁或者甚至从斯大林的言论中断章取义地摘录一段话来威胁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要维护自己的思想，或者保持自己在科学上的尊严，就往往意味着要遭到压迫。
但是，在社会科学领域，情况还要坏得多。不要说新闻工作者，就是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甚至统计学家，也都特别注意不要同——即使是间接地——官方路线的暂时左右摇摆发生矛盾。关于苏维埃经济，或者国内外政策，人们只能抄袭“领袖”演说中的一些陈辞滥调，并且事前就给自己规定了这样的任务，即在文章中要说明一切事物恰好是按照应该发展的那样发展着，甚至发展得还要好些。虽然这种百分之百地加以迎合的做法可以使人们免除日常的不愉快，但是它往往带来最重的惩罚：空洞无物。
尽管从形式上说，马克思主义在苏联是国家所奉行的学说，但是在过去十二年中，没有在经济学、社会学、历史或哲学方面出现过一种值得注意和译成外国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马克思主义著作都不超过经院式的编纂范围（这种编纂只是重复那些事先批准了的旧概念），都是按照当时行政管理的需要重新编排那些旧引语。千百万册书籍和小册子通过国家机构分配到各地，这些书籍和小册子对任何人都没有用处，都是一些用胶水、甜言蜜语和其他粘性物质拼凑起来的东西。可能说出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和独立意见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关在牢里就是被迫默不作声，尽管事实上，社会形式的演变在每个阶段都提出了巨大的科学问题！进行理论工作所不可缺少的谨慎被玷污和践踏在脚下了。甚至《列宁全集》的注释，在每次新版本中都从统治人物的个人利益出发作了彻底的修改：“领导人”的名字加以推崇，反对派的名字加以诽谤；事实则被掩盖起来。关于党史和革命史的教科书，情况也是一样。事实被歪曲，文献被隐藏起来或者加以伪造，名誉凭空制造出来或者有意加以诋毁。如果简单地比较一下任何一本书在过去十二年当中所作的修改，那末，我们就可以正确无误地看出统治阶层的思想和良心蜕化的过程。
“极权”制度对文学艺术的影响也具有同样的毁灭性。各种倾向和各种学派的斗争已成过去，代之而起的是解释领导人的意志。针对着各种文学艺术团体，建立了一个强制性的总组织，这是一种文学艺术的集中营。中庸而“思想正确”的作家如绥拉菲摩维奇或革拉德珂夫等被尊崇为经典作家。有才能而不肯过于违背自己的作家，则被一些专门教训别人的人用一些厚颜无耻的话和几十段引语来加以训诫。最杰出的艺术家不是自杀，就是从遥远的过去找材料，或者从此沉默了。忠实而有才华的著作只是偶尔出现，这种著作是从地下拿出来的，具有艺术违禁品的性质。
苏维埃艺术生活是一种殉教史。自从《真理报》的社论下令反对“形式主义”以后，作家、艺术家、导演、甚至歌剧的演唱者中间开始出现了一种羞辱性的自我检讨流行病。这些人都摈弃了自己过去的罪过，但是，由于怕一旦发生进一步紧急的情况，因此都避免明确地说明这种“形式主义”的性质。到后来，当局不得不下一道新的命令来终止这种过分泛滥的自我检讨浪潮。由于斯大林对诗人马雅柯夫斯基称赞了几句，文学估价在几个星期内便发生了变化，教科书重新改编，街道改名，雕像建立起来。新歌剧给予高贵听众的印象马上变成作曲家的一种音乐指导。共青团的书记在一次作家代表会议上说，“斯大林同志的建议就是法律”，全体听众都鼓掌，但是毫无疑问，有些人是感到可耻的。好像是要彻底嘲弄文学一样，连俄文句子都写不通顺的斯大林，竟被宣布为文学风格的一种典型。这种拜占廷主义和警察统治，虽然某些表现具有一种自然而然的喜剧情调，但是其中也包含着某种深刻的悲剧。
官方的公式是这样的：文化应当是社会主义的内容和民族的形式。然而，究竟社会主义文化的内容是什么，只能作某些多多少少有些乐观的猜测。谁也不能在一种不充分的经济基础上发展那种文化。艺术远不像科学那样能够预测未来。无论如何，“描写未来的建设”、“指出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改造人类”等诸如此类的指示，对于创作想象力的帮助并不比五金店的价目表或者铁路上的时间表多些。
一种艺术的民族形式是同它的普遍容易接受的性质一致的。《真理报》向艺术家发号施令说，“凡是人民不要的东西，就不可能具有美的意义。”这种拒绝从艺术方面教育群众的民粹派老公式，现在有了更加反动的性质，因为决定人民要什么艺术和不要什么艺术的权力还掌握在官僚的手里。官僚是按照自己的选择来出版书籍的。官僚还用强制的办法卖书，不让读者有所选择。归根到底，在官僚的心目中，整个事情在于注意这样一点，即艺术要反映他们的利益，并且要找出能够使官僚对人民群众具有吸引力的那种形式。
毫无用处！什么文学也不能完成这样的任务。领导人自己也不能不承认：“无论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或者是第二个五年计划，都还没有给我们一个可以超过十月革命所掀起的第一个浪潮的新文学浪潮。”这句话是说得非常温和的。实际上，尽管有些个别的例外，热月时期显然将作为一个平庸、吹捧和谄媚的时期载入艺术创作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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