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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历史学家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居于统治地位的官僚，在重大问题上所采取的政策都曾经历一系列自相矛盾、左右摇摆的过程。试图用“环境不断发生变化”的理由来为自己解释和辩护，显然不能自圆其说。领导意味着至少在一定的程度上有预见性。斯大林派却一点也没有预见到事态发展的不可避免的结果；他们每次都是处于毫无准备的状态。他们完全用行政手段来应付新的局面。关于每次形势转变的理论，都是在事后才创造出来的，同时很少考虑他们过去是怎么说的。根据这些不可辩驳的事实和文件，历史学家只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所谓“左翼反对派”对国内事态发展的进程倒是提供了正确得多得多的分析，而且对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具有远为符合实际情况的预见性。
乍看起来，这个论断同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是矛盾的，即没有远见的派别不断地取得胜利，而洞察力比较深刻的集团倒是遭到一个接一个的失败。这种反驳意见自然会从心里产生，但是，它只对这样的人有说服力，即以理性主义的方法思考问题，同时认为政治是一种合乎逻辑的推论或者一盘棋赛。政治斗争就其本质来说，是利害关系和力量对比的斗争，而不是说理的斗争。领导的品质如何对于斗争的结果当然不是无所谓的，不过并不是唯一的因素，归根到底，也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另外，斗争的每个阵营都是按照本身的形象来选择自己的领袖的。
二月革命把克伦斯基和策烈铁里拥上权位，并不是因为他们比沙皇统治集团“更加聪明”或者“更加机灵”，而是因为他们代表了——至少暂时是这样——举行起义反抗旧制度的革命人民群众，克伦斯基能够把列宁打入地下和监禁其他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并不是因为他在个人才能方面超过这些人，而是因为当时大多数工人和士兵还在追随爱国的小资产阶级。克伦斯基个人的“高超”——如果在这里可以使用这个字眼的话——在于他没有比绝大多数人看得更远些。后来布尔什维克把小资产阶级民主分子争取过去，并不是由于其领导人个人的高超，而是由于新的社会力量对比。最后无产阶级终于成功地领导了心怀不满的农民去反抗资产阶级。
法国大革命的各个阶段——包括它的上升阶段以及下降阶段——也同样令人信服地说明了这一点，即相互接替的“领导人” 和“英雄”的力量，主要在于他们符合那些支持自己的阶级和阶层的性质。只是由于这种符合，而不是由于任何不相干的什么高超，那些“领导人”和“英雄”才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发挥了他个人的作用。米拉波[2]、布里索[3]、罗伯斯庇尔、巴拉斯[4]和波拿巴[5]的相继当权，都是遵循着远比这些历史主角本身的特点为有效的客观规律。
大家知道得很清楚，到目前为止，每次革命以后，接踵而至的总是反动，甚至是反革命。这种情况固然从来没有把整个民族拖回到原来的起点，但它往往把人民取得的大部分成果夺走。在第一次反动浪潮下遭到牺牲的，一般总是在革命进攻期间站在群众前列的那些先锋、首倡者和鼓动者。代替他们的是站在第二线、同以前的革命敌人结成联盟的人民，这些人站到了最前列。“主角们”在公开政治舞台进行着富有戏剧性的决斗，在这种决斗下面，阶级关系发生着变化；还有一点也是同样重要的，即新近参加革命的群众在心理上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许多同志曾经提出这样一些令人困惑的问题：布尔什维克党和工人阶级的活动发生了什么变化？这种活动的革命首创性、它的自我牺牲精神和平民的自豪感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代替所有这些的是出现了那么多卑鄙、懦弱、胆怯和自私自利的现象？拉柯夫斯基用十八世纪法国革命的生活史作为回答，并以巴贝夫[6]为例。他说巴贝夫从阿巴耶监狱[7]出来以后，对于巴黎郊区英雄的人民所发生的变化也感到惊奇。革命是一种大量消耗人的精力（既包括个人的也包括集体的）的事情。神经要失去抵抗力。意识要动摇，性格要磨尽。事态的发展太快，以至新力量来不及弥补损失。饥饿、失业、革命干部的死亡，以及群众被排挤出政府机关，所有这些都使巴黎郊区的人民在身体上和精神上陷于严重的贫困状态，以至他们还需要再过三十年才能准备好举行一次新的起义。
