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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经济的发展路线，远远不是一条连续均匀上升的曲线。在新政权建立以来的头十八年中，以尖锐的危机为标志，可以明确地分成几个阶段。扼要地概述一下同政府政策有关的苏联经济史，对于判断过去和展望未来来说，都是绝对必要的。
革命以后的头三年是公开进行残酷的国内战争时期。经济生活完全服从前方的需要。文化生活陷于绝境，其特点是，在物质资料极端贫乏的情况下，创造性思想达到极为大胆的程度，特别是列宁个人的思想。这就是所谓“军事共产主义”时期（一九一八到一九二一年），这个时期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社会主义”同样富有英勇精神。在这几年当中，苏联政府的经济问题缩小为主要支持军事工业，利用过去遗留下来的贫乏资源来达到军事目的，同时使城市居民活下去。从本质上看，军事共产主义就是在一个被围困的堡垒内有系统地组织消费工作。
然而，必须承认，就最初的概念而言，军事共产主义所追逐的目的是更为广泛的。苏联政府希望并且致力于使这些组织方法直接发展为一种生产以及分配方面的计划经济制度。换句话说，苏联政府希望在不破坏制度的情况下，逐步地从“军事共产主义”达到真正的共产主义。布尔什维克党在一九一九年三月通过的党纲中说：“在分配方面，苏维埃政府目前的任务是，坚决地继续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全国范围的产品分配，以代替贸易。”
但是，实际情况同“军事共产主义”纲领的矛盾越来越大。生产不断下降，这不仅是因为战争的破坏行动，而且还因为对生产者个人利益的刺激消失了。城市需要农村地区供给谷物和原料，而没有什么东西拿来交换，唯一可以交换的东西是五颜六色的纸，按照很久以前的概念，这种纸就叫做钱。于是农民把仓库设在地下。政府则派出武装工人队去收粮。农民削减了播种面积。一九二一年，也就是国内战争刚刚结束以后，工业生产最多只等于战前水平的五分之一。钢产量从四百二十万吨下降到十八万三千吨——也就是只等于过去的二十三分之一。谷物的总收获量从八亿零一百万担下降到一九二二年的五亿零三百万担。这是极端饥饿的一年。对外贸易在同一时期从二十九亿卢布猛降为三千万卢布。生产力的破坏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国家及其政府都走到深渊的 边缘。
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的乌托邦式的希望，到后来受到了无情的批评，这种批评在许多方面都是正确的。然而，如果不考虑到这一事实，即当时一切打算都基于西方的革命早日取得胜利这样一种希望，那末，执政党在理论上所犯的错误就依然是不可理解的。不言而喻，在苏俄以后用粮食和原料偿付的条件下，胜利的德国无产阶级不仅会供给苏俄机器和工业品，而且还会提供成千上万的高度熟练工人、工程师以及组织者。毫无疑问，如果无产阶级革命在德国取得胜利——这件事的独一无二的障碍是社会民主党人造成的——德国以及苏联的经济发展本来会以巨大的步伐向前迈进，而今天欧洲和全世界的命运也会无可比拟地更加幸运。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即使发生了那样令人愉快的事情，也还是有必要放弃那种由国家直接分配产品的办法，而采取商业的方法。
列宁说明了恢复市场的必要性，因为农村中存在着千百万个体农业经济，这种经济除了通过贸易以外，还不习惯于同外界发生经济关系。而贸易流通会在农民和国有化工业之间建立一种“联系”——这是当时提出的一个名称。这种“联系”的理论公式是很简单的：工业应当供给农村地区必需品，而价格应当使国家能够避免强迫征购农民的产品。
改善同农村地区的经济关系，无疑是新经济政策最重要最紧迫的任务。然而，经过短期的试验以后，事实表明，工业尽管具有社会化的特点，但还是需要资本主义所制订的一套付款办法。计划经济不能仅仅依靠论据。供求法则在长时期内依然还是一种必要的物质基础和不可缺少的调节者。
