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分子采取措施（准备开除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
有线电报与无线电报向全世界传出这样的消息：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被开除出党，与他们一起被开除的还有二十多名布尔什维克。依照官方消息，被开除的人似乎极力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新的镇压的政治份量自然是十分重大的。它的征兆意义也是巨大的。
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多年来曾是列宁最亲密的学生与同事。他们的弱点列宁比谁都知道得更清楚，但他善于利用他们的长处。在自己的“遗嘱”里，列宁认为必须提醒党，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在十月革命中的表现“不是偶然的”，尽管遗嘱的言语那么谨慎，不管是称赞的话还是否定的话都说得同样缓和，不致过份地巩固一些人和削弱另一些人。日后的事件极为明显地证实了这些话。不过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在列宁的党内扮演的角色也不是偶然的。所以今天把他们开除出党也使人想起他们的过去的和并非偶然的角色。
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是列宁时代直接掌管党和革命命运的政治局的成员。季诺维也夫是共产国际的主席。与李可夫、瞿鲁巴一起，加米涅夫是列宁生命晚期的副手，职务是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去世后，加米涅夫曾主持过政治局、劳动国防委员会和国家最高经济机构的工作。
1923年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合伙反对托洛茨基。斗争初期，他们对斗争后果的认识十分模糊，这当然不能证明他们有什么政治远见。季诺维也夫首先是名鼓动家，才华出众，但仅仅是名鼓动家而已。加米涅夫，照列宁的说法，是名“聪明的政治家”，但缺乏坚强意志，太容易迎合知识分子、文化市侩与官僚阶层。
斯大林在这场斗争中的作用更具本质上的意义。小资产阶级的外省气质、缺乏理论素养、对欧洲陌生，视野狭窄——这些已可论定斯大林其人，尽管他是个布尔什维克主义者。他对“托洛茨基主义”的仇恨，有比季诺维也失与加米涅夫深得多的根源，而且早就寻找政治表现了。由于自己不善于理论概括，斯大林先后促使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来担当此任，并从他们的讲话与文章中挑选他认为最适合自己目的的东西。
政治局多数人对托洛茨基的斗争，开始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个人性质的阴谋，但它很快就表现出自己的政治内容。它既不是简单的，也不是单一的。左派反对派在有威望的布尔什维克核心的周围，吸收了十月革命的许多组织者、国内战争的战士和很大一部分来自青年学生的马克思主义者。但这一先锋队后面，最初还拖着一条由形形色色的对什么都不满的、缺乏适应能力的以至抱屈叫冤的钻营家们形成的尾巴。只是日后斗争的艰难历程才使偶然的和不牢靠的同路人脱离了反对派。
在“三套马车”——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的旗帜下，集结了许多“老布尔什维克”，尤其是列宁在1917年4月就建议将他们交送博物馆的那些人；但同时也有许多严肃的地下工作者、党的坚强的组织者，他们真诚地相信托洛茨基主义取代列宁主义的危险迫在眉睫。不过时日越深，反对“不断草命”的、生长着和壮大着的苏联官僚制度就如同大墙一样，越来越密不透风。正是它才保证了斯大林最终压倒了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