在苏联的书刊中有这样一句原则性的论断，即资产阶级革命的法则“不适用”于无产阶级革命。这种论断是根本没有科学内容的。十月革命的无产阶级性质，决定于世界形势和内部力量的具体对比。但是阶级本身是在沙皇统治和落后的资本主义的野蛮条件下形成的，而绝不是按照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形成的。实际情况恰好相反。正是由于这一点，在许多方面还落后的无产阶级，才在短短的几个月里以空前的速度从半封建的君主政体跳跃到社会主义专政；同时也正是由于这一点，它的队伍中才不可避免地要产生反动。这种反动发展成一系列连续不断的浪潮。外部条件和事态发展都不断地促进这种反动。一次干涉接着一次干涉。革命没有从西方直接得到帮助。国家没有出现预期的繁荣，却长期陷于前景不妙的贫困状态。不仅如此，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不是在国内战争中死亡，就是高升几级而脱离了群众。这样，在力量、希望和幻想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紧张阶段以后，便产生了疲倦、消沉和对革命结果极度失望的情绪。“平民自豪感”进入低潮而让位给胆怯和自私自利的浪潮。新统治阶层就在这种浪潮上达到自己的地位。
五百万红军的复员，对于官僚的形成起了不小的作用。在战场上取得胜利的指挥官，在地方苏维埃、经济部门和教育部门担任了领导职务，他们把国内战争时期保证取得胜利的那种制度坚决地贯彻到每个地方。于是，群众便在各方面逐步地被排除实际参加国家的领导工作。
无产阶级内部的反动，使城乡的小资产阶级阶层有了极大的希望和信心，新经济政策给了他们新生命，他们越来越大胆。最初作为无产阶级代理人的年轻的官僚，现在开始觉得自己是各个阶级之间的仲载法庭了。官僚的独立性越来越得到加强。
国际形势也以巨大的力量朝同一方向推进。世界工人阶级遭到的打击越沉重，苏维埃官僚的自信心越强。二者之间不仅有一种年代上的关系，而且有一种因果关系，这种关系在两方面都起作用。官僚的领导人促进了无产阶级的失收；而这种失败又促进了官僚的兴起。一九二三年保加利亚起义的失败和德国工人党不光采的退却，一九二四年爱沙尼亚起义企图的瓦解，一九二六年美国总罢工的被叛卖和波兰工人党在毕苏斯基[8]上台时的可耻行为，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的惨遭屠杀，最后还有德国和奥地利最近遭到的更为不祥的失败——所有这些历史性灾祸，摧毁了苏联群众对世界革命的信心，并使官僚作为唯一的救星而越来越提高自己的地位。
至于十三年来世界无产阶级遭到失败的原因，作者不能不提起自己的其他著作。作者在那些著作中试图揭露这一点，即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由于脱离群众和非常保守而对各国的革命运动起了摧毁性的作用。在这里我们主要关怀的是这样一个无可辩驳和富有教育意义的事实，即欧洲和亚洲的革命接二连三地遭到失败，一方面削弱了苏联的国际地位，另一方面却大大加强了苏维埃官僚。在这一系列历史事变中，有两个时期特别具有意义。一九二三年下半年，苏联工人热情地注视着德国，当时那里的无产阶级似乎已经开始夺取政权。德国共产党的仓皇退却给苏联劳动群众带来了极大的失望。苏联官僚立刻展开了一个运动，反对“不断革命”论，并且给予左翼反对派第一次残酷的打击。在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二七年，苏联居民又有了新的希望。所有的眼睛都转向东方，当时在那里中国革命的戏剧正在发展。左翼反对派已经从以前遭到的打击中恢复过来，并且正在征收大批新的追随者。一九二七年底，中国革命遭到了刽子手蒋介石的屠杀，共产国际实际上把中国的工人和农民出卖给了蒋介石。一种失望的冷潮淹没了苏联的群众。官僚在报刊上和会议上对左翼反对派进行了肆无忌惮的攻击以后，最后便在一九二八年对这个反对派大肆逮捕。
的确，有成千上万的革命战士团聚在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的旗帜周围。先进的工人毫无疑问地是同情反对派的，但这种同情是消极的。群众不相信一次新的斗争可以大大地改变局势。与此同时，官僚说，“为了国际革命，反对派建议把我们拖进一次革命战争。动荡得已经够了！我们已经赢得了休息的权利。我们一定要在国内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请信赖我们，信赖你们的领导人！”这种休息的福音大大地巩固了官僚机关以及军官和国家官员，并且毫无疑问地在疲倦的工人当中，特别是农民群众当中得到了共鸣。他们问自己：反对派真是为了“不断革命”的想法而准备牺牲苏联的利益吗？实际上，这种斗争同苏维埃国家的生存利益是一直有关系的。共产国际在德国执行的错误政策，十年后造成了希特勒的胜利——即造成了一种来自西方的具有威胁性的战争危险。在中国执行的同样错误的政策，支持了日本帝国主义，使东方的危险大大迫近。然而，反动时期的特点，首先还在于缺乏勇敢的思想。
反对派被孤立了。官僚则趁热打铁，利用工人的困惑和消极情绪，使其中比较落后的阶层反对先进的阶层，而且一般地来说越来越大胆地依靠同富农和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在不多的几年当中，官僚就这样破坏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