市场在新经济政策认可和有组织的通货帮助之下开始发生作用。早在一九二三年，由于农村地区开始给予刺激，工业便开始恢复。不仅如此，工业的发展还很快达到了高速度。只要指出这一点就够了，即一九二二年和一九二三年的生产都增加了一倍，到一九二六年就已达到战前水平——也就是说，比一九二一年的规模增长了四倍多。与此同时，农业虽然是以一种要适中得多的速度发展，其收获量却在不断地增加。
从一九二三年这个关键性的年头开始，执政党内部在工农业关系上早就存在的意见分歧，开始趋于尖锐。在一个贮备消耗殆尽的国家里，只有向农民借谷物和原料，工业才能发展。然而，如果对产品的“强制性借贷”过重，就会损害对劳动的刺激。农民对未来的繁荣没有信心，因此如果城市派出购粮队，他们就会用停止播种来回答。另一方面，如果收购过少，又会使工业遭到停工的危险。农民得不到工业品，就会转向工业劳动以满足自己的需要，把旧家庭手工业恢复起来。党内的意见分歧开始发生在这样一个问题上，即究竟从农村拿多少东西来供给工业，才能加速工农业生产力平衡时期的到来。在这个问题上的争执，很快就由于农村本身的社会结构问题而复杂化。
一九二三年春天，在一次党代表大会上，有一位“左翼反对派”——可是当时大家还不知道这个名称——代表，用情况不妙的图表形式表明了工农业价格的脱节。这种现象当时第一次被称为“剪刀差”，这个术语从此以后几乎成了国际通用的名词。如果工业进一步落后——发言人说——而使这种剪刀差继续扩大，那末城乡关系就会不可避免地破裂。
农民对于布尔什维克党所完成的民主与土地革命和对于它采取的奠定社会主义基础的政策，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没收地主的土地和使用国家的土地，每年给农民带来五亿多金卢布的好处。可是在国家产品的价格方面，农民付出的金额要大得多。只要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两次被十月革命牢固地联系在一起的革命的实际结果，是使农民遭到亿万卢布的损失，那末两个阶级的联盟就依然是一个疑问。
农民经济从过去沿袭下来的分散性，由于十月革命的结果而更加加重。在革命以后的十年中，独立农户的数字从一千六百万增加到两千五百万，这自然加强了大部分农民经济完全自给自足的性质。这就是农产品缺乏的原因之一。
小商品经济不可避免地要产生剥削者。随着农村恢复的程度，农民群众的分化也开始扩大。这种发展走上了过去走过的老路。富农[1]的增长远远超过农业总的增长。在“面向农村”的口号下，政府的政策实际上是使自己转向富农。加在贫农身上的农业税比加在富裕农民身上的重得多，不仅如此，富裕农民还占有了国家的大部分贷款。余粮主要掌握在农村上层分子手中，这种余粮就被他们用来奴役贫农并进行投机，卖给城市资产阶级分子。当时的执政派理论家布哈林向农民提出了他的著名口号“发财吧！”从理论上说，这个口号的意思也许是富农逐步长入社会主义。实际上，它意味着牺牲压倒多数的利益而使少数人发财致富。
政府在自己政策的摆布下，面对着农村小资产阶级的要求被迫步步后退。在一九二五年，雇佣劳动力和租用土地在农业中已经合法化。农民在一方面是小资本家，另一方面是雇工之间日益两极化。与此同时，国家由于缺少工业商品而被排挤出农村市场。在富农和小家庭手工业者之间，就好像从地下钻出来的一样，出现了经纪人。国家企业本身，为了获得原料，越来越不得不同私商打交道。资本主义日益高涨的潮流到处可以看到。有头脑的人清楚地看出，在所有制的形式方面进行的一次革命，并没有解决社会主义问题，而只不过是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而已。
一九二五年正当对富农的方针全力执行的时候，斯大林开始准备把土地非国有化。有一位苏联记者在他的暗示下提出了一个问题：“把每个农民耕种的土地立契出租十年，是不是不符合农业的利益呢？”斯大林回答说：“符合，甚至可以出租四十年。”格鲁吉亚的农业人民委员在斯大林本人的倡议下，提出了土地非国有化法草案。其目的是使农民对于自己的未来具有信心。在一九二六年春天这项工作正在进行的时候，预定要出售的粮食有百分之六十是掌握在百分之六的农民有产者手中！国家不仅缺乏用来出口的粮食，而且连国内需要的粮食也不够。由于出口达到无足轻重的地步，结果必须放弃进口工业品，同时尽可能削减进口的机器和原料。
