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为了检验我们是否夸大了危险和是否对爬行估计不足，我们还是来用那个收购粮食的新问题为例子。所有的内政问题都再好不过地夹杂在这个问题之中。
1926年12月9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第七次全体会议上，在第一次说明我们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理由时，布哈林说道：
“我们的反对派反对党中央（我指的是1925年秋天）的最有力的论据是什么呢？当时，他们说：矛盾正在难以置信地增长，而党中央却不能理解这一点。他们说：手中集中了几乎所有余粮的富农们搞了一场对付我们的‘粮食战’。这就是粮食的事搞到如此糟糕地步的原因。所有的人都听到了这一点……因此，那些发了言的同志说道：富农更有力量了，危险性增长得更大了。同志们，假如第一种和第二种见解都是正确的话，那么，今年，在我国还会有一场更厉害的、对付无产阶级的‘富农的战斗’。实际上……征购的数字，与去年相比，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这是在经济领域里的不容置疑的成就。但是，按照反对派的话说，一切都应该相反。反对派诬蔑说，我们在帮助富农的增长，我们老是在让步，我们在帮助富农组织粮食战，而实际的成果则证明了相反的东西”。
（速记报告，第2卷，第118页）
这就是相反的东西。那就大错特错了。我们的这位不幸的理论家对一切问题都毫不例外地证明“相反的东西”。这不是他的过错，也就是说，不仅仅是他的过错，因为爬行的政策根本经不得理论上的概括。因为布哈林离开了这种药方就无法生活，那么，他就不得不在所有的送葬仪式上宣布：你们忍受是忍受不下去的。
1926年春天
（冀元璋 译）
[1]索柯里尼柯夫（1888——1939年）。十月革命后曾任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常，财政人民委员、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等职。——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