如果以为在群众中默默无闻的斯大林，是突然夹着完整的战略计划出现的，那就太天真了。事实上绝不是这样。在斯大林找到自己的道路以前，官僚已经找到了他。斯大林给官僚带来了一切必要的保证：一个老布尔什维克的威望，一种倔强的性格，狭小的眼界，以及同政治机器——他的势力的唯一来源——的密切联系。胜利落到他头上，最初是连他自己也感到惊奇的。这是新统治集团欢迎他的友好表示，这个集团企图摆脱旧的原则，摆脱群众的监督，同时在内部事务方面需要一个可靠的仲裁者。在群众面前和革命事态发展过程中作为二等人物的斯大林，显示了自己是热月式官僚的无可怀疑的领袖，是其中的第一号人物。
新统治阶层很快就流露出自己的想法、感情以及更为重要的私心。当前官僚当中较老一代的绝大多数人，在十月革命时期都是站在营垒的另一边的。（就以苏联的驻外大使为例吧：特罗扬诺夫斯基、马伊斯基、波丹金、苏里兹、金楚克等就是这样。）要不然，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也是站在斗争之外。在现在的官僚当中，那些在十月革命的日子里站在布尔什维克阵营里的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起不了多大的作用。至于年轻的官僚，都是年老一辈的官僚挑选和教育出来的，他们往往就是老官僚的子弟。这些人并不能完成十月革命，但是他们完全适合于利用十月革命。
在这两个历史时期之间发生的个人偶然事件，当然不是没有影响的。例如，列宁的生病和逝世就毫无疑问地加速了进程。如果列宁活得再长些，官僚政权的压力至少在头几年当中会发展得比较慢些。但是早在一九二六年，克鲁普斯卡娅就在一些左翼反对派人士当中说过这样的话：“如果伊里奇还活着，他也许已经被关在监狱里了。”当时列宁的担心和令人不安的预言，对于她来说还记忆犹新，她没有抱什么幻想，以为列宁个人的无上权威可以抵挡得住相反的历史潮流。
官僚征服了比左翼反对派更多的东西。它征服了布尔什维克党。它击败了列宁的纲领，而列宁曾经看到国家机关“从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主要危险。官僚击败了所有这些敌人：反对派、党和列宁，他们所使用的武器不是思想和论辩，而是自己的社会力量。官僚的沉重的臀部压倒了革命的头。这就是苏维埃热月的秘密。
布尔什维克党准备了并且保证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它创建了苏维埃国家，并供给这个国家一副坚强的骨骼。党的蜕化是国家官僚化的原因，也是结果。必须至少简短地说明这种情况是怎样发生的。
布尔什维克党内部制度的特点是，采用民主集中制的方法。把民主和集中这两个概念结合起来，并没有一点矛盾的地方。党不仅密切注意二者的界限应当随时划清，而且还密切注意运用这种方法的人应当真正有权规定党的政策方向。批评自由和思想斗争是党内民主不可变更的内容。目前关于布尔什维主义不容许搞派别活动的说法，在堕落时期是神话。[9]实际上，布尔什维主义的历史就是一部派别斗争的历史。同时说实在的，一个真正的革命组织，既然以推翻世界为自己的任务，把最大胆的叛逆者、战士和反抗者团结在自己的旗帜下，那它要生存和发展下去，怎么能没有思想冲突、没有小圈子和暂时的派别组织呢？布尔什维克领导的远见，往往能使冲突缓和下来，使派别斗争的持续性减小，但也仅此而已。中央委员会所依靠的就是这种热烈的民主的支持。它正是从这种支持当中得到胆量，来作出决定和发布命令。领导在各个危急阶段所表现的明显的正确性，使中央委员会拥有很高的权威，这种权威是集中制的无价的精神资本。
由此可见，布尔什维克党的制度，特别是在夺取政权以前，同目前共产国际的各个支部所实行的制度是完全相反的。目前共产国际各个支部的“领导”都是由上面指派的，一道命令就可以把政策完全改变，党的机关完全没有监督，它对普通党员傲慢骄横，对克里姆林宫则百般顺从。但是，就是在夺取政权以后的头几年，即使党内已经出现了管理腐败的现象，如果有人把十年或十五年以后党的形象讲给布尔什维克听，那末，每个布尔什维克，包括斯大林在内，都会把这个人斥责为最恶毒的诽谤者。
列宁和他的同事的注意中心是，经常地关心保护布尔什维克的队伍，使它不受当权者的那些恶习的影响。然而，在开头几年，党和国家机关的特别密切关系，以及有时实际上融合在一起，毫无疑问已经给党内制度的自由和弹性造成了损害。随着困难的增加，民主越来越少。最初，党曾祝愿和希望在苏维埃机构内保持政治斗争的自由。但是国内战争使这种打算作了很大的改变。反对党一个接一个地遭到禁止。这种显然同苏维埃民主精神矛盾的作法，布尔什维主义的领导人不是当作一种原则，而是当作一种暂时的自卫手段。
执政党的迅速成长，它的任务的新颖和广泛，不可避免地使党内发生了分歧。国内的各种反对暗流，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对唯一合法的政治组织施加压力，这样就加剧了派别斗争的尖锐性。国内战争结束的时候，这种斗争采取了这样尖锐的形式，以至有动摇国家政权的危险。一九二一年三月，喀琅施塔得发生了叛乱，不少布尔什维克参加了这次叛乱，这时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认为有必要禁止派别活动——这就是说，把国家实行的政治制度也运用到执政党的内部生活中。这种禁止派别活动的做法也被当作一种非常措施，准备在局势大大好转的时候取消。与此同时，中央委员会极其谨慎地运用这种新办法——这种办法对于它本身的关系最大——以免因而扼杀了党内生活。