这种依靠富裕农民的政策推迟了工业化并且打击了一般农民群众，在一九二四至一九二六年的两年内清楚地显示了它的政治后果。这种政策使城市和乡村的小资产阶级大大地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使他们夺取了许多下层苏维埃，加强了官僚的力量和自信，加重了对工人的压力，并且完全压制了党和苏维埃的民主。富农的增长使统治集团的两个著名成员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感到不安，意味深长的是，这两个人当时是列宁格勒和莫斯科这两个主要的无产阶级中心的苏维埃主席。但是各省以及官僚都坚决站在斯大林一边。对富裕农民的方针取得了胜利。一九二六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其追随者参加了一九二三年的反对派（“托洛茨基派”）
当然，“原则上”统治集团就在当时也并没有放弃农业集体化。他们只不过是按照自己的愿望把这项工作推迟几十年。后来担任农业人民委员的雅柯夫列夫在一九二七年写道，虽然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只有通过集体化才能完成，但是“这项工作显然不是一年、两年或者三年能够完成的，也许十年也完不成。”他还说，“集体农庄和公社……现在和将来很长一个时期，毫无疑问都只不过是个体农业经济这个汪洋大海中的一些小岛。”实际上，那个时期只有百分之八的农户加入了集体农庄。
党内关于所谓“总路线”的斗争，一九二三年就已表面化，到一九二六年变得格外紧张激烈。左翼反对派在其涉及各种工业和经济问题的长篇纲领中写道：“党应当抵制并粉碎一切要取消或损害土地国有化的倾向，因为土地国有化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之一。”在这个问题上，反对派取得了胜利；直接企图反对国有化的打算放弃了。但是，这个问题所牵涉到的当然还不止土地的所有制形式。
“为了抵制农村个体经济[2]的增长，我们必须更快地发展集体农庄。必须有系统地年年拨出一笔相当大的款项来帮助贫农组织集体农庄。合作社的整个工作应当围绕着这个目的：把小生产转变为集体化大生产。”但是这个广泛的集体化计划，被顽固地认为在未来的几年以内仍然是空想。在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它的任务是驱逐左翼反对派——筹备期间，以后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莫洛托夫一再重申：“我们绝不要坠入（！）广大农民群众集体化的那种小农幻想。在目前的环境下，这种集体化不再可能。”从时间上看，当时是一九二七年底。统治集团在那个时候同自己未来的农民政策竟有那么大的距离！
在那几年（一九二三至一九二八年），统治联盟斯大林、莫洛托夫、李可夫、托姆斯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一九二六年初倒向反对派），一直跟“超工业化”和计划领导的鼓吹者作斗争。未来的历史学家如果知道了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对于大胆的经济倡议竟采取那样痛恨的不信任态度，一定会大吃一惊。在外来的推动之下，工业化的速度通过实验加快了，与此同时，所有的核算却粗暴地取消了，总的开支大大地增加了。一九二三年反对派提出执行五年计划的要求时，遭到了一种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嘲笑，这个阶级所怕的是“跃进到不可知的世界”。直到一九二七年四月，斯大林在一次中央全会上还说，试图建立第聂伯水电站，对我们来说，就像农民不买牛而买了一个留声机一样。这句意味深长的话概括了整个纲领。值得指出的是，在那几年当中，全世界的资产阶级报刊以及追随其后的社会民主党报刊，都以同情的口气重复官方的说法：“左翼反对派”所主张的是工业浪漫主义。