“三套马车”内部的斗争——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作为私人斗争开始的：政治是由人和通过人搞的，所以任何人情世故的东西对它都不陌生——很快也展现了它的原则性内容。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季诺维也夫和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加米涅夫极力想依靠两个首都的工人。斯大林的主要支柱在外省和权力机关：在落后的外地省份里，权力机关比两个首都更早获得了无所不能的力量。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看重自己的国际地位。斯大林对西方共产党则不屑一顾。1924年他给自己的民族局限性找到了一个公式：单独一个国家里的社会主义。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向他提出了自己的怀疑与异议。但斯大林依靠“三套马车”动员起来的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力量，就足以水到渠成地战胜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
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的过去，他们同列宁一起工作的年月，侨居国外所受的国际教育——这一切本该与他们那种最终会使十月革命受到冲垮危险的独特性是格格不入的。新的上层斗争的结果，对很多人来说是惊异的：在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迫害中最坚决的两名鼓动者，原来竟是“托洛茨基主义者”阵营里的人。
为了减轻联盟的压力，左派反对派——不顾本文作者的警告和反对——缓和了行动纲领的某些措辞，并暂时放弃对最尖锐的理论问题做出答复。这未必正确，但1923年左派反对派毕竟没有再做实质上的让步。我们坚持不改。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来到我们一边。至于昨天的可恶的敌人1923年转到反对派一边之后，在多大程度上坚定了我们队伍对自己的历史正确性的信心，则不必深究了。
不过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这一次也没有预料到自己迈出的这一步的全部政治后果。如果说1923年他们曾指望用宣传战和组织策略使党摆脱“托洛茨基的霸权”，其它一切原封不动，那么现在他们则感到，1923年他们同反对派结盟会使他们很快就能控制权力机关，而且不仅可以恢复自己的地位，也可恢复列宁的党的方针。
他们又错了。党内的私人对抗与小集团已完全成了毫无个性的社会力量、阶层与阶级的工具。反对十月革命的势力，有它自己的内在规律，是不能简单地通过计谋和策略就跳过它沉重的节拍的。
反对派联盟与官僚机构之间的斗争一天天尖锐起来，达到了最后的界限。事情已不再是辩论，哪怕是鞭子下进行的辩论，而是与苏联官方机关分裂，也就是说，是关于带有巨大危险和不牢靠出路的多年斗争的前途了。
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后退了。就像1917年十月革命前夜，他们害怕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分裂一样，十年后，他们害怕与苏联官僚机构分裂。所以这“不是偶然”的，因为苏联官僚机构四分之三的人，正是1917年以十月“冒险”必遭失败来吓唬布尔什维克的那些人。
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在十五大召开之前，在从组织上粉碎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时候投降，左派反对派把这看作可恶的背信弃义。实质上它也正是这样。不过，这次投降也是合乎规律的，这规律不仅是心理上的，也是政治上的。在马克思主义一系列基本问题（无产阶级与农民、“民主专政”、不断革命）上，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站在斯大林官僚机构与左派反对派之间。理论上模模糊糊，在实践中往往不可避免地要遭到报应。
在宣传鼓动方面完全是急进主义的季诺维也夫，在需要从政治公式得出结论时却总是止步不前。季诺维也夫积极反对斯大林的中国政策，却又一直反对共产党与国民党决裂。他一方面揭露斯大林与佩列谢尔和西特林结盟，另一方面却在英俄委员会破裂面前缩手缩脚。参与反对热月倾向，却事先给自己定了戒律：任何情况下都不弄到被开除出党的地步。这种不彻底性为不可避免的失败奠定了基础。“怎么样都行，只要不开除出党”便意味着：在斯大林许可的范围内反对斯大林主义。
投降之后，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竭尽全力，以便重新得到上层的信任，并能再次在官方圈子里得到认同，季诺维也大与单独一国的社会主义理论调和了，重新揭露“托洛茨基主义”，甚至企图直接巴结斯大林。什么也无济于事。投降者忍耐，沉默，等待。然而终究未能等到投降五周年的纪念日：他们卷入了“阴谋”，从党内被开除了，也许被驱逐出境或流放外地了。