可是，这种办法原来只不过是对付困难局势的一种必要的让步，官僚却认为完全适合自己的胃口，于是他们便开始完全以行政上感到方便的观点来处理党内生活。早在一九二二年，列宁在健康好转的一个短时期里，由于对官僚主义日益具有威胁性的发展感到震惊，就准备展开斗争反对斯大林派。斯大林派这时已经使自己成为党机器的轴心，作为夺取国家机器的第一个步骤。列宁的第二次病倒和以后的逝世，使他未能同内部的这支反动势力进行斗争。
从此以后，斯大林——当时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还在同他一道工作——便把全部努力放在促使党机器摆脱普通党员的监督方面。在这种“稳定”中央委员会的斗争中，事实证明了斯大林是他的同事当中最坚决最可靠的一个。他用不着分心去注意国际问题；他从来没有关心过那方面的问题。新统治阶层的小资产阶级观点也就是他自己的观点。他深信，建立社会主义的任务，就其本质来说是民族性的和行政性的。他认为共产国际是一个必要的坏东西，只要能为外交政策的目的服务，就应当加以利用。在他的眼虽，他自己的党之所以还有价值，也不过是因为它驯服地支持国家机器。
除了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以外，官僚还散布了这样一种理论，即在布尔什维主义中，中央委员会就是一切，党等于零。第二种理论无论如何比第一种理论实现得更加成功些。统治集团利用列宁的逝世宣布了一次“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运动”。党的大门，过去是一直小心地加以守卫的，现在大大地敞开了。工人、职员、小官员，成群结队地挤进去。这种策略的政治目的是，把革命先锋队融化在没有经验、没有独立性而有服从权势的老习惯的普通人当中。这个计划成功了。“为纪念列宁主义而吸收党员运动”，由于使官僚摆脱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监督，因而给予列宁的党一个致命的打击。机器赢得了必要的独立，民主集中制让位给官僚集中制。在党的机关本身当中，工作人员从上到下作了带有根本性的变动。服从被宣布为一个布尔什维克的主要优点。在同反对派进行斗争的借口下，“奇诺夫尼克”[10]彻底地代替了革命者。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从此便成为一部迅速蜕化的历史。
左、中、右三派的领导人都属于克里姆林宫的同一个参谋部——政治局，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对于正在发展中的斗争的政治意义认识不清。在肤浅的人看来，这似乎完全是个人之间的勾心斗角，是一种争取列宁的“继承权”的斗争。但是在严峻的专政条件下，社会矛盾在初期除了通过执政党的机关是无法表现出来的。在法国大革命时期，许多热月派人物都是从雅各宾党人当中产生出来的。波拿巴本人在早期就属于雅各宾党，后来法国的这位第一执政官和皇帝也正是从以前的雅各宾党人当中挑选其最忠实的臣仆的。时代改变了，雅各宾党人也随着改变了，二十世纪的雅各宾党人也不例外。
列宁时期的政治局委员，现在已经只剩下斯大林一个人。当时的两个政治局委员，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流亡时期都曾同列宁共事多年，现在却以莫须有的罪名服着十年徒刑。另外还有三个政治局委员，即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11]，已经完全离开领导岗位，但是由于采取了屈服的态度，目前担任着次要的职务。最后，还有本书的作者，目前在流亡中。列宁的寡妻克鲁普斯卡娅，由于不能全力使自己完全适应热月，也遭到了软禁。
目前的政治局委员，在布尔什维克党史上都是居于次要地位的。如果有人在革命的头几年预言他们以后会高升到那样的地位，那他们首先会感到惊讶的，同时这种惊讶不会掺杂着虚伪的谦逊。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目前的作法更加严格了，即政治局永远正确，反对政治局的人就不可能正确。但是不仅如此，由于斯大林不可能犯错误，因此政治局就不能反对斯大林，而斯大林也不能反对他自己。
在这整个时期，要求党内民主是所有反对派别的口号。这种要求实现的希望越小，这些派别要求实现的决心就越大。上面提到的左翼反对派纲领，在一九二七年就要求在刑法中加入这样一条特别法律：“凡直接或间接迫害提出批评的工人，即以严重罪行惩处。”代替这条法律的是，刑法中加入了一条反对左翼反对派的法律。