在党内讨论不休的时候，农民对于缺少工业品的回答是越来越顽固的怠工。他们不把粮食拿到市场上去，也不增加播种面积。右翼（李可夫、托姆斯基、布哈林）在那个时期是决定调子的，他们要求在农村为资本主义倾向开辟更广阔的场所，具体作法是提高粮食价格，甚至不惜降低工业发展速度。在这种政策下，唯一可能的出路是，进口工业品，出口农业品原料。但是这样做就会意味着，不是在农民经济和社会主义工业之间建立一种“联系”，而是在富农和世界资本主义之间建立一种“联系”了。使十月革命达到这样的目的是不值得的。
在一九二六年的党代表会议上，反对派代表作出的回答是： “加速工业化，特别是用增加富农捐税的办法，就会生产大批物品并降低市价，而这是对工人和对大多数农民都有好处的……面向农村并不意味着背对工业，而是意味着工业向农村。因为国家的‘面’如果不包括工业，对农村就没有用处。”
斯大林在答复中斥责了反对派的“臆测的计划”。工业绝不要“向前猛冲，以免脱离农业和不管我国的积累速度”。党的决议继续重复这些消极适应上层富裕农民的词句。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为了最后粉碎“超工业化者”而举行的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提出的警告是：“国家资金过多地用于大工程是危险的”。统治派当时仍然不愿看到任何其他危险。
在一九二七至一九二八经济年度，工业主要靠革命前的机器和农业靠旧工具的所谓恢复时期宣告结束。要想进一步前进，必须大规模地进行独立的工业建设。领导工作不可能再没有计划地摸索着进行了。
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假想的可能性，反对派早在一九二三至一九二五年期间就已作过分析。他们的总结论是，从资产阶级手中承袭下来的设备消耗完以后，苏维埃工业在社会主义积累的基础上有可能取得在资本主义下完全不可能达到的发展速度。我们对发展速度所作的审慎估计大约在百分之十五至十八之间，统治派的领导人们对此公然加以嘲笑，认为是一种不可知的未来的幻想音乐。这一点就是当时反“托洛茨基主义”斗争的本质。
最后到一九二七年才起草完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正式草案，充满了小家气派。按照计划，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从百分之九逐年下降到百分之四。在整个五年期间，每个人的消费只计划增加百分之十二！在这个初次起草的计划中，贯穿着令人难以置信的胆小思想，这一点清楚地表现在这个事实上，即五年末的国家预算计划，总共只占国民收入的百分之十六，而无意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沙俄，其预算倒占了百分之十八！也许还有一点也值得提一下，几年以后，起草这个计划的工程师和经济学家都被当作按照外国的指挥行事的有意识的破坏分子受到审讯，并受到法律的制裁。这些被告者如果有胆量的话，本来是可以这样回答的：他们的计划工作完全符合当时政治局的“总路线”，并且是在政治局的命令下制订的。
不同倾向的斗争，现在转为用数学来表示了。反对派的纲领说，“在十月革命十周年之际，提出这样一个成效极小和十分悲观的计划，这一点意味着，实际上是在反对社会主义。”一年以后，政治局采纳了一个新的五年计划，生产的每年平均增长率达百分之九。然而，实际发展情况显示了一种难以改变的趋势，即接近“超工业化者”所估计的系数。又过了一年，政府的政策作了根本性的改变，这时国家计划委员会起草了第三个五年计划，其增长率很接近一九二五年反对派所预测的数字，比可能预期的还要接近。
正如我们在这里看到的，苏联经济政策的真正历史同官方的说法是很不相同的。不幸，像韦伯夫妇这样忠实的调查者一点也没有注意到这种情况。
在个体农民事业面前犹疑不决，对巨大的计划没有信心，维护最低的速度，忽视国际问题——所有这些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国社会主义”这一理论的本质。这个理论是无产阶级在德国失败以后，斯大林在一九二四年秋天第一次提出的。不要急于工业化，不要同农民争吵，不要指望世界革命，特别是，保护党的官僚的权力，使它不要受到批评！农民的分化被指责为反对派的捏造。上面提到的雅柯夫列夫解散了中央统计局，因为这个机构所进行的统计，使富农所占的地位超过了当局认为满意的程度。另一方面，领导人镇静地表示，物品缺乏的情况已经过去了，“目前的经济发展是一种平稳的速度”，将来收购粮食将更加“公正”，等等。力量加强的富农把中农拉过去，使城市陷于粮食封锁状态。到一九二八年一月，工人阶级的面前出现了日益逼近的饥荒阴影。历史也会开恶意的玩笑。就在那一个月，当富农正扼住革命的喉咙时，左翼反对派的代表被投入牢狱或者被放逐到西伯利亚各地去，罪名是他们在富农的幽灵面前“惊慌失措”。