令人吃惊的是，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并不是因为自己的事业和自己打起旗帜而遭难。在10月9日被宣布开除出党的人的花名册上，基本都是明显的右派分子，即李可夫–布哈林–托姆斯基的追随者。这是否意味着左倾中派主义联合右倾中派主义反对官僚核心呢？我们将不急急忙忙做出结论。
在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之后，名册中最著名的名字是乌格拉诺夫与柳金，党中央的两名要员。乌格拉诺夫作为莫斯科委员会的总书记，柳金作为宣传部长，领导了首都反对左派反对派，清除各个角落的“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1926——1927年他们在诽谤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为执政集团的“叛徒”时，尤为猖狂。当乌格拉诺夫与柳金由于斯大林路线向左倾斜而成了右派反对派实际上的主要组织者时，所有反对他们的官方文章与讲话都是出自同一个公式：
“……乌格拉诺夫与柳金在与‘托洛茨基主义’斗争中的巨大功绩谁也不能否认；但是他们的立场终究是富农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
斯大林分子佯装看不见，这场斗争正是从这种立场出发进行的。无论当时，还是现在，只有左派与右派才坚持原则性立场。斯大林分子在政治上是靠这派与那派的施舍过日子的。
还在1928年，乌格拉诺夫与柳金就开始宣称，在党内制度问题上，左派反对派是正确的——招认更能使人领教，说明在确立斯大林制度方面，任何人也不能像乌格拉诺夫与柳金那样自诩有功。不过，在党内民主问题上的“一致”，并不能使左派反对派在对待右派的态度上变得心软。党内民主不是一个抽象的准则：无论怎样，它也不是为热月政变阴谋倾向作掩护的。然而在右派阵营中，正是乌格拉诺夫与柳金，至少在那些年内，充当了热月政变阴谋的最出类拔萃的人物。
党中央决议在阴谋的参加者中点出的还有其他著名右派人物，如斯列普科夫与马列茨基，他们是布哈林派的红色教授，共青团和《真理报》的领导人，中央许多纲领性决议的鼓舞者，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无数文章与小册子的作者。
普塔什内与哥列洛夫也被列入公敌名单之中，并指明他们过去曾属于“托洛茨基反对派”，这里果真可以说他们是后来归附于右派的两个鲜为人知的左派投降分子，抑或摆在我们面前的是目的在于欺骗党的一纸伪造，——我们无力对此做出判断。不排除第一种，但也完全可能是后者。
在参加者的名单中，没有右派反对派的主要领导人。资产阶级报纸说，布哈林
“……彻底恢复了自己的党内地位”
并将在教育人民委员部取代布勃诺夫，后者将调入国家政治保卫局；李可夫也重新受宠，在电台发表了讲话，云云。“阴谋者”名单中既没有李可夫，也没有布哈林和托姆斯基这一事实，的确把官僚机构对原右派反对派的这三位首领的某种暂时的宽容弄得近乎属实了。但恢复他们原来在党内的地位是无从谈起的。
这个小集团整个被控告有罪，他们要建立
“……资产阶级富农组织，以便在苏联恢复包括富农制在内的资本主义”。
惊人的表述！恢复“包括富农制在内的资本主义”的组织。这个“包括”的部分暴露出了整体，或者至少说暗示出了整体。斯列普科夫与马列茨基这样一些被开除出党的人，在与“托洛茨基主义”斗争期间，追随自己的导师布哈林，发展了“富农长入社会主义”思想，是无庸争辩的。从那时以后他们移动到了哪一边——我们不知道。但完全可能的是，今天他们的罪行与其说在于他们企图“恢复”富农制，还不如说，他们不承认斯大林在“富农作为阶级已被消灭”方面的胜利。
可是，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对“恢复资本主义”的纲领抱什么态度哪？苏联报刊报道他们参与罪行时说：
“知道广为流传的反革命文件后，他们不是立即揭露富农代言人，而是更愿意讨论这个（?）文件，并以此充当反党反革命集团的直接同谋者。”
于是，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便被加上了“更愿意讨论”文件，而不是“立即揭发”的罪名。指控者们甚至不敢断言，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根本就没有打算“揭发”。不，他们的罪行不在于“更愿意讨论”而是“揭发”。他们在哪里，怎么样以及同谁讨论的？假若这事发生在右派组织的秘密会议上，指控者是不会忽略不讲的。显然，只是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两人“更愿意讨论”。讨论的结果，他们宣布自己同情右派行动纲领了没有呢？假若暗示的这种同情属实，我们就会从决议中知道此事的。闭口不提就证明事情恰好相反：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显然只是对行动纲领进行了批判，而没有给亚哥达打电话。可是，正因为他们没有打电话，所以《真理报》就给他们添上了这样的话：“我们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