党内民主在老一代当中只剩下了一点回忆。与此一道消失的还有苏维埃、工会、合作社、文化组织和体育组织的民主。驾于所有这些组织之上的是党支部书记的无限威权。在“极权”这个字眼从德国传来以前好几年，苏联的制度在性质上就已经是“极权”的了。拉柯夫斯基在一九二八年写道，“败坏道德的方法把有思想的共产党人变成机器，并且摧毁了意志、性格和人的尊严、统治集团就是用这种方法把自己变成不可动摇不可侵犯的寡头，以此代替了阶级和党。”自从拉柯夫斯基写出这几句愤慨的话以来，制度的蜕化已经走得无比遥远了。国家政治保卫局已经成为党内生活的决定性因素。如果说一九三六年三月莫洛托夫已经能够向一个法国记者吹嘘说，执政党内部不再有派别斗争，那只是因为现在不同的意见已经由政治警察的自动干涉解决了。老的布尔什维克党已经死亡，再也没有什么力量会使它起死回生。
随着党在政治上的蜕化，没有监督的机关在精神上也趋于堕落。“Sovbour”——即Soviet bourgeois（苏维埃资产阶级）——这个用来称呼享受特权的显贵的字眼，很早就在工人的字汇中出现了。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资产阶级倾向便有了更广阔的活动余地。一九二二年三月，列宁在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上对于统治阶层蜕化的危险提出了警告。他说，历史上曾经不止一次地出现过这种事情，即被征服者的水平较高的时候，征服者便接受了被征服者的文化。俄国资产阶级和旧官僚政治的文化固然相当可怜，但是可惜新统治阶层还必须经常向那种文化脱帽致敬。有“四千七百个负责的共产党员”在莫斯科管理着国家机器。“究竟是谁领导着谁呢？我非常怀疑，你们是不是能说共产党员是在领导着……。”在以后的几次党代表大会上，列宁不能说话了。但是在他能活动的最后几个月当中，他的全部思想集中在警告和武装工人上面，希望他们反抗官僚的压迫、专横和腐化。然而，他当时也只不过是看出了病症的初期症状而已。
克里斯琴·拉柯夫斯基、以前担任过乌克兰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后来担任过苏联驻伦敦和巴黎的大使，他在一九二八年流放期间曾经给他的朋友写过一封信，简略地探讨苏维埃官僚。这封信，我们在上面已经引用过好几次，因为它至今还是关于这个问题所写的一篇最好的东西。拉柯夫斯基在这封信中说，“在列宁的心中，以及我们大家的心中，党领导的任务在于保护党和工人阶级，使他们不受当权者方面由于拥有特权、地位和任命权而做出的腐败行动的影响，不同旧贵族和旧市民的残余接近，不受新经济政策的腐化影响，不受资产阶级道德和思想意识的诱惑……我们必须坦率地、明确地和高声地说，党机关并没有完成这项任务，它暴露了自己完全没有能力发挥保护者和教育者的双重作用。它失败了，破产了。”
不错，拉柯夫斯基本人在官僚的压迫下后来否认了自己的尖锐判断。但是，七十岁的伽利略也曾经这样。他陷入异端裁判法庭的魔掌以后，被迫否认了哥白尼的体系——但是这并没有阻止地球继续绕日运行。我们不相信六十岁的拉柯夫斯基真收回了自己的意见，因为他不止一次地对这种收回自己意见的做法进行过令人敬畏的分析。至于他的政治批评，在客观发展的事实当中比在他本人的主观坚定思想当中找到的支持远为可靠。
政权的取得不仅改变了无产阶级同其他阶级的关系，而且改变了无产阶级本身的内部结构。运用政权成了一个固定社会集团的专门工作，这个集团越把自己的使命看得高，它就越急于解决自己的“社会问题”。拉柯夫斯基继续作了解释：“在一个无产阶级国家中，执政党的党员是不容许进行资本主义积累的，差别最初是职务上的，但是后来就成了社会上的差别。我不是说这种差别变成一种阶级差别，而是变成一种社会差别……拥有汽车、美好住宅、定期休假和得到党的最高薪水的共产党员，同在煤井中工作、每月得到五六十个卢布的共产党员比较起来，社会环境是不同的。”拉柯夫斯基列举了雅各宾党人在执政时期蜕化的原因——如追逐财富、参加政府的商业合同和供应等等，他还引用了巴贝夫的这样一种奇妙的评论：新统治阶层的蜕化，在不小的程度上是受了以前的贵族少女的影响，雅各宾党人对于她们是非常友好的。巴贝夫叫喊道，“你们这些小心眼的平民，你们在干什么呀？今天她们拥抱你们，明天她们就会绞死你们。”如果调查一下苏联统治阶层的妻子，那就会显示一种类似的景象。苏联的著名记者索斯诺夫斯基曾经指出“汽车—闺房的因素”对于形成苏维埃官僚的精神面貌所起的特殊作用。的确，索斯诺夫斯基继拉柯夫斯基之后也收回了自己的意见，然后从西伯利亚回来了。但是这样并没有改进了官僚的精神面貌。恰恰相反，这种收回意见的行动正是道德越来越败坏的证明。
索斯诺夫斯基的旧文章，人们抄写出来一个一个地传阅，这些文章描绘了新统治阶层生活当中的一些令人难忘的插曲，这些插曲清楚地说明了征服者已经为被征服者的精神活动同化到多么严重的程度。然而，我们用不着回到过去的年代——因为索斯诺夫斯基最后在一九三四年放下了批评的鞭子，而换成了歌功颂德的七弦琴——我们不妨看看苏联报刊上的一些崭新的例子。我们并不挑选谩骂和所谓“过火”的东西，而是挑选那些正式的社会舆论所认可的日常现象。