政府企图把事情说成这样，粮食封锁是富农（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呢？）对社会主义国家采取明目张胆的敌对态度引起的——也就是说，是普通政治动机引起的。但是，富农很少倾向于那种“唯心主义”。如果他们藏匿粮食，那是因为他们从买卖当中无利可图。也正是这个原因，他们才把广大的农民阶层置于他们的影响之下。对富农的破坏行动只采取镇压的办法，显然还不够。必须做的是改变政策。然而，即使做到这一点，摇摆不定也已浪费了不少时间。
当时还是政府首脑的李可夫，在一九二八年七月宣布：“发展个体农庄是……党的主要任务。”斯大林支持这种说法，他说：“有些人认为个体农庄的作用已经消失，因而我们不应当支持这种农庄……这些人同我们党的路线是毫无共同之处的。”过了不到一年，党的路线已经同这一段话毫无共同之处。“全盘集体化”的曙光开始出现在地平线上。
新方针正像以前一样，是抱着实验的态度提出的，同时是通过政府集团内部的隐蔽斗争提出的。左派的纲领在一年以前就提出了这样的警告：“右派和中派在共同对付反对派的情况下团结起来，但是在清除反对派以后，右派和中派之间的未来斗争将会不可避免地加速到来。”后来的发展正是这样。正在分裂中的集团的领导人们，当然绝不会承认左派的这个预测像许多其他预测那样会成为事实。直到一九二八年十月十九日，斯大林才公开宣称：“说我们中央政治局内有右倾或对右倾的调和态度——已经到了抛弃这种谣言的时候了。”[3]两派当时都在试探党机构的意见。受到压制的党天天都生活在阴险的谣言和猜测当中。但是只不过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一向善于摆脱困境的官方报刊宣称，政府首脑李可夫“曾经推测苏维埃政权要遭到经济困难”；共产国际的首脑布哈林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影响的导线”；而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主席托姆斯基只不过是一个可悲的工联主义者。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所有这三个人都是政治局的委员。由于同左翼反对派进行的整个斗争是从右派方面取得武器的，因此布哈林现在能够理直气壮地谴责斯大林，说他在反右派斗争中使用的武器，正是他所指责的左翼反对派的一部分纲领。
无论如何，到底还是作了改变。“发财吧！”这个口号，连同富农毫无痛苦地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终于遭到了谴责，虽然时间晚了些，却格外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工业化提上了日程。自我满足的那种清净无为的心情，被一种加快速度的恐慌情绪代替。列宁的差不多已被遗忘的口号“赶上并超过”，加上了新的字眼：“在尽可能最短的时期内”。作为最低纲领制订的五年计划，虽然原则上已经得到一次党代表大会的同意，但是一个新的计划代替了它，而这个新计划的基本因素完全是从已被打垮的左翼反对派的纲领中借来的。第聂伯水电站，昨天还被比作留声机，今天成了注意的中心。
在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新成就以后，口号又进了一步：“五年计划四年完成”。令人吃惊的经验主义者现在认为什么事情都能做到了。正像历史上往往出现的情况一样，机会主义转变成它的反面——冒险主义。从一九二三到一九二八年，政治局已经决定了接受布哈林的“龟行速度”哲学，现在却毫不费力地一跃而为每年增长百分之二十到三十，企图把各个部分的暂时的成就改为定额，而忽视了不同工业部门之间互为条件的相互关系。计划中的财政漏洞，用印制的纸票填塞。在第一个计划期间，货币流通量从十七亿增加到五十五亿，到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的时候，达到八十四亿卢布。官僚不仅摆脱了群众在政治上的监督——这种强制执行的工业化给群众增加了无法忍受的负担——而且摆脱了金卢布[4]所发挥的自动监督作用。通货制度本来在开始执行新经济政策的时候已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现在又连根动摇了。
