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马拉穆特同志：
我担心斯大林分子会在《生活》杂志社里搞某种阴谋，听说这家杂志社的工作人员中有不少斯大林分子。我至今未从编辑部收到任何回音。您是否知道其中的情由？无论怎样，他们也应当支付稿酬，因为文章是约定的。
至于说到葬礼[1]的日期，就我目前所知道的情况——其中也包括您的信，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当我从苏呼米返回莫斯科的时候，当我和几个十分亲密的同志谈起葬礼的时候（这个话题是顺便提及的，因为时间已经过去了三个多月），人们告诉我说，他（斯大林）或是他们（三人联盟）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在星期六举行葬礼，他们只不过是不要您参加而已。是谁跟我讲的呢？可能是斯米尔诺夫[2]或穆拉洛夫[3]，大概不会是斯克良斯基[4]，因为他很善于自持，说话小心谨慎。不管怎样，反正我得到的感觉是，根本就没说过要在星期六举行葬礼。
现在，我看到，这一阴谋诡计比原想的还要复杂。斯大林并不满足于用一封电报通知我葬礼定在星期六举行。他以政治局的名义，也许是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向军事当局发出准备星期六举行葬礼的指令。穆拉洛夫和斯克良斯基自然对这一指令信以为真，虽然对如此仓促的日期不无惊讶。季诺维也夫在共产国际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
斯大林从一开始便在星期六这个日期上做了手脚，这一结论是从一系列情况，其中包括您所援引的瓦尔特·杜兰特提供的资料中得出来的。他肯定地说，有许多人从比梯弗里斯距莫斯科还远的地方及时赶来了。但他并未解释他们怎么才能完成这样的奇迹。其实，答案很简单。从边远地区前来参加葬礼的，自然是些最主要的负责官员：委员会书记、执行委员会主席等等。在这个时期，斯大林与大部分高级官员之间，正如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所揭露的那样，有一套特殊的“私人”密码，专门用来在所有与反对我有关的问题上进行联络。在报纸上登出有关列宁逝世的消息之前，所有这些书记肯定收到了命令他们立即前往莫斯科的密电，而且对葬礼的日期多半只字未提。斯大林在这个危急的关头动员了他在全国各地的所有手握大权的亲信。如果葬礼当真安排在星期六举行，那么，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把那部分亲信召来参加葬礼，因为他们呆的地方要比梯弗里斯离莫斯科远得多。这一阴谋诡计的确要比我当时在苏呼米以及几个月后在莫斯科从那些简短的谈话中得到的感觉更为复杂。不过，问题的本质还是一样的。
顺便提及，杜兰特几年前对这件事情的详细解释——当然是奉了上头的指令——这一事实，表明斯大林认为把这一痕迹也消灭掉是大有益处的。
1939年11月17日 科约阿坎
[1]指列宁的葬礼。——译注
[2]斯米尔诺夫（1881——1936年），曾任党中央候补委员，邮电人民委员等职。——译注
[3]穆拉洛夫（1877——1937年），曾任北高加索和莫斯科军区司令员等要职。——译注
[4]斯克良斯基（1892——1925年），曾任副陆军人民委员和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译注