莫斯科有一个工厂的经理，是一个杰出的共产党员，他在《真理报》上吹嘘他所领导的企业在文化方面的发展。“一个机械工人在电话中问道：‘先生，您有什么命令，是立刻关上熔炉呢还是等一下呢？’我回答说：‘你等一下吧。’”这位机械工人同经理谈话的时候是毕恭毕敬的，他用的是“您”，而经理回答的时候用的却是“你”。这种可耻的对话在任何有文化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是不可能出现的，可是这位经理在《真理报》上竟当作完全正常的事情来谈论！ 报纸的编辑没有提出异议，因为他不注意这种事情。读者没有提出异议，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于这一套。我们也没有觉得惊奇，因为在克里姆林宫庄严的会议上，“领导人”和人民委员就是用“你”来称呼属于他们管辖的工厂经理、集体农庄主席、车间工长以及劳动妇女等人的，特别是在授予奖章的时候，更加是这样。在沙俄时期，最流行的革命口号之一就是要求上级对下级讲话时不要用“你”这个称呼，他们怎么能忘记这件事呢！
克里姆林宫里的权威人士同“人民”的这种对话（这些“人民”对于那些权威人士的老爷般的粗暴态度是感到惊讶的），毫无疑义地证明了这一点，即虽然经历了十月革命，生产资料已经国有化，土地已经集体化，“消灭了富农阶级”，但是人与人的关系，以及在苏维埃金字塔最上层的人与人的关系，不仅没有达到社会主义，而且在许多方面还落后于一个有文化的资本主义国家。近年来，在这个非常重要的领域，有了更大的倒退。这种真正的俄罗斯野蛮主义的复活，毫无疑问，根源在于苏维埃的热月；这种热月给予没有什么文化的官僚的是完全的独立和自由，使他们不受任何监督； 给予群众的著名福音却是服从和沉默。
我们绝不想把抽象的专政和抽象的民主加以对比，在纯粹理性的天秤上衡量二者的优劣。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东西都是相对的，只有变化是永恒的。布尔什维克党的专政，已为事实证明是历史上最强有力的进步工具之一。但是在这里也是一样，用诗人的话来说就是，“理性变成无理，仁慈变成灾祸。”反对党被禁止以后，派别也被禁止。而派别被禁止的结果则是，禁止人们与没错的领导人有不同的想法。由警察一手制造的党的磐石般一致，带来了官僚不受惩罚的结果，这种结果成了各种违法乱纪贪污腐化行为的泉源。
我们已经说明，苏维埃的热月就是官僚对群众的胜利。我们已经试图揭露了这种胜利的历史条件。无产阶级革命先锋队，有一部分被行政机关吸收而逐渐腐化，有一部分在国内战争中被消灭了，还有一部分则遭到排挤和垮下去了。疲倦而失望的群众对于最上层发生的事情漠不关心。然而，这些条件尽管重要，却不足以说明为什么官僚能够驾于社会之上并且把自己的命运紧紧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单靠他们自己的意志来做到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够的；新统治阶层的兴起，一定有深刻的社会原因。
十八世纪热月派对雅各宾党人的胜利，也得到这一点的帮助，即群众的厌倦和领导干部的腐化，但是在这种基本上属于偶然情况的现象下面，还进行着一种深刻的有机进程。雅各宾党人所依靠的是大浪潮所掀起的下层小资产阶级。然而，十八世纪符合生产力发展过程的革命，归根到底只能使大资产阶级掌握政权。热月只不过是这种不可避免的进程的一个阶段。在苏维埃的热月中，表现出什么类似的社会需要呢？我们在前面的一章中，对于宪兵为什么取得胜利这个问题已经试图提出初步的答案。我们现在必须继续分析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条件，以及国家在这个进程中所起的作用。让我们再把理论性的预测和现实作一比较。一九一七年列宁在谈到夺取政权以后应当立刻开始的阶段时写道，“镇压资产阶级及其反抗，仍然是必要的，……但在这里实行镇压的机关是居民中的大多数，而不是居民中的少数，同过去……的情形完全相反……国家就在这个意义上开始消亡。”[12]这种消亡表现在什么地方呢？主要的在于这一事实，即“人民大多数可以代替那些享有特权的少数人（享有特权的官吏、常备军军官） 的特殊机关来直接进行”[13]镇压的职能。列宁接着还说了这样一句明白而不可辩驳的话：“而行使国家政权的职能愈是全民化，这个国家政权就愈不需要了 。”[14]在生产资料方面废除私有财产这一点，取消了历史性国家的主要任务——保护少数人专有的特权，使其不受绝大多数人的侵犯。
根据列宁的看法，国家的消亡开始于剥夺剥夺者的那一天——即在新政权有时间处理其经济和文化问题以前。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取得的每个成就都意味着在消灭国家方面前进了一步，即在国家溶化于社会主义社会方面前进了一步。这种溶化的程度是表明社会主义结构的深度和效率的最好的指数。我们差不多可以肯定这样一条社会学定理：在一个工人国家中，群众所施加的压制力量，同剥削倾向或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成正比例，而同社会团结的力量和对新制度的普遍忠诚成反比例。因此，官僚——即“享有特权的官吏、常备军军官”——所代表的是一种特殊的压制力量，这种压制力量是群众不能或不愿施加的，同时总是这样或那样用来反对群众本身的。