然而，从农民方面出现了主要危险，这不仅是对实现计划来说是如此，就是对政权本身来说也是如此。
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五日，全国居民吃惊地从《真理报》的一篇社论中了解到，农村的面貌根本不是当局到那时为止所描绘的样子，相反，倒很像被开除的左翼反对派告诉他们的。报刊昨天还否认存在着富农，今天在上面的暗示下，发现不仅农村有富农，而且党内也有富农。事实表明，共产党的核心组织经常为富裕农民占据着，这些农民掌握着复杂的机器，雇佣雇工，对政府隐瞒几十万普特粮食，并且无情地谴责“托洛茨基主义”政策。报纸争先恐后地刊载耸人听闻的报道，揭露居于地方书记职位的富农如何拒绝批准贫农和雇工入党。所有的老标准都颠倒过来；好和坏互相换了位置。
为了养活城市，必须马上从富农那里得到每天的粮食。这一点只有用武力才能做到。没收余粮——不仅是富农的，还包括中农的——用官方的话来说，叫做“非常措施”。这个名词也许意味着，明天一切照旧。但是农民不相信这种好听的字眼，他们不相信是对的。粗暴地攫夺粮食，连富裕农民增加播种面积的积极性也给剥夺了。雇工和贫农没有活干。农业又一次进入了死胡同，国家也随之进入死胡同。因此有必要不惜任何代价修改“总路线”。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虽然还把个体经济放在主要地位，但是已经开始强调必须更快地发展苏维埃农场和集体农庄。然而，由于对粮食的需要非常紧迫，向农村进行的军事征讨不能停止，那个促进个体经济的计划只好搁置起来。结果必须“滑到”集体化方面去。收购粮食的暂时“非常措施”，出乎意料地发展成为一个“消灭富农阶级”的计划。互相矛盾的命令一个接一个，比粮食配给的命令还要多，从这些命令可以看出，显然，在农民问题上，政府不仅没有五年计划，连五个月计划也没有。
新计划是在粮食危机的刺激下制订的。根据这个计划，集体 农庄到五年末大约要容纳百分之二十的农户。如果考虑到，在前十年当中集体化在农村所占的比重还不到百分之一，那末，这个计划太大就是显而易见的了。这个计划到五年过了一半的时候，还远远落在后面。一九二九年十一月，斯大林放弃了犹豫不决的态度，而宣布要消灭个体经济。他说，农民正在“整乡、整区甚至整个省”地加入集体农庄。雅柯夫列夫在两年前还说，合作社在许多年内只能是“农户大海中的一些岛屿”，现在作为农业人民委员，却接受了命令要“消灭富农阶级”，并且在“尽可能最早的日期”全盘集体化。在一九二九年，集体农庄所占的比例从百分之一点七增长到百分之三点九。一九三〇年增长到百分之二十三点六，一九三一年是百分之五十二点七，一九三二年是百分之六十一点五。
现在，谁也不会愚蠢到再去重复自由主义分子的谰言，说什么集体化整个说来是在赤裸裸的武力下实现的。在以前的几个历史时期，农民在争取土地的斗争中，有一个时期举行了反对地主的起义，另一个时期向未开垦的地区输送了大批移民，还有一个时期则纷纷奔向形形色色的派别，这些派别答应用天上的乐园来补偿农民在地球上的那一小块地。现在，在没收大庄园和彻底分配土地以后，要把小块土地再联合成大片土地，成了农民、农业以及整个社会的生死存亡问题。
然而，只是这种一般的历史性考虑，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集体化的真正可能性，并不决定于农村陷入困境的深度，也不决定于政府的管理能力，而主要决定于现有的生产资源——也就是工业供给大规模农业以必需机器的能力。这种物质条件是缺少的。集体农庄建立时所拥有的装备，主要只适用于小规模经济。在这种情况下，言过其实的迅速集体化便具有了一种经济冒险的性质。