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指控方面这种粗笨的强拉硬扯，使我们有充分理由得出结论：打击正是对准他们的。并不是因为他们在最后一段时间内表现了某种政治积极性。我们对此一无所知，而且更重要的是，如审讯中可以看到的那样，党中央对此也一无所知。但客观的政治状况是如此槽糕，以致斯大林再也不能容忍党内有这种那种反对派的合法的候补领袖人物存在。
斯大林的官僚体制当然早就懂得，被他们所抛弃的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对党内的各种反对派“十分感兴趣”，而且阅读过并非专对亚哥达的种种文件。1928年加米涅夫甚至与布哈林进行过建立联盟的可能性的密秘谈判。这些谈判的记录，左派反对派当时刊登过。然而斯大林分子不敢开除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他们不到万不得已不想以新的难堪的镇压败坏自己的声誉。经济成功的一段时期开始了，其中部分是真实的部分是虚假的。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并不构成直接的危害。
现在情况根本变了。不错，报上解释开除之事的那些文章称：因为我们经济上极为牢固；因为党已变得坚如盘石，这样我们“就连最小的调和”也不能容忍。但这一解释却使真相大白于天下。不得不以显然是虚假的理由开除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反而证实了斯大林和他的派别的极其软弱性。之所以要匆匆忙忙地消灭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并不是因为他们的行为变了，而是因为形势变了。柳金集团，不管它真正的作用如何，在当时情况下被拉来只是为了摆摆餐具而已。斯大林分子“采取措施”是因为预见到他们可能很快就会受到追究的。
总的来说，不能否认，对1923——1928年鼓励斯大林政策的右派人物、对两个或真或假的原“托洛茨基主义者”、对知情不报的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的那次联合审讯——是斯大林、雅罗斯拉夫和亚哥达政治创作的当之无愧的佳作。典型的热月政变型的混合物！联合审讯的目的旨在把水搅混，使党误入歧途，增加思想混乱，并以此干扰工人们分辨是非和找到正路，它的附带的任务则是从政治上贬低原来的左派反对派领袖，也就是现在因与右派的“友谊”而被开除出党的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
这里自然就出现一个问题：这些老布尔什维克们、这些聪明的人和有经验的政治家们怎么能让对手给自己这样的打击哪？他们为了留在党内而放弃了自己的纲领，又怎能因与别人的纲领的莫须有的联系终于离开了党呢？不得不回答说：连这个结果也不是偶然的。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企图在历史面前投机取巧。当然，他们首先遵循的是关心苏联，关心党的统一，而绝不是关心自己安宁。然而他们给自己制订的任务不在于革命、俄罗斯革命与世界革命方面，而在于要低得多的苏联官僚体制方面。
在投降之前那个对他们来说极为艰难的时刻，他们对我们、他们当时的盟友喊：“向党靠拢”。我们回答道，我们完全是在向党靠拢，不过这是指在另外的，与斯大林和雅罗斯拉夫斯基所需要的相比高得多的意思而言。
“可是知不知道这是分裂？知不知道这是导致国内战争与苏维埃政权垮台的危险？''
我们回答道：
“假若不遇到我们的反抗，斯大林的政策不可避免地会使苏维埃政权灭亡的。”
这种思想也反映在我们的纲领中。原则是会胜利的，投降则不会胜利。我们将尽一切努力，使为原则而进行的斗争能顾及到国内的与国外的整个局势，然而不能预见到发展的所有方案。与革命捉迷藏，与阶级捣鬼，对历史耍手腕——是瞎了眼睛和有罪的。在这种复杂而严峻的条件下，我们应当遵循这样的原则，法国人用如下的话对这一原则做了绝妙的表述。“Fais cc quedolt, advienne que pourra！”（该做的就做，将来是怎样就让它怎样！）
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成了不照这一原则办事的牺牲品。