如果民主的苏维埃至今还保持着它原来的力量和独立，而且仍然不能不像最初几年那样采取镇压和压制措施，那末，这种情况本身就可能引起人们的严重忧虑。群众性的苏维埃已经从舞台上完全消失，实行压制的职能已经转入斯大林、雅戈达之流的手中，在这种情况下，令人忧虑的程度一定还要大得多。而且压制采取的是些什么形式啊！首先，我们必须问自己：国家具有这样顽强的力量，特别是它在警察化，这究竟有什么社会原因呢？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从对这个问题的答案看来，我们必须从根本上修正我们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一般传统看法，或者从根本上拒绝官方对苏联的估计。
我们现在从莫斯科一家报纸的最新一期上看看对于苏联现行制度的固定说法，这种说法是全国到处天天重复和学校的儿童必须牢记在心的许多说法之一，即“在苏联，资本家、地主和富农等寄生阶级已经彻底消灭，因此已经永远结束了人剥削人的现象。整个国民经济已经变成社会主义的性质，而日益高涨的斯达汉诺夫运动正在为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一九三六年四月四日《真理报》）不用说，共产国际在全世界的报刊对于这个问题没有表示不同的意见。如果剥削已经“永远结束”，如果国家现在的确已经走上从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过渡到高级阶段的道路上，那末，社会除了最终扔掉国家这件紧身衣以外就没有什么可做的了。可是与此相反——这种矛盾现象甚至难以捉摸！——苏维埃国家反而具有了一种极权主义—官僚主义的性质。
同样致命的矛盾也表现在党的命运方面。在这里问题差不多可以这样加以表述：从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一年，旧统治阶级还拿着武器进行斗争，他们得到全世界帝国主义者的积极支持，同时武装的富农对军队和国家的粮食供应工作进行着破坏活动——在这样的时候，为什么党内对于最严重的政策问题能进行公开的和无所顾忌的争论？而现在，干涉已经停止，剥削阶级已被推翻，工业化已经取得无可置疑的成就，绝大多数农民已经集体化，为什么反而不能容许对不可动摇的领导人进行最轻微的批评呢？为什么任何一个布尔什维克如果按照党章要求召开党代表大会，就会马上被开除出党，而任何公民如果敢于大声讲出怀疑斯大林的绝对正确，就会几乎当作恐怖阴谋的同谋犯来进行审讯和判罪呢？这样可怕地、可恶地和难以容忍地加强镇压和警察机关是什么缘故呢？
理论并不是一张支票，可以随时请现实兑现。如果一种理论已证明是错误的，我们就必须修正它或者把它的缺陷弥补起来。我们必须找出那些使苏维埃现实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概念之间发生矛盾的实际社会力量。无论如何，我们绝不要在黑暗中游荡，重复那种对于领导人的威信有用而与活生生的现实恰好相反的官样文章。现在我们来看一个关于这一点的令人信服的例子。
在一九三六年一月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在讲演中宣称：“国家的国民经济已经变成社会主义的了（鼓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已经解决了消灭阶级的问题（鼓掌）。”然而，还存在着过去的“本质上同我们敌对的分子”，即以前的统治阶级的残余。不仅如此，在集体化农民、国家职员当中，以及有时也在工人当中，“小投机商”[15]被发现了，“侵占集体和国家财富的人，诽谤苏维埃的人等等”也出现了。这样一来，就必须进一步加强专政。同恩格斯的看法相反，工人国家绝不是“沉睡”，而是恰恰相反，必须越来越提高警惕。
这位苏维埃政府首脑所描绘的情况，如果不是非常自相矛盾的话，是会完全得到肯定的。社会主义在国家中完全居于统治地位：“在这个意义上”，阶级才是消灭了。（如果阶级在这个意义上是消灭了，那末在其他意义上还是存在的。）固然社会的和谐到处遭到过去的渣滓和残余的破坏，但是不能想象被剥夺了权力和财产而梦想资本主义复辟的一些人，还能同“小投机商”（甚至还不是投机商哩!）和“诽谤者”一道来推翻无阶级的社会。看来一切事情都在以能够想象得到的最好的情况发展着。那末，官僚的铁一般的专政还有什么用呢？
我们必须相信，那些反动的梦想者是会逐渐死亡的。“小投机商”和“诽谤者”在超民主的苏维埃一笑之下也是可以解决掉的。一九一七年列宁对官僚国家的资产阶级理论家和改良主义理论家的答复是：“我们不是空想主义者，我们丝毫也不否认个别人捣乱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同样也不否认有镇压这种捣乱的必要性。但是……做这件事情用不着什么特别的镇压机器，特别的镇压机关，武装的人民自己会来做这项工作，而且做起来非常简单容易，正像现代社会中任何一群文明人都很容易去劝解打架的人或制止虐待妇女一样。”[16]这些话听起来就像列宁已经特别预见到一个继承他担任政府首脑的人将要说的话。列宁在苏联公立学校里是学习的对象，在人民委员会里显然不是。否则就不能说明，为什么莫洛托夫敢于毫不犹豫地提出列宁所极端反对的那种说法。奠基者及其不肖门徒之间的尖锐矛盾已经摆在我们面前！ 一方面，列宁认为，即使是消灭剥削阶级这个任务，也可以在没有官僚机关的情况下完成；另一方面，莫洛托夫在说明为什么官僚机器消灭阶级以后还扼杀了人民的独立时，却找不到更好的借口，而只好说还存在着被消灭的阶级的“残余”。