由于事先没有料到自己的政策进行了这样急剧的转变，因此政在新方针方面没有、也不可能进行甚至基本的政治准备。不公农民群众，就连地方政权机关也不知道要向他们提出什么要求。农民听到谣言，国家要攫夺他们的牲畜和财产，他们非常愤慨。而这种谣言同事实的距离并不远。实际上，官僚实现了他们以前讽刺左翼反对派的那句话：“掠夺农村”。对农民来说，集体化似乎基本上就是没收他的所有财物的一种形式。官僚机构不仅把马、牛、羊、猪集体化，而且把新出生的小鸡也集体化了。正像一个外国观察家所说的，官僚“把毡靴非富农化了，而这些毡靴都是从小孩子的脚上脱下来的”。结果，农民像患了流行病一样，纷纷廉价出售牲畜，或者为了得到肉和皮而把牲畜宰掉。
一九三〇年一月，在一次莫斯科代表大会上，有一个中央委员安德烈耶夫描绘了一幅集体化的两面图景：一面是，他断言正在整个农村强有力地发展着的合作化运动，“现在将摧毁道路上的一切障碍”；另一面是，农民在加入合作社以前争先恐后地出售自己的工具、牲畜甚至种籽，这种情况“所占的比例肯定日益具有威胁性”。不管这两种概括多么矛盾，二者对比之下却正确地表明，集体化的迅速实行乃是绝望的一种标志。上面提到的那位外国评论家写道，“全盘集体化使国民经济陷入一种几乎史无前例的毁灭境地，就像进行了三年战争一样。”
两千五百万单干农民的利己主义，昨天还是农业——虽然像农民使用的老马一样，但还有些力量——的唯一推动力，现在官僚却在缺乏技术设备、农学知识和农民本身的支持的情况下，设法一劳永逸地由两千个集体农庄管理处加以控制。这种冒险做法的悲惨后果，不久就产生了，并且一直延续了若干年。粮食的总收获量，一九三〇年曾经增长到八亿三千五百万担，在以后的两年中下降到七亿担以下。减少的数量从本身来看似乎并不是灾难性的，但它意味着，正好丧失了城市所需要的那一部分粮食，如果让城市即使保持那种长期的饥饿定量的话。在技术作物方面，后果还要糟。在集体化前夕，糖的产量曾经达到差不多一亿零九百万普特[5]，到全盘集体化的高潮时期，由于缺少糖萝卜，产量下降到四千八百万普特——也就是说，减少了一半。但是遭到破坏力最大的巨风的是动物的王国。马匹的数目减少了百分之五十五，即从一九二九年的三千四百六十万匹下降到一九三四年的一千五百六十万匹。牛的数目从三千零七十万只下降到一千九百五十万只，即减少了百分之四十。猪的数目减少了百分之五十五；羊减少了百分之六十六。人由于饥饿、寒冻、流行病以及镇压措施而死去的数目，不幸，没有像牲畜屠宰数统计得那么精确，不过也达几百万。造成这些牺牲的责任，并不在于集体化，而在于集体化时所使用的那一套盲目的、粗暴的和冒险性的方法。官僚机构一点预见性也没有。甚至企图把农民的个人利益同农庄的福利结合起来的集体农庄章程，到悲惨的农村遭到这样无情的破坏以后才公布出来。
这种新方针之所以具有强制性，是由于必须设法在一定的程度上摆脱一九二三至一九二八年政策所带来的结果。但是即使如此，集体化本来也还是能够、也应当拥有一种比较合理的速度和比较审重的形式。官僚既掌握着政权，也掌握着工业，本来可以把发展过程规划得不致把国家引向灾难的边缘。它本来可以、而且也应当采取比较符合农村的物质和精神资源的速度。“左翼反对派” 的流亡机关报在一九三〇年写道，“在有利的国内外环境下，农业的物质—技术条件在大约十年或十五年的时期内，可以得到彻底的改造并为集体化提供生产基础。但是在这个时期内，将会有不止一次的机会推翻苏维埃政权。”
这个警告并没有夸大其词。在全盘集体化的年代里，十月革命的领土上从来没有这样直接地充满了毁灭的气息。不满、不信任、苦难，逐步腐蚀着全国。通货的混乱，稳定的“传统的”自由市场价格的高涨，国家和农民之间从贸易关系过渡到粮食、肉类和牛奶征税，同大规模掠夺集体农庄财产以及大规模隐蔽这种掠夺行为进行的殊死斗争，为了反对富农的破坏行为（在“消灭”富农阶级以后）党所进行的纯粹军事性的动员，以及随之而来的恢复粮食卡片和饥饿口粮，最后还有恢复护照制度——所有这些措施使整个国家重新充满了那种表面上早已结束的国内战争气氛。
对工厂进行的粮食和原料供应，一个季度比一个季度坏。无法忍受的劳动条件引起劳动力转移，装病不上工，工作粗心大意，损坏机器，废品的百分比高，以及总的来说质量低劣。一九三一年的平均劳动生产率下降了百分之十一点七。根据莫洛托夫附带提到的一点——所有苏联报刊都曾刊载——一九三二年的工业产量只增加了百分之八点五，而不是原来年度计划所规定的百分之三十六。说实在的，在这以后不久全世界就听到，五年计划已经在四年零三个月的时间内完成。但是这一点只不过意味着，官僚在捏造统计数字和舆论方面厚颜无耻，毫无顾忌。然而，这还不是主要问题。危险的不是五年计划的命运，而是政权的命运。