拉狄克与皮达科夫作为新闻工作者与官吏，他们将为任何一个得胜的派别服务（借口是他们为社会主义服务），如果撇开他们这类完全堕落的投降分子不谈，而把投降主义分子放在一起，作为一个政治团体来看，他们则是党内温和的“自由主义者”，在一定的时候，他们会极力地过份左倾（或右倾），然后就与当权的官僚体制和好。然而今天的特点是，好象是彻底的和好却又开始动摇，并以极其尖锐的形式崩溃。上层的新冲突反映了群众中的深刻进展，开除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乌格拉诺夫与其他人的巨大象征意义就在这里。
哪些政治前提形成了1929——1930年间的投降呢？官僚体制把方向盘朝左扭；工业化的胜利；集体化的迅猛进展。五年计划抓住了工人群众。展现了广阔的前景。工人在盼望眼前的和决定性的社会主义胜利中容忍了政治独立性的丧失。贫苦农民等待着集体农庄改变他们的命运。底层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当然，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农业经济基金。这就是接连投降的经济前提与政治气候。
经济比例失调的增长，群众处境的恶化，工人和农民同时增长的不满情绪，权力机关内部本身的涣散——这是所有的、各种各样的反对派活跃的前提。党内矛盾的尖锐化与高度紧张的惊恐，越来越促使温和的，小心谨慎的，时刻准备着妥协的党内“自由主义者”走上对抗的道路。被赶入死胡同的官僚体制迅速报之以在很大程度上是先下手为强的镇压。
左派反对派公开的声音我们暂且听不到。那些报道说似乎要给李可夫与布哈林以宽恕的那些资产阶级报纸，同时又报道“在托洛茨基主义者中进行新的群众性的大逮捕”，——这是不明智的。在苏联，五年来左派反对派遭到了如此骇人听闻的政治迫害，它的干部置身于如此特殊的环境中，致使它在公开形成自己的派别和有组织地在开展的事件中采取行动方面，比合法的“自由主义者”遇到的困难要多得不可估量。顺便说明，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提醒我们，在与专制政体进行斗争时，自由主义者曾利用自己合法的优势，总是首先以“人民”的名义讲话；不过自由资产阶级与官僚政体之间进行的斗争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与无产阶级开辟了道路。当然，这里事情说的只是历史的相似；可是我们还是以为它向我们说明了些什么。
中央九月全会的决议完全不适时和不适当地吹嘘说：
“粉碎了反革命的托洛茨基主义，揭露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反列宁主义的富农立场的实质后，党……到目前为止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应该想到，在不远的将来就会暴露出，左派和右派反对派不仅没有被粉碎和没有被消灭，而且恰恰相反，政治上只有它们还存在着。正是近三四年来的官方政策，给右派热月政变倾向提供了条件。不管左派右派，为了应付这段时间都在谈退却，这使斯大林分子要把左派和右派混为一谈的欲望在某种程度上得以缓和。这是不可避免的：必须从冒进路线退却，现在成了无产阶级国家的性命攸关的任务，中央官僚体制的人物，除了使退却尽可能的有秩序和不致面子丧失贻尽以外，不存在别的任何幻想。然而他们不能不意识到，在食品和各种物质匮乏的情况下退却的代价可能太大。所以他们的退却是偷偷摸摸进行的，并且还指责反对派有搞退却的趋势。
现实的政治危险在于，右派，这个向来都是退却的派别，有机会说：这是我们历来的要求。党所处的黑暗环境，不能使工人们很快弄清经济进程的辩证法和正确评价右派复杂的基本立场中的有局限的一时一地的“正确性”。
所以更显得重要的就是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明白无误的、独立的、有远见的政策。要细心关注国家和党的各种进展。要根据各个小团体的思想和社会关系对它们做出正确评价。不要害怕与右派在个别的策略方面的巧合。不因策略上的巧合而忘掉战略路线上的对立。
苏联无产阶级中的政治分化将按下列问题完成：怎样退却？退到什么程度？什么时候和怎样转入新的进军？以什么样的速度进军？
不管这些问题本身多么重要，但仅此是不够的。我们不是在制订单独一个国家的政策。苏联的命运将取决于它同世界发展的不可分割的关系。必须把全部意义上的世界共产主义的问题重新摆在俄罗斯工人的面前。
只有左派反对派独立的行动和在它的旗帜下联合成无产阶级的核心，才能振兴党、工人阶级国家与共产国际。
列·托洛茨基
1932年10月19日
（吕绍宗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