然而，以这些“残余”为借口是很难自圆其说的，因为按照官僚本身的权威代表所供认的话来说，昨天的阶级敌人正在被苏维埃社会成功地同化着。正是由于这种说法，因此党中央委员会的书记之一波斯杜谢夫在一九三六年四月举行的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上说：“许多怠工者……已经诚恳地悔过，并已参加到苏维埃人民的队伍中来。”由于集体化的顺利实现，“富农的子女不必为他们的父母负责了”。还有：“富农本人现在也差不多不相信，他们会有可能在乡村中恢复自己以前的剥削地位。”怪不得政府取消了社会出身的限制！但是，如果波斯杜谢夫说的话——这些话是莫洛托夫完全同意的——有任何意义的话，那只有这一点：不仅官僚已经变成不合时宜的讨厌东西，而且一般的国家强制在苏维埃国土上已经无事可做。然而，无论是莫洛托夫或者是波斯杜谢夫，都不同意这种不可变更的论断。即使自相矛盾，他们也要掌握着政权。
实际上，他们也不能抛弃政权。要是用客观的语言来说就是这样：目前的苏维埃社会不能没有一个国家，甚至也不能——适当地——没有一个官僚阶层。但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绝不是过去的那些微不足道的残余，而是目前的强大的力量和倾向。苏维埃国家作为强制性机关而存在的理由在于，目前的过渡性结构还充满了社会矛盾，这种矛盾在消费领域——这是人人最亲切地最敏感地感觉得到的领域——处于极端紧张的状态，而且时时刻刻有在生产领域出现的危险。社会主义的胜利不能说是最终的，也不能说是不可变更的。
官僚统治的基础是社会缺乏消费品，因此便引起了你争我夺的斗争。如果商店里的货物充足，购买者就可以随时去买。如果货物很少，购买者就不能不排队。而在队排得很长的时候，就必须指派一个警察来维持秩序。这就是苏维埃官僚的权力的起点。它“知道”什么人可以得到东西，而什么人必须等待。
乍看起来，物质和文化水平的提高，应当减少特权的必要性，缩小“资产阶级法权”适用的范围，从而动摇这种法权的保卫者即官僚的立足点。实际上，情况恰好相反：截至目前为止，随着生产力的增长，各种形式的不平等、特权和优待都得到了极端的发展，官僚也因而得到了极端的发展。这也不是偶然的。
苏维埃制度在初期，毫无疑问要比现在平等得多，官僚作风也要少些。不过，当时是一种普遍贫穷的平等。国家的资源是那样贫乏，以至没有可能从居民群众中分化出一个特权阶层。同时，工资的“平等化”摧毁了个人的兴趣，也妨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苏维埃经济必须从它的贫穷基础上提高到相当高的水平，特权的大量积蓄才有可能。目前的生产状态还远远不能保障每个人的一切需要，但是已经足够给予少数人相当大的特权，并且可以把不平等当作一条鞭子来驱赶大多数人。这就是生产的发展到现在为止没有加强国家的社会主义因素，反而加强了它的资产阶级因素的第一个原因。
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除了在现阶段支配资本主义工资制的经济因素以外，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政治因素在起作用，这个政治因素就是官僚本身。从本质上说，官僚阶层是不平等制度的建立者和保护者。它最初是作为工人国家的资产阶级机关出现的。在使少数人得到好处并维护这些好处的时候，它当然把最大的好处留给自己。谁也不会在有财富可分的时候把自己除外。这样，由于一种社会需要而产生了一个机关，这个机关已经远远超过自己的社会必要职能，而成为一个独立的因素，因而也就成为使整个社会机体遭到巨大危险的泉源。
苏维埃热月的社会意义，现在开始在我们面前具体化了。群众的贫穷和文化落后又一次体现为掌握大权的统治者的那种恶劣形象。被废除的和遭到诅咒的官僚，从社会的仆人又一次变成社会的主人了。它在社会方面和道德方面已经达到这样脱离人民群众的地步，以致它现在无论在活动方面或者收入方面都不容许任何监督了。
官僚对于“小投机商、侵占者和诽谤者”的近乎神秘的恐惧，由此便可得到完全合乎逻辑的说明。苏维埃经济由于还不能满足居民的基本需要，因此它每走一步都要产生和复活那些侵占和投机的倾向。另一方面，新贵族的特权在居民群众中也引起了一种倾向，这种倾向就是倾听反苏维埃的“诽谤”——也就是倾听对于上司的贪婪和专横行为提出的任何批评，即使是悄悄的批评。因此，这不是一个关于过去的幽灵的问题，不是一个关于不再存在的残余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关于过去的积雪的问题，而是一个关于新的、有力的和不断重新生长的个人积累倾向的问题。国家的第一个繁荣的浪潮还是很微弱的，正因为还很微弱，因此它没有削弱反而加强了这些离心倾向。另一方面，没有特权的人也产生了这样一种欲望，即把新显贵的贪婪的手挡回去。于是社会斗争又趋于尖锐化。这就是官僚的权力的泉源。但是，也正是这个泉源产生了一种威胁，一种对官僚的权力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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