政权侥幸保存下来了。
但这是政权本身的优点，因为它在人民的土壤中已经深深地扎了根。同样重要的是有利的外部环境。在农村经济混乱和内战频仍的那些年代，苏联主要是在一个外国敌人的面前陷于瘫痪状态。农民的不满情绪侵入了整个军队。不信任和犹疑不决挫败了官僚机器和领导干部的士气。在这个时期，无论是从东方或者是从西方给予一次打击，都有可能带来致命的后果。
幸运的是，在工商业陷于危机状态的最初几年中，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产生了迷惑的观望心情。谁也不准备打仗；谁也不敢尝试一下。不仅如此，没有一个敌对国家充分地认识到这种社会动乱的严重程度，这种动乱当时在官方歌颂“总路线”的吼叫声中正在震撼苏维埃的国土。
我们的历史纲要虽然简短，但它表明——我们希望它可以表明——工人国家的实际发展已经多么远地离开了逐步地不断地取得成就这样一幅美丽的图景。我们在下面将要探讨过去的危机，得出一些可以说明未来的重要征候。但是除此以外，对于我们来说，似乎还有必要对苏维埃政府的经济政策及其左右摇摆的情况进行一次历史性的回顾，以摧毁那种人工培养出来的个人拜物教。这种拜物教认为，要取得成就——不管真的还是假的——关键在于领导的特殊品质，而不在于革命所创造的那种财产社会化的条件。
当然，新社会制度的客观优越性本身，也表现在领导人的方法上。但是，这种方法同样地也反映了国家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的落后状态，同时还反映了小资产阶级具有局限性的条件，而当权的干部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形成的。
如果就此得出结论，说苏维埃领导人的政策无关紧要，那将是最严重的错误。世界上还没有别的政府，把整个国家的命运集中在自己的手中到这样的程度。资本家个人的成败，当然不是全部，但在很大的程度上，有时甚至在决定性的程度上，决定于个人的品质。作一些必要的改变，苏维埃政府在整个经济制度方面所占据的位置，也就是资本家在一个企业当中所占据的位置。国民经济的集中性，把国家政权改变为一种具有巨大重要意义的因素。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政府的政策就不能用概括的结果来判断，也不能用纯粹的统计材料来判断，而必须看清醒的预见性和计划领导在取得这些成就方面起了什么具体作用。
政府方针的左右摇摆，不仅反映了情况的客观矛盾，而且反映了领导人在及时了解这些矛盾和采取措施防止这些矛盾方面能力不够。要把领导的错误表达得像簿记一样准确，是不容易的，但是从我们对于这种左右摇摆的历史所作的概括说明当中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他们已经强加给苏维埃经济一种总开支极大的重担。
有一点当然还是不可理解的——至少以一种合理的态度对待历史的话——即一个思想最贫乏、犯错误最多的派别怎么会、为什么会反而占了上风，压倒了所有的其他集团，并且把一种毫无限制的权力集中在自己的手里。我们的进一步分析也将为我们提供这个问题的答案。与此同时，我们还会看到，专制领导的官僚主义方法同经济和文化要求的矛盾，同苏联发展过程中由于新危机和动荡不安的产生而不可避免地要求采取的必需措施的矛盾，如何越来越尖锐。
然而，在探讨“社会主义”官僚的双重作用以前，我们必须回答这个问题：以前取得的成就的真正结果是什么？社会主义在苏联真正建成了吗？或者更审慎地说就是：目前的经济和文化成就可以成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危险的保证——就像资产阶级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其成就变得能够成为防止农奴制度和封建制度复辟的保证那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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